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融资改革步伐

① 如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推动已改制的国有商业银行等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强对基层机构的管理。理顺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正确处理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切实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是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大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鼓励各类银行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服务机构，完善落实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提高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抓紧制订《放贷人条例》。
三是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和规范债券市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回购等政策措施，推进发行制度改革，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完善债券市场发行规则与监管标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探索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
四是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推进农业再保险和巨灾保险体系建设。稳步发展与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的保险，积极发展建工险、工程险等业务。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推动健康保险发展。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和保险资金投融资功能。强化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责任。
五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六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跟踪和评估，高度关注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变化，认真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维护市场秩序，确保金融体系安全。

② 课题：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加快构建国企投融资平台

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郭励弘
文章认为中国的投融资改革严重滞后版 ,其原因不仅因为受到国权资国企延误改革的拖累 ,而且还因为它既秉承了传统计划经济最核心的内容 (即政府配置资源 ) ,又在渐进改革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特色”。投融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其根本措施是完善出资人制度 ,将投融资管理的重点从项目管理转向资本市场管理 ,从“投”转向“融”。文章指出 ,中国投融资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 :建立起针对出资人的资信评价体系 ,以资信等级为依据 ,实施对出资人融资能力的宏观调控。放弃项目的行政审批 ,形成投资决策、资本决策、信贷决策三权鼎立 ,相互制约各负其责的投融资格局。严格金融监管、放松金融准入 ,严格市场清除、放松资本管制 ,培育财务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资金供求机制。厘清企业制度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③ 我国金融体系将加快改革开放吗

在业内人士看来，要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需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未来，应坚持金融监管不放松，实现严监管常态化。黄益平表示，随着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我国经济基本面更为健康，为金融风险防范创造了良好基础。同时，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冲击中，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将增强我国金融防风险能力。潘向东表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垄断特征，这导致了效率低下、防风险能力低。对内开放金融牌照，在扩大民间投资空间的同时，还有利于加强金融体系的竞争，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提高金融业效率。境外金融机构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丰富，扩大对外开放，可以从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两个渠道提高金融业效率。

④ 谜语加快改革步伐的谜底

谜语加快改革步伐的谜底
谜面：加快改革步伐
谜语类型：(打一物理名词)
谜底:变速

⑤ 如何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步伐，充分释放改革活力

但中国的特色在第三点，新社区。我国现在已经建设了一些新农村。这些新农村怎么建设？只建一些居民楼是不够的！第一，要园林化；第二，要走绿色经济道路；第三，公共服务要到位；第四，社会保障方面，城乡要趋于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新农村就可改为新社区了。新社区是中国式城镇化的一个点，它们就是未来的新小城镇。当然，这些地方就不能采取计分制，要分区推进。这个区成熟了，全盘改，那个区成熟了，再全盘改。这样中国城镇化的红利，就大大地激发出来了。

⑥ 学术论文刘光溪《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我国金融业深受大一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造成高度的金融垄断、高度的金融压抑、高度的金融监管，严重制约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导致地方金融监管与调控的缺失，国家高度垄断了金融资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从而奠定了近30年来我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基础。
中国入世后，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承诺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我国金融业掀起新一轮横断层面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打破金融垄断，而是中央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金融资源垄断者；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县域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地方金融资源稀缺进一步加剧，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近几年来，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各种新兴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务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我国地方金融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地方金融机构中，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长期以来是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的现实状况，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导致金融运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成为当前社会各阶层和民间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必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责任”，明确指出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十分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在纵向结构及横向结构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有利于坚持发挥中央监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维护金融业改革发展战略、金融宏观政策、监管规则与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能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力改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中央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地方正规金融的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度脆弱交叠存在，是近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10个方面的不匹配问题，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保障。
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匹配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制纵向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金融资产的流量与存量的各种行政性行为。金融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以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供求机制，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金融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实现一定政策倾斜突破和差异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补充职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据经济目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才能适应市场调节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国家各金融部门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与操作权，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然而却忽视了金融政策灵活性、可变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信用状况、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约，间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别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应。在我国金融政策操作实践中，扩张性和紧缩性金融政策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效应。近10年来，我国紧缩性金融调控政策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显然，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虑各个地方对金融政策差异化的需求，比较难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国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地方经济作为金融资源供给主要落实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调控对象，它的发展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与调控权，形成国家金融政策为主导，地方差异化金融政策为补充的金融政策体系，才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满足地方经济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
2.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规是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规范规定各种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具有长效性行为以及相关经营交易活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一行三会、外管局、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委分别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上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详细规定了各行业在市场准入、持续监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场行为，成为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政策相比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是其主要特点。
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中央立法权的权威性，却对金融业发展形成种种制度性约束：一是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必然造成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集中，形成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银行捆绑财政，中央财政部门成为金融风险最后承担者；二是形成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很难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三是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各大金融机构很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造成所谓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地方民间金融作为地方经济差异化发展主要资金供给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和脆弱性。
我国现行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级人大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缺失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服务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小微企业、民生经济等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结果，发展地方特色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被动被逼被迫的选择。地方政府发布各种指导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地方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国家应赋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以此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加快市场化改革发展。
3.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规决定了金融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主要特点。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权，一行三会一局、财政部金融司、发改委财金司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监管者。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分业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监管条条分割，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可避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导致巨额的三角债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出现，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水平。同时，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制约，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大多在州（市）一级设立监管机构；银监会只在经济发达县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人民银行作为县级唯一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由于部门职能限制，很难发挥扶持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显然，高度集中、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系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监管，还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真空、监管弱化、监管滞后的出现。
近年来，随着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特别是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无力激发地方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难以完善对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管理。各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在存贷利差过高情况下，加重了民间金融经营的投机性与风险性，违约破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加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参照我国分税制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调的金融改革，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给地方政府部门，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话语权，是健全地方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途径。
4.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资源只有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价值最大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然而与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联系的金融资源需求主要来自地方项目单位，这就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过去30年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金融资源供给导向和地方金融资源需求导向虽然交替存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需求导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国家金融部门并没有真正掌握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压力所趋使。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现象，导致国家与地方之间、各金融机构总行与分行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广。金融资源的过渡集中，国家以权力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必然，各个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跑（步）部进京，寻求金融资源分配的政策倾斜。结果，权力干预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配置金融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资源的调控配置，以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金融资源差异化需求。
5.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国取消了信贷计划指标，对银行机构信贷规模采取存贷比例控制，但事实上还存在变相的信用资金计划分配问题。在过去10多年信用资金指导性分配过程中，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额、存贷比控制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会信用总规模。以信贷资金分配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信贷额度发放指导性计划对各大商业银行进行调节；各大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计划限额范围内在内部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分行年度信用资金分配计划，实现了通过信贷分配计划对各省级分行进行二次控制。同时，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还监控辖区内信贷资金分配计划，加强对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资金计划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后地区信用资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机构分支式的组织结构则为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各种落地项目是按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在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促使各金融机构总部通过信用资金跨省市调动，主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地方金融发展的长期非理性，金融资源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从县、州（市）两级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各地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突出，使得贴近基层、贴近市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更加稀缺。显然，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依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使得落后地区风险较大或者收益较低的项目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
（二）我国金融体制横断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金融分业垂直监管与金融资源横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路径中，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分业监管模式。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不仅形成条条分割式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九龙治币”的问题，造成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监管效率低下，金融监管弱化、金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滞后成为不可避免现象，这不利于金融风险及时防范与化解，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实现金融信息共享，这不利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以债券发行监管为例，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分别负责非上市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债券以及中期商业票据发行的监管权，财政部则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此，温家宝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管理不统一，市场互联互通不顺畅，不利于完善债券市场管
理体制，建立统一准入制度和监管标准，落实监管责任，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营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
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制与“九龙治币”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监管套利，导致监管成本过大，监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从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实现综合经营，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和金融资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优化配置金融监管资源，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2.我国金融高货币化与金融发展低效率不匹配。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需要积累一定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积累越多，计划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M2是用来度量货币资金供应重要指标，它与名义GDP比值（货币化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化指数接近1左右时，普遍存在一个倒U的拐点，此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化指数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货币化指数并没出现历史性拐点，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货币化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并没出现所谓的货币化拐点。
高货币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高度集中垄断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高货币化是国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控制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货币资金需求，获得了巨额的货币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高货币化没有真正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十分低下，计划的货币资金与信贷资金供给仍然是我国信用资金主要供给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存在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叠，造就了我国金融的高货币化现象。结果，我国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出现了，地方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作为县域金融的重要补充，间接地抵消了缩紧性货币政策的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形成稳定固定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现实状况，组建金融国资委是实现超级监管的有效途径。金融国资委不仅将管理财政部、汇金所持中央级国有金融资产，还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管理出资人职责及部分金融监管职责中退出，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将从出资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监管职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鉴中央金融国资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经验，组建地方金融国资委，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由国资委、金融办等部门多头管理而不统一的现状。成立地方金融国资委有利于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管理职能，实现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管理信息的横向共享，促进金融资产保值与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⑦ 了解中国得当前经济走向

研究报告：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特点与走向
重 要 特 点
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上升期。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对外贸易增势强劲，外汇储备大量增加。
（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今年1—3季度，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5％。预计4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提高，运用月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模型预测，全年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6％。这表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GDP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以上，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
（二）支柱行业增势强劲，重化工业化特征日益明显。前三季度，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支柱工业实现快速增长，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7％。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8.4％，轻工业增加值增长13.9％，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37％，比2002年全年水平（60.95％）提高3.42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重工业增长相对于轻工业增长有加速趋势，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今年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时期。这一轮重化工业化主要是由工业支柱产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增长拉动的，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市场内生机制，将成为未来10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三）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1—3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增幅提高8.7个百分点。投资高增长，主要受重化工业化趋势和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等因素的拉动。消费增幅受非典影响一度降低，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长率达到8.6％，同比仅下降0.1个百分点，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可以认为消费继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尽管有非典冲击，但消费结构升级态势比较明显，1—3季度，建筑及装璜材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46.6％，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7.5％，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4％，住、行等方面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
（四）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贸易摩擦存在隐忧。1—3季度，出口同比增长32.2％，增幅提高12.9个百分点，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进口同比增长40.5％，加快23.3个百分点，因此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净出口91亿美元，同比减少109亿美元）。分国别和地区看，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出口顺差持续增加；而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出口逆差则持续扩大。由于美欧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顺差扩大势必加剧贸易摩擦，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对美欧出口的一些产品陆续转移到中国大陆设厂，是我国对美欧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五）总量矛盾缓解，某些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缺口。随着国内市场活跃和出口增长加快，我国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物价指数由负转正，1—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提高0.7％；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5％，但逐季度回稳（分别为4.6％、4.7％、4％）。电力、煤炭、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产品供给出现缺口，不少省市被迫限制用电，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目前这些产品的供给正在迅速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态势已经趋缓。总体看，物价仍然保持在低水平，需求约束普遍存在，大多数产品的市场竞争仍比较激烈。
（六）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供求关系并未逆转。据有关统计，今年粮食产量可能低于9000亿斤，也低于全年的粮食需求量。在连续几年的减产以后，当前市场粮价出现恢复性提高，但是预计粮价以及食品价格不会长时间、大幅度上涨。一是因为库存水平较高，到2003年底粮食库存仍将保持在4000亿斤以上，比正常水平（近年来估计为3000亿斤左右）高出较多；二是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在市场需求拉动下，粮食供给会增长较快，抑制粮价上涨。近期内粮食供给不会出现紧缺，但粮食问题事关经济全局，需密切关注，高度重视。一方面要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同时，不要过激反应，造成粮价的大起大落。
（七）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持续高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了2.47万亿元，同比多增1.12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较年初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562亿美元。从贷款投放的结构看，经济内在扩张带动的需求增加依然是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但其紧缩性影响需要逐步释放，加之经济升温的惯性作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的态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同时，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将有助于逐步约束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进度。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资本项目顺差较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仍是主要来源，也有“热钱”加快流入的影响。
分 析 预 测
当前我国经济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
（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回升期，从国内外条件看，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在近年来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持续回落的状态，进入了全面回升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动；由消费升级带动的高成长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这种由市场主导的、以消费升级和企业自主投资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从今年宏观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看，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提高，国内需求迅速扩大，总量矛盾基本缓解；主要商品的供求格局基本平衡，物价总水平较低且相对稳定；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流入，外部资源供给比较充裕，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总体看，经济稳定回升并未出现全局性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健康。但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电力、钢材供给缺口较大，造成部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一些地方正在大上电力设备、钢铁加工等项目，如果不正确引导，有可能造成这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产能过剩。另外，从源头上看，对一些地方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问题，亦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规范发展。既维护经济增长的上升势头，又防止局部问题影响全局。
未来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我国银行存差仍然较大，外汇储备雄厚，资金供给比较宽裕；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人工低成本优势将长期保持；技术供给也不存在明显约束。现有要素供给条件，有利于扩大市场对产品供给的调节空间。同时，我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储蓄水平持续提高，收入和支出预期趋好，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逐步完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消费需求有望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潜力很大。在消费升级拉动下，产业升级步伐将相应加快，并将带动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这些条件将使我国经济上升的态势得到保持。
（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趋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均超过预期，因此，各方进一步看好今年下半年及2004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世界银行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提高到3％，其中发达国家将升到2.5％，美国、日本、欧元区将分别达到3.4％、1.3％和1.7％；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升为4.9％。IMF预测明年全球增长4.1％，其中美国为3.9％，日本为1.4％。总体看，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的态势，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并未缓解，贸易保护有增无减，针对中国外贸外汇政策的外部压力较大，我国的外贸环境趋于严峻。
（三）对明年经济走势的初步分析预测。
综合国内外条件，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从三大需求看，在非典之类疫情不大规模发生的情况下，受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9％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受产业升级的推动，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将稳定在今年的增长水平，即30％左右；由于外贸环境趋于严峻、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0％左右，受国内市场升温的拉动，进口将继续高增长，增幅超过出口，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
主 要 问 题
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
（一）新的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随着经济回升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各个生产行业间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电力和钢材等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同时很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仍然存在。从电力、钢材等方面情况看，市场对生产的调节相当灵敏。今年以来电力、钢材和有关原材料的投资项目增加很多，发电设备产量增幅超过70％，预计这些产品的供给紧张状况不会持续很久。随着电站建设的加快和煤炭需求的增加，运输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在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和建设方面，应注意吸取电力的教训，避免陷于被动。对于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要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调整，不要轻易运用行政手段限制供给增长（例如1994年以后限制电站建设），否则会加剧以后的结构性矛盾。一些领域“重复建设”的症结，在于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应当对症下药，用市场手段促进竞争，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
（二）投融资体制与经济市场化的矛盾比较突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投资活动中的行政审批仍然过繁，政府介入过多，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理门槛过高。融资活动过于依赖政府信用，过于依赖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市场风险往往转化为行政干预下无人负责的更大风险。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有政府背景或以政府信用担保的长期贷款。这类贷款行为缺乏风险约束，容易推动信贷过度膨胀，形成金融风险和财政的隐性债务。现行投融资体制与市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一方面限制了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活动，限制了充分竞争，削弱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助长了行政权力对投融资活动的干预，使得行政主导型的重复建设难以根治。如果不尽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此次经济回升的积极效果。
（三）就业稳定性下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随经济升温，城镇总体就业情况逐步好转，绝大部分地区就业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值得指出，这轮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业为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在就业总量增长中，正规就业增长较慢，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主要是指在正规部门工作并且形成了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非正规就业既包括诸如个体、自雇佣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包括在正式部门的非正式雇佣。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差，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一般难以进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增加了这部分人群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此外，大量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对于社会管理的挑战也很大。如果以是否参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为尺度，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已经超过正规就业人员。在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进程中，非正规就业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就业形式，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非正规就业存在的或可能引发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劳资关系矛盾等，应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矛盾协调机制。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2003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今年第2季度有大约10％的农民因非典返乡，据调查其中有17％今年不准备再外出。此外，非典发生后，乡镇企业外贸出口订单减少，产品因运输不畅造成积压，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滑。促使农产品价格明显上升的因素尚未产生，部分地区的畜产品和水果蔬菜或销售不畅，或出口受阻，价格普遍下跌，农民务农收入增长也不会乐观。完成全年农民增收4％的预期目标面临的难度较大。
当前的经济回升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应当倍加珍惜，继续强化市场择优汰劣的作用，防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加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和风险。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适当弱化政府刺激经济总量扩张的力度，强化结构性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加快改革的有利时机，要抓住这一机遇，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扰动，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经济发展的目标应从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转向追求经济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发展
在经济全面回升的条件下，应当淡化速度指标，把宏观调节的主要目标转向控制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加强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信息服务和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议200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7％，引导各级政府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方面，防止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盲目攀比速度。
（二）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在需求不足明显缓解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相应调整。一是继续减少国债发行规模，建设国债的使用和新开工项目可适当后移，增大结转量。同时，应严格筛选新开工国债项目，着重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二是增加对城乡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步伐，完善财政支持的机制和制度，防止财政投入的效果降低。强化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职责，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三是继续保持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持，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力度。四是统筹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历史欠账。五是针对非正规就业大幅度增长的特点，认真研究并合理解决这类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确保其基本权益及生活安全，以促进就业容量增加，稳定就业队伍。
（三）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货币政策
在弱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调整财政政策着力点的同时，应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搞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和相互配合。基于对当前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判断，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总量方面可合理预调、微调，同时注意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关注和调节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维护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好势头。
（四）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市场配置资源能力
投融资体制是当前制约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提高的体制瓶颈，对此次经济回升扰动极大。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应该强调“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让民间投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投资要严格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并引入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加强审计、舆论等方面的公共监督。减少投资审批程序，放宽产业准入限制，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即使是公共产品领域，也要尽可能吸引各类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积极发展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贷担保体系和投资服务机构。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尽快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鼓励民间投资的财税金融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蕴藏的创业积极性。
（五）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
当前经济回升的根本拉动力量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一是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六）积极化解外经贸困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
明年发展外经贸的困难加大，需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重点可考虑：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合理运用有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磨擦，规范出口秩序，积极扩大出口。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结构和投向的引导，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环境。
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贸易顺差减少或出现一定逆差是难免的。我国外汇储备很大，有一定贸易逆差也不必过于担忧。国内需求升温可以基本弥补贸易顺差减小带来的需求缺口，对经济回升的总体态势不会产生明显冲击。今后应当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不必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这样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七）加强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把年度工作与中长期发展规划衔接起来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全面加快，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政府在粮食、石油、水等战略性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长远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加大工作力度，增强科学性和预见性。建议结合“十一五”计划制定，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快完成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提交人代会审议确定，防止随意更改。此外应结合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大基础性研究和核心技术的开发力度，为我国产业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⑧ 如何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参

请参考：
记者从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上获悉，今年将继续力争四川公路水路建设完成投资1000亿元以上，实现“十二五”交通建设投资连续五年超千亿。同时，今年将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交通重点项目建设，研究制定高速公路政府补助+BOT模式的实施办法。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省交通厅将在继续加大BOT等模式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高速公路，研究制定高速公路政府补助+BOT模式的实施办法。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今年还将启动实施三项新的交通专项工程。一是对标全面小康，启动实施农村公路三年攻坚工程。规划2015～2017年新改建农村公路5.5万公里，总投资432亿元。二是以提高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为目标，启动实施普通国道提档升级工程。规划2015～2020年新改建普通国道1.24万公里，总投资1425亿元。三是继续推进公路安保全覆盖工程。今年，确保新建成6800公里路侧护栏，总投资17.5亿元，实现全省乡道及以上公路临水临崖高差3米以上危险路段安保工程全覆盖。此外，将创新高速公路建设营运管理机制，实施高速公路服务质量综合评价，建立健全高速公路营运服务质量与通行费挂钩管理机制。也就是说，服务质量低，通行费也将会随之降低。今年，将在全省推进建设30个高速公路星级服务区，打造一批特色服务区品牌。改造完成收费站26个。
在交通项目上，今年将重点推进实施三类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立体综合交通走廊建设。如：推动长江川境段“三升二”工程早日开工建设。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如：加快雅康、汶马等19个1730公里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确保成安渝、成都二绕东段等10个项目建成通车。加快推进专项工程建设。如：完成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大中修1500公里，建成渡改公路桥65座、渡改人行桥100座、“溜索改桥”35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