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为什么一国爆发经济危机会被迫放弃固定汇率政策从而导致货币贬值那
首先 这些国家的政策是允许外部资金进出的 而当这个国家的经济一旦出现风吹草动 外资出逃 用本币买美元出逃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根据市场供求规律本币贬值 ，可能在平时，这个国家还可以用那么点外汇贮备在外汇市场上通过购买本币来支持本币汇率来稳定，但在特别时期，像泰国那么点外汇贮备根本不能和索罗斯一帮人抗衡，当外汇贮备用完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本币贬值
Ⅱ 日元 美元汇率 二战后
二战后，日元的汇率主要可以分为俩个阶段，一个是固定汇率制，即二战之后到1970年左右，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基本上固定在360比1的水平；另一个是浮动汇率制，自1971年开始，日元兑美元汇率开始出现变动，即所谓的汇率市场化，基本上可以总结为四轮明显的升值。
1949年，由于日本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且存在多重的汇率，当时美国帮助日本当局制定了所谓的“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直接将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固定在360比1。这项汇率政策最终稳定了日本的经济，不但让日本的外贸活动更加容易清算与结算，也通过日元与美元的捆绑，加深了日本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最终让日本产业能够重返国际市场。固定汇率的制度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份。
1971年8月5日，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1盎司黄金=35美元)，并加征10%进口税率，史称“尼克松冲击”。随着美元的大幅贬值，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也出现波动，由360升值到306。1973年2月，日元正式从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随后，日元兑美元持续升值，截至1978年末，汇率升至194.3比1，七年累计升值高达85.28%。
1985年9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与主要货币有秩序的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协议，最终令日元大幅升值，史称“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也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兑美元在250比1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200比1附近，升幅20%；1986年底，进一步升值至152比1，1987年最高达到120比1。
1993年2月，时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日元需要升值20%左右。随后，在美国政府的目标诱导下，日元汇率在半年之内由2月初的124.95比1，上升至8月份的102.18比1，累计升幅22.3%。1995年4月，日元汇率急剧升至79.70比1的历史高点。从1993年2月初到1995年4月79.70的历史最高点位，日元两年间累计升值56.8%。
从2001年开始，美元/日元在日本当局的严防死守之下，始终运行于115的上方，并且一度攀升至135水平。不过从2000年至2007年大的波动区间来看，美元/日元基本上处于100至125的宽幅区间震荡。从2007年到2012年，全世界共同经历了经济危机的肆虐，经济也完成了周期性的筑底过程。随着避险情绪的不断升温，美元/日元也自2007年6月高点124.15持续下行，2010年11月01日，刷新了80.24的十五年新低，41个月累计跌幅高达35.36%。
2012年至今，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美元/日元在触及75.35低点之后便没有再创新低，从而陷入震荡筑底走势。
Ⅲ 怎样正确看待日本汇率制度与日本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出口，稳定的汇率是不可缺少的。战争结束后，美国方面作出了有必要加快日本经济复苏的决定。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决定将日本经济恢复作为美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提出了包括设置固定汇率在内的9项稳定经济原则。经过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方面的反复研究，终于决定自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个固定汇率一直保持了22年，一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变。
Ⅳ 1970年代固定汇率制崩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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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汇率制解体的原因主要是美元供求与黄金储备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货币间的汇兑平价只是战后初期世界经济形势的反映，美国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高估美元，低估黄金，而随着日本和西欧经济复苏和迅速发展，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下降，美元灾加剧了黄金供求状况的恶化，特别是美国为发展国内经济及对付越南战争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又不断增加货币发行，这使美元远远低于金平价，使黄金官价越来越成为买方一相情愿的价格。加之国际市场上投机者抓住固定汇率制的瓦解趋势推波助澜，大肆借美元对黄金下赌注，进一步增加了美元的超额供应和对黄金的超额需求，最终美国黄金储备面临枯竭的危机，不得不放弃美元金本位，导致固定汇率制彻底崩溃。
Ⅳ 中国现在为什么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各自有什么优势
固定汇率可以保持咱们国家的对外贸易优势，保持较低的汇率可以让产品具有价格优势，发展国内企业。浮动汇率是入世谈判时规定的条件之一，迫于国际压力，中国要逐渐施行浮动汇率。但是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会失效或效果不大。浮动汇率则可以保证比较有效的货币政策。蒙代尔的三角形表明，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管制之间是三角形的关系，只可得到两个结果，不可能三个同时实现，也就是说中国选择的是放弃固定汇率追求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货币政策独立可以抑制国内通货膨胀，而资本管制就是控制外汇流入流出，即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
但是浮动汇率可能产生潜在的经济风险，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缘于资本大鳄利用浮动汇率从中套利。中国在98年以前本来已经有了施行浮动汇率的打算，但是遇到金融危机果断的选择人民币汇率不变，不但保证中国没有卷进这场危机，还为缓解东南亚金融危机做出贡献。这样一拖就是8年，直到迫于世贸和国际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不得不逐渐浮动汇率。目前还算是政府指导下的浮动汇率制。日本当年就是迫于美国压力将汇率一升再升，利率进入了凯恩斯陷阱，加上房地产股市泡沫，银行信贷出现严重问题，石油危机，以及政局动荡，最后造成了十年复合经济危机。
Ⅵ 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各经济体都被迫从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请求专业人员指教
1.因为外汇储备不足，不能再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了
2.如果是盯住单一货币，并且跟盯住货币的汇率相对固定，就是固定汇率制了
Ⅶ 叙述日元升值汇率变化对日本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日本举国上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当时舆论认为：扩大出口，尤其是增加对实力最强、最为富裕的国家——美国的出口，是振兴日本经济的捷径。因此，日本政府在战后不久就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口号，把扩大出口作为国策。
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出口，稳定的汇率是不可缺少的。战争结束后，美国方面作出了有必要加快日本经济复苏的决定。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决定将日本经济恢复作为美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提出了包括设置固定汇率在内的9项稳定经济原则。经过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方面的反复研究，终于决定自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个固定汇率一直保持了22年，一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变。顺便提一下，当时，美国方面曾经有过让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在330日元等于1美元的设想，但到最后关头，由于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发展，将日元对美元汇率又下调了30日元，固定在360日元等于1美元，这使得日本经济界人士欣喜万分。
连续保持22年之久的360日元=1美元的固定汇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企业能够在20多年的时期内，不必理会汇率的变化，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新产品开发、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为日本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可否认，持续、稳定的汇率水平，对保证日本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扩大日本产品的出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增速明显加快。特别是60年代的经济增长倍增计划期间，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对美出口的增加，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使得长期以来一直扶植日本发展的美国，开始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产品出口产生越来越大的不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美贸易就开始摩擦不断。最初的日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棉纺织品等轻工产品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贸易摩擦开始向几乎所有重要工业产品领域扩展，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方面对日本的压力也开始增大，在金融方面要求日本将日元升值。
第二：
史密森协议后，日元开始向浮动汇率制度过渡。
在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外来压力下，特别是美国政府于1971年 8月单方面宣布以放弃美元兑换黄金、对进口货强制性征收10%进口关税等为主要内容的紧急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敦森林体系，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剧烈动荡，日元汇率开始上升。日本政府为维护360日元=1美元的汇率水平，多次让日本央行人市干预，抛出日元，购买美元，但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日元汇率还在上升。尽管如此，欧美国家仍在不断批评日元汇率升值幅度不够。在此背景下，1971年12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16.8%，即1美元=308日元，并以此作为标准汇率，可上下浮动2.25%.同时，当时的西德政府也同意将马克对美元汇率升值13.8%.这就是被经济学家称为史密森协议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比如1971年到1972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从27亿美元扩大到68亿美元，而日本的贸易顺差则从78亿美元增加到90亿美元），美元汇率仍在继续下滑，1973年2月13日，美国财长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0%，在此情况下，日本也只好让日元向浮动汇率制过渡。
从上可以看出，日元汇率制度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日元汇率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才实现的。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日本产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日本有条件允许日元升值的强大的物质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出口的增加，主要靠的是日本本国企业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引进外资，由外资企业主导本国产品出口来实现的。而且，日本企业的许多核心技术，都是自己开发的，这就为日本企业日后承受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则由于长期陷入越战泥潭，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企业竞争力受到日本、德国等的严重挑战，不得不将美元贬值，以期摆脱困境。
由此可见，内因与外因（尤其是内因）的综合作用，使得日元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
后开始逐步走上升值之途。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外来压力已经非常巨大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在汇率制度方面的让步也是非常不情愿的，可以用“挤牙膏”方式来形容它在这方面所做的每一个让步。
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实现了浮动汇率制，从1971年开始到1985年之间，日元的汇率的升值过程还是比较平稳的，中间还有反复。但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汇率的升值速度明显加快。
第三：
广场会议后的日元急速升值破坏了日本经济结构的顺利转轨
众所周知，1985年美英法日德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促使日元、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协议，从此之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到1995年，日元曾一度升至80日元等于1美元的水平。
广场会议后日元汇率的急剧升值，既是日本政府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的举措，也与日本政府想借此机会提高日元国际地位，进而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日本有些人士以为，经过战后40年的发展，日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不但在制造业方面已经“打败”了当年的战胜国美国，而且在货币领域，日本也开始挺起了腰板。
日元的急剧升值，对日本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就掀起了一轮对外投资的热潮。比如，1965年度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金额仅为1.6亿美元，1970年度达到9亿美元，到1973年度增加到35亿美元。但此时的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等领域，是对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的补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企业海外投资，主要是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为降低成本，占领海外市场，而被迫进行的海外投资。因此，可以说对日本企业来讲，广场会议之后的海外投资，显得有点仓促和无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此时日本在国际
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家电、造船等传统产业方面，在以信息产业、生化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方面还没有发展到成规模的产业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传统行业的企业大量到海外投资，由于国内缺乏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接替出走的传统行业所造成的空白，形成了日本国内所谓的产业空洞化现象，破坏了日本经济结构的顺利转轨。
在正常情况下，假如接替传统产业的新兴行业己成气候，能够挑起日本经济的大梁，即使大量传统企业到海外投资，对日本国内就业和需求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日本经济很可能不会陷入长达十几年之久的低迷状态而不能自拔。但实际情况是，不但日本的大企业纷纷出走到海外投资办厂，而且为这些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为了继续向大企业提供产品，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跟随大企业一起到海外投资办厂。有的日本大企业，甚至在自己到国外去投资办厂之前，要求为其提供配套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先去投资，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如丰田公司在中国的做法）。大企业和大批中小企业到国外投资，必然使得国内就业人数下降，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日本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是致使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面临升值压力，日元全力保持稳定
第四：
从1996年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改变汇率政策，美元汇率逐渐升值，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升到1美元=140日元左右的水平，不过，进入2l世纪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由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边缘，再加上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士认为美元币值被高估了10-20%，认为这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又开始调整汇率政策，有意无意促使美元贬值。但是，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变化，日本方面非常不安，想方设法不让日元汇率升值。仅今年4-6月，日本政府就动用4.6万亿日元入市干预汇市，购买美元，阻止日元汇率升值。
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企业产品的出口，以外需来弥补因长期萧条带来的内需不足。另外，在通货紧缩环境下，让日元汇率贬值，还能起到缓和通货紧缩的效应。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及经济界人士吃够了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贸然让日元汇率升值的苦果之后，现在开始清醒了，正运用各种手段来防止日元汇率的升值。
Ⅷ 谁能告诉我固定汇率制度的利和弊（可以任挑几点回答哦）
固定与浮动汇率只是两种不同的汇率制度，无所谓对错或优劣之分。在某个阶段、相对某个经济结构，固定汇率可能比浮动汇率更适合。但在另一个阶段、另一种经济结构下，浮动汇率可能更合适
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争论持续了多年，总体上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及分析。因研究国际金融而获诺贝尔奖的蒙代尔教授与斯坦福大学专门研究日本及中国汇率制度的麦金农教授认为：现阶段最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与美元挂钩。而几乎所有其他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银行界，及国际学术圈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应该浮动。
其实，固定与浮动汇率只是两种不同的汇率制度，无所谓对或错，只是在两种制度下个人、企业及宏观经济的行为及调整方式不一样。在某个阶段、相对某个经济结构，固定汇率可能比浮动汇率更适合。但在另一个阶段，另一种经济结构下，浮动汇率可能更合适。因此，在比较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利弊时，需要对两种汇率制度的本质及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结构有透彻的理解。
固定汇率制度的最大好处是政府帮助个人及企业消除了汇率风险，降低了国际贸易及投资的交易成本。二次大战后，由凯恩斯等经济学家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监督执行这一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度。由蒙代尔倡导的欧元体系在欧盟各国之间也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度。港币与美元的挂钩及人民币与美元在1994－2005年期间的挂钩，也属于固定汇率制度。显然，固定汇率制度对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功不可没，中国的外贸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主要发生在1994年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之后。
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固定汇率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帮助建立一个更符合市场规律的相对价格体系。在计划经济里，工资及吃、住、行、教育、医疗等的相对价格并不真实地反映商品及服务的成本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是花在吃上面，而住与医疗几乎不花钱。这样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很不一样，显然需要调整。固定汇率使得中国各行各业相对价格的调整更容易、也更顺利。
固定汇率的另一个好处是对本国的货币政策加以限制，使得本币的利率及通胀与国际主要货币的利率与通胀不会无缘无故地相差太多。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开放型、以国际贸易及资本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固定汇率有利于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及容易预测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及执行能力还不成熟时，固定汇率也有利于稳定通胀预期及宏观经济环境。1994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之后，中国的通胀预期很快就得到控制，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甚至出现轻微的通缩。
但是，固定汇率对货币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当中国由于制造业等行业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导致住房、医疗、教育及服务业成本及价格上涨过快时，央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就无法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缓通胀压力。因此，在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由于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产生的非贸易商品价格高涨之前，固定汇率制度对中国是基本适用的。但是，一旦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导致较明显的通胀，特别是非贸易商品(如住房)价格的上涨，浮动汇率下的人民币升值就有必要，也比较容易被社会接受。特别是在通胀环境下，人民币升值不会导致通缩的风险。
固定汇率能够成功实行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守住固定的汇率，这对日本、中国及香港特区这些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及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不是一个问题，但对拉丁美洲及亚洲一些常年拥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就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条件。阿根廷、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在金融危机时无法守住官方汇率，就是因为它们持续的贸易逆差导致外汇储备流失，不得已只能让汇率浮动。
浮动汇率的主要好处是为央行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控制通胀，但成本是个人、企业、银行必须承担汇率风险，包括市场投机人民币升值的风险。
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对日本及中国实行浮动汇率的风险研究得最透彻。他提出了一个道德矛盾及冲突(conflictedvirtue)的理论。日本及中国都持续多年拥有大量贸易顺差，也就是不断积累美元净资产，这本来是一种勤俭储蓄的美德。可是，当日元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形成并实现时，本国居民将普遍不愿意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而更愿意持有不断升值的本币，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及冲突：本国居民通过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净美元资产但却不愿持有美元资产！结果是官方外汇储备大升，并导致本币发行量大增，本币利率下降，甚至开创零利率时代，也称为“货币流动性陷阱”。
麦金农的道德矛盾及冲突理论的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是：在市场环境下，投资不同货币资产的回报在调整风险之后应该相同。比如，给定同样的风险，投资人民币资产的回报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名义利率(＝人民币实质利率＋中国通胀率)，而投资美元资产的回报则体现在美元名义利率(＝美元实质利率＋美国通胀率)。但在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时，人民币资产的投资回报还包括人民币的升值率，因此：人民币名义利率＋人民币升值率＝美元名义利率。
如果美元名义利率是6％，而人民币每年升值率达6％，在中国开放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人民币名义利率就可能被压至零。这就是为什么麦金农教授不希望人民币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原因。
在没有通胀时(如日本在1990年代)，麦金农的分析完全正确。可是，一旦有了通胀，人民币名义汇率(人民币实质利率＋中国通胀率)就可以比零高很多。而一旦有了通胀，由于通胀与升值的替代关系，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升值率也必将相应减小，人民币名义利率跌至零的风险，即落入“货币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也会减小。可见，维持一个适当的由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的通胀率，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导致零利率的风险，也可以减低升值的压力。
因此，我认为中国今后的通胀率应该至少高于美国目前的通胀率(大致2％－3％)但低于日本1950－1970年间的平均通胀率(大致5％－6％)，低通胀对工薪阶层及退休职工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工资／退休金与通胀指数挂钩等方式来解决。
Ⅸ 问个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了题为“汇率体制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中国的表现及含义”的演讲。演讲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现在对Rogoff教授演讲是很好时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汇率制度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2%，并开始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主要货币，同时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即实行所谓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Rogoff教授讲演将对理解我国汇率制度问题具有借鉴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对最新的汇率方面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从历史上看，十多年前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使用了浮动汇率制，但所谓中间浮动汇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而现在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使用了中间汇率制度。并且这个趋势会不断持续，到2020年可能会继续上升。Rogoff教授强调，在划分国家汇率制度分类时，不是听政府宣称他们使用了某种汇率政策，而是要看他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很多宣称浮动汇率的国家实际上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宣称固定汇率制实际是浮动汇率制的，这样的国家很多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双重汇率。
Rogoff教授接着讨论未来汇率制度会如何变化。对于“2050年世界汇率体系应该如何”？在中国影响较大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观点是，未来只有一种世界货币。Rogoff教授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在未来50年后，世界货币系统应该由至少三种到四种主要货币组成，比如人民币、美元、欧元，再加上一个主要石油输出国或是商品输出国的“与大宗商品相联系的”货币。当然对于外围货币而言，还会存在很多问题。
另议一个问题是，现今中国应该做什么？Rogoff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政府将汇率制度变得更加弹性化这一举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适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的扩张，固定汇率制已不再是中国可行的汇率制度，特别是如果中国想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迫使中国跟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固定汇率制也非常困难。当然中国有能力永远保持固定汇率制，但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既然中国政府明确应该改革汇率制度，但应如何考虑时机选择问题？Rogoff教授认为，早调整比晚调整要好，否则国家会因此遭受损害。也有意见认为，中国不会受损，原因是中国有约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欧洲经验为例说明外汇储备并不能使国家免受伤害。由于不愿放弃固定汇率制，瑞典损失了100亿美金的储备，整个银行系统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崩塌，花费了近7年的时间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国7000亿的外汇储备相比于全球每天20000亿美金的交易市场规模而言微乎其微。外汇储备并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麦金农、蒙代尔教授都曾指出，中国不应放弃原先的固定汇率政策。从蒙代尔80、90年代的著作看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一个中心论据在于，没有一个政府不会通货膨胀。这也几乎是蒙代尔教授唯一重要的论据。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稳定的浮动汇率制会比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好。货币政策上的改进，例如独立的央行、设定通胀目标，都使国家在没有汇率工具的条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现今国际社会的通胀问题已经远远没有过去那么严重。1992年，全球有超过40个国家的通胀率达40%，其中津巴布韦是20000%，刚果人民共和国是10000%。现在，津巴布韦的问题依然严峻，但其他的国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胀程度。刚果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通胀率也只有个位数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认为中国不会因为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即使遇到问题，也可以加以控制。这需要中国对自身的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同时加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和管理。
反对放弃固定汇率制的第二个理由在于金融危机。西方学术界很多文章认为，如果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则会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Rogoff教授认为出现金融危机多半是由于国家是被迫放弃原先的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发生金融危机一般是由于货币价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为例，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在于墨西哥政府将比索对美元的汇率降低30%而造成汇率危机。比索实际价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间墨西哥全国GDP的30%也由于比索贬值而消失殆尽。损失严重的还有墨西哥的很多银行，他们多为借入美元、贷出本国货币。同样的情况还曾出现在韩国和印尼。但中国目前情况是存在汇率升值压力。当然会有银行和企业在此次汇率变动中受损，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变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会出现大规模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危机、或者说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极小。
蒙代尔教授等人认为，如果中国人民币升值，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10%、而会和日本一样降为0。1985年日本曾与美国在欧洲订下广场协议，约定日本汇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赞同此种观点。他认为，日本经济问题不是在汇率政策调整之后就出现的，导致经济萎靡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确定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严重失误。
汇率制度弹性化和汇率升值是两码事。现在对于人民币的压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后的某一天压力会是使人民币贬值。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贸易顺差，也来自于资本的净流入。而资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难。如果资本控制力平衡，那么现在人民币的压力则可能贬值。
接着Rogoff教授列举了人民币被低估的论据。首先，从货币的购买力看，举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为例，在各国此产品的销售价格各不相同，中国价格最低，仅合1.27美元。再者，从中国的贸易增长来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化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以中国、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为例做比较。中国以1979年为基点，日本以1955年为基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1966年为基点，作图比较发现，中国与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同，贸易规模逐年上升，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维持。
但从真实汇率(经过用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汇率)来看，中国情况则并不典型。1979年后中国真实汇率发展趋势与自由化后日本背道而驰。日本保持上升趋势，而中国则不断下降。通常来说，从整个世界来看，一个国家富有的程度与其国内的价格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即越富有的国家东西越贵。因此，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得富有后，真实汇率水平是应该上升的。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应：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会经历货币的升值，原因在于较高的生产率发展水平会带动工资的提升。而在中国，Belassa Samuelson效应并没有出现，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后备队伍。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但是生产率高的地区可以不断地从尚未全球化的较为落后地区吸入劳动力，这一过程阻止了劳动力价格上升，从而阻碍了整个价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国2004年贸易顺差官方数据为1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数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达到日本储备规模。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于何处？庞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其他很多国家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最大压力。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会推动美元短期内升值，但这只是暂时性效应，美元总体面临的压力是贬值。美国用掉了全球储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必须为最富有国家的挥霍行为买单，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美国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国总的经常账户顺差为8880亿美金，当今国际上顺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比中国还要高出很多。而美国2004年的赤字已经达到6660亿美金，几乎吸收了经常账户总额的3/4，这也是美国广借外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美国贸易不平衡中，中国只占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现场展示了一幅曲线图，表现的是各国在国外拥有资本规模占国内GDP比例。可以发现，红色虚线代表的日本是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典和挪威仅随其次。新兴的亚洲国家近期发展很快，他们以及中东国家现在这一比例都在逐渐升高。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一比例都为负数，即所负外债超过拥有的国外资产。且美国这一比例很高，并逐年增长。这也是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国汇率的弹性化有助于改变世界贸易不均衡的状况，但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币与美元间存在较大的关联。Rogoff教授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贸易分成供给和需求两部分，以需求部分为标准来使世界贸易获得均衡，那么需要整个亚洲地区货币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亚洲货币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缓解。
改变国际贸易不均衡的现状最需要美国的调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很低，基本上为零；公共储蓄则为负数。另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欧洲可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增加储蓄、降低赤字；欧佩克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油价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余，但从过去的经验而言，他们面临着政策和价格水平的调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长期维持赤字运转的状况。
最后Rogoff教授讨论了“汇率制度与资本市场整合紧密相关”这一问题。他展示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不同经济体发展关系的图形，其中列举了1980到2000年间发展最快国家和最慢国家，分别列出他们的人均GDP变化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开放的情况，最快的置于左边，最慢的置于右边。左边的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泰国、印度等，右边的则包括海地、尼日尔、尼加拉瓜、多哥等。总体来说，发展最快的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慢的国家则反之。Rogoff教授强调，资本市场是否开放，仍然要看国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例如中国，虽然说资本市场不放开，但实际上仍然有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结论：发达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地将资本市场放开。老一辈的宏观经济学家多是持这一观点：资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从最近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来看，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Rogoff教授认为，如果从长期的国家发展证据出发，传统观点仍然站得住脚。
从资本开放角度看，中国在某种程度包含两个部分，较发达的东部和内地尚未很好发展的地区。较发达的地区，类似于土耳其、韩国等，属于新兴市场。而其他内地地区尚不属于新兴市场，很多方面与中国的东部地区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区使用同一种货币。因此，更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而言非常适用，但对其他地区并非如此，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弹性汇率制度如果运用于贫穷地区，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但总体而言这个问题在中国不会很严重。
最后Rogoff教授对其演讲的内容做了简短的总结。汇率制度非常重要，并且汇率制度是与资本控制紧密相连的，必须结合在一起考虑。另外，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的。但有一条基本规律是，国家变得越富有，汇率制度就应该越弹性化，同时资本市场也应该越开放，以增加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