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杠杆高

❶ 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 是什么意思

杠杆率是指 资本金/总资产 即 资本金/（资本金+总负债）
我们实际上说的杠杆，是指杠杆倍数，即总资产/资本金。
例如，你买房首付是20%，那么杠杆率为1:5；杠杆倍数是5倍。
如果忽略资金成本，加入你花20万买100万的房子，房价上涨10%即10万时，你的收益率是10万/20万=50%。杠杆把你的收益率放大了。同理，杠杆也能将亏损扩大。
如果我们把实体的主体简单分为政府、居民、企业，你会发现，大部分部门的杠杆率都不低。
以地方政府为例，根据人大常委2015年8月第十六次会议，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锁定16万亿元，预计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地方综合财力）为86%。
86%。看起来很安全。这是做大分母（财政收入），做小分子（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果。
16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至少低估50%。2015年前，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借款、债券未被归入地方政府债务一类；2015年以后，地方融资平台新增贷款、债券均不归入地方融资平台一类。
地方综合财力，是衡量地方财政收入最大、最宽松的口径。它包括三个项目：公共财政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政府基金性收入及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其中，收入最稳定的是第一、二项，即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主要由税收组成，是业内通用的衡量财政实力的方式（但审计署公布的口径远宽于此）。政府基金收入主要成分是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波动大，而且很容易造假（例如政府找一个国企拍下300亿土地，当地政府基金收入就上去了，拍下后政府再将资金退还）。这个大口径，未必合理。

❷ 非金融企业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和融资能力适当提高跨境融资什么

非金融企业跨境融资不允许。利用境外的利息较低的优势进行融资，一般都是设立海外公司，通过进出口业务的交易量，进行开证融资，使得进出口业务的资金使用海外的低成本资金。一些金融窗口地区都可以进行这些业务。

❸ 资产负债率与财务杠杆系数有联系吗求解答

资产负债率与财务杠杆系数联系:都是用来计量财务风险的，资产负债率的高低可以来衡量财务风险的大小。
万科财务杠杆与负债的异常性表明，资产负债率并不能说明企业真正的风险程度，只有将其与财务杠杆系数结合起来分析，才能真正反映企业偿还债务的保障程度。只要财务杠杆系数（DFL）接近1，即使资产负债率很高债权人也大可放心，因为此时企业赚取的利润比其承担的固定债务利息要大得多，企业财务风险很小，有能力偿还债务利息。
反之，若资产负债率较低，DFL却很高，可能说明企业在借高利贷，债权人则必须引起重视。
1.财务杠杆是指企业在制定资本结构决策时对债务筹资的利用。财务杠杆实际上也称作融资杠杆、资本杠杆、负债经营。财务杠杆是对负债的一种利用，适度负债，提高资金运作效率，息税前利润增加，单位固定财务费用减少，能给普通股股东带来更多的盈余。
2.一般来说，只要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利率（如银行贷款利率、外部融资成本等），财务杠杆作用使得资本收益由于负债经营而绝对值增加，从而使得权益资本收益率大于企业投资收益率。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指标出现背离
我国债务风险集中在非金融企业部门，衡量债务风险的常用指标有两个，宏观层面选取“总债务/GDP”作为杠杆率指标，微观层面选取“总债务/总资产”作为资产负债率指标，两个指标越高，意味着债务风险越大。
个企业实际的债务风险，既取决于资产的数量，也取决于资产的质量。换言之，如果资产扩张速度快于负债扩张速度，资产负债率就可能下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债务风险下降或偿债能力上升。具体原因可从资产负债表结构及资产公允价值角度进行分析。

❹ 我国宏观杠杆率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我国宏观杠杆率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进行宏观调控。扩大内需。抑制物价。

❺ 公司杠杆比率一般多少

从公司的债权人复立场来讲，制公司的负债应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当然公司的负债肯定是越低越好，资产负债率反映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也可以衡量企业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同时也是一项衡量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指标，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

❻ 非金融企业是什么意思

非金融企业包括非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非农非企业经济、农业经济、政府部门等组成。农户、政府和非金融企业三个部门的绩效存在差异，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出现震荡。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化情况正在改善，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下降有利于后期制造业投资的复苏和改善。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风险，有效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也是必要的。在盈利能力趋于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信用风险普遍高于金融危机前，但从违约风险的趋势来看，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以往，杠杆风险降低，非金融企业财务质量提高，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提高。在盈利能力方面，两家石油公司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ROE和ROA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两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2018年底分别达到8.66%和5.24%。中国经济的低迷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限制了其投融资增速。在偿债能力方面，2009年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息担保倍数小于1的企业债务占企业总债务的比例为15.41%，预计2019年将达到18.44%。

❼ 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祝宝良/文 2018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工业生产和出口增长超出预期。但资管新规出台和去杠杆带来短期经济波动,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难度增加。

当前经济运行四大问题

当前，经济运行出现四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一是关于企业债务风险压力上升的问题。尽管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已有所企稳，但企业杠杆率绝对水平仍然很高。按照今年3月5.96%的融资成本计算，利息支出约为GDP的9.5%，略低于2018年一季度名义GDP的10.2%的增长率。也就是说，非金融企业一年内新增的经济总量仅够支付利息，基本没有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企业总体上仍处出于不死但难活的时期，一旦融资成本上升，部分企业就可能会出现违约等问题。今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后，表外融资受到抑制，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有所降低，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又有所上升，引发股市波动、债市下跌和企业资金链断裂，一些企业开始出现信用违约，甚至一些上市企业的股权质押被强制平仓。面对这一两难问题，一方面，企业需要继续休养生息，国家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应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到，近期爆出的企业信用风险也是一些企业过去过度扩张和经营不善的结果，这样的企业早破产重组比晚破产重组好，对加强金融监管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释放的阵痛要足够的决心和耐心，更不能半途而废。

二是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近年来，在有关立法的约束和监管下，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中央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两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事权不断扩大，而财政能力有限，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的驱使下，不少地方政府依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产业投资基金等渠道，通过明股实债、购买服务、担保等手段，大规模融资用于基建投资。在2014年国家出台债务置换约15万亿的基础上，2015年以来，不包括电力行业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38万亿，而民间和政府投资资金不到15万亿，政府隐性债务数量可观，隐含的财政和金融风险极大。

目前应在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实施严管控的基础上，适度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防止半拉子工程，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刚性兑付还不能轻易打破。

三是关于房地产泡沫问题。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制度的约束下，房地产调控重需求、轻供给，甚至人为限制供给以抬高地价和房价。一些调查证实，2018年一季度首套房的刚性需求只占新房销售的30.8%，投机性需求旺盛。房地产快速增长，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但却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影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是关于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问题是2018年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考虑到乘数效应，对美出口将减少约100亿美元，GDP下降0.1%。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是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问题。双边贸易和投资除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贸易投资利益外，还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动态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3%。其中，贸易和利用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0.9%左右。一旦贸易摩擦影响双边贸易、投资、金融，对中美两国都会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下半年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今年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经济的效应还将继续显现；但金融监管、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债务管控会带来短期经济的下滑，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会影响出口，进而打击企业投资信心。预计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会低于6.5%，全在经济增长6.5%左右，物价水平总体平稳。

从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将高位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量主要来自公路、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等领域，这些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市县两级政府，受财政收入和今年以来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的约束，资金来源会受到制约。考虑到PPP项目治理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占基建投资额20%左右的PPP投资会有所恢复。预计2018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包括电力）增长10%左右，低于2017年约9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量在今年一季度见顶后有所回落，并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018年下半年，投资资金来源也相应回落。

另一方面，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在连续三年下降后，今年以来持续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不会出现大降。预计2018年房地产投资增长8%左右，和2017年持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78%左右，略低于80-82%左右的合理水平，制造业投资基本处于底部了，但由于投资和出口需求转弱，制造业投资回升缺乏动力，预计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长5%左右。

从消费看，稳中略降。就业形势良好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为稳定消费需求打下了坚实基础。个人所得税调整和进口关税下调也会刺激消费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仍在加快，养老、医疗、健康、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不断加速，网络购物、共享单车等新型消费模式带动新兴消费发展。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0%左右，低于2017年约0.3个百分点。

从出口看，出口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今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3.9%，高于去年0.3个百分点。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对出口需求也会增加。但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预计2018年出口按照美元计算增长12%左右。

从物价看，工业品价格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小。煤炭、钢铁、有色和石化等能源原材料供需关系扭曲得到一定缓解，价格上涨势头有所减弱。2016年年初以来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国际上铁矿石供应增加、美国页岩油气增产，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震荡走稳。考虑到基数因素，工业品价格涨幅将稳中有降。工业消费品和食品价格企稳回升，服务业价格也有上升空间。但工业品市场仍然供过于求，粮食库存居高不下，居民消费价格不会大涨。预计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左右，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3.5%左右，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小，物价尚不构成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压力。

政策建议

未来几年，对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要把GDP稳在6.3%左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宏观杠杆率。把握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关系，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加强金融监管。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产生的影响，要做出预判和预案，尽量管控好分歧。

一是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并通过减少MLF等操作的力度加以对冲。向市场释放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放松货币政策的信号，降准主要是降低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同时，减少MLF等工具对利率形成产生扭曲，疏通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形成平滑的收益率曲线，引导好投资和消费。适度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同时加强资本管制，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在规范发展PPP和产业基金的基础上，适度扩大PPP等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加快减税和降费的进程，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三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2016年、2017年这两年通过行政、法律的办法去产能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结合加强金融监管，转向通过市场办法处置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清算、重组、兼并。僵尸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管资本为切入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优化布局，缩小战线，做强实资本。

四是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在通过首付比例、利率手段等严控投资投机需求的同时，房价过高的城市要增加住宅用地，改革房地产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允许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自然人合作建房，允许非房地产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有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允许大城市周边生态修复企业在修复的生态用地上开发一定比例低密度住宅。加快房地产税立法。

五是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加快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降低关税政策的落实，适度扩大进口。妥善处理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转让技术、市场开放、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关切。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

❽ 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说明啥

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说明还有加杠杆释放需求动力的空间。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说明企业运营成本较高，较多的运用财务杠杆，风险性因素可能会被扩大。

❾ 传统制造业是高杠杆企业吗

当前中国经济的高杠杆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大家讨论中国经济风险，几乎三句话不离高杠杆。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了风险铁三角？
美国经济学家雷恩哈特和罗格夫在2009年出了一本畅销书：《这次不一样》。一个主要的结论，是钱借多了、杠杆太高，容易出问题。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杠杆率一直在快速上升，这让人担心中国版金融危机是否正在不断逼近。最近国际清算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提出在很多国家出现了风险铁三角现象：第一，生产率下降；第二，杠杆率上升；第三，政策空间收窄。三个因素搅合在一起，很难走出来，所以叫风险铁三角。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中似乎也都存在。
今年政府提出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个是去杠杆。目前看，去杠杆政策的成效不大，任重道远。实际上，无论是学界、业界还是政界，对高杠杆问题有普遍的担忧，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认识并不深入，起码共识不清晰。
谈到杠杆率，国际比较中常用综合性指标是M2/GDP。中国的负债率做一个简单的跨国比较可以看到，M2占GDP比率已经达到200%，美国是80%。除了日本比我们高，再比我们高的已经不多。还有一个更常见的综合性指标是非金融负债与GDP之比，我国目前是240%左右，这个数字超过多数新兴市场经济的水平，但跟发达经济比的水平相似。
但如果我们简单地拿这类数字来下结论，还需要考虑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杠杆率太高其实还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细分一下，比如把非金融部门再分成政府、家庭和企业来研究，我们发现其实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居民部门也不算太高，负债率最高的是企业，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之比达到160%，在全世界都算是很高的比率了。继续细分下去，我们再把政府分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发现地方比中央的高。
政府杠杆率太高有什么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在30%以下，GDP增长率平均为4.1%；这一比重在30%-90%时，GDP平均增长率大概在2.8%；这一比例超过90%，GDP平均增长率为2.2%。显然，政府举债对GDP增长的效应有负面影响。
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似乎是共识，总体达到160%。但各行业的杠杆率差异很大，最高的是房地产与采矿业。如果进一步分解成国企与民营企业，它们的杠杆率也不相同。另外，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的杠杆率的提升对GDP增长贡献比较大，国企差一些。这样看来，如果加杠杆，加民营企业的杠杆更好，如果去杠杆，去国企的杠杆更好。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更愿意把钱借给国企，民企反而会变得更加保守，它们的杠杆率会下降。这意味着即使政府想刺激经济增长，但发出的钱更多地流入到了效率相对较低的国企。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从效率的角度看，这可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换句话说，杠杆的质量在下降。这不但令生产率下降，政策空间也会大打折扣，因而出现了风险铁三角。这就是当前最令人头痛的困局。
为什么会走入这样一个境地？我的解释是三个双轨制。第一个双轨制是国企和非国企的双轨制；第二是要素市场的双轨制，政府对金融、土地等诸多生产要素的干预还很明显；第三是金融行业的双轨制，传统大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等市场化金融并行。我们国企与民企杠杆率的分化问题，其实也与这三个双轨制有关，简单地看，国企和民企所受到的政府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国企面对软预算约束，受市场纪律约束相对较少，即便绩效一般，银行也会认为把钱借给国企更安全。从微观层面看，这完全没问题。从宏观层面看，资源不断流向效率相对较低的部门，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要往前走，关键是新旧产业的更替。今后要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但新产业往往得不到好的金融服务。传统的制造业有很多国企，杠杆率已经很高，下不来，继续占用大量的金融资源。无论是东南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是西北、东北的资源型企业，很多已经失去自生能力。但东南沿海的产业调整非常快，东北、西北的产业调整比较艰难，因此形成了很多僵尸企业。中国当前过剩产能问题严重的领域，僵尸企业也很多。
但是对于去杠杆，我们的预期也应该切合实际。去杠杆的重点应该放在改善杠杆的构成与质量，一句话就是增加好杠杆、减少坏杠杆。第一个建议是去僵尸。当然，去僵尸也不是说简单关门了事，中央政府还应该在就业安排和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提供支持，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相对平稳。
第二个建议是终结双轨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让国

❿ 为什么要降低企业杠杆率

企业杠杆率（leverage ratio）即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财务杠杆概念：无论企业营业利润多少，债务利息和优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变的。当息税前利润增大时，每一元盈余所负担的固定财务费用就会相对减少，这能给普通股股东带来更多的盈余。这种债务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称为财务杠杆。
因为在居民、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等部门中，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的情形突出，风险较高。财政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我国国有企业负债总额为79万亿元，占全国非金融企业总负债比重大约为74.8%，占当年GDP比重为116.7%。从中不难看到，我国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主要集中于非金融国有企业部门。因此，在去杠杆的任务中，有效降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是当前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