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收益权是债权吗

① 信托收益权与受益权有什么区别

信托复受制益权转让是指将信托受益的权利进行转让。信托受益权是信托合同中规定的关系人享受信托财产经过管理或处理后的收益权利。也包括信托合同结束时，合同中规定的关系人可享受信托财产本身利益的权利。信托受益权是指受益人请求受托人支付信托利益的权利，广义的信托受益权中的受益人除有请求支付信托利益的权利外，还有保证信托利益得以实现的其他权利，如《信托法》规定的知情权、调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权、撤销受托人违反信托的处分权、受托人的解任权。信托受益权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信托受益权属于兼具物权和债权性质的财产权。信托受益权是受益人对信托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因此该权利首先必须是财产权。其二，信托受益权属于可转让的财产权利。信托受益权的权利是通过转让质物实现的，因此能够质押的权利应当满足可转让的条件。

② 什么叫特定资产收益权

特定资产收益权是指交易主体以基础权利或资产为基础，通过合同约定创设的一项财产性权利。即在特定资产有效期内，优先取得特定财产经营、管理、处置所产生的收益，在信托业很常见。特定资产收益权可以做到投资收益中去，不能计入营业收入中。

资产收益权是一种财产权利，以该财产权利设立信托，即为资产收益权信托，资产收益权即为信托财产，信托公司通过管理、运用和处分该信托财产，向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在该信托主体中，通常合法享有资产收益权的人为信托的委托人（通常也是初始受益人），信托公司为受托人。初始受益权通过转让信托受益权达到融资目的，这也是目前财产权信托比较流行的做法。

(2)信托收益权是债权吗扩展阅读

特定资产收益权在法律上不宜作为物权客体而应定性为债权性质。

根据法律上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约定权利的特定资产收益权不宜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而应定性为债权性质，其处置应当参考债权转让的相关原理，不宜直接按照物权方式进行处置。

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项目的操作模式：

通常是互联网金融平台与融资方签订《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互联网金融平台支付资金给融资方作为对价，融资方则将特定资产的“资产收益权”转让给互联网金融平台，但特定资产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并不转让给互联网金融平台。

③ 什么是信托收益权

信托受益权是信托合同中规定的关系人享受信托财产经过管理或处理后的收益权利。也包括信托合同结束时，合同中规定的关系人可享受信托财产本身利益的权利。 信托受益权定位于物权不仅是信托及运行机制的本质性质要求和需要，而且在信托法律制度的具体规范中也有相当的根据。 信托受益权具有物权的追及与优先效力。一方面，因信托财产处于受托人的占有、管理和处分之下，为了防止受托人的不当行为对受益人利益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信托法上，信托财产尽管名义上属于受托人，但它并非受托人的固有财产，而是仅以信托目的即为受益人利益而存在的特定财产，为此，受托人的债权人无权对信托财产进行追索。 信托受益权具有物权请求权的效力。在信托法上，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受益人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 信托受益权具有物权的直接支配力。这种直接支配力在物权中并非都现实地存在，有些物权如抵押权等担保物权，其支配力在一般情况下是潜在存在，只有当债权得不到满足时，支配力才现实地发生。信托受益权的支配力也是如此。在受托人正常管理时，受益权的支配力隐而不现，当受托人不当处理信托财产时，其支配力开始显现。只不过较为特殊的是，该支配力要经过撤销程序才可实现而已。

④ 关于信托受益权的问题请老师解答下

分级信托运用最多的两个领域是结构化证券投资和房地产融资。
前者，要求管理人以自有资金（现金）认购次级单位，这种信托类似证券公司的配资业务。
后者，常见于股权投资类的房地产信托项目，要求融资人认购次级单位，但多数是以融资人掌握的债权或股权认购，本人没见过现金的。如此操作的意义是确认优先级的性质，是实质的债权而非名义的股权，在融资人无力还款时，获得优先受偿权利。

⑤ 信托受益权和收益权区别

信托受益权是由信托法规定受益人享有的综合性权利，有信托法予以规定保护的；
信托收益权指受益人享有的财产性权利，信托财产收益权有债权属性，并无专门法律予以保护。
一般我们讲的是信托收益，而不是信托受益权。信托收益指的是信托产品的盈利，通过各种增值手段，信托产品实现盈利而非亏损。
信托受益权是信托合同中规定的关系人享受信托财产经过管理或处理后的收益权利。也包括信托合同结束时，合同中规定的关系人可享受信托财产本身利益的权利。
(5)信托收益权是债权吗扩展阅读：
信托（英语：Trust）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同时又是一种金融制度，信托与银行、保险、证券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
信托业务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律行为，一般涉及到三方面当事人，即投入信用的委托人，受信于人的受托人，以及受益于人的受益人。
信托就是信用委托，信托业务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律行为，一般涉及到三方面当事人，即投入信用的委托人，受信于人的受托人，以及受益于人的受益人。
信托业务是由委托人依照契约或遗嘱的规定，为自己或第三者(即受益人)的利益，将财产上的权利转给受托人(自然人或法人)，受托人按规定条件和范围，占有、管理、使用信托财产，并处理其收益。
信托业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
当代信托行业最早伴随改革开放萌生，对于弥补我国传统单一的银行信用的不足，利用社会闲置资金，引进外资，拓展投资渠道，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产权制度的多元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委托他人管理和处分自己的财产势在必行，信托“一法两规”的颁布将为信托业的健康发展奠定法制基础，据初步统计，2002年至2003年一季度市场已经推出了四十几个信托产品，吸收信托资金逾70亿元。同时，证券市场基金作为一种标准化和典型的信托产品已经为人们日常生活所熟悉。
信托目的是指委托人通过信托所要达到的目的，如委托人为了财产安全或为避免投资风险取得高额收益等。
受益权就是享受信托利益的权利。而受益权证书就是证明受益权的存在和内容的证件。如信托存款证书。
信托报酬是指作为受托人的信托部门在办理信托事务后所取得的报酬。信托报酬的形式主要是手续费，也有少量存贷差异。
信托报酬的多少，依据受托人付出劳动的多少和在信用中介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协商议定。

⑥ 信托和债的区别如何理解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在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与在债的关系中的债权人，在权利要求上处于一种类似的地位。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收益权．而债权人对债务人则享有请求权。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收益权是特定的，而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并无财产上的利益。在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与受托人间存在一种信任关系，而在债的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不一定存在信任关系。信托与债的区别还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上；

1．关于破产时权利的区别

某债权人与某债务人如存在法律上的债的关系，当某债务人宣告破产，则此债权人只能与此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平等分配破产后的财产。某债权人没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清偿的权利。若某债权人与某债务人存在的是法律上的信托关系，即债权人是受益人的地位，债务人是受托人地位，则此债权人(受益人)在债务人(受托人)宣告破产时，则能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取得清偿的权利。

2．关于利益承受的区别

在债的关系中．债务人举债将资金用于投资而获益．此收益当然归债务人所得．债权人不得要求享有．只有要求债务人偿还原借资金的权利。但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处于债务人地位，受益人处于债权人地位．受托人用收取的信托资金用于投资而获益，受托人(债务人)不能享有此收益．收益应归于受益人(债权人)。

3．关于风险承担的区别

在债的关系中，债务人对债权人对待定的借款负责。如所借财产发生遗失或损失，其对债权人应负的责任并不因此减轻。但在信托关系中，如严格按信托文件规定运用，发生信托财产的损毁、灭失或资金受损，均应由受益人(债权人)承包，受托人(债务人)不承担损失责任。当由于受托人(债务人)本身造成的过失而使财产受损，则应负责填补。

所谓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指信托财产有一种独立于其他财产的性质，主要表现在：

(1)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互独立。若受托机构(信托公司)解散、被撤销或破产，信托财产不属于其清算或破产的财产。

(2)委托人的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相互独立。这是一种特殊的破产隔离制度，它能保障受益人不因委托人破产或发生债务而失去享有其对该信托财产的权利。

(3)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或同一委托人的不同类别的信托财产相互独立。这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委托人的利益，保障同一委托人的不同类别的信托财产的利益，不因一种信托财产受损失而危及其他项信托财产。

⑦ 信托计划投资人是不是信托受益权人

【对于信托受益权的“债权”或“物权”属性问题，昨日文章的内容明显缺乏更多研究，笔者认为信托受益权应倾向于物权性质较多。特于此更正，以本文观点为笔者目前真实观点。】

金融创新是当今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常态，法律监管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从我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步伐来看，现阶段的监管追赶速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快。
近日投资金融届再掀起一股“收益权”拆分转让的浪潮，不满于年化10%左右的信托产品预期收益，信托计划受益人及业内各路英杰纷纷将目光投向更具发展前景的新课题——“收益权转让”融资，将实际投资期限长（信托2-3年）、流动性弱（可以转让但程序较生硬）的信托收益权拿来，拆分成“信托收益权”后进行再融资。

信托受益权作为我国法定的一项财产性权利，其转让虽然可以进行并受法律保护，但当要将其进行拆分并以其为基础进行再融资时，其中需要面对的法律障碍及风险就必须进行详实的考虑。

首先必须关注的是，将信托受益权进行分拆转让受到我国法律法规的明确限制。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信托受益权的转让进行了明确限制：“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信托单位。信托公司应为受益人办理受益权转让的有关手续。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
从此规定可知，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只能向机构进行转让，如果某机构将其自身持有的信托受益权欲向外转让，只有一种转让途径——向其他机构整体转让。自然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欲向外转让，有三种转让途径——（1）向机构拆分转让；（2）向机构整体转让；（3）向自然人整体转让。这些限制阻隔了一个最重要的监管重点防范现象——向自然人拆分转让！

其次，对于信托受益权本身的法律性质尚处于不清晰状态，各界对信托受益权的物权属性及债权属性还有争论，观点不能统一。因此，对于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信托收益权”这个概念，就更加容易混淆。说其“打法律概念的擦边球”是比较恰当的，究竟能否从信托受益权的概念中再剥离出信托收益权，实在是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我们认为，“信托收益权”或就仅是“收益权”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为金融产品创新而创设的词汇，其无法突破我国现阶段的法律逻辑，既不能将其称为物权，亦不属于债权，目前为止，尚无哪一部法律法规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定义和规范，而处于这一“灰色”地带的创新概念正如火如荼的蓬勃发展，在事实上推进着我国金融领域的繁荣，只是这种繁荣到底能否持续，能持续多久，或者，能否推动我国金融法制的进一步规范，都是我们努力去解的难题。

目前金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信托受益权再融资方式有这样几大类，其中出现的最新状态就是将信托受益权转化为“信托收益权”后进行再融资，且融资对象没有条件限制，没有规范约束，变相将受严格监管的信托受益权持有条件转换为了面向普通民众的无条件持有。

一、 P2P平台借款人以其信托受益权进行质押融资
P2P平台公司是目前最活跃的微金融成员，虽然在单笔融资标的上可以算“微”，但在平台年融资总体额度上却实实在在是高大上。为了增强平台的获客能力和资金流动性，平台创意性的将信托受益权质押融资作为一种融资手段进行操作，当然，P2P平台实际操作的质押物（抵押物）远不止信托受益权，其他包括银行汇票、仓单等等法律规定可以进行质押、抵押的物品，P2P平台均创设性的拿来进行了债权的增信。在实际操作中，平台上的借款人即信托受益人将其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在受托人处（信托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将信托受益权质押予P2P平台，作为向平台上投资人（出借人）的借款担保。P2P平台则将平台投资人的资金通过提供居间服务的方式实现资金向借款人出借的目的。

二、将“信托收益权”从信托受益权中剥离，再进行分拆转让
这一操作方式是目前最常见也最受大家争论的方式，各类金融和类金融机构都在尝试，P2P平台更是其中最热心此创新模式的实体。那么到底什么是“收益权”，法律没有界定，而这种“收益权”与地方政府平台项目中路桥收费所指的未来“收益权”自然不是一个概念。在无法明确“收益权”是哪一种具体权利的前提下，这种权利转让的根基必会受到不可忽视的质疑。用“信托收益权”代替信托受益权进行转让，在形式上规避了《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对于转让和分拆转让的限制，但实质上不能不说是违背了监管出发点的行为，实际上是否可以严格的归结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呢？也未可知。如果我们将其行为的本质倒推回监管原则的层面，其不合法合规性自然表露无遗。实践中存在的交易模式包括直接转让或通过P2P平台等机构分拆向普通公众进行转让（普通公众包括自然人和机构）。

“信托收益权”在从“信托受益权”中通过协议等方式成功分离出来后，再进行分拆转让似乎已不用受监管规则的约束，形式上逃避了监管的细则，事实上以现在的监管条文进行审核也的确难以界定其行为的违法性。法无禁止即自由是否适用于这个范畴？该用何种分析辩证的目光发现其中的基本矛盾并解决之？

上面所述的交易模式无疑突破了一直以来备受限制的“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现实市场需要，这从业界的热情和实践规模愈演愈烈即可见一斑。但，从法理基础的分析中，我们认为这种操作方式很难符合合法合规的要求。
从监管根源上说，监管之所以不允许将信托受益权进行分拆再向自然人转让，是因为信托产品本身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其设立、投向等无一不折射出“投资”性质，而投资必然面对风险，投资收益愈可观，风险愈高。这与银行存款等普通民众最熟悉和理解的借贷关系不在同一个风险级别中，自然不能允许将此种高风险金融产品向普通大众化整为零的进行发售，否则一旦投资难以兑付，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因此，凡可以承担高风险的投资人才是有资格获得此类高收益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受众，这个受众圈子也从普通大众的广义范畴中浓缩为监管规范中要求的“合格投资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监管部门将此类金融产品限制在“合格投资人”的范畴之内，即，控制风险。

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和分拆的的规定，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以及其他财产和财产权信托进行受益权拆分转让的，应当遵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该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以及第六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都对信托受益权的持有明确了鲜明的范围和条件。
因此从本质上说，目前存在的各种通过化整为零的操作方法将融资渠道直接打通到社会普通大众，信托受益权这类按照监管原则必须由具备相当资产及风险承受力的合格投资者才能持有的权益最终被拆分转让给众多自然人，而这些自然人没有任何资金和风险承受力的限制，由此很有可能产生不可预估的连锁风险。虽然各类转让的具体方式与形式均不尽相同，但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这些新式交易模式与拆分转让信托受益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直接触及了银监会针对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同时，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不得向不特定客户发送产品信息。准确划分投资人群，坚持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对象，切实承担售卖责任。”也可以说明，我国金融监管重点的监控对象既是金融产品销售形式，更是由此可能导致的诸多社会风险。“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对象”是所有金融从业者都要遵守的原则。

“信托收益权”能否单独拆分进行转让存在较大争议。从信托受益权中拆分出的“信托收益权”的权利属性模糊不清，难以判断其为“债权”还是“物权”，投资人受让该“权利”存在较大风险。如果将“信托收益权”的概念分别匹配为债权和物权进行分析探讨，则又会发现其在实际发售流转过程中有许多环节还无法按照现有的法律要求进行权利的确认和落实，导致行为目的和行为手段最终无法一致，产生的风险仍要投资人买单。
我们倾向于信托受益权为物权范畴，但是这只是基于法理的推理，在我国实际立法体系中，这一推理尚难以成立。将信托受益权定性为物权，主要基于信托受益人的权利不但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的侵犯，且如权利不论因何等原因辗转遗失，权利人均可以向受托人追及，又因于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功能，受托人自身的财产状况不能对信托受益人的信托财产造成任何影响，更使得其物权的特点比较突出。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信托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一物二权的法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运用信托制度中普遍认可的。
但是，如果将信托受益权定性为物权，则信托受托人同时亦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信托公司）是信托物形式上的所有权人，但其无信托受益权，而信托受益权人享有信托财产的受益权是实质上的所有权人，信托财产出现问题其均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追及，结果是在同一个信托物上，出现了两个物权，这对于我国的法学本源来说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状态。但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奉行的是双重所有权制度，即一物二权。这个观点上的冲突也在事实上的境内外信托业务中有了更多体现，国内法学人士对英美法系中信托一物二权理论衍生出的各类信托制度难以清晰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各种无法调和的现实矛盾。这种法律基础的分歧可能是我国引入信托制度以来始终无法将信托运用得如英美法系国家那种娴熟程度的原因。至少直至目前，信托（非商事信托）到底在我国应该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近两年市场上已出现“家族信托”的概念和实际操作，但从公开披露出的信息来分析，虽然“家族信托”在名称上已经向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本源靠近，但其实际操作手法目前来看仍是我国商事信托的一种翻版。

我国信托法不认可信托受益权人对信托财产享有追及权、优先权等物上权利，受益人难以获得信托财产的物权救济。由此更不用说由信托受益权分离出来的“信托收益权”了，其法律定位更加扑朔迷离。那么如果我们联想力更加丰富一些，将“信托收益权”视为债权，则只从我国法律法规对债权的一些程序性要求上即可看出，信托受益权（信托收益权）也不能简单的被归纳进债权的范畴。债权在转让时将涉及债权转让通知及履行变更手续等问题，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债权转让需通知债务人，否则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则该债权（信托收益权）转让在无通知的前提下不会对信托公司发生效力，事实上P2P平台等机构将获得的信托受益权拆分为“信托收益权”后再向普通公众售卖的过程中，其没有去信托公司处进行通知登记等程序，信托公司最后仍是向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则最终“信托收益权”持有人的权益获得将更加未知和波折。事实上，到底信托受益权能够被界定为何种权益，如前所述，目前还没有定论。

从目前可获知的各方面现状来看，现有的信托受益权再融资模式虽然在市场上掀起了一系列热潮，但其在合法合规性方面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法律风险。如果我们可以在市场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法制的发展，最终融合出一套新的监管法规甚至产生新的立法，即保障了社会大多数实体的资金基本安全，避免大范围社会风险的发生，也没有遏制金融创新的步伐，令我国金融界舞台上演更多利国利民的精彩，则民众之大幸，各界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