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国有企业杠杆率稳定

㈠ 杠杆率趋稳是否意味着去杠杆已经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随着去杠杆稳步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成效初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但目前企业负债率仍然偏高，居民部门加杠杆速度过快，政府部门隐性债务大量存在。因此不能过度解读为去杠杆已经完成，未来一段时间，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大方向不会变化。

董希淼说，未来必须坚定不移去杠杆，将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逐步降下来。要坚决出清“僵尸企业”，减少无效资金占用。继续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及活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目前来看，相比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成效，在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方面还需继续努力。

㈡ 中国经济杠杆率处于稳定状态吗

据报道，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推进，我国总体杠杆率虽然保持基本稳定，但国有企业版杠杆率权和地方政府债务依然是当前我国最突出的债务问题和去杠杆工作的重点领域。

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央企、国企去杠杆确实已取得积极成效。数据显示，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5.7%，相比上一年下降0.4个百分点。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相比上一年下降0.3个百分点。

目前国资委已制定了中央企业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的指导意见，并明确到2020年前中央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要再下降2个百分点。

㈢ 什么是国有企业杠杆率

杠杆率一般是指权益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内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容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

国有企业，是指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部门所监管的企业本级及其逐级投资形成的企业。

(3)维持国有企业杠杆率稳定扩展阅读：

杠杆率的优点

引入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手段，其主要优点为：

1、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

2、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

3、是有利于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通过引入杠杆率，使得资本扩张的规模控制在银行有形资本的一定倍数之内，有利于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

㈣ 未来我国杠杆率趋势如何

展望未来，我国将进入稳杠杆阶段。刘世锦认为，未来我国杠杆率将总体趋稳。过去一个时期我国杠杆率增长较快，与我国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不匹配、权益融资比重偏低、货币化进程和金融深化较快、国有企业和平台公司曾一定程度上承担政府职能等因素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务使用效率不高，必然推高杠杆率。同时，我国货币化进程较快，特别是市场经济推进、大规模城镇化、房地产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快速扩大等因素，阶段性地推升了杠杆水平。此外，金融业加快发展，金融监管有待完善，出现了影子银行加杠杆等现象。国有企业和平台公司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职能，造成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

㈤ 央行：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6月28日，根据央行官微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1年第二季度(总第93次)例会于6月2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要加强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外部冲击，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等措施的牵引带动作用，落实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延期工作，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力度支持普惠金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
会议还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优化存款利率监管，调整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确定方式，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会议强调，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加强预期管理，促进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研究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㈥ 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实施意见的》反馈意见

降杠杆需要“组合拳”
“我省企业杠杆率上升势头偏快，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债务负担沉重。”人行南昌中心支行副行长陈锋说，杠杆率是衡量一个地区或部门整体负债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全省各行业企业负债率差异明显，产能过剩行业负债率偏高问题突出。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更趋复杂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一定程度上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并存在沿债务链、担保链和产业链蔓延的风险隐患。
据测算，我省总杠杆率并不高，但近两年上升较快，2016年末，我省总杠杆率为204.9%，虽然低于全国40.5个百分点，但比上一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2016年末，江西省企业杠杆率为122.0%，比去年提高了6.6个百分点，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
降杠杆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省发改委副主任王前虎说，我省降杠杆的具体任务有七个方面，包括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积极发展股权融资等。这些途径既有制度性建设的长效机制，也有短期可见效的实招硬招，对高杠杆风险既有防范也有化解，体现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考虑。
《实施意见》明确了降杠杆的原则，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法依规开展降杠杆工作，政府与各市场主体都要严格依法行事，防范道德风险，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的杠杆特征，分类施策；与企业改组改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工作有机结合。
企业是降杠杆第一责任主体
降杠杆，不能责任不明、主体不清。企业是降杠杆的第一责任主体，要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防止激进经营过度负债。政府在引导降杠杆过程中，要依法依规、遵循规律、规范行为，不干预降杠杆工作中市场主体的相关决策和具体事务。
省国资委副主任文翠萍认为，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形成合理资产负债结构的治本之举，关系到能否建立起防止企业杠杆降后复升的长效机制。《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权责明确、制衡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强化企业负债自我约束机制。明确企业降杠杆的主体责任，强化国有企业降杠杆的考核机制。健全和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加快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和省产权交易所建设，健全小额、快速、灵活、多元的投融资体制。大力创新和丰富股权融资工具。
政府在降杠杆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省财政厅副巡视员钟心平表示，《实施意见》明确了降杠杆的政策环境与配套措施，如在财税支持方面，明确了降杠杆、债转股所涉及的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配套政策，如允许以债转股为目的转让单笔债权，提高债权转让的便捷度；出台了比较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让企业重组、破产、注销、清算过程中可享受一系列政策支持。
债转股“救急不救穷”
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是我省降杠杆的重要举措。一些优质企业通过债转股后对原贷款不再还本付息，“债主”变股东参与企业管理、分红，可以减少企业利息支出。此举既降低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改善了银行债权结构，盘活了存量资产，化解了金融风险。
如何避免债转股变为“免费午餐”？江西银监局副局长柯愈华说，本轮债转股的立意是“救急”“解困”，针对有较好发展前景但杠杆水平较高、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帮助其降本增效，为结构调整、脱困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
《实施意见》明确了债转股的政策边界，政府不搞债转股的“拉郎配”，债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转股的价格、实施机构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同时也制定了债转股的“正负面清单”，概括为“四个禁止、三个鼓励”：即严禁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有可能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参与债转股。鼓励三类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即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

㈦ 国资委如何推动国企降杠杆

8月8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自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下称《工作要点》）的通知。对于国有企业这一降杠杆的重要主体，《工作要点》在建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完善“僵尸企业”债务处置政策体系等方面作出详细部署。

同时，国资委针对警戒线和偿债能力，把98家中央企业进行业务分类，将超过了警戒线，且偿债能力较弱的企业纳入重点管控。对纳入重点管控的企业又进行分类管控，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重点关注的，指负债水平超过警戒线，但偿债能力、流动性、盈利能力还可以的企业；第二类是重点监控类，指比重点关注类企业杠杆水平更高一些的企业；第三类是特别监管类，是一些必须采取严格管理措施的企业。对这三类企业，采取不同程度的管控措施，包括对开支规模、投资规模、薪酬、成本费用（招待费、管理费等）的从严控制。

㈧ 国企去杠杆最大的困难在哪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趋势已出现改变，但国企高杠杆问题依然突出。专家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有关部署，方向明确，对象具体，将会加速国企降杠杆进程。

另一方面，国企负债主要对应着国有银行资产。国有企业通过处置资产而承受的损失，有相当部分要传导到国有银行部门，形成不良贷款。当前，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大型国有银行承担着较大的资本金压力。国有银行部门为了规避不良贷款，很难积极配合国有企业去杠杆。

在降杠杆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寄希望于“债转股”。国家发改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各类实施机构已与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70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1万亿元。

从目前情况看，“债转股”落地状况并不理想。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人士表示，落实债转股的资金都是通过市场化筹集的，本身就有利息成本，银行也得有收益的考虑。同时，对于钢铁等周期性行业的发展前景，仍需谨慎观察。

如何可持续发展才是重要的。

㈨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杆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是美英的两倍多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的杠杆率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明确三个特点。

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公布的信贷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衡量指标,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5.6%,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1%,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2%,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这段时间,四个杠杆率指标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增幅甚至超过140%。

二是从国际范围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受基数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等因素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比BIS统计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部门杠杆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国、英国的两倍多。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三是加杠杆的资金来源中,虽然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和占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据BIS的统计,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在2007年之前,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几年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发展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点。2008年-2016年,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均值约为7万亿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于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其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业资产增速快于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银行融入资金再给企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规避监管等目的,借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高一剩、房地产行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

我国的杠杆率快速增长并且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促成因素较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我国的投资坏境较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为加杆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内也针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不仅降准降息而且货币超发问题相对突出。2008-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7.5个百分点,而2001-2007年只有5.8个百分点,增长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GDP年均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个百分点。货币超发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在下降,推动了杠杆率提升。

从金融方面看,我国融资方式中以债务融资为主,也会导致杠杆率提升。长期以来,国内高储蓄率为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推动了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业的银行业规模壮大,让其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32万亿元,是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业总资产之和的5倍多,是当年GDP总量的3倍多。这些都为债务融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而从资金需求看,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且税收征缴中债务利息具有税盾效应,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增大了其主动负债的动机,以及企业破产清算成本较高等,均导致企业部门也有较强的债务融资偏好。据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的研究,国内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其杠杆率较同类企业明显更高。

杠杆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都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就国外的情况看,几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情况,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这方面,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房地产贷款飞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5.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6%。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于房产配置的比例过高,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不仅微观层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也加剧了宏观层面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在近几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过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企业难以承受,也易于导致再融资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论表明,银行监督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融资溢价正相关,而融资溢价与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银行贷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业可能的违约损失。企业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与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现,势必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

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同时采取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积极稳妥推进

对于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积极稳妥去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去杆杠的思路和重点。杠杆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率较高易于引发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杆并不是不加区分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要重点控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降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就是说,去杠杆要同时兼顾杠杆率过快上涨和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于政府部门,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有缩小的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杠杆率问题也要予以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主要是用于配置房产,要重点关注其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对房地产的调控,减少家庭部门加杠杆配置房产,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就国际经验看,去杆杠的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单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决的,对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其次要控制货币量,对金融业务进行规范。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也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充足所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管好货币供应的总阀门。在此基础上,结合基础货币供给方式变化,适当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短期借贷便利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价格水平,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并进行套利的积极性,以控制金融机构负债的总规模。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同业业务,不排除其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较多,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同业套利空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加杠杆也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因此我们不仅要管理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最后要推动经济发展和融资方式转变。杠杆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既要对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预期,也要积极通过创新、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稳定经济增长。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税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业部门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杆率；要积极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规定,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要规范并完善企业上市管理制度,发展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提供制度支持和市场保障,从而逐步降低对债权融资的依赖。

总之,对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去杠杆也要积极稳妥,根据杠杆的实际情况与最新变化,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的矛盾,统筹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资金的供给端,也要调节好资金的需求端,采用多种手段从多方发力,以保障去杠杆的成效。

㈩ 国企资产负债率仍然偏高吗

对，仍然偏高。
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并对国企去杠杆提出要求。这是一个多月以来，中央会议第二次就国企降负债和去杠杆作出部署。专家指出，中央对国企去杠杆问题高度重视，在当前毫不松懈的政策环境和资产负债约束、结构性去杠杆、分类管控等手段支持下，国企去杠杆正驶入快车道。
国企资产负债率仍然偏高
5月11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还指出，要坚持全覆盖与分类管理相结合，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约束相结合，通过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做到标本兼治，促使高负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
此前4月2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明确，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两次会议的密集关注体现了中央对国企降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当前不少企业债务和杠杆率高，这可能产生一定收益，但同时也带来较大风险，而且最终可能由银行买单，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北京科技大学企业与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何维达对本报记者分析。
近几年，去杠杆、减负债是国企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任务。据国资委数据，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比上一年下降0.4个百分点，为65.7%。不过，这一水平仍处高位。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对本报记者表示，国企去杠杆是目前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资产负债约束有望给出国企资产负债的上限标准，结构性去杠杆和分类管控则针对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对国企去杠杆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运行好转也要持续去杠杆
“如果把企业经营中的资金、资本比喻为血液，去杠杆、降负债就是要想办法‘止血’、‘补血’、‘造血’。”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这样形容去杠杆的重要性。事实上，近年来为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监管部门已出台多项措施。
在“止血”方面，既要加大清理不良资产，降低亏损；也要防控高风险业务等，把“出血点”止住。例如，国资委确定针对三大类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标准，其中工业企业为70%，非工业企业为75%，科研设计企业为65%，以更加精准地控制风险；此外，把98家中央企业进行业务分类，将负债水平超过了警戒线、偿债能力比较弱的企业纳入重点管控，控财务杠杆等。
在“补血”方面，本轮去杠杆主要是通过引入各类资本，优化结构实现良性发展，包括增股权融资、通过债转股增加资本等。2017年中央企业通过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融资超过3500亿，对央企资本结构有很好的优化。目前已有17家中央企业和有关机构签订了债转股的协议，债转股的框架协议达到了5000亿。
一系列的举措取得了初步成效。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9%，较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情况亦有所好转。
以去杠杆倒逼国企改革
当前，对于不少国有企业来说，负债率和银行贷款余额偏高仍是不争的事实。专家分析，去杠杆一方面是要解决负债率偏高这个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
在冯俏彬看来，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去杠杆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点。把这个当务之急解决好，想办法把负债率降下来，可以同步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更大空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从长期来看，还是要加强市场化改革，让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主约束的市场主体。当企业因为投资失误、经营不善而出现资产负债率过高的情况时，债务方面的风险可由企业自行承担，必要的时候进行破产退出或者兼并重组，强化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责任。”冯俏彬说。
专家同时指出，本轮国企去杠杆是在中央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2018年重要任务时提出来的，同时新一轮国企改革也正处于攻坚突破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去杠杆的推力可能会更强。不久前，国资委已明确表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到2020年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比2017年底再降低2个百分点。随着一系列更具体、更有力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措施落地实施，国企去杠杆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并探索建立起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