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直接融资比例

1. 2012年到2015年中国超发了多少货币

可以自己按M2/GDP看看杠杆率如何。
再考虑社会融资结构，对比先导市场（不能看美国、韩国等直接融资份额巨大的国家，可以参考欧洲诸国，他们目前是160%左右，我们呢是200%左右）。

2. 2015年中央宏观经济政策有哪些

首先，未来货币政策取向是“补缺口”而非“总量放松”。随着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外汇流入将出现缩减甚至负增长，从而切断我国基础货币主要来源。应坚持“量价兼备，张弛有度”的原则，央行盯住“流动性水平”而非“流动性总闸门”以提高货币政策的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货币政策不应排斥总量工具，应适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其次，央行主要货币政策目标应是降低社会实体融资成本。未来我国需要逐步确立以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加强货币政策对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率的引导，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一方面继续增加直接融资比例，另一方面继续引导利率下行。利率框架不妨以“短期利率走廊＋中期政策利率”为框架，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低正回购利率等引导货币利率下行，但相较于短端利率，中期政策利率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至关重要，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PSL、MLF等引导中期政策利率的新型工具须进一步推出。
第三，货币调控强调与实体配合避免“脱实向虚”倾向。近两年来，金融和政府部门创造的货币增速在提升，而居民、企业等创造的货币增速下降。货币结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国货币创造的“脱实向虚”倾向。因此，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在重点发展产业领域要保障适度流动性，实施定向、定量、定期宽松。特别需要采取创新融资工具，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对创新型企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信贷支持，加大定向支持力度；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两个不低于”目标，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不折不扣地将定向宽松政策落到实处。
第四，放宽存贷比限制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效率。改革主要思路是“降低分子，扩大分母”，未来可以考虑存款端增加稳定性较好的金融工具款项，比如同业存款、同业存单、创新类金融产品等主动负债工具，其流动性接近于存款性质，可计入分母；在贷款端比如再贷款、小企业专项债等与资金来源相匹配的贷款应从分母中扣除，这样将大大提高货币存量，显著增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五，优化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推进政策框架改进。在央行体系中，需要优化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推进政策框架改进。随着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以及前些年受制于汇率和结售汇制度安排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压力已经减轻，我国货币供应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增加和调整国内资产规模和资产组合为实体提供流动性。
第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盘活财政资金”已成为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核心问题，就长期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简政放权，通过统筹预算，压缩政府规模，减少财政收支规模，从根子上解决财政支出“虚胖”的问题；在短期内，需要清理、归并，合理安排预算支出。
第七，加快推进税制改革。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全面完成“营改增”，要通过结构性减税“还税于民”，清理各类税费，调整税制结构，稳定税负、定向减税和调整支出结构，向科技创新和民生领域重点倾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释放居民消费能力。
第八，尝试发行永续国债。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增加央行和商业银行国债持有比例。我国国债负担率为20％左右，远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戒线，国债发行的空间充裕。由于公共投资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建设项目，由于建设资金需求量大，为弥补资金缺口，地方政府不惜对外举债、背负利息。可以尝试发行永续债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用于公共基础设施、重大民生项目等长期投融资，也可以增加居民融资渠道。

3.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会议要点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今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十二五”规划可以胜利收官，使我国站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同时，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化解。
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坚持辩证法，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加快改革创新，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会议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第一，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会议强调，要坚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科学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坚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深挖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抓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要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要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要保住基本民生、兜住底线。要健全督查激励问责机制，促进各方面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善于把握本质、主流和趋势，善于把握社会心理，善于把握时、度、效，深度分析，主动发声，澄清是非，更有针对性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会议号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是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全面部署，也是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部署。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正确方向，脚踏实地推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4. 中国大约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上市公司IPO注册制

为2015年。

依据《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第十九条规定：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探索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制定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股指期权试点，推动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推动证券法修订和期货法制定工作。推出巨灾保险，推动信用保证保险领域产品创新，出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指导意见。

(4)2015年直接融资比例扩展阅读：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相关要求规定：

1、要让注册制健康运行，还要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对欺诈发行和重大违法的上市公司实施强制退市，坚决清除出市场。

2、注册制将使中介机构承担更重要的职能，监管部门将全面完善中介机构特别是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规范和监管规则，通过有效的监管措施和责任追究，把中介机构的勤勉尽责和信息披露把关责任落到实处。

5. 人力资源管理升级的三个新命题

人力资源管理升级的三个新命题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功能是通过提供一系列以“人”为核心的工作与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决策支持和人才支撑。简而言之，人力资源管理乃至全部的管理行为，都是为企业业务发展服务的，其服务的内容、形式、深浅、节奏，都应随着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人力资源管理升级的三个新命题，欢迎阅读。

1、面向现实：

企业经营管理的五大挑战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功能是通过提供一系列以“人”为核心的工作与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决策支持和人才支撑。简而言之，人力资源管理乃至全部的管理行为，都是为企业业务发展服务的，其服务的内容、形式、深浅、节奏，都应随着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不断深化，绝大多数发展中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都面临五大挑战。

1经济结构转型：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

总书记数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淘汰大量落后生产力，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代表新生产力方向的企业必定会在洗牌的过程中快速崛起，而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力水平(体现在企业商业模式升级和经营管理效率提升)，将是摆在企业面前的核心命题。进则生，退则亡，时代呼唤新的产业领袖出现。

2产业整合加快：持续性的并购浪潮

2015年，中国并购市场繁荣发展，交易数量稳步保持，交易总金额环比大幅提升。根据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证监会审核并购重组数量为311单，交易金额为11080.34亿元，全市场并购重组的数量为2669单，交易金额为22069.21亿元。

一方面，IPO(首次公开募股)延缓和注册制推迟，导致许多公司放弃自行上市，投入上市公司怀抱。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流动性依然很好，因为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中国股市的高倍市盈率，给了中国企业并购国际市场好标的企业的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亦是当前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做强做大的有效途径。和君咨询倡导的“上市公司+PE”模式(控股汇冠股份、入股威创股份)、FLA模型(行业龙头+并购基金+创业企业)等，均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互联网+兴起：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思维

工业化最重要的思维是依靠标准化的手段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规模化的销售，叫做量产量销。也是制造业的基本思维，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商家倒逼供应链。

商家倒逼生产企业降价是常见的现象，甚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本质上带来的是“供求背离”，从而导致落后产能重复建设、资源大量浪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价值分配错位、无序、甚至颠倒;已经威胁到社会的正常运行。

和君咨询合伙人李书玲博士认为：“互联网将改变工业化以来‘供求背离’的态势，信息的充分将推动‘消费者主权’和‘员工主权’时代的到来。消费者主导市场，需要的是商家提供诚信(产品和服务的诚信)、需要的是生活方式(产品和服务只是手段)，要求更为柔性的生产和供应链应对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可见，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升级，是信息互联加速商业文明的进步必然趋势。

4产融互动的战略景象：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

2015年以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成为资本市场的最热门主题。大量IPO受阻或者暂不符合IPO条件、又有强烈融资需求的企业挂牌新三板。

截至2016年5月8日，新三板挂牌企业已经突破7000家，其中出现了以九鼎投资为代表的巨无霸企业。从当前及未来一个阶段来看，中国金融市场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全球先进国家偏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育不会因为注册制延缓、战略新兴板暂时搁置而停滞。

相反，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过去简单依靠上市牌照或资质获得优势资源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如何提升企业内功，合理利用资本市场工具，形成产业与资本的良性互动，将是企业必须认真考虑的命题。

和君咨询创造性地提出了“产融互动的战略思维”，即“没有市值制空，往往走不出新一波的产业增长或者会走得很艰苦。(点击阅读→ 王明夫：产融互动的战略思维)

反之，没有产业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反复验证，也无法维持市值曲线的陡峭增长和高估值，制空终将落空。持续成功的企业，应该是产业发展和市值增长两条曲线的不离不弃、形影相吊、相生互动、螺旋上升。”

5组织创新层出不穷：平台化与合伙人制

从源自京瓷公司、“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创立的阿米巴经营，到海尔张瑞敏坚定不移推行的倒三角经营、众创模式，再到韩都衣舍的小组制、永辉超市的员工合伙人计划……各种各样的组织创新模式层出不穷，平台化与合伙人制成为大多数企业都在研究、试点甚至全面推行的战略性举措。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逐步由员工服从组织变成了员工主导组织，这就自然要求企业建立“人格平等、能力互助、能量互动的组织方式”，由“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力”转向“自下而上的或多元交叉的组织动力”，由“能力配置权力”转向“权力配置能力”。

另一方面，80后、90后员工已经逐渐成长为职场主力群体，他们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甚至先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这是对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一次重构和颠覆。

传统的考核与激励方式逐渐失效，基于价值认同的、低权力距离的组织运行机制将是员工的最大诉求，亦是企业努力的方向。

2、全新定位：

人才地图是企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人力资源管理从理念到功能，经历了人事(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三个较为重要的阶段。发展至今，大多数人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承担的四个角色——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业务伙伴)、企业基础设施管理(行政专家)、转型与变革管理(变革推动者)以及员工贡献管理(员工激励者)，已经达成了充分的共识。

此外，像腾讯这样的大型企业，已经探索并实现了“HR三支柱模型”的运作模式，即：

HR BP(Business Partner)角色，定位于业务的合作伙伴，针对内部客户需求，提供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

HR COE(center of expertise)角色，定位于领域专家，借助本领域精深的专业技能和对领先实践的掌握，负责设计业务导向、创新的HR政策、流程和方案，并为HR BP提供技术支持;

HR SSC(shared service center)角色，是HR标准服务的提供者，负责解答管理者和员工的问询，帮助BP和COE从事务性工作解脱出来。

事实上，虽然已经有很多代表性的企业走在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前沿，但现有绝大部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仍然参差不齐，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能力发育迟缓，远远滞后于经济环境变化和企业业务发展的诉求，导致企业愿景、战略规划与组织现实、执行能力出现不匹配、“两张皮”的现象。

尤其是中国GDP增速放缓，全球化竞争和互联网的发展，推动大量行业加速从过往“基于供给的粗放式发展阶段”转向“基于需求的精细化发展阶段”，从“填空白式的追逐和圈占需求的发展模式”走向“引领和成就消费者的供求一体化发展模式”。

过往，许多企业的战略侧重于论证机会，未来需要侧重于论证能力，市场在进步，竞争水平不断升级，粗放式的、低门槛的机会越来越少，只有能力匹配或者引领机会，企业才能在市场中持续获得生存机会，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和君集团董事长王明夫认为“企业的生死问题变成了创新和转型的问题，创新和转型的'问题变成了人才的问题。不能在人才上下对功夫，谁也别想实现创新和重生。”(点击阅读→ 王明夫：人力资源管理就是管理公司的一切)

人才重于组织，组织适应人才的需要，而不是人才适应组织的需要。

原来从哈佛搬过来的经典管理逻辑是：战略—组织—人力资源，战略决定组织，组织跟随战略，人力资源适配组织。

现在看来，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管理逻辑：

人才动起来，组织跟随人才，组织适配人才，战略和组织都围绕人才转。给人才以机会和平台，才是组织的前途所在、资本的收益所在、事业的生生不息所在。

王明夫建议：“企业家心中或办公室要挂三幅图：业务版图、组织版图、人才版图。如果只能三选一，那就挂人才版图吧。”和君集团“咨询+资本+商学”的一体两翼模式取得了十年数十倍的爆发式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生态越来越广、能量越来越大，与和君的人才战略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点击阅读→ 人才奔腾，怒放生命!)

和君商学院自2003年创办以来，已经累计培养5000余名学员。而这些学员，均是在清华、北大、人大、南开等985、211高校中以近10:1的比例选拔而来，经过1年的系统商学学习训练，严格筛选和定期淘汰后才能顺利毕业。这套体系和这些人才，成为和君商业图景最基础的根基。

毋庸置疑，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竞争。只有足够优秀和大量的人才，才能真正识别机会、承接机会。

近期，日报《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不但要我们肯干、敢干，还要我们能干、会干，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大家有了方向，有了希望，工作积极性越来越高，能干、会干的人越来越多，成效也会越来越明显。”

企业的资源永远都是有限的，人才体系的建设首先应该聚焦于核心人才体系的构建，充分的发挥“二八效应”。

哪些人才是企业的核心人才呢?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中，上海晟煊集团重金聘请安迪作为CFO，全面负责并购红星集团的工作，亦是这个时代关键并购整合人才价值的凸显;与此同时，樊胜美、邱莹莹之类的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专员、行政文员等职业发展的“瓶颈”，又具有鲜明对照的意义。

总体而言，对应企业经营管理的五大挑战，从笔者近年来经手的咨询案例来看，大量企业现在最为紧缺的关键人才有如下几类：

一是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内部企业家，能够独当一面的承担新业务、新项目的拓展和开发;

二是具有并购思维、国际化视野，以及并购实施能力和并购后管理能力的财务、运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等;

三是兼具传统企业经验和互联网思维的产业互联网人才、新媒体运营管理人才等;

四是深谙资本市场运行规律，懂得产融互动思维的董秘、财务总监等;

五是基于总部功能的项目经理式人才，引导各个细分模块的专业化项目，推动各类业务、管理咨询项目在企业的落地与推广。

3、必由之路：

行业化企业大学的实践

企业的发展机会往往存在时间窗口期，而人才成长和能力发育却需要时间。对于追求长期发展的企业而言，人才队伍的培养必然变成最为紧迫和重要的发展命题。

越来越多致力于成为产业领袖的企业，都将人才吸引和培养上升到人才战略的高度。没有辐射全行业生态的人才储备和批量培养的能力，没有大量拥有行业使命感和稀缺才能的人才队伍，很难支撑起行业领袖的事业规模。

企业大学或者学院，如果不是基于产业的人才视野与定位，实际上就只是企业人力资源培训功能的有限升级而已。行业领袖所构建的企业大学(基于产业的人才学院)，应该拥有产业使命感，秉持敬天爱人的基本价值观，为促进产业基于供求一体化的效率提升、秩序优化和价值创造水平提高，推动商业文明进步而培养、输出人才与文化。

以淘宝大学为例，其使命是“为新商业文明培养人才”，主要服务于“电商及电商生态链从业者”，目的是为了维护电商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和君咨询合伙人李书玲博士认为：“企业大学的本质意义是为了构建基于产业生态的人才交互平台，构建“产业-企业-人才”三位一体的共赢发展机构。”

和君咨询系统提升团队，经过多年的咨询时间和探索，基于和君的“一体两翼”、“FLA模型”等原创思想，逐步摸索出针对有志于成为行业领袖的上市公司的系统解决方案，即“五个一工程”：“一家上市公司+一家并购基金+一个产业生态+一个咨询团队+一个企业大学”。

其核心要义在于，以上市公司为轴心，通过并购基金投资或收购产业生态中的并购标的，由咨询团队提供投资或并购后管理服务，而企业大学建立的人才平台，将为咨询团队和被并购标的源源不断地输出经营管理人才，保障和实现被并购标的的价值提升和并购整合“1+1>2”的良性循环。这将成为中国版的“丹纳赫模式”。

和君在为A上市公司(生物制药行业创业板上市公司，曾创造创业板IPO市盈率的最高纪录)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通过构建A公司自身的企业学院，开启“五个一工程”的建设。

A公司企业学院的定位：规模化培养沃森发展所需人才的同时，纵向辐射大生物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横向拓展人才培养的各个专业方向，实现课程、资源、信息与人才的互动。

A公司企业学院的功能：核心人才成长基地——侧重于领导力培训、管理培训、以及影响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专业方向培训，为公司发展培养高中基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方向的骨干人员。学习型组织的载体——带动全员进入学习状态的学习系统的发育和文化风气的形成，成为沃森战略实施的基石，以及对外传播的窗口。

组织能力沉淀的平台——智力(课程)开发、梳理、传播平台，实现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能力、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沉淀，为企业经营管理以及资本运作、并购整合、内部创业等重大课题提供知识和能力支持。

在现阶段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为适应企业集团化的成长、互联网等新兴业务的发育，开设以培养“具有战略视野、领导胸怀和带队伍能力、能够在独立业务领域或者公司总部独挡一面的高层管理干部”为方向的“领导力培训班”，作为A企业学院的又一里程碑。(笔者所在团队曾在三年前为其走向规范化管理，开设以培养中层干部为主的“管理菁英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班级选拔了30名A公司中高层管理干部(分子公司总监、总部部门负责人以上级别)，通过围绕基于战略视野的知识结构/思维能力(智商)、领导管理能力(情商)、心理韧性(逆商)三个方面的系统课程培训(包含线上和线下、封闭式和开放式多种类型)、开展多种创新学习方式(情景模拟、私董会、拆书帮等)、结合业务和管理现状设计相应的学习任务(课程作业、实操演练等)、搭建专业的教学管理团队，实现培养核心经营管理人才、提升组织的战略执行力、持续积累学院办学经验的目的。

项目开展至今，全体学员对公司战略的理解力、执行力以及个人领导思维、管理能力，均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公众号对学习材料的持续推送和积累，在线学习系统(网页端与移动端，定位培训管理、知识管理、价值输出)进入建设实施阶段，将为A公司企业学院的不断完善和构建，提供更好的工具和平台。具体的操作细节，在此不过多赘述。

总体而言，要实现“五个一工程”，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投入，不可能一蹴而就;哪怕企业大学本身的构建，也是要从一个个的专业培训班、一门门的优质课程积累和沉淀而来。但，这是成为产业领袖的必由之路，唯有坚持，才有未来。

4、对人力资源管理升级的三个核心建议

在科班定义上，人力资源管理是聚焦于人才的选用育留，构建人力资源规划、招聘、培训、薪酬、绩效、福利、员工关系管理等模块化功能。

创业板上市公司汇冠股份董事长、前和君咨询合伙人解浩然博士曾说，“不确定的时代+变化的人”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变的是边界与外延，而不变的是本质。

面对外部环境的剧烈变迁、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内部经营管理复杂性放大等复杂局面，人力资源管理既要敢于承担和付出，又要善于学习和创新;要在原理上回归，在方法上迭代。

如果说，企业经营管理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不断地靠近消费者、不断地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那么人力资源管理就要不断地研究、探索和尝试，如何帮助企业去更靠近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真正地吸引高潜力人才，启动和释放他们的执行力、创造力，形成企业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人才竞争力。

最后，和君咨询业务合伙人余水对人力资源管理升级的三个核心建议：一是人力资源管理从理念到功能必须全面升级、加快蜕变;二是抓住了核心人才吸引、储备和培养就抓住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牛鼻子;三是以行业化的企业大学为中心的人才平台是企业成为产业领袖的基础设施。要么坐以待毙，要么放手一搏，这是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真实情境。

6. 中国债务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到底是多少？这些债务的风险有多高，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系统性风险或者区域性风险，应对这些债务和风险有哪些应对举措？基于此，日前，国务院信息公开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举办第25次文津圆桌闭门研讨会进行研讨。

债务总量持续增长但整体可控

数据显示，以广义信贷总量的指标，到2016年一季度末，广义信贷为134万亿，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个百分点。以各项贷款比GDP的指标，到2015年底这个指标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些年我国债务总量在持续增长。

不过，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国锋称，相对债务总量增长，债务结构的问题更加需要引起关注。

何国锋强调，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整个融资体系结构不合理，长期依赖银行体系。他说，近年来，直接融资尤其债券融资这块发展比较快，但股票融资占比比较低。2015年末债券和股票融资总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14%左右，这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压力和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银行业承担了大量本来应该由资本市场解决的一些金融服务，像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兼并重组这些应该由股权融资来做更好一些。

就整个银行体系来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仍较低。何国锋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同时整个贷款损失准备也比较充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拨备有2.4万亿，今年以来还在增长，拨备覆盖率175%，贷款拨备率3.06%，对于不良贷款仍有充足的拨备。

此外，企业债市场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4.17万亿元，占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财政处处长关鹏表示，发改委管理的企业债券最大的特色是与投资项目直接挂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政策，资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是债券还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债券在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各品种中违约数量最少，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另外，财政部预算司债务处处长尹李峰也提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尹李峰说，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9.4%，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从地方政府债务来看，目前债务风险也总体可控，以国际通用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与一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加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有所下降、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违法或变相举债担保情况仍有发生、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不规范的PPP模式等新情况和问题，尹李峰称，有关部门正在督促地方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从居民负债来讲，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提到，2013年中国达到55.5%，美国为113%(2007年为143%)，日本是130%。相对来讲，中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曹红辉说，消费的贷款在中国是两倍于经营性负债的，占到整个居民负债的32%，其中居民负债中，80%是用于购买房产，其次就是汽车和信用卡的贷款。另外，中国的居民人口结构中，40岁以下占53.71%，这说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并非是造成中国居民负债增长的一个显著制约因素，今后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人口结构没有成为一个约束。按照美国15%的居民负债的边界来看，大概我们可以新增40.69万亿的居民负债空间。综合举措解决结构性债务问题

在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表示，全球债务同样在增长不能光拿中国说事。他说，从全球来看，2000年开始全球债务87万亿，2007年是142万亿，2014年是200多万亿。在2007年到2014年债务危机债务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对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上升。到现在为止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总体负债水平上升，但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负债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水平。

曹红辉说，2001年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达到49.7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为14.2万亿美元。从全球来看，数量众多的边缘化国家的负债率在下降，少数重要的经济体的负债率却在快速上升，这其中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美国2001到2014年负债率从53%上升到100%，日本从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美英两国效果最为显著，但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债务水平不减反增，比如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债务持续膨胀，荷兰、丹麦、挪威的杠杆率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说，中国的债务状况总的来看有三点，一是赤字总体比较小，二是经济增速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政府掌握了很多生产性资源，不大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整体来说，债务水平和状况应该是可控的。但问题是，既然债务实际可控，为什么坊间、尤其外围对中国的债务问题会有这么大的恐慌呢？

她说，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债务总体不透明，除了过去不愿意主动公开债务情况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直接显性的债务，有一些直接隐性和间接的债务没有谈到，隐性债务如何清算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政策的不连续，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转向特别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层后出现异化，再有可能一些可执行的程度不是那么高，这容易招致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也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总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负债水平较高。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愿意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希望地方多花钱，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并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第二，企业负债很高，跟依靠贷款的粗放增长方式，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都有关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资超过了自己的需求，钱到手之后转手倒给中小企业，自己还能赚一笔钱，导致负债率越来越高。如果看这些指标，只能说中国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没有到了马上就要出现危机的地步。

何帆预测，如果真的出现危机，肯定反映在流动性方面。政府债务的腾挪空间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业的负债，企业到最后还不上钱了。只是目前来看，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体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另外，企业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尚未出现企业资金大量被占用还旧债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还债挤占了投资的情况。

何帆认为，债务问题是必须尽快解决的。不过，中国还远远没有到了马上就要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有时候，债务危机是自己吓出来的。

何帆建议，应该密切关注债务指标，同时尽快做好预案准备。各种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措施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鸡尾酒疗法”，各种药效需要配合，剂量需要斟酌，对潜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虑。

何国锋也表示，要实现经济有序去杠杆，把债务尽可能的降下来，还是应区别对待，分类施策。从银行信贷角度，总的思路还是应该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措施。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企业负债整体较高，同时企业债务风险已经有所暴露。当前，主要以央企作为突破口来研究怎样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债务链，缓解企业相互拖欠资金的问题，同时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的信贷风险。对僵尸企业，现在主要还是尽量推动其进行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尽量少实施破产清算，对于必须要破产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贷怎么退出来，包括信贷退出的方式、节奏，包括影响，尽量不搞大规模一刀切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