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0年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基本趋势不变。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与2019年持平，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改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统筹“稳增长”和化解风险的关系，加快建立健全促进消费长效机制。
应答时间：2020-12-21，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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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联系实际论述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趋势有哪些
一、我国居民消费呈现以下宏观特征特点：
（一）是居民消费自主权加大，个性化消费增加，居民用于住、行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将逐渐纳入个人商品消费领域。
（二）是居民消费总量继续增大，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吃、穿消费的比重将继续减少，
（三）是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加大，千元级消费迅速进入农村家庭，20％以上的城市家庭将进入“万元级”、“十万元级”的消费水平。
二、当代消费者心理变化趋势和特征：
当今，企业、个体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市场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演变，消费者主导的营销时代已经来临，在买方市场上，消费者将面对更为纷繁复杂的商品和品牌选择，这一变化使当代消费者心理与以往相比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和特点。
3. 什么是收入财富分配消费循环不畅的重要特点
随着汇率走强和经济数据向好，市场在关系央行的宽货币政策是否会发生转向?宽信用导向是否会因此收紧?藉着分析8月宏观经济数据，宽信用的结构化分层是如何来促进"双循环"的新格局的?请看吴雅楠博士的解读：
1、宽信用的本质是引导资金有效进入实体
人民币汇率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国与海外的经济复苏周期的错位和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向好趋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向的驱动。
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中美基本面和宏观政策的差异及美债更强的避险属性也使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逐步走扩，并处于250bp的高位。与此同时，境外资金持续流入国内市场，北向资金自7月起连续多日流入规模超百亿，境外机构购买国债规模也大幅增加，反映外资对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明显上升。
但是，在信用货币总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其结构的变化。总体而言，流入实体的部分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明显低于往年。尽管实体经济修复超预期，但是仍然低于往年同期的水平，从年初至今作为一个整体的维度来看更是如此。从终端消费的通胀数据中来看，除了食品项由于天气原因环比明显转涨之外，其它诸项环比多为弱修复或走平，说明并没有超额的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
金融周期其实是跟经济周期息息相关的。经济周期可以分为复苏、过热、滞涨和衰退，而为了抵御经济周期风险，政府会对市场进行干预，于是也就出现了相应的金融周期。简单来划分，金融周期大致也可以分为4个阶段：紧利率宽信用、宽利率宽信用、紧利率紧信用或宽利率紧信用。通俗一点讲，宽利率就意味着央行往商业银行注水，而宽信用就是商业银行往各经济实体打钱。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酵下，货币政策大幅宽松、资金利率长期低于1%，加之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的大幅提高，货币政策直达实体经济，本身就给银行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息差环境。除此之外，在监管机构的鼓励之下，宽信用过程明显加快。因而，上半年这一轮宽信用的过程，背后是货币总量超宽松、定向优惠政策力度大、鼓励信贷投放、金融监管放松、杠杆率制约解除等合力造就的。
在二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后，市场关心的是宽松政策是否会提前退出。这背后实质上是市场对政策目标的预期混乱，即政策层面到底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增速，这一点市场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因而市场担忧的并不是基本面的不确定性，而是政策的锚会落在哪里。
宽货币的程度也与未来通胀趋势密切相关——其中，CPI猪肉项由于去年同期的高基数因素，同比增速由7月份的85.7%大幅回落至8月份的52.6%，成为带动CPI同比向下的最主要原因。但是，随着猪周期进入下半场，猪肉价格可能将登顶，未来几个月叠加基数因素，预期将带动CPI同比增速持续下行直至明年春节后。
PPI方面，8月份国际原油价格环比继续上行，带动石油相关产业PPI持续改善。但进入9月份后，国际原油价格明显回调，将打断持续6月份以来石油相关产业PPI的回暖势头。8月份黑色、有色上中游PPI表现亮眼。雨季过后，基建与地产赶工需求支撑黑色、有色产品价格大幅上行。8月份政府债务融资规模达到年内第二轮高峰，同时地产销售情况旺盛，预计近期基建、地产开工需求仍将持续，并对PPI继续形成支撑。
因此，通货膨胀还不是宽货币政策目前考虑的重点。还是要从宽信用的政策导向着手。宽信用的核心指标是社融。央行公布8月金融数据，信贷与社融继续保持较高增速。
8月社融高增超预期，体现为三个特征：
(1) 贷款温和增长符合预期，季节性节奏明显，贷款增速放缓。
(2) 直接融资高增是支撑社融高增的主要原因，而直接融资中主要以政府债券融资为主。
(3)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之后，财政收支近期影响狭义和广义流动性，财政收支节奏错位导致社融与M2分化。
社融和M2产生背离，这也和压降银行结构性存款也密切相关联。简单来看，银行发放贷款给企业或居民，这一过程中银行资产端增加贷款，负债端增加企业或居民存款，社融和M2同步增加100。
再来看结构性存款，它可以算作一般性存款计入银行表内负债，自然也算作M2，且由于利息水平较高，受到投资者青睐。
上半年宽信用速度快，背后是超宽货币和促信用政策，超宽松政策回归常态后，实体经济对信用的合理需求已经有所下降，进一步大幅宽信用的基础不再。宽信用的效率下降，部分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溢出，杠杆上升、房价上涨的后果也需要适当放慢宽信用的节奏。
另一方面，超储率的低位反映出银行的信用派生能力已经接近瓶颈。8月的估算超储率已经下降到接近1%的水平，仅次于2011年二季度的历史最低点0.8%，也远低于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提及的1.5%-2%的合意区间，意味着在当前法定准备金率水平下的银行体系信用派生已经接近瓶颈。
一般来看，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管理层就越需要加大对企业扶持力度——于是，对央行和银保监会的核心考核指标就落在了社会融资的量和价。"量"主要体现在社融总量。因为社融指标下行压力，央行也不断修正统计口径，最近一次将国债纳入社融，基本上财政部和央行都皆大欢喜，对央行而言：保量多了发国债这个手段。未来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好也帮助金融监管部门解决这个指标。
2020年8月社融数据超预期与2019年3月"天量社融"之后的金融条件边际收紧有两点差异：
(1) 金融条件边际收紧的节奏不同
(2)社融的结构不同
我们也需要看到，M1与M2剪刀差指标改善，指向金融支持实体的效率进一步提升。
2、宽信用的目标是促进双循环的发展格局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负转正至0.5%，前值降1.1%，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继续回升至4.4%，消费的恢复速度短期有明显加快。必需消费涨多跌少。
上半年，需求修复的力度持续弱于供给;一方面，疫情下居民收入增长疲弱，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2.4%，但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
以承接海外需求转移为着眼点来扩内需，也就决定了其根本途径还是在于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以及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这时候就很有必要通过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的方式，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更加放心地将收入转化为消费。
同发达国家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相对比，我国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配置明显不足。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海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于我国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因此，旨在破局的"双循环"建设，就给国内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新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有望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双循环"格局下的扩大内需，落脚于消费而并非投资，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仅55%，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在新格局下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或将明显提升。
3、宽信用的质量是激活内循环的产业结构
当前国民经济循环不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消费潜力仍未得到释放;
2) 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3) 服务贸易逆差较高折射出服务产业竞争力弱;
4) 国际供应链稳定性较弱;
5) 国内产业整固能力不强以及附加值低;
6) 金融体系摩擦成本较大;
7)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占比过低，成本过高。
"双循环"战略下，我国产业结构将"补短锻长"，进一步巩固升级。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布来看，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三大产业中心之一，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有进一步巩固升级的空间。通过增强产业整固能力，可以进一步融入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中国第一产业将更注重提升劳动生产率，结合土地制度改革形成一批具有规模效应、生产技术现代化的农业企业，释放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们也看到，新基建等国家政策有望推动产业互联网市场规模扩大，但渗透率仍与美国存在差距。
消费升级的进程由三方面因素的主导：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提高、再分配使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储蓄率下降与消费率提高。更完善的再分配政策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居民收入分化情况将有所改善，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进一步上升，中产收入群体有望进一步扩大。收入的增长将带来消费结构的调整，促使消费向高端化、高品质、智能化方向升级。
4. 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今后5到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趋势和政策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这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经济发展的主线。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我国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水平，而不仅是GDP总量的低水平的扩张。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技术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注意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发展新兴产业和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一是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第二，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经济发展有近期的问题，也有远期的问题。90年代以来有两个基本情况：一是粮食产量年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二是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下降。这带来了过去所没有过的相当多农产品销售困难的现象。 现在不少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很难再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办法增加农民收入。中国农业单产并不低，种粮不赚钱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达不到规模经营，单纯务农很难使农民富裕起来。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上农业季节性的特点，许多地方是“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赌钱”。乡镇企业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许多乡镇企业面临生产过剩和销售困难，初始阶段那种低水平的规模扩张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乡镇企业。从长远来说，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工业化和城市化，靠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可以这样说：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不在城市，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点在城市，最终落脚点是在农村。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推进城市化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了推进城市化，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需要改变，同时要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保持社会稳定。
第三，西部大开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普遍规律，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上，地区发展就是不平衡的。不论东部还是西部，省、自治区内部各市、县之间，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这是各个地方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区域经济政策要强调两个大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是放松或者延缓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发展，过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是从财力、物力和技术上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持西部开发和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条件，东部地区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也是一个大局。西部地区不实现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
第四，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世界性大课题。在新的发展阶段，应该把可持续发展放到突出的位置。要关注人口、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问题。人口问题过去是两句话：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现在应该加一句话：注意老龄化问题。我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占10％。西方国家在人口基数小、经济发达的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出现了老龄化，尚且遇到很多问题。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社会，困难更大。老龄化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需要预谋对应之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环境保护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环境保护可以推动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环境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环境恶化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现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于环境问题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经济发达国家在人均2000美元时开始治理环境，我国在人均不到800美元的条件下开始大规模控制环境污染，难度更大，要靠长期努力。
第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只是“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说，有了一个雏形，一个大的框架，不健全、不完善之处还很多，仍然需要强调体制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是建立与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体制创新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交织着各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激烈的竞争，必然经过许多曲折和反复。其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但我国经济技术落后，在同发达国家的竞争中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关键是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能力。
第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妥善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要兼顾国计和民生；在社会政策上，要注重调节社会分配和解决就业问题。我国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今后5年城镇将新增就业岗位4000万个，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4000万人。达到了这样的目标，城镇失业者仍将有1200万人以上，农村仍将有1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积极扩大就业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中国市场商品短缺的状况已经结束，现在是供过于求，没有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不可能开拓，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增长。
5. 运用心理学经济学理论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1-24
6. 金融风暴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利弊
金融海啸与救市成本
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但这个方案已不是7000亿美元了，而是加码成了8500亿美元。上星期众议院第一次投票否决了7000亿美元方案后，白宫将此方案作了修改，加码1500亿美元再送到参议院表决，获得大比例通过后再送到众议院表决，所增加的1500亿美元是向老百姓派糖，果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支持，因为7000亿美元只是用来购买华尔街的不良资产，老百姓分不到甜头，自然有部分议员不高兴。现在争取到的1500亿美元派糖给选民，议员们就改变了初衷，投票赞成了。布什为什么不早点想到“派糖”的方案，导致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被众议院否决，致使道指狂跌777点。
上周五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通过前，道指回升了300多点，通过后，反而急转直下，收市时下跌了157点，振幅近500点。
大家期待的救市方案获得通过，美国股市反而大跌，这可理解为趁利好消息出货，也可以解释为市场担心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救不了市。
受美股下跌的影响，昨天亚太股市全面下跌且跌幅都很大，恒指跌了879点，跌幅约为5％。众多下跌股市中也包括黄金周之后的内地股市，昨天上证指数跌了5％以上，跌幅超过港股，或许这是继上周周边股市大跌后的补跌。昨天内地股市在政府救市之后第一次大调整，政府是在上证指数最低跌至1802点时出手的，大盘很快反弹了近500点，昨天的下跌可看作是正常的调整。
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但作用也不小，而且也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目前全球金融海啸，归根寻源，是最原始的按揭抵押证券出了事，投资银行将这些按揭抵押证券层层包装，通过杠杆不断放大，终于演变成金融海啸。现在，7000亿美元主要是用来购买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期望能使市场对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所衍生的产品重树信心。
此外，新方案将银行存款的保险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可以避免银行出现挤兑现象。25万美元不是小数目，可以保障绝大多数存户的利益，令这些存户不致一有风吹草动就到银行排队提款。救市方案通过后，美国财长还得进一步制订收购这些不良资产的方法和价格，这才是关键所在。价格太低，银行只能得到一些残渣；价格太高，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用。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考验着全球经济，也考验着中国PE的发展。业内人士在日前举行的“PE北京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PE市场发展前景依然广阔，在国际市场不好的时候，可能正是我国PE快速发展的时机，要抓住金融动荡中的机会。
发展方兴未艾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中国市场的高成长吸引了大批外国股权投资基金来中国投资，中国已成为全球股权投资基金增速最快的国家。同时，随着中国民间资本的成长和政策法规环境的不断完善，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也蓬勃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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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度是自救的最后机会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指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很多资金以私募股权的方式进入到中国来。PE在中国发展的势头方兴未艾，但基础还很差，中国对私募股权投资有大量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PE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对PE的需求更加旺盛；中国也有很多人对PE行业很有兴趣，但对整个行业还没有经验，PE行业的发展有很大潜力。
在危机中抓住机会
熊焰指出，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华尔街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到欧洲乃至全世界，全球金融产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金融行业虽未受到像美国那样直接的冲击，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深入的今天，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能够顺利度过这场金融危机，成为摆在每个PE机构面前无法回避的严肃话题，如何在危机当前经受住考验并抓住机会取得发展，是中国PE行业必须深思与面对的课题。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创投市场的间接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创业投资专门研究机构EZCapital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9月中国市场已披露3家投资公司募集设立新人民币基金，涉及金额39亿元，相比8月份资本募集情况，9月份募集基金数量和资本金额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直逼今年最低的1月份；并且，本月没有外资背景的基金成立。
北京PE协会副会长、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指出，在未来尤其是经济遇到挑战时，行业整合会越来越多，PE要承担起整合行业价值链的作用。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很不明朗，但中国未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别人的危险恰好是我们的机会，要抓住机会。PE应与企业一起走向海外参与股权收购，把西方核心技术和知识体系引入进来，使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快。
赵令欢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但由于中国仍处于国际化的早期阶段，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中国条件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要抓住机会，主动出击。虽然现在PE在国内融资、退出都变得更加困难，但可能正是投资的好机会，“越是经济下行时，企业定价可能更合理，介入的机会反而会出现；而在市场过热时，由于价格较高反而不容易进入。”很多PE可能会受益于此次市场的修正，冷静看待市场的发展。
促进PE发展
田溯宁建议，要抓住机会推进改革，促进PE的发展，“尽快从政策法规上促进PE的发展，外部困难时正是改革的好时机。”推动保险、社保、企业年金成为合格的有限合伙人。
熊焰指出，为了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内行业自律监管机制，加强业内人士与监管机构的沟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维护行业人士合法权益，加强境内外PE从业者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2008年6月，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正式成立。
而针对业内普遍关心的双重征税问题，北京将出台政策避免对PE双重征税，鼓励和支持PE发展。北京市金融办任雪丹处长表示，北京市发改委、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该政策已准备上报市政府，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
为促进中国PE行业的发展，为境内外的PE机构搭建起一个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北京市金融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主办的“PE北京论坛”将于11月9日至11日举办。
7. 分析我国当前GDP水平及CPI的走势。(从数据、变化趋势、原因等几方面分析)
GDP数据
2020年总的四个季度，只有第一季度的GDP出现下行，其余三个季度都是正增长，且增速从3.2%一路攀升至6.5% 。
反观美国，在第一季度微增0.3%，二季度大跌9%，三季度跌幅收窄至2.8%，四季度数据还未公布，但预计最好的情况也是小幅增长。
GDP变化趋势
由此可见，中国在季度上的经济表现远远好于美国。由于疫情之前的中国GDP增速为6%，且处于整体下行趋势，所以预计2021年四个季度，中国GDP增速不大可能在继续大幅上行，稳定在6%附近的概率较高。
GDP增速原因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人尽皆知，中国政府在处理疫情上的卓越表现也有目共睹，获得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称号实至名归。
CPI数据
与GDP节节攀升的表现相反，中国CPI的月度增速不断降低，自2020年一月份的5.4%，下跌至2020年12月的0.2%，可以说零头都没剩下。
CPI变化趋势
单论CPI，中国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需要中央银行降息扩表；但考虑到CPI是被猪肉影响的，似乎又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
从现实角度考虑，楼市、医疗和教育的难题根本无法展现在CPI数据当中，所以西方的“CPI决定货币政策”的逻辑，不能套用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
CPI变化原因
从组成结构来看，CPI的降低主要是猪肉价格的下跌导致的，除肉类食品外，其它生活用品并没有出现明显下跌。
CPI与GDP关系
CPI反映消费价格变化情况，是一个相对数。GDP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总量，是一个绝对数。
CPI的变动反映经济运行过程中物价变动情况，是观察通货膨胀程度的重要指标，GDP的变化则反映经济的增长情况。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存在以下四种情形：高增长低通胀，高增长高通胀，低增长低通胀，低增长高通胀。
8.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
关于居民个人、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产？
9.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今年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暗淡，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盟出现衰退是主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一致认可，今年欧元区经济可能从去年的1.6%降至0.5%的负增长，美国经济预计增长1.7%和去年持平，日本稍有起色，新兴国家经济略有减慢，按市场汇率计算，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由去年的2.8%下滑至2.6%以下，按购买力计算将从3.6%下降到3.3%。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受世界经济增速减慢、全球货币政策趋于宽松、中东局势动荡等多重因素影响居高不下。
其次，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由资本积累、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确定。按照我的估计，我国资本积累增长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0.48个百分点;劳动力增长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0.52个百分点，而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推动经济增长3.2个百分点。按照这些参数计算，“十二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会降至8.5%左右，远低于过去三十年的9.5%和“十一五”期间的10.5%的速度。主要原因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减小，劳动力增长速慢，外需不振，人为保持经济高速度即不可能也没必要。
三是今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是稳中求进，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结构性减税提高经济活力，预计今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与上年基本持平，为9000亿元左右。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估计广义货币M2增长14%左右，社会融资总量在14万亿元左右。
10. 为什么利率上升时，消费减少，物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进口，促进出口，从而促进外汇汇率下降
利率上升，人民的存储愿望提升
——大量货币被存入银行，市场上的可用货币减少，人民的消费欲望降低
——需求减少，但供应不变，则物价下降
——国内市场消费能力有限，进口需求同步降低，同时国内产品会被迫寻求境外市场，从而促进出口。
另外一个方面，一国货币利率上升，那么对该货币的需求就增加，大家希望持有该货币以期获得更多利润，从而该货币汇率上升，那外汇汇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