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谷科技融资

1. 和30年前相比，这波“VR元年”更乐观

从莫顿·海利希构造出第一套虚拟现实系统至今，有关“VR元年”的论调已经出现了三轮。一轮又一轮的火爆与沉寂铸就了VR漫长的发展史，而当媒体纷纷将2016年誉之为“VR元年”的时候，有关VR的未来也引发了新一轮的非议。
VR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60年代，正式走出科幻小说在现实社会中有了实物的雏形，并引发了军方和民间科学家的探索热情。VR的2.0时代出现在80年代，这时的VR走出了实验室并被推向市场，热衷于VR的创业者拉尼尔也被称之为“VR之父”。在这个逻辑下，2016年理所应当的成了VR的第三波浪潮。
由此便不难理解外界对VR前景的质疑，毕竟如今的VR设备并没有彻底脱离80年代的形态，甚至连商业化的模式和突围领域都相差无几。现阶段的VR究竟是爆发的初始期还是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阶段，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至少对比30年前来看，情况要更加的乐观。
首先，硬件层面的技术积累令人兴奋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移动电话诞生于1983年，重量高达两磅，且耗费了摩托罗拉10余年的研发。而今天智能手机的质量普遍在200g以内，且在功能、续航、便捷性等方面已经不能和30年前的产品同日而语。VR设备又何尝不是如此。
30年前最著名的VR公司莫过于杰伦·拉尼尔打造的VPL，尤其是VPL为VR头盔推出了配套的追踪手套，极大地提升了人机交互的体验。按照当时较为出名的VR产品Atari VR所公布的参数，20度的视野宽度和30HZ的刷新频率，已经被今天流行的VR眼镜甩了不知道几条街。
即便是任天堂在1995年推出的Virtual Boy，搭配了一颗32位20MHZ的处理器，384 × 224 分辨率的显示屏，以及高达750的重量。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处理器的延时问题简直难以忍受，且分辨率和可视角度也是糟糕至极，就重量来说，完全是一把戴在头上随时可能丧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2年Oculus Rift登陆Kickstarter进行众筹，首轮融资就达到了惊人的1600万元。两年后Facebook斥资20亿美元将Oculus收入囊中，再加上HTC、索尼等大大小小的入局者，VR的第三类浪潮越发的汹涌。
单就HTC Vive消费者版来看，单眼1200*1080的分辨率、90fps的刷新率、20余款交互传感器等等，同Virtual Boy相比已然进入了VR的黄金时代。
不得不承认，在处理技术、显示技术、传感技术、材料等基础技术方面，较于80年代已经有了质的改变。
特别是VR的核心技术中，捕捉、重现、反馈、合成、感知这五大技术的积累完全可以满足听觉和视觉的需要。且相比于30年前，从VR眼镜到一体机再到PC类设备，产品种类、易用性和售价早已符合了在消费级市场爆发的条件，这无疑是件让人兴奋的事。
其次，VR在内容方面有了更多的场景
30年前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使用黑白电视，即便是美国也处于显像管成像的时代。硬件上的局限性无疑束缚了人类对VR应用场景的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个层面的进步对推动VR的爆发尤为重要。
VR最早的应用场景是NASA用来帮助宇航员增强太空工作的临场感，显然这个理由并不足以打动消费者。随后游戏和娱乐瞄准了VR，但直到90年代才展现出繁荣的迹象，比如说199年VR电影《剪草人》的上映，在当时的大众市场引发了一个小高潮，并直接促进街机游戏VR的短暂繁荣。
接下来的几年里，《披露》、《捍卫机密》、《X档案》、《睁开你的双眼》、《少数派报告》等都或多或少带有VR的桥段。只不过，真正的VR电影和VR游戏几近于无。
回到现在来看，视频、游戏、图片、广告等已经成为VR内容的主流，尽管优秀的VR电影还尚未出现，却也有不少好莱坞大片乐意制造一款VR版本的电影宣传片。
细究VR市场的参与者来看，既有Oculus为代表的创业者，也有HTC为代表的手机厂商，以及索尼等游戏厂商，和不为人关注的硬件设备生产商，比如为Oculus提供镜头的歌尔声学、涉及眼球追踪技术的欧菲光等等。
这些厂商的加入，一方面使VR彻底走出实验室，成为一个被商业化的市场；另一方面内容创业者看到了信心，各类工作室和影视公司跃跃欲试，无疑将加速VR内容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VR在近30年的沉寂期中，不只是理论的完善和技术的酝酿，人们对于VR的认识已经从下一代显示设备转向新一代计算平台。也就是说，VR有可能成为PC、手机之后的又一代计算平台，这就不难理解一些公司在VR领域进行平台式布局的野心。
当然，如果VR会成为新一代计算平台，也就意味着拥有更丰富的应用场景，诸如医疗、教育、健康、旅游、社交等等都有可能被VR所颠覆，这些恰是上一个“VR”元年所不曾提到的，也是现阶段智能手机所追逐的。
再次，现阶段的资本更有利于VR成长
硅谷的繁荣和资本的活跃不无关系，乔布斯创业时的投资者刚刚崛起，那时的中国更是没有风投的概念。可在30年后，众筹、天使投资、VC、PE等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相当普遍，并在影响VR的走向。
剥离技术和内容层面的因素，80年代的VR繁荣更多的是有军方背景的研究院，任天堂、Hasbro等巨头，波音、世嘉等为了特定目的的研究者，鲜有拉尼尔等能够载入史册的创业者。这个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以及对VR的态度不无关系，而在今天又是怎么样的局面？
对于资本的态度，不同媒体各据一词。有媒体报道称创投市场开始看衰VR市场，并以VR公司Magic Leap 7.94亿美元的C轮融资和今年7200美元的D轮融资作为“证词”。
看好VR的媒体同样存在，以FellowData的数据为例，自2014年Facebook以20亿美金买下Oculus之后，无论是融资数量还是融资额度都在逐年上升。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媒体报道和统计数据都有其片面性，但VR市场融资的频率和数额的增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抱怨廉价的VR眼镜充斥着市场，VR内容多粗制滥造，而眩晕感、延时等仍然影响着用户体验。或许这些问题恰是资本不看好VR的外在因素，所幸的是在这些“负面”之外，投资者看到了更大的价值。
至少暴风魔镜、乐相科技、兰亭数字等公司在技术和内容不占优的情况下依然走红，足见现阶段资本的真实态度，且恰恰是有利于VR市场进一步成长的。
结语
号称“VR之父”的拉尼尔在媒体采访中对虚拟现实的回潮表示乐观，并认为目前技术突破的时机已近成熟。即便这仍旧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既有3D、全息等悄无声息的先驱，又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资本层面的竞争对手，和30年前相比，这波“VR元年”显得更加真实。
文/Alter，微信公众号：vr-tmt

2. 十大直播平台排行榜是怎么样的

直播平台有很多如斗鱼、熊猫TV、虎牙直播、企鹅电竞等，如下：

1、斗鱼

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十大游戏直播平台，前身为生放送直播，以游戏直播为主，涵盖体育/综艺/娱乐等多种直播内容，致力于为所有人带来欢乐的弹幕式直播分享网站。

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斗鱼是一家致力于为所有人带来欢乐的弹幕式直播分享网站，是国内直播分享网站中的佼佼者。

2、熊猫TV

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熊猫直播，拥有强大明星主播阵容的热门直播平台，专业提供高清、流畅的视频、活动、赛事直播等服务。熊猫直播是由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创办的一家弹幕式视频直播网站，创始人为王思聪。

10、触手

专注手机游戏的弹幕式手机游戏直播平台，无需电脑，即可让玩家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直播来实时分享自己的手游乐趣。触手于2015年7月正式上线，目前已经拥有超过10万名手游玩家主播和超过1000万手游观众。触手为广大手游热爱者提供交流互动的场所，聚集手游同好共建虚拟世界。

3. 红杉资本投资了哪些公司

截止2021年12月1日，红杉资本投资的公司有：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投资组合包括京东商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金融，今日头条，摩拜单车，饿了么，滴滴出行，拼多多，快手，瓜子，车好多，酒仙网。

一下科技，华大基因，贝达药业，诺亚财富，中通快递，再鼎医药，药明生物，中持水务，中曼石油，DJI大疆创新找钢网，优客工场，VIPKID，斗鱼，蜜芽宝贝，安能物流，达达-京东到家，依图科技。

发展：

红杉资本于1972年在美国硅谷成立。红杉资本始终致力于帮助创业者成就基业常青的公司，为成员企业带来全球资源和历史经验。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是2005年9月由沈南鹏与红杉资本共同创办。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作为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专注于科技、传媒、医疗健康、消费品、工业科技四个方向的投资机遇。自2005年9月创立以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投资了500余家企业。

2019年11月16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活跃投资机构百强榜》，红杉资本排名第1位。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红杉资本

4. 武平的展讯变动

2009年1月，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随后2月，展讯宣布李力游出任公司新总裁兼CEO，而武平则担任董事长，退居幕后。几乎同时，CTO陈大同、运营副总裁范仁永、销售副总裁周承云及市场总监许飞也相继离职。 虽然前三个季度表现差强人意，但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展讯的TD芯片出货开始攀升，尤其在TD固话芯片的出货增长迅速。 今年第一季度，展讯通信销售额为5210万美元，同比增长534%，比上一季度增长23%;净利润为660万美元，上年同期净亏损为830万美元。
武平新的开始
“创始人肯定比职业经理人对公司有感情，不过早晚也要交班。”iSuppli中国区高级分析师顾文军说，武平早就有二次创业念头，如今展讯已经成为一家公众化企业，无论业务还是管理都相对稳定成熟，是到了放手的时候了。 据了解，武平已经注册了两家新公司：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芯意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武平会在3G和移动互联网中开始第二次创业。 在武平朋友收到的短信中，武平是这么说的：“我从6月起不再担任展讯董事长，也将离开我亲自创立并为之付出无尽心力的地方。我也即将开始新的创业历程。”
武平：“芯”路漫长
—— 一个海归技术创业者的十年回首 一位心怀家国的创业者为什么会让外资股东左右自己的事业？一家创业企业的前途命运该不该与国家的产业战略缠绕在一起？一场屡败屡战的商业角斗还有无必要咬牙坚持？ 零星的雨点飘落在夜晚的黄浦江上，对岸林立的大厦放射出五彩的霓虹，披挂着世博会标志的渡轮扬笛驶过，而这一畔的红摩咖啡馆却显得低调而沉静。 面容精瘦的武平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普通话，他摆手婉拒了《创业家》的拍照请求：“这次不拍了，真的不拍了。咱们就是随便聊聊。”背墙而坐，一杯矿泉水，46岁的他保持着黄浦江一样的平静，也许心中仍有波澜意气，但却不再慷慨激昂。 就在10天前的5月28日，《创业家》记者收到了他的短信：“我下月开始即不再担任展讯董事长，也离开我亲自创立并为之付出无尽心力的地方。感谢……我也即将开始新的创业历程，希望继续得到你的支持……武平。” 在3G大幕正式拉开的时刻，为什么要作别自己一手搭建的舞台？个中甘苦，武平自知。也许因为它“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展讯了，不是我能把我所有的想法全部放进去的展讯”。 这又是为什么？第一代海归创业者的标志性人物，肩扛起整个国家的手机芯片梦想，缔造了中国3G第一股，却并未收获巨大的财富回报，也没能取得耀眼的商业成功，最后成为一个孤独的出走者。 “相比尚德的施正荣，我算不上一个好榜样。”武平自嘲。 整整十年前的2001年，他率领一个由37名海归组成的豪华团队回国创办了展讯通信(Nasdaq:SPRD)，独立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这十年中，武平团队有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率先研发出TD-SCDMA(下文简称TD，是中国的3G通信标准)手机芯片，中国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以及纳斯达克上市敲钟的光鲜时刻。但更多时候，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TD芯片超前四年研发成功，耗资数亿却无用武之地；并购美国的射频芯片公司QUORUM，却看不到短期收益；在国产手机市场上被台湾联发科抢走90%以上的份额；股价低迷，从IPO首日的高点15.95美元一度跌到0.7美元的谷底。“武平是一个好的创业者，但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一位展讯的投资人对《创业家》做出这样的评价。 2008年以后，随着股票锁定期的结束，昔日的创业战友陈大同、范仁勇等一个个离开展讯，武平成为最后的坚守者。2009年2月，他辞去CEO的职务，仅保留董事长头衔。这也标志着他在展讯的淡出。 “在中国，技术创业不容易。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却只能拿境外投资变成一家外资公司；国家给了我们很多荣誉和奖励，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其他支持；我们在自己的主场，也不一定有主场之利。”武平感慨地说。 当他挂冠而去之时，展讯刚发布了自上市以来最好的季报，其股价回到9美元以上。国内GSM手机芯片市场份额超过20%。TD芯片随着中国3G应用的启动开始贡献业绩，高品质、低成本的射频芯片更打入了三星的供货体系，展讯也拿到3亿人民币的政府担保银行贷款。武平多年来的苦心布局正逐步变为现实。这就是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执行和运作上犯过大的失误。回过头看，有些事情是没得选择的。毕竟我们在做开创性的事，过程中会有摸索。是命运把我们推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加入过几次创业公司，但作为CEO是首次，尤其是上市公司CEO，总感觉愧对一起的员工，好多东西没有实现。”武平缓缓说道。
展讯的家在哪里？
“一个公司上市之后，资本的力量就变得非常强大，一个连5%股权都不到的创始人不可能左右这个公司的方向。我对公司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我要思考公司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主人是谁，它的家在哪里，我希望它还能变成一家中国的公司。但资本是不考虑这些的。展讯现在的家就是资本市场了。” 2008年10月，正是金融危机最肆虐的时候。 深圳的山寨机厂商已经停产2个月，中移动TD的全面商用仍然在原始阶段。当年年初，在武平的力主下，展讯以总值7000万美元的代价收购了美国的射频 (RF)芯片公司QUORUM，不但花掉了一半多上市募集资金，而且还在继续吃钱。资本市场就一直用持续的下跌来回应这笔看来很不划算的并购。随着展讯2008年第三季度报出3130万美元的巨亏，公司股价也干脆跌到了1美元以下的谷底。 这使得“潜伏”在展讯内的众多风投机构无法顺利地套现退出，武平也因此失去了公司董事会的信任与支持，他在这时任命当年在美国博通公司的同事李力游出任公司总裁。 “作为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当我需要对未来做更多布局的时候，同时也在内部花大力整顿过去快速发展的遗留的问题时，绝大部分的投资人都不是太理解，在这种环境下我再往下做事是越做越难的。 由于我与许多投资人都是好朋友， 原以为与朋友不沟通都可相互理解，但其实结果并非如此。”武平坦言。 尽管他仍为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但展讯的大部分股份掌握在以NEA为首的众多风投手中。甚至连他的创业伙伴陈大同，也已经转身成为董事会里北极光创投的资方代表。 展讯上市花了足足六年，对于这些快失去耐心的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大概主要考虑的是退出价值。武平也承认这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流通市值，竞争对手仅需要不到1亿美元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买下展讯。业内盛传，像高通这样市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公司已经有所动作，只是因为看不清楚TD在中国的应用前景，才没有着急出手。其他境外公司与金融机构开始接触展讯。 这恰恰是武平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在不在展讯没有关系，但展讯一定要留在中国，这是我回国创业最大的初衷，也是展讯未来长久发展的根。如果我要做一个国外的公司，那我回中国来干嘛。” 但还有一个转危为机的可能，那就是将展讯私有化下市，然后再回到国内上市。“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政府帮助我们创业团队从海外资本市场上把公司的主导权拿回来。” 武平动用了他能找到的各种渠道，通过工信部和上海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中国的主权基金能够通过美国的资本市场入股展讯，至少把展讯的控股权拿回到中国人手上。 但他注定只能失望而归。尽管工信部领导、上海市与张江园区领导给了许多支持，联系了许多境内资金，但在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下，展讯太不起眼了。或者说，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下，我们的体系远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么多人回国就是要给中国做一个有核心技术的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而金融危机给了我们百年不遇的机会，我们可以花大价钱去救别的国家的公司，但也应花一点点钱去买中国人的高科技创业企业。”有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投累计持有美国股票价值96.3亿美元，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黑石、苹果、新闻集团等。 2009年初，上海市政府用另一种方式支持了武平。展讯拿到了为期三年的3亿元的国内银行贷款，并且可以用政府提供的补助金来偿还这笔贷款的多数利息。之前紧绷的财务状况为之一解。而这时花了近三年持续在韩国三星的努力也有了结果，射频芯片在三星开始量产。工程人员集多年积累的高质低成本的GSM芯片也将推向市场。 2010年3月，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银湖基金以约4000万美元的价格，买入展讯13%的股份，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斯时，展讯的股价已经上涨逾6倍。 武平终于意识到，他在展讯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为什么我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 “在中国，高科技创业公司内部的管理加技术团队的股份合起来最好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话好运作，员工也有主人翁精神。像展讯这样，就算我们上市了，很多创始团队的人还是会退出做其他的事。总之，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团队，当然如果它是创始团队就更好了，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公司很好地控制起来。” 在武平看来，展讯最终形成今天这样的股东结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我们早期这几个创始人聊天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自己要是早点有钱的话，就不要让海外的资金吃掉这么多股份，后面的路不会这样。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十年后的因果，十年前就已种下
2000年，中国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业内称“18号文”)，鼓励海外相关高科技人才回国创业。因此，在美国IC设计界颇有建树的武平、陈大同、范仁勇等人多次应邀回国做学术和业务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信息产业部领导鼓励他们回国创业，相关的央企承诺给他们提供不少于3亿人民币的投资。 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和瑞士参与过多个创业公司的武平被打动了，他们回到美国先组织了一个15人的名校博士创业团队，目标是“在中国做一个技术程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领先的企业”。 但他们一回到国内，马上就遇到了体制怪圈。 “谈的时候就发现这3亿，是一笔一笔地给，第一笔最多给你1000万到3000万，而且不承诺兑现时间。”武平回忆，“我们对资金何时到位根本没有把握。” 更让这些满心要把硅谷创业文化带回中国的海归们失望的是，创业团队的股权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当时国家的法律规定，以知识产权入股，经过专业评估后最多只能占到15%。显然这个比例是无法吸引到如此众多的高端人才的。日后，国家不断修改相关法律，目前知识产权入股最高已可到70%。 如果这个新创企业归央企下属的话，那么整个薪资体系必须按国企体系走。国内的薪资水平根本无法负担他们在海外的家小，而补贴也就是第一年给带头人一套房和一辆车。 “当时好几家国有企业都有想法给钱，但是谁也解决不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初因为国家需要，我们把这个创业团队弄起来，最后发现国家可能给不到你这个钱，还要在外面找。”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最后武平只能从海外找。这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已经破裂。直到2001年6月，他才拿到台湾富鑫和联发科蔡明介的第一轮投资650万美元，代价则是过半的股份。而展讯通信则不得不注册在开曼群岛。 显然，650万美元和3亿人民币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IC设计行业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费用，即使不考虑人力成本，光较为低档的芯片单项研发费用一般也不低于100 万美元。有风险投资人跟他们打赌，如果他们能在一年内开发出GSM芯片并且一次流片成功，就接着投资。 武平他们的确做到了。但第二轮融资的难度远远超过预期。受“911事件”的冲击，整个美国资本市场处于冻结(Freeze)的状态。“我们本应该是大幅溢价融资的时候，‘911’使得我们的谈判能力大打折扣。”武平回忆说。 当时他接触的部分投资商采取拖延战术，希望等展讯耗尽谈判资源与资金后再以低价入股。武平说，当时他为了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找了12名在硅谷的清华同窗，一共凑了150万美元作为过桥资金硬顶着，期间公司所有员工降薪一半，高管停薪3个月。最终，在众多投资界朋友帮助下，展讯从海外融资近2000万美元。武平说：“资金到位那天，财务告诉我，公司账面上的资金数字是零。” 虽然在绝境中复生，但代价高昂。“第一轮融资后，我们几个核心创始人的股份数量都近两位数的，但这轮之后，都变成了个位数。其实这是自杀式的融资，稀释非常大。” 2004年和2006年，展讯又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主要为了研发TD以及2G芯片量产。张江创投、联想创投、华虹国际、上海实业等国内机构也陆续跟进。“虽然融资价格比较高，但稀释的还是我们团队的股份。”在上市前，展讯已经形成了海外投资人主导的股权结构，整个创业团队加员工也不过约18%的股份。 武平一度希望展讯能够在香港或者国内上市，但投资方大多偏好退出更方便的美国市场。当他看到今天的国民技术在深圳创业板获得50倍以上市盈率的追捧时，赞赏感慨。如果展讯能在创业板上市，以其技术含量和公司业绩，现在可能也是第一股。尽管展讯在目前三家美国上市的中国IC设计公司中，市值还算领先。 和武平相比，中星微的邓中翰与无锡尚德的施正荣无疑要比他幸运得多。 1999年，中星微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两个月后注册的，亦是中国实践“硅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作为启动资金，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折股35%。双方还约定，日后进行股权融资时，管理团队持股比例不变，即只稀释政府方面的股权——到上市前信产部的1000万原始投入只占10.9%的股份，而管理团队股份不变，光邓中翰的个人股份就达到11.8%。 2001年，施正荣的尚德太阳能成立，无锡地方政府牵头，8家当地企业联合投资600万美元。施正荣占25%的股份，其中技术股占20%，折合160万美元，现金股5%，折合40万美元。此后，随着国有股份的主动退出，又一轮外资私募的进入，最终施正荣在上市前控制了约54%的股份。后来，有媒体报道称之为“首富政府造”。 今天，施正荣和邓中翰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领导着公司。 国家的大战略与企业的小战略 “TD这么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西，喊了那么多年却难开始推广。退一步说，你商业化运作晚一点也没关系，但至少你得给做的这些人甜头，至少要保障他的研发费用，不要亏钱。你让他去干活，他连什么时候吃饭也不知道，每次都是空穴来风，资本市场更认为你在骗人了。TD结局是成功了。但还有很多标准炒了半天，最后放弃了，那些投入到基础性研发的企业和科研人员让人惋惜。成功经验，国家应该总结，这个教训，国家也应该总结。” 5年，5个亿。 早在2004年，展讯就做出了中国第一颗TD手机的核心芯片，但国家直到2009年才开始正式推广3G手机。展讯花了5个亿，足足等了5年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展讯在TD的投入与产出上根本找不到平衡。其TD芯片一季度仅出货1万片左右，而其GSM芯片每个季度出货量在800万~900万片左右。这让展讯很茫然。 “如果单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这个产品我们至少早做了两年。”武平承认。就商言商，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决策。 当时国内TD-SCDMA标准已经孕育5年，但其产业发展却始终陷入瓶颈。无论是有“国字号”大唐电信背景的T3G，还是普天通信背景的凯明，没有一个厂家做出商用的TD-SCDMA核心芯片。国内3G的发展面临着“标准存在，芯片空缺”的尴尬境地。 而2003年，展讯刚成功研发出国内第一款GSM/GPRS手机核心芯片，当年就实现了产品量产销售，销售额为2583万元。2004年，光GSM/GPRS芯片这一个业务就给展讯带来了1个多亿的收入，并拥有了包括波导、夏新等在内的国内30多家客户。 熬过了前三年大幅投入研发的紧巴巴日子，展讯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下收入和利润快速增长的好时?光。 但武平和陈大同，两位创始人一起做出这个新决定：放弃跟踪开发国际上相对成熟的WCDMA芯片，转而全力主攻TD-SCDMA芯片。这意味着展讯还要加大研发投入，还需要继续融资。 武平的理由是：“展讯要有长久的竞争力，要变成一个国际型的大公司，和高通、联发科竞争，没有一点自己的看家本领是不行的。这个看家本领最好就是跟着政府走做中国标准。TD要做不成，今后4G竞争中国也参与不了，中国在通讯业上就会一塌糊涂，我们属于通讯业的核心产业，我们肯定也是一塌糊涂。这就是商业的高度。” 但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赞同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创始人的决定带着明显的感情色彩。武平对此并不否认。 “我们最初回国的这些人，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一个从中国出来的技术人员，国家培养了半天，然后出国做成了点事情，所以要对国家有个交代。如果我们这批人把2G做出来了，而且我们明明知道怎么把3G做出来，而我们没有去做，中国的TD最后死掉了，那就是我的终生遗憾。但风险投资人都是理性的，他们不喜欢理想主义的，太理想化了很可怕。这个我明白，但还是去做了。” 实事求是地说，第一个做出TD核心芯片，让展讯收获了不少政治荣誉和政府支持。此前，2000年~2004年，展讯没有从政府方面拿到过一分钱的专项资金。此后，不仅多位国家领导人来视察，而且展讯还承担起国家863计划和国家移动通信专项研究课题，拿到了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资金。但身处北京的中星微在政府关系上更是高手。他们前后拿到的政府资金超过了展讯一倍，虽然业界公认，展讯的技术含量是最高的。 让武平没想到的是，“我们国家推广3G的决策会那么缓慢，耗掉了那么多企业。” 本世纪初，硅谷有4家大陆留学生创办的搞3G芯片的公司，最后只剩下展讯一家活着。展讯能活下来，是因为它后来把80%的力量放在GSM/GPRS芯片上，只把20%放在TD上。 TD的磨难不仅影响了展讯的业绩，也影响了在GSM市场的投入与竞争提升，同时直接导致了风险投资人与武平的分歧。这种分歧随着展讯的上市而日渐激化。“上市之后我们必须每天要面对业绩的压力，你要想花钱做长期布局就要付出代价。我在展讯上市后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我并购美国的射频芯片公司QUORUM，比如投资TD与CMMB(移动电视)等，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那个时候也许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无线通信终端两大核心芯片是射频芯片与基带芯片。如果展讯当时不并购QUORUM公司，也许现在就麻烦了。因为他们最初的射频芯片供应商后来也开始做GSM和TD芯片，成了竞争对手。“如果不是我们很早就做出了产品，TD这个标准最后能不能成呢？当时和我们一起做的国内企业有的没有做出来就散掉了。当然我也不能断言没有展讯，TD也许还要蹉跎。”武平称。 为了带动整个国产手机产业，展讯还举办过手机芯片产业上下游的技术论坛。“我辞掉CEO之后，技术论坛就立刻停止了。”武平苦笑，“在公司上市之后，以短期退出为目标的投资者最好能够逐渐被有战略眼光的长期投资者替换掉。”展讯还与上海市一起建立了亚洲第一个集成电路科技馆，服务公益大众，或许这也不是受资本市场欢迎的。 “展讯是一个留学生企业，它的市场和运营都在国内，也给中国做了一些战略的事情。但就是这个对国家有向心力的公司，它的股东架构却是一家外资公司。一个由海外风险投资支撑的外资公司，还能承载一个国家的产业梦想吗？”《创业家》记者如此问道。 武平不答。
这是我的主场吗？
“我们国家走到今天，对高科技的眼光有了一定提升，但能否在关键时候出手撑一个真正属于高科技，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司，有些状态与2000年、2001年时的情况类似。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我们不光要有战略，在政策制定和具体执行上还要补课。” 蔡明介，联发科的创始人。他是最早看到武平他们价值的人。 2000年，武平去台湾游说融资。本来只是顺道去看望这位业界牛人与老朋友，但对方一看他商业计划书中列出的海归团队名单，马上决定投资。“就冲名单上这些博士，就已经值了。”蔡明介认为这是一笔战略投资。 此后，由于与联发科存在竞争关系，后来的投资者买下了联发科持有的老股。 既生瑜何生亮？联发科在商业市场上比展讯早走了至少十几年，市场经验要丰富得多。在国产手机芯片市场上，联发科几乎横扫了所有竞争对手，只有展讯还在坚持战斗。 与武平一心追求的技术领先不同，蔡明介特别强调市场和客户。 “我们不是大公司，没有太多资源去做早期阶段的研发，尤其是在早期定产品规格的阶段，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就算在市场将要走到接近大幅成长的中间阶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术、弹性和效率，不见得扳不倒 巨人。”蔡明介在《竞争力的探求》一书中这样写到。 因为他认为谁在竞争中最先达到经济规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联发科从来没有第一个进入市场，都是作为后来者的角色进入，用的是成熟技术，但把工程质量做到一流，进入后就能引发价格雪崩，将先发者挤出市?场。 展讯比联发科更早看到了MP3和手机融合的趋势，开始研发MP3手机。但当时展讯的判断是，MP3歌曲要从网上下载，所以GPRS功能是MP3手机的基础功能。由于下载歌曲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展讯把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改进芯片的GPRS功能上。按照武平的说法，这事实上就是2.5G手机。 但联发科很快找到了捷径。它们做好音乐功能之后，给手机装了一个USB接口，直接从电脑上传歌。“其实最后我们看，联发科的判断就是用户的最终状态。”由于技术上远比调GPRS简单，所以联发科反而比展讯更早推出了MP3芯片。“通过这个事情，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商业运作上远没有它们娴熟。”武平说。 但展讯的创新也得到认可，除了TD是远早于联发科开发成功外(联发科后来是买来的，展讯在中国市场率先发明并量产了单芯片双卡双待技术，给国产手机带来杀手锏。 比起信奉硅谷精英文化、公平竞争的展讯，联发科采用的是更加凶狠直接的打法。他们找到展讯的大客户，会直接说：你要什么条件就不做展讯了？只要你不做展讯，我什么条件都给你。 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美国的话，就是不正当竞争。像联发科这样一度占据国产手机芯片95%的市场份额，政府是要启动反垄断调查的。 “和台湾企业竞争，总觉得缺少一个力量。我们和欧美企业打仗的时候很舒服。它的成本结构没有你好，第一步它就输了。但跟台湾企业就不一样了，台湾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我们差不多，这就有点难了，同时从政治上说我们是自家人，甚至可以对大陆企业稍微苛刻一点，也要把台湾同胞吸引回来。地方政府在管理台湾企业的时候，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怕台湾企业跑了，这就犯了政治错误。”武平坦言。 “要是没有联发科，可能中国山寨手机市场也起不来。因为山寨市场一开始一定是抄袭，而且不经过合格的测试和验证。山寨市场是联发科做起来的，我们也就跟在后面做。但如果山寨是展讯做起来的，也许我们会被整顿。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沾了联发科的光。” 主场之利很重要。美国政府通过WTO谈判，要求中国必须有CDMA，其实是在扶植高通，现在高通成了世界第一大芯片设计公司。韩国扶植本国企业更是举世瞩目。 而中国虽然制定了很多支持战略性行业的政策，非常好，也具有战略高度，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根本无法执行。“半导体产业的‘18号文’到底有多少个企业享受过？懂行的人都知道，没有多少。我们是响应‘18号文’回来的，但也没有享受到。反过来，国外都知道中国出了政策，然后人家借此攻击中国，转而保护自己市场，打击中国企业。” “比如国家的任何一个出口制造企业几乎都有出口退税，但国内设计企业出口芯片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不是做生产的，而是做设计的，政府看不到生产线，就不能退税，这还是典型的制造业思维。政策逼得我们卖产品要到海外去绕一圈，因为有人从海外买了产品再出口就有退税。我们是和外资企业竞争的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都有退税的，中国企业反而没有，我们的竞争力一下被吃掉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是多大一块利润?啊？” 走过十年，武平如今深刻地认识到，硅谷模式在国内不能简单复制。“在中国，一个技术公司想做大，政策很重要。”毕竟在中国，政府掌握着最多的资源。这就是中国国情。 不惑之年，重头再来。他已在张江注册“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于移动互联网开发应用和手持终端设备的设计。“第一，还是想做一个我自己掌握的公司，它能按照我的长短期规划来运行，直到把它做成；第二，我还是希望做一个对中国产业能产生真正影响的事情，用本地化的投资，最好是把根留在中国。”武平告诉《创业家》，“从公司创办的意义上说，它会和展讯走的路完全不同。” 午夜12点，浦东的滨江大道上空旷寂寞，武平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长长的背影。第二天，他将飞往海外。

5. 估值380亿美元的数据湖引领者，Databricks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阿尔法公社

重度帮助创业者的天使投资基金

Databricks是一家正在崛起的企业软件巨头。2021年，它连续获得两轮10亿美元级别的大额融资，估值跃升到380亿美元，它在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全球雄心。

Databricks是一个非典型的创业故事，它由七位联合创始人创办，其中大部分是学者。它从Spark开源项目起步，现在引领了数据湖范式，这将加速其与主要竞争对手Snowflake的竞争。

本文是投资人Matt Turck与Databricks联合创始人兼CEO Ali Ghodsi的对话实录，Matt Turck在2015年就与Databricks的联合创始人Ion Stoica有过对话，对于Databricks的情况相当熟悉。在本文中Ali Ghodsi将透露Databricks从一个开源项目到大型公司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团队，产品，进入市场，扩张等方面积累的洞见，Enjoy。

科学家创始人们推动Databricks起步

Matt Turck： 我们谈一下Databricks的起步，AMPLab、Spark和Databricks，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Ali Ghodsi： 我们当时正处于人工智能革新的风口浪尖：Uber刚刚起步，Airbnb、Twitter处于早期，Facebook还不是巨头。他们声称，使用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机器学习算法实现了很好的效果。

以当时的常识来想这不可能是真的，我们觉得那些算法不可能Work，但他们说，“不，我们得到了非常厉害的结果。”当仔细观察后，我们的想法被颠覆了——他们确实获得了惊人的结果。以现代硬件和大量数据为支撑，运用上世纪的算法依旧可以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出，我们对此感到震惊。我们想："需要使之普适化"。例如，在Facebook，他们可以提前检测到情侣分手，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企业都有这种技术，这会对现有商业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是AMPLab的起点。

Matt Turck： 当时AMPLab的Spark是怎么来的？

Ali Ghodsi： 图灵奖得主之一戴夫·帕特森当时是伯克利的教授，他非常相信人们应该聚在一起，打破孤岛。伯克利的教授们放弃了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和所有学生一起在巨大的开放区域办公。

他们试图解决的机器学习问题以当时的技术背景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AMPLab里做机器学习的人，做数学的人，不得不使用Hadoop，数据的每一次迭代都必须运行MapRece，这样光是做一次迭代就需要20到30分钟。所以当时我们决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反应快速的基础架构。”我们在数据上做了很多迭代。因此，不只是做一次，不只是一个SQL引擎，而是可以做递归机器学习的东西，并可以极快地找到数据中的内涵模式。

Matt Turck： Databricks创始故事的特殊之处在于，你们有七、八个联合创始人。回过头看，拥有这样一个大的创始团队利与弊是什么？

Ali Ghodsi： 肯定是有利有弊的。如果你知道如何真正让由七个人组成的紧密小组真正信任对方，并在一起工作得很好，就会发生令人惊讶的事情。我认为Databricks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互相的信任。

创业早期的创始人，即使只有两个人，他们也会争吵，然后可能会在一两年内分裂，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使大家真正了解对方的长处和短处，使这段创业旅程成为一种乐趣。

人们总说CEO是地球上最漫长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有很多联合创始人和我在一起，他们一直都在，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种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人，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从开源项目到公司，

从0到100万美元ARR

Matt Turck： 你们是如何从学术性的开源项目（Spark）变成一家公司，然后从0做到1000万美元ARR的？这背后是否有任何决定性的时刻，或其他特别的增长手段？

Ali Ghodsi： 我们从0到100万美元ARR的旅程非常特别，与其他的旅程非常不同。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PMF（产品与市场契合）阶段，当你有了一个产品，你能找到它与用户之间的契合点么？这对任何公司都存在挑战。

你一旦你找到PMF，接下来就得弄清楚什么是能将该产品与市场联系起来的渠道，你的产品或许符合市场需求，但怎么通过渠道销售呢？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在这方面走了弯路，花了几年时间才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在这几年里，为了弄清楚Databricks的正确模式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接下来，让我们从产品开始，然后再谈谈渠道。

产品方面，我们有在伯克利建立的开源技术，但这不一定符合大企业的需要，因为在大企业，他们没有来自伯克利的博士。因此，我们需要为他们大简化问题，我们开始在云中托管它，但事实证明，即使是云版本对他们来说也太复杂了，无法使用。

因此，我们开始与用户一起进行迭代。我们在这之后削减了很多特性和功能，甚至可以说重新构建了一个产品。我们问自己："如果我们知道现在的一切，回去再做一次，会怎么做？"

于是，我们重新做了另一个开源项目，Delta，你可以把它看作Spark为大型企业所做的非常简单和自动化的软件。当我们在伯克利时，我们的产品设想是提供尽可能多的功能和设置项，因为可能是一个博士在用它做研究。但当我们把产品在企业中推广时，我们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有博士学位，大家不知道如何使用它。这就是早期我们遇到的问题。在渠道方面，错误在于，我们在早期真的是非常相信这种产品主导的增长。

关于销售，当时我们的设想是，有了一个简化的产品，我们把它做成基于云的产品，就会有人会使用它，会为它刷信用卡，我们会非常成功。我们可以雇用销售人员，给年轻人打电话进行推销，我们不会雇佣企业的销售人员。我们更喜欢这种模式，它更便宜，更简单。

但那是一个错误。你不能凭空选择你的渠道。你有一个产品和相应的市场，必须找到正确的渠道来连接它们。

Databricks如何开发产品，

数据仓库VS数据湖

Matt Turck： 我们一会再继续谈进入市场。现在让我们先谈谈产品，我在Databricks观察到的令人着迷的事情之一是，你们发布新产品并将其转化为一个平台的速度。从Spark到机器学习到AI工作台再到Lakehouse，请向我们介绍一下产品的思路——一个产品如何导致另一个产品的出现。

Ali Ghodsi： 我们从Spark开始起步，它让用户可以访问所有数据；于是人们开始在企业中创建数据库，并在其中积累了大量数据。但过了一段时间，企业高管会问：“我不在乎我们获得和存储了多少数据，你能用这些数据为我做什么？ ” 这就是我们试图建立其他应用程序的原因。

起初我们的收入很少，然后我们意识到它太复杂了，有太多的选项和配置。我们就问自己："如果必须重做，必须简化，会做什么？"这种思路后的第一个创新是Delta，它重新定义了Spark，以一种真正企业友好的简化方式。但最初我们没有将它开源。

接下来，我们想：“如果拓宽数据库的用途，不仅仅是数据科学家和机器学习工程师，而是真正广泛的用例，应该怎么做？ ” 这就是我们开始重视商业分析师的原因。

商业分析师习惯于像Tableau那样的操作软件。如果他们想做一些更复杂的事情，只能使用SQL。因此，我们在四年前开始致力于构建数据仓库能力，把它建立在我们称为Lakehouse的核心基础设施中，然后在前年较大规模的推广。

我们的秘诀是：看企业的问题，弄清楚那是什么，通过实际的客户问题来深入了解它，把问题带回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云中与客户快速迭代。一旦它有了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就把它开放出来。建立巨大的开源势头，几乎像一个B2C病毒式的形式。然后，用基于云的SaaS版本将其变现。

这是受AWS的启发，当创立Databricks时，我们认为AWS是地球上最好的云计算开源公司。他们本身不进行开发，其盈利模式基于开源软件，托管它并在上面赚很多钱。我们只是在这一点上进行了调整和演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商业模式。我们将在云上托管开源软件。但不同的是，我们将自己创建开源软件。这样一来，就获得了相对于其他任何想做同样事情的人的竞争优势。 ” 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建立任何开源软件并在云中托管它。

Matt Turck： 接下来，让我们从Lakehouse开始，了解一下数据湖和数据仓库的演变，以及Lakehouse是如何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最好的成绩。

Ali Ghodsi： 这很简单。人们在数据湖里存储所有的数据：数据集，视频、音频、随机文本，这既迅速又便宜。利用各种各样的数据集，你可以基于数据湖进行AI创新，AI与数据湖密切相关。如果你想做BI，而不是AI，你就使用数据仓库，数据仓库和BI有一个单独的技术堆栈，但是它其实和AI一样，有很多同样的数据集。

BI用于回答过去的问题，比如上个季度的收入是多少；AI用来问关于未来的问题，哪些客户将会回来？所以，这意味着需要两个独立的堆栈，你必须有两个数据副本，而且你必须管理它们，这造成了很多复杂性。但当年的FAANG（硅谷几个顶尖互联网巨头的联合简称）可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平台。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把这两个统一成一个平台—Lakehouse、人工智能数据湖--提出关于未来的问题。这两者的结合将使企业能够更快地发展。它是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和商业分析师的平台，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整个企业内一起工作。所以这是一个用于AI和BI的数据平台。

Matt Turck： 实现这一点靠的是什么重大的技术突破么？是Delta Lake？还是Iceberg？那是如何工作的？

Ali Ghodsi： 是的， 我认为有四个技术突破是在2016、2017年同时发生的，Hudi、Hive ACID、Iceberg、Delta Lake，我们贡献的是Delta Lake。问题是这样的，在数据湖里有人们收集了所有的数据，这些数据非常有价值，但很难对它们进行结构化查询。之前的传统方式是利用SQL数据库，然后应用在BI领域。因此，你需要一个单独的数据仓库。

为什么这么难？因为数据湖是为大数据、大数据集建立的，它并不是为真正的快速查询而建立的。它太慢了，而且没有任何方法来结构化数据，并以表格的形式展现数据，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你如何把像一个大的数据块存储的东西，变成一个数据仓库？这就是这些项目的秘诀。我们找出了解决这些数据湖效率低下的方法，并使用户能够直接从数据湖的数据仓库中获得相同的价值。

Matt Turck： 这种方法有什么取舍吗？

Ali Ghodsi： 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做到了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试试就是如此。我们减少了很多在80、90年代由数据仓库供应商发明的技术，调整它们，使它们在数据湖上工作。你可以问：“为什么这在10或15年前没有发生？ ” 因为开放标准的生态系统并不存在，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出现的。所以，它从数据湖开始，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实际技术先导突破。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数据的标准化格式。他们被称为Parquet和ORC，但这些是数据格式，行业要将所有的数据集标准化。

这些类型的标准化步骤是需要的，以获得数据湖的突破。这有点像USB，一旦你有了它，你就可以把任何两个设备相互连接起来。所以，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开源领域的一个生态系统正在出现，在那里你可以在数据湖的范式中做所有的分析。最终，你将不需要所有这些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专有旧系统，包括数据仓库和其他类似系统。

Matt Turck： 我会针对这个再问问题，业界有很多关于Snowflake和Databricks之间即将发生大冲突的议论，作为这个领域的两个巨大的公司，你对未来的看法是，数据湖最终成为范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一切都被吸收？还是你认为未来更多的是混合，用户可以用数据仓库做某些事情，数据湖做其他事情？

Ali Ghodsi： 我将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人们把这说成是零和博弈，但你认为谷歌云会淘汰AWS和微软云，还是AWS会淘汰其他云？没有人这么认为，对吧。他们会共存，都将获得成功。

数据空间是巨大的。将会有很多供应商参与其中。我认为Snowflake将获得成功，他们现在有一个伟大的数据仓库，可能是市场上最好的数据仓库。而它肯定会与Databricks共存。事实上，Databricks与Snowflake共存于可能70%的客户中。我认为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人们将使用数据仓库进行商业智能。

但是，如果长期来看，我认为数据湖的范式将获胜。为什么？因为数据太重要了，人们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些数据湖中，而且更多的数据正在进入数据湖中。公有云计算供应商也有动力推动更多的动力让人们把数据存到他们的数据湖中，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既得利益。因此，任何使其真正有价值的解决方案，都将是未来的趋势。所以，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将倾向于这种数据湖的范式。

为什么Databricks能够不断产出创新产品？

Matt Turck： 我想了解你的产品和工程团队是如何组织的？对于一家公司，能够在第一个产品成功的基础上做第二个产品是非常罕见的。但在这里，我们正在谈论，如何成功的做出三个、四个、五个不同的产品。你的公司是如何管理好团队组织结构和其他资源，以不断创新？

Ali Ghodsi： 我们从创立Databricks时，就在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想靠一个单一的产品生存。当我们有了Spark，却并没有把它当成公司的名字，因为如果Spark变得落后了，我们就会把它迭代掉，然后继续向前，我们想不断找到数据的最佳答案。那么如何不断的有创新产品出现？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把创新和现有的现金流业务分开。

有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好书，叫Zone To Win。书中谈到，当你创造出一些新东西时，你需要快速迭代。你需要让工程师直接与客户交谈，甚至不一定要让产品经理来做，快速的创新迭代是最要紧的。而在在企业端，你需要一个慢得多的周期来迭代。

另外，所有的工程和产品团队组织被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专注于企业客户需要的东西：加密，安全，认证，稳定性等。另一部分则专注于创新，而且你应该把这些分开，分别的投入资源，否则前者（企业那部分）将得到所有的资源。你会倾向于不断地建立那些扩大你的TAM的东西。TAM扩展实际上是安全能力，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创新。

我认为，有些公司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AWS，它不是一招鲜，亚马逊本身也不是一招鲜，它不断有新的创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公司也是这样的，因此取名为Databricks。

Matt Turck： MLflow Delta Lake, Koalas。这属于创新阵营还是商业阵营的子层？

Ali Ghodsi： 这些都是创新阵营。当然，其中一些项目，当他们不那么创新的时候，像Spark，会转移到维护方面，我们通常也会移动核心人员。因此，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或同一拨人在不断地进行创新。我们试图培养更多的创新者，但我们试图把那种已经真正有诀窍破解从0到1的人转移到下一个问题，然后把现有的项目移交给其他人去运行，比方说Spark，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项目。

当我们把已经创造出东西的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创造下一个东西，对于一个优秀人才，获得这种责任是一个很大的职业提升。而我们也会发现谁是擅长从0到1人。我们实际上是在做实验，给研发部门的人一个机会去试验从0到1的东西，他们并不总是成功。这需要几次尝试，直到他们成为真正擅长的人。所以你必须慎重考虑这种高失败的策略。

开源的商业模式，有何优越性？

Matt Turck： 如果你今天要再开一家企业软件公司，你会先去开源代码吗？

Ali Ghodsi： 是的，我认为它很优越。我认为如果你从进化的角度来考虑，它在进化上比以前的商业模式要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任何专有的软件公司都是成熟的，可以被开源的竞争者破坏。因此，任何专有的东西都可以立即被颠覆，就像Windows被Linux颠覆一样。我的意思是，那是最先进的东西，是真正复杂的技术操作系统，对吗？你不会认为大学里的某个家伙会发明，然后成为工业的标准。任何专有软件都是成熟的，可以进行这样的颠覆。问题是，你能靠它赚钱吗？在红帽和所有这些做支持网络服务的公司之前，这真的很难，直到AWS破解了商业模式的密码。

商业模式是我们为你运行软件，你从我们这里租用它。这是一个优越的商业模式，因为你实际上可以拥有大量的IP，这是很难复制的。所以我认为我创办的下一家公司将是这样的。如果你要问我，我的下一次创业会在哪个领域开始，我会在人工智能方面做什么？我会认为我们现在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还很浅层，尤其是操作性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未来将会被嵌入到各个地方。我知道这很老套。马克·安德森说，软件正在吞噬世界。我们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吞噬所有的软件。你拥有的任何软件，人工智能都会悄悄进入，就像软件悄悄进入你的 汽车 、冰箱和恒温器一样。所以这真的是早期的事情，我认为任何加入或创办人工智能领域公司的人，他们还在早期，他们有机会创办下一个谷歌。所以这就是我想做的。

Matt Turck： 我们谈到了开源，也继续谈进入市场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作为一个非常晚期的创业公司。开源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你们进入市场的策略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你们如何分配BDR小组与AE的工作，让他们协作而不是互相拖后腿？

Ali Ghodsi： Databricks是混合模式，我们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在同一时间结合。一开始我们是自下而上，但是也会做自上而下的事情。我们有BDRs和SDRs。这是一个从市场营销开始的筛选器。

Databricks社区版是完全免费的，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永远不需要付钱，而且有完整的功能。但是从这里产生的线索会导入到SDR。因此，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我们一半的线索来自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开源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引擎。

现在，我们也有传统的企业销售动作，比如给CIO递名片，一对一的交流，但发生的情况是，开发人员在这些组织中也变得越来越强大。例如，CIO说，我与Databricks的CEO进行了一次很好的谈话，我正在 探索 这项技术，但我担心，这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吗？那家公司的听众中会有人说，是的，我使用社区版。我们不需要做6个月的POC。我认识这些人，他们真的非常好，或者我认识他们，他们来自伯克利。我已经使用了这些技术。我去参加了一些聚会等。

因此，这有助于证实用例，你可以消除整个POC，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而不是像10-20年前那样，一个销售人员进来，解释这个软件有多棒，但你不能相信他们。因此你就必须去做POC，然后去花时间检验这个软件是不是真的有用。我们不必这样做，我们可以穿过所有这些层次。因此，我们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而这两方面对于Databricks的成功都是非常必要的。

从创业公司到超级独角兽，

领导者的修炼之路

Matt Turck： 你已经把一家小型创业公司带成了超级独角兽，很快还会上市。你是如何让自己完成角色转变的，从一个讲愿景，讲故事的人，变成管理一个全球组织？

Ali Ghodsi： 其实就是如何找到你可以信任的具有领导力的帮手，并和他们建立更深的信任。我可以把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而公司能够继续正常运行。我有运行良好的销售团队，市场营销团队，工程团队，我却不需要自己直接参与其中，因为我找到了适合领导这些部门的领导者，并且花了很多时间与他们建立起信任。

这是你在早期就要开始准备的事情，早期时，你的组织规模小，你可以参与到每个环节，如臂使指。但是当团队规模扩展到150-200人直到超过邓巴数。你会感觉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因此你必须找到可以信任的正确的领导人，而且要找到自己与组织沟通的方法，因为现在不是直接沟通，而是通过领导层间接沟通，所以帮助你与团队组织沟通的人就特别重要。

Matt Turck： 你如何找到他们？你是偏向在内部提拔人才，还是从外部引入已经获得成功的高管，哪一个效果更好？你是如何处理的？

Ali Ghodsi： 要找到与公司文化相适应的、你能与之建立强大信任的高管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不应该排除任何选项。如果能够从内部提拔人，那很好，但是如果只是内部晋升，你就不能获得市场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可能是超级有价值的。

如果我们寻找外部的高管，他必须经历过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有实战的经验。不是说他必须从零开始创建一个估值几百亿的公司，而是建立和操作过这种阶段公司的工程等相应部门，他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有第一性思考，有自己的沉淀。我认为能力和智商还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看起来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对与我，会把它分解成一连串问题：我可以和这个人相处吗？愿意每天花10个小时和他在一起工作么？当事情变得非常棘手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一起去解决问题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花大量时间与这个人相处，然后问自己是否喜欢他们，就像婚姻一样。你可以问他们一些困难的问题，与他们争论或者听取他们的意见，直到确定这就是正确的人。如果你感觉到自己无法和某个人一起好好工作，那他就可能是文化不匹配。

本文编译整理自Matt Turck个人博客，略有删节。

关于阿尔法公社

阿尔法公社（Alpha Startup Fund）是中国领先的早期投资基金，由曾带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许四清和前创新工场联合管理合伙人蒋亚萌在2015年共同创立。

阿尔法公社基金的三大特点是系统化投资、社交化创业者社区运营和重度产业资源加速成长。专注在半导体、企业服务软件、人工智能应用、物联网技术、金融 科技 等 科技 创新领域进行早期投资。目前已经在天使轮投资了包括白山云 科技 、领创集团(Advance Intelligence Group)、Zenlayer、帷幄 科技 、所思 科技 等为数众多的优秀项目。

6. 不及估值一半，头部自动驾驶企业Zoox“卖身”亚马逊

近日，亚马逊官方发表声明称，其已经与Zoox签订了收购协议，这一传闻已久的收购案尘埃落定。虽然亚马逊尚未透露此次收购的具体金额和细节，但是英国《金融时报》称，收购金额超过1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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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自动驾驶领域未来可期。根据瑞银集团的一份报告，到2030年，全球自动驾驶出租车市场的价值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自动驾驶汽车的大规模普及可能会对许多现有行业带来重大提振作用。所以，亚马逊在这个时候“抄底”Zoox，也是对未来前景做出的投资。

就自动驾驶领域而言，2020年将会是充斥着无休止的收购传闻的一年。从自动驾驶头部企业陷入困境到最终被亚马逊收购，这意味着不管是载人还是载物，自动驾驶技术走向成熟仍然长路漫漫，此次疫情势必会加速行业淘汰赛的到来。另一方面，在落地环节，自动驾驶企业除了需要与传统车企或者科技公司合作，以解决产品端问题，在应用场景方面也需要找到相匹配的需求方。

文/孙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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