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居民金融资产

⑴ 日本贫富差距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久前发表的有关其成员国贫困状况的比较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的“贫困率”排名高居第三，为15.3%，与10年前相比，“贫困率”上升了近一倍。

这份报告把收入不足平均国民收入一半的人视为“贫困者”；把“贫困者”占国民人数的比例作为这个国家的“贫困率”。

日本《东京新闻》日前就此指出，日本的“1亿总中流”的神话已经破灭，社会贫富差距在日益拉大。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橘木俊诏说：“贫富差别正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在扩大。这种现状不能不令人担忧。这表明，当年那种让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成为中产阶级的所谓‘1亿总中流’的神话，已经破灭。”

但是，按照日本政府的统计数字，从2002年1月日本经济跌入谷底算起，到今年8月为止，景气扩张时间已进入第43个月，超过了从1958年到1961年的“岩户景气”。那么，所谓已好转的经济形势到底给谁带来了好处？

东京一位叫片冈的点心店老板说：“大企业经营好转是因为它大幅度裁员。这年头日子好过的也就是一小撮大款。”

大合合成树脂机械加工公司总经理岩渊清道愤愤不平地说：“景气恢复？那是大公司，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不再恶化就不错了。”泡沫经济破灭之前，该公司一个厂家的月销售额就达1500万日元，但如今只有五六十万日元，员工好几年没有领过奖金了。

《东京新闻》的报道指出，在“贫困率”上升的背后，是大多数日本人包括所谓“中流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在铁路公司工作的岛义今年43岁，年收入达670万日元，略高于东京地区的平均收入。但从今年春季开始，来自县自治体的补助被取消，小孩的医疗费全要自己负担，岛义一家日子越过越紧。岛义不得不把以往每晚喝的啤酒换成了价格更便宜的发泡酒。夫妻俩直到去年才下决心买了一部手机。岛义夫人说：“我们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在日本有年薪高达100亿日元的人。这种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还有公平可言吗？”

在电气公司干了30年的山下，3年前退休，孤身一人生活，买不起空调，夏天只能用一台小电扇解暑。由于孤寡老人数量急剧增加，日本政府从去年开始削减老人的生活保障费用。山下说：“政府这是在把弱者往绝路上逼。”

橘木教授认为，非正式员工的增加是导致日本“贫困率”上升的一大因素，因为这些员工享受不到各种社会福利待遇。橘木指出：“企业通过雇用非正式员工，节省了社会保险费，削减了劳动成本。如今，这类拿着低工资又无福利待遇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已达到日本就业者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造成日本贫困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日本经济评论家荻原博子指出：“如今能够享受到所谓景气上升恩惠的，只有大企业和高收入者，一般的工薪阶层不仅工资没有涨，而且税金和社会保险金负担还加重了。被各公司优化组合所淘汰的那些50岁出头的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寻找条件恶劣的‘非正式员工’的工作。这种社会体制只能带来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恶果。”

这则是06年的报道：
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结构调整和改革，日本经济活力重现，已经呈现出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但日本政府在诸多领域实施的改革措施却加大了日本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使普通居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首先，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企业利润大幅增加，但劳动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却在减少。在今年3月底结束的本财务年度，在东证主板市场上市的1332家公司的税前利润总额达到25.41万亿日元(117日元约合1美元)，纯利润达14.14万亿日元，是连续第三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所有法人企业的税前利润从本轮经济周期启动时的2001年度的28.2万亿日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44.7万亿日元，增长了约60%。然而同期的普通劳动家庭可支配收入却从45.25万日元降到了44.49万日元。

其次，收入两极分化严重。日本国税厅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的人数增加了1.8万人的同时，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的职工人数增加了160万人。近年来，日本许多企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力，大量聘用非正式员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工资结构基本情况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日本企业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十分惊人，即使从事相同职业、工作时间相同，非正式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只有正式职工的64%。

其三，财富向少数家庭集中，而大部分家庭储蓄减少，需要政府进行生活保护的家庭数量大幅增长。截至2005年底，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达到1500万亿日元。但日本总务省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零储蓄”家庭比例已经从4年前的16.3%上升到了23.8%；仅凭自己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生计、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支援和保护的家庭比例从4年前的80.5万户增加到了105.16万户，增长了约30%；由于没有工作、没有住所而栖身于公园内的无家可归者人数也出现增长。

其四，所得税以及医疗、养老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使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普通百姓的负担一再增加。在税制改革方面，日本政府将所得税和居民税合计的最高税率从65%降低到了50%，继承税的最高税率从70%降低到了50%。另一方面，在提高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费的同时，将医疗费的个人负担部分从原先的10%提高到了现在的30%，并降低了养老金的支付数额。政府的上述措施使富有者更加富有，贫困者更加贫困，低收入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⑵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什么能保值

日本房产出现泡沫后,当地人都是购买美金来保值。

1985年9月，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法国、英国五国财长签订了“广场协议”，决定同意美元贬值。为刺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鼓励资金流入房地产以及股票市场，致使房地产价格暴涨。

美元贬值(大量增发美元)后，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的房地产业，更加刺激了房价的上涨。受房价骤涨的诱惑，许多日本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发现炒股票和炒房地产来钱更快，于是纷纷拿出银行的积蓄进行投机。

到1989年，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已飙升到十分荒唐的程度。当时，国土面积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到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一般工薪阶层即使花费毕生储蓄也无力在大城市买下一套住宅，能买得起住宅的只有亿万富翁和极少数大公司的高管。

1991年后，随着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由外来资本推动的日本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随即暴跌。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全面崩溃，个人纷纷破产，企业纷纷倒闭，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

从后果上看，20世纪90年代破灭的日本房地产泡沫是历史上影响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泡沫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还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受此影响，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陷入了长达15年的萧条和低迷。即使到现在，日本经济也未能彻底走出阴影。

人们常称这次房地产泡沫是“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把20世纪90年代视为日本“失去的十年”

(2)日本居民金融资产扩展阅读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往往伴随着经济萧条，股价下跌，企业财务营运逐渐陷入困境。股价下跌使企业发行的大量可转换公司债权在长期内不能转为股权，从而给企业带来巨额的偿债负担；此外，地价和股价下跌也使企业承受了巨大的资产评估损失和被迫出售土地及股票的销售损失。

企业收益的减少又使得投资不足，既降低了研究开发投资水平，又减少了企业在设备上的投资。生产的不景气又导致雇佣环境的恶化和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

企业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员工，即使没有倒闭的企业，由于收益的下降也要不断裁减人员。此外，地价的下跌还使得居民个人所保有的土地资产贬值。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居民对未来怀有不同程度的忧心，因此会减少当期的消费，扩大收入中的储蓄部分，以防不测。个人消费的萎缩又使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陷入困境。

⑶ “有6500万日元金融资产的家庭属于什么阶层的家庭”这句话用日语怎么说

6500円资产がある家庭はどの家庭ランクになるでしょう。

意译，请查阅。

⑷ 金融资产与其他资产的区别

不太同意tessa006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3-6 14:28的看法.金融资产不能定性为无形资产,只能说它是一种以货币价值存在的可以精确计量的资产;与一般资产的最大不同是金融资产有双重的获得性和较高的风险性.比如说,你手上有一特笔钱,你用于买股票或都存入银行吃利息，这就是金融资产；你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去办厂，这就是实物资产，不是金融资产了。当然通常意义上的金融资产是指金融部门所持有的资产。之所以不能称为无形资产，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无形资产是指一个集团所持有的可以用来获得额外利益的一种权益，如商益等，与金融资产有绝然的不同。

⑸ 上个世纪，日本是如何陷入的泡沫经济的

广场协议一开始日元升值20%还可以支撑，后来因为传闻要继续升值，导致众人狂抛美元，因为炒外汇获利容易，升值趋势一发不可收，美元跌至协议前50%。为抑制日元继续升值，政府开始快速降息，好让市场的日元变多。而多出的货币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市，股市和房市泡沫迅速变大。由于金融和地产赚钱容易，以及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制造业大受打击，开始向海外迁移，如中国，东南亚。随后金融地产泡沫破裂，再加上制造业衰退，经济停滞不前。

1984年~1990年国债，公社债，地方债在内的日本公共债券售贩交易总额推移

我国目前还处于上升期，人力成本和工业配套等成本还不算高，同时国家还能吃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还会走上美国那样第二产业严重衰退的老路？愿祖国能引以为戒，踏踏实实走地更稳更长。

⑹ 什么叫金融资产泡沫

泡沫经济：虚拟资本过度增长与相关交易持续膨胀日益脱离实物资本的增长和实业部门的成长，金融证券、地产价格飞涨，投机交易极为活跃的经济现象。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最后必定泡沫破灭，导致社会震荡，甚至经济崩溃。
泡沫经济可分为三个阶段，既泡沫的形成阶段、泡沫的膨胀阶段、泡沫的溃灭阶段。
泡沫（Bubble）一词可追溯至1720年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公司事件”，当时南海公司在英国政府的的授权下垄断了对西班牙的贸易权，对外鼓吹其利润的高速增长，从而引发了对南海股票的空前热潮，由于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其股价迅速下跌，犹如泡沫那样迅速膨胀又迅速破灭。其他早期的泡沫现象还有荷兰的“郁金香事件”，法国的“约翰．劳事件”。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使得泡沫经济的发生更为频繁，波及范围更加广泛，危害程度更加严重，处理对策更加复杂。泡沫经济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偏离，即虚拟资本超过现实资本所产生的虚拟价值部分。
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是以有价证券（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形式存在的，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流量的的资本；
现实资本（Actual Capital）就是以生产要素形式和商品形式存在的实物形态的资本。
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运动中不会出现泡沫，因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运动都是以实物形态流量为媒介，并进行和其相对应的流向相反、流量基本相等的货币形态流量。因此人们认为泡沫经济产生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这也是泡沫经济总是起源于金融领域的根源。此外，作为不动产的土地，其特殊的价格构成使土地资产成为了一种具有虚拟资本属性的资产，同时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得每次经济泡沫的产生都必然伴随着地产泡沫的产生。
泡沫经济主要是指虚拟资本过度增长而言的。所谓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如企业股票或国家发行的债券等。虚拟资本有相当大的经济泡沫，虚拟资本的过度增长和相关交易持续膨胀，与实际资本脱离越来越远，形成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正常情况下，资金的运动应当反映实体资本和实业部门的运动状况。只要金融存在，金融投机就必然存在。但如果金融投机交易过度膨胀，同实体资本和实业部门的成长脱离越来越远，便会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形成泡沫经济。
[编辑本段]泡沫经济与经济泡沫的关系
泡沫经济与经济泡沫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经济泡沫是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所谓经济泡沫是指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实体经济因素，如金融证券、债券、地价和金融投机交易等，只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中，对活跃市场经济有利。只有当经济泡沫过多，过度膨胀，严重脱离实体资本和实业发展需要的时候，才会演变成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可见，泡沫经济是个贬义词，而经济泡沫则是个中性范畴。所以，不能把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简单地划等号，既要承认经济泡沫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又要防止经济泡沫过度膨胀演变成泡沫经济。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之所以会长期存在，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主要是由其作用的二重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于资本集中，促进竞争，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另一方面，也应清醒地看到，经济泡沫中的不实因素和投机因素，又存在着消极成分。
[编辑本段]泡沫经济形成的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宏观环境宽松，有炒作的资金来源
泡沫经济都是发生在国家对银根放得比较松，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阶段，社会经济表面上逞现一片繁荣，给泡沫经济提供了炒作的资金来源。商品经济具有周期性增长特点，每当经过一轮经济萧条之后，政府为启动经济增长，常降低利息，放松银根，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一些手中获有资金的企业和个人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些资金投到有保值增值潜力的资源上，这就是泡沫经济成长的社会基础。
日本从1955-1985年，完成了经济起飞，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手中有了钱的日本企业和居民信奉“土地神话“，日本是一个岛国，山地多，平原少。土地成为日本的稀缺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和城市占地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土地投资的增加，地价特别是城市房地产价格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然而，日本人将这种趋势绝对化了，认为地价只会上升，不会下降，以至把房地产投资作为一种资产保值和增值的方式。他们开始制造土地泡沫，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地价飞涨，投机者以升值了的土地作抵押，可以从银行取得更多的贷款，然后再去寻求新的投机机会，于是有越来越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土地，造成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升。日本的银行业是“土地神话”的忠实信奉者。80年代后半期，由于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的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银行的筹资成本趋于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把房地产作为寻求高回报率的途径，对房地产业的融资大幅度增加。若以1985年3月为基期，到1991年3月，银行业的贷款量增加了60.6%，而同期对房地产贷款的增加量却高达150.6%。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余额由1985年3月 17.1万亿日元增加到1991年3月的42.8万亿日元，同期的房地产贷款在银行全部贷款余额中的比重由7.2%上升到11.3%。进入90年代，“土地神话”同泡沫经济一起破灭，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项目便成了难以消化的不良债权。
第二、社会对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缺乏约束机制
从历次泡沫经济的发展过程看，到目前为止，社会对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缺乏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对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约束，关键是对促进经济泡沫成长的各种投机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但到目前为止，社会还缺乏这种监控的手段。这种投机活动发生在投机当事人之间，是两 两交易活动，没有一个中介机构能去监控它。作为投机过程中的最关键的一步——货款支付活动，更没有一个监控机制。虽然货款支付活动一般要通过银行进行，但银行只是收付中介，根据客户指令付款，对付款的内容无力约束，加上银行的分散性，起不了监控投机活动作用。政府是外在的，不可能置身于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之中。而且，政府还常常容易被投机交易所形成的经济繁荣假象一时迷惑，觉察不到背后隐藏的投机活动，一直到问题积累到相当程度才得到发现。
日本土地泡沫发生后，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城市土地再开发热潮，土地价格随之猛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六大城市经济圈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1985年比1980年上升了53.6%，1990年则更比1980年上升了525.9%。这期间，日本全国平均土地价格也上涨了1倍以上。日本约有一半的人拥有土地，约20%的人拥有土地继承权。因而，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大多数日本人感到自己的财产在这几年内增值了1-2倍。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不到6%，而金融资产价格、不动产价格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虚假上涨，使经济逞现出虚假繁荣景象。1991年10月22日，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官员还在内阁例会上津津乐道日本经济处于景气状态之中，几天之后经济形势就急转直下，企业破产事件大量增加

⑺ 中国金融保险资产占比

一、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概况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表1列出了1978、1986、1991、1995年中国主要金融资产分布情况（见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大额存单1796.28亿元（中国证监会，1995）。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1978年为93％，1986年为87％，1991年为84％，1995年为83％。这一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下降缓慢，说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尽人意。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过程。8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较快，进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来。
中国的储蓄主体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变为现在的老百姓。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改革前政府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5％，其中居民储蓄占1.2％，政府储蓄占15.4％，企业储蓄占18.9％。也就是说，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7％来自政府和国营企业。1978年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9％，占当年社会存款总额的16.2％。
改革前，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存款。1978年，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1995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5.4万亿，其中近3万亿是居民储蓄。储蓄者和投资者分离了，最大的储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资者是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了。国家通过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钱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因此，国营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说是在国家银行里存款的老百姓。
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必然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是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从1986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到1995年，共发行企业债1738.3亿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约4500亿，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个人股。国家股大多是靠过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价值折算的，实际现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发行可以使企业筹到现金，但能够被批准发行股票的企业实在是太少了。这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能筹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大多数企业只能靠银行贷款。
在主要金融资产之外，还有其他金融资产，比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和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等。这些金融资产，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所有权、参与权和处理权，并以此获得收益。但目前民间借贷、民间集资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可以概括为：储蓄主体在改革开放中由政府变为老百姓；国家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狭窄；其他不动产市场刚刚起步。这就使老百姓把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
二、中国的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
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里我们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货币化有两种含义：一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国家用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化，即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本文的货币化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
1978到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平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少见的。据笔者保守估计，从1978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估计，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4％。海外经济学家常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实际综合赤字那么高（约占GNP的8－9％），通货膨胀率却不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化带来的铸币收入。
表2给出了中国货币化过程的主要指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M2／GNP）在改革期间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105％，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案例中实属罕见。在1994－1995年间，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度尼西亚为46％，韩国为44％，马来西亚为89％，菲律宾为50％，新加坡为89％，泰国为79％（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报）。中国的这一比重远远超过周边发展中国家，就是和英、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高的，仅次于日本。
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样高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形成的。表2中货币与广义货币之比（M1/M2）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95年的39％。也就是说，不仅广义货币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义货币中居民储蓄的比重不断升高，反映了居民所持金融资产大都压到银行存款上了。1995年现金净投放600亿，全社会流通现金量只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高达29.5％，比25％的控制目标高出4.5个百分点。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还可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中看出。表3给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周边国家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的后果
1．企业负债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
2．金融运行风险高。首先，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家银行应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家银行1995年底贷款余额为4万亿元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
3．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34.1亿元。亏损企业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刚，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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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数据调研：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

一、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概况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表1列出了1978、1986、1991、1995年中国主要金融资产分布情况（见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大额存单1796.28亿元（中国证监会，1995）。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1978年为93％，1986年为87％，1991年为84％，1995年为83％。这一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下降缓慢，说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尽人意。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过程。8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较快，进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来。

中国的储蓄主体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变为现在的老百姓。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改革前政府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5％，其中居民储蓄占1.2％，政府储蓄占15.4％，企业储蓄占18.9％。也就是说，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7％来自政府和国营企业。1978年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9％，占当年社会存款总额的16.2％。

改革前，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存款。1978年，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1995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5.4万亿，其中近3万亿是居民储蓄。储蓄者和投资者分离了，最大的储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资者是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了。国家通过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钱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因此，国营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说是在国家银行里存款的老百姓。

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必然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是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从1986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到1995年，共发行企业债1738.3亿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约4500亿，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个人股。国家股大多是靠过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价值折算的，实际现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发行可以使企业筹到现金，但能够被批准发行股票的企业实在是太少了。这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能筹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大多数企业只能靠银行贷款。

在主要金融资产之外，还有其他金融资产，比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和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等。这些金融资产，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所有权、参与权和处理权，并以此获得收益。但目前民间借贷、民间集资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可以概括为：储蓄主体在改革开放中由政府变为老百姓；国家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狭窄；其他不动产市场刚刚起步。这就使老百姓把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

二、中国的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

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里我们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货币化有两种含义：一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国家用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化，即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本文的货币化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

1978到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平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少见的。据笔者保守估计，从1978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估计，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4％。海外经济学家常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实际综合赤字那么高（约占GNP的8－9％），通货膨胀率却不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化带来的铸币收入。

表2给出了中国货币化过程的主要指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M2／GNP）在改革期间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105％，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案例中实属罕见。在1994－1995年间，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度尼西亚为46％，韩国为44％，马来西亚为89％，菲律宾为50％，新加坡为89％，泰国为79％（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报）。中国的这一比重远远超过周边发展中国家，就是和英、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高的，仅次于日本。

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样高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形成的。 表2中货币与广义货币之比（M1/M2）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95年的39％。也就是说，不仅广义货币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义货币中居民储蓄的比重不断升高，反映了居民所持金融资产大都压到银行存款上了。1995年现金净投放600亿，全社会流通现金量只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高达29.5％，比25％的控制目标高出4.5个百分点。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还可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中看出。表3给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周边国家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的后果

1．企业负债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

2．金融运行风险高。首先，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家银行应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家银行1995年底贷款余额为4万亿元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

3．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34.1亿元。亏损企业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刚，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