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峰中国证券报

① 为什么说中国钢铁业将会全面崛起 卢峰

卢峰
近年我国经济进入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关键阶段，具有较强顺周期特征的钢铁行业面临多重困境——国内需求增速回落加剧产能过剩压力，价格与利润大幅下降显示经营环境恶化，负债率高企、少数企业违约破产，同时部分环保欠账较多的企业还面临着绿色环保压力。
就外部而言，伴随着钢铁出口较快增长，贸易摩擦频次上升，钢铁产能过剩与经贸关系成为近年双边、多边国际对话场合重要热点内容。

然而，转换视角观察当下形势也折射历史性机遇。目前钢铁内外环境特点是，伴随世界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中国钢铁行业进入决定性阶段，这也是中国钢铁从体量扩张转向全面崛起调整期的必经历练。
观察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历史大势与根源，分析中国当代钢铁业成长轨迹及其经济逻辑，对于全面理解中国钢铁业目前形势特征及其演变前景具有认识借鉴意义。本文着重考察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历史大势及内在规律，讨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钢铁业崛起过程与前景。

中国正值第三次全球钢铁业大转移

钢铁产业是在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推进过程中伴随需求增长与技术变革发展起来的。19世纪初叶，钢铁产能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少数国家，估计1820年全球钢铁产量在100万吨之数，其中主要是熟铁和生铁，近年全球钢铁产量约为16亿吨上下，近两个世纪钢铁产量增长约1600倍。具体观察，全球钢铁产量大约在19世纪70-80年代达到1000万吨，20世纪20年代后期（1927年）超过1亿吨；二战时期高峰年份1943年全球产量为1.63亿吨，其时美国生产8000多万吨占据半壁江山；战后到1968年超过5亿吨，2004年第一次超过10亿吨，目前峰值是2014年16.7亿吨。

近现代不同时期钢铁业在主要钢铁国之间相对涨落消长，派生出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画面。大致而言，以18世纪后半期与19世纪上半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先发优势主导全球钢铁业为历史起点，过去一个多世纪世界钢铁产业已经和正在发生三次大转移。
19-20世纪之交美国崛起带动第一次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起飞带动钢铁业崛起，19-20世纪之交美国钢铁生产量和消费量超过西欧诸国，实现世界钢铁产业第一次转移并开创美国钢铁时代。世纪之交美国钢铁产量超过1000万吨，约为当时英国钢产量两倍之多。1913年一战前夕美国钢产量达到3180万吨，比同年英德法欧洲三大列强总和3010万吨还多。1941-1951年间美国钢产量占全球比例均值为52%，1945年峰值为63.8%。
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德国钢铁业追赶超越，前苏联扩张带动全球钢铁产业重心第二次转移。70年代初苏联成为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然而在技术路线与工艺流程创新上乏善可陈。日本在成为第二大钢铁生产国同时，通过推广氧气顶吹高炉与连铸技术，扩大优质铁矿石资源进口空间半径，新建一大批4000-5000立方米大型和超大型高炉，凭借后发优势与技术引进创新，迅速成为钢铁技术工艺与经济效率方面的领先国家。
美国钢铁业二战后虽独步全球，然而十余年后在日本、德国等欧洲国家追赶背景下逐步丧失国际竞争力，到70-80年代美国钢铁业历史优势已成隔日黄花，成为需要频繁借助贸易保护维持局面的“问题行业”。
第三次是新世纪初年快速中国钢铁追赶与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1996年中国钢铁产量超过1亿吨，2004年查处铁本事件时年产量达到2亿多吨，近年进一步增长到8亿吨，在相对体量上迈上“一览众山小”巅峰。同时中国钢铁行业整体技术和效率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目前国内钢铁行业先进技术、工艺和环保水平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中型企业产品普遍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中高端水平，钢铁产品配套能力、技术研发与人才水平大幅提高。
虽然我国钢铁业整体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不小差距，亟待深化改革推进转型升级，然而从钢铁经济史角度看，中国钢铁追赶推动世界钢铁新一轮产业转移应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范围内钢铁产业转移，是特定时期全球钢铁产业格局因应新兴钢铁大国追赶崛起发生实质性改变的结果。影响钢铁产业转移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不同时期大国经济追赶受各自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制约具有国别特殊性，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型很大程度塑造钢铁追赶崛起轨迹。就推动历次钢铁大国崛起与产业转移共性因素而言，市场需求条件、技术创新与转移、大规模投资等三方面规律性因素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大国崛起派生钢铁行业巨大需求

后进大国经济起飞派生巨大国内需求，是大国钢铁崛起与产业转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大国钢铁行业发展对整体经济起飞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因而经济与钢铁业发展具有相互促进关系。
然而给定大国经济起飞发展背景，没有什么因素比大规模需求对解释钢铁产业转移更为重要。需求决定规律在美国钢铁崛起带动第一次钢铁产业转移以及中国当代钢铁发展伴随目前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美国19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与需求扩张对钢铁崛起及世界第一次钢铁产业转移产生关键支持作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人口与GDP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早先世界霸主国英国，构成美国钢铁需求较快增长的宏观经济基础。美国凭借国土空间幅员广大的经济优势，其铁路建造里程在19世纪中叶已经远远超过英国。20世纪末船运业也开始快速增长并于20世纪初年急起直追超过英国。美国大规模建造铁路对铁轨钢轨的需求，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化高速推进对钢铁金属原料需求增长，对美国作为钢铁大国崛起提供不可或缺的需求支持条件。
在卡内基自传中，通过国际比较提及需求高涨对美国钢铁崛起的重要意义，这位钢铁大王1868年与朋友游欧洲旅行后得到这样印象：“只有跳出美国这个漩涡，才能对其旋转的速度有正确的估计。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钢铁）制造企业，发展得再快也很难跟上美国人需求增长的速度，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什么发展进步的东西。如果我们排除有限的几个欧洲城市，这块大陆的一切都像是静止的；而与此同时，在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副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筑巴别通天塔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奔忙，一个比一个更有干劲，人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座通天塔的建造中（《钢铁大王卡内基自传》第85-86页）”。
卡内基对美国经济起飞时代国内需求蓬勃发展重要性的感悟和认知，在100多年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经验观察中获得当代印证。虽然人们对中国快速追赶现象评价毁誉参半，然而没有疑问的是，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钢铁需求高速增长同样为中国新世纪初年钢铁扩张崛起提供强大支撑。
与美国当年钢铁需求主要来自铁轨钢轨、船只建造、军火等机械设备等比较有限领域不同，当代钢铁利用广度深度比一百多年前大幅拓展，钢铁需求覆盖工业制造品、房间建造、基础设施建设等远为广泛的部门与场合。
以工业制造品领域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为例，中国这些部门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力，世纪之交上述三大家电产量超过5000万台，新世纪初年大幅扩张到2015年产量约3亿台。汽车是更重要钢铁用户，汽车产量从上世纪90年代50万辆增长到世纪之交200万辆，新世纪初年提速增长达到2015年2450万辆。新世纪最初十余年中国汽车生产增量占全球增量七成以上，中国汽车产量占全球产量比例从5%上升到35.7%。近年我国汽车业每年耗用钢材在5000-6000万吨之数。
城市化进程中房屋建筑规模扩大，是钢铁需求增长又一重要来源。中国钢铁资源供需平衡表信息显示，房屋建筑用钢通常占到钢铁消费总量的一半上下。数据显示，1999-2014年我国住宅年竣工量从2.62亿平方米增长到8.09亿平方米，15年增长近4倍。同期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15万平方公里增长到4.98万平方公里，扩容1.32倍。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同样派生钢铁需求。例如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后来居上，近年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一半以上，另外高铁在建里程与计划里程也远远超过其他高铁建造大国。中国地铁运营里程从2011年2100公里增长到2015年3000多公里，占全球运营里程23%，比运营里程长度第二到第四名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总和还要长。
展望未来，我国钢铁需求增长进入饱和期或低速增长阶段，过去几十年需求多次翻倍增长情形将不复存在。然而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仍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城市化工业化持续推进，如城市化推进包括地下管廊建设需要钢铁追加投入，汽车继续普及与铁路快速兴建派生钢铁需求，房屋建造增加采用钢结构比例仍有较大潜力。
另外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结构，决定钢铁直接出口与钢铁作为原料制成品间接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我国钢铁直接和间接消费需求在未来较长时期估计仍将稳居全球首位，为钢铁崛起提供需求条件。

技术转移创新规律：墙里开花墙外香

特定阶段钢铁前沿主导国拥有较强研发能力，更可能在钢铁关键科技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然而技术前沿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往往是工业化城市化高潮已过，钢铁需求增长由强走弱对其普及利用技术进步成果构成制约。另外钢铁主导国在早先历史环境中选择特定技术路线，物化为既有规模庞大的固定资产并包含高昂沉没成本，也会制约其率先大范围普及利用新一代技术。
相反，经济后进国家在利用新技术方面历史包袱较少，如能在经济起飞阶段全面审视全球范围技术存量积累，正确选择利用具有长期潜在优势的技术路线，就可能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发明提供的技术成果实现弯道追赶与崛起，表现为“墙里开花墙外香”的钢铁技术转移创新规律。

这个规律在美国钢铁兴衰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英国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前期工业革命阶段，铁路轨道所用的大批量金属材料主要是用效率低下的搅拌法（puddling 普德林法）制成的熟铁，采用成本高昂的坩埚法（crucible）生产少量优质钢材主要用于高端机械设备与仪器制造。
19世纪60年代前后，贝塞麦-托马斯转炉出现并逐步改进成熟，西门子-马丁平炉法也问世，推动近代钢铁以至冶金工业领域的革命性技术突破。然而这时英国工业革命已初步完成，美国适逢南北战争后经济起飞钢铁需求高涨，钢铁科技革命虽在西欧“开花”，却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结出更丰硕果实。
卡内基同时代的美国钢铁巨子，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贝塞麦炼钢法提供的“以钢代铁”的技术前景，第一时间在宾州建立采用新法炼钢的现代钢铁厂，通过普及新技术完成美国钢铁产量向千万吨规模跃迁，1899年美国钢产量第一次超过千万吨时贝塞麦钢占钢总产量七成以上。适应国内钢铁供应链发展的具体条件，美国19世纪末开始快速普及平炉炼钢法以替代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贝塞麦炼钢法，20世纪前半期平炉炼钢占美国钢产量8-9成。
当代氧气高炉等系列前沿技术推广普及对日本钢铁崛起与美国相对衰落影响，再次彰显上述技术转移创新规律。比贝塞麦转炉与平炉炼钢法更为优越的新一代炼钢技术是氧气转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顶吹氧气工艺取代托马斯或贝塞麦底吹工艺后，碱性氧气转炉（BOF：Basic Oxigen Furnace）工艺随即取代了托马斯和平炉炼钢工艺，风靡了整个钢铁行业”。随着高纯度氧气制取技术进步与成本降低，采用氧气转炉可以大幅度提高炼钢效率并且改善钢材质量。
这项技术最早由奥地利工程师发明，美国钢铁工程师也参与研发使之成熟，然而美国由于传统平炉技术比较完善缺乏推广氧气转炉性技术，给战后日本企业家提供机遇。日本较早大范围采用氧气转炉，同时利用战后海运成本降低便利扩大进口优质铁矿石采购进口半径，并率先推广连铸新工艺，结果利用技术转移创新规律成功实现日本钢铁崛起，并对世界钢铁产业第二次转移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钢铁追赶也体现技术转移创新规律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计划体制时期钢铁业以平炉技术为主导，采用炼钢与钢坯模铸分离的传统技术。改革开放时期钢铁业把发挥传统模式潜力与借鉴日本成功经验实施技术路线转型创新结合起来，通过几十年努力成功再造钢铁生产技术体系与供应链，同样体现上述技术创新转移规律作用。
中国当代钢铁技术与工艺流程供给侧变革包含几个重大关键环节内涵。首先是以宝钢高成本高规格系统引进日本钢铁设备与技术为切入点，开始对世界先进钢铁技术的系统引进、消化与吸收。二是80年代末开始对钢铁行业“六大共性技术”实施行业攻关，致力于对当代钢铁先进技术的集成式融会贯通理解与掌握。三是90年代以提高连铸比为抓手，实质性提升钢铁生产工艺与效率水平。四是通过钢铁企业空间布局调整，推动钢铁生产重心向沿海地区显著转移，更大程度利用国外性价比更佳的优质铁矿石资源。
中国钢铁业在对全球先进技术工艺消化吸收与集成创新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步，但是整体水平与日本、德国、韩国等先进钢铁国家比较仍有不小差距，下一步需在技术工艺、产品质量、环保标准、企业效益等方面进一步提升，通过更为能动的前沿创新实现大国钢铁全面崛起。

高速投资追赶规律

经济后进国家高速投资，是吸收利用新一代钢铁先进技术与提升行业人力资本素质的必要条件，是实现后进国钢铁与整体经济追赶的必经路径。评估现实生活中投资，无疑需要重视体制扭曲影响、宏观稳定要求与投资效率标准，重视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调节宏观政策与鼓励企业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提质增效等途径加以解决现实问题。然而世界钢铁发展史国际比较经验清晰显示，大规模投资是新兴钢铁大国后起直追的重要凭借。

高速投资支持追赶规律在美国钢铁崛起过程中较早表现出来。《卡内基自传》写道：贝塞麦平炉炼钢法的发明给钢铁制造业带来一场革命，原来的设备就显得过时而陈旧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花数百万美元新建、扩建厂房，添置新设备。“我们继续增建高炉，并且不断改良技术。每新建一个高炉都会有很大程度的改进，直到我们认为已经达到了标准”。高速投资助推美国钢铁企业先后较早大规模普及利用贝塞麦转炉与平炉新技术，支持美国在19世纪末率先成为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级钢铁大国，确立美国钢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高速投资对日本战后钢铁崛起同样发挥关键作用。日本普及氧气转炉技术与推广连铸工艺都离不开大规模投资。“在1969-1970两年中，日本钢铁工业投资额比欧洲煤钢联营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多11%（肯尼斯、沃伦：《世界钢铁》第86页）”。70年代日本出现新建大型特大型高炉浪潮。梳理资料显示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十余座5000立方米特大型高炉，绝大部分是由日本钢铁企业在70年代建造、或始建于70年代并在后来改建扩容而成。
中国经验同样显示投资支持追赶的规律作用。中国钢铁投资上世纪最后20年波动中显著增长，用1990年不变价衡量投资额从改革初年不到100亿元上升到1994年峰值300多亿元。进入新世纪后钢铁投资增长大幅提速，不变价投资额从2000年200亿元上下增长到近年峰值近2000亿元，增幅约在9倍左右，直接支持了中国钢铁业规模扩张与综合技术水平提升。
与日本70年代新建大高炉历史现象相类似，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初年，我国钢铁行业兴建十几座4000-5000立方米大型与特大型高炉，同样体现钢铁新兴大国高速投资追赶规律作用。中国钢铁未来投资增速会显著回落，然而钢铁结构转型与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仍需要钢铁投资保持相当规模和适当增速。
我国钢铁业投资增长，得益于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与降低吨钢产能建设投资成本，并使国内单位钢铁产能建造成本与国外比较保持相对优势。例如宝钢最初1、2期投资3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是美国进口设备技术，设计产能为670万吨，吨产能投资约为4800元。宝钢湛江首期投资500亿元，年产钢材938万吨，吨钢投资额约为5330元。
30多年来，中国吨钢高品质产能名义价格投资额增长约11%，然而同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增长两倍多，可见过去30年用不变价衡量的吨钢产能实际投资成本下降一大半。一些行业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吨钢产能投资比发达国家可比成本大约低一半上下。国内民营企业吨钢产能投资成本又要大幅低于国有企业。
观察三次钢铁大国兴起与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大潮，中国钢铁业发展推动新一轮产业转移深刻体制特点在于，经济制度与体制从封闭取向计划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为钢铁业可持续追赶与崛起提供根本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型，与上述需求、技术、投资等侧面发展演变交织渗透，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崛起共生互动的历史进程。就钢铁业体制转型狭义内容而言，市场化体制环境大体通过以下几个环节改革过程形成。
一是价格体制改革。80年代实行钢铁价格双轨制，90年代全面放开价格，形成反应市场供求的价格信号形成机制。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80年代分三个阶段推进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培育国企市场经营能力和竞争意识。90年代建立国企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允许小型国企破产或被重组，进一步转变国有企业体制机制。
三是允许支持民营企业发展。80年代允许县乡钢铁企业发展。90年代放松准入管制使民营钢企初步发展，新世纪初民企占到炼钢产量5%与炼铁和钢材产量10%。随着过去十余年民营钢企快速成长，民企2015年占全国钢产量一半以上，一批大中型民企成为技术和规模跻身中高端现代企业。四是创建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国企民企同台竞争，国企内部央企地企各显身手，民企内部规模不同企业同时发展的市场竞争环境与格局。
市场化改革与行业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我国钢铁业开放政策突出表现为借鉴国外当代钢铁业先进技术，果断转变历史沿袭的平炉炼钢为主技术路线，面向全球引进最先进技术工艺再造钢铁技术体系。无论是国家投资的宝钢大型钢铁项目，还是市场环境中快速成长的民营企业代表沙钢，发展过程中几次重大投资决策，都是在高度重视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并与国外企业实施各种合作过程中实现的。主动积极引进吸收并消化创新国外先进技术，成为中国钢铁业参与并受益于当代全球化相对开放环境的重要内涵。通过调整钢铁生产布局大规模利用国际市场高品位铁矿石资源，有限放开外国钢铁企业在中国钢铁领域投资，也从不同侧面体现钢铁业与开放结合的体制转型特征。
现代钢铁业总体属于技术成熟行业，仍需比较密集劳动投入，建立与技术最优规模相适应的高效生产系统需巨额投资。我国现阶段经济特点在于，对成熟技术系统掌握与集成创新能力较强，高储蓄率与设备制造优势相结合支持大规模投资能力，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明显优势，因而钢铁供给侧特征与我国现实要素禀赋等发展阶段条件高度契合。我国钢铁需求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居全球首位，为钢铁崛起提供需求条件。
我国钢铁业过去几十年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结合分析钢铁业经济学特征与中国现实经济条件，可推测钢铁业未来10-20年有望进一步提升进入全面崛起新境界。

目前钢铁国内形势与外部环境面临的诸多新矛盾新问题，是我国钢铁业从世纪初数量扩张，转向全面提升过渡调整期的产物。需转换视角以新一轮世界钢铁产业转移深化为背景，客观分析钢铁业内忧外扰形势形成根源，理性评估中国钢铁发展前景并实施切实有效政策化解目前困难。调整期钢铁政策对内应以结构性改革为引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化解早先积累失衡因素，并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对外积极参与并引导国际钢铁对话，务实管理钢铁大国竞合关系，由此推进新一轮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平顺展开并迎接中国钢铁时代到来。

② 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解读中国未来5年的增长与改革
摘自：中国财经报网

近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信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未来5年的增长与改革暨《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新书发布仪式”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众多专家集聚一堂，共同解读中国改革。

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认为，国企改革仍然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方向的前提下推进。国企改革现在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做强、做优，然后是做大，逐步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抗风险能力。他解释说，国企改革需分为三类。第一类商业型国企要推进股份制改造，实现整体上市。第二类公益型国企要加强内部治理结构，尽可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第三类自然垄断型国企要符合“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的方针。他强调，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国资委授权的出资人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经营主体。国有资本布局的结构调整，不是体现在让国企消亡，而是体现在股东的进退。

在赵昌文看来，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问题至关重要，允许将部分国有资产转化为优先股，在一些企业内探索实行员工持股等。和中央国企相比，地方国企数量上占多数，改革任务也不尽相同，地方国企改革要和地方债的化解、投融资平台的清理和财税体制等问题相结合。

中国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时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认为，周期规律是制约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之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周期性波动中实现，而这次周期调整无疑时间更长，内容也更加复杂。原因在于：第一，从扩张失衡环境背景看，通过高额投资派生出的产能过剩需要较长时间来消化。第二，从扩张失衡形成机制看，中国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存量调整和局部资产负债表修复问题。第三，从调整进程短期中断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行为中断了早先调整，加剧了失衡。第四，从叠加结构调整特点看，要素价格上升和重工业接近峰值倒逼转型升级。

卢峰认为，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塑造了近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目前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时期与周期调整最后阶段，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有必要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政策举措，使关键领域的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由此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充分释放市场创新力量，激活新经济增长因素，更好发挥新型大国能动性，有效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

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需相互提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教授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市场机制失效归于过去传统的“双轨制”模式（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双轨制，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尤其是金融抑制已经引发了很多结构性问题和风险。因此需要有新的金融形式与金融渠道来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放开准入，开放市场，改善监管。在分析金融改革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时，黄益平教授谈到，不应该把金融市场放在实体经济的对立面，要相信市场，需要创造改革秩序和前提条件，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持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使金融体系充分支持实体经济。

医改需在筹资和服务模式上突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认为，短时间内中国仍然会在劳动力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从相对衰落的制造业转型到现代服务业是必然选择。医疗健康行业才是21世纪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投资健康、医疗行业，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

刘国恩强调，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筹资模式和服务模式。医疗服务的需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医疗服务供需双方具有信息不对称性，因此医疗服务需求风险很大。中国原有的医疗筹资制度，即以公立医院为主的“补供方”模式需要改革，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需方”模式需要建立。这需要建立大病医保及多元商业医保的补充。

刘国恩认为，医疗服务模式的改革要艰难得多，应发挥医保“补需方”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助推基层全科医学体系的建立，并促进医生多点自由执业；靠技术创新，实现“互联网+”医疗，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医务人员的有效调动和配置。

③ 关于高原的争论

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东部高原可能存在的若干迹象和高原的变迁，但是，高原是否存在，其界线、演化、垮塌的时限等等还存在许多争论，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索。

8.1.7.1 A型花岗岩问题

南岭型花岗岩是见证高原垮塌的最好证据，许多A型花岗岩具有南岭型的特点。对于A型花岗岩的成因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存在不同的认识，且由于命名标准的不同，A型花岗岩并不都是南岭型花岗岩，有的所谓A型花岗岩竟是埃达克岩。中国东部已经报道了一些A型花岗岩，大多具有南岭型花岗岩的特征，对于限定高原的垮塌是很有意义的（如本章8.1.3.6节所述），可惜中国东部的许多A型花岗岩缺少精确的同位素定年资料（大大不如埃达克岩），因此，还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料。例如，很早就报道安徽沿长江两岸有两条A型花岗岩带（邢凤鸣和徐祥，1994），一条从安庆－枞阳，另一条由贵池－南陵－繁昌，他们报道的年龄是128 Ma（K－Ar法）显然早了一点。因为，他们提到的南陵板石岭花岗岩据楼亚儿和杜杨松（2006）报道是125 Ma的。大别可能也有一些南岭型花岗岩的资料，如天柱山、英山尖、白马尖、主簿源、桐城金鸡寨花岗岩等（石永红等，1998；胡雄星和马东升，2002；钱存超等，2004），可惜均无可靠的年龄，很难进一步讨论。

8.1.7.2 喜马拉雅型花岗岩问题

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是一个新提出来的类型，它非常有用，既可判断高原的抬升（如果其时代与埃达克岩相当或更早），也可看出高原的垮塌（如果其时代晚于埃达克岩）。如前所述，本区出现两个时代的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一期是中侏罗世的（172～175 Ma），另一期如主簿源（127 Ma，Xie Z et al.，2006）是早白垩世的。它们应是高原演化不同阶段的产物，指示高原初始抬升和开始垮塌时的地壳状况。尤其后一类，可以告诉我们高原垮塌的过程。涞源和大河南岩体中也见有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淡色花岗岩）侵入早白垩世的埃达克岩中（据陈斌等，2002），可惜没有年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原北部类似喜马拉雅型的花岗岩并非少数，如汪洋（2002）报道的冀晋辽地区22个燕山期SiO₂含量在67％～77％之间的强过铝质酸性岩体（如六柱坪花岗斑岩、阎杖子花岗斑岩、河湾石英斑岩、南门山石英斑岩、滩上石英斑岩、三义庄石英斑岩、平顶山二长花岗岩、小寺沟二长花岗斑岩、轿顶山碱长花岗斑岩、下营房石英斑岩、下营房二长花岗岩、寿王坟碱长花岗斑岩、大水泉石英钠长斑岩、大野峪花岗斑岩、大阴坡石英正长斑岩、卢峰口花岗斑岩、口前花岗斑岩、水帘洞石英斑岩等），它们均显示中等程度的LREE富集、明显的负铕异常和较平坦的HREE配分模式，Yb大多低于2×10－6，Sr含量不大于100×10－6，汪洋（2002）估计的熔融温度在800℃～900℃之间，压力0.9～1.7 GPa，对应的深度为30～60 km左右。看来，汪洋（2002）报道的花岗岩大多属于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仔细研究该类花岗岩的性质、成因、时代、分布，对于高原的演化可能具有重要的价值。

8.1.7.3 热河生物群与义县组火山岩

热河生物群产于义县组地层中，张立东等（2004）认为，义县组的岩石组合、生物组合（尤其是植物和孢粉）和沉积环境所反映的古气候以温暖潮湿为主，尽管有些少量植物具有一些半干旱特点。义县组不仅出现了大量的火山岩，而且其中的沉积夹层是以黄绿色、灰色为主基调的湖相沉积层。主体沉积层除了具有大量的凝灰胶结物外，还含有丰富的碳酸盐胶结物，在局部地段形成了不连续的灰岩透镜体。伴随这些地层形成了丰富的动物、植物化石。碳酸盐或灰岩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湖水呈弱碱性，富含钙质和碳酸根离子，间接说明当时的大气相对富含CO2，而且大气降水比较充沛，对区内裸露的地层进行了深度的淋滤和风化，有利于植被和动物的生存和发展。此外，义县组植物群中以喜湿、喜热的类型占多数，整体植物群反映了温暖、湿润气候条件下的亚热带－暖温带的陆地植被景观。植物孢粉分析发现喜中温的裸子植物松柏类花粉占绝对优势，其次为喜湿热的苏铁类、蕨类植物孢子，虽然含有干旱环境下的掌鳞杉科花粉，但是含量很低。这些特征已经明显不同于晚侏罗世的干旱孢粉组合特征。陈丕基（1999）讨论了热河生物群的分布，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早期分布较少，位于承德以北，相当于大北沟组（130～135Ma，柳永清等，相当于义县组的下段）；中期为热河生物群繁盛期，主要出现在义县组下部的尖山沟层，锆石U/Pb年龄为125.2±0.9 Ma（王松山等，2001）和125.2±2.2 Ma（陈文，2004），说明尖山沟层年龄为125 Ma±。分布范围包括蒙古、甘肃、内蒙古、北京附近、冀北、辽西、吉南、大兴安岭、俄罗斯东外贝加尔，此外，还零星出现在山东蒙阴、河南信阳、安徽舒城与霍山等地。晚期指的是辽西九佛堂组，热河生物群分布范围更广，向西扩展到新疆准噶尔，向东达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广岛，向南抵皖南和浙闽等地。

据李祥辉等（2008）根据对粘土矿物与古气候的关系研究指出，在冀北－辽西地区中生代中晚期古气候变化较大。中侏罗世属于亚热带暖湿气候，晚侏罗世变为干冷，但中晚期又开始转向半干旱－半湿润，早白垩世早中期气候温湿。说明这一地区可能只在晚侏罗世和晚白垩世部分时期受到东部高原的影响，或者说此期的东部高原古海拔较高（李祥辉等，2008）。上述认识与本书的见解不谋而合。按照我们的认识，辽西－冀北地区在中侏罗世抬升，至早白垩世垮塌，大约的时限在165～127 Ma期间。因此，在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繁盛时期（125 Ma左右），不应当处于高原条件，估计当时的地表高度可能不会超过1000 m。于是，义县组火山岩的性质即成了关键因素：如果它是埃达克岩，即与生物群发生矛盾；如果它不是埃达克岩，则与高原无关。对义县组火山岩研究的结果，大多数人不认可它是埃达克岩（如李伍平等，2002；Zhang HF et al.，2003；张宏和张旗，2005），但王晓蕊等（2005）、黄华等（2007）、Yang and Li（2007）和孟凡雪等（2008）认为，它是埃达克岩，而我们认为义县组火山岩是赞岐岩而非埃达克岩（见本书第1章）。王晓蕊等（2005）、黄华等（2007）和Yang and Li（2007）的数据更加类似于赞岐岩，但是，孟凡雪等（2008）报道的辽西凌源地区义县组中酸性火山岩（124 Ma）是埃达克岩。本书作者指出，根据孟凡雪等（2008）的资料，凌源地区的确存在124 Ma的埃达克岩。于是，相应的该区应当存在加厚的地壳，存在高原，与本书的上述认识相矛盾，也与热河生物群的发育条件相矛盾。因为，124 Ma是凌源地区热河生物群最繁盛的大王杖子层（金刚山层）的时代，而热河生物群显然不可能出现在高寒地区。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义县组火山岩究竟是埃达克岩还是赞岐岩，关键还是要解决热河生物群生存环境问题。如果是埃达克岩，处于加厚地壳，热河生物群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是赞岐岩，其源于含水地幔的部分熔融，则与地壳是否加厚无关。因此，义县组火山岩的性质与热河生物群的关系仍然没有解决，尤其孟凡雪等（2008）的资料发表以后。看来，现在还不是作结论的时候，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虽然该区研究程度在国内来说已经相当高了。

图8.10 张家口组分布图（据马丽芳等，2002）

8.1.7.4 张家口组火山岩的性质

张家口组火山岩最近积累了许多高质量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遗憾的是缺少高质量的地球化学资料。张家口组是早白垩世的，但各地（例如冀北和辽西）张家口组时代有很大差异，大多认为在130～136 Ma之间（张宏等，2005c及其所附的参考文献），杨进辉等（2006）最近报道了张家口－宣化地区一个很年轻的张家口组流纹岩的年龄为126 Ma。从图8.10看，在冀北－辽西－内蒙古南部地区张家口组分布很广，本书厘定的高原北界（约在138～132 Ma期间）大体位于张家口－围场－赤峰一线，恰恰从大致同时代的张家口组分布范围内通过。这就出现问题了：如果界线两侧的张家口组的时代和地球化学性质一样（不论是否埃达克岩），高原界线从中穿过就是错误的。那么，是否有可能高原界线两侧的张家口组不是一回事呢？我们没有任何依据。因此，分布于京冀辽蒙之间的张家口组的时代和性质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它们的性质是怎样的？高原的界线应当怎样划？高原范围内外的张家口组的时代和性质如何？它们是同样性质的还是不同性质的？目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因此，研究不同地区张家口组火山岩的时代和性质，对于高原是否成立和高原北界走向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北京西山东岭台组火山岩与张家口组的关系也是令人关注的。东岭台组火山岩不整合在髫髻山组之上，其时代大体相当于张家口组，岩性上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区别，例如，张家口组火山岩酸性程度更高，而东岭台组有部分安粗岩（李伍平等，2000；李晓勇等，2004；袁洪林等，2005）。已经报道的东岭台组火山岩的地球化学资料Sr和Yb的变化大（袁洪林等，2005），似乎很难理出头绪，而分布于东岭台组周围的同时代侵入岩则大多具有埃达克岩的特征（如八达岭、王安镇、大河南），这个矛盾怎样解决我们也束手无策。

8.1.7.5 复杂的花岗岩体和岩基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如某些岩体（或火山岩剖面）报道了区区不到10个地球化学数据，可是，按照本书对花岗岩的分类来考察，几乎各种类型的花岗岩都有，极端的情况既有埃达克岩和喜马拉雅型的，也有浙闽型和南岭型花岗岩，有的还有（我们目前还搞不清楚其地球动力学意义的）广西型花岗岩。这里存在几种可能：(1)我们的分类有错误，经不起更多资料的检验；(2)分析数据质量不高；(3)样品的代表性有问题，即样品可能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侵入体。我们知道，一个岩基或大岩体往往由许多侵入体（从几个、十几、几十到上百个）组成，它们的成分不同，时代不同，所反映的源区压力和深度可能也不同。如果我们没有搞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采样时没有分清不同的侵入体，得出的数据自然会出现矛盾的情况。有的一篇文章公布十几或几十个地球化学数据，却只有1个或几个年龄数据，如果年龄数据与地球化学数据不能一一配套，就难免张冠李戴。因此，对于某些较大的岩体和岩基，我们应当格外小心。我们当然不必对每个侵入体都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变形和未变形的、淡色和深色的、含角闪石和不含角闪石的、含钾长石少和含钾长石多的、含副矿物少和含副矿物多的、含副矿物不同的、偏基性和偏酸性的、侵入体较大和较小的、位于岩基内部和边部的、上部和下部的、含矿和不含矿的、混合现象显著和不显著的、相变现象清楚和不清楚的以及不同侵入期次明确的、认为应当仔细研究的若干侵入体，开展系统的地质、岩石、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我们已经在若干地区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今后的研究如果能够将花岗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形成时代密切结合起来（至少地球化学应当与年代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将可得出更加丰富和深入的认识，对于提高花岗岩研究水平也是大有裨益的。

8.1.7.6 沉积盆地与高原

侏罗－白垩纪地层发育情况对于高原存在与否是致命的，我国侏罗纪发育的大多是陆相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如鄂尔多斯盆地、柴达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四川、滇中盆地等，在中国东部高原范围内大多缺失侏罗－白垩纪地层，仅有的少许盆地规模和沉积厚度也很小，且火山活动频繁，形成一套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和沉积岩的互层。而西部的侏罗系则全由沉积岩组成。有人以华北某些盆地发育巨厚的侏罗－白垩纪地层为由认为高原不成立。如果的确是这样，当然是个问题。但是，如果盆地形成在165～125 Ma时间段内，如果盆地堆积物主要由碎屑物组成，如果盆地厚度巨大，如果在高原内部的某地上述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则的确对高原的假说不利。例如燕辽地区，髫髻山组和张家口组厚度巨大，但主要由火山岩组成，只能说明岩浆活动的剧烈程度而与地壳的差异运动无关，不能否定高原的存在。但晚侏罗世－早白垩世（156～139 Ma，孙立新等，2007）的土城子组和后城组不同，主要由粗碎屑岩组成，具磨拉石沉积的特征，厚达1000～2000 m，可能与高原抬升引发的大量剥蚀作用有关。

8.1.7.7 高原界线的拾遗补缺

本书大体圈定了高原的边界（图8.3），但是，问题仍然很多。许多地方有资料可循，更多的地方无资料可循。许多有资料的地方，部分资料能够配套又很精确，界线的可信度就高一些，否则其可信度就较低或很低。对于无资料的地方，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拾遗补缺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

8.1.7.7.1 高原西界

山西境内的高原西界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图8.1和图8.3），我们只能模糊地知道高原的界线应当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以东和太行山以西，高原界线在100～200 km宽的范围内无法确认。左云地区有早白垩世的冰川泥石流沉积，说明高原可能离其不远；小秦岭地区出露的埃达克岩暗示晋西南也许处于高原范围内。据了解，在晋北和晋西南有一些小的中生代花岗岩出露（山西省地质矿产局，1989），对它们进行研究或许会对高原西界有所限制。

8.1.7.7.2 高原南界

高原南界包括从湖北—安徽—江苏—上海，在长达1000多km的范围内，高原的界线在许多地方存疑。最令人遗憾的是皖南地区，沿长江一线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但是，长江以南几乎没有多少资料可供参考。皖南花岗岩不少，有些很有名气，如黄山花岗岩和九华山花岗岩，但是，时代和性质不清。皖南以南的德兴为埃达克岩，但是，我们不知道德兴的埃达克岩怎样与大别和长江中下游的埃达克岩联系起来，因为，中间（皖南）缺少资料。

最近，湘东北地区的研究有不少新的进展，发现了不少中生代早期（三叠纪－早侏罗世）的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和埃达克岩（见本书第7章），鄂东南早先研究程度较高，最近也有新的进展，然而横亘于鄂东南和湘东北之间的幕阜山地区却长年无人问津。幸好最近发表了一点新的资料，但由于资料不配套仍然无法利用。根据目前的资料，湘东北和赣东北在早－中侏罗世时可能地壳较厚（有埃达克岩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而长江中下游一带中－晚侏罗世的埃达克岩广泛发育，因此，幕阜山即成为关键地区，它与皖南的关系，与鄂东南和湘东北的关系对于判断高原南部的演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江苏—上海地区由于大片沉积物覆盖，高原界线的走向不清楚。目前仅因上海张埝一地可能是埃达克岩而把高原界线放在了上海以南，其实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因此，对江苏和上海的研究也成为关键的一环。

8.1.7.7.3 高原东界

高原东界我们相信大部分已被海水淹没，目前只能在山东、辽东和朝鲜等地寻找线索。胶东做了许多比较深入的研究，对高原的演变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如晚于120 Ma的埃达克岩的发现改变了高原演化的历史），很可惜辽东和朝鲜的资料很少，因此，高原的东界基本上是模棱两可的。

8.1.7.8 其他方面的研究

以上我们主要从岩石学角度讨论了中国东部高原的方方面面，包括零星地层、古生物、沉积和构造学方面的资料，其实这些资料对于高原来说还不是最主要和最关键的。如我们发现了埃达克岩，只能说明地壳加厚，是否存在高原，高原多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又如早白垩世冰筏和冰川沉积的发现，只能说明当时附近存在高山，并不能证明一定有高原。因此，许许多多的证据都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只有知道某地某时的海拔高度，并查明其延伸范围，才能知道中国东部高原存在还是不存在。此外，如果高原存在，必将引发一系列相关现象，如高原内部、边部和外部构造、岩石、沉积、地层方面的差异，高原与非高原（例如与东北、鄂尔多斯及华南的对比）之间在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方面的差异，东亚以至全球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和气圈的变化等等。例如，中国东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有无耐寒的动植物群？如果有，在哪里；如果无，高原存在否？在辽宁、吉林、山西已发现冰筏和冰川沉积（王东坡等，1996；程守田等，2002），高原范围内的冰川在哪里？高原的抬升必然带来强烈的剥蚀，巨量的剥蚀物堆积在哪里？山前磨拉石在哪里？古水流方向如何？高原南北生物群可能有差异（北部热河生物群，南部建德生物群），但也有相似之处，高原的崛起对气候的影响有多大？高原南北地层、沉积的差异有多大？原因是什么？等等。在这些领域，有的已见端倪，有的正在探索，如顾连兴等（2002）、徐宝亮等（2007）和李祥辉等（2008）的研究。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答案，高原问题就不能说解决了。因此，中国东部高原的研究还任重道远。

青藏高原是新生代全球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对于新生代全球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青藏高原抬升的原因、碰撞的历史及其引发的效应，是当今地球科学最具前缘性的课题。中国东部高原的规模与青藏高原大体相当，中国东部高原也应当是中生代全球最重要的事件。中国东部高原是青藏高原的明天，青藏高原是中国东部高原的昨天。对于青藏高原，中外科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对于中国东部高原，外国人知之甚少，中国知道的人不少，赞同的人不多，研究的人就更少了。我们希望中国东部高原问题能够逐步引起国人的注意，希望中国的学术界能够将青藏高原和中国东部高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两个问题抓住了，抓好了，可能会带动一大批学科的发展，而且，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也许还会由此诞生出新的学科，引出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因此，聚焦青藏高原和中国东部高原的兴衰问题，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探索构造－环境－生物链的关系也是一个极好的尝试。因此，组织各个学科的联合攻关，发挥各个学科的优势，改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就是至关重要的。板块构造的思路不可能解决中国东部高原的问题，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开展创新性的研究，才能在新的领域创出新的成果（张旗，2008b）。

图8.11 湖南山地分布图

④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怀化溆浦警予路证券营业部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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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为什么我国现实却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4万亿投资的强力刺激下，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已基本确立，但通胀预期、产能过剩、全球此起彼伏的政策“退出”声使得中国经济前景依然充满变数。 在近日举行的“2010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包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均建议，在通胀尚未构成现实压力的情况下，应抓住良机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同时推进资源价格改革。 通胀不需要过分担忧 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披露信息称，今年后几个月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这一政策信息使得投资者更加关注中央政府将如何“管理通胀预期”。 尽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管理通胀预期”，但贾康指出，其中“预期”二字非常重要，表明我们尚未面临现实的通胀压力。近期财政部公布的9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当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3%，重回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在贾康看来，今年财政收入增长应该和GDP增长在名义指标上同步，有望达年度8%的增幅。 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目前既有推动价格上涨的压力，同时也有抑制价格上涨的因素，通胀不需要过分为之担忧。但也有经济学家担心，粮食价格上涨未来可能构成通胀压力。 “大家不必担心因粮价、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出席论坛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说。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三季度，粮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韩俊表示，今年以来，粮食市场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价格下滑，国家不得不通过大规模按最低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以稳定粮价，维持农民的生产意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此前的测算亦显示，四季度价格增长速度可能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亦即小幅通缩。 恢复高增长须靠内需 尽管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已基本确立，但夏斌指出，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必须扔掉对美国消费需求的幻想，转向扩大内需，切实调整经济结构。 “美国人减少消费，对于原来靠大量出口维持增长的国家来说，相当于突然减少了最大的一块消费需求。中国如何才能恢复过去9%至10%的高增长？必须靠扩大内需，扩大国内需求。”夏斌说。 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顺差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达35%，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达66%。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国家消费者捂紧口袋，中国产品出口大幅下滑，今年进出口数据同比一直保持两位数负增长。前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外贸对GDP的贡献为负3.6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此前表示，进出口今年对中国GDP的贡献几乎接近零。 “应该在维持中国社会能够接受的较低的增长水平的情况下，主动加快经济调整，不要抱有幻想。”夏斌认为，主动加快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消费上，解决“高储蓄、低消费”的问题。消费如果真正能上来，产能过剩的问题也相对好解决。 中国政府刺激内需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启动“家电下乡”。但截至目前，家电下乡的效果远未达到预期。韩俊说，有关部门最初制定的3年“家电下乡”目标是销售额8000亿元人民币，后来两次下调至3000亿元。今年1—8月，在农村地区销售的家电共计326亿元，目前看，全年要达到800亿元非常困难。 他透露，中央政府选定的下一个刺激农民消费的热点是农民住房。今年中央财政拿出40亿元，在全国23个省份支持农民进行危房改造，一户补贴1万元。理论上测算，仅山东潍坊一个地级市，3年即可启动消费300亿元。 财政政策也需要适当微调 贾康认为，在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迷期的情况下，目前谈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退出为时过早，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必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就像货币政策进行了微调一样， 财政政策也需要适当微调，转向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 “通胀尚未构成现实压力，目前不用发力对付通胀，这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时间窗口，更应该注重用我们的经济手段促进结构优化和转变发展方式。”贾康说。 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启动资源价格改革。逐步理顺扭曲的资源价格体系，推动资源税赋关系调整。“财政政策必须在资源价格改革方面承担起重要责任。”贾康说，前几年曾经反复讨论过资源税费改革，但一直找不到恰当的时机启动，而目前正当其时，应该抓住这个时机。 尽管短期内通胀压力不明显，但对于通胀预期仍需提前应对。货币和信贷政策如何调整，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明年在保持基本稳定、不出现大起大落的前提下，如何使货币信贷的增长势头平稳回落，这是关键。”夏斌认为，信贷应该支持4万亿元投资项目完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可能继续保持今年9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人民日报海外版） 追问： 我的意思是，在现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为什么面临的不是 通货紧缩 的压力？

⑥ 地理小报

世界十大

世界十大平原

名 称 面积(平方千米) 所属大洲

亚马孙平原 5600000 南美洲

东欧平原(俄罗斯平原) 4000000 欧 洲

西西伯利亚平原 2600000 亚 洲

拉普拉塔平原 1500000 南美洲

北美大平原 1500000 北美洲

圈兰平原 1500000 亚 洲

恒河平原 450000 亚 洲

印度河平原 300000 亚 洲

中欧平原 300000 欧 洲

松辽平原 250000 亚 洲

世界上最小的十个国家

国家 面积（平方千米）

梵蒂冈（欧洲） 0.44

摩纳哥（欧洲） 1.9

瑙鲁（大洋洲） 22

图瓦卢（大洋洲） 26

圣马力诺（欧洲） 61

列支敦士登（欧洲） 160

马绍尔群岛（大洋洲） 181

圣基茨和尼维斯（北美洲） 269

马尔代夫（亚洲） 298

马耳他（欧洲） 316

世界十大山峰

名 称 海拔高度(米) 所属山脉 所属国家或地区

珠穆郎玛峰 8848.13 喜马拉雅山脉 中国--尼泊尔

乔戈里峰 8611 喀喇昆仑山脉 中国--克什米尔

干城章嘉峰 8586 喜马拉雅山脉 尼泊尔--锡金

洛子峰 8516 喜马拉雅山脉 中国--尼泊尔

马卡鲁峰 8463 喜马拉雅山脉 中国--尼泊尔

卓奥友峰 8201 喜马拉雅山脉 中国--尼泊尔

道拉吉里峰 8172 喜马拉雅山脉 尼泊尔

马纳斯卢峰 8156 喜马拉雅山脉 尼泊尔

南伽峰 8125 喜马拉雅山脉 克什米尔

安那布尔纳峰 8091 喜马拉雅山脉 尼泊尔

⑦ 世界十大山峰是那几个

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干城章嘉峰、洛子峰、马卡鲁峰、卓奥友峰、道拉吉里峰、马纳斯卢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安那布尔纳峰。

1、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俗称珠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线上，北部在中国西藏定日县境内（西坡在定日县扎西宗乡，东坡在定日县曲当乡，有珠峰大本营），南部在尼泊尔境内；

是世界最高峰，也是中国跨越四个县的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和尼泊尔国家公园的中心所在。

5、南迦帕尔巴特峰

南迦·帕尔巴特峰，海拔8125米（另有海拔8126米的测量数据），是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有5个峰顶，除海拔8125米的主峰外，北肩峰海拔8070米，南肩峰海拔8042米。

南迦·帕尔巴特峰属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处喜马拉雅山脉最西端，位于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

南迦·帕尔巴特峰的南面是世界上最大的岩壁——鲁帕尔岩壁，有1万5千英尺长。南迦·帕尔巴特峰的首次登顶是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脊线才得以成功。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攀登死亡率极高，因此被称为“杀人峰”。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世界十大山峰

⑧ 卢峰的国籍

江西 卢峰，男，1988年12月14日生于江西上饶。中国内地新生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深圳分会志愿者、深圳市南山区杰出青年、淘宝平面模特、传媒大赏杰出志愿者、深圳彩韵佳服装集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