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为什么热钱的流入会导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
安狄 - 外汇分析 的分析简单明了!我补充下!RMB不是说印多少就印多少的! 是根据货币的市场需求和流通率决定了货币总量的! 所以说RMB应该是有限量的,热钱的流入,央行就要用人民币买这些热钱(外汇), 来多少买多少! 这样就市场上的RMB就超过了正常需求, 央行会发行债券买回市面上的RMB和增加利率来吸引存款!降低市面的人民币总持有量, 来维持货币供需平衡,来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越扯越远! 简单点, 在这个过程中,利率增加了, 意味着钱的价值就高了! 人民币汇率人行说了算,那也是不得之而为止! 因为一个疲软的货币是一个国家国力的体现! 中国想强啊! 但又不放开汇率, 那是以为中国的国情在那放着的! 一个出口贡献了75%的GPD的国家,如果升高了汇率那是相当可怕的! 所以政府现在着力制订开拓内需扩大就业的政策, 就是想均衡GDP的分配!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OCR相对很低的原因)远点看, 国内房市依然会火暴! 人民币汇率还是不会大涨!
② 国家是如何调控汇率变动的
在以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利率政策处在核心地位。从利率与通胀率和汇率的关系看，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升降来调控以汇率和通胀率为代表的内外平衡关系，即当通胀率上升时，内部需求会大于供给，相应引出贸易逆差，导致本币贬值。因此在以往时代，当通胀率上升时，汇率是反向走势，即会出现贬值。而提升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国内总需求水平上升，从而抑制了国内的通胀率，一方面也因为压缩了国内需求，使进口得到抑制，同时促进了出口，本币汇率由此得到提升。所以当加息对紧缩总需求发生了作用，使通胀率下降时，本币汇率就会上升。
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出现了人民币的“内贬外升”，即当通胀率与汇率出现同方向变动，在这样的时代，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工具，肯定不会收到以往的效果。
其一，从道理上说，在新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与国际经济已融为一体，而前面的分析也说明，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和人民币汇率提升是长期趋势，这样就会引来大量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热钱”，而国际热钱的成本是热钱本币的利率，收益率则是人民币利率与汇率之和，所以人民币利率的提升，也是热钱收益率的提升，所以提升人民币利率不仅不会减少国际热钱的流入，反而会刺激热钱更大规模地流入。而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是用基础货币收购外汇，这样就会导致因外汇流入增长所投放的基础货币的增长，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央行加息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通过抑制货币投放而达到紧缩总需求的目的，但因为热钱流入的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反而被迫上升，所以加息这一举措就变成了刺激货币投放的宏观政策效果。由于加息引来的外汇流入更多，加息会提升本币汇率这个结果没变，但是由于货币供给规模更大了，对抑制通胀的目的来说，就是适得其反。
其二，从实证角度看，加息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自2007年3月以来，央行已进行了6次加息，但通胀率到11月份已上升到6.9%的十年以来高点，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也从去年1月份的15.4%上升到11月的18.5%，所以很难认为若央行在今年继续加息，会有能压制住通胀率和货币增长率的那一天。
有人认为，去年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其主因不是央行加息，而是中国资本市场如股市和地产价格的大幅度攀升，这个判断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去年在央行进行6次加息之后，国际热钱流入占新增外汇储备的比重是明显上升了。如果以FDI加贸易顺差为正当外汇流入，这两者之和在2003～2006年占新增外汇储备的比重是74%，但2007年前9个月这个比重却下降到63%，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显然，热钱比重上升与人民币利率上升是同时发生的，但2003～2006年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个情况，而地产价格的上升自2003年以来就很强劲，以至于到2005年国家不得不出台抑制地产价格的大量措施。股市的“大牛市”出现在2006年，而当年FDI加贸易顺差比当年新增外汇储备还高出了3%，所以如果国际热钱是为了投机于中国的资产价格，那为什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的前几年我们看不到，却偏偏在央行连续加息后出现了呢？所以人民币利率上升与热钱比重上升同时出现，不应看成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其三，从国际上看，近年来由于日元利率很低而美元利率很高，所以引发了大量“套息”交易，国际上估计有近万亿美元。而去年以来，日本央行为了应对经济过热而开始进入加息通道，美联储则为了应对房地产泡沫崩溃所引发的衰退不得不减息，所以日元与美元间的套息交易被大量取消，表现为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目前已从2007年初的1：123上升到1：109，可见利率始终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向的重要机制，而对美元与日元间的套息交易萎缩，国际上一般都是用两国利率水平的相对变化来解释，而未见有用美元资产价格作解释的言论。那么，如果在国际主要货币资本之间发生的流向变动是因为利率变动，在人民币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流向变动就会例外吗？
此外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对利率政策的使用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去年美、欧都出现了明显较以前年份为高的通胀率，但是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市场危机，不得不连续减息，而欧盟自2006年以来为应对经济过热已开始连续加息，但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威胁下，也不得不放弃了加息举措。到去年12月，欧元区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已高达10.7%的历史高峰，已经远远高出原先所设定的4.5%的年增长率，但目前仍在酝酿减息。可见，由于时代不同了，在发达经济体中利率与通胀率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而并不似以往那样，出现了通胀率的抬升就必须得加息。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利率这个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在今天的作用，考虑新的宏观政策工具组合。
重新认识汇率
如果利率调节宏观总需求的能力在当代新经济格局中被弱化，那么哪个宏观调节工具能取代？我认为首先考虑的应当是汇率。
在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率的地位之所以特别突出，是因为利率对需求水平变动的影响最大，但这是在内需主导时代得出的经验和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内需在中国的需求增长中仍是主导因素，但外需的增长速度显然更快。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看，2006年为4.5%，去年一季度已上升到7.7%，二季度进一步上升到9.8%，三季度则超过了10%，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今后肯定还会上升。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在9%左右，日本号称出口导向型经济，可战后到70年代完成工业化的长期内，出口比重最高也只有16%，而中国目前已经达到40%，在未来时期进入到前面所提到的承接发达国家重工业转移时代后，出口比重肯定还会上升，可见外需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已经与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完全不同了。而正是由于外需在中国需求的边际变化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就使汇率在调节中国总需求水平方面，以及对国内通胀率的影响与控制能力方面，可能替代利率的地位。
具体地说，由于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巨大外部需求，而提升汇率是出口企业的减收因素，出口企业为了维持原有利润就得提高供货价格，这样就可能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发生转移，从而达到紧缩总需求扩张的目的。然而在长期内保持较低汇率水平，是中国获取更多新全球化利益，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重要条件，因此过快或过多地让人民币升值，从长远看对中国并不是有利的选择。但若因外需增长过快，过度拉升了中国的通胀率，导致中国内部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强，提升汇率就是抑制国内通胀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所以从新全球化时代所构成的新环境看，人民币汇率的提升速度必须把握在不显著快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汇率上升速度的水平上，并兼顾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就是平衡中国的全球化利益与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关系的核心。
重新认识通货膨胀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在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与当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格体系差距，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市场的力量要纠正这个差距，所以主要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内出现较高通胀率就会是一个长期趋势。提升汇率是抑制通胀率的必然选择，但会使中国丧失新全球化利益，所以是让汇率较高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利，还是让通胀率较高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利，就必须进行选择。
以往的经济理论通常认为，年均不足1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可以定义为“通缩”，1～3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是合理通胀，超过5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是显著通胀，10个百分点以上是严重通胀，而若到几十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恶性通胀了。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价格水平差距，即便保持10%的通胀率也要30年左右才能与发达国家拉近价格水平，所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长期内出现6%～8%之间的较高通胀率，可能是一个新全球化时代的特有现象，也是中国为了享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不仅是在中国，在其他能够享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国家，目前都在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物价上涨率。例如印度，20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8年来最高点，为9.2%，而去年前10个月的通胀率也上升到了6.7%，并不比中国低。近年来俄罗斯和越南的经济增长率也显著提高，去年前10个月前者的通胀率为10.8%，后者为8.1%，更高于中国。所以在新全球化时代，通胀率的合理水平至少在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③ FDI的优缺点
《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徐以升撰文对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提出一个新视角：重估将使中国由债权国变成债务国。 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并通过口径调整，对2005年~200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了修正。这一修正意义重大，但还未引起广泛的讨论。 外汇局这一修正的核心，是参考国际标准，将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市场产生的留存利润，考虑进国际收支平衡表。这让长期未进入主流讨论的FDI留存利润问题，浮出水面。 根据外汇局国际投资头寸表，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这1万亿美元外国在华资产，每年都在生成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绝大部分并没有汇出中国，而是留存国内。由于在中国市场运营，FDI利润是人民币形式，并日渐成为游离于主流讨论的“人民币热钱”。 关于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由于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而且其规模日益巨大，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暗物质”。而随着外汇局对2005年至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调整，这一“暗物质”开始浮出水面。“暗物质”的能量之大，以至于刚一浮出水面，就要改变我们的很多定性认识。外汇局此次回归国际标准、修正统计口径，所上调的“暗物质”规模为2100亿美元或1.4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金，所有权属于FDI，但表现形式却为人民币。按照国际收支管理规则，这部分人民币资金随时可以无条件兑换成外币并撤离。 按照外汇局此次修订原则，这一修正是“按照国际标准，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贷方”。而由于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的表现形式为人民币，将归属于FDI的人民币利润，换算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外汇局数据，2010年我国FDI流入规模高达2068亿美元(比2009年高出42%)，流出规模为217亿美元，净流入规模1851亿美元(比2009年高出62%)。在流入的2068亿美元之中，金融部门流入120亿美元，非金融部门流入1948亿美元(其中房地产业是271亿美元，增幅78%)。 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的FDI流入，大幅高出商务部统计的FDI流入。根据商务部数据，2010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可以发现，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流入的2068亿美元FDI，已经是商务部口径流入1057亿美元的接近一倍(196%)。 需要强调的是，外汇局此次只是开了一个揭开“暗物质”的好头。目前国际收支平衡表对FDI留存利润规模仍然存在低估。这一逆转性影响实际上已经到来。 “暗物质”有多大？实际上，由于已经累计的近1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 “暗物质”对国际收支安全是否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答案很显然，是的。 由于目前庞大的FDI余额，其年度利润规模的庞大，已经足以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安全产生影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将很快看到，所谓“FDI自身净逆差效应”的出现，即年度FDI新增流入少于年度未汇出利润。这将是FDI对国际收支产生逆转性影响的开始。更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FDI利润的汇出已经呈现大幅上升态势，在人民币升值幅度到位之后，必然将迎来FDI留存利润大幅汇出的时候，而这时，由于其巨大的规模以及不受约束的属性，将给我国国际收支安全带来冲击。 为什么中国巨额海外资产的收益如此低，而对外负债的成本却很高？这是由于，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而对外负债则主要是FDI等高成本负债。外汇局仅仅调整了FDI留存利润，就改变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净收益情况。 实际上，如果“FDI留存利润低估”成立的话，即便中国目前有2万亿美元的净对外投资，整体的对外投资收益，或许也依然为负。 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头寸表上的FDI余额，是“历史成本法”计算考量。而在美国等国家，对FDI的统计均是“市场价值法”。在几乎所有的会计统计体系里，“历史成本法”早已因与时代发展脱节而被替代，但中国对外投资头寸表的FDI项目上依然使用这种方法。这里有很多统计问题，综合考虑，虽然不排除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失败，但从外商投资企业总体在国内的成功经营可以得见，目前国内FDI的市值肯定大于其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法统计的1万亿美元FDI，在中国已经累积成了巨量无可估算的“市场价值”，加上其累计留存利润，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暗物质”。 对FDI资产的市值评估非常重要，将牵扯到一个重大的定性判断，即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么？中国还是一个净债权国么？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 在国际资本流动中，FDI往往被认为是稳定的、非投机性的。但目前中国FDI体系中的留存利润，已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另外，上世纪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在危机时期FDI同样会掀起撤出浪潮。对于国家国际收支的安全考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黑天鹅”。实际上，为了考量中国国际收支的安全性，评估FDI的市值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④ FDI对我国外汇储备影响的利弊分析
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并非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只有那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能自由兑换其他储备资产的货币才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对外贸易与国际结算中经常使用的外汇储备主要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货币发行准备是为约束货币发行规模维护货币信用而制定的，要求货币发行者在发行货币时必须以某种金属或资产作为发行准备。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以法律规定的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各国货币发行准备制度的内容比较复杂，一般包括现金准备和证券准备两大类。 两者意思完全不同.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当然这并不是说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因为持有外汇储备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一，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并非投入国内生产使用。这就产生了机会成本问题，就是如果货币当局不持有储备，就可以把这些储备资产用来进口商品和劳务，增加生产的实际资源，从而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而持有储备则放弃了这种利益。因此，持有外汇储备，要考虑机会成本问题。第二，外汇储备的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应量，如果外汇储备过大，就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货币政策的难度。此外，持有过多外汇储备，还可能因外币汇率贬值而遭受损失。因此，外汇储备应保持在适度水平上。 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应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成本比较和这些方面的状况把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
⑤ FDI 真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么
近期，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感到悲观。身边的朋友也多有对政治、经济与社会演化的不确定性感到困扰的。对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我一直是谨慎乐观的。之所以谨慎，正如我之前在《投资者报》专栏中所指出的，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两大陷阱，即日本陷阱（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人口老龄化）与拉美陷阱（裙带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固化）。之所以乐观，是因为，只要我们（当然包括政府）足够努力，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让我们从一个经典的生产函数开始。Y=TF（K，AL）。Y代表GDP，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规模，A代表人力资本，T代表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它或者被称之为“索洛剩余”，或者被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与制度性因素相关。我们经常听说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一般被用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而这个生产函数一般可用于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不难发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是靠K与L。一方面，中国有着相当高的国民储蓄率，高储蓄率支撑了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可谓迄今为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另一方面，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显著降低了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导致中国出现了持续的人口红利。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则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非熟练劳动力。随着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非熟练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全球分工网络的构建相结合，使得加工贸易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因为成为了全球工厂。不过，世事如棋，发展至今，资本与劳动力这两大引擎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力量。目前中国的投资率（投资/GDP）已经接近50%，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已属异类。作为长期高投资的结构，目前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基础设施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可能处于长期不景气，这抑制了中国通过出口解决产能过剩的能力，因此会加剧这一问题。产能过剩既会造成做出投资决策的企业利润率下降，也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同时还会形成一种通货紧缩压力。目前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终结，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否终结，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未来10年内面临拐点，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与2008年相比，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不景气、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下滑，但劳动力市场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这也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未来中国劳动力工资有望持续攀升，这将削弱中国在传统低附加值行业的竞争力，全球工厂的地位也受到印度、越南等国家的冲击。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何在呢？答案就在生产函数的另外两个自变量上，人力资本A与全要素生产率T。要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转变政府支出结构，增加教育与医疗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激励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增加对教育的投资。然而，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感到失望。以大学教育为例。大学扩招的后果，造成大学生毕业后失业人数激增，同时也压低了毕业大学生的薪酬水平。特别是与一二线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与生活水平相比，焦虑的年轻人发现，对大学教育的投资并不足以让自己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如何通过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激励年轻人积累的人力资本，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幅上升。一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然而，若干经验研究显示，过去10年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了显著下滑。这意味着与1980、1990年代相比，中国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可能下降了。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如下领域改革来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是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尤其是向民间资本开放中国金融行业，今年初温州金融试验区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如何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则是一大挑战；二是加快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利率与汇率）、能源与环境。要素价格市场化尽管可能加剧短期经济增长率下滑，却能提升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三是加快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劳动力数量下降了，我们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了，我们可以提升制度创新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下降了，我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也多次面临“中国经济崩溃论”，但都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走了出来。
⑥ 汇率与引进外资关系
汇率与标价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汇率亦称汇价，是指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或者说，是两国货 币之间的比率或比价。在外汇买卖或兑换中，汇率如同商品价格一样，总是要受到 外汇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受外汇供求关系影响而不断变化的 汇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汇行市。
在确定两国货币之间的比率或比价时，首先要确定是以本国货币表示外国货 币的价格，还是以外国货币表示本国货币的价格。这种用以标出汇价的方法，通常 被称为汇率的标价方法，它分为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
直接标价法是指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如1、100、1000外币单位）作为标 准，折算成若干本国货币来表示其汇率的标价方法。在直接标价法下，外国货币的 数额固定不变，汇率的上升或下降都以相对的本国货币的数量的变化来表示。
以 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折算成本国货币的数量比以前增多，表明外国货币汇率上升 或本国货币汇率下跌，即外国货币币值上升或本国货币币值下跌。相反，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折算成本国货币的数额比以前减少，则表明外国货币汇率下跌或本国货币汇率上升，即外国货币币值下跌或本国货币币值上升。
⑦ 金融术语FDI是什么意思FDI的波动对经济、利率有什么影响请用简单的大白话跟我说一下~~~谢谢
FDI可以简单理解为外部投资。。
投资降低，直接降低GPD增速。。（投资是拉动GDP的动力之一）
原因：A。中国近些年原材料、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得投资成本增加
B。由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大量资金回笼
⑧ 中国已采取哪些措施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
面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和压力，我国应采取的政策选择是：首先，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其次，要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最后，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会损害中国经济，而且会损害世界经济，从长远来说，也将损害美国的利益。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导致国内出口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对众多在华美国公司造成打击，其中一些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随着在华美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价格上升，近些年来一直大量购买中国产品的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将受到损害。
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阵营，通常认为是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的冲击。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认为中国近年来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强劲吸引力，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被认为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事实上，中国吸引的相当一部分FDI来源于中国内地，称之为“迂回投资”。这些“迂回投资”不会选择东南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