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降杠杆工作

① 降低杠杆率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我曾向中大咨抄询问过国企改革的袭相关问题，当时谈到，还是要先坚持四个基本原则，首先是市场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二个是法治化原则，要依法依规开展降杠杆工作，政府与各市场主体都要严格依法行事，尤其要注重保护债权人、投资者和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第三个是有序开展原则，要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注意防范和化解降杠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最后是统筹协调原则，降杠杆是一项时间跨度较长的系统工程。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② 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实施意见的》反馈意见

降杠杆需要“组合拳”
“我省企业杠杆率上升势头偏快，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债务负担沉重。”人行南昌中心支行副行长陈锋说，杠杆率是衡量一个地区或部门整体负债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全省各行业企业负债率差异明显，产能过剩行业负债率偏高问题突出。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更趋复杂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一定程度上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并存在沿债务链、担保链和产业链蔓延的风险隐患。
据测算，我省总杠杆率并不高，但近两年上升较快，2016年末，我省总杠杆率为204.9%，虽然低于全国40.5个百分点，但比上一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2016年末，江西省企业杠杆率为122.0%，比去年提高了6.6个百分点，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
降杠杆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省发改委副主任王前虎说，我省降杠杆的具体任务有七个方面，包括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积极发展股权融资等。这些途径既有制度性建设的长效机制，也有短期可见效的实招硬招，对高杠杆风险既有防范也有化解，体现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考虑。
《实施意见》明确了降杠杆的原则，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法依规开展降杠杆工作，政府与各市场主体都要严格依法行事，防范道德风险，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的杠杆特征，分类施策；与企业改组改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工作有机结合。
企业是降杠杆第一责任主体
降杠杆，不能责任不明、主体不清。企业是降杠杆的第一责任主体，要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防止激进经营过度负债。政府在引导降杠杆过程中，要依法依规、遵循规律、规范行为，不干预降杠杆工作中市场主体的相关决策和具体事务。
省国资委副主任文翠萍认为，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形成合理资产负债结构的治本之举，关系到能否建立起防止企业杠杆降后复升的长效机制。《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权责明确、制衡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强化企业负债自我约束机制。明确企业降杠杆的主体责任，强化国有企业降杠杆的考核机制。健全和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加快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和省产权交易所建设，健全小额、快速、灵活、多元的投融资体制。大力创新和丰富股权融资工具。
政府在降杠杆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省财政厅副巡视员钟心平表示，《实施意见》明确了降杠杆的政策环境与配套措施，如在财税支持方面，明确了降杠杆、债转股所涉及的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配套政策，如允许以债转股为目的转让单笔债权，提高债权转让的便捷度；出台了比较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让企业重组、破产、注销、清算过程中可享受一系列政策支持。
债转股“救急不救穷”
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是我省降杠杆的重要举措。一些优质企业通过债转股后对原贷款不再还本付息，“债主”变股东参与企业管理、分红，可以减少企业利息支出。此举既降低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改善了银行债权结构，盘活了存量资产，化解了金融风险。
如何避免债转股变为“免费午餐”？江西银监局副局长柯愈华说，本轮债转股的立意是“救急”“解困”，针对有较好发展前景但杠杆水平较高、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帮助其降本增效，为结构调整、脱困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
《实施意见》明确了债转股的政策边界，政府不搞债转股的“拉郎配”，债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转股的价格、实施机构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同时也制定了债转股的“正负面清单”，概括为“四个禁止、三个鼓励”：即严禁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有可能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参与债转股。鼓励三类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即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

③ 央企如何降杠杆，减负债

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今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其实降杠杆、减负债，形象化地说，如果把企业经营当中资金和资本比喻成经营当中血液的话，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要想办法止血、想办法补血、想办法造血的问题。
第一是要止血，就是要进一步的加大清理不良资产，特别是亏损的资产企业项目。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把不良资产处置了以后，把亏损降低了以后，血液出血的洞就堵住了，这是一个止血的很好的办法。另外，严控两金，严控高风险的业务，严控债务投资，包括国际化经营等各类风险，努力把出血点止住。
第二是要补血，通过资本市场，还要通过债转股来扩大股权融资，引入各类资本，开展混合制改革、股权多元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各类资本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还会带来资本金，对去杠杆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这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补血也好，输血也好，大家想到是不是政府输血？这和政府没有关系，完全是市场化的，用市场化的方式和手段来给企业增加资本。
第三是要造血，我们进一步的推进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提升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提高价值创造能力，不断增加经营积累。同时，国资委也将进一步实施分类管控，加强工作督导，加大降杠杆、减负债工作的考核力度，确保今年降杠杆任务的落实。

④ 降杠杆时间表出来了吗

随着2018年降低企业来杠杆率工作源要点等文件的出台，各地各部门加速落实降杠杆工作。据了解，未来降杠杆工作的时间表已经明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成为未来降杠杆的重点。同时，下半年有关降杠杆的配套政策也将加速出台，进一步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支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降杠杆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包括健全企业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积极发展股权融资等24项工作也将持续推进。

⑤ 如何理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

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部署。当前，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着力矫正供需结构性错配，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去产能要注重与加快国企改革相结合。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凸显了我们去产能的决心，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前5个月粗钢产量同比下降1.4%，行业净盈利49.6亿元，实现扭亏为盈。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去产能的相关配套政策落地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特别是一些过剩行业的国有“僵尸企业”仍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财政补贴，无法有效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在去产能过程中资产重组进展普遍比较缓慢，“人往哪里去，债务如何处置，责任如何分担”不清晰、难执行，实践中地方有维稳压力，企业有观望情绪。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更加注重把去产能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重点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形成突破，加快债务重组，使去产能的效果真正得以体现。
去库存要突出分城施策。当前，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9%;6月末待售面积7.14亿平方米，比5月末减少753万平方米，连续4个月减少。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区域分化，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供求偏紧，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较高，这与重点加快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政策初衷有一定偏差。宽松的信贷政策是这一轮去库存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按照当前85折优惠利率测算，仅此一项政策就使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上升20%左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去库存的区域错配问题，在下一步去库存工作中，要突出房地产的住宅属性，并针对区域不平衡特点，严格实施城市差别政策，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三四线城市和特殊人群的购房需求。
去杠杆要防范偿债条件快速恶化。
截至2015年底，我国不包括金融部门的总债务与GDP比例大致在230%—255%之间。该比例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我国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仍然是融资的主渠道有关。事实上，我国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比例并不高，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上升较快可能带来的风险。由于实体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资本回报率持续走低，投资边际效益下降，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在下降。一边是杠杆率上升，一边是收益率下降，偿债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在下一步去杠杆工作中，短期不宜追求尽快降低杠杆率水平，而是要以加快债务处置进度为突破，帮助金融部门恢复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避免因风险因素一刀切地“抽贷”、“断贷”，要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新兴部门拓展增长空间，使实体经济的整体收益率企稳回升，规避偿债条件快速恶化的风险。
降成本重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近两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我们又在降低电价、降低物流成本、减税清费、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等方面及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企业总体反映积极，普遍认为真真切切得到了实惠。但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凸显、财政收入总体放缓、公共服务刚性增长的背景下，短期继续减税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空间比较有限。同时，在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部门放权不同步、基层政府接不住、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下一步推动降成本，要注重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效结合，短期可重点围绕“减”做文章，把政府不该管的、管不好的还给市场，给企业直接“松绑”。同时，要加快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能力建设，提高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能力，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补短板要拓展到质量和效益短板。
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补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个突出短板上加大投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在重点抓好这两个领域的同时，我们还应着力补齐制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三个突出“短板”：一是质量短板。目前有一些产品是我们没有能力生产的，属于技术不足，但在更多领域，我们有能力生产合格或高质量的产品，却因为体制机制等问题，客观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标准、监管等方面补齐短板。二是激励短板。当前传统的激励机制在新形势下出现了诸多不适应，而新的有效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特别是必要的容错纠错机制不清晰，导致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企业家、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必须抓紧补齐激励短板。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短板。在改革政策落实中，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部门信息共享不充分、统计体系不匹配、管理流程落后等问题凸显，导致一些领域政策决策时信息打架，实施时相互推诿，改革推进和政策落实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对加快社会基础设施补短板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⑥ 国资委如何推动国企降杠杆

8月8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自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下称《工作要点》）的通知。对于国有企业这一降杠杆的重要主体，《工作要点》在建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完善“僵尸企业”债务处置政策体系等方面作出详细部署。

同时，国资委针对警戒线和偿债能力，把98家中央企业进行业务分类，将超过了警戒线，且偿债能力较弱的企业纳入重点管控。对纳入重点管控的企业又进行分类管控，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重点关注的，指负债水平超过警戒线，但偿债能力、流动性、盈利能力还可以的企业；第二类是重点监控类，指比重点关注类企业杠杆水平更高一些的企业；第三类是特别监管类，是一些必须采取严格管理措施的企业。对这三类企业，采取不同程度的管控措施，包括对开支规模、投资规模、薪酬、成本费用（招待费、管理费等）的从严控制。

⑦ 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杆率，这都释放了啥信号

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杆率，这都释放了啥信号？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杆率，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消息，但是具体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下面给朋友们具体分析一下，大家请参考：

中央密集提及降政府杠杆率更重要，一个方面是为了让整个国家经济开始向着一个全新方向发展，毕竟新冠疫情刚刚结束，现在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恢复。如果政府杠杆率比较高，那么就会压制市场复苏脚步，因为很多时候政府杠杆率会让各个地区一些自由贸易受到一些制约，所以政府目前希望降低杠杆率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释放出了对于金融系统积极的信息，让金融系统有更多更全面的经营模式，从而能够自我进行调节，让市场金融体制更加健全，从而有自我调节能力，这样国家就能够更多方面进行经济方面的掌控，所以说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杆率，在金融领域就释放了非常积极信号，让金融行业有了更多发展空间，也让未来中国金融更加健康，同时也能够支持全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⑧ 证监会如何继续推进资管业务“去通道”、“降杠杆”

据介绍，下一步，将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督促行业机构全面落实合规风控要求，完善自我约束机制，着力防控风险，练好内功，夯实持续健康发展基础。

⑨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杆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是美英的两倍多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的杠杆率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明确三个特点。

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公布的信贷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衡量指标,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5.6%,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1%,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2%,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这段时间,四个杠杆率指标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增幅甚至超过140%。

二是从国际范围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受基数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等因素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比BIS统计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部门杠杆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国、英国的两倍多。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三是加杠杆的资金来源中,虽然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和占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据BIS的统计,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在2007年之前,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几年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发展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点。2008年-2016年,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均值约为7万亿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于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其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业资产增速快于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银行融入资金再给企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规避监管等目的,借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高一剩、房地产行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

我国的杠杆率快速增长并且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促成因素较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我国的投资坏境较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为加杆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内也针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不仅降准降息而且货币超发问题相对突出。2008-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7.5个百分点,而2001-2007年只有5.8个百分点,增长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GDP年均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个百分点。货币超发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在下降,推动了杠杆率提升。

从金融方面看,我国融资方式中以债务融资为主,也会导致杠杆率提升。长期以来,国内高储蓄率为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推动了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业的银行业规模壮大,让其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32万亿元,是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业总资产之和的5倍多,是当年GDP总量的3倍多。这些都为债务融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而从资金需求看,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且税收征缴中债务利息具有税盾效应,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增大了其主动负债的动机,以及企业破产清算成本较高等,均导致企业部门也有较强的债务融资偏好。据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的研究,国内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其杠杆率较同类企业明显更高。

杠杆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都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就国外的情况看,几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情况,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这方面,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房地产贷款飞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5.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6%。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于房产配置的比例过高,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不仅微观层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也加剧了宏观层面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在近几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过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企业难以承受,也易于导致再融资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论表明,银行监督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融资溢价正相关,而融资溢价与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银行贷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业可能的违约损失。企业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与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现,势必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

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同时采取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积极稳妥推进

对于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积极稳妥去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去杆杠的思路和重点。杠杆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率较高易于引发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杆并不是不加区分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要重点控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降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就是说,去杠杆要同时兼顾杠杆率过快上涨和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于政府部门,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有缩小的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杠杆率问题也要予以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主要是用于配置房产,要重点关注其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对房地产的调控,减少家庭部门加杠杆配置房产,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就国际经验看,去杆杠的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单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决的,对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其次要控制货币量,对金融业务进行规范。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也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充足所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管好货币供应的总阀门。在此基础上,结合基础货币供给方式变化,适当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短期借贷便利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价格水平,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并进行套利的积极性,以控制金融机构负债的总规模。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同业业务,不排除其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较多,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同业套利空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加杠杆也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因此我们不仅要管理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最后要推动经济发展和融资方式转变。杠杆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既要对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预期,也要积极通过创新、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稳定经济增长。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税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业部门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杆率；要积极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规定,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要规范并完善企业上市管理制度,发展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提供制度支持和市场保障,从而逐步降低对债权融资的依赖。

总之,对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去杠杆也要积极稳妥,根据杠杆的实际情况与最新变化,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的矛盾,统筹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资金的供给端,也要调节好资金的需求端,采用多种手段从多方发力,以保障去杠杆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