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货币体系汇率改革的思考

① 国际货币体系的体系改革

背景 随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改革国际货币制度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问题。1972年7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决议，成立一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加的国际货币制度和有关问题委员会（即二十国委员会，在十国集团外增加了澳大利亚、印度、巴西、摩洛哥、埃塞俄比亚、阿根廷、墨西哥、扎伊尔、印度尼西亚和伊拉克），讨论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但在如何制止由于美元泛滥而造成的国际货币动荡局势，以及如何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等问题上，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矛盾重重。西欧国家要求美国恢复美元兑换黄金，以清偿美元债务；而美国则坚持要等其国际收支状况改善后再解决，主张创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固定的国际货币，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主张用黄金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认为现阶段黄金仍是政府间办理清算的重要手段，而美国则主张减少黄金的货币作用，实现黄金非货币化，使之成为一种金属商品。由于各方意见分歧，使二十国委员会成立时原定在两年内提出货币改革方案的计划无法实现。1974年6月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改革大纲”便结束了工作。同时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代替二十国委员会继续就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进行研究,并于1976年1月就取消固定汇率制、肯定浮动汇率制、各成员国可自行选择汇率制度、废除黄金官价、取消有关基金份额中的25%须以黄金缴付的规定，以及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等问题达成协议，即《牙买加协定》。但这些改革与发展中国家要求根本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相差甚远。1968～1987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南斯拉夫等77个发展中国家（即七十七国集团）先后举行过 6次部长级会议，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行动纲领，通过了《哈瓦那宣言》。其主要内容是：制定一个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新战略，把债务的偿还额同实际偿债力挂钩;增加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免除较穷发展中国家所欠官方发展援助项下的债务；通过各种渠道如官方发展援助、出口信贷和直接投资等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量;稳定货币汇率;增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大幅度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设立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加的部长代表委员会，审议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等问题。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货币多边谈判提供了一个较为统一而完整的指导方针。但这些建议由于遭到发达国家反对，一直未能实现。
改革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②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发展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的构想

出于对所谓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疑虑，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货币时所导致的“金融霸权”的疑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所谓“新的金本位制”构想，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据说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Spencer,M；1995) 。持有该构想经济学家既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左派经济学家，例如美国的哈罗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自身必须具有价值，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只能导致人们对纯粹信用货币的疯狂追逐和进入资产的无节制膨胀；2、目前的黄金储备数额巨大，足以保证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取得相当的稳定性；3、回归金本位制度还意味着，发达国家榨取通过膨胀税以及国际铸币税的可能性被剥夺，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经济国家主义，由于各国货币实际上是用黄金表征的，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行"贸易或金融的国家保护主义之实"的可能(Shelton，J；1998) 。

货币体系的百年危机和变迁证实，向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尽管在80年代以来，爆发了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例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乃至崩溃。从历史上看，金本位制并不足以保证世界经济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威胁。例如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彻底的金本位制下发生了物价涨幅在30倍以上的通货膨胀；而世界经济则在金本位制下于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间爆发的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导火索的世界性经济萧条(钟伟；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对人类资源的惊人浪费，世界经济越发达，所需要的纯粹作为交易中介的全球黄金存量就越惊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更为公正，但它却注定要使全球经济增长收敛于一个极限(全球可充当货币用途的黄金存量)，或崩溃于一个极限(这是指要么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黄金资本的极度匮乏而崩溃；或由于人类技术的进步可以合成黄金而导致金本位基础全部丧失而崩溃)。经济金融化或虚拟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3、人类并非没有进行过回归金本位制度的失败尝试，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和1933-1934年的美国。 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曾经部分地采纳过所谓的"偿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计划，这种金本位制制度允许货币黄金官价进行周期性调整以稳定国家的物价水平，即当价格下降时以提高黄金官价而在价格上升时降低黄金官价，这时的金融资本国际化实际上是公开以牺牲其它国家的通货稳定来换取本国的物价稳定(Warren, G & Pearson,F；1937) ， 较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公正性。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向金本位制复归的实践也说明，试图重拾被抛弃了近半个世纪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创办人海尔格和乌克兰国家议会议员那塔利亚等各国政界学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包括80位美国现任和前任议员、53位独联体国家的议员、17位拉丁美洲的议员、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国际工会领导人，以及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恐怕还包括诺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以及颇有争议的美国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该吁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世界面临生产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所谓改革政策，给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时刻有倾覆之忧，其政治、社会、军事恶果不堪设想。2、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所以必须紧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破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金融资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发达国家对国际铸币税的垄断，已经使外围国家成为牺牲品，国际金融机构无权要求用人民的血肉来偿还他们的债务。2、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于一国的人民，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人民，现在必须设法废除国际垄断金融机构强加给他们的金融枷锁”。主权国家有权推行独立的反经济萧条经济政策，对社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更为极端的恢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则要么声称全球进入废止现有货币的紧急状态(Larouche，L；2000) ，要么呼吁销毁货币，重构新的全球管定汇率制和全球中央银行(Shelton,J；1994) 。

上述构想似乎忽略了货币体系自身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性，无论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与否，它至少是导致了全球一个福利增量的出现；纯粹谴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将资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目前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所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的体系势必服务于世界经济?quot;一超多强，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似也很难由发展中国家"呼吁"中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解决。

三、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近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往往还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银行等的尖锐指责，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不和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为代表，提出了重构这些国际组织的设想。鉴于这种思路往往寄希望于将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银行，因此其理论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货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1982年麦金农的《货币稳定的国际准则》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标是保证开放的全球经济的货币稳定，以替代在二战之前就摇摇欲坠的金本位体系。但IMF和世界银行一样，是为美国提供全面控制而设计的，美国否定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设想，而代之以更弱的、处于依附状态的IMF，以便于对它既实施控制，又和其它国家共同分摊责任。2、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IMF既没有能力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结构调整，并防止其过度聚举债；也没有能力要求操纵它的发达国家实施有效的债务减免方案。3、IMF虽然追求在最大公开化条件下，加速其重归货币可兑换的目标，但它所提出的极其野蛮的解决方法是众所周知的，IMF没有真正的权威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而其它指责并不局限于IMF，甚至包括世界银行、WTO、西方七国集团以及联合国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萨米尔.阿明认为，改革方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真实货币将取代美元，保证汇率的稳定，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增长中调整"所需的清偿能力。2、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这种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流动调节同时会迫使美国减少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3、检讨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政策协调，使之朝着允许汇率获得相对稳定，并迫使美国调整其结构性赤字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据地区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来重建第三世界国家组织，从而消除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单极化的消极影响。4、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阿明；1995) 。

以上构想的实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霸权、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安，希望发达国家更多地分摊货币危机的损失等。但很明显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于霸权后体系，该体系中有霸则稳，货币体系背后也同样是国力的对比(Cooper,N；1989)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强调的，也许是货币体系中，强国和弱小国家权责的平衡，如何正确分享更多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引导和发言权，仍然是有待争取的遥远路途。

四、国际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组合商品化设想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与国别信用货币(尤其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有关，那么最直接和最大胆的设想当然就是将货币非国家化，这种思路包括两种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使货币与国家信用完全脱钩。我们来看货币非国家化根治现行金融体制诸种难题的理由：1、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加深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弊端。从孟德尔、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谓货币法律限制学派，一致将货币定义为法律限定之结果， 政府将国内和国际铸币税收入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约货币发行的内在动力，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和垄断是造成货币体系脆弱不堪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就是货币发行的非国家化，即废止国家发行货币的特权，由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因为非国家化货币具有自由竞争性，竞争将导致大多数具有私人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市场上将仅存信誉卓著的跨国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非国家化货币，这种建议甚至没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组合商品为基础的价值货币，使货币成为纯粹的商品本位货币。部分反对美元本位的经济学家，除了象阿明那样建议创造全球通货以外，也有持商品组本位货币的。实际上早在1931年时格雷厄姆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缺陷并提出了货币的组合商品化建议。即人们可以用一组基本商品，例如钢、铜(资讯 论坛)、煤、木材和小麦(资讯 论坛)作为货币基础来发行货币，金融机构发行的组合商品货币来替代信用货币，将使货币从根本上丧失信用特征，而成为一种以实物资本为抵押的价值货币，自然现在货币体系就对所谓金融资产膨胀之类?quot;金融癌症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货币非国家化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疗方案十分危险，其实质乃是剥夺国家的任何铸币税可能，转而将这种铸币税利益完全交付给市场约束下的金融机构，以此来完全消除国家可能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中获得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种理想主义设想之所以比现行的货币体系更为危险，是因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上，实际上自由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货币非国家化改革的失败意味着世界金融经济的总危机，其成功则意味着具备发行世界货币资格的巨型金融机构的出现，这种巨型金融机构几乎可以摧垮一切试图对其本身进行监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这种"金融巨无霸"当然不大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

至于由私人机构发行以商品组为基础的、具有全额实物资本抵押式的货币，其本身可能给货币体系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其能解决的问题。不仅将使设置、储备、保管这些所谓商品组的费用极度高昂；且一旦发生货币危机，由于作为货币价值基础的抵押商品组构成复杂，难以分割和分配，实际上是不可能和相应的货币相兑现的，货币体系将失去对金融危机的几乎全部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上述两种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难有希望。

发展中国家还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还有：1、24国集团签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国际债务人(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债权人(通常是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损失，以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权。2、世界经济论坛第七届东亚经济高峰会提出的《危机地区方案》，意在整顿金融体系，加强全球资本流动监管，以及采取区域货币制度、彻底美元化、强化国际货币协调等等。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在于降低汇率波动、增强自身清偿力、强调危机损失的全球分摊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人类的货币体系一直在"无制度"中运行(陈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货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领域拥有强大的发言权的确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防范货币危机不利，但迄今我们既未探索出，也没有充分预见到可以取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更为公正和稳健的新世纪货币体系。

③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在哪儿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是储备货币多元化。
国际货币体系中，在国际金本位制度时期，英镑是各国的主要国际储备；实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后，英镑被美元取而代之。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安排仍然存在新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职能与国家货币职能间存在冲突。在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各国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后，受美国政治经济波动的影响，单一国际储备货币并不利于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储备货币多元化才能满足国际贸易的需要，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存在非对称性、非公平性等不足，美元资产的持有者和发行者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满。在当前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的国际储备除了美元、马克、日元外，还有英镑、法国法郎、瑞士法郎、荷兰盾等，已经出现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 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的结构为国际经济提供了多种清偿货币，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美元的过分依赖；多样化的汇率安排适应了多样化的、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需要，为各国维持经济发展提供了灵活性与独立性；灵活多样的调节机制，使国际收支的调节更为有效与及时。
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优点，还包括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选择，有利于分散风险；不同储备货币间可以形成竞争和制衡，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形成市场纪律约束；可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供给。所以，以多元储备货币取代单一储备货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④ 汇率选择理论分析中国目前应选择怎么样的汇率制度

那么，一国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同于国际汇率体系的选择。相对国际经济体系而言最优的汇率制度，并不总是适合某国某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即并不一定是最优的。但是要确定一国较合适的汇率制度，不得不考虑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汇率制度、调节机制、资本流动甚至不同的政治体制等因素。同时，如前所述，既然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固定、浮动汇率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危机的冲击，那么在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中，具体如何选择，或者说，应注意些什么？ （一）寻找最优货币区实际上，只要允许国际间的交易，则两个市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相互作用，即不论采取何种汇率制度，经济周期的相互传递不可避免，只是传递的方式不同而已。传递的程度取决于各经济体的特征（以不同的弹性表现，大国与小国又有明显的区别），由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不尽相同。换句话说，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只是在选择与外部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传递方式而已。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在《资本流动和国家相对大小》一文中，在一个世界的模型分析中，证实了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本国和世界的影响。证明在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的效果并没有完全丧失，而是传递到了国外；在浮动汇率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并没有丧失，而是传递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二）大国、小国与发达、发展中国家的不同选择一国的经济特征，首先是大国与小国的区别。汇率作为国家之间的货币比率，当一个国家没有对外经济联系时，汇率就没有意义，这时任何汇率制度都没有区别。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必然是基于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经济联系基础之上的。同样，这个时候所谓的大国、小国，也与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闭关锁国（或严格控制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的情况下，即使是像中国一样的大国，在这里也不能认为是一个大国。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的波动对世界无足轻重，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来说也是微不足道。因此，这里的大国、小国，既与一国的经济规模、经济的多样性有关，也与一国对外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有关。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于大国和小国，具有不同的意义。以上的讨论都以小国为基础，即本国的宏观政策、经济行为不会对世界经济、货币环境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对于像美国、欧盟，甚至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其一举一动都将对世界经济带来影响。类似于完全竞争的模型已不能提供足够的分析线索，这些大国对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与世界之间的互动。（三）资本账户管制是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以上分析，原则上是建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基础之上的。实际经济生活中，一国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管理这种“计划经济”手段，来调节两个国家货币、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并从数量管理上作为汇率这一价格机制的一种补充。或者说，资本账户管制规定了两国在哪些金融市场将相互融合，哪些市场将相互分割（或不完全分割），从而规定了汇率波动所反映的市场范围。资本账户的管制状况，是一国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影响着最优货币区的选择。 （四）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谁主沉浮历史上，单个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影响汇率制度的最终表现，不仅仅是汇率制度本身的差别，它还与政治环境、国际资本流动有关，与国内的经济表现、宏观调控目标、监管措施甚至金融微观结构有关。说到底，汇率制度是从属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其作用发挥的优劣结果也是整个货币体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单纯从一国汇率制度判断其最后结果的优劣，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本身，相当程度上只是国际政治环境、资本流动，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演进和国家间竞争的一个反映。由于存在网络效应，在汇率制度具体形式的选择上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但需要解决的矛盾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五）中间汇率制度是对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扬弃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汇率，除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外，还存在大量介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间的各种中间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一种组合，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所钉住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其他条件下则允许本国采取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巴里·艾肯格林（1994）、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格夫 （1995）等依据资本高度流动使得汇率承诺变得日益脆弱分析，提出了“两极论”或“中间空洞论”汇率制度假说。“两极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要么是固定汇率，要么是浮动汇率，没有中间汇率可以选择。如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格夫认为，“形成和保持信誉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像欧洲货币体系（EMS）那样的宽幅汇率目标区也面临投机攻击，因而浮动汇率与共同货币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不再是合意的。” （六）不能忽视汇率制度转换过程本身的重要性最后想指出的是，汇率制度选择是否合理，有否风险，不仅仅是被选的汇率制度本身，还涉及到从被选前的汇率制度向被选汇率制度这一转换过程本身。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汇率制度频繁变动（见表4-9）。1975~1999年各国汇率制度变动次数合计高达310次之多。其中，退出次数最多的就是单一货币钉住制度，而同时转换到这一制度的为39次；进入合计次数最多的就是任意干预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达107次，而同时转换出这一制度的为82次。从每种汇率制度实际采用的时间看，严格钉住制度的久期最长，均值为14.9年，中值为23年；单一货币钉住和货币篮子钉住的久期次之，均值为9~10年，中值为6~8年；浮动汇率制度的久期最短，均值为4~6年，中值为2~4年。这表明，一是汇率制度转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会一劳永逸。当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因素发生变化时，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重新面临选择。即汇率制度的选择不是一个静态问题，而是一个动态转换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起码这一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国际汇率体系历史性特征，即使因美国2008年引致了全球危机，但全球都在探索国际体系重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这一历史性特征仍不会消失。二是一国汇率制度往往不是一次性转换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反复和转轨。

⑤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改革方向

首先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世界储备货币超额发行，98年和06年相比较，美国、欧洲、日本严重地超发过比，由于全球低利率政策，不断降息，特别是911之后，各个国家多采取低利率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非常多。另外就是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升级，使得金融产品它的替代性增加，还有金融机构，创新性的机构它的融资渠道增加，种种原因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 流动性泛滥之后，因为美国是国际金融中心，它具有比较强的金融资产的管理效应，所以就导致全球的国际资本，包括中国，甚至包括一些欠发达国家，就是拿着发达国家资金的国家，他们的资金都反流到美国，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这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不平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地位是国际货币体系一个核心的内容，也恰恰因为美元的大量发行，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使得美元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金融监管为什么又能找到美国的罪过呢？是因为美国它是通过二战之后与英国之间的博弈，抢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定权，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作为，对国际金融创新体系的不监管，是由它的不作为导致的。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体系。 我们国家设计的改革的方向是最完美的，是世界统一的单一的货币，但是这个能否实现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当前我们应该加强美元发行的监管，换言之，就是在伦敦峰会上各国首脑提出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的强化，让他去监管美元的发行。但是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管任重道远，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损失很多，用超主权的货币替代主权货币，并且获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呼应，像巴西、印尼等高管的回应。 再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改革还存在一些障碍性的东西。政治上的障碍，意识形态的不一致，即得利益肯定是想方设法来维护它的利益。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它的获得是有惯性的。从价值手段上来说，它是需要建立信用，建立一套规则，这都是需要时间的，还有就是从美元和英镑过程当中，是需要政府精心策划的，美元替代英镑成为主要货币，是美国借助于怀特计划、马歇尔计划，通过这么一个机构奠定了美元的基础，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施予援助，使得美元的流通域不断扩大，这才使得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它的这个基础，所以美国又通过金融规则的制定权，维护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构建了整个国际金融大厦。 对国际货币的体系改革还有一个问题，紧接着一个问题是特别提款权，是一个人造的货币，它受制于美国，从它的价值构层来说，把人民币纪如SDR这个篮子里面，必须要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的第四条款，这个必须要得到投票权的85%的同意，但是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投票权是16.77%。当我们侵犯美国权利的时候，美国肯定不能投赞成票，没有美国的赞成票，所有的改革都是白搭的。 关于这个国际货币体系诸多的缺陷，我们中国起了什么作用呢？2005年我们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首次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到了一个议事日程等等，中国行长提出来的国际化，金融它的必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强的货币需要强的金融，强的金融需要强的货币体系。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金融崛起是必然的趋势，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我们目标，但是一定要走稳中国金融崛起之路。

⑥ 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从2002年末以来，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散布“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2003年，这种论调进一步升级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到2005年前后，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强迫人民币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美元每天浮动范围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上下3‰之内，对非美元则在1.5％的范围内浮动。然而，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并非受到上述国家的压力，而是出于对未来的发展道路的高瞻远瞩，主动的调整。之所以选择目前这个时机来改革汇率机制，是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外开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等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外汇占款不断提高，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发行票据对冲，提高了宏观经济调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据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等保持高速态势，物价涨幅等则持续下滑，为汇率机制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环境。而美元持续反弹，欧元和日元回软也为改变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创造了良机。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一)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于人民币改革后有一定的升值，面临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可能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到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可能增加国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可能造成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问题。
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有如上的成本发生，即使有，其影响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高盛银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调整不会给出口带来太大的变化。这与中国独特贸易结构有关。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工缴费，与汇率的变动基本没有关系。进口加工贸易的情况也相差不大。同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的高，而且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差很远，人民币升值2％反而会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后，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动因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FDI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目的更倾向于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像以往那些东南亚中小企业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汇率升值虽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资的投资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计价的外商企业在本地的销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碍了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优势的FDI流入，但同时也可能鼓励一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FDI有太大的影响。
3.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家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生产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退一步说，即使出口部门的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考虑到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几乎没有改变，而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务部门增加就业机会完全可以弥补出口部门减少的就业机会。
4. 央行汇率改革使用“参考”而非“盯住”货币篮子的做法，其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更具灵活性的同时，央行对汇率政策的相机抉择更容易受到来自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影响。所以，央行必须在行使灵活的相机抉择权和维护汇率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汇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将汇率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运动趋势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时也意味着得到了与国际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汇率价格。它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第二，汇率积极调整把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交到了货币管理当局手中，同时也留给货币当局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汇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币购买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时汇率升值导致的收入更利于农民和城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第四，汇率改革等于向市场宣布，中国货币当局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狭隘的贸易顺差为政策目标的。
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新汇率制度对我国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虽难以平衡国际收支，但大幅度减少央行的干预频率
汇率改革后国际收支状况仍然是调整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基础，从2005年以来，我国月均外汇储备增长在150亿美元左右，近三个月更是到达了200亿美元，外汇储备始终在持续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当期的储备增长扣除外汇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外都是热钱。以2004年的国际收支为例，全年顺差2066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分别为590亿美元和531亿美元，这并不能理解为其余的国际收支顺差全部都可归纳为所谓“热钱”，其余大多数差额，是可以用经常转移、证券投资和贸易信贷来解释的。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更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2000年到2004年，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2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1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GDP的2％左右，占进出口的总额也在2％左右，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国进出口总值达6450.3亿美元，高出低进使得贸易顺差达到396亿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预期下半年中国外贸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为22％和18％左右，可实现顺差300亿美元以上，因此单纯依赖汇率改革，并不能迅速、显著的使国际收支恢复到基本平衡的轨道上来，所以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变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只是减少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时候对外汇市场进行以防止汇率出现过大的波动，而不必每天进行干预操作，这时的外汇市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汇率的变化。
带来金融创新热潮
汇率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是一个常态，因此需要相应的衍生工具来规避和锁定风险，其本身就意味着对加快外汇市场发展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下半年将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产品，尽快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推出人民币对外币掉期等产品。8月9日，央行决定扩大外汇指定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将有助于稳定现行的汇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对人民币的下一步波动的预期，同时给市场一个导向，从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币的汇率风险。
提高银行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动”考验了银行对风险管理的难度，对于这次汇率改革，银企如果过于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和非美元即期汇率的波动区间是远远不够的。
就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必须对不同币种的小额和大额现钞、现汇等具有差别定价能力，必须对来自居民、企业和同业的外汇供求有差别化的定价能力，必须对流动性较好的人民币兑美元等即期品种和其他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非美元品种具有差别的定价能力。这种审时度势的差别定价，较之央行为外汇交易市场确定的波动区间要灵活得多。如果商业银行忽视了汇率改革带来的风险定价挑战，其贸易融资的信用风险、结售汇净头寸的汇率风险，以及外汇代客理财业务风险等都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了挑战，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

三、我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向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回归，其优势是明显的，但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不可能较快的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是因为：
(1)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还很不发达。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金融市场无法在整体上做出灵敏的反应和自发的调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场的严重失衡和秩序混乱；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宜的资产头寸调整，从而发生严重损失。目前我国正规的外汇市场只局限于少数银行，企业个人无法直接进入，还没有外汇期货市场，远期外汇市场交易也没有全面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进出口企业将很难通过外汇交易来规避汇率风险。
(2)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对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汇率制度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国际金融制度与规则接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对政府依赖的惯性，企业除了考虑从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和发展外，还特别注重从政府及其政策中谋取利益，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将可能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由此招致强烈的反对，汇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并可能造成经济的大幅动荡。
(3)我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还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放开汇率，贬值预期会造成人民币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预期会造成外币存款被大量提取，严重时可能引起挤兑，引发银行危机，并由此爆发货币危机。
(4)我国市场化的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体系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习惯于在狭小的外汇市场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汇率，缺乏一套开放市场条件下外汇管理和市场干预的制度、规则、手段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放开汇率，就未免会出现市场混乱、汇率失控等问题。
(5)我国货币错配矛盾突出。根据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义，所谓货币错配是：“在权益的净值或净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动非常敏感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就越严重。”
货币错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就外因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是国际货币格局的自然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欧元来承担，这事实上将欧美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边缘化”了。由于国内货币无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使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便呈现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货币错配由此成为常态。就内因而言，资本市场普遍落后和汇率长期保持固定都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在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情况下，缺乏有效资金来源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到海外去筹资，而难以寻求到有效投资机会的“过剩”储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国际资本市场。由于国际资本市场不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本币，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导致的跨国资本流动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从形成机制看，中国难以避免货币错配。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为时甚远，因而“原罪”和“高储蓄两难”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这无疑加剧了货币错配；此外，长期实施得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使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错配麻木不仁。简单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属货币错配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国居民持有的外币资产占M2的比重已达27％，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外债余额在2004年已经高达2285.96亿美元的现实，货币错配矛盾显然更为突出。巨额的货币错配使得中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

四、完善我国汇率机制的配套措施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日渐推进，我国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避免货币错配风险的失控，避免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作为保障，我们也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推进改革，以实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一，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和运用。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助于控制货币错配风险。首先，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重要保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的威胁促使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了国际储备。从“保持信心”看，国际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胁”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的汇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较高水平的国际储备可以保证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门的货币错配，通过政府承担货币错配损失来避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全面冲击。

第二，积极参与和构筑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地区经济与贸易联系的不断加深为区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强了亚洲资金自我循环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国作为亚洲的经济发展大国，应积极参与和构筑亚洲货币合作。(1)以积极的姿态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2)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两种新的优势，并积极推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使其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和功能互补，由此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功能。(3)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4)积极加强亚洲各国和各地区的中央银行的合作。(5)积极推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并与亚洲各国及时交流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与教训，共同建立亚洲地区金融风险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各国各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通过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完善的微观制度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货币错配的起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从这一角度来看，发展资本市场应在管理货币错配奉献的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稳定的经济环境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应当逐步过渡到通货膨胀目标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从控制货币供应转向调控利率。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审慎的财政政策来稳定公众与企业绝对必要。对资本市场发展而言，仅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还不够，加强微观制度层面的建设同样重要。同时，中国在微观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存在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因素，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第四，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汇率改革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面临新的压力：短期资本流动更频繁；资本流动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汇管理的有效性难以保证。针对国际资本的非均衡流动，现阶段应采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变应万变”，能应对“升值”和“贬值”压力交替出现的、均衡管理的新机制：合理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利用利率和汇率的变动来影响宏观经济；灵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流出入并重，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有效应对“升值”和“贬值”预期的转换。同时，一方面，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是加强外债管理和外汇储备管理，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汇率的一项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带来的“过度”国际借贷和“过度”国际投资。

第五，加强宏观政策的搭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汇率政策几乎缺失，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将由中间道路向浮动汇率制度演进，汇率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将日益突出。因此，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相互协调，合理搭配。(1)明确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汇率纳入货币政策的框架之中，并使汇率政策发挥其市场调节的作用。(2)运用创新政策工具。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不协调时，特别是面临严重困境时，可及时采用创新政策工具，以摆脱困境。(3)妥善处理好汇率稳定与汇率失调的关系。稳步、深入推进结构改革，实现各类市场的良好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