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去杠杆

㈠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哪些问题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的问题：

1、扩大结构性矛盾

地方政府负债投资整体上降低了社会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许多地方政府大规模启动的投资项目效率很低，尤其是机场、公路的重复建设项目有许多建成即亏损，给当地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素质和质量。

2、恶化信用环境

债务约束软化，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石，地方债务的展期、拖欠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财政该支未支、该补未补还直接损害不少企业的利益。地方债务不能到期清偿还会产生严重扭曲的市场信号，动摇投资与消费信心，使得后续的政府投资项目筹资、经营变得困难重重。

金融风险放大

高居不下的地方债务积累了庞大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通过对控股或全资的地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借款垫付地方债务是转轨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地方债务向金融机构转移导致地方金融机构财务状况恶化，金融风险累积。

城市商业银行平时的经营普遍受到当地政府的强烈干预，一般地方政府都是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向大股东的关联贷款庞大是引发其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

债务风险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一些感到财政收入不足、上级财政“补贴”不足、同时无力变相发债或借钱的地方政府或机构，往往情不自禁地利用手中职权向社会强行摊派或收费。个别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由于无法按期归还银行债务本息或拖欠工程款，使他们疲于应付筹措资金还债，这不仅使政府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而且影响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1)ppp去杠杆扩展阅读：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偿还途径：

1、增加国家预算中用于基本养老保险事业的支出；

2、利用股市变现国有资产，变现收入的大部分用以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3、开征存款利息税；

4、发行养老保险国家债券；

5、发行养老保险彩券；

6、开辟新税种——个人住房房产税、遗产税及其他；

7、扩大共济基金 可运营部分的投放渠道和投放力度。

㈡ 如何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

中国现在整个企业数量、市场主体数量,是7000万个以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别,必须在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过程中,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解决去除落后产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去产能的主导机制。
他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领,首先是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切入点。但为正确理解和掌握它,必须把“三去一降一补”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逻辑关联之内。
如果从中央这一战略方针直接字义上来看,有三个词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认为首先要注意到,它是落在“改革”上,这表明什么呢?可知决策层所强调的这个概念,就是在邓小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就设定为大政方针的“改革”之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要求。但是这里又突出了一个新意,即新在直接标明了“供给侧”,即改革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问题,并表明了决策层通过相关分析认定,我们现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于供给侧,必须面对与需求侧总量问题迥然不同的供给侧的“结构”问题,首先是制度结构优化、利益格局调整、“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问题,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而解决好有效制度供给,进而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这三个词语联结而成的鲜明表达,是得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的。
如果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以上三个概念联结在一起理解,结合现实经济生活,对于“三去一降一补”这样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要求其实施要领,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分析。
“去杠杆”须区分宏观与微观
贾康认为，说到“去杠杆”,可以直截了当地讲,这在宏观上是间接调控体系里货币政策当局主导的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方面要把握的要领,与“适度扩大总需求”而同时宏观审慎地防范风险的权衡有关,也与如何更好掌握总量型的需求管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操作和我们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并没有直接关系。其他宏观管理部门,则需要对我们的货币当局提供协调和配套:比如近年的财政政策,强调要提高赤字率,而提高赤字率意味着举借债务的规模要扩大,财政部门的领导已指出,这是以财政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这就体现了全局观与国家层面的部门协调——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说必须把握的“去杠杆”概念对于相关管理主体的要求。
另外,从地方政府视角来说,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全局的去杠杆并不排除局部的加杠杆,而且局部的加杠杆一定是要求“理性供给管理”的结构性加杠杆。
比如,在全局去杠杆的同时,地方政府在本地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发力支持优化结构的一些关键点上,却是需要加杠杆的；大量三、四线城市去楼市库存,也是需要配合必要的政策措施而加杠杆的。这些都迫切需要以一种理性的供给侧的管理方案来设计,以求达到优化结构,从而也服务于降低总体杠杆风险程度的意愿。
总之,管理当局要协调好的事情,是地方、行业在这方面应理性处理好怎么样以必要的结构性加杠杆来顺应全局去杠杆,从而贯彻好发展战略的问题。这是典型的供给管理的任务。
至于微观企业主体降低自身负债率的“去杠杆”,则是必须“因企制宜”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合理解决方案,政府一般也不应按某个量值作硬性要求,关键是企业在竞争中要结合自己的生产经营战略策略,力求于定制化处理中达到对负债经营较高水准的风险防控。微观的“去杠杆”,实质是一个个企业特定的“资金供给管理方案”问题。
“去产能”应正确把握实质和机制
谈到“去产能”，贾康认为要注意四点。其一,不宜笼统地讲去所有的“过剩产能”。我国现在必须聚焦的其实是要去落后产能。各个行业里产能的“过剩还是不过剩”处在不断变化中,准确的说法应是,在行业里高高低低可比的产能中,靠下的落后产能,是相对而言较好界定的概念和较好把握的去除对象。去产能工作重心放在“去落后产能”这个实质问题上,才能更直接、更聚焦地对应我们所追求的结构优化和打造升级版。
其二,所谓过剩产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创新机制比如PPP来改变其属性的。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过去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是现在官方文件所表述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这一创新显然会把一部分过剩产能瞬间转为有效产能。原来政府在要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园区连片开发这些建设项目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可以吸引、拉动出已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包括外资一起来做。
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便会产生一系列正面效应,包括缓解政府未来很长时间段上城镇化和老龄化压力下的财政支出压力;使民生改善,老百姓得实惠而且实惠可持续,因为它是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也正是落实共享发展的机制创新;它还会给一批与政府合作的企业打开取得“非暴利但可接受”的长期投资回报这样的生存发展空间;它又对接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对接非常重要、中国必须推进的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建设,是一种对全面法治化的倒逼机制和催化剂。
同时,它又是在引领新常态过程中可以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成功转为有效产能、进行有效投资(“聪明投资”)的创新机制。比如在北京,在原来有地铁4号线PPP项目的基础上,现在继续运用这种成功经验引进外资建设地铁16号线,正是缓解首都公共交通体系有效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建设项目。如无PPP,16号线何时可动工建设还可能遥遥无期,有了PPP,便可以把这一建设项目立即启动,而且是“好事做实、实事做好”。加快项目建设所需要的钢材、建材、施工设备等的一大批订单。对应的是什么产能呢?正是一部分原来所谓的“过剩产能”——PPP这个机制创新会把一部分所谓的过剩产能很快转为有效产能。
其三,我们需要意识到,在行业、企业升级换代中,并不应把所有在竞争力上有一定劣势的企业,马上认定为所谓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这个概念是可以用的,但应仅限于少数确实无可救药而迟迟未出局的企业。某些在竞争中已经感到有压力、有困难的企业,如果能成功地实现升级换代的创新,就可能改变面貌,原来被人们认为是过剩产能的代表,可能转为有效产能的组成部分,这是可变的,是要有“事在人为”的努力加入进去的。所以,在去产能方面,一定要真正聚焦到在整个行业或某一个领域里那种应被市场竞争淘汰的落后产能能不能去除这个关键问题和“真问题”上。
其四——这一点非常重要:去产能的主体与机制何在?去产能中,对于为数不多的某些成规模的企业,政府如认定它是落后产能代表,在没有挽救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可以由政府为主体实施关停并转的操作,这是最便捷的操作,但是对不起,这种方式的适应性非常有限。中国现在整个企业数量、市场主体数量,是7000万个以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别,必须在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解决去除落后产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去产能的主导机制。
及时总结“去产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贾康认为，有必要及时总结“去产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他说，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2017年,亟须总结2016年“去产能”方面的运行情况,掌握好“去产能”的实质内容及其合理机制。不应过于注重有关部门算出一个总规模以后、表面上看砍掉了多少产量,关键是那些真正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怎么能被挤出去。
贾康直言，我国钢铁行业、煤炭行业从整个产能规模看来是过剩的,所以成为2016年去产能的重点,但实际生活中如以行政手段为主把钢铁和煤炭产能总量的压减目标作为指令性任务“切块”下达,由各地管理部门或“拣软柿子捏”挑选去除对象,或者“排头砍去”一刀切操作,能够如愿达到去落后产能的结果吗?这种方式下,应有的面对着千千万万分散的市场主体,政府管理部门其实没有能力去全面地一一甄别企业中的每一个是什么样产能的代表。对于为数不多的成规模的企业,可以作为重点对象来排查,能够认定真正无可救药的落后产能代表,可以“关停并转”,但这种操作的适应性是有限的。全国约7000万个市场主体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其中的那些落后产能,应该在划清某些必要的准入标准(如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标准)之后,主要通过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来去除,如果依靠行政官员去覆盖总计几千万个市场主体一一作甄别,不可能真正掌握好准确度。
贾康说，实际生活中,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矛盾面前,管理部门的手段往往是倾向于靠行政指令来给出指标往下压任务,比如,整个钢铁行业和整个煤炭行业要求要去多少多少万吨的产能,作为任务,然后层层切块,下达到各个区域,各地区再在本地相关的企业里靠行政手段挑选“去产能”对象,而实际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很容易发生的扭曲与不公正,还有干脆“一刀切”地压产量的做法。
以煤炭行业为例,2016年不少地方就是落入了不甄别的“一刀切”。煤炭行业经历了几年的困难、产品价位一路走低之后,2016年二季度以后煤品市场开始回暖,到三季度迅速回暖已成定局,而四季度听到的消息,是市场上的动力煤价格从原来的280元/吨左右直冲600元/吨,而焦炭已从原来的600元/吨左右直冲2000元/吨。这样迅猛的回暖升温,逼得管理部门召开多次紧急会议,在全国重新考虑怎么样调配煤炭的供给能力。
这个从“过剩”到“供应吃紧”急剧转变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前面的一段时间里,有关部门要求各个煤矿要按照一年内矿井开工运行不能超过276天来封顶。这就完全改变了过去煤炭行业里早已形成全套经验的全年如无大修365天连轴转的工作状态(贾康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在北京矿务局当过工人,下过井,知道这种连轴转的情况)。
贾康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现在这种新的行政规定,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看起来可以把整个煤炭行业的产量往下压,但实际上违背了生产规律,使一个个运行中的煤矿的固定成本分摊极不充分,原来摊到360天左右的,现在按行政要求只能对应至多276天的生产运行,实际上是以行政手段不加区分地压低所有煤炭生产企业的运行效率,其中不仅实际上保护了落后产能,而且还可能增加了矿难的隐患——可想而知:煤田的煤层气是需要不断抽取的,瓦斯等带来的不安全因素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控制,停工的这些天数里,抽气还是不抽气?从经济利益考虑,很多一线的具体工作管理者自然会把抽气系统停下来,那么什么时候开工再恢复?有没有经验要提前多少天恢复通风、先把气抽得比较到位才可以施工?处理不好,抽得不充分,是不是就进一步增加了瓦斯爆炸之类的矿难隐患呢?不客气地说,这样的结果,是煤炭行业的落后产能并没有被排除,反而由一刀切的产量控制把这些落后产能一起保护下来了。煤炭行业如此去产能,形式主义地好像有了一个交代,但落后产能实际上没有排除,这是我们供给侧改革要追求的合理结果吗?是真正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这方面的提高吗?
贾康强调，这样的情况带来了现在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应充分肯定“去产能”已有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现在煤炭行业的回暖是不是猛了一点?这个特征所带来的在下一个阶段可能的不良影响是什么?一个大起之后很容易出现的是过了一个临界点,便跟着是大落。我们不希望经济的运行是这样大起大落式地打摆子,行政手段为主最容易造成这样的“打摆子”。经济手段为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制度框架迟迟不能建立,那么政府调控就是从一端摆到另外一端,这样的一些经验教训,非常值得认真总结。
房地产“去库存”亟须对于“分化”的情况分别施策
贾康说，人们普遍意识到,去库存主要针对的首先是房地产,而房地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一定要有结构分析。从大面上说,房地产现在叫做“冰火两重天”,而所说的房地产的去库存,绝对不能施加于“火”那一面。“北上广深”早已火得一塌糊涂,它还去什么库存?需要赶快组织有效的供给,缓解这种供需矛盾。大量的二线城市,原来曾经更多的感觉是“冰”的压力,现在开始转成“火”的压力了,也要赶快借鉴现在一线城市的一些做法以及一些教训,要有提前量地提供有效供给。相匹配的基础性制度的供给问题,一定要提到日程上。比如,中央所要求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个方针怎么跟现实对接已经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所以,房地产去库存,现在真正要抓住的主要是大量三四线城市即“冰”的这方面怎么去库存的问题。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又必须注意不是简单依靠现在已有的商业性消费信贷支持,就可以如愿达到去库存目标的,因为三四线城市最值得争取的住房主体是所谓“农民工”,未来几十年,我国还要有约4亿人从农村到城镇来定居,一开始他们被称为农民工,是因为户籍还在农村,但是需要在城镇中“住有所居”地形成与他们的需求所对应的供给,最主要的部分不是一般商品住宅——他们的支付能力大多还对不上而是低价的共有产权房或者公租房,要把这样的供给在现在的存量基础上提供出来,就一定要使用政策杠杆。
所以,这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在全局的去杠杆、控制杠杆的同时,还必须或不得不处理好“政策性加杠杆”怎样合理解决的问题,这才能如愿地在三四线城市真正使一大批农民工住有所居,得到有效供给的共有产权房,而且在他们支付能力更低下的时候,对应的则只能是公租房。这样如做得好,确实可以把一些我们的房地产库存,从原来的“存”的状态转为“用”的状态。
降成本方面政府的职责是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
关于“降成本”,贾康坦言，很显然,对于企业自己可以降低的成本来说,不用政府太操心,政府只要维护了公平竞争环境,企业会千方百计把事情做到极致,在“细节决定成败”的所有节点上去控制成本、降低成本。
从政府角度来说,真正需其发力的降成本,一定要针对制度性成本。在制度性成本里,税收上需要继续做好一系列可能的减税改革,但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这方面的成本,比如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以及我们社保体系的“五险一金”,还有降低的空间和必要。特别是隐性的成本,比如一个企业开办要盖几十个章,每个章后面跟着的都要有“打点”,这种隐性综合成本能不能降下来,绝对不是减税概念能覆盖的事情,一定是综合配套改革概念才能覆盖和解决的问题,要抓住这个实质。
补短板需要因地、因企、因行业制宜
关于“补短板”,贾康强调，需要清晰地注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在补短板方面的哲理和原则是非常鲜明的:一定是要解决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问题在具体分析基础上的对策,必须在各地、各行业、各企业专门“对症下药”地形成,什么是其短板,怎么补?绝对没有一个笼统的拿来就可以套用的补短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这就是供给管理明显区别于需求管理的特点之所在:需求管理是非常清晰的指标单一、政府以调控做反周期操作的模式,而到了供给管理、供给侧的补短板,特别强调的是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行业制宜,一定要有高水平的特定解决方案的设计,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贾康最后说，总之,按照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要求,关键是要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是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掌握负面清单的“市场准入”,力求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地去做“三去一降一补”,这样我们才真正走上了一条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正路。在2017年中央所要求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年,我们十分需要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与要领,把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本质精神贯彻好。

㈢ ppp模式中怎么撬动几十倍杠杆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这句名言到如今依旧还被人们传版诵不绝。
数千年的权传诵中，“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这句话的含义，早已越出了阿基米德所说的初始语境，被后来人附加上了更多的人生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文社会意蕴。如果说当初阿基米德用这句话来表述杠杆原理和数理逻辑的巨大力量还是清晰明确的话，那么，越出了数学界，被附加上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之后，这句话的内涵就让人很难把握了。到底是想表述说“我”无所不能，即使是地球也可以撬动，还是想传达一种找不到支点的无奈与困惑？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比喻体，“支点”是什么呢？所要撬动的“地球”又是指什么呢？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和表述中，这两者的蕴涵指向也因之而千百万化。
它是根据杠杆原理来说明的一个现实问题：当我们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做成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能够撬动地球，但是当我们有了一个支点的时候，这就不是问题了。根据科学家计算，撬动地球的杠杆需要延伸到银河系以外！

㈣ 如何用财政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重点放在供给侧，“破”、“立”、“稳”、“补”、“改”相结合，以新供给带动新需求，推动新的供需平衡，实现经济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
“破”：支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湖南日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一个主动减量的过程，但这可能是个艰难的过程。财政部门如何发挥引导作用，做好“减法”？
郑建新：去产能方面，主要是清理规范财政对竞争性领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对长期亏损、债台高筑、无药可救的“僵尸企业”要下决心停止补贴和保护。同时，要加快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今年，中央财政将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解决钢铁、煤炭行业“僵尸企业”人员安置问题，省财政将加强跟踪衔接，积极争取支持。结合我省实际，省财政也将研究制定烟花爆竹企业整合集中的奖补政策，促进产能优化。
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从长远看，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引导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需求；中短期，则可通过实施相应的税收、贷款、公积金等组合优惠政策，并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去杠杆方面，主要是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近年来，省财政摸清了全省政府性债务存量，初步建立了债务限额管理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存量债务化解激励约束机制，在省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试编了债务预算。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强限额管理、风险管理和预算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细化风险预警等级，将省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债务预算编制范围扩大到水利、能源、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并编制三年滚动计划。2016年，经积极争取，中央初步下达我省置换债券发行上限约3263亿元，全省每年预计可节省利息约290亿元；2017年全部置换完成以后，全省每年预计可以节省利息370亿元。
“立”：支持引入新模式、发展新产业
湖南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的在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财政部门如何发力？
郑建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个“立”的过程，重点是支持引入新模式、发展新产业，进而培育新动力。
引入新模式，就是支持传统产业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工具，运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营销模式，拉近与市场有效需求的距离，实现无缝对接。
发展新产业，就是支持实施“制造强省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先进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规模化成长，加快培育3D打印、智能机器人、高性能数字芯片等新增长点。
培育新动力，就是支持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做好以上工作，一是要用好用活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财政对企业的支持，必须由过去的直接补贴和无偿补助为主，转为更多运用股权投资、基金投入、贷款贴息、后补助等市场化支持方式。二是要设立并运营好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去年10月，省政府已决定设立“湖南省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暂定50亿元，重点支持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创意、生物医药、信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架构上采取母子基金模式，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作为总的母基金，下设5支产业基金；这5支基金再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创投企业，作为子基金，直接投资于产业企业。
“稳”：稳定投资、扩大消费
湖南日报：投资、消费是我省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如何继续发挥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郑建新：在稳定投资方面，主要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增信功能，创新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政府债券、专项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等财政金融工具，多渠道筹措资金，着力保障好交通、能源、水利、“两房两棚”、“两供两治”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目前，筹建基础设施类投资基金的工作已取得进展，铁路建设基金的融资方案和操作办法已获省政府认可，主要是通过与国开行等银行合作，以股权投资形式引入社会资本，低成本适度运用杠杆，带动长期低息贷款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照这一模式，省财政正在研究构建高速公路、水利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型融资机制。推广PPP模式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先后分两批向社会集中发布了82个省级示范项目，总投资达1351亿元，特别是在41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垃圾收运体系建设上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环保治理新路。下一步，要抓好示范项目的落地和推进，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支持市县全面推进PPP模式，并建立奖补机制。
在扩大消费方面，主要是积极培育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新的消费热点，大力支持网上购物、在线交易、农村电商等新的消费模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补”：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湖南日报：如何“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郑建新：补短板首先是补经济发展的“四大短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反复强调，县域经济、非公经济、开放型经济、金融服务业是当前阻碍我省经济发展的“四大短板”。财政部门必须立足自身职能，积极寻找补短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县域经济方面，将继续实施特色县域经济强县工程，以县域为平台，以产业为中心，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突出支持县域优势产业发展。在非公经济方面，重点要发挥好就业补助资金、创业担保贷款奖补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微企业融资补助资金等相关资金的支持作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开放型经济方面，要大力支持重要平台、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实现出口与进口、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衡发展；同时要开拓新兴市场，支持企业走出去。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要抓紧研究财政扶持政策，突出重点，着力支持产业投资基金、私募金融、创新金融、普惠金融、民营金融发展，打造金融产业链，培育地方金融领军企业，推动本土金融企业上市，培育发展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推进资产证券化。
其次，要补扶贫这块社会发展“短板”。要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机制，探索以省为主创新建立医疗保障、低保兜底“两项机制”，以县为主搭建产业发展、就业培训、异地搬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扶贫“五大平台”。近期要重点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省里已成立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省级投融资主体，统筹全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要求县市区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利用现有县级融资平台公司设立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与省里对接，落实各项任务。县级财政还要通过整合专项资金、增加预算安排等渠道，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项目实施主体支付项目费用，偿还贷款本息。
“改”：通过改革降成本
湖南日报：中央要求，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我省如何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郑建新：帮助企业降成本，主要是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保缴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财政部门主要从两方面发力。
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减税清费。今年，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改革范围。进一步清理取消、整合规范现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减少项目数量，继续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完善公示制度，提高收费政策的透明度。对已取消或免征的收费项目开展“回头看”，防止乱收费现象反弹。另一方面，实行财政收入预算弹性控制，并适当调低收入增长预期，防止收“过头税”和乱收费，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出更多的可用资金。
积极支持、深度参与其他领域的重大改革，如简政放权、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农村改革等。

㈤ 民营企业频现债务违约中国如何实现“良好的去杠杆”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在《关于去杠杆化的深入理解》（An In-Depth Look at Deleveraging）一文中，将去杠杆过程分成了“糟糕的通货紧缩去杠杆”“良好的去杠杆”“糟糕的通货膨胀去杠杆”三个类别。而所谓良好的去杠杆是指货币增加供给，以缓解因债务减少及紧缩形成的通缩压力，形成正增长，负债/收入比率下降，名义GDP增长率超过名义利率。
达利欧发现，有些国家去杠杆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剧变，甚至引发战争，有些则能通过有序的调整，经济恢复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状态。而好的去杠杆能平衡好债务减记、紧缩政策、财富转移和债务货币化的关系。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直言，如果不改变营商环境，不做其他要素市场的改革，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只是一个口号。
去杠杆进入新阶段，最佳的图景是中国能够通过“和谐去杠杆”，不仅将经济恢复到平衡状态，还能推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实现“美好生活”。“结构性去杠杆”的提出让整个去杠杆的路径更为清晰，然而相应的配套改革却是缺位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民间资本将有可能在未来有进一步收缩的风险，经济活力也会黯然失色。

内容来源：凤凰网

㈥ 什么是ppp ppp模式优缺点

PPP模式关键在于引入私人部门承担公共品与服务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等的大部分工作，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品与服务相比，PPP有助于地方债务的治理。

PPP模式能缓解政府增量债务。私人部门承担项目融资大部分工作，以换取公共品与服务项目长期特许经营权，政府将部分债务转移至私人部门。

PPP模式能够消化政府存量债务。私人部门负责项目运营、维护，其比融资平台公司直接运营更有效率。政府部门虽需承担新建项目部分融资工作，杠杆增加，但因项目运营更有效率地运营所获得的正的净收益有助于消化存量债务。

PPP分散了部分风险。PPP在项目初期已实现风险分配，政府承担部分风险，减少了私人承担的风险，降低了项目融资难度，有助于项目融资成功。当项目发生亏损时，政府与私人部门共同承担损失。

㈦ 商业银行为何加杠杆，现如何去杠杆

商业银行加杠杆的大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信贷投放结束后，2009年开始信贷收紧，不少项版目后续资金权紧缺，银行为规避监管指标考核，通过银信合作变相拓展信贷业务。
从2010年至2013年期间，一些商业银行为规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借助银信、银保、买入返售等通道，通过受益权转让方式实现资产出表。
2013年，中国银监会出台8号文限制非标资产投向，同业和理财业务出现三新变化：一是资金开始由非标类资产转向债券等标准化资产，通过拉久期、降信用、加杠杆实现套利。二是理财资金通过配资进入二级市场，这一业务在2015年上半年达到顶峰。
2015年下半年股灾后规模略有下降，但至今仍是银行理财资金的重要投向。三是随着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改变，大量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平台基金和PPP项目出现。银行理财产品进入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平台和PPP项目等。银行业从单纯的债权融资逐步股权融资或者类股权融资。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已突破原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进入更广阔市场。客观上，造成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多样性明显提高，风险管理和监管的难度也随之升高。

㈧ 环保行业是新兴产业，同时也有很多挑战，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环保行业发展机遇极大 技术+管理创新提升产业价值

2018年环保行业处于“外热内冷”现状 行业整体业绩出现下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社会关注，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中国环保行业迎来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环保督查的趋严，今年环保行业却处于“外热内冷”的现状，行业整体业绩出现下滑。

环保行业出现“外热内冷”，除了受去杠杆、稳金融的宏观政策影响外，环保产业公司同质化比较严重，出现了低价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困难，另外，环保产业的商业模式还有很多的缺陷不足，如目前热议的PPP模式。

解决环境问题是刚需，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预计国家会有相关政策出台。对于目前环保行业现状，政府需要对相关项目严格把关，如ppp项目需要经过严格审批，其次，也要有相应的金融产品去支持。PPP项目都是几十年的，融资问题必须要解决。

环保行业营收整体下滑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环保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62家环保板块(中信三级行业分类)上市公司合计营业收入为1228.41亿元，同比增长12.14%，增速与去年相比大幅回落。合计净利润为136.78亿元，同比下降2.15%，而在2017年，环保板块上市公司合计营业收入为1658.36亿元，同比增长26.87%，合计净利润为187.24亿元，同比增长16.61%。

环保行业自2017年以来基本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行业整体毛利率基本维持稳定的情况下，净利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融资困难导致企业财务成本上升，同时PPP清库和地方政府去杠杆使得环保项目落地变慢，环保公司对于PPP的态度由乐观变为审慎，投资力度和速度减弱，环保行业整体景气度下降。

中国环保企业三大问题分析

1、以小型、微型企业为主，环保行业中，小微型企业约占70%;

2、企业数量规模和相应的产值，在国内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东部企业数量占比50%，营业收入占比为60%;

3、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少，即使是大型环保企业，其国际化程度也比较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

行业过去的发展偏离了环境产业的价值本质，是基于政策驱动而不是基于环境产业价值的成长，没有充分发挥专业的力量来解决或提供更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是片面的强调了资本方面的优势，导致了PPP模式下出现了投资产能问题。环境产业的发展不应仅仅依赖政策的推动和催逼，而是要用创新和工匠精神提升环境产业的价值，推动环保产业从生产成本转变为发展的动能。

中国环保行业发展机遇极大 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或超2万亿元

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服务业早已成为主要的经济行业，为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提供了持久的推力。目前中国环保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局部领跑、总体平行跟进的态势，总体上，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我国的环保行业发展时间不长，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水平不高，竞争趋于同质化，导致行业经营的恶化。但是，目前环保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机遇，需要头部企业的投资去拉动。

展望未来，中国的环保产业仍将维持快速增长的态势，预计到2020年中国环保产业的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到2.2万亿元之间，增长率在13%至20%之间。若以中位数16%来算，预计到了2020年国内环保产业的规模有望超过2万亿元。

中国的环境服务业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是我国环保产业市场规模巨大，也早引起了西方同行的关注。一些西方的环保企业已早早进入中国市场发展，并且发展很好。

㈨ 什么是ppp基金

作为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合作关系的模式，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被视为化解地方政府债风险、减轻财政压力的重要手段。财政部通知下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其中提到，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对适宜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广PPP模式，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获取合理回报，又能减轻政府公共财政举债压力、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

㈩ PPP与政府采购有何关联

PPP模式与政府采购的关系究竟如何?
1、PPP、政府采购与财政资金
关于PPP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现在较受国内学界认可的概念是:所谓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
“通过这种合作和管理过程，可以在不排除并适当满足私人部门投资营利目标的同时，为社会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洁认为，PPP是一种管理模式，包含与此相符的诸多具体形式，比如BOT、BT、BOO等。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财政不可能负担如此巨大的投资量，而应该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金参与。PPP就是一种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的形式。
那么，PPP模式如何促进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呢?孙洁从PPP运行的三个特征作了解释:一是民营部门与政府公共部门是伙伴关系，存在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在合作项目中，以最少的资源实现最多的产品或服务，民营部门的利润追求和公共部门的公共福利追求在实现共同目标中共同实现;二是利益共享，即共享 PPP的社会成果，以及共享私人部门、民营企业或机构取得的投资回报;三是风险分担，PPP 模式以承担能力来划分风险，从而能使项目总体风险最小化。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院长姜爱华认为，PPP模式可以说是政府采购的一种形式，共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PPP模式将私人资本引入公共财政领域，通过促进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推动公共财政管理改革。这也就意味着将竞争机制引入了公共资本领域，使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展开良性竞争，从而促使公共资本使用效率提高。
2、区别于传统政府采购形式
据记者了解，美国交通部于2007年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PPP 本质上是一种采购形式 ”。除美国外，其他国家也将PPP定义为一种采购形式，比如，澳大利亚政府于2008 年发布的《国家公私合作指南》，在政策框架卷中，对 PPP的描述是“作为采购方法的 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就生产资产或交付服务而签订的合同关系广泛谱系的一部分”;欧盟则将PPP分类图命名为“项目采购选择”。
既然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都认为PPP是一种政府采购形式，为何在国内，政府采购已经发展了十几个年头，PPP模式一直都很少被提及，实践中的应用也非常有限?
接受采访的专家对此表达了一致的看法:更确切地说，PPP是公共采购形式，而且PPP项目采购区别于传统的政府采购形式。所谓公共采购，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公共组织以及非营利的国有企业，用法定的形式和程序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它包括买断、承包、租赁、许可权的转让等，主体和对象范围、采购形式等都比国内法律意义上的政府采购更宽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李明哲，在《PPP的认识误区与公共服务改革》中对这种区别做了具体解释:“在 PPP 模式下，政府不再是公共产品(服务)的投资者和生产者，而是向私营企业采购大宗产品(服务)的机构。传统的政府采购一般 是‘付现’，即付出现金、即刻提货，而 PPP政府采购的重要特征是:政府‘描述产出要求’，与私营企业签订20-30年的长期采购合同，私营企业按合同生产本该由政府生产、提供的产品(服务)，企业主要承担财务与市场风险，而政府则将短期投资变成长期向企业购买服务。”另外，PPP采购是项目采购，可能涉及生产产品(服务)的资产归属问题。例如，BOT 类合同可能包括资产的权属与转移条款，资产在合同期满前属于私人部门，在合同到期后一般被无偿交给公共部门。
3、政府购买服务的有效机制
政府购买服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多次被提及，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PPP模式也从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逐渐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扩展，如研究开发、技术转移、职业培训、囚犯改造等经济服务领域，社区服务、社会福利、安全保障、环境规划、基础教育等社会服务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丛虎认为，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通过PPP模式来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多元化和高效化，无疑将是我国未来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绝不是简单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应该充分借鉴公私伙伴关系模式下的不同购买方式，如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法令委托、出售、无偿赠与、清算、撤出、放松管制等，通过多种多样的民营化渠道实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多样性、效益性、节约性和效率性。
孙洁也进一步补充道:在公共服务方面，为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理想的模式是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来提供。其要点是，政府公共部门确定所需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具体服务由私人部门提供，提供价格可通过公开招标价格听证会或双方议价等方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