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投融资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⑴ 如何完善投融资机制，推动企业所有制改革

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社会投资。

科学界定并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将投资管理工作的立足点放到为企业投资活动做好服务上，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

打通投融资渠道，拓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有效缓解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投融资体制改革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改革有机衔接、整体推进，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同工作机制，形成改革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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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规定：

1、实行备案制的投资项目，备案机关要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或政务服务大厅，提供快捷备案服务，不得设置任何前置条件。

2、实行核准制的投资项目，政府部门要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或政务服务大厅实行并联核准。精简投资项目准入阶段的相关手续，只保留选址意见、用地（用海）预审以及重特大项目的环评审批作为前置条件。

3、按照并联办理、联合评审的要求，相关部门要协同下放审批权限，探索建立多评合一、统一评审的新模式。加快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进程，打破行业、地区壁垒和部门垄断，切断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关联，建立公开透明的中介服务市场。

⑵ 如何建立健全风险投融资体系

一、地方政策【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1994年我国进行投融资改革以来，在建立国家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为主的国家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已基本确立，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家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下面，是否需要建立地方主要是省一级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各方面认识还相当不一致。不少人认为，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应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没有必要，也不能有自己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允许地方发展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但不允许地方建立地区政策性金融机构。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构建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建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无论是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国外的实践以及现实政策性投融资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来看，构建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必要性

1.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地方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把部分经济调控权逐步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与以往相比，地方政府对本区域经济发展拥有了更大的调控权。但总的来说，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还缺乏有效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经济调控手段，地方政府往往感到对本地区经济难以进行有效的调控管理，一些经济发展意图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因而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经济调控管理甚至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仍然经常发生，使地方政府职能转换相对滞后。而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强化地方政策性投融资功能，是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重要途径。政策性投融资遵循非商业性原则，能够通过各种业务手段。纠正市场性、商业性的不足和偏差，直接、迅速、集中地体现或贯彻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一个有效的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既能较好地配合地方政府经济社会政策目标，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和资源配置合理化，又能够避免调控手段的行政化倾向，较好地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弥补市场机制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缺陷，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因此，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建立及其规范有效运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实施有效调控管理的客观要求。

2.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是实施地区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需要。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快速增长，各地区的经济总量都已达到相当的规模，都面临着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各地区在全国统一的产业政策指导下，根据各地的实际，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调整优化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克服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提高产业的技术层次，对支撑一个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由于其特定的优势和功能，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最重要的执行载体，发挥其扶持重点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特殊作用。

3.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是地方政府抑制“马太效应”、实现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即使是在一个省域内，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与不足，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如在金融领域中，商业性金融往往在市场利益机制作用下，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选择信贷投向时，哪里资金收益高，资金便往哪里流，使得资金不断流向效益高的地区，这在客观上促进资源相对全速合理配置的同时，也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即相对落后的地区会得不到或不易得到所需的资金，甚至还会出现资金逆向流动的现象。这是“马太效应”更趋明显的重要原因。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可以对市场机制引导下的资金流向起逆向调节作用，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尽可能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步实现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履行所承担投资职责的要求。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在投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政府直接投资范围大大缩小，逐步从大量的竞争性投资中退出，而主要承担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责任。其中中央政府只承担全国性或跨地区、跨省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而地区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因此，相比之下，尽管地方政府退出了部分竞争性项目的投资，但同时由于中央政府相对缩小了在地方的投资，再加上长期以来各地区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方面的欠债，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更高要求，使地方政府在基础性项目投资方面的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5.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全国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要求。通过这些年的改革，我国的金融体系从总体上已初步实现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相分离，但国有商业银行仍承担着不少政策性金融业务，特别是地方政府仍然通过某些形式，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承担一定的政策性投融资职能，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业务会受到地方政府政策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也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全国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尚不健全，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或系统，还缺乏有效的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这一部分。虽然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在各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国家开发银行最近也在各省市设立了分支机构，但其功能作用还远不能满足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需要。因此，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不仅是弥补国家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不足，构建中央与地方各有分工、互相补充的完整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二）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功能特征与作用

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是以银行经营活动原理与方式实现地方政府政策目标的特殊的投融资体系，其职能定位在于弥补商业性投融资空隙和市场机制缺陷，它同时具有财政与金融两种特性，兼备财政与金融两种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它执行地方政府经济政策的过程就是其代表地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过程。具体说，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主要功能与作用有：

1.政府引导功能。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是地方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它通过特定的政策手段，能够以较少的资金带动和引导大量的社会资金按照政府的政策意图进行投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这一功能，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一些期限较长、风险较大，从而商业银行或民间资金不愿进入的投资领域。

2.补充地方财政功能。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是以财政支持为背景，通过财政与金融有机结合的政策性投融资活动，既体现财政资金的无偿分配功能，又可以利用金融手段提高资金的有效性和效益性，实现单靠财政本身难以完成的社会经济目标，因而可以起到“第二财政”的作用。

3.收益补偿功能。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通过政府财政等手段支持，资金成本较低，可以以低于市场资金成本价格提供项目建设需资金，从而能够对一些投资回报较低，收益水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项目投资给予收益补偿，使投资主体的投资收益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

4.降低风险功能。由于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拥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对于一些风险较大的项目，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参与，能够降低或分散项目本身以及项目其他投融资主体的投融资风险，从而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风险投资，促进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较高的开发项目取得成功。

5.提高信用功能。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以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为后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因此，对于一些新设立的或经济实力较弱，信用等级不高的投融资主体，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参与，可以弥补其在信用方面的不足，提高在市场上的信用程度，有利于吸引社会资金共同参与项目的投融资，避免因为信用不足对其发展的束缚和制约。

6.延伸期限功能。由于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拥有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因而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可以为一些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限较长的项目提供长期资金，而且，可以以此吸引部分社会短期资金使用长期化，起到延伸短期资金使用期限的作用，促使更多原来分散的、短期的资金集中投入到期限较长的项目中去。

二、建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基本原则与框架

要建立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是克服现行政策性投融资诸多不足与弊端，构建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其核心与关键。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地方政策性投融资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体系。虽然从目前的政策条件来看，建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难度很大，而且一些地方银行如海南发展银行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关闭但并不能由此否定建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建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基本原则

从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运行机理出发，建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遵循若干基本原则：

1.组建行为的政府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政策性投融资机构都是政府的投融资机构，由政府出资创设或控股。因此，组建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是政府行为，由地方政府出资，以地方政府作后盾，与地方政府机构具有密切的特殊联系。这种联系首先最集中具体地体现在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地方财政的关系上，通过建立财政与金融有机结合的多种形式，形成无偿资金有偿使用的机制。其次，组建行为的政府性还体现在组建手段的行政性上。在组建过程中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手段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关系，保证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政府的要求设立，并由地方政府确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负责人。

2.经营目标的不盈利性。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执行政府经济政策职能看，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市场原则从事盈利性经营活动不同，它必须从政府的角度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并按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从事政策性投融资活动，以贯彻实施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为主要职能和任务，通过优惠的利率、贷款期限和融资条件对政府支持发展的产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地方政府实施其经济政策的工具，主要是通过政策性的投融资行为以贯彻地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的方针政策或意图，从而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上发挥作用，并不以盈利为经营目标。当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按市场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不能解决问题或作用失效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就依据非商业性原则，以特定的投融资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逆向配置，以政府特殊职能机构的身份，既面向市场，又超越市场法则进行运作，通过非盈利的或者是低盈利的投融资活动，实现地方政府赋予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任务和目标。

3.服务对象的特定性。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是根据地方政府经济政策目标和具体项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项目的性质、对项目投资收回及回报等的要求决定的。现行投资项目基本上划分为基础性项目、公益性项目和竞争性项目。对这三类项目，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都可以涉及，但侧重点是不同的。

基础性项目，主要是基础设施项目，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的重点。这类项目由于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建设以社会效益为重，虽然可以收回投资，但项目投资收益通常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投资回收期限相当长，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性投融资进行建设和发展。

公益性项目，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项目本身无直接投资收益，项目投资完全不能收回的纯社会公益性项目，如科学、文化、教育、体育设施等；另一种情况是有一定投资收益，但只能部分收回投资的公益性投资项目，如相对落后地区的公路建设等，这种情况投资项目的投资资金一般多渠道筹措，除了无偿的财政性资金以外，还需要部分有偿的银行贷款等。这两种情况的公益性投资项目，严格地讲，基本上属于财政支出功能，不是政策性投融资范围。但随着一些社会事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不少项目投资都要求逐步收回投资，甚至有一定的投资回报。因此，象这类公益性的项目也可以包括在政策性投融资范围以内。总的可以这样划分，即如果项目所用资金没有收回的要求，则属于政府拨款对象范围；如果项目资金需要回收的，则属于政策性投融资范围。

竞争性项目，一般通过市场机制完成投融资活动，不是政策性投融资的重点，但也不完全排除在外，如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科技产业项目，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等，通过市场机制筹措项目投资所需资金比较困难，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性投融资予以支持。而一般能获得市场平均利润的竞争性项目，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能够筹措投资所需资金，不列入政策性投融资范围。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的范围，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具体情况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

（二）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建

1.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我们设想，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只在省一级设立，而且只设综合性的一家，直属省政府，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在市地一级设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长期、稳定、低息的资金来源。可以冠以发展银行或开发银行名称，设立的途径可以选择一家现有的省级政策性投融资机构如省财务开发公司作依托进行改造组建，也可以另起炉灶重新组建。内部机构按照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重点，如农业开发、基础设施、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贫困山区和海岛开发等设立若干业务部门。

这种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在行政上互不隶属，共同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管，在投融资运作上则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合作，共同参与对政策性项目的投融资，增强政府通过政策性投融资对经济发展的调控和调节能力。

2.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资金来源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和进行政策性融资的关键，这里包括两个部分的资金来源，一是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来源；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以后，除了资本金以外通过融资机制运作能够提供政策性投融资使用的政策性资金来源。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规模有限，作为地方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要从金融市场上筹措足够的资金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主要通过财政来筹措政策性投融资所需资金也不现实，因此，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应坚持多渠道、多方面筹措的方针。

（1）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来源。一种方案是由地方财政一家出资。在组建初期根据财力可能一次性注入一部分，以后逐年充实。可以考虑将财政预算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预算内有偿用的资金、一部分预算外资金包括逐步收回的财政周转金作为其重要资金来源。另一种方案是通过股份制的形式，由省财政、现有主要省级政策性投资机构以及市地财政共同认股出资组建，筹措资本金，包括现有一些政策性投资机构这些年来投放出去尚未收回、质量较好的存量资产。这种方案的优势一是可以扩大资本金规模，增强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力，二是可以通过资本纽带密切地方政策性投资机构与金融机构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地方政策性投融资有机整体的形成。

（2）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存款资金来源。除了资本金以外，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还要组织大量的、长期稳定的、低成本的存款作为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这是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否成功运作、作用发挥大小的关键。从现实情况看，如果通过政府一定的政策手段，将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够调配但目前分散于各商业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资金统一集中存放于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那么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是相当可观的。包括各种财政间歇资金、临时性调度资金、政府建立的各种建设基金（农业发展基金、水利基金、电力发展基金等等）、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基金、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出借等形式有偿转让使用的资金、国家有关部门下拨的各种政策性资金。这些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所有或使用管理的资金通过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融通使用，一方面可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政策性资金的政策性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统一管理，改变目前不少政策性资金商业化运作的状况。这两年，国家通过清理整顿，试图通过财政专户存储加强对这块政策性资金的管理，但由于财政的功能及机构人员的局限，从实际情况来看，要真正管好难度很大，更不要说如何真正用好它，充分发挥它的政策性调控作用，造成地方政府拥有的资金资源的闲置。

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还有一个方面是社会资金。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不直接吸收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但在政策性资金来源不足，而且地方财政可以对贷款进行贴息的情况下，直接吸收部分成本相对较高的社会资金用于政策性投融资是一条重要的渠道。在政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向地方商业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城乡信用社等发行金融债券，这也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增强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调控实力的重要途径。

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提供“准公共物品”的机构，主要职能应是在资金上支持政府的政策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支持收益低的项目。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基础设施通常收益较低，即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也会存在一些商业利益较低但外部经济明显，社会效益较高的项目，这类项目只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支持。

2.支持高风险科技投资。对于高风险科技项目，获得社会资金比较困难，或资金成本较高，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性贷款，可以克服风险科技项目产业化的障碍，促成更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3.支持企业家创业。一般地，创业者在开发新事业时期，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都有信用度不高的问题，获得商业性金融机构贷款难度和成本都较大，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支持。

4.支持贷款期限长的项目。对于投资建设期限和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规模较大的项目，商业性金融机构通常会因各种原因，贷款积极性不高，或难以满足项目贷款规模的要求，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利用在贷款期限、规模等方面的优势，对期限长、规模大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5.为项目建设提供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通常受到其资金来源松紧程度的左右，对于长期投资活动来说往往难以提供稳定的资金，政策性金融机构则可以提供必要的稳定资金。

（四）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运作

按现行有关法规，银行不能直接进行实业投资，因此，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运作主要以提供政策性贷款为主。这种贷款的政策性主要体现在贷款的利率相对同期商业银行要低一些，这部分利差一是通过降低资金成本解决，二是通过地方财政补贴解决。根据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的主要任务，贷款应以中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为主，同时也可提供部分优惠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以满足不同的政策调控目标需要。
（五）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

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进行资产运作，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原则开展业务，主要通过担保、抵押等自我风险防范手段并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管以提高资产的安全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虽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对资产的安全性要求和风险防范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是一致的，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如何做到既较好地履行政策性金融机构特殊的职能，贯彻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意图，注重社会效益，同时又要防止出现大量的死帐坏帐，保证资产的安全，并努力保值增值，这是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面临的最大困难。这就要求建立一套区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特殊的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即除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对风险进行防范，接受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以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
三、加强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对策与建议

建立以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中心的完善的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目前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先对现行的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进行改造、规范和完善。这一方面是为今后建立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创造条件，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克服一些现行政策性投融资存在的弊病，更好地发挥现行地方政策性投融资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政府调控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一）充分发挥国家三大政策性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地方经济服务作用

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是地方政策性投融资重要力量，尤其是政策性银行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虽然对这一块资金，地方政府没有主动的调控权，但政策性调控的目标以及资金的投向是与地方政府调控意图一致的，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它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一是要争取尽可能多地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目前，除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地方已设立分支机构，但国家开发银行还主要只是在省一级设立机构，这虽然与以前不在地方设立机构相比要有利得多，但还要争取增设新的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一些基础建设项目较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市地；农业发展银行也要进一步完善县市一级机构，理顺业务关系。二是要千方百计增加政策性贷款来源。除了国家政策明确的政策性贷款业务如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收购资金以外，其他可以争取的政策性贷款要积极争取，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的项目资金贷款，在项目立项、贷款规模、资金安排等方面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争取更多的政策性贷款投向地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项目，投向老少边穷地区和海岛的经济开发。

（二）充分发挥现有地方政策性投资机构的作用

地方综合性和各类专业性投资公司是前几年地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主体，也是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发挥作用的重点，但由于这些投资机构普遍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必须进行完善、规范、调整、改造，以适应新的条件下地方政府赋予的政策性投资职责的要求。

1.健全地方政策性投资主体。

2.改造现有政策性投资机构。

3.增强政策性投资机构功能。

4.加强对政策性投资机构的监督管理。

（三）进一步拓宽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

要充分发挥现有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作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增加政策性资金来源，增强政策性投资主体的资金实力。除了运作用好现有的资金以外，进一步拓展地方政策性投融资其他资金来源渠道：

1.预算内财政资金要努力扩大投入政策性投融资的规模。

3.努力拓展地方政策性投融资新的资金来源。

（四）不断完善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方式和手段

在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没有建立以前，可以通过财政贴息和组建担保机构的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发挥政策性投融资的调控作用。

1.强化财政贴息在地方政策性投融资中的作用。

2.把组建担保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作为地方政策性投融资的重要手段。

⑶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⑷ ppp项目融资难如何解决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关于项目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出于风险考虑，社会资本方对参与PPP项目持观望态度，不敢轻易涉足。对此，必须加快相关领域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PPP项目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一是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法律形式规范PPP项目中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形式保护社会资本方以及融资方利益，另外，以国家法律给PPP项目定位，也可以打消相关参与方认为地方政府搞PPP项目可能只是短期行为的顾虑。二是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定价机制和价格体制改革，合理制定运营费、政府补贴及其他相关定价，不搞“一刀切”，确保社会资本方能够获得合理的项目投资回报，以提高社会资本方，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PPP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二)落实项目贷款制度
2009年我国银监会发布了《项目融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其作为“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构建完善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法规框架。从目前项目融资的实际情况看，以项目资产或项目未来收益权为担保的融资方式一般很难在实务中落实。PPP项目融资的融资主体是项目公司，第一还款来源为PPP项目运营产生的现金流，融资担保应当为该PPP项目。采用银行贷款融资方式，则银行对贷款的审批、贷款发放的相关标准、流程应当与一般的企业贷款区别对待，如在贷款审批的风险判断上，应重点对PPP项目的建设风险、运营风险以及获取现金能力的风险等进行分析判断评估；在落实融资担保方面，应当按《指引》规定，允许项目公司对PPP项目资产进行抵押和质押；在项目贷款制度的完善方面，应当鼓励金融机构在原有一般贷款的基础上，针对PPP项目特点设计组合贷款，提倡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方同时介入并全程参与PPP项目，为PPP项目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三)转变地方政府观念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对实施PPP项目存在误区，如有的地方政府将国家推行PPP想当然地理解为原政府融资平台的一种替代，将一些非经营性项目推出来搞PPP，以为能借此变相解决城市建设的融资需要；有的地方政府只重视招商引资，对PPP项目推进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搞政绩工程的错误思想与观念；有的地方政府存在官本位思想，不能与社会资本方建立平等合同主体关系、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在项目融资过程中未起到建设性作用。上述错误观念，会让社会资本方以及意向融资方望而却步，既不利于各方合作，也不利于PPP项目融资。因此，必须转变上述错误观念，在协助PPP项目融资方面，政府方应当加快优化地方投融资环境，对进度快、履约能力强的PPP项目给予更多的政府补贴，增强社会资本方和金融机构对实施当地PPP项目的信心。
(四)丰富完善融资工具
一是在国家层面出台丰富融资工具的政策，如允许已签署PPP合同的项目公司上市融资等。二是完善既有融资工具作用，如债券融资方面，可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方及项目公司的债券发行限制，使其能通过发行项目收益债等债券，吸引保险、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投入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方面，鼓励项目公司将未来预期能够获得稳定收益的资产，如收费权、政府补贴等打包出售，获取资金。三是充分发挥银行贷款融资的主力军作用，项目公司应当积极配合银行实施增信，如充分运用股权质押、应收账款收益权、项目公司资产、其他社会资本方保证等增信措施，降低金融机构融资风险，争取获得更大的融资支持。
(五)超前考虑退出机制
鉴于PPP项目期限较长，出于防范风险考虑，同时也是为了解除PPP项目融资的后顾之忧，社会资本方和金融机构应当超前考虑退出机制。前已述及，社会资本方可考虑采用的退出机制有资产证券化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社会资本方即可着手考虑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各种退出方式，待条件成熟后随即实施。金融机构在制定融资方案时，按融资期限长短进行结构化分层，安排流动性投资者加入，增加项目流动性资金支持，通过结构化分层，将期限较短的作为优先级，到期时有权选择向其他流动性支持者转让，实现退出。此外，金融机构可考虑提前介入PPP项目融资，建设期先安排资管产品提供流动性支持，进入营运期再发放银行贷款，置换原资管产品融资。这样可以让资管产品先期退出，也可缩短资管计划与银行贷款两方面的融资期限，减少融资风险，增加融资支持。

⑸ 如何建立与完善我国金融法的体系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科学的实务操作系统。建立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重点，一是建立与完善以监管当局、内控制度和行业自律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二是建立与完善以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减震机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金融监管合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操作系统；三是培育以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完善的系统性保护性机制和金融问题高效处理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有效金融监管条件。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但从实际运行的效果看，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 。鉴于此，笔者认为，建立我国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着眼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并没有统一模式，关键是实现金融监管的便利性、协调性和有效性。考虑到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还将持续一定时期，因此，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设应重点突出三大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一）完善监管当局的监管控制系统。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是由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共同构成的。从监管当局的结构状况看，除中央银行的监管资源基本与其监管对象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外，证监会目前只在各省会城市及其他个别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其监管资源状况只能满足于对证券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和持续营业机构的非现场监测，还无力顾及到对其监管对象经营合规性、风险性的检查与评估。保监会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更少，没有设立保险监管机构的地区，其对保险业的监管工作主要委托当地人民银行代理 ，由此造成对保险业的监管责权利脱节，监管质量与效率很低。对此，现阶段完善监管当局监控系统的重点，一是增设证监会、保监会的机构和人员，使其能单独完成或通过聘请中介机构共同完成对其监管对象的监管任务。二是建立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分级联系制度，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实现对有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并表监管。三是各监管当局的总、分支机构之间要明确监管职权，各分支机构要在授权范围内，按统一标准行使监管职能。四是各级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责任制，明确规定监管机构及其人员对监管对象存在的问题应查未查、应查出未查出、查出不报、不依法处罚、执法过错等行为所负的责任，以促使监管机构及其人员提高素质，规范行为。五是各监管当局要实行本外币业务、内外资机构、境内外机构、表内外业务的统一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覆盖面。 考虑到加入WTO后，为有效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实践，笔者认为，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模式：保持现有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对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可通过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来解决并表监管问题。在实践中还可以实行以一家监管机构为主的做法，来应付金融业务多样化的监管需要。世界上不少国家目前选择的是此类金融监管模式。 第二种模式：顺应混业经营统一并表监管的需要，成立一家超级金融监管机构，从而独自、全面、有效地对业务广泛的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加以监控。这是现阶段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新趋势。 第三种模式：打破现有的制度结构，在不成立统一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按照金融监管的目标设立几个监管部门，各部门从各自的目标出发有权审视各家金融机构，组成矩阵式的监管模式。目前，这种监管模式只是一种理论模型，尚未进入实践阶段。 从上述三种模式比较看，第一种缺陷越来越明显。第二种模式虽然有利但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第三种尚需实践检验。因此，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考虑到国内的信用评级和外部审计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等还跟不上，现阶段仍应坚持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重点是改善金融监管的基础条件，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以实现综合监管。第二步：根据国际金融新趋势，结合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新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应逐步走向泥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向混业模式的过渡中，待条件成熟时，可将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将人民银行的监管部门、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管，监管当局可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负责对辖内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督管理。 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过程看，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行政手段控制为主、标准化指标控制为主、内部模型法控制为主、预先承诺控制为主等几个阶段。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要求也更加严密。现阶段的重点为，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各金融机构都要建立与本系统业务发展相适应的内部审计部门或稽核部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超脱性和权威性。可选择在系统内部设立跨地区的监管分局、稽核中心或特派员办事处，消除或减少被查单位对检查部门及其人员的行为制约。二是充实改善内控设施。金融机构建立内控系统网络和相对集中的数据处理中心，一方面改善内部控制的非现场监测条件，运用系统网络观测各经营机构的财务、资产等业务指标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或减少基层行乱调帐、乱改账等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三）建立金融同业自律控制系统。从世界各国金融同业自律制度建设的实践看，同业公会（或协会）是适应金融业行业保护、行业协调与行业监管的需要，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建议：一是在监管当局的鼓励、指导以及社会舆论的倡导下，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金融业同业公会。可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业同业公会，并提倡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金融业同业公会的联系机制。二是赋予金融业同业公会具有行业保护、行业协调、行业监管、行业合作与交流等职能。 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操作系统的建设看，其构成要素大致包括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监管设施、金融监管手段、金融监管队伍等内容。从我国的现状看，其完善重点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制度是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的准则，是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人员借以判断和约束被监管对象行为的依据和手段。因此，金融监管制度的适用性与完善程度，直接影响金融监管的效果。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虽然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持续营业和市场退出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是部分制度条款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制度落实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三是有关制度的执行，缺乏配套政策。对此，考虑到加入WTO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点应突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一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监管指标体系，逐步统一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二是适当提高资本充足标准，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资本金补充机制；三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利、责任和手段；四是要建立与金融机构资产分类相对应的呆坏账准备金制度；五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统一的资信评估制度；六是建立完备的市场风险控制制度。 （二）构建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状态。一是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分割，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二是监管信息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的收集效率很低；三是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使得金融监管信息失真。由此造成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发现是否出现了正常金融机构正在向有问题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有问题金融机构向危机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危机机构的风险向系统内扩散，从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建立金融风险减震机制。考虑到加入WTO后，随着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放开，会增加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传导的途径。对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缓和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减震机制。（1）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标准。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可依据下列参考标准：一是外汇储备支持外贸进口的时间最低不能少于3个月的进口需求；二是外汇储备与外债总额之比不能低于30％；三是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不能低于100％；四是外债与GDP之比不能超过50％；五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应控制在-5％-0％之间；六是外国直接投资加经常项目盈余与GDP之比应控制在-2.5％-5％之间。（2）适度调整汇率制度。借鉴世界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成功经验，加入WTO后，我国应适当调整，适当加大汇率的浮动幅度，适当放开结售汇限制，避免外汇过多地集中于中央银行，迫使央行扩大基础货币投放。随着商业银行、企业、居民持汇量的增加，要逐步培育与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