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融如何赋能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4月11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由新华网思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新华网海南分公司承办的思客会在海南博鳌举办。其间,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晓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力量展开了一场妙语频发、思想交锋不断的深度探讨。
“我们金融体系太单薄,现在银行吸纳现金的量非常大,大量的贷款是经过银行出去的。银行是一个渠道,我们人为强迫很多贷款必须通过银行走,只要不通过银行,就好像你是歪门邪道,就是影子银行。从这个方面看,我们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打开渠道。”李稻葵强调,这里有一个误区,很多企业家总觉得上市是唯一的成功标志。坦率地讲,不一定所有的企业
都适合上市,上市是美国市场经济的玩法,其他市场经济,比如德国,有大量的非上市企业长期都是家族或者投资者控制的,非常稳健,比如轮胎行业做得最好的是米其林,但是它不上市。所以企业应该把大量的资金用来搞研发,才能靠科技领先,变成全球品牌。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业处在一种脱实向虚的局面,吴晓求认为不要把金融业态的创新视为金融脱虚向实的表现,业态的创新是金融创新的必然趋势,是为了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金融有它自己的规则,当企业所在的领域信用非常差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因为资金的价格和信用是相匹配的。除非是基于大数据平台之后,发现虽然是小微企业但是信用也很好,那它融资贵的问题也能解决,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仅仅是提供融资,最重要的是财富管理,又被称之为风险管理。吴晓求表示金融还要为实体经济提供安全、便捷的支付服务,这需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实现。现在人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金融要为企业提供投融资,而忽视了金融服务这个重要的环节。
2. 当前实体经济为什么十分困难
孩子上大学后,我今年没添过一件衣服,每天早餐3.5元,穿以前的旧衣服,淘宝上也很少买了,不得不紧了,小孩毕业结婚买房等等一切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在身上,真累
3.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货币政策有哪些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稳增长和促转型的双重任务,这就意味着要开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活力,以实现‘稳中有转’的经济发展目标。然而,长期以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这也是中央近期再度聚焦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表示。
今年以来,贷款利率和企业债券利率有所下行,整体融资成本较上年末稳中略降,但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央行8月1日发布的《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以专栏的形式对社会融资成本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也为下一步如何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供了参考。
报告认为,融资难、融资贵的成因非常复杂,既有宏观经济因素又有微观运行问题,既有实体经济因素又有金融问题,其中债务率较高及风险溢价上升是重要原因,这又与股本融资不足、部分主体存在财务软约束、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大等体制机制性因素有关。报告还指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标本兼治。
从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看,对于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货币政策可谓精准发力。上半年先后两次定向降准,多次运用支农支小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李建军分析说:“6月末M2同比增速已超出二季度GDP名义增速达5.7个百分点,流动性总体充裕,同时,社会融资规模也超预期增长,从资金供给角度看,其实市场并不缺钱。在融资总量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融资难、融资贵更多是结构上的问题。”他指出,这既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发展阶段有关,也有微观主体自身、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原因。
当前,缓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必须多管齐下。而具体到货币政策,其还有哪些空间?“央行本次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认为,当前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是总量政策,并不适合解决结构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对于缓解融资成本问题没有空间。”来自华安证券的宏观分析师表示。
采访中,专家对记者表示,对于货币政策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持适当的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的供应。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市场流动性相对宽松。
“为避免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过快,控制贷款利率上升,促进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的成本降低,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应继续适度加大公开市场资金投放力度,并继续灵活使用再贷款、再贴现、SLO和SLF、定向央票等定向调节工具,加强对重点金融机构有针对性的调节,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促使市场利率水平平稳运行并小幅下降。”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近日撰文表示。
其次,货币政策应在总量调控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好“定向”政策和信贷指导等结构性政策的作用,把最有效、最紧缺的资源真正用到最有经济效益、最能支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和企业中。
就此,李建军建议,首先,要进一步落实好今年以来两次定向降准的措施,不断完善后评估机制,从约束和激励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策效果的监测和跟踪。同时,下大力气盘活社会资金的存量,做到“盘活存量、优化增量”,进一步改善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
其次,从中长期看,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建立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激活市场配置资源的能量,将资金同实体经济有效对接,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此外,在货币政策中长期着力的同时,还应从金融体系的整体架构上着眼考量,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金融机构来增加资金有效供给,增进市场公平竞争。通过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疏通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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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完善金融支持、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进行了部署,包括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收费,优化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管理,积极稳妥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特色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体系,大力发展支持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服务的保险产品以及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十方面举措。
此后,银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通知和措施,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央行也在7月31日的公开市场操作中,重启14天正回购取代28天品种,且中标利率降低10个基点,进一步明确释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信号。从8月1日起,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免收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费、常年财务顾问费等费用,加大了服务收费减免优惠力度。
4. 央行"定向降准"对实体经济影响有多大
加之此前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下调了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宽松的融资环境和积极的宏观政策具有广泛的影响,客观上将推动基建发力,并惠及上下游领域。
当然,基建发展仍需遵循《政府投资条例》和党中央相关会议强调的“适度发展”思路,地方政府应依据实际情况落地与自身财力、经济发展“节奏”相匹配的项目。2018年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都是重要抓手。
2020开年降准,意义不仅仅在于释放资金,更在于通过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激发市场微观活力,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于基建等实体经济而言,顺势而为,发力托底经济也是大势所趋。
5. 湖北财政多手段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融资为何会很难
3月3日,省财政厅采取注入资本金、奖补资金引导、降低担保费率、构建新型风险分担机制等方式,加强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截至去年底,全省融资担保在保余额1971.8亿元,同比增加525.3亿元,增长36.3%,在保余额增速居中部第一,规模排名第二。其中,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107家,年末在保余额1542.1亿元,平均担保放大3倍。
我国将深入开展“信易贷”,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根据发改委、银保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信易贷”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通知》,我国将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查询机制。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自上而下”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孤岛”,降低银行信息收集成本。根据通知,我国将建立健全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鼓励地方政府出台“信易贷”支持政策。
6. 为什么融资成本上升阻碍实体经济发展
如果融资成本上升肯定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因为这个是有利息的。
7. 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人民银行采取了哪些措施
人民银行非常重视社会融资问题。从货币政策执行层面看,央行今年以来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应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需要,不断创新、丰富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主要采取了六个方面措施:(1)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搭配使用常规公开市场操作,正逆回购,以及短期流动调节工具,适时调节流动性,保持流动性衡量合理适度。(2)两次定向降准。这些措施都是引导信贷资源更多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优化信贷结构配置。(3)适当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参数,加大了小微企业,“三农”,以及加大了中西部信贷支持。(4)在10个省市开展人民银行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也就是SLF新设工具的试点,该工具在于完善人民银行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渠道。(5)新设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分为: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同时近期出台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再贴现额度120亿,支农再贷款额度200亿且利率下调一个百分点,也在于发挥这方面结构性力度,进一步提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6)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8. 如何解读最近都在讨论“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主要是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门的优惠财税政策共同产生协同效应的结果。而目前在我国,央行与财政的协同效应没有完全发挥好,表现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均衡点一直没有找到,在实施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政策上出现的“多龙治水”格局一直没有被打破,政策权力分散化倾向明显,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政策效力甚至出现相互抵消局面,大大削弱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而且更让人不理解的是,这种现象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以前一直存在;这个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确实会对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整体政策效力带来不利影响,这个问题应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也确实该对导致互怼的原因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而且还要看到,尽管两者之争最突出表现是如何为搞好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上,央行是释放流动性通过增加信贷供给、降低贷款利率、减轻实体经济成本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财政部门是将国务院相关财税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扩大优惠税减免范围、并将营改增试点向全国推广等,让实体经济直接减轻税费负担,以便轻装上阵,减轻经营负担和压力。
可见,两者的目的都是让实体经济享受到“阳光雨露”,为破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创造条件,让实体经济真正走出经营困境,恢复生机和活力,两者的本意是好的,都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两部门也是这么做的, 央行近年来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局,在货币政府操作上确实殚精竭虑,把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发挥到了极致的水平,多次降准降息,还有逆回购操作、短期便利借贷等的使用,对支持实体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财政部门近年也不断扩大小额纳税人的免征范围,提高纳税起征点,推广营改增全面试点,以及最近国务院出台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五项措施,将破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