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的国内外的发展趋势
国外对于企业偿债能力的研究涉及到企业的筹资、投资、分配等资金使用的各个方面。美国Modigliani和Miller（1958、1963）发表两篇文章，首次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于此国外学者就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之一企业的偿债能力进行大量的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
国内研究，蒋理标（2005）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债经营时现代企业的基本经营策略，如何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是企业进行负债经营风向经管的关键环节。现有的偿债能力分析主要是通过研究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各工程的结构关系及各工程的变动情况，来确定企业财务状况是否健康、偿债能力是强还是弱。简燕玲（2005）提到企业的偿债能力分析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安排好到期债务的偿还；二是要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入。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的国内外的发展趋势
企业是否能够及时偿清债务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所以说正确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企业利益相关者都尤为重要。分析企业偿债能力现有的方法是运用指标分析，然而现有的偿债能力指标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若教条式运用，偿债能力分析结果往往偏离实际。
企业偿债能力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标志，主要是指是企业偿还到期债务的承受能力或保证程度，包括偿还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的能力。目前企业偿债能力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从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两方面对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做出了适当的改进，提出了在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时要考虑偿还债务资金来源渠道、企业流动资产质量、企业所处的寿命周期等以前很少涉及的几个方面。曾小玲（2000）对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三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她指出：公司的营运能力决定盈利能力，盈利能力决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也可直接决定偿债能力。
摘要
国内研究，蒋理标（2005）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债经营时现代企业的基本经营策略，如何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是企业进行负债经营风向经管的关键环节。国外对于企业偿债能力的研究涉及到企业的筹资、投资、分配等资金使用的各个方面。
⑵ 问国外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及现状
美国:金融自由化的美国融资融券开始时间较早， 1933年《证券法案》中美联储开始对融资融券业务进行规范，标志着现代融资融券业务的开始。
日本:1954年日本通过了《证券交易法》，随后通过央行注入17亿日元成立了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标志着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正式开始。
台湾:1962—1989年台湾的融资融券业务主要由银行代办且规模较小，直到1990年《证券商办理有价证券买卖融资融券管理办法》颁布，标志着台湾证券公司参与融资融券的开始。
业务规模增长迅速
美国:1980—2007年纽约交易所客户信用交易融资余额由1470亿美元增长到3978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2.50%。同时，融资业务规模表现出了对指数走势的依赖性，28年来二者相关度为97%。
日本:2000—2006年7年间日本网上交易中信用交易额占比由25%提升至57%，年均提升4.6个百分点，年度网上信用交易总额也从3.8万亿日元上升至147.2万亿日元。
台湾:1990—1999年十年间虽然台湾证券交易所证券总成交额受指数影响出现较大波动，但信用交易额占总交易额的比重却平稳增长至45%左右，年度累计信用交易额也从5.7万亿台币上升至26万亿台币。
⑶ 急，谢谢
关键词：财务杠杆 公司成长性
一．引言
财务杠杠对公司价值及公司成长性的影响是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公司的成长性是公司经营者和投资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公司的成长中需要大量资金作为其支撑，公司可以借助财务杠杆实现其持续稳定的增长，研究财务杠杆对公司成长性的关系，对我国企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二者的关系研究仍然是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研究的热点。笔者通过对二者关系的回顾，找出其研究的优劣点，为以后更好的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财务杠杆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国外学者融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34年，Graham指出，投机性资本结构(高资产负债率)由于负债融资享受免税待遇，有利于普通股从公司财产和收益膨胀中获取大量的利益，有利于公司高成长。Myers & Turnbull（1977）认为当公司的负债比率高时，其破产风险亦会相应提高，一旦破产则会完全丧失成长机会，所以当公司有较多的成长机会时，会采取较保守的财务杠杆政策，因此预测成长机会与负债比率间存在负相关。
Smith and Warner(1979)曾提出当公司使用负债融资时，会引发负债代理问题，其中之一即是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的问题，Myers认为公司在有负债的情况下 ,只会接受投资项目产生的现金流量净现值超过负债利息与投资面额之和的投资计划 ,而会放弃现金流量净现值大于投资面额但小于负债利息与投资面额之和的投资方案 ,因而会产生投资不足问题 ,由此说明公司财务杠杆会减缓公司的成长。
Tit man &Wessels认为处于成长阶段的公司对未来投资机会有更多的选择 ,但由于存在负债代理问题 ,所以他们推测负债比率应与公司的成长呈反向关系。但其实证结果显示负债比率与成长性的反向关系不显著。
Larry Lang等在其对杠杆、 投资与公司成长的研究中表明 ,杠杆不会减缓那些具有良好投资机会的公司的成长;但是当公司的成长机会不被资本市场认同或者其成长机会的价值不足以克服高负债所带来的风险与成本的影响时 ,财务杠杆与公司的成长性负相关。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财务杠杆与公司成长性负相关
吴世农、 李常青和余玮（1999）选用影响上市公司成长性的五个关键因素 —资产周转率、 销售毛利率、 负债比率、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期间费用率 ,建立了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判定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由上述五个变量构成的判定模型能够有效地判定或预测我国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此外 ,判定模型结果表明 ,负债比率与公司的成长性负相关
毕皖霞和徐文学(2005)对26家制造业公司的实证分析显示，以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市净率为基础的综合价值指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
肖作平(2005)通过考察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到，财务杠杆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二）财务杠杆与公司成长性关系不显著
陆正飞和辛宇（1998）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文中 ,他们提出了成长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的假设。他们认为成长性强的企业往往有着良好的未来发展前景 ,因而通常不愿过多地发行新股以避免分散老股东的控制权和稀释每股收益 ,从而只能通过增加负债来筹集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但他们的实证结果却显示成长性与负债率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运用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的理论框架 ,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杠杆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 ,公司成长性与公司财务杠杆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三）财务杠杆与公司成长性正相关
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杠杆、 股利分配及管理股权比例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与公司绩效、 公司的成长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 ,处于成长阶段、 资产规模逐渐扩大的绩优公司善于发挥财务杠杆效应 ,以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并降低权益代理成本。
汪辉(2003)却观察到了公司负债对公司价值的积极效应。其研究显示，公司的债务水平对Q值、市净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解释力(但对于少数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的公司，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吕长江, 金超, 陈英（2006）研究上市公司在不同经营业绩条件下财务杠杆对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 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 , 不同经营业绩下公司财务杠杆对成长性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对于业绩优良的公司 , 财务杠杆具有积极作用 , 举债经营可以促进公司的成长 , 而且 , 随着公司业绩的增强 ,财务杠杆所起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对于业绩较差的公司 , 财务杠杆具有消极作用 , 财务杠杆对成长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四．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国外的研究资本结构理论及财务杠杆的作用的文斌相当丰富，但尚未进一步实证研究的问题也相当多，很多问题尚未定论。目前主要存在两大问题：其一：虽然已知高负债所引起的财务风险，将导致债权人价值的损失转移，并将限制企业运用财务杠杆的能力，但尚无法合理碧水和避险，在现实中找出资本结构最佳点。其二：现有的理论无法正确提供企业在不同环境下所应筹资的数量和期限，而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企业债务风险评估难。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负债状况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化解债务对策研究方面等，真正运用实证来系统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成长性关系的论文不是太多。
从国内外的学者对财务杠杆与公司成长性关系的问题研究可以看出，由于选取衡量公司成长性的变量不同，且研究的样本、研究的方法不一样，因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并且此研究多以公司财务业绩指标作为公司绩效的评价指标。财务指标无法反映风险结构(尤其是公司负债所导致的财务风险)的影响，而且可能会因为公司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而丧失客观性和真实性。还有，一部分研究选取的样本过少，或者在行业上缺乏代表性。另外，有些研究没有控制影响公司业绩的其他特异性因素(诸如，企业规模、资产结构、股权结构和行业属性等)。这些研究方法的缺陷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计量结果的可信度。
⑷ 如何发挥债权治理作用
一篇比较好的论文------公司治理问题通常被描述为“代理问题”。公司治理问题涉及一个代理方（管理者）和多个委托方（股东、债权人、顾客、雇员）。而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提高企业价值。这其中Jensen（1986，1989）提出最好的解决管理层和投资者之间代理问题的方法，是公司尽可能多地拥有负债。通过最小化“自由现金流”来限定管理者的自主使用权利，将最有可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因此引发了研究者对于债权治理的关注。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债权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具体表现为：
（一）投资效率与债务期限结构
股东、经理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会导致非效率投资的出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转移债权人利益的投资不足；二是不顾回报的过度投资。其中主要的代表人有Jensen（1986）提出的“纯粹自由现金流模型”说明负债的利用使企业承担着向债权人支付现金的义务，这减少了经理用于享受其个人私利的“自由现金”，即抑制过度投资。Myers （1977）认为，公司的许多资产尤其是成长机会，可以视为买入期权，并指出这些期权的价值取决于企业行使它们的可能性。有风险的负债融资将降低公司拥有的实物期权的市场价值现值，因为它将导致投资不足或迫使公司和它的债权人承担避免投资不足的成本。他认为，在负债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负债结构中短期负债的比例越高，负债代理成本越小，股东- 债权人冲突引起的投资歪曲越少，即负债可以抑制投资不足。Ho 和Singer（1982）认为，由于短期负债总是先于长期负债到期，并获得偿付，所以，即使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在企业破产时具有相同的优先权，短期负债在企业正常经营下仍比长期负债具有更有效的优先权。因此，短期负债能够控制投资不足问题。Barclay和Smith（1995）考察了1974年到 1992年间的三万多个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当代理成本上升时，企业应缩短负债的期限。Guedes和Opler（1996）则考察了1982年至 1993年之间美国公司公开发行的7 368个企业债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企业可以通过缩短负债期限来控制代理问题。Campbell R. Harvey，Karl V. Lins and Andrew H. Roper（2001）发现债务杠杆，尤其是短期杠杆，有助于减少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引起的股东价值的损失。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具有监督性质的债务确实能够有效地缓解过度投资问题（与Jensen（1986）观点相同）。Aivazian，Ge and Qiu（2005）用加拿大公开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负债融资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作用。得出的结论是负债融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仅发生在缺少投资机会的低成长性企业，支持了负债具有约束过度投资作用的理论观点。
（二）破产机制与债权治理功效
Kraus and Litzenberger（1973）指出，高比例的负债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所以很多与破产有关的成本将会阻碍负债的发行。然而，在一个重要的文献中，Haugen and Senbet（1978）指出，这些成本不可能超过它们的谈判成本（否则债权人乐意避免他们因外部破产而改变资本结构）。这个论据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直接破产成本作为一个有效地抵销税盾所带来大量好处的一个潜在作用。Titman（1984）提出了关于负债水平的另一种解释，负债是破产的间接成本—破产档案的沉淀成本对除负债和权益所有者之外的利益相关者有影响。从Titman开始，尽管有大量的文献记录和研究这些成本，然而研究者们已经努力地辨识每一个具体的间接破产成本足以抵销负债带来的利益。当契约是不完全的并且存在交易成本时，清算价值在融资决定中有很重要的作用（Williamson （1988），Grossman and Hart （1986））。尤其是，当债务人没有履行偿还的承诺时，债务契约允许债权人持有债务人的资产。资产的清算价值确立了债权人的外部选择权，因此也决定了他同债务人谈判的能力，使得可取消抵押品赎回的权利的威胁或多或少决定了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财务契约。因为企业家不能够从项目中撤出他的人力资本（Hart and Moore（1994）），或是不能够转移现金流归自己使用，仅仅是在依靠项目的资产获得负债同时违约可以引起该资产清算的情况下，债权人才同意贷款。 Harris and Raviv（1990）分析了信息对债务的影响。负债可以促进高效的清算，因为没有偿还债务的管理者将被迫揭示信息给债权人，在违约的情况下，如果破产的好处超过了重组时，债权人将选择清算，假设管理者总是喜欢避免清算。Hart and Moore（1994），契约的不完全性和无法核查的现金流限制了债权人向公司要求索赔的能力。然而，债权人确实拥有选择权来清算公司的资产。资产的清算价值越高，债权人越愿意贷款，因为他们可以被确保得到更多的偿还。Faccio et al（2001）认为，潜在的破产威胁功效会在内部人控制且产权结构集中的公司中随着过多的使用杠杆而弱化。
（三）债权人直接介入公司治理
债权融资成为公司的主要融资方式时，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受到制约，Holmstrom和Tirole（2000）研究发现，相对于股东而言，银行可以很好地监督公司项目选择的正确性，可以减少公司投融资方面决策的失误，提高公司的价值。Jensen（1986）谈论了债权人治理的作用，如果公司没有履行债务义务，债权人可以采取措施终止雇佣该管理者。这就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管理者要关注债权人的要求，同时管理者又是股东的代理人，所以管理者在做出融资决定时必须满足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公司管理者能够真正地起到托管人的作用来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例如，Cable（1985）发现，银行在公司的参与程度与公司的财务业绩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银行参与在假设中可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Kroszner和Strahan（2001）发现银行家倾向于成为那些有形资本比率高、短期债务融资依赖性低且规模大而稳定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般情况下，成为公司董事的银行家是不可能从其监督行为中获得很多的利益的。尽管面临各种法律和监管的束缚，银行家们还是比公司的其他管理者更多地参与到公司的董事会网络中。他们还发现，美国的银行更喜欢给管理者是董事会成员的公司放贷。银行似乎喜欢从董事会的参与中获得行业细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从而对一个特殊行业的公司提供贷款。如果银行能够同时持有公司的权益和负债，那么就可以缓解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保护股东对债权人的权利将会继续削弱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四）负债的“侵占”作用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2000年以后国外的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负债在公司治理中起着两个对立的作用。一方面，负债是一个能够解决公司外部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代理问题的约束机制（Jensen，1986）。另一方面，负债能够被内部人使用作为一种手段侵占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Faccio et al.，2001）。所以更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负债的约束作用失效后所体现的“侵占作用”。其中典型的代表有：Faccio et al（2001）认为，在产权结构比较集中和内部股东能够控制并阻碍管理的企业中，债务作为一种潜在的惩治机制明显被弱化。像这种公司在欧洲大陆和亚洲非常盛行，具有控制权的内部人把负债作为一种侵占中小股东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机制。这种现象被称为举债的“侵占假设”。Day and Taylor（2004）指出，负债作为惩治手段或是侵占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通常包括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有效的破产法、活跃的接管市场、透明审计、会计和信息披露。Harvey et al（2004）认为，在新兴的和转型的国家中，债务融资对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被称为典型的“极端”代理问题。这些问题被认为根源于公司复杂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结构（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分离），公司是在不发达的公司治理机制环境下经营。然而，在这些国家中的公司对杠杆的运用明显超过美国同类型的公司，而且，在这些公司中，关于负债要么作为一种控制机制被股东有效的使用，要么作为一种侵占机制被内部控制人策略性的使用仍是一个公开的问题。来自国外研究的一些有限证据认为负债的惩治效应在这些国家相当有限，相反，负债与其说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手段，还不如说是侵占外部股东的一种工具。Tian（2005）以中国的公司为样本，分析负债的约束作用，结果表明负债的约束作用不明显。其他的研究关于东亚和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显示（Faccio et al.，2001）在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的公司负债具有明显的侵占作用。其中一项以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公司为样本的研究（Driffield et al.，2005）发现，在家族式企业中，高的表决权和所有权能够促使其更加积极地使用负债来达到侵占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债权治理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只是在近几年才受到研究学者的关注，逐渐开始研究。因此，本文主要是对近五年关于债权治理功效研究的现状进行归纳和整理。主要表现为：
（一）债权治理机制
马君潞、周军、李泽广（2008）选择了1998年-2006年期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 373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债务对代理成本Ⅰ（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的约束作用不明显，甚至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大量的债务甚至为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提供了现金流支持。债务治理机制对于代理成本Ⅱ（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的影响则是两面的，具有正向的约束作用，也有负向的加剧“隧道效应”的作用，最终表现视二者大小而定。同时，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来看，认为我国的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机制的确也在不断优化，对企业价值逐步起到正向作用。
（二）债权治理效率
杨灵芝（2005）随机选取了1997年年底之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75家公司，并对 2001-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资产负债率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利润率表现出了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债权表现出负的治理效应，即债权治理失效。陆玉梅（2005）以中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是上市公司负债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比率过高，公司负债融资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债务融资在公司治理中无效。兰艳泽（2006）以1999年12月31日之前在深沪上市的国有控股在50%以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全面而系统地对债权治理三大功效：负债抑制非效率投资功效、债权人直接介入公司治理功效和破产的威胁功效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债权治理三大功效在我国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王鹏（2006）对浙江省82家上市公司在2002-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及汪小军（2006）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2002-2004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负债融资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治理作用。季现政（2007）发现1999—2005年间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利润率与负债率高度显著负相关，通过对各年度的截面数据比较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权治理的主要主体——国有银行，在进入股份制改革阶段后，这种扭曲的债权治理关系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反而有恶化的趋势；而且银行贷款对借款公司的债权治理作用显著弱于非银行债权；短期贷款的治理作用显著弱于中长期贷款。朱明秀、封美霞（2007）对1 080家沪深上市在2003年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以及陈晓红、王小丁、曾江洪（2007）从债权治理视角构建中国中小上市公司债权治理评价指数对205家中小上市公司样本进行治理状况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我国上市公司债权治理失效，负债没有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债权治理软化的原因研究
季爱华（2005）指出，我国债权治理软化的原因是：债务债权关系的虚拟性；破产退出机制与相机控制失灵；主办银行制度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李武江、邵来安（2006）指出，造成我国公司债权治理功能弱化的原因主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债权主体并未形成；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未能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关系；破产退出机制与相机控制失灵；债权治理缺乏相应的制度性保护和主办银行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等。张晓农（2006）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银行公有和企业公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下，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行政干预行为及由此所引发的信贷软约束问题，由此导致负债融资治理效应的弱化，从而降低了债务契约的履约成本；国有商业银行不能行使债权人应有的追溯收益的权利，扭曲了银行对企业进行约束乃至强行破产的机制，使国有企业由于负债融资所带来的外部约束治理机制发生变异。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一）国外研究的评述
由于国外有着成熟和完善的资本市场，法律保障和公司治理结构，这些内在、外在的条件给债权治理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上述来看国外的研究已经成熟，其理论研究已经趋于完善，同时在实证研究这一块也做得比较多、比较充分。在21世纪以前债权治理功效的研究更多的是以债权融资活动中代理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集中在三大功效：债务具有抑制非效率投资、破产威胁以及直接介入债务公司经营管理的效率，并且在这三大功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1世纪后，由于债权治理在国外的市场上也出现了失效的情况，所以学者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负债在公司治理中的另一个作用—“侵占机制”上，并且也取得了骄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开始对制度对债权治理功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这些有益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的债务能否发挥作用将有指导意义。
（二）国内研究的评述
国内对债权治理研究还比较零散、不系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并且在债权治理理论研究方面比较落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从上述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多侧重对债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负债融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检验方面，基本上是围绕债权治理效率，债权治理软（弱）化等展开讨论和研究的，所用的方法比较单一。另外从我国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来看，他们要么把所有的上市公司放在一起做一个样本来研究，要么针对某一类型进行研究，很少有比较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很少进行分行业研究，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就更少了，更没有人真正地从制度的角度来系统分析和研究债权治理如何发挥功效。当今研究代理问题中更多的是趋向研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问题，但是关于债务对这种代理成本约束的研究很少见。所以我国学者应该对上述没有系统研究过的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领域将成为未来研究债权治理功效的趋势，研究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⑸ 外国融资现状都是什么样
美 国铁路融资状况：
1998年6月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21世纪运输平衡法（TEA-21）"。TEA-21法令的宗旨是，改进安全、保护环境、增加就业、重建美国运输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各种运输方式。TEA-21法令提出，不仅要在高速公路、桥梁方面进行投资，还将在公共运输系统、联合运输和诸如智能运输系统这类先进技术领域进行投资，并提出了创纪录的投资额度，列入国家财政预算。
国外非金融企业内部融资现状：
西方经济学者在考察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融资行为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企业融资结构的最优顺序是:先是内部融资，然后是发行债券，最后才是发行股票。这一理论被西方各国企业的融资行为所证实。
从美、英、德、加、法、意、日等西方7国平均水平来看，内源融资比例高达55.71%，外源融资比例为44.29%；而在外源融资中，来自金融市场的股权融资仅占融资总额的10.86%，而来自金融机构的债务融资则占32%.从国别差异上看，内源融资比例以美、英两国最高，均高达75%，德、加、法、意四国次之，日本最低。从股权融资比例看，加拿大最高达到19%，美、法、意三国次之，均为13%.英国、日本分别为8%和7%，德国最低仅为3%.从债务融资比例看，日本最高达到59%，美国最低为12%。企业不仅具有最高的内源融资比例，而且从证券市场筹集的资金中，债务融资所占比例也要比股权融资高得多，可见，西方七国企业融资结构的实际情况与啄食顺序假说是符合的。
以美国为例，“二战”后40余年在各个经济周期内，美国企业内部融资总量的比重平均高达73.1%，只有26.9%靠外部融资，美国企业其自有盈余用于再投资的比例平均高达近97%。企业之所以会把盈余再投资作为融资等级中的首选。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内部融资比例占所有资金来源的50%～80%左右，最高的1991年达到95%；债务融资一般在20%上下浮动；发行股票的融资比例最低，很多年份是负值，表明公司通过回购股票使这些年份的股权融资为负值。
⑹ 国内外对企业偿债能力分析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mail protected]
二、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长期负债指期限超过一年的债务，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入短期负债。
1.长期偿债能力分析是为了确定该企业偿还债务本金和支付债务利息的能力。分析财务指标主要有资产负债率、有形净值债务率、已获利息倍数、长期负债与营运资金的比率。
(1)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负债水平及风险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低，表明取得负债的资产越少，运用外部资金能力较差；反之，该指标越高，则表明借债筹集的资产越多，风险也越大。一般，保持在40%~60%较为合适。
(2)长期负债与营运资金的比率是长期负债与营运资金相除的比率。一般说，长期负债不应超过营运资金，长期负债会随着时间延续不断转化为流动负债，需用流动资产偿还，保障使债权人的利益。该指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企业筹资策略影响。
(3)有形净值债务率是负债总额与有形净值的比率，反映企业在清算时债权人投入资本受到股东权益的保护程度。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对债权人的保障程度越低，风险越大，长期偿债能力越弱。
(4)已获利息倍数是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的比率，用来衡量企业偿付借款利息的能力。从长期看该指标至少要大于1，在经营风险相同情况下，已获利息倍数越大，说明支付利息的能力越强。
2.“已获利息倍数”指标不能反映债务本金的偿还能力。因此应进一步计算以下两个指标以全面衡量债务偿还情况。
(1)债务本金偿付比率。债务本金偿付比率=年税后利润/[∑债务本金/债务年限]
该指标必须大于1，越高说明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
(2)现金流量偿付比率。现金流量偿付比率=[期初现金余额+本年度付息与纳税前现金净收入]/[利息支付额+本年到期债务/(1-所得税率)]
该指标用来评价企业是否在其经营活动中产生了足以还债的现金流量。该指标大于1，说明企业有足够现金支付利息与偿还本金。
3.通过分析现金流量表来分析增加长期负债的合理性
在现金流量表分析中，当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量为负数，而这些不足的现金流量主要依靠增加长期负债来弥补，则需要具体分析。
4.在分析评价企业长期偿债能力时，还要注意分析长期租赁、担保责任、或有项目的因素。 三、资本结构
企业购置长期资产或进行长期投资以期长期发展而进行长期融资时，要具体分析长期负债增加的合理性，同时应分析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
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有：(1)企业所处行业。由于行业不同，在资产组合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企业在筹资时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的比例，债务资本和所有者权益资本的比例不同。
(2)企业的现金流量状况。企业可动用的资金，不是账面利润，而是现金净流量。企业现金净流入量比较大时，可采用债务资本融资；当企业处于规模急剧扩张，或者风险极大时，可采用所有者权益资本融资。
(3)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国家，早期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银行借贷是主要的筹资方式，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权益融资的比重在不断地扩大。
(4)企业风险偏好。资本组合中，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的比重，是否与流动资产、长期资产的比重相一致，取决于管理层的决策。
企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要结合企业资产负债比表、利润表，企业的获利能力、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企业有比较全面、透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