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与贸易战ppt

『壹』 中美关系紧张对汇率的影响

5月9日至10日，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期间，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升至25%，并计划对额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美贸易再掀波澜，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周之内贬值超千点，收于6.845，而且是在美元指数走弱的情况下大幅贬值。中美贸易战下，人民币汇率将向何处去?

我们认为，中美贸易冲突迭起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但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贬值的空间都没有。而若中美贸易谈判走向缓和，人民币汇率仍将受到更多支撑：金融对外开放带来外资流入，以及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区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因素。
看形势：中美贸易战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
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是市场供求推动的结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提振了市场情绪，而与政策干预关联不大。而人民币汇率近期快速贬值，也与中美贸易谈判的反复相吻合(图1)。当前情境，与去年6月下旬美方决定加征关税后，人民币汇率的一波急贬有相似之处，但市场供求的主导性更强。当时，人民币中间价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贬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币中间价的变化也呈现出这一迹象，但市场供求是主导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贬值有待观察(图2)。上周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贬值预期快速蹿升，体现中美关系反复导致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转变。
看美元：人民币与美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元震荡偏强但缺乏持续大幅上行的动能，因此人民币汇率有阶段性的、较有限的贬值压力
当前，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近期受困于“火车头”德国经济的波折，欧洲经济复苏之路依然蹒跚反复，只有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相对强势的状态。不过，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强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转圜、得益于全球风险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贸易关系走向恶化，这一切可能都会打个折扣。根据IMF的测算，对中美之间所有贸易征收25%的关税，将使美国的GDP下降0.3%-0.6%，使中国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国经济超预期的程度已持续弱于欧洲，其在中美贸易战中面临的“双输”冲击，将会进一步限制美元指数上行的空间(图3)。
看经济：外部冲击下需要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机械承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太可取
中美贸易战最直接的冲击就体现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来，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贸易向2015-2016年的形势演化。2018年对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导致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25%的关税，将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冲击。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凋敝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减速的一条主线。2012年，中国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8%，当年中国GDP增速目标不再“保8”(从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业作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首要目标。国内政策也只进行了有限的宽松，继续践行房地产调控，当年4月12日人民币汇改也进行了一次比较实质性的改革，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0.5%扩展到1%;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从6%下挫至-3%，当年8月11日的汇改引入了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定价，国内政策在宽松基础上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回顾过去，至少有两个启示：1)出口减速是倒逼中国加速改革调整的因素;2)出口减速要求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
当前中美贸易谈判正酣，美国率先加征关税，而中国不加干预，让人民币按市场供求方向贬值，是短期博弈的一个层面。但中美贸易谈判只要继续，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贬值的空间都没有：大幅升值，不符合当前人民币汇率并未明显低估的基本面，也会显著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并可能加剧不利的资本流动压力;大幅贬值，不符合秉持重商主义理念、施压中国迅速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的美方诉求。目前来看，中美汇率协议的大框架或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汇率部分相似：更加注重汇率(调整)规则的“公平”，而不以促成美元大幅贬值为目的。何况，人民币也不是美元指数的构成货币!
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走向缓和，那么人民币汇率仍将受到支撑。
第一个支撑是，金融对外开放带来外资流入。2019年，受益于MSCI提高A股纳入因子、富时罗素GEIS指数集合纳入A股、彭博巴克莱指数纳入中国债券，海外资金被动流入将大幅增加，规模保守估计在1000亿美元以上。对比2018年中国国际收支总差额为1087.7亿美元，该体量不容小觑。而且，海外还可能继续主动增配中国。目前，全球资金对美国资产的配置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超高配)，但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已经超过60%，中国又是新兴市场的佼佼者，海外资金的重新配置有望带来可观的外资流入。
第二个支撑是，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区间。
随着美联储暂停加息并于5月启动停止缩表计划，年初以来美债收益率震荡下行;倘若中美谈判走向缓和，以当前中国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以及中国政府不“走老路”的决心，中国利率下行速度应不会太快。短期内，中美利差能够提供一定缓冲，但其走向取决于中美贸易战的形势

『贰』 汇率是怎么一回事汇率变动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汇率，亦称“外汇牌价”、“外汇行市”或“汇价”等。是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货币的名称不同，币值不一，所以一种货币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汇率会因为利率，通货膨胀，国家的政治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等原因而变动。

汇率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如下：

• 进出口。一般来说，本币汇率降低，即本币对外的比值贬低，能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若本币汇率上升，即本币对外的比值上升，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

• 物价。从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来看，汇率的下降要引起进口商品在国内的价格上涨。反之，汇率上升会引起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

• 资本流动。当存在本币对外贬值的趋势下，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就不愿意持有以本币计值的各种金融资产，并会将其转兑成外汇，发生资本外流现象。同时，由于纷纷转兑外汇，加剧外汇供不应求，会促使本币汇率进一步下跌。反之，当存在本币对外升值的趋势下，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就力求持有的以本币计值的各种金融资产，并引发资本内流。同时，由于外汇纷纷转兑本币，外汇供过于求，会促使本币汇率进一步上升。

  
  

『叁』 中美贸易战推动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

贬值。一、看形势：中美贸易战势必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
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是市场供求推动的结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提振了市场情绪，而与政策干预关联不大。而人民币汇率近期快速贬值，也与中美贸易谈判的反复相吻合。当前情境与去年6月下旬美方决定加征关税后，人民币汇率的一波急贬有相似之处，但市场供求的主导性更强。当时，人民币中间价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贬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币中间价的变化也呈现出这一迹象，但市场供求是主导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贬值有待观察。上周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贬值预期快速蹿升，体现中美关系反复导致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转变。

二、看美元：人民币与美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元震荡偏强但缺乏持续大幅上行的动能，因此人民币汇率有阶段性的、较有限的贬值压力
当前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近期受困于“火车头”德国经济的波折，欧洲经济复苏之路依然蹒跚反复，只有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相对强势的状态。不过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表现强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转圜、得益于全球风险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贸易关系走向恶化，这一切可能都会打个折扣。根据IMF的测算，对中美之间所有贸易征收25%的关税，将使美国的GDP下降0.3%-0.6%，使中国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国经济超预期的程度已持续弱于欧洲，其在中美贸易战中面临的“双输”冲击，将会进一步限制美元指数上行的空间。
三、看经济：外部冲击下需要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机械承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太可取
中美贸易战最直接的冲击就体现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来，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贸易向2015-2016年的形势演化。2018年对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导致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25%的关税，将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冲击。
其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凋敝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减速的一条主线。2012年，中国出口增速从20%下挫至8%，当年中国GDP增速目标不再“保8”（从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业作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首要目标。国内政策也只进行了有限的宽松，继续践行房地产调控，当年4月12日人民币汇改也进行了一次比较实质性的改革，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0.5%扩展到1%；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从6%下挫至-3%，当年8月11日的汇改引入了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定价，国内政策在宽松基础上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肆』 中美贸易战的介绍

美参议院程序性通过汇率法案中方坚决反对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汇率案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美发生贸易战，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就业增长，并阻碍全球经济复苏。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一些美国政客为经济复苏缓慢寻找的“替罪羊”。昨天，美国参议院举行程序性投票，以79票赞成、1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将名为“2011货币汇率监管改革法”的提案送交全院表决。尽管没有明确提及人民币，但外界普遍认为，该提案主要针对人民币汇率，意在推动国会立法，敦促政府部门以“人民币被低估”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反补贴关税。昨天，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央行也深表遗憾，并认为，“美国国会参议院此时通过汇率法案不仅解决不了美国储蓄不足、贸易赤字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而且可能严重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汇率改革进程，并可能导致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贸易战。”商务部则表示会深切关注。

『伍』 什么是贸易战，历史上有哪些经典的贸易战

您好，贸易战，指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称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的武器仅限于相互提高关税税率，对此则称为“关税战”。
随着80年代日德两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和美国、德国（当时的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之间“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与马克对美元大幅升值。汇率升值对促进两国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对外投资等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两国的确实带来冲击。面临同样的考验，日本和德国不同的应对措施造就了两国经济不同的命运，二者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化解中美贸易争端，并顺利完成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战后，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本国出口发展。随着1956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日本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对外贸易顺差额度不断扩大。日本贸易顺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占占据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部分，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比重一度接近60%，这导致了日本与美国之间产生了大量的贸易摩擦。

『陆』 中美贸易战对外汇有什么影响

简单的说，在昨天特朗普签署对话贸易备忘录之后，华尔街惨遭血洗，美股狂跌，恐慌指数VIX明显上涨。而外汇方面避险日元狂飙：美元/日元跌破105关口，最低下挫至104.62，为2016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FX168资深分析师许亚鑫称，美国/中国的紧张局势将会抑制全球贸易、推高进口价格导致两国国内消费减少，进而导致全球经济放缓。

『柒』 请问人民币汇率的高低对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什么影响人民币汇率是如何确定的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汇率变化会通过影响对外贸易，改变国际收支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将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经济。
从正面分析，人民币如果升值有如下好处，这也是国内赞同人民币升值的观点体现：
国外产品价格将下降，有利于增加中国对国外高质量消费品和生产设备的进口，提高生活水平和产业制造水平。人民币如果升值，在中国强大的经常项目账户平衡作用之下，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将会有所增加，购买能力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帮助十多亿人提高现有的生活水平，也为国内制造业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进而提高中国各个产业的竞争力。

企业的国外投资能力将增强。当前，中国更注重出口和引进外资，但随着同国际市场的进一步融合，中国企业为开拓销售渠道，将不断扩大海外投资，而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投资能力，促使企业“走出去”，这样不仅能够降低使用进口原材料比率较高的厂商的生产成本，也会促进中国企业进一步加快国际化步伐。

未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所需本币的数量会相应减少，一定程度上可减缓外债负担。
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中国公民出国学习，将有更多家庭能送子女到海外自费留学信皮。
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有利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按美元计算）1980年为2.5%，1990年降到1.8%，1998年为3.4%。其原因就在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80-1994年间大幅贬值。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的gdp就会超过德、法，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但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上。由于中国目前的“双顺差”不稳定，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空间有限，人民币汇率升值缺乏持续的内在动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国内就业、物价水平以及金融改革的稳定发展，影响到我国许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特别是在我国财政赤字已经扩大、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房地产泡沫开始出现等不利的国内经济条件下，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罗伯特蒙戴尔教授简单而且全面地概括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至少将产生的六大影响：首先将影响中国出口，给中国出口带来极大的危害；同时，将使中国通货紧缩面临更大压力；导致中国对外资吸引力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和银行呆坏账可能因人民币升值而增加；进而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具体的分析如下：

出口增长缺坦答将受到制约。近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对外出口不仅保持了较快增长，而且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稳定在20%左右，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今后继续保持出口的较快增长，对我国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均会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果出口商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将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特别是目前我国主要以极易替代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主，一旦出口受阻，极易发生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从而失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由于作为中国优势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与此同时，国际贸易领域新的保护主义又不断抬头伏慧，一些发达国家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垒如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对进口实行限制，并滥用反倾销手段保护其国内市场，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而加入wto后，随着中国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融合，进口将呈不断上扬的势头，增长速度将日益加快，因此今后几年贸易顺差将逐步缩小甚至出现反转。如果人民币被迫升值，将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

不利于吸引外资和加工贸易产业升级。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两年增势更猛。2001年增长15.2%，2002年增长12.5%，今年上半年增长34.3%。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人民币升值，不仅会直接增加外商在华投资建厂、购置设备的成本，而且还会提高外商在华的劳动力成本，将影响我国进一步吸引外资。其次，在华外国企业的经营目前已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外资利润汇出的要求也在逐年增大，人民币升值将提高其利润的外汇收益，并可能因此加大资本外流规模，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压力。这都将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及利润再投资的规模与产业本地化的进程，不利于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的持续发展、升级。

不利于我国缓解通货紧缩。自从1997年以来，我国统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每年上升1%到1.5%，已经危险地接近通货紧缩的情形。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主要来自劳动力市场：由于有效劳动力迅速增长，质量也逐步提高，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足以抵消这种压力，所以，工资增长缓慢，造成通货紧缩。而如果人民币升值，经济增长将更趋缓慢，劳动力市场由于供给过剩，竞争将加剧，工资不会上涨，通货紧缩将更严重。另外，由于通货紧缩提高了货币的购买水平，使人们的储蓄倾向增加，而消费和投资减少，这将造成有效需求的进一步萎缩。同时，通货紧缩导致的物价持续下跌将使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生产和投资的成本升高，迫使企业减少投资需求，缩减产量，导致利润水平下降。这将会影响我国各项培育和刺激内需政策的效用，可能会加大我国公司赢利难度，使不良贷款恶化，正如日本所经历的，中国经济的良好前景将因此受到损害。而且，通货紧缩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导致财政危机、外汇危机和货币危机，还可能进一步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

不利于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今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近800万人，此外，约2.5亿农村低技能劳动力也需要寻找就业岗位，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形势相当严峻。目前外经贸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7000万人，很多新增就业机会也是由本国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的。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行业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势必对当前就业环境的改善造成一定冲击。另外，人民币汇率上升还会导致中国非贸易品（诸如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减弱国内需求，进而给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由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而增发的货币会主要流入持有外汇的机构和个人手中，他们的投资意愿和方向与经济发展对资金运用的需求有可能存在偏差，可能导致无投资意向或无生产性投资意愿的群体获得大量的资金，而有项目和投资愿望的一些民间投资者却缺乏资金支持。由此将出现货币供应量虽在持续增长，但供应结构的差异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

影响国际收支的平衡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在人民币升值的市场预期的影响下，国际套汇投机资本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这些投机资本的套汇成为可能，并将导致国际套汇投机资本的继续进入，对人民币升值形成新的压力。这部分具有投机性质的资本，不太可能投向实业，而是流入变现容易、流动性极高的金融证券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证券市场的逐利行为，将成为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因素，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另外，我国各类金融机构内在激励和风险控制机制严重缺失，若放开人民币汇率，实行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金融机构还不具备承担汇率风险的能力，还无法承受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所带来的冲击。

人民币升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人民币升值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会给美、日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复苏。

人民币升值不能根本改善美、日贸易状况和经济状况

日本一些学者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最高，其意图在于通过日元相对贬值来改善日本的贸易状况，从而扩大出口以带动日本经济复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日本虽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但日本对中国贸易并未出现大量逆差，中国产品并未对日本贸易状况构成威胁。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产业结构转型迟滞、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及银行呆坏账积重难返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法单纯依靠出口来解决。此外，日本制造业成本高、缺乏竞争力。迫使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日本由于其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而引起的产业空洞化的现象。日本目前高昂的人力成本，已不适合技术已经成熟、人工成本起决定性作用的传统制造业在日本继续发展。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的生产成本由于汇率的变动而升高，这些产业会继续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转移。同样，如果人民币升值，也不会提高美国在生产鞋子、衣服、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美国经济的疲软源于高技术产业泡沫破灭后的调整，而非贸易状况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中国总体贸易份额依然很低，不至于导致贸易伙伴普遍出现的通货紧缩。

进一步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美、日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多为生活必需品，物美价廉，在经济萧条时，满足了居民的基本需求，提高了生活水平，扩大了消费。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产品的价格将被抬高，从而造成国外消费者福利水平的下降；这只能使他们进一步压缩开支，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抑制需求、打击消费，不利于美、日等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2、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世界贸易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的稳定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十分独特，它正在成为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高技术产品零配件的最大市场，而这些零配件经过中国组装后，往往以中国产地的名义出口到美国和全球市场。史蒂芬罗奇认为，打破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将使全球化的新型生产模式所必需的供应链遭到破坏，它将给带头前往中国采购的日本、美国和欧洲企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吸收了全球大量的汽车配件、电脑芯片和机器设备等，而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从而抑制中国对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进口需求，并进一步造成中国需求增长放缓，不利于世界贸易的增长，进而使全球经济受到影响。

从总体上看，亚洲国家的出口近年来一直与中国出口同步增长，中国从东亚地区（包括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和泰国）的进口从1980年的6.2%增加到2001年的40.9%。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贸易盈余正日益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中国在日益融合的东亚地区起着重要的经济稳定器的作用。美元贬值期间，亚洲各国的货币保持了相对稳定，从而维持了稳定的对外贸易。若人民币升值，有可能打破亚洲货币的稳定，影响亚洲经济增长格局。韩国已经明确表态不支持人民币升值，以免损害该国的出口。被市场称之为“日元先生”的日本前财务省次官神原英姿也曾指出，人民币升值将引起中国经济不稳定并进而威胁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强大对亚洲国家来说是个机遇，而不是威胁，同中国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亚洲国家将能从中国巨大的市场中获得它们的利益。

『捌』 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亚洲的冲击会是平稳的。亚洲第二大并且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正
在经历一场向更为灵活的货币管理体制的转轨，这种趋势，很有可能引导亚洲其他国
家也向更大的通货灵活性转变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始终是在向上，从2002年开始，最根本的一个情况就是人
民币有升值的压力。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分析好这个可以对趋势和一些政策有正确
的判断。200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件就是年底中国
加入WTO，我们注意到入世后中国的外部直接投资提升，出口出现了20％～30
％的增长。这样的结果是，大量的外汇存款流入。但是这几年来，央行并没有全部地
对冲，这就导致了大量资金流入银行体系，银行体系占有大量的资金，在流动性很强
的情况下，往外贷款，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活动。我们从根本上认为，汇率对经济
周期的启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汇率政策的选择上，如果没有适当的汇率调整
，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就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预计明年外部需求将呈减弱趋势，因此将2005年中国GDP的增长率的
预测再调低20个基准点到8．1％。2005年与2004年初的迅速增长相比会
有所减缓。强大的内需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与投资相比个人消费所发挥的
作用将日益加强。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修正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汇率浮动范围正在逐渐加大——
预计会在现在的基础上6个月内扩大至5％（也就是说，上下浮动2．5％），12
月内升至10％。在讨论汇率动与不动时，其实大家都知道名义汇率是不动的，但是
真实汇率是会变动的。什么是真实的汇率？就是名义汇率和相对通货膨胀比率之间的
变化。有人说，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不能变，那就意味着，他赞成中国要通过通货膨胀
的方式来调整汇率之间的差别。为什么这么说？名义汇率可以不动，那么相对价格的
调整就要通过我们的通货膨胀率相对于贸易伙伴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来调整。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曾写过人民币汇率变化可能的三种发展趋势的经济报
告。当时，我们假设人民币是低估了10％～15％，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20
02年初的时候，假设那时的汇率基本上反映了市场上的供求与需求，到现在，人民
币在贸易加权下，与美元的比率差不多10－15。既然低估了，那么市场一定会把
它调回来。调回来有三种可能方式：

其一，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最有效率、最公平、对经济损害程度最小的一个方
式就是，人民汇率名义升值10％～15％。这样出口会有一点损失，但进口上有相
应的好处，还可以减轻一些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二，名义汇率不动，低估的部分全部靠真实汇率的调整来完成。这意味着什么
呢？假如这10％～15％的调整在两到三年的时间中完成，这并不是说在两三年中
国的通货膨胀15％就够了，而是要比我们的贸易伙伴通货膨胀高15％。采取这样
的方式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话题，还有一个
就是从实际操作来看，真实汇率的调整和名义汇率一样每次都会over hit（
打过头），也就是说，现在低估15％，真正放开的话就会调到20％甚至30％。
用通货膨胀来调整真实汇率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途径。

其三，人为控制总需求。压制总需求，造成中国经济的硬着陆，这样从根本上打
消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种方式的可能微乎甚微。

前面一段时间数字的下降大部分是靠行政的力量。下面需要注意的，可能把经济
压过头，压住了硬着陆的风险，没有压住反弹的风险，压得恰如其分，这种概率是多
少？市场有多少信心？我认为，风险还是很大，不管是调过头，还是没有调到位。

我看到有人评论中国经济不是大萧条就是过热。怎么可能只有这两种结果呢？依
靠行政手段，这两种情况会马上压下来。因为外面的调整，大家很关心会不会升息，
会不会动汇率。升息是早晚的事，但是早晚也要看一个时间。即使在中国一些市场经
济不够发达的地方，过去25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真实利率、真实汇率调整都是很快
发生的。

人民币升值到底采取什么途径来实现，以及人民币升值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别国
的反应如何，这些问题都会一直跟随我们。

要保持一个实际上被低估了的利率水平，中国需要更强有力的市场干预。这一点
从这几年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就可看出，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就美元的贸易
加权而言，亚洲占有超过40％的份额。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亚洲，想要大幅降低贸易
加权都是相当困难的。而有争议的是，由于亚洲通货在升值问题上犹豫不决，欧元和
其他次要欧美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变得更大。亚洲这种犹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
洲通货不愿对日元升值；但渐渐地，也反映出它们对自身相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厌恶。
当然了，人民币的贬值是由于盯住了走低的美元。

亚洲对美元在贸易加权方面的贬值一直无能为力，而一个更坚挺的人民币会有利
于打破这种僵局。在目前的亚洲国家里，中国占总贸易份额的10％－20％，在一
些对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相关产业中，这一比例还要更高。抛却日本不谈，中国
的贸易份额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稳定增长，如今更是已经赶超了日本。

通过这一轮的调整，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增多了，墙
内开花墙外红。同时，中国的拉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需求。这给学者和实际的操作
者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从这一轮的政策调整中已经看到了一个趋势，往下走的话，
可能不调整利率、不调汇率的话，过弱的态势不会在短期内告一段落。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更有意思的是看一看，中国的需求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对全球的影响，在哪个
舞台上政策的噪音更少。

考虑到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日渐重要的地位，人民币更坚挺能保证亚洲的通货对
美元升值又不会产生贸易加权指数总体上升的压力。我们可以把最初人民币汇率浮动
范围的扩大总结为稳定的，但这实质上也反映了亚洲其他国家在管理体制灵活性上的
重要转变。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币升值对亚洲的冲击会是平稳的。为什么这么说
呢？考虑以下因素：若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升值2．5％，5．0％或10．0％
能导致亚洲的贸易加权指数在多大程度上贬值？答案分别是：约0．6％，1．2％
和2．4％。可见，并不是很大的波动。不过应该注意到，以上数据计算都是建立在
双边贸易权重基础上，而忽略了国家间的竞争。我们还是应当看到，亚洲第二大并且
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正在经历一场向更为灵活的货币管理体制的转轨，这种趋势，很
有可能引导亚洲其他国家也向更大的通货灵活性转变。

『玖』 国际贸易对利率的影响

2018年至今贸易战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影响，也有实际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预期，货币政策必须积极。

未来怎么看？

结合过去贸易谈判的情况和中美双方的表述，我们认为，随着贸易谈判进展，汇率政策偏被动，这个时候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利率弹性，以应对与防范外部冲击、稳定预期，首要条件是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环境，其次是要保持利率向下的弹性。

虽然今年我们不可能再向去年那般进行债市的川普交易，但是我们依然有着可观的货币弹性空间和至少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债市可以继续保持积极。

市场点评与展望

1. 策略展望：贸易谈判会如何影响利率与汇率？

中美贸易谈判再度出现剧烈变化，成为五一假期之后市场的主导因素，怎么看待贸易谈判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我们还是从货币政策出发展开讨论，首先分析贸易谈判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最后落脚到汇率和利率的分析：

1.1.贸易谈判和货币政策

回顾过去一年多中美贸易谈判进程，边打边谈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演进：

2018年4月3日美方宣布500亿美元关税商品清单后，2018年4月17日央行宣布降准100个基点置换MLF；

2018年6月15日中美谈判破裂，美方宣布更新500亿美元关税商品清单，6月24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50个基点；

2018年9月18日美方宣布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关税，10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降准消息。



2018年12月1日，中美谈判趋缓，在G20会议上中美双方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措施，并设定了为期3个月的谈判期限，3月2日期限截至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

5月6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并于5月11日生效。5月6日央行盘前宣布对中小银行实施较低存款准备金率框架，释放2800亿元流动性。虽然央行在事后的新闻稿中只字未提贸易摩擦问题，但这次降准是2012年以来央行首次在5月实施，也是首次交易所开盘前降准，并且发生在特朗普推特数小时之后，应对外部风险稳定国内和市场预期的意味跃然纸上。



回顾贸易谈判过程，似乎可以简化得出一个结论：央行始终保持了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一方面当然是国内稳增长、调结构对流动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抵御外部风险的需要。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输入性风险”，表明对外部环境的重视。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近期央行还有两大行动：

其一是央行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马骏于5月10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参照过去一年中美贸易摩擦几个阶段的实际影响来判断，即使贸易冲突按美国所威胁的版本升级，中国也采取相应的反制，这些措施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或者说会明显小于2018年股市反应所隐含的冲击力度。我们用经济模型的计算结果是，如果美国把来自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中国也实施相应的反制，这个情景对中国GDP增速的负面影响在0.3个百分点左右，属可控范围。”

“去年股市跌得很惨，部分原因是当时资本市场无法判断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另外，去年我国还面临着经济持续减速、影子银行融资渠道过度收缩、一些不当舆论冲击民企信心、减税等改革红利尚未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叠加对当时的资本市场信心造成了严重冲击。”

其二是4月金融货币数据公布之后，5月10日下午央行特意召开媒体吹风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其中就有货币政策如何应对外部冲击的问题。

孙国峰在回应中明确：“面对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我国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性。”

而周学东则补充到：昨天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就外部冲击问题谈了一个观点，我很赞成。从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来看，国际贸易摩擦，更多的是对市场预期的影响，特别是心理预期。对心理预期和市场预期的影响要大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税加到25%，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也就是0.3个点，比我们感受的要小。当然，应对外部冲击说到底要看宏观经济自身怎么样，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看，还是从CPI、PPI，或从金融信贷数据来看，这些宏观数据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们心里还是有底气的。

显然，在应对外部冲击中，央行不可能坐视不管，一定会积极应对，所以此前我们的简单梳理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演变并非简单拼贴。

更何况贸易摩擦本身对于实体经济确有影响，前文马骏的分析以外，海外牛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也显示，在最新关税情形下，贸易战2019年对中国GDP的影响在0.3%-0.4%之间，和马骏的提法基本一致。



从应对实体经济下行压力的角度，货币政策更是责无旁贷，所以2018年至今贸易战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诉求，也有应对实体经济增速下降的诉求，央行要改善预期和应对下行风险，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首要选择。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就可以直接外推，对未来流动性保持乐观呢？

这里面必须要考虑汇率问题，因为涉及到货币政策独立性。

1.2.汇率约束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贸易谈判必定涉及汇率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明确中美两方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

美方的诉求主要是在贸易协议中必须加入和汇率有关的条款，即中国承诺不进行竞争性贬值，并且在干预市场方面保持透明，要求公布“国际储备余额和外汇市场干预的数据，以及季度国际收支平衡数据和其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开报告的数据，以避免汇率操纵。”同时要求中国信守诺言。



对于汇率，中方的态度可以概括为：

（1）不搞竞争性贬值；（2）货币政策以国内为主；（3）加强汇率逆周期调节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





易行长在两会期间的答记者问基本将贸易谈判所引致的汇率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清晰的回答。

结合过去贸易谈判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在贸易谈判进展顺畅时，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或者走强，在贸易谈判曲折反复甚至陷入僵局时，人民币有所走弱或者贬值压力上升。

固然这里面可能有谈判本身对于市场预期和行为的影响。

但是人民币汇率随着贸易谈判的进程而出现波动似乎由来已久。

就本轮而言，2018年5月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谈判，在此之前美元指数大幅上升，人民币并未跟随贬值，6月15日谈判破裂，人民币迅速贬值；12月1日中美设定3个月谈判时间，在此期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人民币汇率跟随美元指数的下跌而升值，随后美元指数在高位保持稳定，人民币继续小幅升值，在近期特朗普宣布提高关税后，人民币显示出贬值的趋势。总接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是在美元指数的基础上，随着贸易谈判的节奏上下波动。



上述波动一方面是市场预期的行为反应，另一方面也是谈判过程中的策略运用。但是从方向来说，考虑中美贸易顺差情况，人民币单方面贬值的可能性甚小。



既要宽松政策稳定预期，又要汇率稳定促进贸易谈判。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如果汇率相对稳定甚至有所升值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对的空间和弹性如何？毕竟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利率上。

首先来看利差约束。



（1）外部形势：美债利率下降

一方面是外部形势的变化，随着全球周期下行以及美联储暂停加息，美债利率自2018年末开始下行，中美货币周期由冲突走向趋同，利差压力大大减小。



（2）实际思路：如何保持资本流动和汇率平稳？

事实上，即使在前期美债收益率上行时期，我国也做到了压减利差的同时保持资本流动/汇率平稳。

我们在前期报告《鱼与熊掌能否兼得？》中指出，

利差主要反映的是汇率和资本流动压力。考虑2种情况：

如果通过干预手段，稳住汇率，逆转市场贬值预期，进而使得资本流失压力稳定，则由于汇率被“逆周期调控”，那么利率可以获得一定的空间，利差约束相对“偏软”，甚至在强干预下，利差完全可以不成为约束：



另一种情况是，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不在汇率。汇率自由浮动原本可以平衡内外压力，但研究表明：在新兴市场，由于不存在自然汇率，贬值预期会自我叠加，使得汇率自由流动加大资本流失压力——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不成立，往往成立的是“二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只能二者取其一）。这种背景下，大国央行着重选择的仍是货币政策独立，那么，其实宏观调控的方向主要是资本流动管控，这种背景下，利差则是“弱约束”。

如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是汇率的“行政干预”或者要着力于管控资本项目流动，则利差是一个“弱约束”，利率会释放出明显的空间。在这种思路下，我国的外储消耗不大，内生贬值压力降低。



1.3.汇率和利率的未来可能走向

贸易战对于利率的影响，主要存在两个逻辑线条：

（1）防范贸易摩擦风险，稳定预期：

不管贸易谈判进展如何，目前贸易战对外需的冲击已成定局，2019年外需已经开始下降。



除此之外，贸易战还带来对市场信心的影响：

去年股市跌得很惨，部分原因是当时资本市场无法判断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另外，去年我国还面临着经济持续减速、影子银行融资渠道过度收缩、一些不当舆论冲击民企信心、减税等改革红利尚未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叠加对当时的资本市场信心造成了严重冲击。

——马骏2019年5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

风险的表现之一是市场的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举例来说，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利率可以达到300%多。刚才说货币市场利率是2.6%左右，上限是百分之3点多，下限是0.72%。外部冲击可能导致利率达到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几百。所以货币市场如果受到预期或者外部冲击，波动可能很大，政策要防止这些风险在市场之间的传染。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8年12月在长安论坛上的讲话

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视外部冲击的影响，我们将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8年7月答记者问

央行要改善预期，对冲外需下行，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必要选择。

（2）汇率先行，利率被动应对

如果贸易战谈判演进到汇率层面，应对美方对于汇率的要求，人民币汇率被动升值，从而导致利差的被动收窄，利差反而受制于汇率，这可以从80年代日德经验看。

80年代，美日、美德贸易摩擦为代表的贸易战情况下，在美国压力下，日元、德国马克被迫升值。以日本为例，80年代，日元的汇率相对于国内的政策明显是先行的（外生），日本的国内政策随之调整：

由于存在持续的升值压力，日本央行为了释放这一压力（降低投资日元资产的收益，遏制日元升值）、刺激国内经济（宽松货币政策），日美短端利差大幅收缩，同时也带动了长端利差的显著收缩。日元升值伴随了日美利差的收敛（转向了负利差）。



因而，利率作为防范外部冲击，稳定预期的工具，首要条件是充足的流动性环境；此外，如果汇率先行，利率被动反应，则可能伴随中美利差的收窄。

总结来看，

（1）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伴随着多次降准和货币宽松信号。

（2）2018年至今贸易战的影响既有预期层面的影响，也有实际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预期，投放流动性释放积极信号是首要选择。

（3）汇率稳定是美方主要诉求之一，这也是缩减中美贸易逆差的要求。既要宽松政策稳定预期，又要汇率稳定促进贸易谈判，既要又要的政策诉求似乎受制于汇率-利差约束。

（4）然而，一方面，外部形势发生变化，美债利率自2018年末开始下行，中美货币周期由冲突走向趋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