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降杠杆

A. 去杠杆会对明年的经济有多大冲击

第一次回答可获2分，答案被采纳可获得悬赏分和额外20分奖励。中国经济或在明年中期遇最大困难金融海啸已经在全球许多国家登陆，面对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全球正在采取救市措施。在我国三季度GDP增速仅为9％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走向如何？我想谈几点看法。经济下行难以逆转国家统计局20日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以此来推算，三季度GDP增速仅为9％。因此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四季度以及2009年走势表示担忧。实际上，经济下滑已经相当严重，根据早前公布的9月份用电量增速已经滑落至3％，1~9月用电量增速滑落至9.9％，按照经验值，这个用电量水平对应的经济增速应该至少在9％以下。主要问题在于出口和投资贡献下降，其中出口贡献下降了0.9个点。现在看来，经济下行加剧正在进行中，很难判断何时见底，因为未来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一旦发生，底可能是一个很长时期。从金融动荡到全球总需求大幅下降，会存在一个滞后期，所以明年中期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四大因素影响通胀压力国内9月份CPI上涨4.6％，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PPI上涨9.1％，涨幅比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PPI与CPI双降之后，四季度及2009年的通胀形势如何？（建议别复制，复制者检举。本回答属◇蓶чī℡版权）其实，CPI回落主要是翘尾因素大幅消失，PPI回落主要是国际商品市场近期大幅下跌。当前国内通胀压力减轻，四季度通胀有望继续回落，但2009年通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回答属◇蓶чī℡版权，谢绝粘贴｝西方国家兜底式规模空前的救援计划，始终是未来中长期内引发通货膨胀的潜在源头。就国内来看，几个方面因素值得注意：1、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会否震荡后返身向上。因为市场流动性疏缓后，资金是要找出路的，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出现新的产业亮点的话，只可能有三个去向，消费信贷、新兴市场和能源等资源市场。如此一来，商品市场反弹，从而对PPI产生新的推力。2、财政能力的减弱将迫使政府放松价格管制，从而使积压已久的通胀压力释放出来。3、制造业大量企业倒闭后，制造品的供给层面将产生新的通胀压力。4、不得不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从货币供应层面推动物价上涨。企业最大压力是外需骤降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增长11.4％。这一数据反映出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加剧，增速回到个位数是大概率事件。企业面临四大压力：汇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骤降。如果欧美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对于一个出口已经占到GDP40％的国家，是致命的。现在看来，三季度出口依然平稳，主要是上半年订单延续，而1~9月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从市场明显扩散至实体经济层面，美国经济还维持2％的增长。但是9月份后期，雷曼事件后，感觉明显不一样了，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防火墙被冲垮，未来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将进入显著衰退，溢出效应波及全球，中国出口很不乐观。明年上半年有可能回落至个位数增长。明年人民币贬值可能性增加截至2008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92％。9月份外汇储备增加214亿美元，远低于当月29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总的看来，7、8、9这三个月资本流入下降很厉害。金融海啸过后，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撤离应该是一个趋势，而且正在发生。美国经济去杠杆，消费信贷会大幅萎缩，与之对应的新兴市场出口模式的经济前景悲观。同时，变卖资产大量资本撤离去回补母国金融机构的损失，满足去杠杆的财务调整的要求也是重要因素。若趋势延续下去，不排除中国外储2009年中期后出现下降的月份。事实上，2007年，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既有经济模式的尽头，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已经出现明显拐点。在中国新的模式出现以前，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空间已经耗尽。这一点，海外最清楚，新加坡1年期不可交割的人民币汇率已经出现了明显贴水。2009年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得可能性在增加中国制造业很脆弱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制造业影响有多大呢？在我看来，这是灾难性的。因为中国制造业都是大进大出的结构，资源和市场都捏在美欧的手里。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得承受原材料价格上升这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又无法将成本压力外移，因为全球制成品的定价权不在中国，尽管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但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都不在中国掌控，研发、原材料采购、品牌设计、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零售垄断巨头等等高附加值领域都在美欧手里。中国制造业只是拿订单干活，并不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这样的结构非常脆弱，资源和市场双向一挤，必然是企业大量倒闭。要做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建议别复制，复制者检举。本回答属◇蓶чī℡版权）中国是否存在新的增长点支撑经济呢？对于这个问题，要伤筋动骨的改革才能看到，也才能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宏观上看，主要是调节投资和消费的结构，通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通过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坚定地转向内需消费主导的经济体。微观层面上，企业所谓转型也好，升级也好，都不准确，并不是把我们劳动密集型赶走，内迁，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是处于价值分配链的低端，在国际分工中任人宰割。所以问题关键是做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只有向两头延伸，如原材料采购、研发、物流、仓储、销售网络、品牌等，才能创造出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而也就达成了与宏观目标的一致。

B. 怎样应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 林毅夫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时间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可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最明显的理由是：我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们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我们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韩国的表现情形跟我们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厉害。

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我们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我们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某些共同的外因。只要我们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因正在于，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50%。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已经普遍建成。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跟上，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我们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我们慢，所以下滑得比我们多。

我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我们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还要根据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为什么其他专家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和评价比我给出的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我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会下降，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我国也不会例外。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理由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我们的潜力已经用了35年，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的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我认为有一个不是很准确但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我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1967、1968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

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我们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与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起来，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大得多，这就代表我们的后发优势也大得多。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的增长目标。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和外需，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增长得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我们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我们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我们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我们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我们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我们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同时，我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

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我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资源充足是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我不太赞成。我认为，我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提出在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之所以这么定，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相对而言又比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总理提到，我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更要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现在就业率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要考虑到一点：一般企业即使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盈利状况比较差，但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也不会随意解雇工人。但如果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下，那可能就会突然破产，失业率一下就会快速增长起来。所以，把增长目标定在7%以上，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由于企业大部分投资依靠银行贷款，所以除了可能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以外，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大量增加。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我们的环境有改善的空间，但环境问题主要与我们正处于发展阶段有关。目前我们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不能跳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如果再加上环境执法到位，环境问题可以得到部分缓解。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为了保护补贴那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的做法。

这些做法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这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企业，现在还包括不少民营企业。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让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当前存在的问题固然很多，但是以我参加中国改革讨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每一年都是如此。过去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不过，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我们也没有哪一年觉得轻松过。其实，每一年都很不容易，旧的难题解决了，又总会有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面对，要了解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同时还要挖掘有利的条件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又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陷入与苏联东欧相似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又不能没有那些大型企业。

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因为它有那些国防产业。在过去那些国防产业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根据各种经验研究发现，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比原来还多，但效率实际上更差。

我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所以，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往上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C. 是努力去杠杆还是在默默加杠杆

凤凰财经讯 在2014年已经较高债务的基础上，2015年的中国经济继续加杠杆，而今年依然继续提高。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示：目前我国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已经超过警戒线，并且至今还在继续提高，这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增长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在此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将不远。
那么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的杠杆情况分别如何呢？今日华泰证券[1.04% 资金 研报]在华尔街见闻发布最新研究结果，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国际警戒线，仍持续加杠杆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政府债务约为388250亿元，占GDP比重为57.37%，国际警戒线为60%，可见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然偏高，但低于发达国家。然而，从政府此前表态可以预见，为“稳增长”今后一段时期政府部门仍将处于加杠杆进程。
有许多学者反映，政府部门的“钱”应该花在“正地方”，财政支出应该是帮助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支出。市场预计我国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规模会超过5.5万亿元，而其中居民部门加杠杆基数相对较小，所以5.5万亿元的社会融资，绝大部分还是进入了传统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广发证券[1.37% 资金 研报]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其经过调研发现，“地方政府拿这个钱，在现有的政策激励下也没什么人干活，大部分又买入了银行的理财产品，这是中国目前的金融空转的状态。”
居民部门：加杠杆进程，但远低于发达国家
华泰证券报告显示，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低，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则略高。负债率低与我国的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联系，此外，居民部门的债务构成单一，只有贷款，其中住房抵押贷款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5年楼市回暖，购房需求集中释放，人们纷纷前去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近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积金贷款额度吃紧，公积金账户几乎出现“被贷空”的现象。今年房地产持续高温，这一现象恐怕会加剧。
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报告数据显示，上市公司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较为平稳，呈稳中有降格局，工业企业则呈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产能过剩行业以及部分传统行业去杠杆效果明显。而房地产、部分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在不断加杠杆，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加杠杆”明显。此外，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偏高，地方企业高于中央企业。
华泰证券预期，企业部门去杠杆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企业部门处于加杠杆进程，但是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数据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相比，均居于首位，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由于经济下行、企业盈利能力恶化，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近5年内增加了42个百分点。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强调，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特别是商业银行主导，这个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国总体杠杆率偏高的事实。未来我们将通过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我国2016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杠杆位列其首，但是，真的会“去”吗？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到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增长速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虽然去杠杆关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就会被牺牲。危机持续过程中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需要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李扬认为，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我们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黄益平建议，短期内不宜在宏观层面过度强调去杠杆，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杆配合国企去杠杆。
楼市去库存应加杠杆还是去杠杆？
关于楼市去库存应该是加杠杆还是减杠杆的问题，在两会期间就被讨论得沸沸扬扬。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目前房地产领域用加杠杆的办法去库存，风险很大，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长副行长潘功胜的态度则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杠杆率并不高。
此前，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称，同时做到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实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产领域，还是为了去库存而加杠杆，但加杠杆的结果，却是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大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去库存的效果尚不明显。这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资源配置之下资金的虹吸效应造成的——资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资前景的一线城市楼市。这种情况不仅会带来对实体产业的抽血，也为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难题更添一重难度。
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还是宽松的？
最后，华泰证券表示，当前“去杠杆”更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事实上，我们今年也这么做了，从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购“天天见”，SLF(7天期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月月见”可见一斑。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引用数据称，去年的GDP增长率是6.9%，但是名义增长率只有6.4%，相比起来，M2增长率是13.3%，“比GDP增长高了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宽松的了。”
“今年1月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了1万多亿，按这个速度，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还远吗？”
海通证券[0.06% 资金 研报]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09年至今，中国的M2规模不仅超越美国，而且接近于美国的两倍。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QE，但美国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去杠杆了。然后再慢慢加杠杆。中国目前则是在杠杆的基础上加杠杆，在泡沫的条件下创造泡沫， 在债务的基础上增加债务。这就很难实现去杠杆和化解泡沫的目标。如果说，宽松的环境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但过度宽松的环境则往往会乐不思蜀。
说到底，我们都明白，提高经济生产率、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才是去杠杆最具活力的方式。

D. M2增速下降反映去杠杆已见成效是真的吗

2017年M2增速下降，反映出在去杠杆和强监管持续推进的形势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持续减少。当前的货币信贷和经济运行情况为主动去杠杆提供了较好的时间窗口。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或将成为常态——

短期内，M2增速的变化受季节性和监管政策的影响较大，但结合近10年来货币结构变化以及金融创新等因素来看，M2保持较低增速可能成为常态。

E. "股票市场会继续降杠杆"什么意思

你好，去杠杆”是指避免企业负债经营或尽量降低企业负债率，简单说也是一种控制风险的操作。

F. 造成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不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

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6)经济增速降杠杆扩展阅读：

中国经济发展：

一是加强日常维系,实现上下贯通,重塑核心价值体系传播方式。通过新媒体传播手段的运用,打通社会主义核价值体系通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渠道,形成日常维系的沟通模式。

二是运用情感表达,实现情感共鸣,发挥新媒体的情感传递功能。新媒体形态多样,进一步细分各种新媒体特点又各不相同,博客擅长分析,微博擅长表达情感。

三是促进理智沟通,实现矛盾化解,展现新媒体的理性交流功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需要情感表达,还需要理智沟通。

四是强化深度培育,实现舆论引导,发挥新媒体的宣传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有偏于理性认识和深度培育的内容,使用新闻网站进行主题宣传效果较好。

G.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综观中国目前的经济，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漏斗型经济”。这种经济类型可以从政治上寻找到终极的原因。
遍访那些做着小买卖的人，人人慨叹钱难挣。扣除了税、费所剩无几。一些中小企业主，顶着经理、老板的名号，一年下来，整个企业的纯收入不及一个上班族，有些甚至还要亏损。税赋过重导致一些小买卖人不得不打偷税漏税的主意，不得不放弃创业选择打工。近年来为什么报考公务员热持续升温，和原来许多人放下铁饭碗、金饭碗去“下海经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就在与此。
被动选择的打工族的状况又如何呢？工资收入的增加远远抵不上物价的飞涨。油价涨、电价涨，自来水、煤气、有线电视、风景区门票等等，在垄断背景下同样是涨价没商量。在一片涨声之中，那些并非掌握在垄断部门和行业手中的商品自然也要跟风涨，如住房、粮食、蔬菜、肉禽蛋奶等等。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永远的目标只能锁定在温饱，而不是富裕。
生活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的国度里，绝大多数人活的累、活的拮据，只有极少数人活的潇洒。物价上涨对于他们来说，连吹过的微风都不算。国企老总的工资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一个贪官被揪出，几十万已经是小菜一碟，上千万，直至过亿同样也不新鲜了。社会财富被极少数人占有，他们为了保险起见，纷纷转移到国外，消费到国外。由此构成了中国式的“漏斗型经济”。本该在国内用于消费并刺激再生产的资金，结果却流出体外了。于是银行再抓紧印钞票，让老百姓手里的钱贬值、再贬值，让老百姓想往富裕、想过上好日子的愿望破灭、再破灭。
中国的经济以“出口拉动型”为主，中国的产品之所以物美价廉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外国企业入驻中国，看中的也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这些现象本身事实上标志着一个政治上的判断：普通的中国人贱、普通的中国人不是人、不够人、不值得获得人的尊严和待遇。
中国的经济果真没有发展的空间吗？看看日本的地震死了多少人，再看看中国的地震死了多少人？看看人家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看看中国人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就知道了。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完全可以过的更好一点，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你把普通老百姓刮的一干二净，总是让他们日子紧巴巴的，让他们没有更高的消费能力，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要放缓甚至崩盘。（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五）

H. 中国经济杠杆率处于稳定状态吗

据报道，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推进，我国总体杠杆率虽然保持基本稳定，但国有企业版杠杆率权和地方政府债务依然是当前我国最突出的债务问题和去杠杆工作的重点领域。

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央企、国企去杠杆确实已取得积极成效。数据显示，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5.7%，相比上一年下降0.4个百分点。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相比上一年下降0.3个百分点。

目前国资委已制定了中央企业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的指导意见，并明确到2020年前中央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要再下降2个百分点。

I. 经济增长与结构再平衡的内容有哪些

现在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是房地产过剩、杠杆率过高，这几个因素都和投资过度、过度的信贷扩张有关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才能解决。

最近一个时期经济增长一直在持续的走软和下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因为出口的大幅度下滑，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短期之内把下滑的经济拉上来。但是，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实际上对增长的效应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回升到一个高点以后，接下来继续下行。同一时期，货币政策基本保持了宽松。金融危机时期，广义货币M2增长率大幅度上升，后来M2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相比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当大的差距。最近一个时期，M2增长在12%、13%，但是GDP掉到了六点几，和这样一个GDP相比，在我看来，近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仍然是宽松的政策。

实际上，这样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把经济增长率拉起。资本投入虽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长，但是资本生产率在持续下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过去若干年下滑的非常严重。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平均大约在0.5%左右，最近一个时期，降到了0.14%。反过来说，当年我们用两块钱的资本投入，可以带来一块钱的GDP的增长，现在是7块钱的资本投入才有一块钱的GDP增长。可以看到，资本的生产率下滑有多么严重。

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改革时期初期，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时期保持了两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贡献，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由正转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