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利用 财经新闻 炒股 知乎
任何新闻都滞后
知道消息没有任何用
机构早就拉涨停
❷ 古代高丽是朝鲜吗
是古代朝鲜地区建立的王国之一，地域主要包含朝鲜半岛的中南部。
高丽（918年－1392年），又称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之一。公元918年，泰封君主弓裔部下起事，拥立王建为王，935年合并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实现了“三韩一统”。高丽都城为开京（今朝鲜开城）。国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朝鲜半岛中南部，11世纪中叶后以千里长城与辽、金为界。西北在12世纪的高丽睿宗时期达到鸭绿江沿岸，东北在高丽末年的恭愍王时期扩张到甲州（今朝鲜甲山郡）、吉州（今朝鲜吉州郡）一线。
高丽历经34代君主，共475年，对外先后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契丹（辽朝）、金朝、蒙古（元朝）、明朝等大陆国家称臣，并曾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爆发战争。1392年，李成桂废黜恭让王自立，建立了朝鲜王朝。
佛教是高丽的国教，高丽大藏经是世界瑰宝之一。阿拉伯商人将高丽的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是今天Korea（Corea）单词的原型。高丽是继统一新罗之后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又一统一的国家，“高丽人”也成为全球朝鲜民族的别称。
高丽太祖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高丽国号取自东北亚古国高句丽的简称，高丽成宗时期的大臣徐熙曾明确表示：“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这可能跟王建曾经服事的弓裔打出的“高丽”（史称后高句丽）旗号有关。但是除了袭用名字与一部分疆土重叠外，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本身与高句丽（高氏高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高丽时代的阿拉伯商人将此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韩国的英文名“Korea”就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
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完成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统一，8世纪后期以后，新罗同其宗主国唐朝一样，陷入内乱与衰落的窘境。9世纪末，真圣女王统治下的新罗爆发了人民起义，导致新罗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土崩瓦解。在各处的起义势力中，弓裔和甄萱两个乱世枭雄脱颖而出，分别打出了高句丽和百济的旗号（史称后高句丽和后百济），与在金城（今韩国庆州）一隅之地苟延残喘的新罗形成鼎立之势，史称“后三国”。
新罗的碎片化造成了各处豪族割据自立的局面，后三国只是当时朝鲜半岛中南部较大的三个势力，半独立的中小豪族更是不计其数，高丽王朝的开国之君——王建就是出身松岳（今朝鲜开城）地方的豪族。
896年，王隆以松岳郡归顺割据铁圆（今韩国铁原郡）的军阀弓裔，被弓裔封为金城太守，时年20岁的王建则被弓裔命令在松岳筑城，并受封为城主，开始崭露头角。897年王隆去世，901年弓裔称王，自居高句丽报德王后裔，定国号为高丽，史称后高丽或后高句丽（904年改国号为摩震，911年改国号为泰封）。王建是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他在与后百济的作战中屡次胜利，受到弓裔的重用，于913年被任命为百官之首——侍中。弓裔猜忌好杀，导致众叛亲离，918年7月25日（阴历六月十五日），泰封骑将弘述（后被王建赐姓名为洪儒，以下三人同）、白玉（裴玄庆）、三能山（申崇谦）、卜沙贵（卜智谦）发动兵变，拥立王建为君主，国号高丽，年号天授，大多数官民当即表示归附。弓裔闻讯逃走，途中被民众所杀。翌年正月，王建将都城从铁圆迁到自己的“龙兴之地”——松岳，改称开州（后称开京），从而巩固了高丽的基础。
王建缔造高丽国之际，新罗已经彻底没落，而王建采取扶持新罗的对外政策，后百济的甄萱则是王建的主要劲敌。对于其他割据一城、尚未臣服的豪族，王建“分遣单使，重币卑辞，以示惠和之意”，并通过联姻等手段逐渐将诸多豪族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在高丽与后百济长期的拉锯之中，高丽逐渐占据上风，以930年古昌（今韩国安东）的瓶山之战为分水岭，高丽开始对后百济转入攻势。933年王建接受后唐册封，开始使用后唐年号，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支持。935年后百济内乱，甄萱被儿子甄神剑废黜，不久后投奔宿敌王建。同年新罗国王金傅归顺高丽，新罗都城金城被王建赐名为庆州。936年秋，王建亲征后百济，在一利川（今韩国龟尾市）大破神剑，取得决定性胜利，神剑也在不久后投降。王建终于完成了三韩一统的大业。
高丽开国后，王建对内着手恢复秩序，他遵用新罗的典章制度，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通过与功臣豪族的政治妥协而维持着豪族联合政权的形态，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豪族有黄州皇甫氏、忠州刘氏、贞州柳氏、平州朴氏、平州庾氏、广州王氏以及来自前朝新罗的庆州金氏、庆州崔氏等，因此高丽初期无论是专制王权还是中央集权都相当脆弱，可以说是无为而治；对外则积极北拓，定平壤为西京，将北部疆域从大同江流域逐渐延伸至清川江流域，还试图联合中原对抗契丹，并在934年接纳被契丹灭亡之渤海国世子大光显。943年，王建去世，庙号太祖，储君王武继位，是为高丽惠宗。
如果说王建在世时尚能以其恩威驾驭功臣豪族，那么等到他体弱多病的儿子惠宗王武继位时，这种政治平衡就动摇了，终于引发各方势力的火并，即945年的“王规之乱”。通过平定王规之乱而上台的定宗王尧也是太祖王建的儿子，他倚重从叔王式廉，试图迁都西京，触动了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到949年被弟弟光宗王昭取代。光宗是高丽王朝地位最重要的君主之一，他即位八年之后，开始将高丽政治的“无为”全面转化为“有为”，颁布“奴婢按检法”，实行科举制度，制定百官公服，伴随这些王权强化政策的则是对功臣豪族势力的大清洗。通过光宗的铁腕手段与政策，高丽的王权得以大为稳固，为将来进一步的社会整合和秩序构建铺平了道路。
975年，光宗死去，儿子王伷继位，是为高丽景宗。景宗在位时中止了光宗的大清洗，安抚豪族势力，同时确立田柴科制，奠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981年，景宗临终传位于堂弟王治，是为高丽成宗。成宗亦是一位不亚于光宗的有为之君，他引进了中国唐宋典章制度，建构起中央集权体制，同时设十二牧，开始向地方派遣流官，经济上规定租税法，文化上设立国子监，实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可以说，高丽的国家体制到成宗时才正式成形，开国之初割据各地、半独立的豪族演转变为拥有高贵稳定地位、同中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并与王权构成平衡，这是建立在数代君主努力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高丽刚步入成宗所制定的轨道发展下去的时候，就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这个时期始于993年冬天的契丹入侵，高丽通过徐熙出色的外交谈判使契丹撤军，还获得契丹所赐的鸭绿江以东之地，但所服事的对象由宋朝转变为契丹。997年，成宗死去，传位给景宗的儿子王诵，是为高丽穆宗。穆宗在位时，母后千秋太后皇甫氏摄政，其姘夫金致阳专权，造成朝政紊乱，金致阳甚至企图将他与千秋太后所生的私生子奉为新君。1009年，穆宗欲立太祖王建的孙子王询为储君，以抵制金致阳的阴谋，为此召镇守西京的康兆入卫，不料康兆不仅杀了金致阳，还连着穆宗一起废黜杀害，拥立王询为王，是为高丽显宗。消息传到契丹，刚亲政的契丹圣宗耶律隆绪便决定兴师问罪，东征高丽，康兆战死，开京被契丹占领并付之一炬，显宗王询南逃罗州。契丹虽然占领开京，却不断遭到高丽军的骚扰，在高丽立足不稳，所以在得到显宗亲朝的承诺后撤军。显宗回到开京后即以有病为由食言，拒绝入朝契丹，同时恢复和宋朝的宗藩关系，重新使用宋朝年号。契丹则要求高丽在国王亲朝和归还江东六州中二选一，又修浮桥于鸭绿江上，在东岸建保州等城（今朝鲜义州），引起高丽强烈不满。双方冲突越闹越大，到1018年爆发了第三次高丽契丹战争，高丽军在姜邯赞的指挥下取得龟州大捷，重创契丹军，契丹只好放弃对江东六州和国王亲朝的要求，高丽也暂时不过问保州问题，在1022年恢复了和契丹的宗藩关系。
结束了与契丹的战争后，高丽进入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因此显宗被视为高丽的“中兴之主”。德、靖二宗时，围绕保州问题，高丽与契丹关系再次紧张，为此高丽修筑了千里长城，其后由于高丽的让步而很快恢复了和平状态。1046年，高丽文宗王徽继位，此时不仅高丽内部安定繁荣，而且对外与契丹（辽朝）和睦相处，与宋朝恢复邦交，与日本实现往来，被誉为高丽的黄金期。文宗在位37年之久，随后的顺、宣、献三朝大体维持守成局面。
文宗在位时，与出身庆源李氏（仁州李氏）的贵族李子渊联姻，娶了他的三个女儿为后妃，其中两女（仁睿太后和仁敬贤妃）生育许多王子，这些王子又大多同庆源李氏下一代联姻，庆源李氏的势力因而迅速膨胀，成为盛世隐忧。1095年，高丽发生政变，文宗之子鸡林公王熙先联合宰相邵台辅、将军王国髦等诛杀庆源李氏外戚李资义，随后年轻的献宗让位于叔父王熙，王熙即高丽肃宗。肃宗年间，正逢女真兴起，高丽与女真发生冲突，高丽惨败，被迫求和，肃宗接受朝臣尹瓘之建议，设立“别武班”，大修武备，欲雪败于女真之耻。1105年，肃宗去世，儿子高丽睿宗王俣继位，在1107年冬派尹瓘、吴延宠越过千里长城，征讨女真，占领曷懒甸之地（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修筑东北九城，但因不堪女真的反扑与骚扰，于1109年将九城归还女真。1115年，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与高丽建立兄弟之邦的关系（1126年改为宗藩关系），高丽则利用辽金战争的机会夺取保州，改名义州，解决了多年来的肘腋之患，使高丽疆域抵达鸭绿江。
1122年，睿宗去世，儿子王楷继位，是为高丽仁宗，由于仁宗年幼，外祖父李资谦辅政，庆源李氏的势力再次膨胀。李资谦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仁宗，实现了庆源李氏和王室的第四代联姻，他本人则被封为朝鲜国公，位极人臣，严重威胁到高丽的王权。这种矛盾终于在1126年爆发，先是仁宗近臣欲铲除李资谦及其亲家拓俊京却失败，导致宫阙被焚，仁宗差点要禅位给李资谦，李资谦不接受，但仁宗遭到软禁。而后仁宗成功离间了李资谦和拓俊京的关系，通过拓俊京扳倒李资谦，翌年又除掉拓俊京，恢复了王权。然而，仁宗接下来所重用的是出身西京的和尚妙清与朝臣郑知常等人，他们极力鼓动仁宗迁都西京，甚至称帝建元、北伐金朝，引起了以金富轼为首的旧贵族的不满。仁宗最终没有接受妙清的建议，妙清遂于1135年在西京起兵，国号大为，年号天开，仁宗派金富轼讨伐，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西京方面时降时叛，最终还是被金富轼武力镇压，高丽的社会秩序又重新稳定下来。
妙清之乱平定以后，高丽的文官贵族势力继续发展，可以说到了畸形化的地步，继仁宗而立的高丽毅宗王晛被称为“太平好文之主”，但他和文臣们却极少顾及武臣的感受与利益。事实上，武臣对重文轻武、文武差待的不满已达到极致。1170年，文武矛盾终于总爆发，以郑仲夫、李义方、李高为首的武臣在毅宗所巡幸的普贤院发动政变，大杀文臣，挟持毅宗回开京，旋即废黜，另立毅宗之弟高丽明宗王晧，建立起武臣政权。
武臣政权前期（明宗在位时期）是高丽内部最混乱的时期。首先，被武臣剥夺既得利益的文臣自然对武臣政权不抱好感，除了被杀的大批文臣外，还有不少弃官归隐的和仰武臣政权的鼻息而苟且偷生的文臣。一部分文臣举兵反抗武臣政权，如1173年的金甫当之乱和1174年到1176年的赵位宠之乱，此外还有开京僧侣起兵，这些叛乱都遭到武臣政权的血腥镇压。地方民众的反抗也此起彼伏，这些人民起义主要集中于南方，故被称为“南贼”，一些“南贼”还打出了复兴新罗的旗号。开京在1197年还发生了私奴万积发动奴隶起义的图谋，喊出了“将相宁有种乎”使三韩无贱人”的口号，当时的秩序混乱可见一斑。
武臣政权本身也不稳定，掌权者如走马灯似的轮番上台，其更迭往往伴随流血事件。从1170年到1196年，武臣李义方、郑仲夫、庆大升、李义旼先后执政，最后是崔忠献上台，他通过铁腕手段稳定政局，又对文臣加以怀柔，重建秩序，结束混乱，从而建立起四代世袭的崔氏政权。崔忠献先后废黜两位君主（高丽明宗、高丽熙宗），并设置教定都监，其子崔瑀设置政房，使王权被彻底架空。尽管如此，崔氏始终没有取王氏而代之。
随着蒙古的兴起，高丽再次面临严峻考验。1216年，契丹（东辽国）的反蒙势力数万人转进高丽，高丽却对此无可奈何。原来精兵骁将都成为崔忠献的私兵，而官军大多是老弱病残，崔忠献又不愿出私兵保卫国家，导致东辽国的契丹兵骚扰高丽三年之久。直到1219年蒙古、东真联军不请自来，高丽在与之联合的情况下才平定了契丹之乱。在此过程中，高丽和蒙古结为兄弟之国，并向蒙古缴纳“国赆”。1225年，来高丽取“国赆”的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在高丽边境被杀，丽蒙两国遂断交。1231年，蒙古借口著古与被杀事件大举入侵高丽，直逼开京，高丽被迫求和并向蒙古称臣。但武臣政权领袖崔瑀在蒙古人撤走后决定迁都江华岛以躲避蒙古，于是挟高丽高宗迁都江华岛，称为江都，并杀死了蒙古派驻高丽的达鲁花赤，时为1232年夏。蒙古再次入侵高丽，主帅撒礼塔却被高丽僧人金允侯射死。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蒙古陆续5次入侵高丽，目的不在于占领高丽，而是尽可能地消耗高丽的有生力量，比如在1254年的入侵中，蒙古一次性俘虏了206800余高丽人，被屠杀者更是不计其数，对高丽来说是惨重的损失。武臣政权并未组织有效抵抗，而是敦促民众在蒙古入侵时逃到山城或海岛，偶尔展开一些骚扰，同时通过外交手段，不断派使臣表达对蒙古的臣服及自身的“苦衷”，却就是不履行蒙古的出水就陆和国王入朝要求，一拖再拖。1258年，崔氏政权垮台，同年高丽东北面并入蒙古，高丽才不得已作出部分屈服，由太子王倎代父王入朝，时为1259年。王倎入朝时正逢蒙古大汗蒙哥死去，兄弟争位，王倎选择了忽必烈一方，赢得了忽必烈的好感。所以忽必烈即位后开恩于高丽，撤走了在高丽的蒙古军队，结束了高丽蒙古战争。
王倎回国时，父王高宗已经去世，他即位为王，是为高丽元宗。尽管崔氏政权垮台，武臣当权的局面并未终结，掌握实权的是武臣金仁俊（金俊），他仍然采取抵抗蒙古、拖延不出的政策。1268年林衍杀金俊，成为新任武臣政权领袖，翌年又废黜元宗，另立元宗之弟安庆公王淐（高丽英宗），此事引发了蒙古的干涉，林衍不得不让元宗复位，然后元宗入朝蒙古进行解释。1270年，林衍忧惧而死，其子林惟茂袭位，欲抵抗元宗及蒙古人。元宗在从蒙古回国的途中授意宋松礼、洪文系（洪奎）等诛杀林惟茂，接着宣布还都开京。随着林惟茂的死去，百年武人时代也落下了帷幕。武臣政权的残余势力三别抄先后在珍岛和济州岛（耽罗）抵抗蒙古，在蒙古高丽联军的追剿下于1273年覆灭。
1270年是武臣政权结束的时间，也是高丽全面降服于蒙古的起点。蒙古要求高丽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日本，其后又要求高丽配合元军（1271年蒙古定国号为大元）进攻日本，负责造船及助军，于是便有了1274年和1281年两次东征之役，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高丽由此向元朝表现了忠诚，从而获取了元朝的信任。
在这一过程中，高丽向蒙元请婚，元世祖忽必烈在1274年正式将自己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世子王谌，实现了“元丽联姻”。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王谌即位，是为高丽忠烈王。此后的七代高丽国王中，除了忠穆王和忠定王两位幼主外，其余皆娶元朝皇族女子（娶帝女的只有忠烈王一位），元朝公主在高丽享受很高的地位和权力。高丽由此沦为了元朝的驸马国，同时元朝还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丞相，此后的六代高丽国王都不得享有庙号，而是从元朝得谥，谥号都带“忠”字（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忠宣王和忠惠王还遭到元朝的逮捕与流放，高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破坏，1270年到1356年的期间就被称为“元干涉期”。
由于受到元朝的控制和影响，高丽上层流行辫发胡服，忠烈王更是一度下达剃发易服的命令，高丽在一定程度上蒙古化，此外还伴随着大量蒙古人、回回人、吐蕃人（一般为喇嘛）等民族的流动，给高丽带来了许多异域文化。另一方面，高丽也通过与元代中国的交流，进一步吸收中华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程朱理学的引进。
元干涉期时，高丽虽然在“百年锋镝之余，复见太平之期”，但固有的社会秩序经过武臣政权和高丽蒙古战争已被摧毁殆尽，世家大族倚仗元朝，进行着疯狂的兼并和掠夺，私有农庄遍布高丽全境。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争权夺利，王位更迭频繁，以致出现了忠烈王与忠宣王父子、忠肃王与忠惠王父子之间的重祚风波。1350年后，高丽又出现了新的外患——倭寇，直到高丽灭亡，亦未能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
1352年，王祺在元朝的扶植下继承高丽王位，是为高丽恭愍王。1356年，高丽恭愍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机，铲除国内以奇辙为首的亲元派，废征东行省理问所，攻陷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及合兰府，这标志着高丽摆脱了元朝的干涉，重新成为自主的国家，仅在形式上保留同元朝的宗藩关系。
与此同时，恭愍王着手解决高丽的积弊，他设立“田民辨正都监”，欲整饬当时非常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奴婢掠夺的问题。可是接二连三的外敌入侵使恭愍王的改革受挫。1359年，红巾军开始入侵高丽，1361年攻陷开京，恭愍王南逃福州（今韩国安东）。1362年收复开京，1363年恭愍王才还都开京。此时又传来元朝将入侵高丽的消息，恭愍王严阵以待，在1364年打败了元军。1365年，恭愍王失去爱妻鲁国公主宝塔失里，将政治交给一名还俗和尚辛旽。辛旽重启田民推整事业，雷厉风行地加以整饬，得罪了权门势族的利益，他与恭愍王之间也渐行渐远，1371年恭愍王杀辛旽，改革遂陷于停滞。此时明朝已经取代元朝统治中国，恭愍王在1369年弃元归明，次年接受明朝册封，使用洪武年号，高丽遂成为明朝的属国。
1374年，恭愍王遇弑，明朝派到高丽索取马匹的使者蔡斌和林密也在不久后分别被杀害和绑架，明丽关系恶化。新王王禑在李仁任的辅佐下，恢复了对元朝（北元）的宗藩关系，同时也继续向明朝进贡，展开了两端外交。然而，受到程朱理学影响的新兴士大夫反对两端外交，主张一心事明，对内则批判世家大族的土地兼并，主张实行田制改革，废除私田、农庄。新兴士大夫与在同北元和倭寇的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领李成桂相结合，逐渐形成动摇高丽根基的政治力量。1388年，明朝与高丽发生铁岭卫争端，王禑及其重臣崔莹决定出兵北伐明朝辽东，李成桂作为主帅，行军至鸭绿江中威化岛时抗命回师，攻入开京，流放崔莹，逼退王禑，史称威化岛回军。威化岛回军敲响了高丽王朝的丧钟，李成桂掌握了实权，但由于王氏支持势力不容小觑而没有立刻王袍加身。1389年，李成桂废掉了王禑的儿子王昌，称其父子为辛旽子孙，借机铲除了曹敏修、李穑、边安烈等一批反对者。李成桂拥立高丽神宗七世孙王瑶继位，是为恭让王，1392年四月高丽忠臣郑梦周被杀，同年七月十二日恭让王被废，七月十七日李成桂被推戴即位，但高丽国号尚未立刻停用，直到1393年二月十五日才奉明太祖圣旨“除高丽国名，遵用朝鲜之号”。
领土范围
高丽从建国到统一后三国，再到北拓及与契丹的战争，疆域于11世纪初基本定型。1034年到1044年，高丽从鸭绿江口到东朝鲜湾修筑千里长城，作为国界线。1105年，高丽正式在耽罗设置郡县，纳入版图。1117年，高丽利用辽金战争之机夺取保州，改称义州，取得鸭绿江下游东岸的土地。1258年，高丽东北面的居民归顺蒙古，东北疆域退缩到铁岭。1269年，西北面又归顺蒙古，高丽的西北疆域退缩到慈悲岭。1273年元丽联军攻陷济州（耽罗）后，元朝攫取了济州的主权，为高丽统一后疆域最小的时期。1290年和1294年，元朝应高丽要求，分别归还了西北面（东宁府）和济州。1356年恭愍王摆脱元朝控制，同年发兵北拓，不仅占领了过去失陷于蒙古的东北面（双城总管府），还占领了千里长城之外的合兰府及江界、泥城，高丽疆域大幅扩展，为朝鲜王朝时期进一步将疆域开拓至图们江沿岸奠定基础。
高丽初期的政治运行形态是豪族联合政权，高丽太祖恩威并施，与各地豪族进行广泛联姻，实施了“其人制度”和“事审官制度”，即一方面任命功臣豪族为其家乡的事审官，另一方面他们向中央上送子弟作为“其人”（人质），并且颁布《政诫》一卷和《诫百寮书》八篇。高丽光宗时期，由于光宗的大清洗，豪族联合政权的形态逐渐被打破，通过科举制度、公服位阶和田柴科制的制定，专制王权和中央集权的运行模式逐渐被确立起来。
高丽成宗以后，高丽的政治运行形态转入中央集权的门阀贵族政治。高丽虽然在表面上模仿中国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体制，但在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必须同贵族妥协，与中国式中央集权有一定差距，所以宋朝使节徐兢对高丽政治留下了“涖职治事，尚沿夷风，往往文具而实不应”的印象。高丽并非完全按照官制来运行，而是将政事交付式目都监（负责内政法制）和都兵马使（负责国防军事）两个会议机关（与会人员多为宰枢官员）来讨论决定，再由国王裁可。
1170年武臣政变以后，高丽的政治运行形态又变成了武臣政权。在崔忠献之前，权力中心处于重房（二军六卫的会议机关），崔忠献设立教定都监后，教定都监成为事实上的权力核心机构。1225年崔瑀“置政房于私第”，垄断了人事权，因而无论国王还是原有的官僚体制都变得有名无实。
百年武人时代结束后，高丽恢复过去的贵族政治，但有所不同。此时的会议机关逐渐变成都评议使司（之前的都兵马使）一方独大，同时武臣政权的人事机构政房依旧保留，元朝通过公主和征东行省的干涉也削弱了高丽的王权。恭愍王以后，政局混乱，王权不振，辛旽、李仁任、林坚味、李成桂等权臣陆续登场，最终高丽王朝被李成桂篡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