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龙中国汇率困局何解

『壹』 为什么说民主葬送了金本位制

欧元之父蒙代尔、法国政治家和银行家李斯特就说，是民主制度扼杀了金本位制。我将他们的高超见解推演一下，说民主制度扼杀了经济增长。

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业成为政府最高目标、最低工资和高福利成为法律制度、工会和压力团体勃然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和权势阶级。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辩论风起云涌，热闹非凡，说到底无非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标完全是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供求价格机制分析就可以告诉我们：最低工资、高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本身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极大扭曲或价格机制的消亡，怎么可能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呢？1960-70年代，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围绕所谓菲利普斯曲线展开，现在大体成为一个笑话了。发达国家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价格机制越来越僵化，就开始大肆扩张货币，希望用通胀来实现充分就业。前不久，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得建议美国和发达国家将通胀控制目标提高为4%，中国的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最近也发出类似的呼声，背后的理论似乎还是脱不了那个菲利普斯曲线的阴魂。

1970年代以来，美国首先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持续增发货币，大搞通货膨胀政策，资产价格泡沫一浪高过一浪，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须知1970年代以来全球基础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从380亿美元激增到接近9万亿美元，增速超过200倍，而真实经济增长不过5倍。要不是1980年代之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世界竞争，为全球提供廉价产品，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至少是今天的数倍。即使如此，蒙代尔、卢卡斯、麦金龙、甚至包括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在内都承认，19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和全球的平均通货膨胀超过以往一切世纪的总和。货币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泛滥，信用的泛滥导致高杠杆经营的泛滥，货币泡沫、信用泡沫、资产价格泡沫越吹越大，势不可挡，终于酿成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可悲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竟然还是希望再次用货币泡沫来刺激真实经济复苏。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陷入了三个两难困境。第一个困境是财政政策困境。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那么高，一方面必须削减赤字和降低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却还要依靠赤字开支和增发债务来刺激经济。怎么才能够两全其美？看来还没有找到出路。美国政府自己的预测，到2020年，公开债务规模肯定超过GDP100%。欧洲和日本好些国家早就超过100%了。从私人到政府全部都是高杠杆、高负债、寅吃卯粮，这样的经济制度怎么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呢？

第二个基本困境是货币政策困境。全球货币已经那么多，美国银行体系超额储备早就超过1万亿美元，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早就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发达国家却还要继续长期维持低利率，还要大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道基本的货币数量理论真的完全错了？难道大家真的都要象伯南克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所宣称的那样：中央银行可以不顾一切大胆创新？

第三个基本困境是汇率政策困境。“汇率战”、“货币战”甚嚣尘上，汇率操纵愈演愈烈，汇率走势完全脱离经济基本面。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希望利用汇率贬值来短期刺激出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每个国家都达到汇率贬值的目标呢？一方面高喊要恢复国际贸易和出口，要稳定世界经济环境，要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要避免国际投机资金冲击和汇率危机，一方面却大肆鼓吹汇率浮动和竞争性相互贬值。难道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完全失效了？奇哉怪也！

三大政策困境源自经济制度安排。民主制度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杀手。当然，我绝没有反对民主的意思。然而，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如何才能促进持久的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僵化的最低工资和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既得利益集团，所有这些难道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吗？如果不是，它们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什么关系？目前在中国，许多人正在积极倡导最低工资和工会制度，他们相信那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权利的核心。有鉴于此，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显得尤为迫切。

加或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有数之不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没有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

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一般性贡献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我们寻找上述问题答案的灵感之源。2005年，我将自己研读张五常经济学的体会整理成书，出版《张五常经济学》，认为张五常开辟了独特的制度经济学发展之路，那就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的安排和转变。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合约角度看佃农制度，代表作当然是《佃农理论》。第二个阶段是从合约的角度看一般性的价格机制，代表作是《价格管制理论》。第三个阶段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公司，代表作是《公司的合约本质》。第四个阶段则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国家，代表作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会的主题：《中国的经济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制度》最主要的发现是“地区竞争”，最主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该书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大家对这些内容非常熟悉，用不着我来重复。不过，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张教授其他着作里，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话题被大家忽视了，那就是合约的选择，哪怕是完全自由的选择，也不能保证制度朝着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合约的自由选择只是良好制度安排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以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是制度转变的正确含义”。张五常说的很透彻。然而，张五常接着说：“很不幸，制度的转变或合约安排的转变，不一定是朝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亚当斯密认为土地使用安排的转变是朝改进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对。灾难性的安排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了。有时我想，人类可能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毁灭自己。在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人类自取灭亡的理论难以构想，虽然我尝试过好几次。”

每当我阅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有一种仿佛触电的感觉！我觉得，新制度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解释人类经济制度为什么会朝向交易费用增加或自我毁灭的方向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今天人类的许多经济制度安排，包括前面提到的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工会和利益集团、浮动汇率和毫无约束的货币制度，等等，都是大幅度增加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或不确定性或风险。即使我们不从租值增加或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有数之不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没有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

三、任何制度安排必定要走向它的反面

如果我们从大历史角度和全球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演变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重大甚至惊人的现象：任何制度安排最终都必定走向它的反面。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都高度注意此一重大事实，都希望找到能够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可是永远也没有找到。

且让我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是西方世界研究国家文明和制度兴衰最有名的着作之一。作者爱德华。吉朋（1737—1793）曾经这样描述他撰写巨着的动机和灵感：“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地方—罗莫洛站立过的、西塞罗演讲过的、凯撒倒下去的。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1764年10月15日，当我坐在卡皮托山岗废墟之中沉思冥想之时，赤足的托钵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庙中歌唱晚祷辞，撰写一部这个城市衰亡历史的念头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还有一次，吉朋对着罗马古城废墟，回响着罗马帝国往日的辉煌，发出深深的感叹：“好景总是不久长1好景为什么总是不长久呢？好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总是昙花一现呢？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着名对话，他们探讨了国家兴衰循环之谜。1945年7月4日下午，毛
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却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然，毛泽东对他心目中的民主新路，却是语焉不详，他自己后来的探索，与其说是成功，倒不如说是完全失败。

当然，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或制度转变还有一个着名的规律，那就是历史学家黄宗羲总结出来的“黄宗羲定律”：一个起初非常良性的制度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彻底葬送自己！

四、制度经济学研究需要崭新思维

或许这是一个令人困惑或灰心丧气的主题，或许朋友们认为上述问题超越了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不过，我多年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演变历史所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教训是，假若不采取一般均衡和动态演化的思维，就不可能理解一项制度的演变。我这里所说的一般均衡和动态演化思维，就是考察制度的转变，必须要将文化、思想、宗教、价值观、信念、精神、必然性和偶然性、挑战和机遇等许多因素包含进来，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推测制度的演变，至少无法全面推测制度的演变。事实上，这也正是张五常一贯倡导的思维，因为他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制度费用，其内涵比通常所说的交易费用要深远得多。

『贰』 罗纳德·麦金农的研究课题

麦金农教授的研究涵盖了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转型经济、财政联邦制、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以及全球和地区货币体系的演变等诸多领域。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麦金农教授强调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制度，特别是货币制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深化理论更让教授名噪一时，是他首先在世界上提出并分析了“金融压抑”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成功地分析了金融压抑的危害，指出利率管制和人为的低利率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而提出了解除对实际利率的限制从而使其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刺激储蓄，提高投资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这一金融深化理论的思想。多年来教授始终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深入观察和剖析各国或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化，总结正反经验，探求内在规律，在变动的世界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经济学理论。如上世纪90年代苏东巨变后，一些国家实行“休克疗法”的经济体制变革，对此麦金农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提出改革顺序和渐进式转轨的西方学者之一，而且是极为重要的领军人物。他的观点体现在1993年出版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控制》一书中，对市场经济落后、金融发展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给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顺序，其中特别分析了中国经济有序开放的成功之处，对那些处于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麦金农教授对于国际区域货币汇率安排研究造诣颇深。当欧元作为单一货币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世界其他地区，汇率剧烈变动和宏观经济失衡仍随处可见，危机不断爆发。教授在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分析后，提出了“东亚货币锚定美元”的主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对于减小亚洲货币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麦金农教授的经济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居着重要的地位，并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揭示了当代以美元为本位货币制度的内在必然性。他研究了不同国家的货币汇率政策，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对如何在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保持对货币的控制提出了独到见解。人们都知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会受到金融资源有限的制约。因此，金融发展一直以来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今天人们只要提起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无不谈起麦金农教授，无不谈起那本已成为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之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