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证券资产剥离

⑴ CDO，CMO，CDS，MBS，ABS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

一、定义不同

CDO：债务抵押证券业务（colle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是以资产证券化技术为基础，对债券、贷款等资产进行结构性重组后产生的创新产品。

CMO：首席营销官（Chief Marketing Officer）是指企业中负责市场运营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又称作市场部经理、营销总监。

CDS：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类似于两个参与主体之间的保险合约，一个是保护卖方（保险人），另一个是保护买方（被保险人）。保护买方寻求资产保护避免本金的损失。保护卖方同意提供保险但收取一定费用。

MBS：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和商业（不动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

ABS：（Asset backed securities）资产支持证券。这里的资产（Asset）包括信用卡应收款项、住房抵押贷款、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以及租赁契约等。

二、针对对象不同

CDO针对资产证券。

CMO针对高级管理人员。

CDS针对信用及保险合约，CDS可以面向各类投资者，个人、银行、对冲基金、社保、养老金、保险公司等等。

MBS针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ABS针对资产支持证券，ABS中的Asset 可以指房贷，也可以是企业债、租赁、学生贷款、信用卡债等等各种形式的债权。。各自针对的对象不同。

联系

1、从领域上

CDO，CMO，CDS，MBS，ABS都可以叫做信用衍生产品。

2、从范围上

CDS是所有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石，也是目前全球交易最为广泛的场外信用衍生品。

MBS可以分为过手证券（这里，所有的投资者都获得同样的收益并承担同样的风险）和分级偿还证券（就是抵押贷款担保证券CMO ）。一个CMO被切割成几类票据（或资产挡），代表了各自的责任，简单说就是可以分层。

3、从书写上

将MBS中的M（mortgage）用A（Asset）代替就成了ABS（Asset backed securities，资产支持证券）。

4、从先后关系上

第一个CDO是在1988年构建的，由包含高收益债券的担保池支持，叫做债券担保证券（Collateralized bond Obligation，CBO）。

之后，发行人扩展了参考资产的范围，就形成了债务担保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包括杠杆贷款、信托优先证券、新兴市场主权债务、ABS、CMBS、商品以及市政债券等等。

(1)信托证券资产剥离扩展阅读

CDO，CMO，CDS，MBS，ABS等信用衍生产品的共同作用

1、分散信用风险

信用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信用风险管理有了属于自己的技术，将信用风险从其它风险中剥离并转移出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银行在风险管理实践中的信用悖论问题。

借助于信用衍生产品，银行既可以避免信用风险的过度集中，又能继续保持与客户的业务关系，无疑对传统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具有革命意义。

2、提高资本回报率

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可通过预期收益与意外损失两个参数来表示。通过减少意外损失高、预期收益低的资产，或增加有正贡献的资产，来提高预期收益和意外损失的比率，可以达到提高资产组合预期业绩的目的。

3、提高基础市场流动性

信用衍生产品把金融资产中的信用风险分离出来，并通过信用分层、信用增级、破产隔离等金融工程尤其是信用工程技术，重新改变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其改造成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从而大大增强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4、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在有信用衍生产品的金融交易中，由于出现了信用风险的第三方购买者，极大地减轻金融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有力地促进了金融市场上的运行效率。

⑵ 资产管理公司是如何处理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的

第一种模式资产管理公司相关业务模式。

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具体实践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断，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后，批量转让 给资产管理公司，根据资产包的规模，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采取一次性买断或分期买断的方式，分期买断的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压力。

第二种模式是合作处置。

在政策性接收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阶段，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人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并不能深入产业，现阶段可以联合同行业优质企业，对不良资产进行重组，最终实现利益共享。

第三种模式是反委托处置。

资产管理公司买断银行的不良资产包后，将资产的收益权卖给信托计划或券商资管计划，资产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同时资产管理公司继续负责不良资产的处置。这一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可将资金成本提前回收，解除资本占用，而风险则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第四种模式是不良资产证券化。

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买断不良资产包后，通过测算现金流，采取折价的方式，以信托计划作为SPV，然后发行重整资产支持证券，向投资者出售。至于不良资产后期的管理，仍然可以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我国曾有过4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发行金额总计约134亿元，但是2008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此项业务也被叫停。2015年，重启资产资产证券化的呼声渐高，预计不久之后该类业务将放行。
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范围仅限于本省。除了传统的处置手段以外，已经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逐步创新处置模式。

（1）输血性重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对一些能够起死回生的项目进行输血，帮助企业走入正 轨，实现溢价然后退出。

（2）以物抵债。对于一些优质的抵押资产，尽量不走漫长的诉讼途径，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实现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双赢。

（3）公开征集重组方或者投资人。在担任不良资产一级批发商角色的基础上，吸引更多专业的社会投资人参与不良资产的投资，共享行业的利润。

（4）联合地方政府成立不良资产处置基金或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政府的资源，深化不良资产的处置，帮助地方政府剥离不良资产。

⑶ 98年在工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开的户 买的非上市股票和基金 有谁知道这个公司被谁收购了 请告知。

1999年3月，国务院下发国发第12号文，宣布中国信托业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开始。本次整顿需经中国人民银行验收和重新登记。同时，实行信证分业，信托公司所属的证券资产限期以自组控股证券公司、以评估后的证券资产参股其他证券公司、转让等方式全部剥离。从此，信托公司不再经营证券经纪业务和股票承销业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912号文件精神，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领导小组，对大连市辖区内5家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全面审计和资产评估，大连华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管理规范、经营业绩和资产质量较好而获准保留，其余四家信托投资公司被撤销。同时，将5家信托投资公司所属的证券业务剥离，与大连财政证券公司、大连证券交易中心合并，组建成新的证券公司，就是如今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此，大连华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大连市惟一获准保留的信托投资公司。获准保留的信托投资公司需报经中国人民银行进行重新登记，重新颁发金融许可证。2001年11月5日，华信信托完成重新登记，成为全国首批、东北地区首家完成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金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人代表：史宪文
公司注册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大厦2311房间

⑷ 资产剥离证券的资产剥离证券分析

由于证券化贷款的本金是确定的，而利息总额却随借款人的偿还速度而变化，因此，PO投资者所能得到的偿付总额是固定的，等于证券化贷款的本金；而IO的受偿总额却是不确定的。有鉴于此，PO一般以类似于零息债券的方式按票面价格折价发行，其全部票面价格即为证券化贷款本金，在证券存续期间，投资者不会收到利息支付。但与普通零息债券于到期日一次性获得票面价格偿付不同的是，对PO的支付是随着证券化贷款本金的摊还而不断进行的。因此，PO 并非一次性清偿，也没有确定的偿还期限，虽然其可能在券面上标明了到期日。原因在于证券化贷款借款人任何的早偿或迟付行为都将引发PO清偿期间和速度的不确定。或者说，PO券面所示到期日只有在借款人严格遵守贷款合同偿还贷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IO则可以不标明面值，也可以按证券化贷款正常清偿所应收到的利息标有面值，但该面值并无实际意义，因为贷款的早偿或迟付都将导致利息收入发生变动，从而IO受偿的累计金额不一定等于其面值。IO按市场对证券化贷款预期利息收入的现值发行；至于其偿付期限，由于只要证券化贷款利息得到偿付，则应支付给IO投资者，直至贷款清偿完毕。因此，同PO一样，IO的偿付期间取决于借款人的还贷情况，也即IO的偿付期间也是不确定的。

⑸ 请问什么是“利用特别目的实体把负债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

若使用资产负债表外会计，公司则不必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包含特定资产和负债，它是“资产负债表外”的，因此不必包含在公司财务报表中。后面将详细介绍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如何更改这种实践操作。尽管资产负债表外会计有合法的理由，但这种会计通常用于隐瞒公司债务。某些类型的资产负债表外会计会专门针对此目的将负债转移到新建的公司，安然公司便如此，这些新建公司称为特殊目的实体（SPE），也称为可变利益实体（VIE）。 创办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实体可能出于多个原因，例如，公司需要为某个有风险的经营项目投资，但却不想承担风险，或负债过多，无法获得贷款。而通过创办一个新的SPE，公司就可以通过新实体来获得贷款。在某些情况下，开办SPE很有意义。如果公司要将业务拓展到其核心业务以外的其他领域，那么SPE会防止该风险影响公司的主资产负债表和盈利能力。在2003年之前，一个公司最多可以拥有SPE的97%，而不必在其资产负债表上报告SPE的债务。
合成租赁
合成租赁通常使用SPE所拥有公司的财产并将该资产回租给公司。由于使用了资产负债表外会计，因此公司可以使用合成租赁获得所有权的纳税利益，却不必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将其作为负债列出。

公司还可以利用SPE以外的某个实体签署同步租赁。例如，银行通常购买公司财产，并通过合成租赁将其回租给公司。租赁此财产的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避开负债，但仍可以从其税单中减免利息和折旧。

“捉迷藏”把戏的终结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现在要求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列出SPE。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第401(a)款规定，年度和季度财务报表应公开所有重要的资产负债表外的交易、约定和义务。这些规则还规定，大多数公司应以“易于阅读的表格格式”[参考]提供已知合同义务的概述。

这个新规定已经从根本上结束了SPE和合成租赁的年代，尽管它们仍是合法方法。
开支控制
增加公司的开支似乎不是增加收益的方法，但它依赖于何时需要增加这些收益。增加开支存在合法和非法的动机，在收益高于预期时购买设备则属于合法动机。

下面是一个有关非法增加收益的示例。经理的红利取决于他是否实现了特定的收益目标。超过目标收益水平后，该经理可能决定立即投入计划要在下一年投入的资金，这是因为今年获得更高的收入并不意味着他的红利更高。但在今年就投入计划要在下一年投入的资金却有助于确保他在下一年仍能达到收益目标。

尽管这表面上看来与在收益较高时进行购买行为相同，但它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早于计划时间进行购买不会对业务产生负
面影响，那么可能没有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存在负面影响，例如，对于计算机设备而言，如果比预期时间提前六个月购买，实际购买的设备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六个月后电源、功能和价格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延迟开支
进行会计欺诈的公司会将实际的日常开支计入资本开支。时代华纳公司被指控于1992年至1996年之间从事各种证券欺诈（以及其他欺诈）行为。在一宗大型案件的一部分中，时代华纳被指控将广告开支（创建那些分发的CD和软盘的费用）列为资本开支而不是日常开支。这种行为虚报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并导致股价上升，而磁盘本应在邮寄时支付费用。

在后面的案例研究中，您将了解到世通公司也将实际的运营开支列为资本开支，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当公司赢得一个长期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大订单时，它们应基于劳务合同费用分摊收入。据悉，某些公司在签注合同的季度内显示了这笔销售额和收入。

下面是关于草率的收入核算的一些其他例子：

产品已被订购但尚未交付给客户时就记录销售额 当销售活动涉及允许客户返还商品的意外事件时也记录收入 通过加快正在进行的项目的预计完成百分比来夸大收入 通过交付客户未订购的产品或通过交付缺陷产品并以全价而不是折扣价格记录收入来记录收入。 在从制造厂发送未装配的产品（必须建立一个单独的装配位置，并在产品实际交付给客户之前装配产品）时记录收入 另一个例子是尝试通过“提前支付”未来开支并在当前季度记录它们以增加未来收益，这已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完成。公司将付清（甚至预付）开支以便增加合并后的公司前几季度的每股盈余(EPS)。
一次性开支
尽管此类开支仅用于只能发生一次以便使其不影响日常营运开支的事务，但它已在“受管理收入”领域遭到滥用。通过使“一次性”开支超出预算，公司随后将预算外的资金作为收入进行挪用。
进行中研发销帐
公司增加其每股收入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进行中RandD（研发）销帐。以下是其运作方式：一家大公司收购了一家正在开发新技术的小公司，而该技术尚未商业化，因此这家大公司注销了相关的成本。后来，此项技术得到进一步开发并准备出售，但其研发开支就低很多了。

现在，GAAP要求公司将该开支销帐。此费用将导致收入降低，并且必须在财务报表中公开。

运营开支是公司运营的日常开销，资本开支则是长期资产（如设备）的业务开支。它们不是课税减免的业务开支，但可用于折旧或摊销，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在多年内分摊而延迟开支。
养老金计划操作
许多公司为其雇员指定了养老金收入计划，这些计划在员工退休时用来支付特定数量的养老金。公司应在其退休帐户中保留足够的资金，以便在公司破产时向每个员工支付养老金收入。

公司投资这些资金很有意义，因为它会增加。某些公司并不投资于债券这样安全的领域，而是投资股票市场。会计规则允许将资金赚得的任何“额外”资金声明为公司利润。公司可以“估计”这些资金每年的增长额，而不是提供实际数额。它们使用估计值计算出计划向基金中投入的资金，以及它们可以带来的利润。

公司很有可能因为低估完全投资养老金所需的缴款而夸大其收入。即使假设一个百分比点或更少也可能意味着公司资产负债表出现数千万元的差额。由于许多公司认为股市行情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相同，投资养老金远不如股市回报率高，从而导致公司养老金计划投资不足。

从操作公司收入角度而言，以上收入管理方法只是“冰山一角”。合法收入管理与“会计欺诈”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分。下面我们将了解一些实际案例，并了解它们如何进行会计欺诈。

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传导与

⑹ 国内信托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的

信托是建立在财产转移和财产处分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因此，我国信托制度的再次导入是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这也决定了信托业的演进具有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我国信托业从1979年开始至今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与市场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基本上也就可以理解为三大阶段，即：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整顿阶段(1993—2001)和规范阶段(2002至今)。

目录
一、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
1.1、改革开放前的我国信托业简介
1.2、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
二、我国信托业的整顿阶段(1993—2001)
三、我国信托业的规范阶段(2002 至今)

一、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

1.1、改革开放前的我国信托业简介

20世纪初，面对当时日益加重的信用危机，我国一些了解西方文化、鼓吹我国经济进步的人士建议学习西方，改造传统信用制度，建立近代金融制度。我国“信托”二字最早的导入是在上海，1919年聚兴城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信托部，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信托部，可以说是我国现代信托业的发端。1921年我国通商信托公司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业信托公司，从此信托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得到很快发展。除了民营的信托业外，官营信托机构在1931年也开始出现。1935年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到1937年信托业有了一定发展。上海、东南等十几家信托公司大多兼办银行、储蓄和保险业务，也有一些银行设立了信托部。此外，还有官办的上海市兴业信托社和中央信托局。各家经营的业务大同小异，即信托存款、信托投资、证券信托、商务管理信托、监工测量信托、保管信托、遗产信托、监护信托、房地产信托、代理信托等，但实际上有些业务并未形成完整的市场，其信托业可以说是“金融超市”，除了信托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信托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部，其业务包括房地产、运输、仓库、保管及其他代理业务。同所有领域一样，国家对旧中国的信托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原来的民营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整顿和改造。一部分资力不足、缺乏正常业务的机构首先被淘汰停办；余下的被纳入金融系统，与银行钱庄一起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但1951年9月以后陆续停办。这主要是在以公有制改造为主要手段的金融体系重建过程中，稳定金融局势、实现经济恢复是政府主要的目的，政府垄断了金融机构的产权，形成了完全单一化的国有产权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原有的信托业务消失，对于官营信托公司予以没收和接管，并直至1952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为止。至此，信托业在我国的发展告一段落。虽然在国营银行里设有信托部门，但很快同民办信托机构一样收缩业务，最后停办。

1.2、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

从信托起源和发展来看，信托功能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制度的完善有着密切关系。我国信托制度的再次引进使我国信托业迅速发展，同时，特殊的国情，又使我国信托业在不断“纠错”中艰难的成长。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可以办理国际信托投资和金融业务。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恢复信托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特定时期我国金融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产物。

198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关于银行要试办信托投资公司的指示，正式开办信托业务。此后，各家银行、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等纷纷设立信托投资公司，其中，国有银行的一些省级分行也相继设立信托机构。从1980年到1982年底，全国各类信托投资机构己有620多家，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信托部186家，建设银行的信托部266家，中国银行的信托部96家，农业银行的信托部20多家，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和专业银行开办的，少数几家是中央部委开办的。当时设立信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渠道的多余闲置资金，以弥补银行信贷之不足。我国信托业的重新崛起，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但是，我国信托业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高级形态——金融信托，远比受托理财要多的功能，它肩负着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筹集社会资金和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功能。我国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积极性，人民银行相关政策使信托业迅速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由发展阶段，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信托业的金融功能(主要是信用中介、支付功能和信用创造功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基本建设规模，冲击了信贷收支平衡。有鉴于此，国务院于1982年4月下达了《关于整顿信托投资机构和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通知》，规定除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单位批准的信托投资公司以外，各地区、部门都不得办理信托投资业务，已经办理的限期清理。要求信托投资业务全部由银行来办，地方信托投资公司一律停办，这一阶段整顿的重点是业务整顿，限定信托业只能办理委托、代理、租赁、咨询业务。

到了1984年，我国信托业发展又出现了一次高潮。但是，信托业务的内容和方式并未体现现代信托业的特征，基本上还在行使银行功能，是银行存贷款业务的重复。而且，其资金多用于投资固定资产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固定资产规模的膨胀。

到1984年底，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造成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双重失控现象，我国宏观经济采取紧缩性政策，信托业再一次开始全国性整顿，暂停办理新的信托贷款和投资业务，对存贷款加以清理。同时，国务院要求停止办理信托贷款和信托业务，对己办理业务加以清理，次年又对信托业资金来源加以限定。

在1986年以后，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导致资金需求过大，引发了信托业的迅速膨胀和再次扩张。由于监管工作跟不上，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分散了有限的资金，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影响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再次给国民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着国家对经济实行治理整顿，信托业又面临整顿收缩的局面。在这期间，我国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了《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和《金融信托机构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法规性文件，就信托机构、信托业务和资金管理作了一些规定，对规范信托业务和防止信托投资公司信贷业务冲击信贷收支计划发挥了一定作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所进行的改革使原体制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对资金产生的巨大需求，从而各专业银行相继成立信托投资公司或信托部，各地方也设立信托机构。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清理整顿信托公司的文件。同年10月，人民银行开始对信托业进行整顿。第二年，国务院针对各种信托投资公司发展快，管理较乱的情况，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整顿。至1992年，我国信托业一直处于发展的低潮阶段。总体上看，当时的信托投资公司面临资本规小、运营风险高、资产质量差、主业不明确、经营不规范等问题。因此，管理层先后于1982年、1984年、1986年和1989年对信托业进行了四次清理整顿。

二、我国信托业的整顿阶段(1993—2001)

1993年后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转变到以市场为主体的轨道上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金融体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例如，多元化金融体系的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确立和加入WTO等等。而信托业却是进入了长达七年的整顿，直到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颁布。

1993年，为治理金融系统存在的秩序混乱问题，开始全面清理各级人民银行越权批设的信托投资公司。到1993年，全国的信托投资公司达到389家(不含各地越权审批的机构)，总资产规模近4300多亿元。其大致格局如下：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创办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如上海市政府创办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二是各专业银行(包括总行与分行)设立的全资附属性的信托投资公司或信托部，如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这类信托机构为绝大多数；三是各地方政府创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如北京市政府创办的“北京市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四是各行业部门创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创办的“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等等。至此，我国信托业进入了清理整顿。
1995年，又进行了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新登记和国有商业银行与所办信托投资公司的脱钩工作。到1997年末，全国共有信托机构242家，资产规模约为4600亿元左右。这些信托机构举步维艰，普遍存在资产质量差、支付困难和破产危机等问题。

1999年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决定对当时的239家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全面的整顿撤并，按照“信托为本，分业管理，规模经营，严格监督”的原则，重新规范业务范围，把银行业和证券业从信托业中分离出去，同时出台严格的公司设立条件。信托业又再次进行了整顿，采取撤销、改组、合并、移交等措施大量撤并信托机构。信托业在整顿金融秩序中不断调整，各种问题不断暴露，由于管理失控，监管滞后，大量的信托公司出现盲目拆借资金，大规模发放贷款，以及投资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甚至出现了在STAQ系统等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变相违规拆借资金等问题，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停止了银行向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借，银行不得向自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金，并限期收回己投放的资金，从资金来源上限制了信托投资机构扩大贷款规模的能力。

从业务角度来看，多年的“金融超市”功能使很多信托投资公司不仅获得了国内国际渠道的融资权，还相继获得了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租赁等多项投资经营权，并向企业、政府提供贷款。国家分别于1995年、1998年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规，从法律上规定了金融各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从1995年起，我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对信托机构的监管力度，全面引入并开始实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金融退出机制开始启动。1995年10月，我国人民银行接管违规经营、资不抵债的中银信托，并要求所有银行开设的信托投资公司全部与银行脱钩或转为其分支机构；1997年2月，我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关闭；1998年6月，我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因同一原因被关闭：1998年10月，按照市场原则和法律处理程序，号称我国信托业“老二”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因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被关闭。199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中保等五家信托投资公司撤销；3月，我国电资力信托等6家信托投公司和中经开等7家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完成改组和从中央移交给地方的工作。4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信托投资公司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损失冲销的规定》，由此全面拉开了金融信托业20年来的第五次整顿的序幕。

200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信托投资公司清理工作会议，其中，特别强调了保留的信托投资公司的条件是不得有逾期外债、不得有个人债务、不得有分支机构、不得有资金缺口、资本金在按有关规定冲销呆帐、坏帐和投资损失，并弥补历年累计经营亏损后，不得低于人民币现金3亿元等。’这次整顿的目的是要让我国金融信托业回归至信托本业上来，真正办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整顿的重中之重是要使信托业和银行业、证券业分业经营，不能用负债资金从事投资、贷款业务和证券业务。

在这次整顿中，将对各类信托投资公司分类处理，进行合并重组、扩充资本金、壮大经营实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不符合条件的信托投资公司将被摘去其金融牌照，改为各类实业公司或改为财务公司和证券(经纪)公司，以银行业务为主的信托投资公司，经协商可转为国有独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这次整顿一是把证券业务剥离出去，二是把银行业务剥离出去，突出信托主业。在这一阶段中，将按照国际通行的信托管理方式来规范金融信托业的各项业务，促使我国金融信托业走上规范之路，使之真正成为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即从事中介服务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这一期间我国信托业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信托业的“金融超市”功能——混业经营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其本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民事信托，几乎没有发展。信托业的一些重要作用和优势逐渐消失，信托企业逐渐发展成兼营银行业务、证券业务、投资经营业务的金融百货公司，实际上己经名不副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托机构。

2、由于信托投资公司是各级政府出资建立的，一些信托公司己成为政府的“小财政”和“举债的窗口”；

3、由于缺少信托业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一些信托公司为了生存只得“混”业经营，而经营结果又因企业产权不清，管理不善形成巨大的市场风险，以致最终被关闭。

三、我国信托业的规范阶段(2002 至今)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信托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些变化为我国信托业的规范发展和功能创新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与基础。200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法》颁布，并在2001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我国信托业终于从制度上规范了信托关系和信托行为，确立了信托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为促进我国信托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2002年6、7月又相继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使信托公司业务向本源回归，即围绕“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内涵开展业务，标志着信托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与以前有名无实的信托业相比，整顿后的信托业面临着内外发展的大好环境。
2003年，随着金融机构改革的深入，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进行了分离，成立了银监会，承担原人民银行对银行和非金融机构监管等职能，信托投资公司由银监会直接监管。信托投资公司由银监会直接监管之后，信托投资公司的发展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信托业务更趋规范。截止2003年年底，共有59家信托投资公司完成了清理整顿和重新注册登记工作，这标志着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已基本完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全新的信托业阵容基本形成。

在国务院确定的信托整顿方针的指导下，信托公司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接受管理的信托财产总额己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性信托业务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信托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受托管理资产达。2500多亿元，其中信托财产1600多亿元。全行业自有资本额481亿元，资产负债率49％，全年共盈利15．5亿元。至2004年6月底，信托公司从业人员约为4600人。2004年3到10月，我国银监会的多位主要领导均明确肯定了信托业在改革开放及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指出信托业是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之一。11月，经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历经三年漫长筹备的我国信托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我国信托协会创立大会终于正式召开。从此我国信托业终于与其它金融机构一样有了行业性的自律组织，有了面对社会和外界的统一形象与声音。

另一方面，自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转变到以市场为主体的轨道上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市场体制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正在形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保护，为信托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清理整顿后的信托投资公司通过资产剥离和增资扩股，增强了资本实力，优化了资产结构，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市场主体地位得以形成；从外部环境来看，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居民的闲置资金增多，投资理财的市场需求充分体现，这无疑为信托这一财产管理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信托法》的颁布使得信托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被法律认可，信托投资公司的发展有了制度的保证，而作为监管当局的银监会对信托业赋予的产品开发备案制度大大降低了信托业产品创新的成本，这些环境和条件促成了信托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从业务角度来看，2002年7月18日，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发售了首只信托产品，这也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信托公司回归主业的开端。从当时投资人的身份看，中老年人占了相当比例。而信托公司的监管机构我国银监会制定的法规，显然是希望将抗风险能力较差的投资人排除在外。《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信托计划的份数不得超过200份，单个信托计划的最低规模为5万元。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121文件”，旨在遏制房地产投资过热，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银行贷款的门槛又大幅度提高——规定自有资金(指所有者权益)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一些地产商们向银行求贷无门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信托公司开始“拾遗补缺”。截至2004年12底，约有60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通过信托公司网站公布了到期清算报告。从实际结果看，2004年几乎所有信托产品均达到了预期收益水平，年平均收益率达到4．304％。其中北京国投的三环新城项目年均收益率超过预期收益0.3529个百分点；衡平信托不仅完成2004年到期的全部信托产品的兑付工作，而且其中
约30％的产品在收益水平和收益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提前清算，最高收益率超过6％。此外上海外环隧道项目资金信托计划等24只信托计划也分别不同程度地超出了预期收益水平。

随着信托业的不断创新，财产信托也成为信托投资公司的“新宠”。例如，中诚信托率先推出了一项名为财产信托的信托计划，随后，各家信托公司纷纷效仿，并进行创新。2005年12月15日，期盼已久的金融创新终于面市——国内(两个)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同时发行成功，并正式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其发起机构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发行人分别为中诚信托和中信信托。2005年12月23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与中海信托举行签约协议，委托中海信托理财30亿元，期限一年，投向铁道部的铁路建设，由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提供担保。自此以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除了委托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证券市场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安全稳定的理财渠道。中海信托为信托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筹资渠道，我国信托公司一次重要的业务机会来临。同时，机构投资者的加入，使得信托公司能够做大信托业务规模。不过，2004年初以来许多的创新最主要的意义是合理突破了200份的限制，能够“圈更多的钱”。一些信托投资公司频繁突破“一法两规”框架，以“创新”之名行违规之实，主要表现在：一股独大，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措施极不完备；明显缺少市场公允的关联交易，损害投资人利益；人才结构不合理，专业素质较低，少数公司在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新的风险和坏账又开始继续累积。2004年庆泰信托投资公司投资证券市场资不抵债被关闭；2004年伊斯兰信托投资公司和金新信托投资公司挪用委托人资产等问题被接管；因为炒作云大科技(*ST云大，600181)导致巨额浮亏，北方信托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霍津义涉嫌重大违纪，于2005年12月2日被实施双规；2005年12月30日，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发布公告：由于金信信托违规经营和经营不善，造成较大损失，责令金信信托停业整顿。这使整顿后刚刚起飞的信托业又一次笼罩在厚重的阴云之下，我国信托业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新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法规在200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业务定位做出了新的规定。信托公司根据新规要求进行实业投资清理、存续业务的整改，以申请进行重新登记或执行过渡期政策。截至2008年2月，正常经营的54家信托公司中已有34家获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

在新的法规施行下， 2010年，全国范围内共有55家信托公司正常经营。共成立了2337只集合信托产品。总规模达到2579亿元。随后几年信托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行业规模从11年的3000多亿，在短短的5年时间。突破到16年的16万亿。其数量也增加到现在的68家。随着政府对信托牌照的限制。国内信托公司的数量目前稳定在了68家。

随着2016年9月1日《慈善法》的正式施行。各大信托公司纷纷设立慈善信托。信托公司业务出现了新的道路。

⑺ 国有银行坏账剥离给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后，发生了什么

1999年开始，信达、华融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奉命处理四大商业银行上万亿不良资产，十年后这些“坏账银行”又借市场化跳板把更多账单塞进国家手中，如此辗转腾挪的后果便是，坏账不减反增，全体纳税人掏腰包。

要了解今次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仿照“信达模式”设立共管账户的性质，就必须知道中国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前世今生。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对口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并担保四大AMC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再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以此按1:1的对价购买不良资产。

在华尔街，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往往被称为“秃鹫”，他们靠那些“腐肉”为生，也替整个经济体清理垃圾。而这批中国金融“秃鹫”的设立目标也是为了在十年存续期内“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说，首次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简单说，AMC的成立就是给中国金融业向市场经济转轨“擦屁股”的，正是这四家“坏银行”的存在让四大国有银行有了成为“好银行”的可能性。

2006年底，官方公开数据显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21万亿，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2110亿元，回收率约在20%左右。对于资产管理的十年成绩，外界褒贬不一。尽管处理不良资产是个高技术难度的活儿，尽管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设银行雄踞全球银行业赚钱能力前两位的成绩表明当初“扔下沉重包袱”、“以时间换空间”决策的正确性，但20%左右现金回收数据仍然表明，AMC辛辛苦苦十余年，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还有1万多亿元，只是从商业银行挪到到AMC口袋里。

再考虑20%回收率背后的成本，AMC成立时从国有银行借调了工作人员，回收现金的费用率在8.65％。AMC前期将相对优质不良资产处理万之后，后期回收率一年比一年低，管理费用却一年比一年高。AMC管理人员曾披露：“如果回收100块钱你只能拿1块钱奖励，而制造100块钱费用你可能拿20块钱回扣，你选择哪个？”甚至出于十年存续期结束后前途未卜的担心，不乏有的AMC留着不良资产赚其他业务的钱，以免坐吃山空。

在AMC运作期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一直非常普遍。首先是“大限将至”的时间压力让AMC不得不在后期以迅速清空库存为目的实施“大甩卖”。曾参加过AMC资产包拍卖的业内人士称，因为经济周期而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必须在行政指令下的2006年底前处置完成，坑定会导致“贱卖”。他还透露，AMC为防范与私人交易时的道德风险，更倾向于卖给政府，价格自然也压的很低。

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06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18.67亿国有金融不良资产低价转让，价格不足债权的1%。购买人随手仅靠其中一笔债权（约占总额1.4%），不仅收回了1800万的投入还另赚800万元。有业内人士甚至将之指斥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行为。事实上，AMC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且掌握了资产折扣权，但回收率并没有硬性指标，运营损失由国家承担，这其中就产生了“寻租”空间。

2005年初，国家审计署披露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现已被查出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资金700多亿元，发现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时任审计署长李金华在通报中指出，一些AMC财务管理松弛，虚报、挪用回收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采取虚报冒领、截留收入、虚列费用等手段，将资金用于发高额工资及奖金补贴等。

监管机关还注意到，回收资产最大化及处置成本最小化似乎并没有被放在AMC日常业务最重要的位置。凭借手握上万个企业的债务处置权，AMC建立了涉及租赁、证券经纪、不动产和信托业务在内的分支部门，华融官网曾显示它拥有300家企业的股权，旗下拥有10家金融平台公司，2009年利润同比增长102.9%。但是，所有AMC的业务信息包括最为重要的资金回收率并不曾定期公开。《红色资本主义》作者卡尔•沃特直言，从不良贷款被剥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那一刻起，政府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间的资金流动至今仍不完全透明。

总结“坏账银行”过去十年，明显特点就是在上万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上“成效不大”，坏账只是挪了窝但钱并没清算。更为严重的是，AMC在十年运营中本身又再不断产生新的欠账。据统计，包括四家AMC在成立初期以及2005年再度剥离不良资产，央行提供给AMC的再贷款高达1.2万亿；AMC向四家银行发行的8110亿元债券10年后也无法偿还。

也就是说，4家AMC政策性业务回收的现金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以华融公司为例，银监会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末，华融公司共回收现金543.9亿元，而同时期，华融公司向工行支付全部累计应付金融债券利息389.16亿元，同时向人民银行支付再贷款利息45.78亿元，还有累计费用支出为28.91亿元，三项合计已达463.85亿元。

老账还没处理完，超过万亿的政策性业务亏损挂在了AMC的账上，这就是“坏账银行”十年后所面临的尴尬现实。不过在选择AMC选择后续改革路径的时候，事业单位政府“管饱”的优越性再次体现。2009年建设银行宣布持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债券延期十年；随后中国银行业跟进延期债券10年，利率维持年息2.25%不变，财政部继续对债券提供担保。

另外，AMC欠央行的5739亿再贷款则停息挂账。正常情况下央行为保障资产负债大致平衡，每增加一笔债权就该相应的钞票。每还一笔钱，也要注销一笔基础货币。挂账意味着左边AMC不用再偿还贷款，右边也不再缩减货币，流动性停留在市场上，就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类似上述政策“管饱”落实到具体资产管理公司，就产生信达向市场化转型时的“共管账户”。2010年，国务院批复信达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历史上形成的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存续时间初定为十年。

“共管账户”本质上用未来的收益来还当前的欠账，做法是将剥离的不良资产置换成优质资产，财政部向信达发放等额付息债券，以其作为信达唯一股东未来预期可获得的分红以及所得税减免部分归还。引入“共管账户”方案后，财政部作为不良资产的债主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而信达的财务报表将变得干净甚至“健康”，最终新帐、旧账都留给了未来。

2010年《证券市场周刊》撰文指出，从AMC接收不良资产开始，所谓“政策性收购”就是个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欠央行约1万亿，签四大国有银行8200亿，原购入的1.4万亿不良资产只有20%现金回收。无论这些欠款是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停息挂账，都不过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同科目下“左兜换右兜”。但债务就是债务，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

这些坏账隐藏在中国的GDP效益中，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泡沫。仅以“共管账户”剥离剩余坏账的做法匡算，如果后来的长城、东方都仿照信达、华融的方式操作，未来十年近万亿不良资产还是处理不掉，最后的结果分摊到全民每个人需要为此掏出将近1000元。而据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的测算，包括农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本，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成本已累计3.2万亿，若一次性核销，2009年中国GDP总量的10%就没有了。

凡是资本运作，必定有群体为此支付代价。央行与财政部不是创利企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不过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的隐讳说法。分析中央财政拯救银行坏账的具体方法，也可以证明是如何为坏账买单的。当坏账积累的一定程度，银行只有用自身利润核销坏账才是直接支付。若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就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

此外，AMC向四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是由中央财政担保的，这种隐形担保的形式虽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买单，但最终是由中央财政间接、延期支付的。央行再贷款虽然目前已停息挂账，最后也还是通过流通领域的通胀造成物价上涨，民众买单。总的来说，起初的银行不良资产经过AMC处置后并没有减少，如今通过市场化改革又再塞回财政体系，坏账在被转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时仍然在被放大、被恶化，最终接盘的只能是全体纳税人。

⑻ 资产管理公司是怎么处理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一、资产管理公司相关业务模式

第一仲模式是买断处理。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具体实践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断，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后，批量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根据资产包的规模，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采取一次性买断或分期买断的方式，分期买断的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压力。

第二种模式是合作处置。在政策性接收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阶段，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人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并不能深入产业，现阶段可以联合同行业优质企业，对不良资产进行重组，最终实现利益共享。

第三种模式是反委托处置。资产管理公司买断银行的不良资产包后，将资产的收益权卖给信托计划或券商资管计划，资产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同时资产管理公司继续负责不良资产的处置。这一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可将资金成本提前回收，解除资本占用，而风险则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第四种是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买断不良资产包后，通过测算现金流，采取折价的方式，以信托计划作为SPV，然后发行重整资产支持证券，向投资者出售。至于不良资产后期的管理，仍然可以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我国曾有过4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发行金额总计约134亿元，但是2008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此项业务也被叫停。2015年，重启资产资产证券化的呼声渐高，预计不久之后该类业务将放行。

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范围仅限于本省。除了传统的处置手段以外，已经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逐步创新处置模式。

在不良资产快速增加的背景下，虽然资产管理公司面临无限商机，但是受限于资产管理公司的框架和机制，也面临较大的“去化”压力。对于交易到手的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公司应通过分类管理，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对于债权类不良资产，基于“冰棍效应”，由于本金部分并不会发生变化，收益来源是利息或罚息，利润空间比较有限。

二、银行相关业务模式
目前国内银行更多是通过债务清收、内部分账经营、坏账核销、发放贷款增量稀释、债务延期或重整、招标拍卖、债权转股权、实物资产再利用等多种传统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受制于处置效率，在不良资产急剧增加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创新处置方式。具体而言，不良出表有以下几种操作模式：

（1）资产管理公司代持模式。银行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授信，或者认购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债券，将资金注入资产管理公司，然后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从银行获取的资金接收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银行出表的目的，同时银行承诺未来回购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这一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扮演的是通道的角色。

（2）银银互持模式。资产管理公司买断银行的不良资产包后，将资产的收益权卖给信托计划或券商资管计划，再由银行与银行之间通过同业授信或利用理财资金对接。这一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或券商资管同为通道角色。

（3）银行与外部机构共同出资成立子公司，直接收购母公司的不良资产，进一步开展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处置收益由合作各方分成。

一方面，阶段性的出表为银行赢得了一定的空间，不良资产不用很快处置完，而是可以分散在未来的几年内慢慢消化；但另一方面，银行在付出资金成本的同时仍然要负责不良的处置，而在此后几年处置收回的现金可能还不足以覆盖资金成本以及人员运营费用，最终不得不降价再做一次买断式的出售，导致延误了最佳的出售时间，可能会得不偿失。

三、信托公司相关业务模式

1、以通道业务为主的资本中介

信托公司长期以来跟银行合作较多，可以跟一些城商行，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城商行合作，因为这些银行所在地的不良率很高，不敢投资自己区域内的资产，但是非常愿意投资安全区域内信用较好的大银行的资产，信托公司可以扮演资本中介的角色，实现中小银行的资金和大型银行的不良资产之间的对接。

2、与资产服务机构合作，把不良资产产品化

在资产端，银信合作业务为信托公司积累了银行的资源，可以保证不良资产的供应。从信托公司的传统业务来看，虽然不良资产并不是信托擅长的领域，但是信托公司一直擅长房地产、基础设施、政府平台以及资本市场等各领域资产的产品化。由于资产服务机构本身具备资产处置的能力，信托公司可以联合专门的资产服务机构成立基金，通过结构化的分层设计以及增信措施，对应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这一模式可以使信托公司不断向资产证券化靠拢，同时培育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

3、大投行模式：SPV+不良资产批发商

通过开展通道业务，信托公司培育对不良资产价值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在此基础上信托公司可以获取大量的不良资产包，并将不良资产的处置及管理工作委托给专业的资产服务机构，实现共赢。在这一模式中，信托公司是一种“大投行”的角色，既可做中间的SPV，又可做不良资产的批发商。

四、保险公司相关业务模式

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保险资金体量较大，对不良资产亦存在配置的需求。目前已经有保险公司参股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实践。具体而言，保险公司通过发行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以明股实债的方式参投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并签订回购协议。

⑼ 资产剥离证券的市场现行利率

PO与IO价值对市场利率的变动率还将部分取决于证券化贷款的利率对市场现行利率是贴水、平价还是升水。当市场利率下降时，所有贷款的早偿都会加速，但升水、平价、贴水利率的证券化贷款的早偿速度互不相同（升水利率贷款支早偿速率最快，平价利率贷款次之，贴水利率贷款最慢），导致基于早偿因素的PO或IO的价值变动幅度存在差别：早偿速度越快，PO价值上升幅度越大，IO价值下降幅度越大。当市场利率上升时，相反的情况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