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居民杠杆率增长的建议

『壹』 三季度居民购房杠杆率下降 房产金融政策短期难松绑

中新经纬客户端10月31日电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2019年三季度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三季度，个人房贷余额同比增速回落至16.8%，连续10个季度回落;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为31.3%，环比降0.5个百分点，同比降0.1个百分点。
易居研究院研究员沈昕表示，730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市场预期随之转变，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连续4个月上升，三季度杠杆率和房价指数涨幅同步下行。若年内5年期LPR不调整，预计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将继续横盘小幅震荡，部分城市房贷利率还有可能进一步小幅上行，四季度居民购房杠杆率还将下降，百城房价指数环比涨幅也将继续收窄。同时需要注意到，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不断创新高，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这也预示着房产金融政策短期内仍难松绑。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走势
报告称，从人民银行季度公布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走势来看，近年来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2019年三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9.05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比上季度末低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1个百分点。
观察历史数据，2004年四季度-2014年四季度的10年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由1.6万亿元上升至11.5万亿元，期间新增房贷余额约9.9万亿。2015年-2017年四季度，短短3年时间，贷款余额迅速攀升至21.9万亿元，期间新增贷款余额约10.4万亿。对比2004-2014年间的9.9万亿余额新增可以看出，本轮仅用了30%的时间却增加了105%的贷款。
回顾过去13年数据，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最高点出现在2009年四季度(60%)，这与四万亿刺激有关。此后2010-2011年间，中央相继出台了“国十一条”、“国十条”、“9.29新政”、“新国八条”等调控政策，大幅提高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息，个人房贷余额增速随之回落，2012年二季度回落至11%。2012年三季度个人房贷余额同比增速开始回升，2013年四季度达到21%后重新回落。2014年-2015年二季度间，个人房贷余额同比增速一直在17-18%区间内盘整。2015年三季度开始，个人房贷余额同比增速快速提升，加上国家不断出台的一系列去库存利好政策，2017年一季度超过了之前5年的增速水平达到35.7%。
2017年二季度，个人房贷余额同比增速出现回落(30.8%)，此后8个季度继续保持回落态势，2018年二季度以来回落速度有所趋缓，2019年三季度回落至16.8%。四季度来看，预计短期内全国性的调控政策不会放松，商品房销售难有大起色，个人房贷余额同比增速还将进一步小幅回落。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新增额走势
报告对人民银行季度公布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做差估算出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季度新增额走势。数据显示，2019年三季度，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新增10900亿元，环比持平，同比增长5%，房贷余额新增额目前绝对值仍处于历史较高位。
报告称，观察历史数据，2016年四季度以来，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新增额连续回落。2017年四季度，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新增额进一步降至8000亿元，同比下降33%。2018年前三季度连续反弹，四季度下降至8700亿元。2019年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新增额反弹至11200亿元，这是由于央行2019年1月份全面降准1个百分点后，流动性较为充裕，商业银行放贷意愿较强。二季度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新增额环比一季度小幅下降，三季度与二季度持平。
从全国人民币新增贷款中个人房贷占比来看，2019年三季度，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新增额占新增境内贷款比例为28%，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观察历史数据，该指标大致出现三个高点(30%以上)，分别发生在2007、2009年和2016年。2016年三季度，该指标连续刷新历史最高值，达到53%。也就是说，新增境内贷款中有将近一半流向了住户按揭贷款。2017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新增额占新增境内贷款比例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三四季度重新回升。2018年一季度该指标回落，此后三个季度小幅上升。2019年一季度该指标回落，二季度再次上升，三季度小幅下降。从绝对值来看，该指标已经回到2016年初水平，但仍高于2008年以来平均值较多，说明住户部门房贷去杠杆未来仍有空间。
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走势
报告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新增额占全国一、二手房成交总额的比重与9%公积金贷款占全国住宅成交总额比重的历史平均值加总，估算出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
数据显示，2019年三季度，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为31.3%，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观察历史数据，从2015年三季度开始，居民购房杠杆快速上升，2016年四季度达到2010年以来最高位，为44.6%。2017年一季度，该指标小幅回落至44.4%，此后7个季度连续下行，2019年一二季度小幅上升，三季度再次下行。
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居民购房杠杆率上行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央行2019年1月份全面降准1个百分点后，流动性较为充裕，商业银行放贷节奏加快。其二，全国首套房贷利率2018年12月-2019年5月连降6个月，居民贷款意愿增强。但三季度部分热点城市首套房贷利率纷纷上调，6月份以来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已连续4个月上升。这使得居民贷款意愿减弱，三季度居民购房杠杆率小幅下降。国庆长假后，全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执行了新的LPR定价机制，但从各地的执行情况来看，与之前的贷款利率相比基本保持稳定。若年内5年期LPR不调整，预计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将继续横盘小幅震荡，这将制约居民贷款意愿进一步增强。
此前央行发布消息称，要求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适度增长，严禁消费贷款违规用于购房，加强对银行理财、委托贷款等渠道流入房地产的资金管理。9月监管严查信用卡资金流入楼市情况，包括境内房地产类商户、房产相关契税等，多家银行信用卡中心下调房地产类商户交易限额，并限制在住宅、地产中介等商户刷卡交易。当前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连续2个季度回升后有所下降，目前来看短期内房贷政策很难全面放松，预计2019年四季度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还将继续小幅下降。
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与百城房价指数关系
报告比较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与百城房价指数季度环比涨幅走势发现，房价涨幅与居民杠杆率总体呈现正相关关系。2015年一季度开始，居民购房杠杆率和房价指数同时出现大幅攀升态势，房价指数季度环比涨幅在2017年二季度见顶，居民购房杠杆率在2016年四季度见顶，主要原因是2016年底开始越来越多的城市收紧信贷政策。2018年一季度，杠杆率和房价指数涨幅同步下行。二季度杠杆率进一步下行，房价指数涨幅扩大，这主要是二季度部分二线城市楼市有升温迹象，三四线城市还在轮动上涨。7.31政治局会议后，市场明显降温，三四季度杠杆率和房价指数涨幅同步下行。
2019年一二季度，杠杆率和房价指数涨幅同步上行。730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市场预期随之转变，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连续4个月上升，三季度杠杆率和房价指数涨幅同步下行。若年内5年期LPR不调整，预计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将继续横盘小幅震荡，部分城市房贷利率还有可能进一步小幅上行，四季度居民购房杠杆率还将下降，百城房价指数环比涨幅也将继续收窄。
全国住户部门杠杆率走势
从历史数据来看，2007–2008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保持在20%以下的较低水平，2008年末为17.9%。2009年初至2010年二季度，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推出，房地产市场快速回暖，住户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此后至2012年底，上升趋势减缓。2013年一季度，住户部门杠杆率达到31%，首次突破30%，此后连续快速上升至今。2018年底，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3.2%，相比2008年底增长了35.3个百分点。2019年三季度，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继续上升至56.3%，环比上季度上升1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同期上升4.1个百分点。
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末，所有统计国家的住户部门平均杠杆率为59.7%，发达国家为72.1%，新兴市场国家为39.9%。目前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但需要看到的是，在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同时，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住户部门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去杠杆。例如，美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末的95.4%显著降至2018年末的76.3%，同期日本住户部门杠杆率从59.5%降至58.1%，欧盟从60.4%降至57.7%。且近年来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增速较快，如果不加以控制，未来几年有可能超越欧盟和日本。
全国住户部门贷款余额/存款余额走势
全国住户部门贷款余额和全国住户部门存款余额的比值变化，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住户部门的资金杠杆走势。2007年一季度-2009年一季度，住户部门贷存款余额比例在20%-30%之间小幅波动。2009年二季度开始，住户部门贷存款余额比例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16年以来呈加速上行趋势，这与2016年以来住户部门贷款余额增速较高有关。住户部门贷存款余额比例从2008年末的25.3%上升至2018年末的66.1%，期间上升了40.8个百分点。2019年三季度，住户部门贷存款余额比例上升至66.2%，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住户部门贷存款余额比例持续上升，与存款余额增速持续下行，贷款余额增速持续高于存款余额增速有关。住户部门存款余额增速持续放缓，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一是与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有关，过去大多数居民的节约型消费方式已不再是主流，与之相应的高储蓄率也逐渐降低。
二是与居民代际更迭有关，目前，80后、90后已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他们不再像父辈、祖辈那样热衷于储蓄。
三是理财方式发生了变革，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理财产品等分流了一部分的银行存款。
四是实物类资产住房正在成为中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居民热衷于将货币类资产的储蓄存款和理财产品转化为房产。
住户部门贷款余额增速持续高位也与住房贷款持续高增长有关，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2008-2018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在住户部门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为45%-54%，即个人住房贷款占住户部门总贷款的一半左右，是居民负债的最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近日央行强调，要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适度增长，严禁消费贷款违规用于购房，预计下半年住户部门贷款余额增速将会有所放缓，住户部门贷存款余额比值的上升趋势也将趋缓。
(来源：中新经纬）

『贰』 居民资金杠杆率到底是怎么算的

杠杆比率到底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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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银行配资业务重启 杠杆率1:1.5到1:2.5之间 2.融资融券的比例为1：1，和买房首付是20%，那么杠杆率为有

『叁』 适度引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有多重好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肆』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

关于居民个人、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产？

『伍』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杆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是美英的两倍多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的杠杆率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明确三个特点。

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公布的信贷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衡量指标,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5.6%,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1%,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2%,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这段时间,四个杠杆率指标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增幅甚至超过140%。

二是从国际范围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受基数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等因素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比BIS统计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部门杠杆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国、英国的两倍多。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三是加杠杆的资金来源中,虽然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和占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据BIS的统计,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在2007年之前,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几年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发展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点。2008年-2016年,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均值约为7万亿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于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其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业资产增速快于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银行融入资金再给企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规避监管等目的,借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高一剩、房地产行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

我国的杠杆率快速增长并且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促成因素较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我国的投资坏境较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为加杆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内也针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不仅降准降息而且货币超发问题相对突出。2008-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7.5个百分点,而2001-2007年只有5.8个百分点,增长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GDP年均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个百分点。货币超发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在下降,推动了杠杆率提升。

从金融方面看,我国融资方式中以债务融资为主,也会导致杠杆率提升。长期以来,国内高储蓄率为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推动了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业的银行业规模壮大,让其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32万亿元,是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业总资产之和的5倍多,是当年GDP总量的3倍多。这些都为债务融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而从资金需求看,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且税收征缴中债务利息具有税盾效应,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增大了其主动负债的动机,以及企业破产清算成本较高等,均导致企业部门也有较强的债务融资偏好。据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的研究,国内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其杠杆率较同类企业明显更高。

杠杆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都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就国外的情况看,几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情况,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这方面,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房地产贷款飞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5.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6%。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于房产配置的比例过高,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不仅微观层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也加剧了宏观层面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在近几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过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企业难以承受,也易于导致再融资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论表明,银行监督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融资溢价正相关,而融资溢价与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银行贷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业可能的违约损失。企业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与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现,势必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

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同时采取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积极稳妥推进

对于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积极稳妥去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去杆杠的思路和重点。杠杆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率较高易于引发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杆并不是不加区分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要重点控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降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就是说,去杠杆要同时兼顾杠杆率过快上涨和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于政府部门,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有缩小的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杠杆率问题也要予以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主要是用于配置房产,要重点关注其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对房地产的调控,减少家庭部门加杠杆配置房产,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就国际经验看,去杆杠的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单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决的,对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其次要控制货币量,对金融业务进行规范。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也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充足所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管好货币供应的总阀门。在此基础上,结合基础货币供给方式变化,适当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短期借贷便利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价格水平,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并进行套利的积极性,以控制金融机构负债的总规模。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同业业务,不排除其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较多,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同业套利空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加杠杆也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因此我们不仅要管理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最后要推动经济发展和融资方式转变。杠杆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既要对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预期,也要积极通过创新、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稳定经济增长。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税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业部门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杆率；要积极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规定,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要规范并完善企业上市管理制度,发展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提供制度支持和市场保障,从而逐步降低对债权融资的依赖。

总之,对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去杠杆也要积极稳妥,根据杠杆的实际情况与最新变化,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的矛盾,统筹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资金的供给端,也要调节好资金的需求端,采用多种手段从多方发力,以保障去杠杆的成效。

『陆』 三部门发力“降温”楼市，西安控价迎来更严阶段

今年以来，随着稳增长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因城施策”导向下部分地区调控政策力度有所弱化、房地产市场需求有所回暖，房价稳中略升，市场预期有所分化。

最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楼市局部出现过热。银保监会、央行及住建部三大监管部门对此发出不同的预警信息：调控总体基调未变，房地产融资难言宽松。

而此间，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介入西安商品房控价，意味着西安房价控制将更趋严格。

—— 壹 ——

5月10日，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邹澜在的媒体通气会上称，房地产调控和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取向没有发生改变，央行将继续严格遵循“房住不炒”的定位，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资金管理的相关工作。

在监管部门喊话为楼市“灭火”的同时，部分“闯红线”违规进入楼市的资金，也频频受到处罚。

5月17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对2019年银行保险机构整治工作进行部署。房地产融资乱象更是被单独点名。

在4月1日到5月20日，50天左右的时间里，各地银保监局开出了223张海量的罚单。其中：涉及违规“输血”房地产的罚单就有32张，有15家金融机构受到处罚，罚没金额合计1068.8万元。

渤海银行济南分行变相为房企提供土地储备融资等行为，山东银保监局对其作出罚款40万元的处罚；上海农商银宝山支行2017年违规发放贷款，被用作拍地保证金、土地出让金，上海银保监局对其作出责令改正、罚没合计228.7968万元。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近日也公开表示，要坚决避免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这说明，在金融管控方面，严防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的降准资金流入房地产的大门依然要紧闭。

而早在一个月前，银保监会就发文重申，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

从2019年第14批商品住房价格公示开始，由“经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2019年第4次联席会议研究通过”。

这意味着：现在的房价备案须经过至少三方的认可才会公示；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参与对西安备案价格进行指导，限价政策将较以往更为严格。

『柒』 2018年银行业防风险攻坚战怎样打

1月26日消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银行监管应该怎么干？银监会26日给出答案：严控对高负债企业融资、严控个人贷款违规流入股市和房市、清理规范金融控股集团、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等。

2017年大幅下降的同业业务将继续被收缩。银监会表示，要继续压缩同业投资，将特定目的载体投资作为监管检查重点，对委外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同时严格规范交叉金融产品，推动银行及早开始理财业务转型，逐步压缩银信类通道业务。

以改革促进银行业提高服务能力也是银监会2018年的工作重点。银监会表示，要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制度，加强股东穿透监管，规范董事会、监事会运作。全力推动银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重塑资产负债表和表外业务表两张报表，再造监督评价和监管评级两大体系。

『捌』 央行表示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处合理水平，你对杠杆率有何了解

央行表示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处合理水平，但是人们对于杠杆率的了解不是很深，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杠杆率。

在金融中，杠杆的含义很明确，这意味着经济实体承担的债务与自身资产的比率，并且意味着经济实体使用自身资产履行债务的程度。迅速上升的杠杆比率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近年来，居民的杠杆比率增长过快，居民的债务过分集中在住房投资上，这加剧了房地产泡沫。

但是，如果投机者对房价有相同的期望，它将使房价上涨的趋势由群体的期望形成。为了将来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将开始购买大量房地产以促进房价的上涨。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这将导致更多的投机者购买房屋。房价上涨的预期将进一步成为集团的预期。最后，整个团队将加入购房大军，这使房价远离其价值。这个过程通常存在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是：由于一定的因素，房地产价格上涨，使得投机需求持续增加，投机者将购买大量房地产拉高房价，人们形成了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一致预期并急于购房，导致居民总债务不断增加。

『玖』 房贷利率上浮迹象明显 居民杠杆率上涨过快仍需警惕

多地房贷利率上浮迹象明显。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半个月，成都、福州、苏州、南京、合肥、杭州等地的首套房、二套房按揭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且部分银行出现额度紧张、放款周期变长的现象。一方面，部分地方监管部门有意引导利率上行，谨防楼市过热，另一方面，部分银行也对自身的房贷额度进行了调整。
近月来，房地产调控显现出“掐尖”的特点，即谨防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大和冒头。不仅是房贷政策，多地的购房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从紧。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调控趋紧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防止居民购房杠杆率过快上涨仍将是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部分重点城市房贷利率上浮
一位南京地区银行房贷业务相关人士对记者说，为防止楼市过热，相关地方监管部门有意引导房贷利率上浮一定比例，目前该银行整体房贷业务额度也有一些收紧。
某国有大行杭州某支行营业部主任对记者说，目前该行的首套房房贷利率是从上浮5%提高到上浮8%，放贷额度也需要等候。另一家位于杭州的银行的相关人士也表示，首套房房贷利率目前也上浮到8%，二套房房贷利率则维持在10%，没有变化。该人士也表示，目前房贷额度较为紧张。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一周前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天津地区有11家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由基准涨至最低上浮5%，苏州地区有5家银行上调首套房贷款利率，南宁地区多家银行也上调了房贷利率水平。另外，宁波地区房贷利率最近也开始悄然上涨。中行、交行和兴业率先将首套房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5%调整至上浮10%，二套房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10%调整至上浮15%。
整体来看，目前房贷利率上浮主要集中在部分重点城市。一位国有大行房贷业务相关人士对记者说，目前总行层面在房贷政策上没有明显变化，不过地方上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进行调整。
华泰证券发布报告称，按揭贷款利率出现上调或者额度控制的城市大多为今年房地产市场景气度较高的城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5月70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1.3%，环比增长0.7%。近期房贷利率有所调整的成都、福州、南宁、武汉、西安等新房价格同比涨幅均高于70城平均水平。
稳房价稳地价 调控态势明显
房贷政策的收紧可被视为房地产整体调控趋严的一个缩影。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高达251次，相较2018年同期的192次上涨31%。从6月单月来看，我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次数达46次，较5月也有明显增长。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在2018年11月前，各地发布的楼市调控政策以收紧为主，从2018年11月开始，各地发布的收紧的楼市调控政策明显减少。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自那时起，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态势则再次显现。
业内人士表示，近月来房地产调控显现出“掐尖”的特点，即谨防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大和冒头。
在楼市方面，在4月底和5月中旬，住建部两次对此前价格累计涨幅较大的10个城市发布预警。随后，苏州召集30余家地产商举行座谈会指出，要将今年当地房价涨幅控制在5%之内。而西安也在房价连续上涨39个月后，发布最严限购令，即自6月20日起，从市外迁入户籍的居民家庭在西安购房需满足落户满1年、或在本市连续缴纳12个月的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条件。而对于非西安户籍的居民家庭，则需满足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满5年的条件才可在西安购房。
在土地方面，东莞日前则出台最新的土地报价规则。在新的规则下，土地拍卖不再是价高者得，土地的最终成交价是最接近所有报价者的终次报价的平均价。这样做可以限制“地王”的诞生。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分析称，上半年调控呈现出“双边多点”效应，“双边”即在因城施策下，热点城市政策总体从紧，而存在房价下跌风险的城市会出台“托市”政策；“多点”体现在调控不仅针对房价，还针对地价、限售、限购、公积金等多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秦虹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管理的要求目标就是可量化、可考核的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稳地价是前提，稳房价是结果，要防止房价透支过多所带来的后续一系列的经济、金融、社会、城市方方面面的风险，稳预期是根本，必须建立一个对未来房地产政策、房地产市场比较清晰的预期判断。
居民杠杆率上涨过快仍需警惕
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调控趋紧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防止居民购房杠杆率过快上涨仍将是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水平为53.2%，远低于美国居民的76.1%。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绝对水平较低，但是仍需警惕其过快增长的风险。
恒 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就表示，我们仍应警惕居民杠杆过快上升风险。中国居民部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历了三轮快速加杠杆，杠杆水平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迅速靠拢，安全空间被快速消耗。居民杠杆的过快上升将带来银行资产恶化、金融风险积聚以及抑制居民消费增长等不良影响。
这一问题也已经引发了监管部门人士的高度警惕。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的住户部门杠杆率急速攀升，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更严重的是，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业过度融资，不仅挤占其他产业信贷资源，也容易助长房地产的投资投机行为，使其泡沫化问题更趋严重。他表示，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地区房价有涨有跌都很正常。但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历史证明，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实现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国家，最终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凡是靠盲目投资投机房地产来理财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会发现其实很不划算。

『拾』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需要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需要持续的保障性住房投资。
日前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下半年的工作部署，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会议还提出加快发展租赁住房，落实用地、税收等支持政策。
在此次会议召开前，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各个部门也陆续出台政策强化针对地产市场的调控，落实房住不炒的精神。大力发展具有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21年工作重点任务之一。
也就是说，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针对的很大部分是刚刚留在大城市的新市民和年轻人。近些年来，大城市房价不断上涨，年轻人留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即使是合租，可能也要花费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压力较大。给他们提供廉价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可以减轻他们融入并扎根城市的压力，同时，大量地增加保障性租赁房，也可以稳定大城市的房价。因为需求的周期会被拉长，也会抑制商业住宅的租赁价格，降低租赁收益预期，增加投资性住房的持有成本。
加快扩大租赁住房的供给，也是为了避免居民杠杆率过快上涨后引发金融风险并影响消费，同时避免这种情况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中国居民杠杆率从2000年不到5%增长至去年年底的62.2%，已超过德国和日本的水平，增长空间已经不大。居民杠杆率上涨主要是被购置住房所驱动。当居民因为住房抵押贷款而大幅增加杠杆率的时候，会对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每一轮房价上涨周期后，消费增速都会持续放缓。
当前，中国正在构建以扩大内需为主要标志的新发展格局，如果居民杠杆率继续攀升，就算不进一步对消费造成直接挤压，也会推高商业成本，产生货币贬值效应，削弱购买力。与此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年轻人不敢婚育，这不仅可能影响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还会因资产价格膨胀拉大贫富差距，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限购政策以及其他金融调控措施“冷冻”市场，虽然可以稳定房价以及避免居民杠杆率在短期内继续高速攀升，但也会影响到房地产投资以及部分新市民的合理居住需求。地产投资的持续下降会在消费不振的条件下，对经济稳定运行产生影响。而且从一个长周期角度看，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完成前，中国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驱动力。
因此，中国需要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需要持续的保障性住房投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这仅仅体现为居住人口。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工只是暂住在城市，并没有全家移民城市并获得市民应有的社会公共保障。如果数亿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尤其是其中数亿人口月收入还较低，那就难以形成有效消费，也难以帮助消化国内庞大的产能。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重视分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尤其是要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转换。“十四五”规划要求在此时期内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但是，即使提高他们的收入并享有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如果不解决住房问题，他们还是可能会因为“按揭贷款”返贫，也就难以进行消费和投资教育。因此，就像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日前所说，对于希望在城市落户的进城农民，如何为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以及解决好仍然居住在农村的老人养老问题，是最迫切的需求。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巨大发展中包含了农村土地以及农民工的巨大付出。现在，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城市和工业反哺，政府要为新市民、年轻人以及市民化的农民工提供保障性租赁房，需要加大财政支出为这些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务，强化政府的民生服务功能，这是在分配调整中，政府需要做也必须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