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什么是资产证券化中美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有何不同
资产证券化是指以基础资产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结构化设计进行信用增级，在此基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 ABS）的过程。它是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支持，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
陈湛匀指出：资产证券化就是出售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流进行融资的一种直接融资的方式。美国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于1970年首次发行以抵押贷款组合为基础资产的抵押支持证券-房贷转付证券，在首次资产证券化成功发行后，资产证券化成为了一种全新的金融创新工具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此基础上，风险证券化产品又被衍生出来。
陈湛匀教授
以下是陈湛匀的部分观点实录：
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是以基础资产（underlying assets）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一定的结构设计和资产转移，对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分离和重组，在资本市场将基础资产转换成可以出售或转让证券进行融资，并以基础资产本身所产生的现金流进行偿付的一种过程或技术。其中基础资产就是未来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是资产组合。原理就是发起人将证券化资产如应收账款、汽车贷款等预期未来现金流出售给一家有着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 ，或者SPV主动购买可证券化的资产；SPV将这些资产全部汇聚到资产池内，用资产池中所产生的现金流为证券市场上融资的证券作为支撑，用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来为所发行的有价证券进行清偿。
简单来说，资产证券化就是出售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流进行融资的一种直接融资的方式。美国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于1970年首次发行以抵押贷款组合为基础资产的抵押支持证券-房贷转付证券，在首次资产证券化成功发行后，资产证券化成为了一种全新的金融创新工具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此基础上，风险证券化产品又被衍生出来。
全球证券化市场目前大约有十万亿美元的规模，主要有住房抵押贷款类、企业贷款类、个人消费贷款类，其中个人消费贷款类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等。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证券化市场，规模占全球总量的85％，美国使用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十分普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住房抵押贷款、四分之三以上的汽车贷款是靠发行资产证券提供的。而我国近几年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也十分迅速，规模在不断增长。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存量规模为人民币2.67万亿元，同比增长34%，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资产证券化市场，仅次于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全球共德CEO陈湛匀教授简介：
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首批统计学博士点专业博士。现任中国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首创拟人化资本运营专家，上海电视台“夜话地产湛匀妙语”栏目主持人，中国第一财经、东方卫视、凤凰卫视等媒体特邀嘉宾，长期应邀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授课，已获近20项国家、省部级优秀科研奖，走访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聘为国际论坛峰会和国外大学演讲，被誉为具有国际视野、最受欢迎的实战型权威金融专家，成功辅导不少企业上市。
② 论述：结合资产证券化的内容与特点谈谈你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危机的看法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一)对我国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尚难准确估计
究竟我国的银行业总共投资了多大规模的次级贷款债券及其衍生品仍然是一个谜,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较为可靠的数字应该是根据银行的交易对手方提供的数据进行统计,虽然这些统计也许并不完整,但反映的交易却较为真实。总体来看,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原来的预期,有关各方应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会产生影响,有可能加剧资产价格膨胀及金融市场大幅波动
由于金融全球化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已成事实,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国际资本通过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形式跨境流动。我国已完全开放经常项目,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已十分困难。二是外资机构以研究报告、研讨会、访谈等形式发布各种意见,影响市场预期。三是A股与H股之间的比价关系直接影响A股的定价水平。四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投资者的心理也产生影响,影响其市场预期。而且全球市场的投资者也对中国因素的关注越来越明显,我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的波动也相应对全球市场的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显现
总体上看,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放缓,有可能发生经济衰退。由于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特别是美国消费水平下降,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相应下降,这将从外需方面抑制我国出口的增长。同时,美国经济衰退会导致贸易保护压力增大,“中国制造”将面临更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而这将削弱我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这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显着冲击。
(四)汇率制度会受到挑战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和美元下滑,必然会对主要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当前,我国外贸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人民币与美元息差倒挂,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热钱流入加快及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美联储利率的调整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造成直接的冲击。
(五)房地产市场风险将更加突出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信贷风险是一个很好的预警。我国房地产信贷没有信用分级和风险定价,假按揭和假收入资产证明并不少,信贷资产没有证券化,房地产信贷风险情况不明且风险相对集中在银行体系内。
(六)境外投资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目前,美国次贷市场的动荡已扩散到普通公司债市场,导致公司债券价格暴跌。为寻求资金安全,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涌向美国国债,美元资产组合和资产定价将面临重新调整,这会给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投资和中资银行外汇资产运用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
(七)对货币政策有效性构成冲击
美联储持续加息后未来利息政策的走势以及美国经济状况对我国货币政策构成相当大的直接冲击。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预期及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趋小。不排除国际资本为回避欧美次贷危机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资产市场,这将加剧我国资产价格膨胀。同时,热钱的加速流入,还会产生对冲央行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效果,并进一步推高我国股市和房价。
③ 国内外对资产证券化的难点的研究进展
入世：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催化剂
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对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部分人士直言不讳地将不受限制的、动荡的资本流动视作引发和延长危机的主要因素（克鲁格曼1998，斯蒂格利获1998）。亚洲危机及其后的学术争论显然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不仅最初在90年代中期设定的到2000年大幅度取消汇率和资本管制的目标被悄然取消，而且中国政府从此不愿公开谈及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许多分析家由此认为中国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似乎遥遥无期。
笔者却认为：尽管没有官方公布的时间表，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比目前广泛预期的提早很多。这一目标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发挥的强有力的催化作用。
入世对资本项目的影响
与入也相关的贸易自由化受到众多关注的同时，入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
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更为重要的是，绝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如限额、执照和许可证将被取消。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入世所要求的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预计到2005年中国的年均贸易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
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尽管资本帐户并未开放，依然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资本外逃却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贸易瞒报（特别是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不遵守结售汇制度，逃避官方对对外借款的批准和监督（如广国投的破产案例），走私、猖撅的骗税及贪污等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至少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b）。近年来关于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的努力显然未能减少错误与遗漏的数额。
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笔者认为，这一明显的事实将促使政府决策者更早而不是更确地放宽甚至取消资本项目管制。他们将认识至办此全面的资本管制，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且还会导致大量扭曲和无效的资源分配。
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资保险公司将获准经营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寿险业务和财险业务，同时现有的地域限制将在入世五年内逐步取消。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同样，外国证券公司也将获准同国内的机构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经营国内人民币证券的发行、销售和交易。这些旨在部分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的措施，将对资本项目产生深远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能够向居民如中资企业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国公司提供在岸和离岸的金融服务，将不可避免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致使现有的管制过时或失效。
除了这些开放措施，入世还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商品贸易多边协议（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h）最为人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知识产权中与贸易有关部分的协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禁止成员国对与提供协定中规定的服务有关的资本交易施加限制。尽管这些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资本自由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于区域的范围，如经合组织或欧盟），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定，要求取消部分资本管制。服务贸易总协定因而敦促像中国这样的新成员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
最后，中国对入世所做的一揽子承诺也要求开放曾～度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这些新开放的行业将包括电信科贸和国内零售及批发。外国投资对其它行业的参与将进一步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农业，也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在开放程度方面已经优于很多国家，入世之后将更加开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资预测可达到1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将大大增加相应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与债务融资、跨国公司为对冲风险要求进行的利率与货币互换，以及盈利、红利、利息收入、资本增值和本金的汇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
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
中国在资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经验对管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中国入世之后，将采取重大措施放开商品及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的贸易。届时，维持资本管制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此外，继续实行资本管制与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为资本管制引起扭曲，诱发资本外逃，降低透明度并因此增加系统的腐败，同时限制了有效的定价及资本配置。因此，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尽早自由化将促进国内的结构改革，保证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在入世之后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
为迎接入世，中国已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步伐，其中民营化是改革战略的核心。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选择了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石油及中国联通等等。但是，将要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意味着中国不能仅仅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资本市场，以成功地实现民营化目标。
民营化带来的是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与减员增效，由此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及支离破碎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压力。为了对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会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方面进行了改革。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金完全有保证的民营养老体系，辅之以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以此为退休人员提供最低的养老金。为了向养老金制度转换提供资金，中国将寻求民营化收入与发行长期公债相结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环是发展一个有深度、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以此吸纳新的民营化，并允许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业已部分民营化）公司的股权。
中国的股票市场尽管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市值已达5900亿美元。中国股市令人惊异的发展得益于个人高储蓄率及公众对持有高风险证券的“好胃口”。不过，中国股市主要为零售投资者驱动，因而流动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动性大。国内大规模民营化计划中大量等待发行的股票可能带来市场巨跌甚至崩盘的威胁，并引发政府所担心的社会不安定。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向市场引入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随着国内基金管理行业的发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国投资者通过“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计划进入国内市场。
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计划有望在今后的18－24个月内引入，这将成为迈向更为自由的资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将首次允许外国资金——尽管是受控制的——进入国内人民币证券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无疑将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推进若干重大改革，包括民营化和养老金改革。
此外，放松资本管制也将帮助中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其刚刚起步、经历了飞跃发展并具有巨大潜力的信息技术产业。同样地，放松资本流动也有助于作为中国政府另一个战略目标的西部大开发。正如在中国沿海省市经济起飞所显示的那样，外国投资将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追赶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成功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
如果中国入世将最终削弱其资本管制，同时中国认识到资本自由化将大大有利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问题，即中国能否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可能的风险。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分析家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中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好迎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准备。
这一观点存在两方面的错误。首先，夸大了封闭的资本项目保护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远不如广泛认为的那样有效，这有大量的有关资本外逃的文献为证。中国得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恶性传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此前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中国政府在1993—1996年实行的紧缩政策有效治理了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同时抑制了经济过热及房地产的投机泡沫。1994年以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及财政整顿恢复了宏观稳定并扭转了外部失衡，经常项目稳步改善，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正是这些经济基础性因素，而非资本管制，使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在亚洲危机中应对恶劣的外部冲击，并避免了人民币贬值（胡祖六，1998a，1998b）。
中国顺利过渡到开放的资本项目需要同样的宏观条件。坚实的基础及良好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充分享受资本自由流动的益处，同时避免自由而多变的资本流动的潜在不稳定效果，至关重要。
脆弱的国际收支状况通常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碍。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目前与中期展望均显稳健。尽管经常项目的盈余在中国入世之后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入世之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的前景，意味着中国在中期内不可能经历大规模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适度的外债规模及充实的外汇储备也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保障。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实力成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成功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放开资本项目的第二个条件是良好的国内金融体系。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金融改革。中国已经迅速关闭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如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和一大批面临困境的“小国投”。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这些大银行的坏账。中国政府还为处理大量有问题的农村信用社制定处置预案。此外，中国政府还表明了国有银行民营化的意向，目的是强化其资本基础并改善其经营。中国人民银行也努力完善其审慎监管的能力。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里放开国内利率。入世之后银行部门的逐渐开放将引入竞争和国际经验，促进国内银行系统的重组。尽管要使银行部门恢复健康耗时而费力，但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一段时间（如3－5年）内持续努力改革国内的金融部门将强化其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放开资本管制的成熟度。
最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中国已经开始从目前事实上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渐过渡。国际经验表明，僵化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下是不可持续的。灵活的汇率及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大大减少在开放资本帐户条件下货币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将有利于其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结论
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不过，资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续5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自由化也不意味着各种类型的资本自由流动同时实现，而可能是先放开流入本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次是逐步开放外商对国内人民币证券投资，再次是本国具备条件的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然后是本国对外借款举债，最后延伸到国内居民的对外证券投资。
尽管中国争取入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中国即将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使资本自由化问题提上了日程。对中国尽早放开资本项目而言，入世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领导层对待资本流动更加慎重。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密切关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的顺序及资本项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就不成熟。同时，还应强调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货币和汇兑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向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转换，以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及变化不定的资本流动。
入世之后将实施的大规模的贸易改革和早于一般预期的资本自由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推进其经济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显然，中国采取一个更为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也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④ 资产证券化的原因和作用（从银行、企业和投资者）是什么
资产证券化，又称结构化金融，是指以特定基础资产（或资产组合）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对现金流的结构化以及增信处理，将流动性较差的存量资产转换为流动性较强的收益凭证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所进行的实际上是未来现金流与当前现金流的转换，是存量资产与流动资产的转换。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资产证券化能够对盘活存量、提供企业发展资金起到积极作用。从美国的发展历史看，资产证券化对其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资产证券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工具，整个产业涉及众多机构，盘根错节，再加上金融本身属性，因此，它并不是一个不会触发金融系统风险的产品。
我国资产证券化虽刚起步不久，但在2013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之后，资产证券化发展异常迅速，2014年的发行规模超过前9年之和，而2015年的发行规模又超过前10年之和。从规模上看，2015年资产证券化发行量已跃升为世界第二。资产证券化的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值得重视。因此，在资产证券化规模还不大的时候，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和规划，特别是加强对其的监管，这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缺乏信息数据披露机制，缺乏信息共享系统。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复杂的金融产品，特别需要信息数据的披露。在美国,《1933年证券法》就是以“完全信息披露”为指导，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防止证券欺诈为核心目标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设有电子数据存放分析获取披露系统（EDGAR），并规定所有向公众发行证券的机构都需要向EDGAR提交电子文档，而这些文档又向公众免费开放。不仅如此，针对资产证券化的特性，SEC还特别设定了额外信息披露标准，如需要公布参与机构信息、证券信息、基础资产池信息、借款人信息、交易结构信息、静态池信息、信用增进措施、重要衍生合同等。对于不同资产，如房贷、车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保护隐私条件下，也需要逐笔披露基础资产数据。服务机构还需要出具合规报告，受托机构负责人需要对报告进行审阅并签名承担相应责任。而我国当前对这类信息数据的披露机制严重不足，规则不健全、不完善。
众所周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质量恶化。在过度追求发展速度时，资产证券化基础质量如何控制？对此必须依赖于对数据的分析。这对于监管机构尤其重要。数据分析是及时掌握市场一手信息和发展变化的重要且必要手段。但如果基础资产数据披露机制不存在，那么对金融风险的系统分析就无从谈起。在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信息平台还不存在。虽然有备案制，但对外不透明。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企业资产证券化是私募产品，不需要公开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是在上交所[微博]、深交所[微博]挂牌交易的，面对的是公募基金。特别是，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在寻求扩大投资人范围。对于投资人来说，缺乏信息数据的获取，就无法有足够的信心来投资产品。而无足够广泛的投资人，也无从谈起构建活跃的二级市场。
其次，虽然目前资产证券化创新较多，但资产证券化的创新大多集中在基础资产的扩展上，有实质性意义的创新不多。有的虽然号称有创新，但也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域或时段，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突破。特别是，众多产品在针对投资人需求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投资人方面的市场需求极大。例如，我们能否设计出对冲利率变化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我们能否设计出给货币基金投资人的产品？这些供给侧产品的设计能够切实满足投资人的需要，规避投资风险，增加投资人类别，开拓二级市场。否则，大家千篇一律地抄袭着固有模式，规模好像起来了，但发展的动力却越来越弱了。
此外，一些创新实质上是在进行政策套利，这对金融体系的宏观稳定可能起到“混乱”作用。例如，在交易结构上，国内出现了所谓双SPV的构架。这种结构可以完成“非标转标”的目的，或者将信贷资产转移到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创新，但实际上是对监管的一种规避。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比较散乱，并没有一种SPV模式可以供所有产品按需选择，不同产品发起人必须按照所属监管部门的分类进行业务活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分业监管制度对资产证券化发展起到了制约作用，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发起人采用双SPV可以规避监管格局的限制。但在行业出现问题时，监管部门如何妥善协调解决问题，还有待观察。深层次上看，通过监管套利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发展的一种常态。如何简化监管，管该管之事，放不该管之物，特别值得深思。如果说，通过双SPV能够规避分业监管的限制尚属不得已之举，而“非标转标”则纯粹是监管政策套利。通过“非标转标”提升了银行名义资本充足率，但如果资产本身没有出表，银行实际风险并没有改变。笔者认为，这特别需要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当前，对资产证券化的理解过度强调资产出表所带来的好处，却忽略了其不足之处。而事实上，是否出表仅仅是会计上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资产证券化对一些资产出表的确可以提高当期企业盈利率。但是否可以长期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事实上，海外对此问题已经有了大量论文，但结论并不一致。不少实证分析认为，企业会利用资产证券化获得的流动性资金来投资于风险更高的项目上，因此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长期资本充足率，并导致银行经营风险上升。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来看，资产证券化活跃度高的商业银行所受冲击更大。但也有论文认为，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改善风险管理与提高盈利水平，对银行的风险取决于基础资产和交易结构的设定。在我国，长期以来，商业银行追求规模，对缩减资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还不太关心，因此比重还很小。但随着企业转型，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如何理解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企业绩效的长期作用，而不是追求近期业绩，值得研究。
资产证券化的机理是大数定律。也就是说，当资产包里的基础资产多量、分散时，资产证券化才有助于分散单项资产的违约风险，提高产品的信用度。但事实上，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资产集中度，相比美国同类产品，要高得多。通过对已发产品的计算，75%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笔数低于50个，覆盖行业普遍低于20个。而美国，同类产品的资产笔数一般在200～300个，覆盖行业20～30个。金融结构本身就具有变性和不稳定性，比如，即便在平常是负相关的资产，在危机到来之时，其价格走向也会急剧变化成为正相关且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资产包中基础资产过低时，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些增信措施，如优先/劣后，将失去作用。不但如此，一旦相对安全的优先级失去劣后层的保护，那么众多的优先层的归集也会爆发系统性的冲击。
总之，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我国开展历史不久，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缺陷，比如企业资产证券化核心所在的SPV在破产隔离、税收中性方面都不具备完善的法律支持。但这些缺陷只是造成了业务成本的提升和投资人收益的降低，尚不会带来系统性风险。而资产信息数据的不透明、不公开，以及不公正的监管套利则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妨碍监管部门对风险的及时跟踪和反应，值得监管部门的重视。在当前，监管部门应该尽快完善信息数据披露机制，关注点应该从负面清单转移到数据的准确性、全面性。在完善SPV法律、会计处置的基础上，建立市场跟踪机制，及时处理政策套利，改进业务指导规则，使得资产证券化能被实体经济更好地运用，而不是成为虚空的金融形式，同时防范潜在的风险。
⑤ 资产证券化研究方法有哪些
http://blog.gutx.com/blog/BlogUserView/stencil009.aspx?username=%C0%D7%D4%F3&date=200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