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融资租赁

① 上海易鑫套路贷被公安立案咋回事易鑫集团正规吗

上海易鑫套路贷被公安立案事件起因是马某在易鑫公司签订了《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编号为1904-1475633)，涉案金额万元，后因车辆未在马某处以及合同签订地点与实际不符等原因，遭遇套路贷到沈阳市铁西区贵和派出所报警，2019年5月20日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已经立案。
易鑫集团是成立于2014年11月的互联网汽车金融交易平台，主要通过自营融资和平台助贷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购买新车和二手车的融资服务。不过易鑫集团的风评并不好，就像上述易鑫被沈阳警方立案一样，易鑫近几年一直深陷各种负面风波中，有很多易鑫用户反映，因为签约时办理人员的误导，原以为是贷款买车却变成了融资租赁，付了钱车却不是自己的，最后导致钱财两空。
据了解，易鑫被多次报道涉及道路贷、并且在聚投诉、黑猫投诉等很多的投诉平台上都有大量投诉，此外在聚投诉上，关于易鑫集团的投诉帖高达330个，投诉内容主要为砍头息、高利贷、暴力催收等。 用户钱先生投诉称，其在易鑫办理汽车抵押贷款，当时申请金额69000元，分36期每期还款2922元，已还款12期，现要求提前结清;结果客服告知还需还款62594元，并告知借款80334元，是典型阴阳合同。
不少人都觉得易鑫车贷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像贷款套路、高利贷、砍头息、合同纠纷等等。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实力比较好，知名度较高的车贷公司，如果可以的话，选择银行会更有保障些，利息方面也会比较合适些。

② 有哪些有关于互联网金融骗局的事件

随着80、90后对网络的深度应用，互联网投资越来越普遍。俗话说，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一些非法、坑爹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了吸引投资者啥招都往上用了。今天，作为研究员的一姐查了渣浪、度娘排出了目前为止史上最坑爹、最恶心的互联网金融骗局，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1.e租宝事件非法融资500亿，掀起P2P跑路大潮
号称全宇宙最大的互联网+融资租赁平台e租宝，火爆时扛起了国内P2P发展的大旗，吸纳资金额近500亿，牵涉投资人近80万人，客户遍布全国，牛逼到敢助力“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底因设立假标、非法集资被查封，案子震惊全国，80万投资人的资金到现在也没有着落。“臭肉坏了满锅汤”，e租宝事件掀起了P2P的跑路潮。
2.空中巴士骗局刺破互金泡沫
未来某天，可能你正在路上开着车，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从头顶上飘来一片阴影。不要怕，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我们身边有可能真实发生的事情——“神秘的空中巴士终于试运行啦”视频。正当人们为空中巴铁闪亮的科技创新亮瞎眼时，背后饱受争议的华赢凯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浮出水面。华赢凯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早在今年3月就曾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公司中去，而年中却以空中巴士项目融资为投资者设坑。
3.叶问3票房造假引发互联网众筹信任危机
2016年3月，电影业传来《叶问3》票房造假的消息，而有意思的时候，《叶问3》背后居然是一个金融产品，投资方快鹿集团从一开始就预期票房为保证，发行了多支与之相关的基金，还通过苏宁金融众筹平台做了众筹围绕《叶问3》的金融产品还做了各种衍生交易，把P2P，众筹，股市，基金联系到了一起。而一损俱损，票房造假引发连锁效应，快鹿集团随即陷入兑付危机。这件事情让原本就有争议的互联网众筹陷入现任危机。
4.一元购的无底洞骗局
“用一元钱，实现一个梦想”只需要花一元钱，就可以得到丰厚奖品，大到开走宝马、抢购手机，小到百元充值卡加油票，这种好事您相信么?大量互联网公司的一元夺宝游戏，邀请用户一元起投，然后抽幸运者，抽到谁，手机、宝马等大奖就归谁。大量用户越投越上瘾，有的人不知不觉就投了四五十万，还有的人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
专家表示：一元购这种商业模式，看似通过互联网平台在销售商品，而实际上却是打着电商旗号销售中奖机会，也就是类似网络售彩。而去年，国家就已经叫停了网络售彩业务，因而一元购是法律风险较大的商业模式，会破坏交易安全，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云在指尖被查处，引发微商大地震
云在指尖”是做什么的?只听名字很容易想到云计算，其实这是一家微商分销平台，名气还不小。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湖北省咸宁市工商局发布公告称，“云在指尖”涉嫌传销一案已结案，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3950余万元，并处以150万元罚款。微信方面也已将“云在指尖”相关公众账号封号。what?不是说好了可以月入10万、108天买奔驰、6个月买房的吗?! 微商套路深，轻易不要信 !
6.校园借贷逼男大学生吞农药，逼女大学生援交
长春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大一新生，通过校园内的借贷广告，借了一万块钱，结果晚还6天，借贷公司让其还4.2万元，大学生被逼无奈喝农药自杀。女大学生李丽借贷款500块钱，周利息30%，利滚利目前已经欠款5.5万元。李丽还不起拍裸照抵押，借贷公司随后教唆李丽卖初夜、援交还款。
7.昆明泛亚空手套白狼
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在网上销售的产品“日金宝”，用新投资人的钱支付老投资人的利息和收益，不断引诱“接盘侠”，“日金宝”一直维持繁荣的假象，高达430亿元资金正中圈套。昆明泛亚在封闭的有色金属市场内拆东墙补西墙，前期不断引入流动性推高商品价格，后续投资资金难以为继时便即刻崩盘。20余万投资人和300多家机构像当年华尔街的那些富豪俱乐部成员一样深陷泥淖。
8.3M互助金融社区金字塔骗局
MMM互助金融社区打着科技金融的幌子，投资货币可选择人民币与虚拟货币(比特币、摩根币、百川币)，这让它看起来无与伦比的牛逼。不要以为被骗的都是老年人，MMM互助金融社区的受害人主要是熟练操作互联网、网银、第三方支付APP等移动网络设备的年轻人。
而MMM实际上是熟人传销、高返利游戏。它并没有任何实际产品，不对接任何产业，不产生任何现金流，仅通过设立推荐奖、管理奖的方式发展下线，拉亲朋好友入伙。这个暗箱般运作的平台此前已经多次崩盘冻结，由于在国内没有注册实体，服务器安置在国外，公安机关甚至无从介入调查。
9.中晋340亿元兑付危机
2016年4月6日，上海警方对因涉嫌非法吸储和集资诈骗的“中晋系”相关联公司进行查处。截至2016年4月1日，中晋一期基金共募集资金52.6亿元，超计划筹资2.6亿元。而另一项数据则显示，截至2016年2月10日，中晋合伙人的投资总额已突破340亿元，涉及总人次超过13万。
10.鑫琦资产19亿兑付危机
2016年2月，陕西鑫琦资产上海分公司被爆出兑付危机，遭投资人围堵。2月18日，鑫琦资产在官网发布公告，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资产兑付;资产兑付，并协助限期变现;投资人可成立债权人委员会，负责兑付资产。据报道，此案涉及5000位投资人，涉及资金19亿元。投资者反映，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③ 滴滴的顿悟和ofo的见机有何相同

9月26日，ofo抢在摩拜久已疯传的C轮之前拿到了滴滴数千万美元融资，这意味着它终于要驶出校园，在普罗大众中一显身手了，而滴滴在共享单车风口中的厚此薄彼，则另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战略考量。

滴滴手里有多少炮弹一直是个谜。

2012年程维创立滴滴时，起动资金只有支付宝同事—花名老聃的王刚提供的70万人民币，几年来却如《星际迷航》里命硬的“旅行者六号”，不断学习，不断进化，不断逆袭，终于变身吞掉Uber中国的吸金怪兽。

粗略算来，滴滴前后融资几近130亿美元，除去减记的近30亿美元亏损，3亿美元的外部投资，6000人的员工团队以及技术和机器学习方面的大量烧钱，账面现金虽不如滴滴自己公布的105亿美元那么吓人，但至少也有60亿美元之谱。

然而，滴滴在投资上却极为保守。

程维多年来信奉的经营哲学就是依托需求平行扩张产品线，一路杀伐，攻城拔寨，期待的是考拉班车那样身心俱疲后的献身，或是快的、Uber的化敌为友，几年来真正值得一提的投资只有3笔：控股GrabTaxi、Lyft和Ola， 5000万美元联手饿了么以及通过香港子公司在上海设立汽车金融试验田—众富融资租赁。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滴滴看好共享单车，为什么不在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试驾、公交、企业服务、租车之后开出第10条产品线，而是选择投资ofo呢？

因为滴滴有一个判断！

从模式上说，当年的Uber和如今的滴滴都是顺着两条思路开疆拓土，Car sharing（共享） 和Ride Sharing（共乘），后者起源于美国的carpools传统，被Lyft和Uber用互联网发扬光大，它也是交通部新政中特别被授予“豁免权”的创新。滴滴曾对此寄予厚望，在去年中期普华永道出具的报告中，滴滴明确希望拼车预期营收占据30%的份额，但由于拼车被官方限定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半公益性质，平台运营方并没有创造商业价值的空间，为维持活跃度反而要不断投入补贴。

而在Car sharing中，最大的门槛是人。Uber和滴滴已经证明了带司机共享的可行和成功，相比之下，推崇单纯共享车辆，不参与服务环节的RelayRides（已更名Turo）、Getaround及其中国门徒PP租车等却深陷困境，说明作为重资产的汽车，C2C免司机共享的时机还不成熟，滴滴最近起动的租车业务也破例参与了线下运营。

爆红的共享单车是个机会，自行车共享的门槛更低，用户接受度和尝鲜度更高，单车成本已经被摩拜控制在2600元左右，ofo更是低至200元，资产风险大大降低，在国内外都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这使得共享单车有可能先于汽车共享完善起来。

对于滴滴来说，加码已经在校园市场自我验证的ofo风险不高，后者至少有三点吸引力：

1、日均50万订单和7万辆车的规模已经驶上快车道，稍加资本助力即可顺利放飞，从校园到普罗大众，市场的增量可期；

2、与摩拜对骑行体验的漠视不同，信奉“世界需要一辆好骑自行车”的ofo更讨巧，资本和用户的可塑性更强；

3、摩拜热衷于用定制化单车做硬件壁垒，一方面说明它对C2C模式的车辆共享没有兴趣，一方面说明它有纵向撬动产业链的野心，所以ofo显然是更合适的合作伙伴。

此外，随着产品线的不断扩张，事业群架构的滴滴很难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未来或许走雷军的小米模式，用流量入口+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共生化的、邦联式的产品生态，以不断抢占新风口，制衡随时可能突然冒出来的竞争对手。

对ofo的投资或可视为转型的尝试。

与滴滴的结合意味着ofo短期内不必在增量和盈利之间做艰难取舍，也意味着短途出行竞争的白热化，ofo在大出行平台中的使命也越发明晰：

1、如何在快速增量中避免泡沫化和伪需求泛滥

几乎所有共享资源模式早期都用BC两端的双补来释放需求，再用高客单价回补，但代价是平台的泡沫化，伪需求泛滥，而这个早期病灶共享单车是天然免疫的，因为应对的是短时即发需求，非理性行为被压缩到最低空间，而且可替代的竞品不多。

所以ofo冲出校园最关键的不是撬动需求，而是平衡资源与需求之间的变量关系，这在同摩拜的竞争中尤为重要。摩拜在一线城市每300米一辆车的密度显然是从市场态势和成本模式推演而来，以达到在核心区域压缩竞品生存空间，又保证规模化的冲量空间，但这个模式对摩拜的单车成本和产品控制力有很高要求，而OFO早就预留了用C2C共享方式快速获取车源的空间，诉求就比背负着硬件体系的摩拜简单直接。

纵然ofo在短途出行领域对快车有一定冲击，滴滴也势必用流量入口加以支持，因为ofo的GMV想象空间可观。中国号称自行车王国，在产量和绝对保有量上保持世界第一，但人均拥有量和骑行比例并不高。按北京交通委的调查，34%的原因是出行距离太远（北京人均单日出行距离为8.1公里），这也变相说明，共享单车的竞争力体现在如何灵活接驳其他交通工具上，这类需求对于开放C2C共享的OFO会比摩拜更容易满足。

所以ofo的B2C+C2C模式有可能比摩拜跑得更快，在更快增量也更符合滴滴的理念，在专快车市场有重启价格战迹象的今天，这对滴滴的价值不可低估。更重要的是共享单车的成功实践对险些被P2P租车玩死的自驾C2C汽车共享有教育意义，后者以及衍生出的分时租赁差不多是出行领域最后一块处女地。

2、挖掘骑行基因，与摩拜做差异化服务

摩拜坚持定制单车的原因不外二点，一是要推标准化，二是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免维护运营，这就兼顾了自行车厂商、平台运营方的多种角色，有重资产布局产业链的倾向，而ofo由于有车辆共享的基因，车辆拼颜值可能比不过摩拜，但胜在更接近普通用户的审美，也更适合来优化骑行体验。

两家都拼硬件的完善，摩拜的模式是控制风险，渐次扩张规模，同时注意对上游产业链的逆整合；ofo发迹于校园，对车辆方便快捷和骑行体验的强调超过对安全维护的关注，现实竞争环境下，二者的策略都面临变化。摩拜已经示范了如何把自行车做得如坦克般坚固，在成本层面实现了自我验证，剩下的考验是把车变成适合骑行而不是自虐的工具；ofo的任务是在承继校园小清新创新之后，如何应对用户及使用环境的急剧变化。

3、如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培养用户习惯

这是ofo努力的方向，它在校园场景中已经完成初步的业务闭环，但走出校园是否意味着如摩拜般体验让位于安全很值得关注。

据说ofo内部已经形成了两点共识：

一是坚持离人更近的服务理念，这可以理解成无论用户和需求如何变化，ofo都不会改变它“世界需要一辆好骑的自行车”的产品调性。

二是发力完善硬件，摩拜的错误示范有其内在的逻辑，高达10% 的损坏率以及尚不得而知的丢失率不容忽视，ofo在坚持骑行体验的同时，规避摩拜式陷阱，这种尝试无论成败都有重要意义。

所以，无论是滴滴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汽车的破局，还是摩拜、ofo们重燃骑行热情的努力，都值得珍视。共享出行的玩家们需要牢记的仍是那句话：当你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时，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④ 如何看待芝麻信用

芝麻信用，是蚂蚁金服旗下独立的第三方征信机构，通过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客观呈现个人的信用状况，已经在信用卡、消费金融、融资租赁、酒店、租房、出行、婚恋、分类信息、学生服务、公共事业服务等上百个场景为用户、商户提供信用服务。
芝麻信用是依据方方面面的数据而设计的信用体系。
芝麻信用分是芝麻信用对海量信息数据的综合处理和评估，主要包含了用户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人脉关系五个维度。芝麻信用基于阿里巴巴的电商交易数据和蚂蚁金服的互联网金融数据，并与公安网等公共机构以及合作伙伴建立数据合作，与传统征信数据不同，芝麻信用数据涵盖了信用卡还款、网购、转账、理财、水电煤缴费、租房信息、住址搬迁历史、社交关系等等。

⑤ 涉及近70亿元资金、1.3万名投资者，民创“暴雷”何以发生

文｜《 财经 》实习生 徐辰烨

编辑｜鲁伟

又一行业巨头“暴雷”。

7月31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处有关人士证实，公安机关正在对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民创集团）出现的资金兑付等问题进行调查，目前已控制多位公司高管，由于案情复杂，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调查。

民创集团自5月中旬起就无法正常兑付资金，原定于7月20日进行兑付的承诺也未能兑现。据《 财经 》多方了解，截至目前，民创集团未兑付资金规模或接近70亿元，涉及的投资人达1.3万多个。

成立于2014年的民创集团，专注金融、 科技 、产业等多板块业务，是业内知名的银行票据承兑交易公司。民创集团旗下不仅拥有久富、大泰金石两张基金销售牌照，还具有创展保险、腾晟保险两张保险中介牌照和网信证券一张证券牌照，相关资质齐全。在银行票据承兑交易中，民创集团选择与其关联紧密的武汉海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汇通）作担保，产品通过一些地方金交所等正规平台发行。

民创集团“暴雷”，出乎众多投资者预料。

票据理财，主要是围绕承兑汇票的贴现融资业务展开。所谓银行承兑汇票，是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存款人签发，向开户银行申请并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保证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相比于其他理财产品，票据理财具有更高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灵活性。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有星告诉《 财经 》，因以银行的信用作担保，相比于其他产品，银行票据理财产品相对安全。

那么，民创集团的“暴雷”是怎么发生的，钱去哪儿了？

民创集团在今年5月14日的一份公告中，称因疫情冲击，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6月9日，民创集团在一份致“客户与员工”的通知中，再次提及“疫情”因素，称“疫情期间，我司旗下子公司代销的产品出现了兑付延期”。

截至发稿时，《 财经 》未获得民创集团方面对“暴雷”问题的正面回应，拨打公司留下的联系电话，或无人接听，或提示为空号。多位民创集团的员工及投资者向《 财经 》称，该公司实控人在疫情期间涉嫌非法挪用资金是导致“暴雷”的重要原因。有民创集团的员工提供了相关的转账记录，但因其经过马赛克处理，无法判断资金最终流向何处。

目前，民创集团多位高管“失联”。其中，民创集团的重要高管周治疑似出境柬埔寨，至今未归。

7月28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发布公告称，公安机关已于7月9日针对民创集团涉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并已经对胡嘉敏、陈钟海等涉案高管采取强制措施。

截至发稿时，民创集团方面暂无新的资金兑付方案。

未兑付金额近70亿，涉1.3万余名投资者

民创集团2012年发轫于武汉，于2014年6月在深圳注册成立，并同时确定了专注金融、 科技 、产业等多板块业务的战略定位。2015年，其业务向全国拓展，建立了武汉、深圳、长三角、成都和北京五大总部及运营中心，此后快速发展。相比于同类型公司，民创集团将全金融牌照和优质安全的银行承兑汇票底层资产作为其主打卖点。

在业内，民创集团尤为出名的业务是承销金交所发行的、基于底层资产为银行票据收益权的理财产品。在整个过程中，民创集团充当理财产品的承销方，而海汇通是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平台的底层资产端，融资方资提供1.1倍或1.2倍的银行承兑汇票为初始资产做质押，从海汇通借入短期资金，资金来源则是民创集团销售的各类理财产品。民创集团负责销售理财产品，海汇通负责运营，并为产品提供担保。海汇通赚取银行和企业之间票据的利差获得收益，而民创集团作为代销方通过销售分成获利。

多位投资者接受采访时强调，没有料到民创集团的产品会“暴雷”。

颜卓原本投资了其他产品，一位前同事向他推荐了民创集团的产品。他咨询了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了解到银行承兑汇票投资风险较低，收益还算可观，此后又多番打听，确认了这一投资的可靠性。

但因投资数额巨大，颜卓还是慎之又慎，在投资前接受了民创集团的邀请，亲自去资产方海汇通参观。在查验海汇通展示的资金账户，并确认海汇通具有从事票据业务的资质后，他最终决定投资。

刘璐是民创集团一家分公司的员工，同时也是民创集团产品的投资者，她购买了400多万元的产品。据她回忆，在疫情暴发后，民创集团即告知投资者，受疫情的影响，产品将延期兑付。2月4日，民创集团发布公告称，疫情结束后可以进行正常的资金兑付。由于民创集团的资产端在武汉，当时正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投资者也对此表示理解。

4月中旬，随着疫情好转，全国复产复工，因疫情而受到影响的交易开始正常进行，民创集团也承诺将正常兑付。刘璐告诉《 财经 》，一直到5月中旬资金出现状况之前，民创集团完成了约15亿元的兑付。

刘璐看到资金能够正常兑付，并且判断随着疫情结束，投资收益也会更为可观，所以在4月30日又追加了一笔投资。

同为民创集团员工和产品投资者的卢燕也表示，从4月23日起，民创集团开始进行正常的兑付，客户也收到了资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月8日。据她回忆，客户5月8日的投资收益能够正常收到，但从5月9日起再没有任何收益。

5月11日，民创集团发布公告称，因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的暂时影响，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全体员工4月份工资调整至该月底前发放。这一通知引发了员工的警觉，大家开始怀疑民创集团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同在5月11日这一天，民创集团向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区派出所、南山区金融办等机构提交申请书，称因受疫情影响，其代销的基金和金交产品会出现延期兑付的问题，可能“引发投资者不理性行为的出现”，并希望派出所和金融办能够“予以协助，出面维稳”。

多位投资人及民创集团内部人士向《 财经 》透露，公司未兑付的金额接近70亿元，涉及的投资者1.3万余名。不过，具体金额及投资者人数有待官方正式披露。

5月15日，民创集团发布《客户到期资金兑付细则》称：“自2020年6月中旬开始，产品发行人将逐步恢复兑付产品预期收益总月付、季付的到期收益，自7月20日开始、逐步恢复到期客户的本金兑付，8月20日-8月30日，兑付全部延期产品的收益。”

然而7月20日时间点已过，民创集团给出的本金兑付方案并没有得到执行。

7月初，民创集团还制定了《资产转让抵偿协议》，该协议提及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四川盛邦）的资产将抵偿给签署协议的投资人。然而，对于这份协议，众多投资者认为这是一种债务转移协议，所以拒绝签署。此事最后在全国各地员工和投资人的抵制下不了了之。

截至目前，民创集团仍未有明确方案解决资金兑付问题。

实控人已离境，非法挪用60多亿元？

企查查显示，民创集团目前共有四位核心成员。彭希任总经理，刘熹、叶湃任董事，李超明任监事。但实际上，民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另有其人。

多位民创集团员工向《 财经 》透露，胡嘉敏才是民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而彭希只是其代理人。通过查找工商登记资料，并无直接证据显示胡嘉敏实际控制民创集团，但民创集团发布的通稿中多次提到胡嘉敏。

2020年1月16日的通稿中，胡嘉敏以民创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参加年会并发表讲话，在合影中居于中间位置。1月18日的通稿中，胡嘉敏以创始人的身份任命了民创集团新一届董事会成员，还向新一届董事会赠送了兵工铲、羊角锤、牛皮鞭等礼物，“鼓励新团队为集团奋力开疆拓土，科学决策管控，积极鞭策效能”。

除了胡嘉敏，周治也被指是民创集团的幕后实际控制人。民创集团由四川盛邦100%持股，而武汉楚桦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楚桦行）和武汉东和乾元商贸有限公司（下称武汉东和乾元）是四川盛邦的两大股东，共持股49%。

周治是武汉楚桦行和武汉东和乾元的实际控制人，作为四川盛邦的第一大股东，他被视为民创集团的幕后实际控制人。在2019年1月8日民创集团举办的“ 健康 智能 驱动未来”智慧 健康 融入 科技 金融峰会暨产融发展论坛中，周治以民创集团副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了论坛。

5月中旬，民创集团产品无法正常兑付，各地分公司负责人向集团高管询问情况。刘璐告诉《 财经 》，胡嘉敏在一次内部会议中表示，疫情期间公司停摆，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为了能够收益最大化，公司将资金用于市值管理，并称是周治做出了这一决定。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其他内部员工和投资人的确认。

《 财经 》通过内部员工，得到了海汇通内部流出的60多亿元转账记录。由于转账记录经过马赛克处理，户名仅露出“武汉”字样，而收款人仅显示“珠海南山”字样。多位知情人士称，收款方是珠海南山领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南山领盛）。

前述《资产转让抵偿协议》提及将四川盛邦的资产抵偿给签署协议的投资人。而周治正是四川邦盛的执行董事和实际控制人。据参会人员透露，胡嘉敏在多次内部会议中要求投资人签署该协议，表示签署此协议是为了绑定周治，追回被其挪用的资金。

在5月中旬事发后，胡嘉敏就删除了各地分公司负责人的微信，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无法拨通。截至目前，胡嘉敏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而一份出入境记录显示，周治已于6月8日出境，飞往柬埔寨，目前尚未归国。发稿前，《 财经 》多次拨打周治的手机号，但提示为空号。

“资金使用方”海汇通深陷其中

此次“暴雷”的金融产品由民创集团发行并承销，但其具体的运营由海汇通操作。刘璐告诉《 财经 》，民创集团是募集端，海汇通是资产端。“民创集团的实际运营地在武汉，高管在武汉，资产端也在武汉”。另有民创集团内部员工表示，海汇通是最终的资金使用方。

以一款名为“指华一期鑫享1号”的产品为例。该产品的挂牌方是指华电子 科技 有限公司，承销商是民创集团旗下的大同创展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担保方是海汇通。协议中还规定了海汇通对该产品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民商法专家刘俊海告诉《 财经 》，连带责任并非一般责任，如果投资者未完成相应的兑付义务，海汇通需要代替民创集团为投资者兑付资金。

在一般保障责任中，保障人有先诉抗辩权，即保证人在主债权人向其请求履行保证责任时，有权要求主债权人先就债务人财产诉请强制执行； 但连带责任保障中，保障人并无此权利。具体到该案中，投资人可以直接对海汇通提起诉讼，而海汇通不能要求投资者对民创集团提起诉讼无果后再起诉海汇通。由此也可见二者关系紧密。

深圳民创大 健康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民创集团曾用名）在2019年3月26日出具了一份说明函，证明海汇通和成都通天下票据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通天下）是深圳民创大 健康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票据业务的两家主要公司。工商资料显示，海汇通持有通天下42%的股权。

成立于2014年的海汇通，是国内从事票据服务与票据买卖的巨头，也是为数不多的持有正规牌照而具有银行承兑汇票交易买卖资质的公司。

武汉市金融办在2014年77号文件中对海汇通增加经营范围的申请进行了批复，同意海汇通经营范围增加“票据服务，票据买卖”。

卢燕告诉《 财经 》，这一牌照十分稀缺，“许多地区从事相关业务的公司并无此资质，因此承兑汇票的交易只能私下来做，无法公开进行”。从这个角度而言，海汇通的资质很过硬。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向《 财经 》表示，票据服务与票据买卖实际上是两回事，任何公司都可以依法从事相关的票据服务业务，但从事票据买卖则需要相关的资质。

彭冰表示，金融职权属于中央事权，只有中央不管的或者下放的，才由地方来管。目前，地方管理的范围可以用“7+4”概括：地方金融监管系统负责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7类机构的监管；并逐步强化对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社会 众筹机构和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等4类机构的监管。

彭冰指出，2019年12月颁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倾向于将票据买卖解释为票据贴现，而只有银行才有资格颁发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的资质。换言之，在该案中，武汉金融办无权为海汇通颁发相应的资质许可和资质证明。

不过，彭冰也告诉《 财经 》，这一牌照的颁发日期在2014年，远早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颁布的时间，当 时尚 无明确法律规定哪个机构有权颁发票据买卖资质证明。

投资人王军告诉《 财经 》，众多投资人之所以决定投资该产品，正是看中了海汇通的相关资质。投资人颜卓非常谨慎，在投资前曾赴海汇通参观，考虑到民创集团牌照齐全，海汇通资质强大，因此决定投资。

民创集团与海汇通之间关系紧密。在2020年4月28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海汇通主要负责人丘伟明确提到民创集团是海汇通的“战略合作伙伴”，并宣称目前的票据服务和票据买卖业务只与民创集团一家公司合作。

对于卢燕而言，海汇通的支持和背书给了她很大的信心。4月28日，海汇通主要负责人丘伟专门来到湖北十堰的分公司，做了疫情期间海汇通盈利能力的报告，证明其本身强大的经营能力。

据丘伟介绍，2月-3月海汇通的持票预计收入将达到4800多万元，并且保证随着疫情好转，经济回暖，银行承兑汇票的交易会陆续恢复。因此情况会更好，能保证47.5%的年盈利能力。

民创集团十堰分公司的一名员工透露，丘伟在此次十堰之行中，还与几个千万级客户进行了面谈。在谈话中再次保证了盈利能力，并重申具备相关经营牌照是海汇通的一大优势。也正是受到丘伟表态的影响，民创集团十堰分公司的多名员工随后陆续投入几百万元资金。

事实上，在4月23日后，民创集团的资金兑付工作仍在有序开展，投资者也收到了正常的投资收益。5月1日，民创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取消“五一”假期，按政府对复工人数的要求，正常上班，确保客户利益“足月对应日”原则的实施。但5月9日后，情况急转直下，投资人的资金再未得到兑付。

卢燕向《 财经 》透露，包括她本人在内的民创集团员工同样也是重要的投资者，这一比重相当高。以民创集团某家地区分公司为例，该公司的30多位民创员工同样也是投资者。因此在民创集团无法兑付资金后，民创集团内部人员披露了大量公司信息，并和其他投资者一起积极维权。

卢燕本来是一家中国500强企业的员工，临近中年跳槽到了民创集团，正是看中了民创的集团资质和海汇通的强大背书。也正是如此，她积极推荐身边的亲友和曾经的客户投资相关的理财产品。

民创集团“暴雷”后，5月22日，海汇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以及地址均发生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由黄齐鹏变更为李雷；股东中武汉世纪华鹏投资有限公司退出，新增河南常脉信息 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则由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222号华南大厦A幢13层11-13号房变更为武汉市江汉区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SOHO城（一期）1栋17层3室2号。目前，河南常脉信息 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海汇通50.995%的股权，首建阳光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海汇通49.005%的股份。

据了解，海汇通的主要负责人丘伟也已“失联”。发稿前，《 财经 》通过公开信息找到海汇通的联系方式，但拨打后显示为空号。

公安机关介入，追回资金仍困难重重

卢燕坦言自己目前“压力山大”，一方面自己和亲友的几百万元存款全部投入购买民创集团产品；另一方面她的客户共投入2000多万元资金不知下落。在她的客户中，有一位已经确定买房，只是希望在付房款前，通过投资再赚取一个月的投资收益，但现在资金无法兑付，买房的计划也不得不终止。

卢燕也和其他投资者去过几次武汉，但没能追回欠款。听说几个民创集团及海汇通的高管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她反而更加担忧，担心投入的资金没办法要回来。

在卢燕看来，产品的发行方是由国家颁发牌照的金交所，很多银行的理财产品也都在金交所发行；而产品交易的平台又有众多资质和背书。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产品和平台都应该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至少不该出现资金被挪用的情况。

其他投资者也有着同样的困惑。投资人王军在2018年底就购买了民创集团的产品，而在购买之时，让他很放心的一点就是金交所的备案。 在他看来，金交所的备案意味着产品的合法性和正规性，因此降低了“暴雷”的风险。

所谓金交所，实际上是金融资产交易所的简称，是为金融资产交易提供信息和场所的平台，本质上是一种产权交易平台，其特殊之处在于交易品种是金融资产或从金融资产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

刘俊海表示，他并不认为在金交所备案的产品安全性高。在他看来，金交所发行产品，需要保证产品各方面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这也是交易所应尽的审查义务。如果调查后发现金交所并没有做到产品审查，那么其应该负有相应的责任。但除此之外金交所并不能对产品的安全性负责。

李有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金交所的主要义务就是审查，确保产品信息是真实的。产品信息如果真实，金交所就没有其他责任。负责任的交易所会对产品进行把关，但这并不意味金交所有担保责任。

除此之外，投资者的另一个困惑之处与两家公司的资质有关。无论是民创集团还是海汇通，其都具备完善的资质，投资者无法理解为何两家资质齐全的公司会出现问题。

对此，刘俊海表示，投资平台的资质和牌照固然重要，但“人”的因素也同样关键。业务风险低，不代表投资者的风险低，投资者有可能受到人为操作（如非法挪用资金等）的影响而遭受损失，“如果公司的控制人非法使用了资金，那么即使牌照完备也无法保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

对于武汉金融办的职责问题，李有星认为，作为给海汇通颁发牌照的机构，金融办负有监管责任，应对海汇通进行机构监管和行为监管。但至于监管范围，还需要依据相关的规定来厘定。在该案件中，武汉金融办对该事件是否有监管责任，需要依照具体的规定情况才能判断。他也向《 财经 》强调了地方金融条例的重要性，“金融办需要地方金融条例，来确保其可以行使相应的权力，对公司行为进行监管”。

在资金出现无法兑付的情况后，上百个投资人来到武汉，向相关部门表达利益诉求，希望可以尽快立案侦查，追回被挪用的资金。

7月28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发布公告称，公安机关已于7月9日针对民创集团涉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

刘俊海认为，该案的处理有两个难点： “找钱”和“找人” 。只有及时锁定资金去向，才能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而能否找到责任人则事关案件是否能够被成功侦破。他也建议投资人尽可能地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帮助其侦破案件，进而找回资金。

武汉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有关人士证实，公安机关已经控制多位民创高管，正在进行调查。但由于资金过于庞大，账户数量众多，“可能半年也无法完成调查”。目前，警方正在着手摸清资金来向，在充分侦查后准备冻结资金。

武汉金融办相关人十表示，目前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立案侦查，对民创及海汇通高管层20余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目前金融办并不清楚案件的具体进展。

李有星向《 财经 》指出，公安机关立案时应该就会同时公布罪名，但此次未公布罪名可能就是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

李有星表示，想要查清案件，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解答。第一，票据承兑的基础标的是票据，因此需要查清票据是否是真实发生过交易的；第二，投资人通过交易平台的投资是否用于相应的项目，是否出现了资金挪用的情况。而判断具体的罪名，至少需要解答以上两个问题。

颜卓告诉《 财经 》，相比于对责任人的刑事处理，投资人们更关心资金是否能要回、何时能要回以及能要回多少的问题，“别出现刑事责任都确定了，但投资人的钱也没能要回来的情况”。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璐、卢燕、王军、颜卓为化名）

⑥ 雪松信托全国排名

雪松信托全国排名第五。
一，据了解，雪松信托的前身是中江信托，而中江信托的前身则是江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该公司在2004年剥离9.28亿元的不良资产后，开始在信托行业站稳脚跟。不过，好景不长。在中江信托大肆扩张的同时，雪松集团也屡屡行走在危险的边缘。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7年，近十年间，中江信托的总资产从最初的7.37亿元暴涨至109.96亿元；其中，2016年实现净利润19.25亿元，在68家信托公司中排名第6位。给中江信托第一次致命一击的是，2018年《资管新规》的发布。彼时，诸多信托机构在此前野蛮生长所积累的问题，亦逐渐暴露。
二，直至去年上半年，四川信托、安信信托等老牌头部信托公司也没有幸免于难，接连暴雷。而中江信托更是暴雷的重灾区。自2017年开始，中江信托旗下金鹤系列、金马系列、银象系列和金龙系列等信托产品，深陷多起违约逾期事件中。期间，也先后踩雷凯迪生态、亿阳集团、神雾节能等企业，随后亦卷入金马、银象等征信项目。实际上，这样的山雨欲来并非毫无征兆。
三，早前，雪松集团入主中江信托，就对外披露了的项目逾期情况：35个逾期项目，本金总规模共计79亿元，涉及投资者2400人左右。而坊间传闻，雪松控股为收购中江信托亦需支付百亿交易对价。因此，雪松集团收购中江信托，也被视为押宝最稀缺的金融牌照资源，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要知道，借助收购中江信托，雪松集团也无异于获得了一张“免死金牌”。而且，信托牌照是雪松控股取得的首张核心金融牌照，此前雪松获得的金融牌照多在融资租赁、私募基金、商业保理和担保等领域。不过，信托业务日渐名正言顺的雪松集团，经营数据不容乐观。据雪松发展近日发布2021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营业收入959，093，015.11元，同比增加42.90%；亏损3，526，660.49元，同比亏损减少9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