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碳金融资产管理办法

『壹』 碳金融的国内情况

我国是最大的CDM项目供给国。按照《京都议定书》，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2012年前无须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CDM机制转变成核证减排单位，向发达国家出售。我国目前是CDM机制中二氧化碳核证减排量最大供给国，占到市场总供给的70%左右。而在原始CDM和JI项目需求结构中，由于 《京都议定书》规定欧盟在2012年底前温室气体减排量要比1990年水平降低8%，而且欧盟对碳排放实施严格配额管制，因此欧洲国家需求量占据总需求的75%以上。日本也有约五分之一的需求份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发达国家2012年完成50亿吨碳减排目标，其中至少有30亿吨来自我国市场供给 。
碳金融市场处于发端阶段。我国目前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深圳环境交易所，主要从事基于CDM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碳交易额年均达22．5亿美元，而国际市场碳金融规模已达1419亿美元。总的来说，我国碳治理、碳交易、碳金融、碳服务、以及碳货币绑定发展路径尚处发端阶段，我国金融机构也没有充分参与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发展思路上来，碳交易和碳金融产品开发也存在法律体系欠缺、监管和核查制度不完备等一系列问题，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开展，也未开发出标准化交易合约，与当前欧美碳交易所开展业务的种类与规模都有相当差距。
碳金融市场发展前景广阔。我国正在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两型社会”的发展战略，过去“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转化为“两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长）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同时，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碳减排责任和义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种承诺体现了我国加强碳治理的责任感和大国风范，也充分表明我国大幅减排温室气体的决心。按照这一目标，未来几年内我国碳交易和碳金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也为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同时，创设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 我国碳金融市场缺位使得碳资产定价权缺失。我国关于碳资产定价权的缺失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经济利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较高成本，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在每吨碳100美元以上，而在我国进行CDM项目投资，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尤其是，碳金融中介市场处于起步阶段，这就没有发挥金融在风险评估和管理以及价格发现的功能，也使得我国只能被动接受欧美碳资产的单向报价，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工业化国家2007年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外购需求量为3亿吨左右，均价在15－20欧元区间。我国作为最大碳排放权供给国，出售价格远低于这个价格区间，我国目前碳交易价格维持在10欧元左右。有的项目甚至更低，如2006年7月，意大利碳基金通过世界银行以每吨不低于6．25美元的价格分10年时间从南钢股份购买了约65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为防止我国碳资产被 “贱卖”，发改委出台了每吨CDM项目二氧化碳8欧元的最低限价；宝钢股份2007年1月出售给瑞士信贷国际集团和英国瑞碳有限公司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也只略超10欧元；2009年6月我国出售给欧盟买家的CERs现货价格为11欧元；尽管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价格在2009出现了下降，但在欧盟内部配额市场，一吨2014年12月到期的二氧化碳期货价格仍达19欧元。
事实上，由于我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碳金融市场，我国碳资产的定价权掌握在欧美需求方，我国供给的CERs被发达国家投资机构购进后，经过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品，赚取丰厚的利润。
单一的CDM供给与低成本减排领域使我国处于低端市场。 2012年前，我国在碳交易市场主要是CDM项目CERs的供给，2012年后，我国碳排放就须承担一定责任。据世界银行报告，我国已是第一大碳排放国，随着我国碳减排承诺的逐步兑现，我国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碳排放权进口国，而那时碳排放权的购买价格极有可能比现在出口价格高许多。而且，我国处于碳交易的低端市场还表现在减排产品多集中于低层次的减排领域，使得我国碳排放产品成为受制于国外企业需求的买方市场。我国现有的CDM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类型项目，此类项目减排成本低，投资力度小，技术稳定，收益预期高，多为国外投资者热衷投资项目，而对于减排成本高、技术复杂、投资多、受益期长的项目，如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林、HFC－23分解消除项目却极少投资，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相关数据，这些项目占总项目比例低于1%，而能源类和提高能效类项目却占95%以上。特别是，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框架的不确定性、欧盟碳交易体系第三阶段 对CDM项目合格性的限制、漫长的等待期与高额的交易成本都使CDM交易规模呈现下降特征，因此我国开展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更具有前瞻性和紧迫性。
开发碳金融市场对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碳金融的标的物是一种虚拟产品，交易规则严格，开发程序复杂，销售合同多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长，风险评级技术要求高，非专业机构难以胜任碳金融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如清洁发展机制或联合履行机制都涉及减排单位的认证，若减排项目无法获得认证则导致交付风险，会降低投资预期收益。为保证项目对投资人的吸引力，既需要熟悉减排单位需求国和具体项目所在国的认证标准和程序，了解有关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同时，还需要对交付风险和政策风险进行评级并提供担保，这样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和复合型人才在目前我国是十分稀缺的。
而且，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既限制了碳金融的有效衔接和发展，同时也欠缺对风险要求更高、专业服务能力更强、涉外服务水平更专业的金融服务人才。总的来说，我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碳金融交易制度，更没有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也没有创建碳交易平台，碳基金、碳期货、碳证券等各种碳金融创新产品更是没有开发，这就使得碳交易市场缺乏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也没有充分发挥碳金融对于碳资产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而在低碳节能环保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微，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欠缺参与激烈竞争的思想准备和国家战略。碳金融具有宽阔的潜在增值空间，国际金融机构对该领域的创新和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从目前市场开发程度来看，欧盟国家先行先试，暂居市场领先，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占全球碳交易额的四分之三以上；EU ETS掌控着EUA期货、期权的定价权；而且伦敦作为全球碳金融中心之一地位已经确立。美国国内虽没有形成政府规制严格的碳配额交易市场，但2008年美国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各州组成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egionalGreenhouse GasInitiative， RGGI）形成自愿减排单位（VER），目前RGGI已是全球第二大配额交易市场。
特别是美元作为最主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国开发和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美国金融机构基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可以较为便利开发出碳金融产品，做大碳金融市场。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基本为欧美金融机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近些年也推出一些碳金融服务和产品，以加入国际碳金融市场的竞争。如日本利用其先进的碳减排技术，并在日本碳交易所采用日元计价。澳大利亚可基于NSW交易平台来开发碳金融市场。各国都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碳金融市场；各国似乎都在关注碳货币发展战略，即积极通过将主权货币与碳交易、碳资产、碳金融绑定来提升货币的国际地位。
3.1中国“碳金融”市场蕴藏巨大商机
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CDM项目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为此，中国已经被许多国家看做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那么，依托CDM的“碳金融”在我国应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蕴藏着巨大商机。
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在我国，“碳金融”更多的是指依托CDM的金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中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更加巨大。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如果在中国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我国寻找合作项目。
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售。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CO2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3.2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障碍
首先，对CDM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CDM和“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同时，国内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碳金融”的除少数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鲜有涉及。
其次，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在国外，CDM项目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数是由中介机构完成，而我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另外，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
再次，CDM项目开发时间长、风险因素多。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开发CDM项目涉及风险因素较多，主要有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和CDM特有风险等，政策风险来自于国际减排政策的变化，如2012年后中国是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决定了2012年后合同的有效性；项目风险主要是工程建设风险,如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资源能否按预期产生等。在项目运行阶段,还存在监测或核实风险，项目收入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支持。
3.3兴业银行碳金融实践
2006年5月，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针对中国在节能技术运用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融资需求特点，在境内首创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这一“绿色信贷”品种。截至2008年3月底，兴业银行已经在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重庆、浙江、福建等十一个省市开办节能减排贷款业务，共发放贷款51笔，累计投放12多亿元；可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147.48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12.85万吨。
随着节能减排贷款的快速推广，部分节能减排项目已经进入碳减排交易市场。兴业银行运用在融资模式、客户营销和风险管理方面积累的初步经验，将节能减排贷款与“碳金融”相结合，创新推出以CDM机制项下的碳核定减排收入（CERS）作为贷款还款来源之一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碳金融”模式，为寻求融资支持的节能减排企业提供了新的选择。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深圳某公司垃圾填埋场沼气回收利用处理项目。该公司成功引进加拿大技术，并升级开发出适用于城市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的3R循环利用技术，将原先直接排放大气的温室气体沼气作为能源回收利用，于2005年在梅州垃圾填埋场（一期）成功实施，当年在联合国注册成为CDM项目。由于该公司属于“轻资产”型的科技服务公司，资产规模小、经营收入少、资产负债率高、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担保条件，因此，二期项目拓展的中长期资金需求难以通过传统的贷款运作加以满足。为解决传统贷款模式遭遇的融资难题，兴业银行运用创新的思路和项目融资模式，侧重考察第一还款来源的有效性，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作为贷款审批的主要考虑因素，并且根据项目实施的现金流和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来选择还款期限，使还款时间与现金流收入规模、时间匹配，较好地解决企业还款压力问题。最终为该公司提供了三年期750万元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该项目的实施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16万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该笔项目融资的成功运作，体现了兴业银行在环境金融创新中，节能减排贷款模式的新突破，标志着兴业银行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扩展到“碳金融”领域，也为今后探索碳保理等新兴业务奠定了基础。
3.4发展碳金融的机制调整与完善
（一）搭建交易平台。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应借鉴国际上碳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效分配和使用国家环境资源，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二）加强宣传推广。要让企业充分意识到CDM机制和节能减排所蕴涵的巨大价值，推动项目业主和开发商根据行业、自身发展计划，扩大国际合作，积极开发CDM项目，力争国家环境资源利益和企业利益最大化。
（三）推动政策研究。CDM机制不仅涉及环境领域还包括经济学、法律、管理等复杂的知识，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对于自身参与CDM项目的潜力及规模尤其需要认真研究。
（四）培养中介市场。中介市场是开展CDM机制的关键，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进入，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购买或者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
（五）构建激励机制。“碳金融”具有政策性强、参与度高和涉及面广等特点，发展“碳金融”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规模导向等政策配套，鼓励金融机构参与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支持低碳经济。
天津：创新试水碳金融
2013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以来，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等5个行业的114家企业成为天津碳交易市场主体。据了解，在国家确定的7个试点省市中，天津市是唯一同时参与了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及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直辖市。
专家表示，天津产业格局特色鲜明，重化工业特点显著，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数量和体量突出。与其他试点地区及一线城市已完成或正在大幅削减工业企业生产能耗和碳排放的形势不同，天津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面临形势和发展阶段情景的典型代表。因此，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碳排放总量尚未达到峰值的城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更具有典型性和样本意义。

『贰』 怎么对碳达峰，碳中和，碳资产，碳交易，碳金融，碳税，碳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描述

碳达峰是一个过程，即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进入平稳下降阶段。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
碳交易市场是由政府通过对能耗企业的控制排放而人为制造的市场。通常情况下，政府确定一个碳排放总额，并根据一定规则将碳排放配额分配至企业。如果未来企业排放高于配额，需要到市场上购买配额。
与此同时，部分企业通过采用节能减排技术，碳排放低于其获得的配额，则可以通过碳交易市场出售多余配额。双方一般通过碳排放交易所进行交易。
碳金融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一般而言，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准确地说是涉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碳金融定义：运用金融资本去驱动环境权益的改良，以法律法规作支撑，利用金融手段和方式在市场化的平台上使得相关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得以交易或者流通，最终实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与总量控制和排放贸易等市场竞争为基础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不同，征收碳税只需要额外增加非常少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实现。
由于与全球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碳税在理论上被设定为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管理体制，以实现最优产出，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确定排放限额及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在国家或区域的层面实施碳税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例如欧盟就正在讨论实施统一碳税以弥补2005年1月实施的碳排放贸易体系的不足。

『叁』 如何利用碳金融推动低碳实体经济发展

如何利用碳金融推动低碳实体经济发展
2017年，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渐兴起会给大、中型实体企业的生产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同时也会给这些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这正是所谓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碳市场形成并深化发展，碳资产作为企业资产的地位也将逐步稳固。在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碳市场过程中，控排企业在管理方面并未遇到很大挑战，主要是由于90年代起这些企业就已经有了系统的环境、能源管理体系。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除了挑战，碳市场更是一次迅速提升系统管理能力、融资能力的机遇。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各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目前低碳实体经济发展的障碍，仍然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可以说，金融服务低碳经济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突破融资的“瓶颈”约束，也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扩大融资规模，满足实体经济建设的合理资金需求。
对如何利用碳金融推动低碳实体经济发展的思考
1
利用碳金融推动低碳实体经济的发展愿望和现实困境
碳金融是推动和繁荣碳交易市场的必要条件之一。为什么在试点阶段碳交易金额上不去，碳交易品种上不去，就是因为碳金融品种太少，碳金融背后的交易频次太少，仅仅靠少量以履约为目的现货交易，是无法支撑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推进和加快低碳经济的发展，更要依靠大力发展碳金融为引领手段，这包括加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大力开发碳金融产品和业务，并且推动商业银行将低碳经济项目作为贷款支持的重点，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从目前来看，A股市场中具有低碳经济概念的上市公司占比很小，而节能减排企业发行企业债的筹资活动限制也亟待突破。这表明， 当下我国以直接融资手段来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显得更为“滞后”。与低碳经济所占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比，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
碳金融概念出现后，利用碳金融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的呼声日渐高涨。在碳交易试点运行期间，各交易所均推出了若干碳金融产品，例如：碳配额托管、碳配额回购、配额质押贷款与CCER置换、碳期权、碳排放权现货远期合约、碳债券、场外掉期合约等等，然而这些产品普遍存在着体量小、频次低、结构比较简单等缺点，基本上都处于试水阶段，且可复制性差。其中，配额质押贷款这种被认为是对企业开拓产业融资渠道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碳金融服务却因为监管和合规性等原因，未能得到推广。在试点期间，配额质押贷款业务成果廖廖，频次远低于托管、回购等简单金融服务。
我们来看一个配额质押案例：某碳资产公司与天津某国企的配额质押融资方案。
某中型控排企业，年配额量400万吨，以控排企业50%配额（200万吨）作为质押标的，以当年市场价值的50%（15元/吨）作为质押率，通过金融机构为企业融资3千万元并收取资金利息。控排企业利用碳融资实施一项节能技改工程，在次年解押配额并支付本金及利息，同时碳资产公司对质押配额数量的的5%进行配额-CCER置换，通过买入CCER卖出配额的方式获取价差收益。
待方案进入实施阶段，却遇到了以下障碍而被搁置。第一，该企业实施的技改工程投资规模较大，配额质押融资利率虽不高，但其款项数额远不能满足需要；第二，配额质押融资期限较短，不能很好的起到引领作用；最终导致企业还是依赖于传统的渠道进行进一步融资，以弥补资金缺口。而大型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此类贷款需求也缺乏兴趣，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仍然未能解决。
由此可见，对产业融资需求较强烈的中小型企业，因融资额度、配套措施不足等问题，碳金融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近期出现的一些新概念，如“集团碳配额融资”、“园区碳配额融资”等，由于体制、规则等限制，只停留在概念阶段。欲使碳金融对实体经济真正发挥作用，须拓宽思路，全面设计，综合发展。
2
有效利用碳金融，要结合传统金融、绿色金融等多种金融手段
现阶段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先天不足，难以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低碳发展需求。对政府和碳市从业人士而言，只是一味强调发展碳金融本身的“造血”功能是不够的。在全国碳市场形成后，要大力发展碳金融，并有效推动低碳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推动，“输血”与“造血”机制并用。
第一，政策支持。鼓励商业银行结合国内碳减排机制，积极创新贷款管理机制以适应低碳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是否敢于将低碳经济项目作为贷款支持的重点，这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至关重要。尽管现在大家都在打“绿色信贷”这张牌，但从节能减排贷款所占贷款总额比重明显偏低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对低碳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
鉴于低碳经济发展不仅可以拓宽商业银行的贷款产品范围和金融服务内容，还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这包括碳基金机制创新、碳金融产品创新、推进贷款管理机制的创新 （如制订和开发适合我国节能减排项目的新贷款管理办法等），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加大对低碳经济的“绿色”金融支持力度，这对银行本身而言也是个新的业务增长点。
第二，跨行业合作。既然国内碳市场建成和深化发展已成大趋势，应鼓励专业的碳资产管理者联合金融机构及企业，推出和碳交易活动紧密联系的较大规模碳金融服务，真正能够影响到企业的低碳发展进程，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数额小、频次低，结构简单的“试水碳金融”产品。
第三，除银行信贷支持之外，充分利用政府、行业及商业渠道，通过积极推广先进低碳技术，实施低碳工程与碳金融紧密结合的低碳综合规划，进而扩大直接融资规模，这也是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国传统高能耗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比较高，节能减排压力大，对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旺盛，潜力巨大。政府应引导金融机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国家货币政策，根据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变化，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综合运用传统金融、绿色金融和碳金融等多种融资工具和手段，最大限度地支持低碳实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