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审计融资租赁

Ⅰ 地方政府性债务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关系

地方政府性债务范围很广，债务形成的直接主体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含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相关单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只是其中一部分。地方政府与债务的关系也分为以下几种：
（一）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含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相关单位举借，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一是地方政府债券、国债转贷、外债转贷、农业综合开发借款、其他财政转贷债务中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二是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举借、拖欠或以回购（BT）等方式形成的债务中，确定由财政资金（不含车辆通行费、学费等收入）偿还的债务。三是地方政府粮食企业和供销企业政策性挂账。
（二）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指因地方政府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时，政府负有连带偿债责任的债务。一是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举借，确定以债务单位事业收入（含学费、住宿费等教育收费收入）、经营收入（含车辆通行费收入）等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的债务。二是地方政府举借，以非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视同政府担保债务。
（三）地方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是指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和公用事业单位为公益性项目举借，由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未提供担保的债务（不含拖欠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政府在法律上对该类债务不承担偿债责任，但当债务人出现债务危机时，政府可能需要承担救助责任。
（四）通过新的举债主体和举债方式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即在2011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1〕6号）规定的上述三类债务范围之外，通过新的举债主体和举债方式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一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其他单位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且由非财政资金偿还的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二是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和公用事业单位通过融资租赁、集资、回购（BT）、垫资施工、延期付款或拖欠等新的方式形成，用于非市场化方式运营的公益性项目，由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及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未提供担保的其他相关债务。三是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不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等新的举债主体，通过举借、融资租赁、集资、回购（BT）、垫资施工、延期付款或拖欠等方式形成的，用于公益性项目，由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及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未提供担保的其他相关债务。

Ⅱ 地方债务的风险特征和化解对策

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隐藏性债务：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包括债务融资平台、城投公司等，这些债务通常被称为“隐性债务”。由于这些债务不在财政预算中显示，因此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控制。
高杠杆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债务水平高，而且大部分债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投资项目，资产回报期较长，这可能会增加地方政府还债的风险。
地方经济下行风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税收等，这些收入可能会受到地方经济下行的影响。当经济下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能会下降，这将使地方政府难以偿还债务。
为了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完善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面、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机制，包括制定债务管理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债务审计等。
加强风险评估：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估和监测，及时发现潜在风险，避免风险向更大的方向发展。
推动市场化债转股：通过市场化方式将地方政府债务转化为股权，缓解债务压力，同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提高财政收入：通过扩大财政收入渠道，增加地方政府猛春的财政收入，降做键低债务压力。
加强投资监管：加强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和监管，确保投枝胡耐资项目能够带来可持续的经济效益，降低债务风险。

Ⅲ 如何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发挥市场机制约束地方政府之手
报告建议，将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所必须举借的短期债务，通过发债的办法转换为长期债务，从而与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收益的长期性相匹配，化解借新债还旧债或依赖土地收益还债的风险。
具体而言，市场约束与行政监管要互为补充。控制地方债务规模不合理扩张，中央政府可以对地方政府的借款实行必要控制，包括按年度或月份进行借款总额控制、禁止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借款、对地方政府的借款进行审查和监督、禁止违规担保等。除了直接控制，中央政府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对地方债务操作进行合理的规则管理。主要管理指标包括地方财政赤字上限、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指数、地方债务累积上限、地方公共支出水平等。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可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发行理财产品、BT（建设—移交）、垫资施工等很多隐蔽办法规避中央政府债务约束，单纯的直接管制效果并不显著。
这就决定了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管制不是万全之法。何况，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资金的贷出者会通过借贷利率和借贷数量来对借款人进行约束，没有持久收入支持的负债不会系统性存在。有效利用市场约束是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方面。这要求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地方政府必须是独立、自由、开放的，地方政府无法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管制或者干预把自己置于借款人的优先地位，中央政府不会为地方政府债务提供现实或隐性的担保。地方政府在出资范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实现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内部化。

Ⅳ 地方政府 化解债务怎么搞的新花样

202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又一批信用风险事件的爆发，市场对债务化解工作高度关注。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的弱资质城投企业，曾经激进扩张的高杠杆房地产企业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再融资压力。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时处置一批重大金融风险隐患。”

从理论上来看，化解债务的方式包括债务偿还、债务重组、债务置换、债务转移、债务消灭等。1、债务偿还方式，要求有足够的资金。新增资金要么来自经营流入、资产变现或再融资。而对于融资困难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没钱。2、债务重组，即与债权人进行商量，通过削债、展期、利率调整等方式改变债务支付约定。债务重组经常遭到债权人的反对，尤其是削债等手段，根本无法通过债委会表决。3、而债务置换，要求具备一定的再融资能力，能够将短期债务置换成长期债务甚至是永续债务、高息债务置换成低息甚至无息债务。通过拉长时间来缓解短期偿债压力。4、债务转移，将偿债主体由偿还困难的A换成能够偿还的B，降低A的债务压力和负债率。5、债务消灭，要么将债务直接灭失，比如破产重整或清算，要么就是债务转换成权益，不需要偿还。

而实际上主要的化债手段包括还钱、展期、削债、置换、转股、破产等。转股是近几年很流行的方式，新一轮债转股2016年重新启动以来，四大AMC和各地方AMC、各银行系AIC已经有很多案例实践。虽然破产方式化债最为彻底，但是破产周期较长，流程复杂，债权人损失也最大，也是债权人最为抗拒的方式。它也可能对于区域信用有较大的消极影响。比如辽宁省频发的违约事件包括华晨 汽车 、沈机床、沈公用违约事件对于当地债券再融资影响很大。

那么近些年地方政府有哪些化债新手段呢？

2019年10月18日，贵州省金融副省长带队（包括贵州省水投、遵义道桥、遵义交旅及贵安开投）前往上交所举行债券投资人恳谈会及路演，对于当地城投公司再融资安排及债务化解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明确表态。贵州省将确保全省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如期兑付，支持贵州省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融资担保公司”）为全省公开市场债券发行提供担保增信，同时设立了注册资本金为600亿元的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国资公司”）。省国资公司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600亿元，实收资本100亿元，由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贵州金控集团”）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为贵州省财政厅。未来贵州金控集团将积极助力全省各市县化解政府隐性债务。

2020年9月15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会议通过控股子公司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的议案；2020年9月16日，茅台集团宣布拟发行150亿元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贵州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12月25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茅台集团拟将其持有的贵州茅台5024万股（占贵州茅台总股本的4%）无偿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国资公司”），根据过户日收盘价计算，该部分股权市值587.48亿元。

2021年3月11日，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告，贵州省国资委将所持贵州高速集团10%股权无偿划转给贵州金控集团。工商变更完成后，贵州国资委持有贵州高速集团75.27%的股权，贵州茅台集团持有贵州高速集团14.74%的股权，贵州金控持有贵州高速集团10%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日为2021年3月9日。

茅台化债的核心，是利用“贵州茅台”这一优质资产来化解债务风险。既可以是把茅台股票注入融资主体，提高其资产质量，也可以直接由贵州茅台来替代融资，而后将资金提供给关联公司，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当前越来越多的区域开始将白酒企业股权进行划转也是同样道理。这一手段不仅可用于化债，也可用于充实社保等。

2021年3月2日，天域生态（603717.SH）公告，与新蒲发展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新蒲发展公司以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11,000万元（19新蒲03期债券（债券代码162347）债券抵付同等金额的应付公司工程款。天域生态在债券持有期间，既不行使回售权，也不得以非公允价值转让债券。天域生态以工程款欠款认购云南信托相关产品，并指定用于投资债券。

通过金融资产化债，工程企业拿到了更有保证的金融债权，对于工程企业更有保障性。当然在破产清算中，工程款在偿付中属于优先类债权，而金融债权属于普通债权。而城投公司则将经营性应付账款转为金融负债，对于城投公司债务结构并无实质改善，估计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吧。

2017年，山西交通政府性债务规模超过2000亿元，且总体债务成本高、期限短、非标比例大，涉及金融机构众多，尤其自2018年开始进入还贷高峰期，地方债务风险巨大。山西省政府在通盘考虑之后，决定整合高速资产、组建山西交控集团。在2017年7月获批筹建之后，山西交控集团于2017年11月便挂牌成立，注册资本500亿元，并同时资产整合、债务重组两件大事。

资产整合方面，加快对山西路桥集团等划转资产的整合，将从山西交通厅划转的34家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公司重新整合为16个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分公司，整合资产规模达4000亿元左右，并一举成为除国投公司外山西规模最大的省属重点国企。山西交控集团还对全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多措并举提高综合收益。山西财政还对山西交控集团分年分批进行大规模注资，尽快完成500亿元注册资本金确认工作，大幅改善了山西交控整体负债状况和市场融资能力。

债务重组方面，在山西交控正式挂牌之后，山西省便通过召开债权人大会等方式，着手将高速公路债务主体变更至山西交控集团，加快完成政府性债务向集团的平移工作。同时与各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谈判，最终于2018年12月与国开行牵头，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等参团的银团正式签订了《银团贷款协议》，债务重组规模最终达到2607亿元左右，每年将因此可减少利息支出30亿元左右。至此，山西高速公路高成本债务基本得以置换，消除了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从而成为2018年全国高速公路债务化解的成功案例。

2020年9月29日，为发挥山西省能源企业产业集群优势，提高集中度，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取得重大突破，山西省委决定对山西省属煤炭企业进行深度改革重组，组建晋能控股集团。10月30日，晋能控股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新成立的晋能控股集团注册资本500亿元，资产总额1.1万亿元，职工47.3万人，煤炭产能近4亿吨，电力装机3800万千瓦，注册地在山西大同，下设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电力集团、装备制造集团、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研究院公司、财务公司6个子公司。集团将聚焦煤炭、电力、装备制造三大领域，重点做优煤炭产业、做强电力产业、做大高端化智能化装备制造业，真正实现优势真优、优势更优、优势常优。后续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阳新材料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原阳煤集团）相关资产也将陆续被整合。

受永煤债券违约和冀中能源展期事件影响，债券二级市场信心受挫。2021年2月24日至3月2日，山西煤企债券在二级市场出现抛售情况，多笔挂单价格低于80元。2021年3月5日，新闻媒体报道，山西省级层面正组织有关金融单位，酝酿建立省属煤企折价债券回购长效机制，以有效应对二级市场债券价格异动，维护省属煤企债券价格稳定，相关方案已形成初稿。

折价债券回购实属山西应对违约压力的无奈之举。债券二级市场收益率高企，债券一级发行遇阻，甚至有消息称煤企已经转向了银行贷款和非标融资。虽然山西一直强调“自2016年以来，山西省属企业7000多亿元债券全部按期兑付，没有出现一笔违约。目前，山西煤炭产量创 历史 新高，煤价高位运行，特别是改革重组以后，山西煤企资产负债率持续降低，质量效益提升，发生债券违约可能性不大。”但市场信心并没有那么快恢复。

虽然折价回购债券至少给了市场一定的信心，但实际效果可能还要大打折扣。对于民企来说，只要自己能还钱，折价回购债券能大幅赚取价差收益，降低融资费用，因此民企很有动力去搞回购。比如3月1日，阳光100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阳光100中国”）公告，阳光100中国已于公开市场回购并注销2018年发行的本金总额为7.5亿港元2023年到期的可转换债券。还有很多民企股东在转债发行时搞短线交易也是如此。

但是对于国企来说，债券回购的出发点和收益都没问题，但是在国资国企的治理中始终面临着激励约束不相容的问题。债券回购具体实施中面临着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谁来回购，是煤企自己回购，还是省属其他公司回购，或者省属企业交叉回购？资金怎么来，很多煤企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偿债压力，哪里有钱来进行回购？回购债券的收益怎么处理，是自己留存还是上缴省财政，是否构成企业当年的利润贡献，是否算做当年的利润考核？还有如果购买的债券主体最终违约了，这笔亏损怎么处理？操作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应着“三重一大”事项的审批决策，晋能控股集团可能都没有自主权，只能是山西国资甚至山西省委省政府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解决。

2021年3月5日，一份名为《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评级相关事宜的函》在市场广为流传。因此市场传言，云投集团拟出售康旅控股44.9%的股权给另一家国有企业，本次股权出售由云南省国资委主导，试图缓解其短期流动性问题。截至2020年末，云投集团合并总资产超4780亿元，净资产超1680亿元，收入超1780亿元，是云南资产规模最大的综合类投资控股企业。根据统计，目前云投集团存续债券44只，存续规模544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债券规模有244.3亿元，集中兑付压力较大。2021年2月24日，云南省财政厅向云投集团现金注资10亿元，以增强云投集团资本实力。

云南康旅控股集团2020年10月挂牌成立，前身为云南城投集团。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云南康旅集团总资产2756.33亿元，总负债2175.45亿元，其中流动负债1266.36亿元，应付债券254.74亿元，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76.18%。未来1年内到期债券188.88亿元，公司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偿付压力。2021年2月24日，云南康旅集团将持有的闻泰 科技 （600745.SH）2652万股流通股协议转让云南工投集团，名义转让价款20.67亿元，实际该笔金额为云南工投集团给云南城投集团的借款本息，因此更像是资产变卖“以股抵债”。

2019年云南城投集团引入保利集团无果后，2020年5月，云南省国资委将持有的康旅控股部分股权注入云投集团。云南省政府曾表示，云南将推动全省康旅资源和股权向康旅集团“应注尽注”，同时通过资产重组、注资增信全力支持康旅集团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助力云南打造世界一流“ 健康 生活目的地”。截至目前，云南省国资委、云投集团分别持有康旅控股46.73%和44.92%的股份。

整体来看，不论是云投集团还是云南康旅集团短期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债券偿付压力。当前云投集团境内债成交收益率达到了19.16%（52D），美元债收益率31.82%(358D)；云南康旅集团境内债成交收益率76.91%（80D）,美元债收益率120.42%（1.07Y）。高企的收益率已经反映了市场对其信用违约的巨大担忧。

实际上在2020年6月，云南国资委就发文对省属国企债务进行清理。根据云南国资委发布的批示《关于省属企业到期债务情况的报告》，要求所有省属国企必须牢记严控新增债务，并且所有高于6.5%利率的债务，特别是大于7%的必须“千方百计换掉，并严禁再有类似”。严控新增债务方面，文件点名了云投集团、云南城投、云南建投、云天化四家省属国企。文件还要求，所有信托、资管及其他类的都要全部置换或还掉;所有省国企之间今后严禁相互借款、担保、更不能向私企借款担保，违者依规严处。

2020年3月，江苏盐城市发文《关于报送成本8%以上债务融资清退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称，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3月20日在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指挥部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要求，请各市属企业迅速开展融资情况自查自纠工作，并制定成本8%以上融资清退工作方案，清退工作原则上要在202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2020年4月2日，江苏省泰州市财政局、国资委签发《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金出借、融资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市级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6%以内，各市(区)级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7%以内，各市(区)下属园区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8%以内”。

2002年4月，江苏省常州市有关部门就管控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征求意见，提出市级年内对7%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辖市区年内对8%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并明确2020年新增各类融资的成本红线。另外，市级国有平台公司原则上不得使用信托、融资租赁方式新增融资。在融资环境紧张时，经报备，可以适度采取信托、融资租赁方式作为除隐性债务接续之外的存量债务周转融资，但新增融资比例不得超过全年新增融资余额的5%;新增融资工具按最高不得超过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15%控制。

而2019年的“镇江模式”，其主要设想是引入国开行的长期低息贷款，通过低成本的贷款置换区域内高成本的负债。其逻辑也是债务置换。

对2018年以来各地154个化债方案进行了统计分类。

笼统的计划（80个），方案只有纲领性和方向性的意见，没有可以落地执行的具体做法。如披露的方案为“统筹资金，偿还一批；债务置换，展期一批；项目运营，消化一批；引入资本，转换一批。”

有明确的计划（18个）。此类方案尽管仍然没有落地执行，但已经明确了具体应该如何去做，或统计披露了每种手段或每年应该化解的隐性债务规模。如重庆市合川区表示，10年化解155.51亿隐性债务，其中债务置换、借新还旧及展期61.52亿元。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表示要协调国开行帮助化解保障房、青城资本等公司债务，进一步拉长债务期限和降低贷款利率，减缓近三年偿债压力。

处于执行阶段的方案（56个）。有一部分方案是当地政府总结上一阶段的化债结果，或者是正在落地的化债举措，我们将这一类统一划分为“处于执行阶段的方案”。如江西省上饶市经开区在2019年财政决算中说明，该经开区“通过预算安排偿还资金0.5亿元，通过公司经营性收入偿还2亿元，圆满完成当年（2019年）化解任务。”再如浙江省温州市“在全省首创政府存量隐性债务降成本置换新模式，首单10亿元债务节约利息成本2300万元。目前通过该模式已完成置换58.46亿元，节约利息费用2.6亿元。”

整体来看，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是比较主流的方式。2019年来广泛关注的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已经搞了两轮，试点县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这些债务压力巨大的弱资质区域。从宁夏永宁县建制县试点的案例看，第二轮建制县试点利用剩余地方债限额或新增限额发行再融资置换15年开始形成的隐性债务，突破了隐性债务不得置换的约束。整体看地方债置换隐性债务将会是长效机制，但受到法定债务率和限额空间的双重约束，规模不会很大。

而债务重组一般都需要更强资质主体的增信措施。比如2020年9月，河北建投集团牵头组建了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有限责任公司，并联合省内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单位，共同发起设立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基金，基金总规模300亿元。主要面向省属国有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的债券，采取“应急+增信”两种手段提供信用保障支持。该方式有点类似贵州省成立省融资担保公司，目的还是通过增信措施提升区域信用水平。当然债务重组能解决一时问题，能否解决根本问题还不确定。

2021年3月6日，财政部网站发布《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文件再次强调“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做到‘家的孩子谁抱’”。而实际上“中央不救助原则” 早在2014年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就已经提出，并在历次重要 财经 会议文件中都有所提及。官方也一直表态“消灭隐性债务”。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站中央的角度，要避免道德风险，肯定得表态不救助。但是从地方政府既有财力和资源来看，短期内全部偿还现有的隐性债务并不现实，除非对大部分债务变性（转经营性债务的标准放宽），或通过违约出清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简单粗暴地解决政府债务可能会引发很多不可控的后果。而且地方政府债务实际上是 历史 遗留问题，是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称多年累积的结果。毕竟多数城投公司的借贷资金最终用于建设对全 社会 有正外部性的民生项目。

更加现实的选择就是“严禁增量”和 “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胀来实现全 社会 分担。今年人大报告也特意提出“落实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就是希望从央地关系改革入手扭转全局。但首要就是保证城投公司把债务滚下去，只要能活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主流的“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实际上也是寄希望拉长久期来减轻偿债压力。从这个角度，“城投信仰”有其合理性。

还有很多市场人士提出城投平台整合与市场化转型的问题。即一方面加强存量城投债务管理，整合区域内的城投平台，集中最优势的资源去获取投资者的认可，同时降低再融资成本、提高再融资效率，稳住城投企业现有的债务规模。另一方面，通过股权划转、资产注入等多种方式对优质城投平台进行资产整合，促进其向产业平台进行转化，以产业为基础提升再融资能力。

整体思路没有问题，欠缺的就是时间。必须认识到城投平台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还在继续推进，城投市场化转型短期内很难有明显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些决策不当的“毒瘤”项目，不但建设成本高企，而且建成后现金流差，还需要持续维护投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这种 历史 包袱不是想甩就能甩的。

以市场高度担心的同煤集团为例，大同煤矿养着16万职工，算上家属和上下游，大同市内靠同煤生活的人超过80万人。建国初期就成立的大同矿务局曾承担着大同市内巨大的 社会 责任，从修路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到“三供一业”，费用都需要他们承担。即使企业办 社会 已经逐步退出了，但是那些关联企业员工还需要同煤去消化。这也是很多高成本老矿区还得继续维持运营的原因。煤炭电力行业很多老厂都因为这个原因连续持续亏损，比如大唐集团保定热电厂、国家能源集团大雁公司。未来某些城投企业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总结来看，债务化解工作任重道远，绝非朝夕能够完成。短期，保证融资困难企业的再融资能力；中期，通过资产整合股权划转等各种方式，提升资产质量，降低融资成本；长期，进行市场化转型，提升自身经营和造血能力，改善自身现金流。三者紧密关联，不可或缺。

Ⅳ 融资租赁到底有多强大城投都要依赖它了

城投平台“联姻”融资租赁，最大的意义便是降低负债率。

通过租赁代替部分贷款，曲线从银行获取资金，以缓解城投项目的资金难题和债务风险。

但城投项目普遍周期长、投资大、回报慢，以至于资金收入与支出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问题；且总体上依附于 *** ，政策变化直接牵动违约率，这些都是融资租赁不得不面临的风险。

城投平台因 *** 融资而生，但在强监管、紧融资及“去 *** 化”的背景下，城投平台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特别是银行、信托等融资渠道受阻，城投平台不得不寻找新的融资出路。

业界称，今年城投平台的融资压力非常明显，“目标是能够先借到钱，成本已经不是最主要考虑的问题。”于是，资产出表、资金到账快、成本较高的融资租赁成为城投平台的“座上宾”。

成本走高

2014年以来，国家接连发文规范城投融资平台，一方面试图剥离融资平台信用与地方 *** 信用关系，使融资平台走向市场化；另一方面禁止 *** 机构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或相关土地抵押，以期遏制地方 *** 隐性债务增量，化解地方债风险。

不过业界分析，尽管“去 *** 化”是大势所趋，但城投平台的地位短期内难以取代。

在监管和融资环境趋紧的背景下，部分财政实力较弱的平台可能出现流动性紧缩问题，“找钱”依然是各家城投平台的头等大事。

以往，城投平台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发债获取建设资金，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对融资租赁其实并不待见。

但眼下，地方债务风险逐渐暴露，银行授信渠道受阻，“找到一家能通过立项并且有钱放款的租赁公司就谢天谢地了。”

与此同时，融资租赁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融资租赁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就算有一部分自有资金，也不可能全部用到城投平台上。”上海一家融资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银行对城投平台授信约束同样传导到了融资租赁行业，租赁公司会对城投平台挑挑拣拣，从原来的县级往市级甚至省级走，并设有GDP等指标要求。

“2017年以来，城投平台融资成本一直在走高，要求也更加严格。”华东地区的一位信托公司负责人称，根据项目评级不同，主体评级AA和债项评级AAA的平台融资成本相对低些，其他项目融资成本都比较高，有些地方国有资本追求高收益，忽视高风险，这类信用风险较大、历史违约率较高的地方城投平台已被公司列入了禁止融资黑名单。

前述融资租赁负责人告诉租余信新金融记者，城投项目利率主要是根据银行给融资租赁的授信利率水平而定，银行给金融租赁的贷款利率通常在4%至6%之间，国有融资租赁在6%至8%，民营融资租赁则在7%以上。

而租赁公司在这个基础上至少会加上4%至6%的利率平衡风险，同时越往西部偏远地区，讨价还价的空间越小，成本更高。

记者注意到，城投平台通过售后回租方式融资的成本比银行贷款、发债、信托方式更高。

具体来看，城投平台获取银行贷款利率在7%左右，但银行已经大幅削减投向城投平台的项目贷款，流动性贷款受限；城投债目前的平均发行票面利率在6%左右，部分地区达到8%；信托贷款的资金成本约8%；而金融租赁的融资成本处于8%至12%区间，其他融资租赁的综合成本一般在10%以上，偏远地区甚至达到14%至16%。

综合来看，城投平台分化明显毁历，一方面西南、西北等偏远区域的城投平台投资人较少；另一方面北上广深等财政实力强劲的城投平台仍受追捧，像上海浦东新区、北京朝阳区等经济条件良好的区域项目，融资租赁公司本身也很难获得。

多渠道增信

我国融资租赁起步晚，但2008年以来发展迅猛，年增速一度高达80%以上。

据中国租赁联盟和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不含单一项目公司、分公司、SPV公司和收购海外的公司）总数约为9090家，同比增长27.4%；合同余额约为606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7%。

作为融资融物的典型行业，融资租赁以设备租赁、直接租赁起家，产融结合优势明显，但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售后回租等“类信贷”模式盛行。

这种模式下，融资租赁企业主要赚取利差收益，而非服务和管理收益。

业界称，该模式下的企业得到资金后存在被挪用风险，对交易双方造成损失。

受访人士称，目前融资租赁公司和城投平台合作项目几乎都是售后回租模式，很少直接租赁，其中银行系金融租赁的城投项目约占其业务总量的弊轮20%至30%。

目前来看，城投项目新募集的资金大部分还是偿还到期负债。

事实上，城投平台“联姻”融资租赁，最大的意义便是降低负债率。

通过融资租赁代替部分贷款，曲线从银行获取资金，以缓解城投项目的资金难题和债务风险。

但城投项目普遍周期长、投资大、回报慢，以至于资金收入与支出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问题，靠借新还旧维系流动性；加上城投平台总体上依附于 *** ，政策变化直接牵动违约率，这些都是融资租赁不得不面临的风险。

“城投平台通常代表 *** 进行市场融资，一旦出现违约，其所对应的污水管网、河道、绿化等租赁标的物根本无法处置与变现，走法律程序与社会曝光也很难起作用，且费时费力，而租赁公司投放的资金一般来自银行，还款压力持续存在。”在睿悦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之庠看来，为降低风险，融资租赁经手的城投项目大多引入了担保机制，小平台融资时必须要有大平台做担保，比如一个县级平台融资+市级平台来担保，同时还有设备抵押、土地抵押等增信措施。

今年2月，发改委、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严格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业内称“194号文”），提出严禁申报企业以各种名义要求或接受地方 *** 及其所属部门为其市场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或承担偿债责任等要求。

这意味着， *** 不再为城投项目兜底，城投平台应建立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

业界分析，194号文出台后，城投平台企业债融资难度加大，发行利率抬升，融资租赁作为替代渠道有望成为城投项目的“救命稻草”。

Ⅵ 审计署揪出154亿隐性地方债近半在哪里

审计署揪出154亿隐性地方债， 近半在邵阳。

也就是说，此次审计署查出的邵阳城投违规举债金额（72.33亿元），相当于邵阳市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7%，政府债务余额的46.8%。对于这笔隐性地方债务的整改问题，赵全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邵阳城投可以用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替换公益性资产，用以偿还债务。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郑春荣认为，以公益性资产融资的举债行为，大部分人寄希望于未来收入大幅增长，但大部分偿债资金并不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邵阳市政府官网显示，2018年4月11日，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就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进行专题调度。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强债务风险管控的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制定化解债务风险规划方案、债务偿还年度计划应急预案及落实情况汇报；关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清理整顿，改革转型的有关情况汇报等。会议要求，强化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积极稳妥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