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对于汉武帝的一点疑问。。。
汉孝昭皇帝刘弗陵，汉族，生于公元前94年3月16日，死于公元前74年6月5日，西汉第5代第8任皇帝，刘彻最小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赵婕妤（即钩弋夫人）。公元前87年即位，初由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等共辅国政，继续实行刘彻时期政策，曾多次击败匈奴、乌桓等，加强了北方戍防。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因刘彻时期官营盐酒铁及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遭到“贤良、文学”的批评，会后罢除榷酒（酒类专卖）。元凤元年（前80年）以谋反罪诛桑弘羊、上官桀等，专任霍光，进一步更改刘彻时制度。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史称刘弗陵自幼聪明多知，又长得身高体壮，很受刘彻宠爱。原太子刘据被杀，太子之位一直空缺。刘彻想立刘弗陵为太子，为免吕氏之乱重演，便于公元前88年将其母赵婕妤赐死。第2年，刘彻临死之前下诏立刘弗陵为太子，任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
公元前87年3月30日，刘彻死后第2天，刘弗陵继位称皇帝，第2年改年号为"始元"，后又改用"元凤"、"元平"等年号，前后在位共13年。
刘弗陵即位时，年仅7岁，朝政大权由霍光执掌。但据史书记载，少年的刘弗陵也颇具非常之才，熟知军国大事。公元前80年，大臣上官桀和桑弘羊勾结燕王刘旦，诬陷辅政大臣霍光，结果被14岁的刘弗陵识破阴谋。不久，刘旦等阴谋政变，刘弗陵在霍光辅助下，诛杀了桑弘羊、上官桀，逼刘旦自杀，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政变。史称"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后世称其明"，"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在霍光辅佐下，刘弗陵继承刘彻末年的富民政策，对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外则与匈奴和亲。因此，刘弗陵之世，"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若天假其年，刘弗陵将大有一番作为。可惜，公元前74年6月5日(农历元平元年四月癸未日)，刘弗陵还没来得及尽展其雄才大略，便病逝于长安，年仅20岁，葬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13里处)，尊谥孝昭皇帝。 昭帝无子，后以刘贺为嗣。
刘弗陵年表
公元前94年，刘弗陵14月而生，被汉武帝成为“钩弋子”。
公元前87年，刘弗陵即位。
公元前81年，霍光主持“盐铁会议”。
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
公元前77年，刘弗陵满18岁，开始亲政。
公元前74年，刘弗陵暴病而亡。
[编辑本段]在位年号
始元公元前86年—公元前80年
元凤公元前80年－公元前74年
元平公元前74年—公元前74年。
[编辑本段]立为太子
刘弗陵是汉武帝的幼子，母亲为钩弋夫人赵婕妤。由于“戾太子”刘据，也就是刘弗陵的哥哥，因为“巫蛊之祸”而死，于是汉武帝后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7年之时，被立为太子，此年他八岁。
登上皇位
同年，汉武帝刘彻逝世，八岁太子刘弗陵登上了帝位。武帝在死前害怕“帝少母壮”，即担心太子之母赵婕妤专权误国，于是处死了她。受遗诏，小皇帝由霍光、金日磾辅政。即位第二年（前86年），改元始元。
辅臣争权
霍光辅政以来，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促使这场斗争趋向白热化的，是与霍光同时辅政的上官桀，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有关。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依附于昭帝之姊盍长公主。他首先巴结公主之近幸丁外人，极力为丁外人求官进爵，得到公主的宠幸，与丁外人、公主等结成死党，而后进一步通过公主，将其年幼的孙女送入宫中，封为婕妤，意欲通过公主和孙女，来取代霍光与昭帝的地位。而燕王刘旦，则因长于昭帝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莫与之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他们估计到依靠各自的势力还不足以推翻汉昭帝，只好暂时联合。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除去燕王旦，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阻碍他们夺取政权的霍光。
昭帝始元六年（前80年），上官桀、燕王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宿卫。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
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就干脆赤膊上阵，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继发动的政变最后被霍光粉碎了。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
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从性质上说，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他们本身没有多少权力，更没有多少财富，代表着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因而，这就不能不使他们与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燕王旦的政变被粉碎，这也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而有利于抑制腐朽势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编辑本段]盐铁之议
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汉武帝刘彻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①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②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③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短暂一生
元平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4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于春四月癸未，在未央宫身亡。仅仅在位十三年。
[编辑本段]谥号陵寝
谥曰“孝昭”，葬于“平陵”。
[编辑本段]皇后妃子
皇后上官氏，上官桀孙女，上官安之女。母霍氏为霍光女。
[编辑本段]历史功绩
汉昭帝在位期间一直奉行武帝晚年“休养民息”政策，百姓富裕，四方外族都归顺汉朝，俯首称臣。为“昭宣盛世”奠定了基础，为汉朝又迎来了一个盛世。
成功召开盐铁会议，让汉朝民生状况提升到又一个高档次。
[编辑本段]后人评价
班固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汉书·昭帝纪》
[编辑本段]关于陵寝
由于昭帝突然发病死去，这使得主管帝陵营建的官员非常狼狈，因为他的陵墓还没有认真营建，于是赶快租用了三万辆牛车，从渭河滩拉沙，构筑地下墓室。仓促归仓促，昭帝平陵的随葬品仍是十分丰富的。当时由霍光主持昭帝丧事，墓室中金银珠玉，应有尽有。
平陵在茂陵东边12里，封土堆高29米。平陵陵园呈正方形，垣墙边长三百八十米，四面正中各有阙门，与陵冢相对。现东，南二门阙犹存，门阙呈条形，用夯土筑成，夯层厚为6至8厘米。陵园西北角有面积较大的建筑遗址，残存大量汉代砖瓦，还有方形沙石质柱础和砖砌八角形水井，估计是守陵人员的居室。
昭帝陵冢位于陵园正中，形如覆斗，陵顶内收形成二台。陵基为正方形，底部边长46.8米。它的东南665米处是昭帝上官皇后陵。上官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前87—前37），她虽贵为皇后，其实也很不幸。她6岁入宫当皇后，15岁时昭帝死去，此后一直比较孤独，于52岁病死，合葬平陵。可能是由于霍光的位高势重，她的陵园比昭帝陵园规模还要大一些，陵园边长420米（昭帝陵园边长为370米），陵园四门距封土堆均为125米，封土高26.2米。
在昭帝与上官皇后的陵园中间，有一条宽5米的道路，将两陵连接起来。考古工作者在路的两侧分别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一组相距约2米，均由玉壁和玉圭组合而成，每组都是中间放一枚玉壁，四周均匀围绕七、八个玉圭，圭尖一致朝向中央的玉壁。这些玉器肯定是为当时的祭祀而埋。
平陵陵邑位于陵园东北，今李都村、庞村一带。《汉书·宣帝纪》载：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第二年又“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今在陵邑遗址内发现当年制骨、制陶作坊遗迹和部分建筑遗址，出土较多有火烧和锯过痕迹的骨料及板瓦、瓦当、残陶器、铜鼎、铁铧、镢、镂角、逼土等、遗址内汉瓦残片比比皆是，俯首可拾。由此推测，当年陵邑内建筑必是栉比麟次，相当繁华。
平陵东南是汉昭帝“徘徊庙”遗址，庙建筑在一个高3米的夯土台上，今台上仍有汉代板瓦和筒瓦、方格纹方砖、凤纹空心砖、“长生无极”瓦当等，平陵东侧是陪葬墓群，今封土保存较完整的有11座，保存较差的12座（其中1座在陵北）。据文献记载，陪葬平陵的有夏侯胜、朱云、窦婴、张禹等，但具体名位难考。
B. 汉武帝的武功
汉武帝刘彻以 《谥法》所谓 “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 正义谥法云：“克定祸乱曰武”， 被其后代谥号为“武”，后世论及史上诸帝功绩，必称强汉盛唐，可见其武功之强盛。但翻开正史，我们不免要产生失望。 司马迁的 《 史记 》里，在武帝的本纪末尾史论里没有记载有关汉武帝的武功只字，司马迁为征讨匈奴力竭而降的李陵辩护受到腐刑，且他是私修历史，从他个人立场看这个观点可以理解 ，如据史家考证 汉武帝本纪为后人续写属实的话，续写者恐怕也是从这着眼考虑的， 而站在官修历史立场上批判司马迁颇谬圣人的班固也没有在 《汉书》“雄才大略”的 汉武帝本纪里 称赞 武帝广开疆土的武功， 并且 在昭 帝本纪里却称 “ 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言外之意颇多谴责 其穷兵黩武 ， 这就有令人费思之处 。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征讨匈奴四十 三年， 连年的征战，加上大兴土木建宫殿 、 茂陵和祭祀， 致使国库空虚，民生 得不到修养 ，在其晚年，武帝 本人也 意识到使用武力过多， 面对苍生流离悲苦 有痛 悔 之意，下了罪己诏。 有的史学家据此推测，可能是 汉武帝 本人回避谈论自己的武功，以致后来者出于对他的尊重难以描绘。我却认为不然，《汉书》成书于公元60年 — 80年之间，那时儒学盛行，成了统治阶级的标榜自己的广告牌面，而儒家的治国方略是仁义治天下以德化人，唱起天下重而社稷为轻的虚伪调子，提倡“文学”“贤良”，当然就无法对汉武帝的开拓疆土的武功予以赞扬，班固（《汉书》实非班固一人所作）的如此处理在我看来未免有失我强“汉”之血性。 西汉初公元前200年，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高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未食，用了陈平的计谋才脱围，司马迁在《史记 · 陈丞相世家》中却将这计谋给隐了，而这计谋据桓谭《新论》考证是陈平游说于当时匈奴单于冒顿的王后 阏氏 说汉王受困，将被迫送上名美女给单于，而这美女的到来必将使 阏氏 受到冷落，匈奴妇女好嫉妒果然中招，力劝冒顿单于解了围，可见文史公也觉得这件事情不光彩。《 史记· 匈奴传》和《汉书 · 匈奴传》却记载是用厚礼贿赂 阏氏来离间的，但两者俱记有 此次战役后高祖刘邦就立即派刘敬和匈奴签订了前古未有的和亲条约，而且订立之初我想并非是送汉家的公主，否则就难以解释隔了一段时间后匈奴再度侵犯，刘敬要求刘邦送女儿和亲，占个女婿不能打丈人理的那一番劝说，可见《史记》和《汉书》两者就此为汉刘家傅了粉。说来惭愧，这也是为我们汉民族遮羞。汉高逝后，在吕后专权的公元前192年，单于冒顿写了封“我死了老婆你失了丈夫，我们可以互通有无”的信（这是女婿说的话吗），吕后气得要出兵，被大臣劝下，估计吕后一想，英武如高祖在时，如不是自己哭着闹着恐怕还会真将自己的女儿鲁元公主送给他，自己还是省省吧，谦称自己年老色衰之余还是送女和亲。到了汉文帝，和亲频繁，单凭这一点就构成对汉皇族的侮辱，而且当时的臣下也认为匈奴单于在来往的信件中，是以对待臣下的礼节来对待汉文帝的，每次和亲的同时，汉朝还要陪献优厚的礼物。这样累积下来的家国耻辱，种在后代的心灵，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上天将这个爆发反击的机会给予了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是与匈奴修和亲政策的，这时汉王朝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国力已今非昔比了。武帝刘彻决定要雪洗前耻给匈奴致命一击。 前133年，也就是 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第二年， 大将王恢统领步军居多的三十余万军队，埋伏在马邑城（今山西朔州）山谷之中，利诱匈奴前来，但因为当时匈奴单于警觉没有上圈套，致使汉军无功。此后，汉武帝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训练骑兵，不拘出身选拔将领，在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战役，战绩卓著。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被汉收复。 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军占领河西之地后，汉武帝置武威（郡治在今甘肃勤县东北）、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称为河西四郡 。 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此役后，匈奴也发出“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歌。 匈奴伊稚斜单于因屡遭重创，心有余悸，将单于廷暂时移于漠北，便于引诱汉军深入，然后乘其兵疲而袭击。前119年春，武帝将计就计，乘匈奴疏于防范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十万骑兵，随军战马十四万匹，步兵及转运夫十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有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伊稚斜单于率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两万人。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的力量是最强的“敢力战深入之士”，霍深入漠北两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展开激战，几乎全歼左贤王的骑兵。霍去病乘机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直达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才奏凯而还。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元气大伤，逐渐衰弱下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为以后匈奴彻底臣服于汉朝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在征讨匈奴的这一节上，汉武帝一刷四世之侵辱，遗后来者以安强。汉武帝的征战步伐并未就此停止，他还大力经营西域和南疆，前108年，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讨姑师和楼兰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前89年完全被汉朝征服。前104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经过四年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前101年围困了大宛都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也使得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这些对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我国的佛教也正是经由这条道路传入中土的。在南面，前112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十万，水陆并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完全消灭自秦一直闹独立的南越政权，将其地分置九郡，前111年，汉廷攻破南越，夜郎入朝，前109年，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汉武帝同期护领北疆，在灭北朝鲜的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汉武帝以武力为先导开疆拓土，真正地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至此地理、地图才为人们重视起来，对外推动了中国与亚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树立了强国的形象，对内融合了中华各民族的关系，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发展。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汉武帝一朝所表现出的那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血性，不断激荡起我历史上无数英雄儿女的志气。鲁迅就曾经热情称颂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积极进取精神。 我想，《汉书》不称赞汉武帝的武功，是不是还有一层意思，要抬高这武功，那就要必须要揭露汉初所受的耻辱，而这耻辱的确会损伤西汉立国 之威严，故而隐讳了，但又留下他征伐四夷的事迹，让人有迹可寻。其实，局限于当时的眼光，汉武帝征伐匈奴如少了一雪前耻维护国家尊严的理由，这样耗资巨大的战争，看起来当然有糜费国力之嫌的。
C. 汉武帝所有的年号是什么
汉武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建元”（公元前140年）。“元”即开始，在汉武帝之前，帝王没有年号，汉武帝开始创建年号，敢于做前人未曾做的事，这种开创精神充分体现在“建元”这个年号上。6年后（公元前134年），天上有“长星”出现，以为祥瑞，汉武帝于是改年号为“元光”。“长星”即“彗星”，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扫帚星，后人认为它是不祥之兆，而汉武帝则认为它是吉兆，甚至为它的出现改年号，可见汉朝人对这种天象的认识与后人大不相同。又过了6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元朔”，“朔”具有“初始”的意思。此时的汉武帝，已从少年皇帝长成了青年皇帝，具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元朔”体现出了汉武帝的自信。又过6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获得了一头白麒麟，以为祥瑞，改年号为“元狩”。“狩”就是打猎，该年号有纪念猎获了白麒麟的意思。又6年（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在汾河上得到了一尊宝鼎，又以为祥瑞，改年号为“元鼎”。又6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于泰山封禅。泰山封禅是非常神圣之事，它标志着某个帝王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并已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一般帝王是不敢有此动议的。继秦始皇之后，汉武帝是第二人，因此，改年号为“元封”。到此为止，汉武帝共用了6个年号。
D. 司马迁在史记中怎么没有记录汉武帝啊，史记中有武帝本纪吗
司马迁的《史记》中确实有武帝本纪，称之为孝武本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些部分只保存了名目，而文章已经失传，孝武本纪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史记》没有完整记录下武帝一朝的所有事情，只记录到了元狩元年以前的事情，这在“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表述。王立群读史记其实在汉武帝后期的史实都是根据班固的汉书来讲述的。
前面有人提到司马迁一直活到宣帝时期，不知道这位大虾是在哪里看到的，希望能够指点一下。其实司马迁死亡时间这个史学界一直都没有最终结果。我个人比较认同的就是王立群先生提到的汉武帝后期，，我估计是在后元元年，二年左右，最多是昭帝初期，至于宣帝时期，有些离谱了，如果那位大虾可以提供证据，那就自然最好。
E. 汉武帝是什么股票
刘邦不涨不跌吧，买了不会亏。汉武帝，这个是潜力股，建议长期持有，看好暴涨。李世民，现在观望来看
既然这样,在16日到来之前,我们都来一点振奋的——汉武大帝,中国石油16日将正式登基称帝5000年的中国历史,在162个王和397个帝之中,只有两个人配被冠之为大帝—
大汉王朝除了最有名的开国皇帝刘邦以外,第二名应该就是汉武帝刘彻了。汉武帝刘彻一生的功劳很多,但是最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他把匈奴打的满地找牙这个事。汉武帝刘彻并不是皇帝长子，也没有被立为太子，原本并没有机会成为皇帝，但是他是一只潜力股，这一点对他今后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汉武帝刘彻被包括汉景帝刘启在内的多
F. 司马迁在《史记》怎么这么记载汉武帝呢
你才看完本纪 所以还不知道本纪中的《孝武本纪》早就亡佚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说他所写的是《今上本纪》，但是现存文字为《孝武本纪》，早在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就说《史记》的一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晋朝张晏说《今上本纪》就是这原文早已丢失的十篇之一。核对现存的《孝武本纪》全文，除了开头的六十个字外，其他的都是节录《封禅书》后半截，甚至连《封禅书》的“太史公曰”也一并抄了去。
晋代张晏说是褚少孙所为，清代钱大昕说是“褚先生补《史记》，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其书可信，应是更晚的妄人所为。至于亡佚的原因，卫宏《汉旧仪注》及《西京杂记》皆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到底是怎么亡佚的，学界也有疑惑。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强征暴敛 好大喜功都非常厌恶，他喜欢的是汉文帝那样的明君，而对汉景帝就不是很喜欢了，你刚看过本纪，从《孝文》《孝景》的篇幅就看出来了
G. 秦始皇，汉武帝，康熙大帝，成吉思汗，亚历山大大帝，谁为雄（可从政，武，功，过等等因素评论）
参考时代的话，你列举的那几位，以秦始皇第一，亚历山大第二，成吉思汗第三。康熙不入流。
由于时代和家庭背景、民族传统等原因，导致秦始皇性格异于常人。直到到现在，史学家还没有证据去推翻秦始皇是私生子这个观点。秦始皇自幼在赵国做人质，便因此而屡遭讥讽唾弃。养父秦庄襄王远在秦国，吕不韦只把他当成一张股票用于政治投机，其母亲虽然是他赖以生存的人，但内心充满了很矛盾的仇恨。成长期的孩子必须要在心里形成对某个人特定的感情依赖，这是本能。如果这种感情依赖被外力扭曲了，他的童年注定要烙上难阴暗的印记。
回国后，明争暗斗的政治阴谋以及他母亲生活作风的堕落，徘徊于吕不韦和嫪毐之间，吕不韦长期把持朝政等等，秦始皇的性格逐渐变得阴冷而残暴。个人的仇恨和包袱使得秦军纪律极其严明，加上武器先进，军事力量是当时世界的巅峰。在中国历代，只有秦国可以南北同时作战，击匈奴后引兵南下，十年图百越并越南，关键是打下之后能守住，能纳入版图。其他朝代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作战，都没有达到这样能力。在当时，只有亚历山大军队可以相提并论，而论军事灵活性和武器技术，后者明显出于劣势。秦始皇的巨大政治包袱可以说因仇恨而起，也由仇恨而终。这是他的个人因素，阐明这些是为了对这个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
秦始皇的功绩不在于他统一六国，而是把上古时期就与华夏联系的岭南百越也纳入版图，统一制度的建立，将这个版图整体的容纳到一起，形成南北文化，相辅相成；在遥远的东方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漫延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形成东西格局。虽然期间朝代更送，但这块土地上是依然是华夏文化；虽然期间也衰落过，但从来没有因此覆灭，而其他古文明帝国如今已不复存在。这一点远远不是以上君主可以比拟的！
这点更像君士坦丁大帝。两者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不同的是，君士坦丁大帝是在半个地球实现了基督信仰，但并未实现欧洲大陆政治上的统一；而秦始皇却在一个相对隐蔽的历史现象上实现了政治和文化格局的高度统一。世界君主排名存在着西方学者的偏见（尽管在这个方面上，这种偏见因素很少，但确实存在），加上对东方文化缺乏系统研究，这样的背景下，秦始皇排在第二，足见他的影响之深远！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是东西方交流的格局，但最主要的是在分化后的帝国形成了希腊文化，影响至今。最主要的缺陷是没有把一个统一的帝国带入未来，在当时，他是有那个能力的。论军事能力则十分强悍，但政治眼光不敢恭维。秦始皇能够将他个人的仇恨和创伤放到政治原则上，改革西北少数民族传统而向东进取，目的十分明确，不是简单的版图合并，而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和文化局面。中央集权制明显优越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
成吉思汗确实戎马一生，骁勇善战而指挥高超。但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成吉思汗亲征历程只达到乌兹别克斯坦，部下远征乌克兰基普。他主要的功绩是统一蒙古各部，在中国北部建立并巩固了政权，为日后帝国的崛起做了最关键的实质性的努力。 蒙古帝国的开创却是由后世子孙完成的，虽然面积巨大，但并没有形成政治文化的统一，各自为政。元朝建立后，帝国瓦解。元朝在名义上作为整个帝国的中心，其存在的时间极短，仅次于秦朝。 论政治才华，成吉思汗这个游牧民族大汗明显处于劣势。
汉武帝，由他接手的西汉，版图扩大到原来的两倍。对中国而言他是仅次于始皇的君主，其残暴程度也不相上下，两人年代相距并不是很远，扩大版图的同时抵御外族，开创另一个统一局面。“秦皇汉武”就是这么来的。缺陷是把大量国力耗尽，一生对匈奴用兵，暴政时期极其漫长。 但是他的决心把匈奴本部灭亡，匈奴开始集体向西流亡，在遥远的西方建立了另一个强大世界。这种“无心栽柳柳成荫”虽与中国没什么影响，但对西方世界则完全不同。因此他的影响同样是世界性的。
康熙……对于以上所提任何一人而言，康熙无疑都显示了几分暗淡。并非对满清抱有偏见，只是满清皇室对世界格局而言，没有任何作为；对中国本身而言也未有任何大的积极的影响。几个皇帝中，除开国皇帝外，康熙也许是最后有过巨大作为的君主。他对政治的敏感性远远大于其他满清君主，对西边的亲征，稳定了清朝政治，无论如何，在政治上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只是在面对西方学术时显得很犹豫和矛盾，没有嗅到这个世界即将发生而不可阻挡的力量，可以彻底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力量。他本人对西学的专研，对宗教宽容，而当时帝国国力明显处于优势，如果力图改革，同时期的君主无论多么光芒万丈，相比之下都会显得渺小。但康熙没有在保卫国家与励精图治平衡的稳重的对待，闭关之后，再也没有开启过，而是被大炮炸开…… 他的影响止步于中国，并止步于他本人，后世子孙，即使是乾隆，也做吃老本，没有多少建树，我个人觉得，乾隆的儿子都比乾隆强，至少他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砍了恶名昭著的世界首富和珅……这是题外话。
比较一个君主是比较他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包括世界性的影响。这点秦始皇完全可以落下其他人。如果要比较军事能力，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都可以列入军事天才范畴，其他人则没有那个殊荣。
H. 史记中与汉武帝有关的部分有哪些
集中在孝武本纪和礼书里 但两者几乎全同
还有列传和年表(只要是和武帝时代相当的就会有对汉武帝的记载 所以说汉武帝的史料散见在很多部分)
现在有人认为司马迁写的孝武本纪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多有讽刺 所以被删去 用《礼书》来凑足篇目 所以两者内容几乎全同
I. 什么是平准基金
你好，所谓平准基金,又称干预基金,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这种基金可以通过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比如在股市非理性暴跌、股票投资价值凸显时买进；在股市泡沫泛滥、市场投机气氛狂热时卖出的方式,熨平股市非理性波动,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平准基金是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证监会、财政部、交易所等)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通过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熨平市场的剧烈波动,以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一般情况下,平准基金的来源有法定的渠道或其基本组成是强制性的,如国家财政拨款、向参与证券市场的相关单位征收等,也不排除向自愿购买的投资者配售。从广义来说,平准基金通常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通过对某个具体市场的逆向操作,降低非理性的市场剧烈波动,以达到稳定该市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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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汉武帝时的古币<五诛钱>价值多少
两汉五铢钱
(1) 西汉五铢
(西汉五铢)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但是由于三铢钱与四钱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从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银）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仅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规定，钱文“五铢”从此启用。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西汉时的五铢钱有郡国五铢、赤（侧）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以及小五铢，金五铢等等。
五铢钱诞生前夕，因半两钱濒临崩溃，市场一片混乱，各级政府与商民争利，都拼命铸钱，使得通货过度膨胀，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物价飞涨。民众无法生存，相继放弃生产，流亡他乡，靠出卖劳动力来糊口；或者是铤而走险，加入私铸行列，期图赚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铸而死亡的近万人，而私斗殒命的、畏罪自杀的都无法计算，可见问题非常严重。
汉武帝元狩五年，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郭俱备。钱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汉武帝采纳了公卿们的建议，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货币发行，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币的泛滥。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以后，由汉武帝中央政府统一铸钱。三官五铢就是这个时候铸造的。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为钱中楷模。三官指钟官、辨铜、均输（技巧），统指政府铸钱的机构。中央为推广均输法，新设水衙都尉一官，在长安上林苑办公。上林苑是政府铸钱的机构，是汉初在原秦代旧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皇家园林，规模宏大，有离宫70所，周围面积达300余里，包括现今的西安、周至和户县。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特点如下：
一、钱文严谨规矩，“五铢”二字修长秀丽，风格较为一致，“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铢”字“金”头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四点方形较短。“朱”字头方折，下垂笔基本为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
二、钱型整齐，直径25-25.5毫米，穿直径约0.97厘米，郭厚0.15-0.2厘米，宽0.1-0.14厘米，比郡国五铢的郭略宽，且深峻平整，连接钱肉的一面垂直。背有内外郭，个别内郭四角微凸。
三、重量以3.5-4克者为多，少数的超过4克。
四、铸工精细，面背比较平整，内外郭宽窄均匀，规矩整齐。
五、记号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
六、三官五铢币材的颜色为红色，含铜量在70％以上，含铅量约20％，比郡国五铢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铸造工艺先进，多为铜范或制作极精细的泥范所造。三官钱形制及“朱”字头方折的特点，系由三铢钱继承而来，进而成为此后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特征。上林三官五铢是西汉五铢钱中比较容易见到的一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洛阳烧沟和洛阳西郊先后发掘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铸币，上林三官五铢在两处汉墓中都有出土。
钱币业务由三官署统一办理，有许多好处：第一、使钱币标准化，规律化；第二、提高铸钱技术水准；第三、增加了生产量；第四、有效防止私铸；第五、容易控制发行。
三官钱初期重量超过五铢，制作精美前所未有，而且铸钱技术采用铜范法，铸出的钱币重量上都是一致的，绝对合乎标准，铸出的钱边缘都加以打磨，非常整齐，故有“赤仄钱”之称。新钱铸成后，政府用以收兑郡国钱，一枚兑劣钱5枚。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劣钱已经大部分收回，后明令禁止郡国钱永不许流通。
五铢发行三十一年后，汉武帝崩殂。在此期间，铸成的钱数量很多，钱的范式也有变化。比如文字的大小、书法结构都有出入，至于穿上半月、穿下半星、穿上下横、星月文、四决文等可能是炉别的标志。
西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6年－前74年），一切以谨慎守成为主，对外战争大致已结束，对内则鼓励生产，经济状况比武帝末年还要好。昭帝五铢大小和武帝时三官五铢相同，但重量要比三官五铢轻，一般又比宣帝五铢略重。从书法上看，钱文“五”字变化较大，一般字形瘦长，“五”字两边交笔已变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敛，上下横有的较长而接于外郭；“铢”字“朱”字头方折，“金”字旁呈三角形，明显低于“朱”字。面文外郭较高窄，但比郡国五铢及三官五铢略低，有穿上一横或穿下半星记号。铜色深红，铸造技术比三官钱略显粗糙。
继昭帝之后，宣帝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73－前49年），吏治清明，四海无事，国泰民安，物阜年丰，是西汉的黄金时期。同时国际贸易也很发达，也是西汉的最高峰。因此年年铸钱，很快发行出去，又很快回流到国库中来。宣帝末年，库中存钱八十多亿。宣帝五铢是汉宣帝在位期间铸行的。该钱铜质、形制、书体、铸造均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钱文笔画挺拔，给人以清秀超逸之感。“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画超出交笔末端外，“铢”字的“金”头多呈等腰三角形而低于“朱”字。此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该钱的外郭由外向内作坡状倾斜。钱直径有2.5和2.6毫米两种，最常见的郭厚1.5厘米，穿宽10厘米，重3.5克左右，面郭约厚1.5－2厘米。在两汉五铢中这种钱的面郭最宽。其形制整齐，肉面光洁，钱内外郭略高于钱肉，薄厚一致。宣帝铸钱以工整敦厚著称，在西汉钱中地位极高。
小五铢约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铸，俗称“鸡目钱”、“鹅眼钱”，由其形小而得名。在出土的西汉钱币中，有汉代文献记载的小型五铢钱，这种钱及钱范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其中，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确切纪年的一例。
小五铢面文“五铢”，铸造精美，面有周郭，无好郭，背侧肉好，周郭俱备，文字清晰。钱直径在1.15-1.2厘米之间，重约0.62-0.65克。钱文书体亦与武帝、昭帝、宣帝三代各有区别。“五”字交股有的较直，有的略弯，也有的弯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横画如三官钱式，也有如五铢最常见的面内无郭的一种。这说明小五铢并非一朝所铸，也同普通五铢一样，分别铸造于武帝以后的西汉各个时期。就出土情况，尤其是从汉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况看，小五铢是成串地乱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间，说明这是冥钱而非行用钱。
剪轮五铢钱又称“磨郭五铢”、“剪郭五铢”。武帝初铸五铢时“周郭其质”，以防止奸民从钱背面磨铜取熔。可是西汉后期竟出现另一种磨边的剪轮五铢，是一种用普通五铢钱经磨鑢加工而减重的钱币。实际上这种五铢叫磨边五铢最为贴切。
西汉后期成帝、哀帝之世，社会矛盾尖锐，灾荒相继，币制也随之混乱，剪轮五铢就势此时开始出现的。
剪轮五铢是币制混乱时代的产物，洛阳烧沟及洛阳西部发掘的西汉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陕西省咸阳市土原下发现金质五铢一枚，钱直径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较背部稍宽，面穿方正，上有横画。“五铢”二字小篆阳文工整，“五”字交叉处弯曲，上下两横较长，“铢”字的“朱”字头方折，“金”字头呈三角形，制作精美，色泽金黄，诚为罕见的稀世珍品。
西汉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始铸，至隋朝的隋五铢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2) 东汉五铢
（东汉五铢）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都城洛阳，是年为延武元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动荡。半两钱、西汉五铢钱、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等，杂混在民间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铸五铢钱。自此以后，东汉各帝均铸五铢钱。不过，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铢钱没有显著变化，古钱学家将东汉前期铸行的五铢钱称为“延帝五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东汉后期特别是东汉末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贫困，统治阶级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在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铸“四出文”五铢钱。更有甚者，在献帝时，董卓铸无文小钱，致使原本混乱的币制越发不可收拾。
《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延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东汉初恢复的五铢钱亦称“延武五铢”，是延武年间采纳马援之议而铸行的。
建武以后各朝五铢钱比西汉各朝五铢钱轻薄，钱径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约0.1厘米，一般为3克，外郭较窄。“五铢”二字宽肥圆柔，笔划较粗且浅，面文“五”字中间交笔弯曲，上下两横不出来，“铢”字“金”字头呈三角形，比西汉五铢金字旁大，“金”字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端较细；制作精致，文字书体规范。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各种记号，如星、横画、竖画等。“星”有一星与多星之别，或半圆点，或三角点等。依其位置而言，则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横、穿下星。多星者多横排成列。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要比不带记号的轻薄，铸造工艺也比较粗糙，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其中有许多可能是东汉中后期铸造的。
建武年间铸造的五铢，有纪年铜模盒传世，可以为证，从此时起，东汉五铢的“朱”旁，上横圆折，已经成为明显特征。东汉五铢的断代，除 “建武五铢”有传世的铜模盒以断定外，明帝以后，则难以区分具体年代。幸好通过洛阳烧沟汉墓出土五铢钱的分期，可以认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铢（称为“平当五铢”）也应该属于这个时期所铸。但它的时期较晚，下限可能已经进入三国。“东汉五铢”是五铢钱中遗留较多的一种。
“四出五铢”又称“四出文钱”。所谓“四出”，是指钱幕从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阳文直线到达外部，这可能是为了防止锉磨钱背盗铜用的防范技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的“四出五铢”比一般“东汉五铢”铸造得要好，钱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径为2.5厘米，穿径约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汉灵帝性极贪婪，“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后汉书·张让传》）。堂堂一国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还嫌不够，还要卖官揽钱以充金库。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老百姓哪还有好日子。
横遭汉灵帝宰割的广大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四出五铢”铸行后，人们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钱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董卓本一凉州豪强，汉灵帝时曾任并州牧。黄巾起义，他借何进征召之机，带兵入洛阳。他先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后焚烧洛阳，挟天子，自封为太师。董卓生性贪婪，为了搜刮民财，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毁“金人”，秦始皇所铸十二金人（铜人）中的九个，铸成小钱。这种钱直径只有1.2-1.5厘米，重0.5-1克左右，而且既无内廓又无外廓，“五铢”二字模糊不清，很难辨认，世人讽刺为“无文钱”，董卓这种无文小钱，钱体轻小，制造粗劣。以一个“金人”重量十二万斤计算，董卓少说也可得钱七八万亿枚。这是东汉朝廷的最后一次铸钱，流通地区狭小，只限长安、洛阳一带。他以此在离长安一百多里的现陕西户县，建造了一个称作郿坞的城堡，城内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单是粮食就足足能吃三十年。
董卓的这种小钱的流通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很快就出现了“谷石数万（枚）”的情形。用一担钱去换一石谷，贫苦百姓哪能吃得起。当时民怨沸腾，饥民蜂起，汉五铢制度被董卓彻底破坏了，东汉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于是曹操趁机取汉，不久时代就进入了三国时代。
东汉磨边五铢和剪凿五铢 磨边五铢，亦称“磨边钱”，即磨去外廓、边缘之钱。磨边五铢始见于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东汉中晚期常见，东汉末年更多。磨边的方法，据说“多数是用一根木质或金属的方棍穿进钱的穿孔，每次约百枚或更多一点，然后两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钱币的轮廓。通过加工，磨边钱要比一般的五铢钱的钱径小0.15-0.2公分。钱重减轻1克左右，就是说五铢钱经过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减轻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钱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磨边的目的在于取铜，用来作为铸造新钱的原料。为此五铢钱大幅度地减重贬值。剪凿五铢，或称剪凿钱，是剪边钱或綖环钱的总称。其法是将一枚钱凿成内外两枚。剪凿钱西汉时期已出现，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4年）更加增多，以至达到泛滥的地步。
剪边五铢钱就是被剪凿了外围或冲凿了外廓的钱。钱文“五铢”二字仅剩一半，故又称“对文五铢”。对文五铢的钱径大小不一，经过测定，钱径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对文五铢的边缘都有被冲截的痕迹。剪边五铢钱据认为还有另一种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钱的轮廓。一般情况下，剪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减去一些，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从钱币的边缘看，剪边钱又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工整，钱的直径大小也有较大的差异。钱直径多数为2.05-2.2厘米之间，钱的重量多数减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区别磨边钱与剪边钱的主要依据是边缘加工的痕迹与钱的直径。
綖环五铢钱就是被剪去或冲凿去内圈的钱，钱仅剩边缘，呈环状，钱文“五铢”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无论磨边五铢、剪边五铢还是綖环五铢，都不是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经济的混乱，币值不稳，物价昂贵，惟利是图者剪凿五铢钱，一个钱当两个钱用，谋取私利。这是当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与货币流通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
东汉晚期的剪凿五铢曾大量发现。其中剪轮五铢比较多，綖环五铢较少。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轮）五铢1858枚，綖环五铢8枚。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钱21017枚，其中剪轮五铢594枚，綖环五铢1枚。1973年，江苏丹徒出土东晋窖藏铜钱140余公斤，其中剪轮五铢约有90公斤左右，綖环五铢仅20余枚。1975年，陕西扶风段家小寨汉墓出土西汉綖环五铢，钱文余有“铢”、“五”各一半，有的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东汉磨廓五铢72枚，东汉剪轮五铢967枚。
东汉五铢从文字上看，“五”字交笔处略圆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朱”字头呈圆折形，比西汉五铢钱略显圆折。以上介绍的就是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汉五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