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民事信托关系中受托人所承担的法律义务
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
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
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
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
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
必须保存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
应当每年定期将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报告委托人和受益人。
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
B. 信托的法律冲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这么高大上！所有权方面？
C. 如何促进我国遗嘱信托的发展
1、设立遗嘱信托
《信托法》第八条规定了设立信托应采用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遗嘱。第十三条又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
因此，中国大陆可以设置遗嘱信托。
2、受托人资质
《信托法》规定了信托关系，第二十四条又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因此，从信托法的角度，遗嘱信托受托人资质非常广泛，只要具有完全名师行为能力即可，无需特别的审批许可。
后来，银监会发布《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的资质进行了管理，但也没有规定信托业务为信托公司专属经营（作为部门规章，它不能限制上位法《信托法》对受托人资质的规定）。但在传统上，只有信托公司具有经营信托业务的资格，否则很难区分委托和信托两种法律关系，这对于资产隔离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有很大的影响。
这两年，证监会发布一系列文件，试图打破这一传统，通过部门规章，赋予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信托业务资格。最为明显的是在今年资产证券化管理业务征求意见稿中，直接将资产证券化资产定义为信托业务，后来遭到反弹，不得不取消。其实证监会最大的阻力是来自证监会自身，因为它这样的突破违反了证券业法律法规对证监会的授权，以部门规章突破行业监管法律，是严重的违法。
考虑到中国信托业的实际融资人特殊角色，有必要对信托业务资格在立法上进行规范，填补漏洞。
另外，设立遗嘱信托，目前最大的难题还在于信托登记制度没有建立，尚不能对信托财产进行登记公示，在信托财产与委托人个人财产隔离的认定上，隐含一定法律风险。
3、具体产品
2013年1月，平安信托设立了一款名为“平安财富-鸿承世家系列单一万全资金信托”，对外宣称为家族信托。该款产品规模为5000万元，期限50年，这么长的期限显然是奔着遗嘱去的。但因为是单一信托，具体内容尚不清楚。据了解，平安、上国投都在今年计划大力发展家族/遗嘱信托了。
D. 信托法律关系是怎样建立的
信托行为是指以设立信托为目的的而发生的一种法律行为。
① 信托约定（主要指信托合同及其附件）是信托行为的依据。即信托关系的成立必经有相关的信托关系文件作保证。信托行为的发生必须由委托人和受托人进行约定。
② 信托行为的体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即书面合同、个人遗嘱、法院的裁决书。
③ 信托目的是委托人通过信托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信托目的由委托人提出并在信托契约中写明，受托人必须按照委托人提出的信托目的去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
④ 信托的运作：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提出信托行为，要求受托人代为管理或处理其财产，并将由此产生的利益转移给受益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代为管理的处理信托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按委托人所提出的要求将信托财产利益转移给受益人；受益人享受信托财产利益。
在此过程中，体现了以下几层关系：一是受托人是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处理信托财产，而不是为自己或第三人；二是受托人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三是受托人因管理、处分信托财产而支出的费用，由信托财产承担。但应在书面信托文件中列明或明确告知委托人；四是委托人依照信托文件的约定取得信托报酬；五是受托人应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财产的运作范围进行运作，受托人不承担由此发生的信托财产亏损。
⑤ 信托报酬：
信托报酬是受托人承办信托业务所取得的报酬。它是按信托财产的信托收益的一定比率收取的，依据信托合同而定。
⑥ 信托结束：
信托结束是指信托行为的终止。信托不会因为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被依法解散、撤消或宣告破产而终止，也不因受托人的辞任而终止。
信托终止必须是信托文件约定的终止条件发生；信托的存续违反信托目的；信托目的已经实现或不能实现；信托当事人协商同意；信托被撤消；信托被解除。
falvguwen 为你解答
E. 信托法律关系的基本关系人有哪些
信托是由委托人依照契约或遗瞩的规定，为自己或第三者（即受益人）的利益，将财产上的权利转给受托人（自然人或法人），受托人按规定条件和范围，占有、管理、使用信托财产，并处理其收益。 一般涉及到三方面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F.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G. 投资基金与信托在法律关系上有什么联系
从这两个概念的本源上来说，信托和基金是独立但有交集的两个概念。信托是一种法律安排，在这种法律安排下，你（委托人）把财产所有权交给别人（受托人），他运营这个财产，并把运营收益交给你指定的人（受益人）。至于受托人如何运营，取决于信托所依据的法律，以及信托法律文件里的约定。而基金是一种投资安排，也就是说一群人（可以是少数几个人，也可以是不特定公众）把钱以一定形式放在一起，按照一定方式去投资并享受收益。这里的“一定形式”有多种选择，可能是公司，可能是合伙企业，也有可能是信托。由上述分析可见，信托和基金的交集就是，投资者（信托的委托人）把钱集中起来，通过信托法律安排交给信托公司（信托的受托人）投资运营，投资收益根据比例分配回投资者本人（信托的受益人）。这种为了投资的信托安排通常称为“单位信托”。
我国信托立法相对初级，且主要针对的是单位信托。前几年市场大热时，国内的信托公司主要关注的也是这一块。出于投资者保护的目的，我国信托立法对单位信托投资人设立了很高的门槛。而对于基金来说，目前国内法律的情况是，私募基金可以采用公司式（但实际有待公司立法的更新）、合伙式等；公募基金目前基本都是信托型/契约型，但一直有声音希望引进公司型等其他组织形式。
H. 财产权信托在我国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权利信托也称为财产权信托，是以财产权为信托财产所设立的信托关系。财产权内是民事权利容的一种，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的权利。财产权包括债权、物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部分、继承权等，甚至信托受益权自身也可以成为另外的信托关系的信托财产。 权利信托是信托标的物以各类权利形态出现的信托。权利信托包括以债权为信托财产的债权信托，以股权为信托财产的表决权信托，以有价证券为信托财产的有价证券信托，以担保权利为信托财产的附担保公司债信托，以专利权为信托财产的专利信托等。
I. 什么是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的法律问题
“家族信托”在中国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就字面意思上看，”家族信托”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它是一种以家族内部人为受益人的信托；第二，它是有一定规模的信托，一般适用在家族企业上。
我国在信托发展的现阶段当然没有《家族信托法》，规范家族信托关系的主要还是《信托法》。《信托法》15条关于“委托人死亡后，信托存续，信托财产不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的规定，对家族信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家族信托承担财富传承功能的基础。有了《信托法》特别是其15条，理论上在中国可以设定家族信托，信托合同中可以约定家人照料和保护信托的条款(如果受托人同意，并有可能执行的话)。
家族信托的受托人实质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为家族信托的时限很长(会超出自然人终生范围)，受托人如果是自然人执行信托事务可能有困难，并且自然人的财产管理能力也比较有限，所以，家族信托最有可能的受托人是信托公司。所以，有关信托公司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也是重要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7条第2款规定，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公司”字样。第2条第2款又规定，本办法所称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经营行为。因为没有自然人或非信托公司从事受托行为的司法解释，民事信托的范围受到了“以信托为业”这个模糊边界的挤压。再加之家族信托本身的原因，家族信托的受托人在很长时间内都将主要是信托公司。
家族信托的信托财产也受到限制。最主要的限制是不动产信托。因为《信托法》10条规定，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加之，相关配套登记制度没有健全，所以在我国目前不动产信托的登记是很困难的。类似的，其他需要登记的财产信托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家族信托受到限制还来自于税制安排。
虽然，《信托法》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但是，关于信托财产的归属，史尚宽先生说，受托人受财产权之移转处分，该财产权归属于受托人。因为受托人之管理处分财产，非管理处分他人之财产，乃自己管理处分属于自己之财产。但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非为自己利益而管理处分自己之财产，乃系依一定目的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处分该财产。[18]还说，不动产所有权之信托，委托人不能不将该不动产之所有权移转于委托人。[19]虽然，江平先生接受了“委托给”这种让步的立法方案，但也对日本和韩国信托法中“信托财产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观念，一直深信不疑。[20]
如果我国税法不对信托做出特殊安排，所有权转移的信托可能会带来很多税务上的问题o比如，房产的转移要缴纳印花税、契税，还可能要缴纳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并且，这种缴纳是双向的，即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向受托人转移要缴纳一次，信托终止时，受托人按约定向委托人、受益人或其他人转移时还要缴纳一次。在信托受益缴税的问题上，公司作为受益人时，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认为，“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人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若企业认购的信托产品属于金融商品的范围，对外转让信托产品时，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申报缴纳营业税。”而对于个人来说，国税函[2005]424号指出，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精神，个人取得信托产品收益，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虽然，当前并没有信托公司执行代收代缴的义务，但并不否认以后有按受益缴纳的可能性。而信托受益在信托计划的执行中，都已经依法纳税。这就又涉及双重征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