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央信托局

1. 抗战时期中央信托局局长是谁

1935年7月到1941年8月孔祥熙
1941年8月俞鸿钧

2. 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孙中山5000圆邮票价值

孙中山民国邮票价值：
民国邮票是指从1912年到1949年发行的邮票，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局势最动荡的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烈尖锐，各党派政治军事混战不休，老百姓在动荡的社会中保命都难别说是一枚邮票了。由于印刷错误，政治影响，出现的少量孤品，以及民间收藏套版的不完整、大量流失海外等，在中国大陆的民国邮票数量微小。并且在文革时期，邮票又被当成“资本主义毒瘤”销毁。到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的民国邮票都成了价值连城的稀世文物珍宝。其具有非常之高的收藏价值。

3. 中信局到底是什么局

系旧中国金融体系重要机构之一，成立于1935年10月1日，定位为中央银行之附设机构，总局设于上海。1949年后迁台。

4. 民国时，四大家族是哪四家

在网络找是最全面的:
四大家族:
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是指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一）发行公债。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000，000万元，关金100，000，000单位，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二）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0，000，000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三）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十六亿1，600，000，000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五）实行专卖制。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六）统购统销。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抗战开始后，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由于官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官僚资本正式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宋子文(1894年～1971年)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国后受盛宣怀之聘，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 4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 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垅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孔祥熙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 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陈果夫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陈立夫（1900年—2001年）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

5. 苑茵的工作经历

1942年，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重庆从事短期的社会工作。同年10月与叶君健结婚，由老舍先生主婚，重庆文艺界一百多人参加婚礼。婚后因家务和生育等，缩小了活动范围，乃以家庭为据点，与同学李玉钿(解放后任成都市妇联主任)、蒋汇泽(解放后任贵州工业大学校长)、李滨浩(解放后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等互相配合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曾为一些同志供应食宿，作集会、联络之所。当时周恩来同志办事处在曾家岩50号，他们住30号，近在咫尺，联系较为方便。
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单独赴英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报道工作。苑茵由友人介绍和担保在重庆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作营业员。后来又转到所属的沈阳、天津两市的支局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中央信托局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苑茵继续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留任，并被培养为业务科负责人。1949年冬叶君健回国，分配到中央文化部做对外宣传工作，这时苑茵由于多年生活奔波，家庭负担过重积劳成疾，染上肺病，夫妻两地分居得不到照顾，只好申请停薪留职，经领导批准后，苑茵回到北京家中长期休养。

6. 重庆在历史上做过一个国家的正式首都吗，是什么朝代

重庆在历史上做过一个国家的正式首都。

商周时期巴国国都驻地江州如今重庆江北区，秦时称巴郡，北宋称恭州。重庆之名始于1190年，因南宋光宗赵敦先封恭王，后登帝位。

遂将恭州升为重庆府，取双重喜庆之意。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隋时，嘉陵江称渝水，因渝水绕城，故重庆简称渝。

(6)重庆中央信托局扩展阅读：

重庆是中国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已形成了农业农村和金融、商贸物流、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

拥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内陆首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以及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

重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万州保税物流中心，过境72小时内免签，进口整车、水果、肉类、生鲜海产等口岸。

民国二十五年，重庆城内有商业行业27个，店铺字号3058家，而同期各类工厂仅400余家，重庆一直是西南最大的商贸中心城市。

截至民国二十六年，除中央、中国、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外，重庆市共有银行13家。同年8月，原在重庆设有支行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行成立了联合办事处。

民国二十七年1月10日，交通银行重庆支行正式开业。中央信托局迁入中央银行办公，邮政储金汇业局于1938年初迁渝，4月在重庆设了重庆分局。

7. 重庆的经济

1933年重庆有近代工厂和手工工场415家；截止至1936年，四川同类工厂仅583家，重庆占四川省厂家总数的71%，资本数、工人数均占全四川省2/3以上，在四川，乃至西南，重庆仍是工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商业在重庆的主导地位，重庆城内有商业行业27个，店铺字号3058家，而同期各类工厂仅400余家，重庆仍然是西南最大的商贸中心城市。
抗战初期，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将大量工业企业内迁至重庆。在短时间内，重庆工业企业数猛增到300多家。一时间，在重庆约3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仅兵工厂就有17家，聚集了9万多兵工员工，接续着中国工业的命脉，也撑起了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工业脊梁。抗战时期，全国械弹2/3是“重庆造”，重庆成为以军火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 重庆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现已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综合化工、材料、能源和消费品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
2015年，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5557.52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35.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21404.66亿元，同比增长12.4%。其中，大中型企业总产值14668.15亿元，增长6.3%，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68.5%；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5415.18亿元，增长8.9%，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25.3%；高技术制造业总产值4028.40亿元，增长12.6%，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18.8% 。 金融
截止至1937年，除中央、中国、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外，重庆市共有银行13家（钱庄23家）。1937年8月，原在重庆设有支行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行成立了联合办事处。1938年1月10日，交通银行重庆支行正式开业。中央信托局迁入中央银行办公，邮政储金汇业局于1938年初迁渝，4月在重庆设了重庆分局。改组后的“四联总处”设在重庆；11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的总行或总管理处内迁到渝，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都设在重庆。
1943年底，重庆金融业总资本达到64725.8万元，是1937年1600万元的40.45倍。
2015年，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410.18亿元，比上年增长15.4%，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9.0%。其中，新型金融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44.14亿元，增长62.4%。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4.3万亿元，增长11.6%。
国内贸易
2015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1345.38亿元，比上年增长9.2%，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8.6%；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值355.76亿元，增长9.1%，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2.3%。
交通、邮电和旅游
2015年，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761.31亿元，比上年增长8.7%，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8%。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2526公里，路网密度2.96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市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929公里。轨道交通营运里程202公里，日均客运量173.3万人次。全年完成货物运输10.46亿吨，比上年增长7.5%；完成旅客运输量7.14亿人次，增长2.0%。

8. 中央信托局的介绍

中央信托局（英语译名：Central Trust of China），简称中信局、CTOC，系中华民国金融体系重要机构之一，成立于1935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