㈠ 金融业如何去杠杆防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业成为大规模外溢效应的渠道,国际资本流动透过金融机构网络跨境交易形成的外部冲击日益显著,实行灵活汇率的国家也难免资本流动冲击。2008年面对外部冲击,欧盟内部各国纷纷“以邻为壑”,各自为国内所有银行存款提供全额担保,避免资金外流维持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蒙代尔三难困境”理论框架受到质疑,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流动性周期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对国际跨境信贷流动和金融市场杠杆有重大影响,汇率自由浮动难以抑制资本流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受流动性周期影响的经济体,从“三难困境”:无法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变为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货币政策独立的“两难”选择。其政策含义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市场杠杆交易监管,切断外部冲击传导渠道,可确保货币政策独立稳定金融形势。
流动性的实质源于货币创造,第一层次是货币当局供应基础货币创造流动性。第二层次是银行以及影子银行体系通过信用扩张期限转换派生存款创造流动性。这意味货币政策能否不受干扰服务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宏观经济目标,取决于货币当局是否能够控制流动性来源。
从流动性供给层次看,基础货币提供的流动性要比市场内生杠杆交易衍生的流动性稳定。货币乘数代表了银行、影子银行体系等信用(债务)创造货币的程度,一定程度也表明了金融系统的杠杆水平。中国货币乘数从2011年3.79升至2017年4月的5.33,达到1997年以来的历史高位。
货币乘数高表明基础货币不足,货币供应的增长严重倚赖货币派生渠道信用创造货币,流动性更多是由债务杠杆交易提供。这类杠杆交易主要由风险偏好上升驱动,金融机构加杠杆加大同业拆借、回购等短期融资,配置公司债券、信托受益人权益(公司贷款、信托产品和理财产品)等长期限风险资产,减持优质流动性资产,导致风险资产价格上涨,扭曲风险溢价信用利差缩窄,催生资产泡沫。市场交易量增加烘托下,表面上市场流动性充裕,但这类债务杠杆交易衍生的流动性具有脆弱属性,资金流动对境内外息差、汇差极敏感。一旦出现市场压力撤资,这些流动性就可能迅速消失,刺破资产泡沫引致危机。
㈡ 中国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发表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署名文章。周小川在解读十九大报告时,重点围绕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表现、成因及对策展开论述,着重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在周小川的文章中,透露着未来金融行业发展大的政策方向,包括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这是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未来抉择;金融监管还会进一步强化,除当前实行的加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互联网金融监管外,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非法金融活动和乱办交易所等乱象严格监管,以及加强对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的利益输送行为的问责也是未来监管重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也将进一步加强,央行将在维护货币稳定的职责上进一步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意味着其权责进一步提升;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去杠杆会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会放松,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将进一步推进。
此外,周小川还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未来监管的几大重点领域,“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周小川则强调,党的领导要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这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系统性风险可以用贝塔系数来衡量。
㈢ 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以及杠杆率是什么意思
首先定义杠杆一词,个人理解来自于“财务杠杆”概念。当企业负债经营时,用较小的权益资产支持起了比较大的经营规模,由此产生“杠杆效应”。按这个逻辑,我理解的“去杠杆”就是指企业或经营主体主动降低资产负债率。如果这个理解从根本上就错了,请用力拍砖。
去杠杆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政府去杠杆,二是金融去杠杆,三是企业去杠杆。
一、政府去杠杆政府去杠杆,就是削减政府债务,对中国而言重点是地方政府债务。其实中国政府整体债务占GDP比重与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相比,还不算高,去杠杆的需求不是太迫切。主要问题是不透明,让中央领导、银行心里没底。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政府去杠杆,不如说是调结构更合适。
第一个问题经济界讨论的很多,见仁见智吧。我没有具体数据不做判断,但有一点很明确。
现存债务已是既成事实,投资项目有清偿能力还得上最好,还不上就从全国财政大盘子里找钱,实在还不上,就只能债务重组。
当然债务重组最好的办法不是像早先那样,再剥离几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这样等于全国人民集体买单,效率不高且不公平。而是对银行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相关不良贷款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CLO),吸引投资者来买。悲观的投资者可以买优先级,低风险低收益。乐观的投资者可以买劣后级,高风险高收益。这样就把地方债务风险从银行体系转移到了广泛的投资人身上,也就盘活了债务存量。
关于第二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明确政府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建立规范的地方债、资产支持证券(注意,这里指狭义ABS!不是CLO)发行机制,让真正用钱的和投钱的直接见面,是为用好增量。这一点对承销商,如银行、券商们,是利好。
具体到银行,去杠杆不可能是减少存款,现在看来也只能压缩同业业务、表外业务了。银行是整个社会最大的资金来源,同业不让做,表外业务受限于资本压力短期内不可能全回到表内,这样看来全社会资金成本会上升。对银行而言利好利空很难判定,因为我不清楚同业、表外业务给银行带来的收益大还是风险大,请大家指教。但对依赖理财产品、同业业务等筹集资金的企业,短期内则是大利空。
有人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为了金融去杠杆,个人认为理解有误,应该是转移银行信用风险的举措。信贷资产属于银行资产,而卖资产无论如何不会降低银行的杠杆水平的。因为它和银行负债端的资金来源根本就是两回事。不过,如果CLO能够常规化、可盈利,债务风险就能有效转移,那长期来看对银行业确实是一个利好。需要说明的是,CLO的开展,给银行带来信贷额度,如果不对这部分信贷流向进行指导控制,很可能资金又会流向政府融资平台。这样的话,反而不利于政府去杠杆了。
㈣ 去杠杆和强监管使得M2在低位运行了吗
短期看,去杠杆、强监管使得M2在低位运行。2017年以来,在去杠杆形势下,多个金融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控制杠杆率、禁止过度期限错配、严禁监管套利等。如2017年底,针对资管业务存在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监管套利、刚性兑付等问题,设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则;针对“现金贷”乱象,明确了原则底线,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清理整顿措施等。
据央行初步测算,2017年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全年同比少增,下拉M2增速超过4个百分点。同时,货币持有主体的变化对此也有所印证。2017年末,金融机构持有的M2增长7.2%,比整体M2增速低1个百分点,住户和企事业单位持有的M2增速则高于整体M2增速。
㈤ 为什么监管这么有决心去杠杆,其底层逻辑是什么
金融杠杆(leverage)简单地说来就是一个乘号(*)。使用这个工具,可以放大的结果,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收益还是损失,都会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加。
至于如何稳步去杠杆那是监管层的问题,跟咱们没关系!有时间多琢磨怎么赚钱吧?
㈥ 资管新规的核心内容
4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我部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研究文章,本文为第一篇,从十方面快速解读资管新规核心内容。
监管部门在吸收反馈意见之后,对正式出台的资管新规相比征求意见做了一定的修改,主要是考虑金融稳定和可实施性,如延长过渡期一年半到2020年底,但是打破刚兑、净值化转型等总的原则并没有变化,且对标准化产品的界定更清晰。
资管新规的总体思路是:按照资管产品的类型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对同类资管业务作出一致性规定,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为资管业务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资管新规的监管理念:加强监管协调,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施功能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资管业务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按照产品类型而非机构类型统一标准规制,同类产品适用同一监管标准,减少监管真空,消除套利空间。
资管新规的监管原则:
(一)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按照产品类型而不是机构类型实施功能监管,同一类型的资产管理产品适用同一监管标准,减少监管真空和套利。
(二)实行穿透式监管,对于多层嵌套资产管理产品,向上识别产品的最终投资者,向下识别产品的底层资产(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三)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建立资产管理业务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政策工具,从宏观、逆周期、跨市场的角度加强监测、评估和调节。
(四)实现实时监管,对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销售、投资、兑付等各环节进行全面动态监管,建立综合统计制度。
资管新规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打破刚兑,禁止资金池业务
资管新规明确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打破刚性兑付。,“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
并且对刚性兑付做了明确定义,存在以下行为的视为刚性兑付:
(一)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人或者管理人违反真实公允确定净值原则,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益。
(二)采取滚动发行等方式,使得资产管理产品的本金、收益、风险在不同投资者之间发生转移,实现产品保本保收益。
(三)资产管理产品不能如期兑付或者兑付困难时,发行或者管理该产品的金融机构自行筹集资金偿付或者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偿付。
(四)金融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认定存在刚性兑付行为的,区分以下两类机构进行惩处:
(一)存款类金融机构发生刚性兑付的,认定为利用具有存款本质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进行监管套利,由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存款业务予以规范,足额补缴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保费,并予以行政处罚。
(二)非存款类持牌金融机构发生刚性兑付的,认定为违规经营,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纠正并予以处罚。
二、资管产品净值化转型
资管新规规定,“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实行净值化管理,净值生成应当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及时反映基础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金融资产坚持公允价值计量原则,鼓励使用市值计量。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摊余成本进行计量:
(一)资产管理产品为封闭式产品,且所投金融资产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并持有到期。
(二)资产管理产品为封闭式产品,且所投金融资产暂不具备活跃交易市场,或者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也不能采用估值技术可靠计量公允价值。
资管新规对摊余成本法的使用限制比较严格,按此定义开放式产品都不能采用摊余成本法,对于货币基金能否采用摊余成本法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我们会持续关注。且对于采用摊余成本法计量的产品,金融机构前期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加权平均价格与资产管理产品实际兑付时金融资产的价值的偏离度达到5%的进行限制,防范流动性风险。
三、产品分类管理,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提升
新规从两个维度对资管产品进行分类。一是从资金来源端,按照募集方式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两大类。公募产品面向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偏弱的社会公众发行,风险外溢性强,在投资范围等方面监管要求较私募产品严格,主要投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以及上市交易的股票,不得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私募产品面向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较强的合格投资者发行,对合格投资者要求较高。
二是从资金运用端,根据投资性质分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混合类产品四大类。按照投资风险越高、分级杠杆约束越严的原则,设定不同的分级比例限制,各类产品的信息披露重点也不同。
四、严格区分标准化资产和非标资产
新规规定公募产品主要投资于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以及上市交易的股票。对于能否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需要监管部门将要出台的细则予以明确。新规规定,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之外的债权类资产均为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而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等分化,可交易。
2.信息披露充分。
3.集中登记,独立托管。
4.公允定价,流动性机制完善。
5.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经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
从上述条件看,对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认定比较严格,但是具具体认定规则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此外,新规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将资产管理产品资金直接投资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
五、限制杠杆水平
资管新规参照公募基金的监管标准,对杠杆做了明确限制。“每只开放式公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140%,每只封闭式公募产品、每只私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200%。”且另外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以受托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份额进行质押融资,防止放大杠杆。
资管新规对资管产品分级做了规定,公募产品和开放式私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只有封闭式私募产品可以进行份额分级,且对分级比例做了限制: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不得超过3:1,权益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不得超过1:1,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混合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不得超过2:1。
六、防范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
资管新规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合理确定资产管理产品所投资资产的期限,加强对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为降低期限错配风险,金融机构应当强化资产管理产品久期管理,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期限不得低于90天。资产管理产品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的到期日或者开放式资产管理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应当控制资产管理产品所投资资产的集中度,单只公募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单只证券或者单只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值不得超过该资产管理产品净资产的10%等。
资管新规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资产管理产品管理费收入的10%计提风险准备金,或者按照规定计量操作风险资本或相应风险资本准备。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产品余额的1%时可以不再提取。
七、鼓励成立银行资管子公司,要求独立托管
主营业务不包括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强化法人风险隔离,暂不具备条件的可以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业务经营部门开展业务。
本意见发布后,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资产应当由具有托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独立托管。过渡期内,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质的商业银行可以托管本行理财产品,但应当为每只产品单独开立托管账户,确保资产隔离。过渡期后,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质的商业银行应当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该商业银行可以托管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但应当实现实质性的独立托管。
八、统一监管标准,消除监管套利
资管新规的总体思路是:按照资管产品的类型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对同类资管业务作出一致性规定,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为资管业务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新规规定: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在账户开立、产权登记、法律诉讼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地位。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基于风险防控考虑,确实需要对其他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采取限制措施的,应当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达成一致。新规将嵌套层级限制为一层,禁止开展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
九、提高资管行业准入门槛,严格限制非金融机构
资管新规规定,资产管理业务作为金融业务,属于特许经营行业,必须纳入金融监管。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非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开展资管业务的,依法予以处罚,同时承诺或进行刚性兑付的,依法从重处罚。且明确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得借助智能投资顾问超范围经营或者变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十、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为本意见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底,较征求意见稿延迟一年半时间。对提前完成整改的机构,给予适当监管激励。过渡期内,金融机构发行新产品应当符合本意见的规定;为接续存量产品所投资的未到期资产,维持必要的流动性和市场稳定,金融机构可以发行老产品对接,但应当严格控制在存量产品整体规模内,并有序压缩递减,防止过渡期结束时出现断崖效应。金融机构应当制定过渡期内的资产管理业务整改计划,明确时间进度安排,并报送相关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由其认可并监督实施,同时报备中国人民银行。
过渡期结束后,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按照本意见进行全面规范(因子公司尚未成立而达不到第三方独立托管要求的情形除外),金融机构不得再发行或存续违反本意见规定的资产管理产品。对过渡期结束后仍未到期的非标等存量资产也作出妥善安排,引导金融机构转回资产负债表内,确保市场稳定。
㈦ 银行调整同业业务“去杠杆”对哪些行业有影响
监管层对同业业务进行监管,
力促缩短资金链条和适当控制发展规模都是非常必要的。
在监管中,更应控制好节奏、把握好力度。
㈧ 如何理解监管当局的监管态度
今天两市大盘股指双双高开低走。受央行降准消息的影响早盘大幅跳空高开,开盘后逐波震荡走低,11点左右在上证指即将回补完跳空缺口时出现止跌回抽,但由于市场信心不足,抛压较大,午后小幅冲高之后再次震荡回落。截至收盘,上证指下跌37.59点,收于3136.53点;深成指下跌50.97点,收于11065.58点。量能较上一交易日同比昨日有所放大,两市合计共成交了6320亿元。
今天大盘大幅跳空高开之后出现震荡回落基本符合我们昨晚更新文章时分析的预判,同时也给了那些抄袭“砖家”、墙头草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昨晚央行降准消息出台后,有不少抄袭“砖家”、墙头草们赶工更新文章,见风使舵的吹嘘大盘将要突破、暴涨、再创新高等。而我们始终保持颗冷静的心,提示结合消息面来看:今天市场出现高开的概率很大,不过上方多条均线对大盘的压力还是不容忽视,只有量能进一步释放,重新跨越多重压力线形成的压力才有希望继续向上拓展空间,否则维持震荡整理居多。毕竟管理层并不希望市场走出疯牛行情,把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入到资本市场中去。事实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实力。
众所周知我们A股是政策市,监管层的态度已经很明显,近期市场最核心的监管方向就是去杠杆和减缓股市上涨。这样可以规避实体经济空心化,控制金融风险也在其中。所以这里的降准不是针对股市,而是针对目前人民币和实体经济的运行态势。高层希望释放出来的流动性留在实体经济运转,股市的上涨将会带来更多的监管限制措施,A股在目前包括往后一段时间内都不太可能出现2014年末的那种疾风骤雨的暴涨了。
从技术上看:今天大盘高开低走,盘中震荡加大,30日均线得而复失,10日与20日均线对大盘形成反压,5日均线再度失守,整体上呈现价跌量增态势。这种涨少跌多的量价关系,表明市场弱势形态明显。K线组合显示,光头光脚的阴吞没线,预示短线大盘还有调整需求,前期低点3095点颈线位将面临考验。分时图技术指标显示,短时分时图技术形态与K线组合显示,短线大盘盘中还有调整的需求,但长时分时图技术指标显示,大盘跌破3122点后,将出现技术上底背离,届时大盘有望形成技术性抵抗走势,并形成技术性反抽。综合技术分析本博认为,短线大盘还有弱势震荡走低的动力,注意关注前期低点3095点附近支撑,一旦跌破将会向60日线附近寻求支撑。
虽然短线市场维持弱势震荡向下考验前期低点不可避免,但市场牛市基调是没有发生改变的,出现连续深幅下跌的概率也不大。从战略意义上讲,短线继续回调也是难得的低吸良机。因此操作上建议博友们在不追涨的前提下,盘中震荡逢低可围绕那些有国家政策支撑的概念和板块,结合个股二级市场趋势潜伏布局。
个股方面我们目前挖掘锁定了一支有主力资金潜伏的国资改革概念股准备重仓出击。公司是国家520户重点企业之一,实际控制人为某市国资委,公司综合实力在全国名列行业之首。从二级市场上看:近期该股逆势受到主力资金睛睐,量能明显放大,股价也成功突破了平台压制,昨天主力资金大幅流入后今天跳空低开之后维持在低位缩量震荡整理,昨天进场的资金根本就没法全身而退,明天逢低潜伏进去短线稳健套利,有兴趣同步潜伏的忠实博友可以加博客首页腾讯商讨共同操作。明天买进, 下周初卖出, 让您轻松享受“提前布局后坐等主力拉升牛股”的极大乐趣!?
㈨ 2014年的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影响
2014年货币市场流动性将会呈现怎样的格局,是否也会出现类似2013年的状况,资金成本是否将维持高位或者继续寻顶,对于饱受流动性冲击的银行,其资产负债业务将如何调整,在此背景下银行板块二级市场个股该如何选择。
本文将从银行体系层面来研究流动性松紧,重在剖析2014年基础货币的变动及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的可能举措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影响,进而导致资金价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作为流动性创造主体之一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将会产生哪些冲击。
外汇占款减弱流动性释放
2003年之前中国的基础货币主要由央行主动吐出;2003年之后,基础货币不再由中央银行主动吐出而改由通过外汇占款来提供。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当中央银行买进外汇时,就要放出等值的基础货币,则货币供应量相应增加;当中央银行出售外汇时,则基础货币减少,货币供应量相应减少。央行副行长易纲曾经表示,2011年之前,由双顺差累计的外汇占款占投放的基础货币量远大于100%。
近年来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从2011年四季度以来,随着新增外汇占款的急剧下降,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增速总体下滑,外汇占款作为流动性释放主要渠道的作用有所减弱,央行的外汇资产余额增速也逐步趋缓。首先,贸易顺差主要由国外经济的复苏状况决定。随着欧美经济的复苏,将对中国2014年的出口起到促进作用,进而将逐步增加贸易顺差。其次,外商直接投资(英文简称FDI)近年来较为稳定,每月增量基本在80亿~100亿美元左右浮动,预计2014年将继续保持稳定。最后,热钱的流入与否,短期主要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以及利差密切相关,中长期与中国资产价格的升值幅度密切相关。
从国外来看,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将导致短期资本持续流出。随着美国经济数据反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可能加快,这将导致短期资本持续流出;而随着美国加息预期的升温,中美利差将有所缩小,热钱将进一步流出。
从国内来看,首先,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趋缓,升值的预期也将减弱,从而导致热钱流入减缓;其次,从货币政策来看,如果货币政策持续偏紧,资金价格进一步上行,那么热钱短期的套利空间仍然存在,这将刺激热钱流入;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将会出现下行风险,热钱中期将持续流出。最后,从监管层面来看,外管局《关于完善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对虚假贸易融资行为的监管,防范异常外汇资金的流入。
综合来看,初步判断2014年新增外汇占款将较2013年有所减弱,预计将在1.5万亿~2万亿人民币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将明显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将有所降低。预计2014上半年由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以及监管趋严的影响,预计新增外汇占款较弱;下半年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预计新增外汇占款将有所提升。
公开市场操作保持流动性
货币政策目标决定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和流动性投放的力度。现阶段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有两个。首先,经济增长目标已然降低,不会为了短期提升经济增速而大幅放松货币;监管层认为,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但是把增长目标调低,实质是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这表明如果2008年以来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形成的膨胀的产能和扭曲的结构得不到真正的压缩和矫正,接下来的信贷放松就会迅速再利用起它们,虽然经济增速短期内会加快,但肯定并不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其次,维护通胀水平和房价稳定,由于通胀和房价上涨压力较大,货币政策放松或将触发通胀和房价稳定;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3%,为了避免实际利率为负,预计2014年CPI将在3%左右。因此,为了实现2014年货币政策目标,2014年M2增速大概率仍将设定在13%左右。
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2013年以来央行重启正回购、重启3个月央票以及3年期央票;二季度,央行对于到期票据采取正回购进行对冲;下半年对于到期央票央行采取到期续做,锁长放短,包括继续进行国库现金定存操作,显示央行对当前整体流动性状况并不是十分担忧。
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目的是平滑银行间市场资金量的时间分布,避免货币市场利率的大起大落。除公开市场外,央行和财政部联合进行的中央国库现金定期存款招投标也可以扮演一定的流动性供给角色,具体可以通过增加招投标的数量和频率来满足市场流动性的需求,即财政通过变换自身的存款,将国库存款通过拍卖的方式变成商业银行一般存款,以通过增加基础货币,直接增加银行的存款来源,这是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如果再算上国库现金定存的到期量,全年公开市场净投放量仅为140亿元。
因此,为了实现2014年M2增速13%的目标,央行存在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要么提高货币乘数。总的来说,在间接融资体制下,银行的资产结构决定了货币乘数,进而决定了货币创造和存款派生的能力;事实上,也正是由于2013年以来银行同业资产和非标债权的货币创造能力与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了冲突,使得央行为了维护货币政策目标,降低系统性风险,相较短期利率,更注重信贷扩张和货币供应,更注重维持资金面的紧平衡,逐步实现银行和实体经济的去杠杆过程。按照2013年9月末2.1%的超储率水平估算,流动性总量应处在“比较充足”的水平。
资金价格将逐步上行
事实上,在流动性总量比较充足的背景下,央行对于短期利率的飙升采取了相对漠视的态度,认为流动性紧张是由前期杠杆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引起的局部性的、结构性的风险,随着这些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过程逐渐实现,资金面依靠市场的力量也会摆脱这种过度紧张的局面。从银行业层面来理解,货币市场利率的大幅飙升反映出过度扩张的银行业资产规模和不断膨胀的表外理财产品所带来的流动性管理问题。
从表内同业业务来看,同业业务模式使得本来用来管理银行流动性的同业资产异化为主要依赖期限错配来逐利的非标业务,流动性风险剧增。由于存款在一级市场上流向不均衡,商业银行需要在资金市场上调剂头寸,因此同业业务产生;但目前同业业务已异化成解决理财资金投向、放大资产负债规模和满足某些监管指标的重要手段,同时同业业务已开始主要依赖期限错配来逐利,使得本应用来管理银行流动性的同业资产,在信贷额度受限的情形下,成为银行隐匿信贷的工具,大量投资非标资产。
从表外理财业务来看,近一半投向货币存款和同业存款,这些业务基本能做到资产和负债的久期相匹配。另一半投向债券和非标业务,这部分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也是支撑理财业务高收益的重要原因。因此这部分理财产品的短期负债与长期资产的错配,在禁止银行理财可以由自营资金接盘后,商业银行要么使用表内备付金对接到期理财产品,要么需要不时在货币市场进行同业拆借或者回购筹措资金来偿还投资者。
因此货币市场利率飙升,其实反映的是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快速增长导致银行流动性缺口放大这一态势;一些银行(尤其是中型股份制银行)严重依赖在银行间市场借入短期资金,缺乏长期稳定的负债来源,如果这种短负债、长资产的过度运用,一旦某个环节因期限错配问题出现资金链的断裂,市场就会出现流动性风险甚至危机。
鉴于流动性紧张就是由一些杠杆率较高的金融机构所引起的,因此央行漠视短期货币市场利率飙升,其意图的实质就是警告和打压部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偏好,促使其以更加谨慎的方式管理资产负债表,特别是节制流动性错配,节制因杠杆扩大而导致的期限错配风险。事实上,至今的信贷扩张大多隐藏在表外,而且通常会覆盖好几层交易,流动性分配不均匀,货币市场拆借利率的骤然上涨能够促使部分商业银行以更加谨慎的方式来管理资产负债表,可以打击银行用于增加杠杆隐藏贷款等监管套利活动,减少部分机构因杠杆扩大而导致期限错配的局面,进而缓释金融风险。
预计2014货币市场资金价格上行仍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冲动。在流动性总量供给处于比较充分的背景下,从需求方面来看,在影子银行等监管套利的创新驱动下,资金仍将源源不断地流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这些利率不敏感主体对资金需求的欲望仍然强大。
首先,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2014年治理的重点,但是这只能规范地方政府开拓融资渠道,而不会减弱地方政府对融资的需求;其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使得房地产开发和房贷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如果这两个主体融资需求仍然强烈,那么2014年资金成本将继续上升。反过来说,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移的前提条件就是有效约束地方政府、房地产行业等这些利率不敏感主体的融资冲动。
进一步,信贷市场的资金价格也已经开始逐步上行。首先,银行的融资成本被不断上升的货币市场利率所波及,且已经传导到贷款的定价水平;其次,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原来的金融抑制有所消除,必然使得存款利率水平上行;最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以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储蓄率的拐点大约在刘易斯拐点之后5年左右出现,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2007年间已经出现(对应的是农民工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因此现在中国储蓄率的拐点可能已经出现,而这意味着银行体系大量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将逐渐变得紧缺。
但是利率上行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不断上升的货币市场利率,银行的融资成本必然上行,且已经传导到贷款的定价水平,这是货币市场资金成本向信贷市场传导的必然结果。随着利率上升,一方面压缩中小企业和民营资本的融资需求,使得中国实体经济创造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出现下滑,也使得实体经济挤出无效产能的能力出现下滑;另一方面高利率将加剧借款人的债务负担,使现有债务的质量恶化,产生更多不良贷款,而这可能会加速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去杠杆,进一步如果利率上升过高,可能会刺破泡沫,产生信用危机。
因此事实上,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已经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利率市场化以及资金成本高企迫使企业去杠杆,进而经济增长承压;另一方面,如果央行放水推动银行间利率水平下行,这又将使得企业加杠杆,此前去杠杆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因此2014年货币信贷工作会议和央行《2013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中求进。货币信贷工作的“稳”主要体现为“总量稳定”,重点是要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通过加强和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保持适度流动性,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同时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做好各时点的流动性安排,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
2014货币市场资金面将维持“紧平衡”,一方面,央行2014年还会继续保持2013年对基础货币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投放的中性趋紧,央行“放短锁长”将维持,防止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配合经济增速放缓,逐步实现去杠杆,但可能造成的短期资金面波动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供给来平抑,不能根据短期银行间资金价格的波动和央行的频繁灵活操作来看待短中期货币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从监管政策来看,2014年可能将出台监管具体措施来限制非标业务的过度扩张。
总的来说,2014年央行将通过“货币政策中性趋紧”以及“非标业务规范监管”来实现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在流动性总量比较充足的背景下,央行将继续保持对短期利率飙升的相对漠视,这是由杠杆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引起的局部性的、结构性的风险,这是经济去杠杆缓释期限错配风险的阵痛,这是以时间换空间来解决结构性顽疾的必然选择,因此在现有的银行考核体系下,2014年季末或者年末的货币市场资金价格将不时飙升,流动性风险甚至危机将继续重演,不排除将继续出现因流动性错配而产生信用违约的个案。
银行流动性偏好加速资产负债表结构调整
上文的分析显示,2014年货币政策维持中性稳健,货币市场资金面将继续维持紧平衡,银行间市场利率将不时飙升,因此,对于银行这种重要的金融媒介来说,将面临流动性冲击;短期来看,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理财产品和银行间市场作为资金来源、而其贷款主要投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将存在更为严重的流动性错配问题,这将促使商业银行流动性偏好提升,倒逼商业银行调整和修复过度膨胀且健康度不高的资产负债表。
1资产端:生息资产扩张减速
生息资产规模扩张减速,预计未来生息资产规模增速的中枢将在10%左右。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维持中性背景下央行管理和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关于“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金融调控,实质是减少货币信用创造,推进金融脱媒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面对流动性约束,自觉加强流动性管理,提升流动性偏好,修复过度膨胀的资产负债表。
具体来看,银行业的生息资产规模增速继续收缩,从2010年的18%降至2013年三季度的10.5%左右,鉴于商业银行流动性偏好抬升,因此预计未来生息资产规模增速的中枢将在10%左右。在生息资产规模减速的同时,银行存量资产的结构变换也愈加凸显。
1)信贷资产配置
信贷资产配置总量上受制于央行规模管控和银监会监管指标,结构上继续向高收益率的个人消费性贷款和小微贷款倾斜,期限上倾向于短期贷款。2014年银行信贷投放将继续受制于央行的信贷规模管控,以及银监会的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信贷结构上,由于负债成本的提升,必然要求商业银行提升信用风险偏好,向高收益率的个人消费性贷款以及小微企业贷款倾斜;贷款期限结构上,将以提高资产周转率进而提升净资产收益率(英文简称ROE)为目标,信贷期限趋于短期化。
2)同业资产
同业资产继续降杠杆,一般同业类资产的期限将降低,收益率较低、受到严格监管的同业非标业务将继续压缩,同时根据监管松紧程度保留部分高收益的同业非标业务,并且预计商业银行将继续加强“类贷款业务”的创新。
从同业业务来看,使得本来用来管理银行流动性的同业资产,在信贷额度受限的情形下,成为银行隐匿信贷的工具,大量投资非标资产,加大了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基于对同业业务监管措施出台的预期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银行同业资产从2013年二季度以来延续收缩的态势,目前上市银行同业资产的规模大约为9.91万亿元。同业资产与同业负债的比例从2013年一季度末的97.3%降至三季度末的84.8%左右,同业杠杆降幅明显。
2014年在流动性冲击下,银行将降低一般同业类资产的期限,同时继续收缩部分同业非标资产。但是,在同业负债成本提升的情形下,一方面商业银行将继续保留部分高收益的同业非标业务,这将视监管松紧程度而定,另一方面预计商业银行将继续加强“类贷款业务”的创新。
3)债券类资产配置
债券类资产的配置将有限提升,高收益率信用债的配置将继续增加。在流动性冲击下,银行基于盈利要求,在同业业务规模收缩的同时,债券资产配置提升,其中应收款项类投资继续大幅攀升,这体现在应对同业业务的非标治理过程中,商业银行在会计科目处理上将信托受益权从同业资产科目转移到债券投资类资产进行规避。
因此,从监管角度来看,随着同业去杠杆的加剧以及对于同业非标资产投资的限制,银行债券类资产的配置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考虑到流动性总量的趋紧以及资金成本的抬升,预计2014年银行债券资产的配置占比提升较为有限,但将增加高收益率信用债的配置。
2负债端:存款增长中枢下移
历史数据显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增速与M2增速基本保持一致。中国过去一直以来依靠货币信贷拉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明显上升,相应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将使得信贷需求持续降低,这将导致M2增速趋势性降低,从而存款的增速也将降低。2014年存款余额的增速将在13%左右,与M2增速一致。考虑GDP增速、CPI以及3%~4%的差值,中期M2和存款余额的增长中枢将在10%~11%左右。
存款虽然一直以来是银行付息负债的主要部分(占比80%以上),但是近年来随着同业负债的扩张,银行业负债增速明显高于存款余额的增速;随着2013年银监会“8号文”要求商业银行2013年底之前将表外非标余额降至理财产品的35%及总资产规模的4%,银行业同业业务经历了明显的去杠杆过程。从2013年二季度以来,同业负债扩张趋缓,银行业负债回归一般性存款。
但是中长期来看,银行主动性负债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首先,考虑到中国银行业同业负债作为银行主动负债,占比仅为付息负债的14%左右,与国际银行业主动性负债的占比一般都在45%左右相比,中国银行主动性负债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其次,正如上文所述,一般性存款余额的增长中枢将趋势性放缓,在流动性冲击下,为了缓释流动性错配风险,商业银行需要提升主动性负债的配置规模,并且拉长负债端的久期;最后,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短期理财产品、余额宝等货币市场产品使得低成本负债向收益率更高的同业负债迁移。实际上,可以观察到同业负债的收缩幅度低于同业资产。
㈩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杆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是美英的两倍多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的杠杆率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明确三个特点。
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公布的信贷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衡量指标,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5.6%,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1%,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2%,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这段时间,四个杠杆率指标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增幅甚至超过140%。
二是从国际范围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受基数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等因素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比BIS统计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部门杠杆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国、英国的两倍多。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三是加杠杆的资金来源中,虽然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和占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据BIS的统计,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在2007年之前,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几年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发展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点。2008年-2016年,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均值约为7万亿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于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其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业资产增速快于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银行融入资金再给企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规避监管等目的,借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高一剩、房地产行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
我国的杠杆率快速增长并且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促成因素较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我国的投资坏境较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为加杆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内也针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不仅降准降息而且货币超发问题相对突出。2008-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7.5个百分点,而2001-2007年只有5.8个百分点,增长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GDP年均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个百分点。货币超发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在下降,推动了杠杆率提升。
从金融方面看,我国融资方式中以债务融资为主,也会导致杠杆率提升。长期以来,国内高储蓄率为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推动了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业的银行业规模壮大,让其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32万亿元,是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业总资产之和的5倍多,是当年GDP总量的3倍多。这些都为债务融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而从资金需求看,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且税收征缴中债务利息具有税盾效应,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增大了其主动负债的动机,以及企业破产清算成本较高等,均导致企业部门也有较强的债务融资偏好。据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的研究,国内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其杠杆率较同类企业明显更高。
杠杆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都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就国外的情况看,几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情况,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这方面,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房地产贷款飞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5.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6%。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于房产配置的比例过高,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不仅微观层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也加剧了宏观层面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在近几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过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企业难以承受,也易于导致再融资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论表明,银行监督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融资溢价正相关,而融资溢价与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银行贷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业可能的违约损失。企业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与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现,势必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
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同时采取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积极稳妥推进
对于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积极稳妥去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去杆杠的思路和重点。杠杆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率较高易于引发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杆并不是不加区分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要重点控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降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就是说,去杠杆要同时兼顾杠杆率过快上涨和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于政府部门,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有缩小的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杠杆率问题也要予以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主要是用于配置房产,要重点关注其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对房地产的调控,减少家庭部门加杠杆配置房产,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就国际经验看,去杆杠的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单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决的,对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其次要控制货币量,对金融业务进行规范。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也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充足所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管好货币供应的总阀门。在此基础上,结合基础货币供给方式变化,适当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短期借贷便利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价格水平,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并进行套利的积极性,以控制金融机构负债的总规模。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同业业务,不排除其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较多,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同业套利空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加杠杆也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因此我们不仅要管理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最后要推动经济发展和融资方式转变。杠杆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既要对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预期,也要积极通过创新、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稳定经济增长。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税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业部门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杆率;要积极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规定,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要规范并完善企业上市管理制度,发展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提供制度支持和市场保障,从而逐步降低对债权融资的依赖。
总之,对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去杠杆也要积极稳妥,根据杠杆的实际情况与最新变化,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的矛盾,统筹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资金的供给端,也要调节好资金的需求端,采用多种手段从多方发力,以保障去杠杆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