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急！谁有家族信托法理与案例精析pdf版
2015年6月的新书，现在没有电子版，请像支持新电影上映一样支持一下新书把
② 请问家族信托具体的一个操作是怎么样的
企业家普遍希望子女能够把企业发扬光大，传承和积累更多家族财富，但并非每个企业家子女都对家族企业感兴趣。有些人更希望追随自己其他方向的梦想，比如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就选择成为一位音乐人，而不是进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因为这样，很多富人为孩子考虑而采取了设立家族信托的方式，不直接把财产分配给继承人，而是委托给信托基金受托人来管理，从而将股东和运营者的角色分开，任用能干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家族企业，同时又保障继承人可以生活无忧。
财富传承稳保障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家族信托基金的运用已经相当普遍。IBM掌门人沃森曾以自己的孙辈为受益人设立了一笔数百万美元的信托基金，他们年满35岁就可以支配基金中各自的份额。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子小约翰·肯尼迪，生前依靠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过上随心所欲的贵公子生活，并客串杂志经营业务。他的父亲与叔叔也同样受益于家族信托基金。据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称，1936年他4岁时，父亲已为他和哥哥分别设立了10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帕丽斯·希尔顿，尽管她的祖父2007年把希尔顿酒店出售给了百仕通集团，并宣布将名下约23亿美元的资产大部分捐赠给慈善机构希尔顿基金会，但这并太影响帕丽斯的生活，因为她依然拥有为己而设的家族信托基金。
在香港，船王许爱周之孙、中建企业主席许世勋之子许晋亨的收入同样来自家族信托基金。许爱周上世纪40年代从事地产及投资业务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将名下重要资产如中建大厦等楼宇和亚洲货柜股权放入周兴置业旗下，并以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由许世勋三兄弟共同掌管，家族成员每月在基金内支薪而不能直接分得遗产。另外，一些官员在上任时为保证不牟私利，也会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如前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当年即把财产以家族信托基金形式交给父亲唐翔千管理。
为防止家族信托基金的庇荫让受益人们成为无节制挥霍的纨绔子弟，一些信托还会专门设置防挥霍条款，对受益人的权力进行限制。在设计信托契约时可以依据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来设定拨放财产的条件，如所发款项只够维持子女过中产生活，或只能用于医疗、教育等支出，让子女不会因继承巨款而出现价值观偏差。
合理节税保护伞
在美国等遗产税高昂的国家，信托基金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节税，财富家族可以通过设立理论上能永续存在的朝代信托来规避遗产税和隔代转移税。例如，在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的情况下，如果传承三代，通过朝代信托可能会帮继承人节省70%以上的税收。不过，设立朝代信托需要向受托的金融机构支付不菲的手续费及管理费，每年的费用有可能达到信托资产的1%。因此，为节省管理费也有许多人会选择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或朋友作为受托人。比如萨默·雷石东的家族信托基金SMR信托，主要托管人即是他多年的副手维亚康姆公司CEO菲力普·道曼。当然，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的选择与公平处事就更为重要。香港罗氏针织创办人罗定邦于1996年4月成立家族基金，选择次子罗蜀凯任受托人，而到了2007年，其四子罗嘉宝之女罗颖怡就入禀法院，控告二伯父没有提供信托基金内物业及资产全面准确的资料，要求他交代账目。为解决此问题，信托基金委托人也可以指定专门的监察人，以监督受托人是否履约。
资产隔离防火墙
因为信托独具的资产保护机制，且委托人和受益人通常不是同一人，家族信托还可以充当财产的“防火墙”。如果委托人死亡、离异或破产，信托财产不会受其牵连，债权人或配偶都无权拿走。香港曾有一位富商设立了一个1000万港币、为期三年的信托，受益人为10岁女儿。未料，两年后该富商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在清算时，债权人虽然发现却无法动用这笔信托中的钱款。三年到期后，信托转为现金划至女儿名下，按照香港有关法律，信托只管受益人是否拿到钱，而不管受益人拿到钱后给谁用或怎么用，富商就可以靠这笔信托资金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去年轰动一时的龙湖地产主席吴亚军与蔡奎离婚事件中，也让公众看到了家族信托的妙用。蔡奎的家族信托“银地”（Silverland）最终漂离了吴亚军的家族信托“银海”（SilverSea），仅用一纸协议就解决了夫妻分家问题，连公告都不用发，避免了一般通过股权分割财产带来的税负成本及交易成本，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上市公司的冲击。
境外上市好工具
实际上，在境外上市过程中信托安排屡见不鲜，早已经成为企业跨境重组及资产规划的一个利器。那么，境外上市中典型的信托结构通常是如何安排的呢？2012年末在港上市的中国白银集团就详细演绎了这一过程。
中国白银集团在国内的运营公司主要是江西龙天勇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简称“龙天勇金属”），其股权分别由陈万天（66.18%）、吴文勇（15.64%）、陈万龙（7.27%）、陈荣（7.27%）和万成来（3.64%）持有，其中实名股东陈万权及陈万成作为代名人，代表陈万天及配偶周佩珍持有部分股权。为了完成上市重组，大股东陈万天的配偶周佩珍选择了变换国籍方式，以绕开《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并自2011年9月起成为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国民。
其重组方式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周佩珍在境外设立了Rich（BVI）、中国白银集团（开曼）、中国白银（BVI）和中国白银（香港）等一系列中间控股公司，又通过中国白银（香港）在境内设立了一个外商独资企业（WFOE）“浙江富银”，进而又用这家WFOE收购了国内的“龙天勇金属”及其他相关运营公司，从而完成境内权益置入境外的重组过程。当所有股权都转移到了周佩珍手上的时候，原股东的利益又怎么保证呢？解决办法是，周佩珍作为委托人设立了五个酌情信托，即陈氏家族信托、WWY信托、CWL信托、CR信托及WCL信托。这五个信托分别为“龙天勇金属”五位原股东陈万天、吴文勇、陈万龙、陈荣和万成来的家族信托，各自信托在拟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也与原股东持股比例相同。五位原股东分别为各自信托的保护人，五位原股东及其配偶、子女等为各自信托的受益人。
③ 新鸿基地产郭氏家族争夺 三兄弟平分家产案例可以用家族信托解决吗
可以的，而且家族信托就专门为这样的豪门处理纠纷的最好方式。
④ 如何挖掘私人银行客户家族信托需求
这个感觉还是孕育吧。毕竟家族信托在国内由于产权的界定还存在一定的限制。虽然国内成功的案例不少。私行客户肯定也都了解。都说需求是刺激出来的。但是家族信托这类长周期的产品也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所以只能不断的刺激。到了一定时间点。自然而然就接受了
⑤ 案例说明家族信托的几种模式，你有吗
主要有四大模式，分别是信托公司主导模式，私人银行主导模式，私人银行和信托公司合作模式，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合作模式。具体内容网络一下你就知道。
⑥ 想做家族信托，哪家机构靠谱啊
似乎目前没有专门做个人或家族信托业务的机构，一些自称可以做这项业务的小机构又不放心，建议还是暂时把钱存入银行吧。
⑦ 梅艳芳家族信托是失败案例吗
马华桂律师 京师上海律师所
回看梅氏信托，我们解读其中的成与败
很难堪，无爱的处理方式
明星梅氏的信托Karen Trust（以下简称梅氏信托）经常见诸报道，一些内容刺激观众的神经：
各大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震惊了整个财富管理圈——“梅氏92岁母亲欠房租被强制搬家，坐地痛哭不愿离开！
一代巨星梅氏的3000项遗物，包括新秀冠军奖座、波鞋、公仔连贴身内衣裤被信托受托人香港汇丰信托进行拍卖……
如果信托公司与信托受益人即梅妈提前协商，将这些估价不高、意义特殊的私密物品，以实物形式交付梅妈，既维护了受益人的利益，也恪尽了受托人的职责，公众将更容易接受。
梅氏家族信托的设立简述
2003年，12月30日在香港养和医院梅氏病逝，终年40岁。在医院治疗期间，在专业人士帮助下，梅氏完成了其信托的设立，是一个依据开曼法律设立的酌情信托（自由裁量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从公开的资料看，香港罗兵****会计师事务所为税务筹划，汇丰国际HSBC受托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人，也是遗嘱的执行人，但是设立过程中没有咨询独立的第三方，尤其是律师。梅氏信托赋予了受托人HSBC较大的权力，如取得和管理信托投资收入、变更受益人、认定被排除人士等。
除了信托协议和遗嘱，梅氏确认了受托人备忘录（Trustee memoranm）。在该备忘录中，梅氏向受托人表达了以下意愿：
（1）在梅母在世期间，受托人应为梅母持有信托资产，并每月向其固定分配7万港币；
（2）将两处分别位于Happy Valley和伦敦的房产赠送给好友刘培基；
（3）留出170万港币用于4名侄子侄女的教育：在这四人25岁前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时，梅氏信托每年将给付10万港币给相应的受教育者，但每人最多不超过40万港币，剩余10万港币作为HSBC的管理费;
（4）在梅母去世后，信托资产全部分配给妙境佛学会有限公司（New Horizon Buddhist Association Ltd.）。
还有一个大前提值得特别提醒：梅氏原本想设立的应该是生前信托，可惜在圣诞节期间就过世了，没来得及将信托财产转入信托，只能借助兜底性工具信托意向书、受托人备忘录、遗嘱等文件成立并将财产注入信托，梅氏信托得以遗嘱信托形式出现。因这两类信托在生效起点、功能和稳定性上区别巨大，引发纷争不断。
梅氏信托是开曼信托，为何香港法院有管辖权？
就梅母在香港法院提起的一系列诉讼，梅氏信托的受托人HSBC主动接受了香港法院的管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信托管辖权这一问题，虽然梅氏信托的适用法是开曼Cayman法律，但是如果梅氏信托的受托人和主要资产均在香港，受托人也同样在香港对信托资产进行管理，香港法院也可能会对梅氏信托有管辖权。
母亲覃氏的诉讼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梅氏在医院治疗期间因用药等原因而丧失了行为能力为由，要求撤销遗嘱信托的安排，是对遗嘱效力的不认可。由于此时梅氏已经故去，要审查其行为能力只能靠人证与物证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何冠昌太太的证言，一则她当时每天都陪在梅氏身边；二则她与本案遗产无任何利益瓜葛。毕竟是专业人士参与设计的遗嘱内容，它当然不容易被推翻。法官认定梅氏的遗嘱及信托安排有效，并经过高等法院、终审法院的一致肯定。后梅母又先后控告遗嘱执行人、主诊医师、遗产受益人等，结果均被法院判决败诉。 第一阶段的诉讼梅母虽败诉，但关键的诉讼中法院对其倾斜照顾，由梅氏遗产支付其诉讼费及律师费。
第二阶段，梅母与信托受托人及妙境佛学会有限公司发生了长达10年的多次诉讼。是在信托生效后，就受益权安排不合理性提出的诉求，诉讼的结果是梅母一再取得胜利。确实在设立之初，梅氏信托没有考虑房租水平上升、物价上升、医疗费用的增加等因素，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而且生前信托未生效很多有益的保障条款无法生效，基于梅氏保护受益人的目的，法院一再判决梅母胜诉，最终每个月获得的生活费从7万增加到了2016年的21万。同时，也因无力支付长期多次诉讼高昂的律师费，梅母一度陷入个人破产的境地。
破产后，覃氏仍然不懈通过各类诉讼讨要生活费，由于请不起律师，其只能以90岁的高龄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官实在于心不忍，曾破天荒地判给了已破产的覃氏一笔律师费，保障其得到充分的法律服务；2014年10月，覃氏因无力支付各类上诉所需要的保证金，请求香港终审法院豁免，但遭到上诉委员会的驳回。由于覃氏并没有大量资产支付律师费，所有的费用几乎都来自于其从信托收益中的“透支”，最终无力支付的时候，便只能宣告个人破产，沦落到穷困潦倒的生活状态。信托所管理的资产也因此大幅缩水，梅氏的大爱慈善目的大打折扣，遗愿或难实现。
梅氏信托技术上值得借鉴也值得反思
从结果来看，梅氏所设立的信托，似乎并未达到其生前“保障梅母体面生活”的遗愿，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梅氏所设立信托的意义。
从技术上来说，梅氏信托还是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该项信托设立了多顺位、多层次的受益人。其母亲作为第一顺位的受益人，享有终身的受益权；其侄女及外甥，则享有固定数额的教育基金；妙境佛学会有限公司获得剩余的信托财产（如有）。这样的安排并不算复杂，但是能满足设立人诸多不同的需求。
其次，在这样一个亲人索取无度的家庭中，如果不设立这样的信托，那么家人之间发生争执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在梅母的屡次挑战下仍然未被击破，有效发挥了资产隔离和保护的作用，依然保障了梅母在梅氏去世后大部分时间的基本生活。
基于财富传承的考虑，在家族信托中，委托期限往往跨越委托人的生命周期，甚至长达几代人，可以说信托是委托人从坟墓中伸出来的一双手，呵护后几代人的幸福。而委托人去世时，受益人不一定具备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甚至不一定掌握财富传承的隐私信息，这就需要委托人在信托内容涉及中非常的细致、专业、周到和制衡。
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人性之叵测，再完美的计划也只是一种可以被人颠来倒去的工具。这一点，是所有拥有大额资产、传承筹划需求的人士所必须警醒的。梅氏信托所聘用的产品设计、规划的专业人士无可指责；但信托的设计更是一门艺术，尤其家庭情况各异，特点不同，挑战性就会更大，切忌照抄。
笔者认为，如果在当时在一些信托条款设计上引入信托保护人，保障和监督受托人完整、真实按委托人梅氏订立的家族信托协议和遗愿履行，比如将内衣等私密物品从信托财产拍卖物之列剔除，比如阻止梅母不理性的诉讼行为等。当然，本案是家族信托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设计上远不仅仅是这点疏忽。我们作为相关律师，也非常期盼通过我们的努力，善良人的合理意愿都够在信托中得到良好表达，并受到法律的良好保护和实施。
梅氏信托有诸多制度设计的不足，可以进行六个方面的优化：
一是没有来得及制定一个统领性的家族宪法，作为家族最高法律，将自己秉承的价值观融入家族宪法中，使用到家族财富管理、家族事物运作的方方面面，使得所有的信托角色都必须遵守。如，家族宪法可以最高效力来设定诉讼的惩罚机制，如果受益人不合理地提起诉讼，经过信托保护人审核，受益人将面临损失更大收益权的可能。同时也没有对信托各角色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教育，使他们明白他们的位置，明白设立人的一片苦心，明白违反信托的法律后果。
二是家族信托的投资和分配应当更加灵活，而不应当是固定分配的方式。同时不应该将家族中的某些人排除在受益人范围之外，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分配以求家族的和平。如果完全不给梅兄任何利益，那么他必然会通过对孩子、母亲监护权来谋取利益。如果梅母、梅兄的诉求如果在信托设计时候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灵活调整和照顾，那么他们对信托的安排应当更加满足。
三是家族信托应当设立纠纷调解机制。即使受益人仍有不满，也可以通过调解机制去做有效协商，合理调整，不经过内部诉讼纠纷机制，绝不能走到对簿公堂的局面，而诉讼应当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保证家庭关系和稳定得以有效维护，这也是信托设立的基本目的，逝者在九泉之下难堪，最后一点儿尊严也不会被亵渎。
四是家族信托应当设立制衡机制。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设立保护人或监察人，享有如“撤换受托人”、“按要求变更受益人”和“决定、修改家族信托的投资和决策分配”等制衡的权利。保护人委托家族利益的代表，与受托人、受益人形成三者的制衡关系，并且在变化来临时临时改变家族信托的安排，以便更好抵实现委托人的目的。如此，梅母和梅兄的荒唐行为便不可能实现。
五是梅氏在设立信托之前没有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咨询，该信托的受托人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方便，信托设置相对简单更容易管理。不设置信托保护人，其权利不会受到过多的干预。是啊，天底之下谁愿意主动限制自己权利，给予他人更多权利呢？
六是年轻时候对风险思考不足够，没能做好风险防范性准备。待病倒后才启动信托设立程序，可惜时间仓促，梅氏信托个性化设计有限。由于节假日没法办理财产登记，梅氏没有等到变登记就过世了。于是，生前信托没有生效，该信托只能够按照遗嘱的内容设立信托，使得她的诸多意愿得不到实现，终酿成苦果。上帝不公，梅氏的爱没有敌过时间。
总结为，族信托的条款不必要规定的过于呆板，导致缺乏信托的制衡和调整机制，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切勿轻易挑战信托独立性
从“梅氏信托”事件上，我们可以发现信托受益安排上的两个突出特点。
首先，梅妈挑战遗产信托诉讼耗资巨大，但最后事实证明香港司法支持了信托的有效性，这充分说明了在一般情形下要挑战或质疑信托是不可能的，同时也足以彰显信托顺利实现财富传承的强大功能。
其次，“梅氏信托”设立的受益人受益条件，实际上充分体现了信托对受益人的约束兼保障功能。信托对受益人的正向激励及反向约束，是信托的在所有传承工具中最明显的优势，信托激励后代的成长，然后获得更多的受益权和更多的财产支配权，鼓励后代发展事业，并提供资金支持。
显然，梅妈今天的遭遇，是其固执坚持无谓诉讼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劝告作为信托受益人，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应该是谨遵信托合同游戏规则，不要轻易挑战信托独立性，否则如同玩火。
最后四点小忠告
家族文化的建立和传承很重要，维护家族的和睦是传承的基础。
有效的财富管理安排不仅能够帮助财产保全和增值，还能够减少家庭冲突发生的可能。
家族信托的首要目标是资产的有效隔离和安全性、家族信托架构的柔性和灵活性，法律对家族诉求和家族信托的尊重、对家族适当的权利保存的认可是设计的基础。
在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中往往作为兜底性的工具，而不建议把遗嘱作为唯一的传承工具，因为太容易发生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