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改革税务局

A. 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有哪些亮点与难点

亮点一 征管职责划分更合理
理顺征管职责是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的核心内容，《改革方案》从两个方面提出厘清征管职责的措施。
变化一 国税、地税征管职责得到合理划分
改革前：1994年分设国税、地税两套系统，两家征管职责比较清晰，但随着财政体制调整，企业所得税征管职责经过了两次变化，从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到新办企 业由国税征管，再到新办企业中缴纳增值税的由国税征管，缴纳营业税的由地税征管。“一个税种两家管”，导致有时出现执法标准不统一，政策解释不一致等问 题，影响税收公平，纳税人反映比较强烈。
改革后：中央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税由地税部门征收，共享税的征管职责根据税种属性和方便征管的原则确定。按照有利于降低税收成本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国税、地税部门可互相委托代征有关税收。
变化二 地税与其他部门的税费征管职责得到明确
改革前：不少部门设有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征收行政事业型收费、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不利于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改革后：发挥税务部门税费统征效率高等优势，按照便利征管、节约行政资源的原则，将依法保留、适宜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行政事业型收费、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项目，改由地税部门统一征收。推进非税收入法制化建设，健全地方税费收入体系。
亮点二 纳税人获得感更丰富
坚持问题导向，从纳税人意见最大、最盼望的领域改起，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不断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让纳税人有更多的获得感。
变化一 推进税收规范化让办税更舒心
改革前：办税标准不统一，有的办税事项一个地方一个样；即使在一个地方国税、地税也不一样。
改革后：实施纳税服务、税收征管规范化管理，推行税收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并向社会进行公告，实现国税、地税服务一个标准、征管一个流程、执法一把尺子，让纳税人享有更快捷、更经济、更规范的服务。
变化二 打造服务升级版让办税更贴心
改革前：纳税人在同一城市只能到一家固定的办税服务厅办税，纳税人跨区域、特别是跨省办税不方便，尤其存在国税、地税分头要求纳税人重复报送资料的情况。
改革后：一是加快推行办税事项同城通办，2016年基本实现省内通办，2017年基本实现跨区域经营企业全国同城通办。二是完善首问责任，限时办结、预约办 税、延时服务、“二维码”一次性告知、24小时自助办税等便民服务机制，缩短纳税人办税时间。三是合理简并纳税人申报缴税次数。四是实行审批事项一窗受 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全面推行网上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五是推进涉税信息公开，方便纳税人查询缴税信息。
变化三 实现合作常态化办税更省心
改革前：纳税人办税两头跑，需要分别到两家办税，办税负担较重。税务检查两头查，国税、地税对同一纳税人重复检查的情况时有发生，既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产生影响，也浪费稽查资源。
改革后：一是实施国税、地税合作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合作水平。二是采取国税、地税互设窗口、共建办税服务厅、共驻政务服 务中心等方式，实现“前台一家受理、后台分别处理、限时办结反馈”的服务模式。三是完善12366纳税服务平台，2016年全面提供能听、能问、能看、能 查、能约、能办的“六能”型服务。四是制定实施“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建设融合国税、地税业务，标示统一、流程统一、操作统一的电子税务局。五是实现 国税、地税联合进户稽查，防止多头重复检查。
变化四 提升权益保障让办税更顺心
健全纳税服务投诉机制，建立纳税人以及第三方对纳税服务质量定期评价反馈制度。畅通纳税人投诉渠道，对不依法履行职责、办事效率低、服务态度差等投诉事项，实行限时受理、处置和反馈，有效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
亮点三 税收征管工作更高效
以税收风险为导向，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转变税收征管方式，优化征管资源配置，加快税收征管的科学化、信息化、国际化进程，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变化一 由主要依靠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管理转变
完善我省税务系统包括备案管理、发票管理、申报管理等在内的事中事后管理体系，确保把该管的事项管住、管好，防范税收流失。
变化二 由无差别管理向分类分级管理转变
改革前：管理粗放，平均分摊征管资源,高收入高净值纳税人特别是高风险纳税人未能集中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征管效能不高。
改革后：一是对企业纳税人按规模和行业，对自然人纳税人按收入和资产实行分类管理。二是以省级税务局为主集中开展行业风险分析和大企业、高收入高净值纳税人 风险分析，区分不同风险等级分别采取风险提示、约谈评估、税务稽查等方式进行差别化应对，有效防范和查处逃避税行为。
变化三 由所有纳税人都实行属地化管理向提升大企业税收管理层级转变
改革前：跨区域的大企业主要由属地基层税务机关负责征管，管理力量、水平以及信息资源与之不匹配。
改革后：对跨区域、跨国经营的大企业，在纳税申报等基础事项实行属地管理、不改变税款入库级次的前提下，将其税收风险分析事项提升至税务总局、省级税务局集中进行，将分析结果推送相关税务机关做好应对。
变化四 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不再缺失
顺应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管理难的趋势，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
变化五 税务稽查改革得到全面深化
建立健全随机抽查制度和案源管理制度，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对重点税源企业每5年轮查一遍。积极探索推行先开展案头风险分析评估查找高风险纳税人再开展定向稽查的模式，增强稽查的精准性、震慑力。
变化六 征管科技含金量显著提升
一是全面推行电子发票。推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健全发票管理制度，实现所有发票的网络化运行，推行发票电子底账，逐一实施采集、存储、查验、比对发 票全要素信息。二是加快税收信息系统建设。2016年全面完成金税三期工程建设任务，形成覆盖所有税种及税收工作各环节、运行安全稳定、国内领先的信息系 统。
亮点四 服务国家战略更积极
一方面要促进我省加快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发挥税收服务国家治理的作用。
变化一 税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改革前：单纯以税收论税收，为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性举措不够得力。
改革后：一是以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重点，全面加强国外税收政策咨询服务。二是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重点，推进跨区域国税、地税信息共享、资质互认、征管互助，不断扩大区域税收合作范围。
变化二 税收大数据服务国家治理
改革前：直接反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经济结构等情况的税收信息没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税收大数据服务政府决策水平亟待提高。
改革后：推进数据标准化及质量管理，健全减免税核算体系，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加强数据增值应用，在提高征管效能和纳税服务水平的同时，使之更深刻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服务经济社会管理和宏观决策，为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变化三 纳税信用服务社会管理
改革前：纳税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未得到有效发挥。
改革后：一是全面建立纳税人信用记录，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依法向社会公开，充分发挥纳税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对纳税信用好 的纳税人，开通办税绿色通道，提供更多便利，减少税务检查频次或给予一定时期内的免检待遇。三是对进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当事人，严格税收管理，与相关 部门依法联合实施禁止高消费、限制融资授信、禁止参加政府采购、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和政府性资金支持、阻止出境等惩戒。
亮点五 税收国际视野更宽阔
加强我省对国际税收事项的统筹管理，着力解决对跨国纳税人监管和服务水平不高、国际税收影响力不强等问题，更好地服务我省对外开放大局。
变化一 防范和打击国际逃避税的能力更强
改革前：跨国企业通过各种复杂的关联交易操纵利润逃避税收，税务部门应对能力不够、手段不多、机制不完善。
改革后：一是全面深入参与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构建反避税国际协作体系。二是建立健全跨境交易信息共享机制和跨境税源风险监管机制。三是完善全国联动联查机制，加大反避税调查力度。
亮点六 税收征管保证更有力
《实施方案》的出台，对提高全省税收征管能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变化一 税务组织体系得到全面优化
改革前：税务系统规模大、层级多、分布广，迫切需要加强对政治思想等方面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层级执法监督体制不健全，导致监督不力。
改革后：一是切实加强税务系统党的领导。加强我省税务系统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建设、税务文化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二是优化各层级税务机关征管职责。省局将重 点加强数据管理应用、大企业税收管理、国际税收管理及税收风险分析推送等方面职责。三是合理配置资源。调整完善与国税、地税征管职责相匹配，与提高税收治 理能力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配置，实现力量向征管一线倾斜。四是加强税务干部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税战略，深入推进绩效管理，加大国税、地税之间以及与其他部 门的干部交流力度。五是深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明确我省税务系统党组主体责任和纪检机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担当，全面推进内控机制信息 化建设。
变化二 税收共治格局得到明显完善
改革前：政府部门总体上缺乏约束力强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性安排，难以有效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跨部门税收合作不够，税收司法保障有待加强。
改革后：建立统一规范的信息交换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保障国税、地税部门及时获取第三方涉税信息，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拓展跨部门税收合作，以“三 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为契机，扩大与有关部门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健全税收司法保障机制，司法、公安等部门依法支持税务部门工作，确保税法得到严格实施。 推行税收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加强税法普及教育，将税法作为国家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

B. 上了税务局的黑名单是永久的还是期限可以解除的

税务局的黑名单，就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让全社会都能够及时掌握相关情况，这种公布是有期限的，自公布之日起两年内从公布栏撤出。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两个公告，建立健全纳税信用登记评级体系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开机制，要求对列入黑名单的失信纳税人实施公开曝光制裁。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第九条规定：每季度终了后30日内，税务机关在其门户网站上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

第十条规定：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自公布之日起满2年的，从公布栏中撤出。

拓展资料

纳税信用按百分制分为A、B、C、D四级，D级纳税信用还可以根据税收违法行为直接判级确定。信用级别直接与税收服务管理挂钩：

A级信用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主动公告名单，增加专用发票用量、普通发票按需领用，企业连续3年获A级信用的，将获得绿色通道或专人协办税事；

B级信用的纳税人，对其实行正常管理；

C级信用纳税人，对其从严管理；

D级信用纳税人，将在发票使用、出口退税审核、纳税评估等方面受到严格审核监督，违法处罚幅度将高于其他纳税人。税务机关还会将其名单通报相关部门，建议在经营、投融资、生产许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

C. 财税体制改革是哪一年

什么叫财税体制改革
最佳答案
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30年来主要在三个领域当中进行展开，一个是财政收入方面，也就是税收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04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步推进的改革，现在正在进行。第二个领域是在财政预算支出方面的改革，这个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现在也正在推进。第三个部分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这个方面的改革在1978、1979年的时候已经进行过重大的改革，到1994年又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这个方面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推进，但是推进得相对比较慢。

未来财税体制的核心难点究竟在哪个领域？今后怎么样推进。根据十七大的文件所提到的问题，以及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问题，我们认为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难点是在我上述讲的三大领域当中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是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难点。当然在其他两个领域当中，改革的技术性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包括一系列的税制的进一步的完善，包括预算的体制的改革，支出方面的改革，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预算体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是未来一段时间当中的核心难点，而且是要首先加以推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它涉及到了八个方面的宏观层面的其他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包括财政其他领域的改革。

首先，第一个方面，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激励机制是有关系的，最近这两年经济偏热已经反映出了地方政府投资的动力是比较强的，这个问题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就是现存的体制具有比较强的投资激励，因为简单的一个理由，当你的投资规模越大，你的生产企业越多，地方政府的收入相对也高，这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就是这样设计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财政体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这种体制，我概括为一种比较有激励性的投资体制。这个体制当然它的优点和积极作用是促进了我们中国整个的经济发展，我记得台湾的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讲过这个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这种动力机制是比较强，但是又存在着非常多的弱点。

政府转变与公共服务不足有关系，这种体制地方政府首先要追求经济的增长，然后才能再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我记得上次去年的在海口开的类似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我谈过这个问题。第三个领域关于区域间的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是与政府间关系有关联的。第四，关于土地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来讲，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当然有产权方面的问题，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跟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来筹集它的财源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还涉及到我们财政方面很多领域的问题，比如说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管理问题，以及地方税体系的问题，另外我们整个税制的完善也与政府间财政关系直接相关，因为现在省以下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的80%左右是来自于营业税，营业税是增值税的不完善的延伸，要完善增值税就

D. 2009年被称为"改革年"，其改革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2009年被称为"改革年"，其改革主要体现在：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应对危机作为深化改革的契机，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切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
总体要求。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抓住时机消除制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加强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把整体部署与局部试点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改革的新局面；把应对挑战与把握机遇结合起来，统筹出台改革措施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二、加快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监察部牵头）。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机制（中央编办牵头）。建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深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修订出台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最大限度地缩减核准范围、下放核准权限；抓紧研究起草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投资管理程序，提高效率；健全政府投资管理机制，稳步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建立和完善投资项目后评价、重大项目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发展改革委牵头）。
三、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
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铁道部、商务部、电监会负责）。抓紧研究制订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铁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制定出台配套监管政策，加快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深化邮政体制改革，推动邮政速递物流业务重组改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加快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和农电体制改革（发展改革委、电监会、国资委、能源局、财政部、水利部负责）。制订出台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扩大城市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特许经营范围（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负责）。
四、大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节能环保体制改革，努力转变发展方式
继续深化电价改革，建立与发电环节适度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推进输配电价改革；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减少各类用户电价间交叉补贴；适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研究制订农村电力普遍服务政策（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进大用户直接购电和双边交易试点（电监会、发展改革委负责）。完善煤炭成本构成，反映开采、经营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和安全成本（财政部牵头）。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发展改革委牵头）。加快建立初始水权制度；积极推进水价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农业用水价格，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体制（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和多元化节能环保投入机制；健全高效节能环保产品推广激励制度及落后产能退出机制；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考核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负责）。探索建立环境法制、绿色信贷、政绩考核、公众参与等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环境保护部牵头）。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收费制度改革（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负责）。加快推进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水利部负责）。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推进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改革，建立与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治理挂钩的浮动费率机制（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负责）。
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推动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制度（国资委、财政部负责）。完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抓紧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贷款担保机构等多层次担保体系，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和信用担保机构评级制度建设（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财政部负责）。继续发展中小企业板市场，稳步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继续开展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证监会、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负责）。完善服务业发展规划体系，加快建立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改革委牵头）。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服务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负责）。深化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央编办、财政部、国管局负责）。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培育多元化的服务业市场主体（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负责）。
六、加快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灵活多样的就业和创业促进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发展改革委牵头）。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负责）。研究制订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面推进省级统筹；出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制订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指导意见；研究解决农垦职工社会保障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负责）。健全廉租住房制度，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体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推动林区棚户区房屋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负责）。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召回、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
七、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以加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开放共享，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企业，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资委负责）。研究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牵头）。进一步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制定和完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财政部、教育部负责）。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建立面向农村地区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制度（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加快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就学制度（教育部牵头）。继续深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负责）。认真组织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发展改革委、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体育总局牵头）。
八、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牵头）。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订流转管理办法，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深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划拨用地范围（国土资源部牵头）。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国有农场体制改革（农业部牵头）。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国有林区、国有林场体制改革（林业局牵头）。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负责）。完善与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财政部牵头）。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农业部牵头）。探索建立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管理体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研究制订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在城市落户的相关政策；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公安部牵头）。
九、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加快完善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部牵头）。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研究起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条例，试行社会保险预算制度，实现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有机衔接（财政部、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研究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制度（财政部牵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收制度；研究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
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人民银行牵头）。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财政部牵头）。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进农村信贷担保机构发展（银监会牵头）。扩大农村有效担保范围，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出台放贷人条例，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人民银行、法制办负责）。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银行牵头）。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规体系；适时推出创业板，推进场外市场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功能（证监会牵头）。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与风险分担机制，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证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保监会牵头）。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尽快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负责）。
十一、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
尽快建立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制订服务贸易促进条例，制定并实施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先进技术、设备和战略性资源进口的协调、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的工作协调机制；积极稳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一步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着力推进对外劳务合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商务部牵头）。完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建立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信息引导和预测预警机制（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负责）。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完善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法制办负责）。研究制订境外投资条例，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管理程序，扩大境外投资备案登记范围，完善信贷、外汇、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方面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加快对外投资合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负责）。
十二、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全国改革提供示范和借鉴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针对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根据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开发开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发展战略的要求，在行政管理、财政、金融、土地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健全试点工作协调推进机制，保障改革试点平稳有序推进。各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积极支持和指导改革试点，将有关专项改革试点放在相应试验区先行先试。各地区可结合自身实际，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各类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通过扩大开放赢得发展机遇。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围绕调整结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围绕关系全局与长远的重点难点问题，着力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改革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 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

十七届六中全会前瞻之九

文化体制改革：进展、难点和前景展望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动因

我国传统文化体制是在建国以来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具有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城乡二元结构和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显著特征。应当肯定，在建国初我国文化事业“一穷二百”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资源进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队伍建设，以及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文化发展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导致了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温饱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觉醒，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自主性、互动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成为新的趋势和潮流，从而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机制和提供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落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使文化建设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我国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因。

从国际方面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促使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大国的支柱产业。美国的电影产业、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影视产业无不吸引了全球消费者的眼球，不仅成为其创造利润和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实现其产业全球扩张的利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集团，如美国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德国贝塔斯曼、日本索尼公司等，依托其创意研发和传媒网络优势，迅速成长为跨国运营的国际文化传媒巨头，占有全球70%左右的文化贸易份额。文化市场作为全球竞争的新领域，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穿透力，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文化体制的封闭状态，还基本上没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以致我国的文化产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文化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与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和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因而，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文化版权贸易一直是我国与之谈判的焦点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强烈要求我国开放文化市场，并且已经在某些领域通过种种方式进入我国文化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也不能不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何顺应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按照国际规则逐步开放文化市场，通过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来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应对国际跨国文化传媒集团的挑战，提高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因。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互连网、数字化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动因。一方面，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转变为互动传播，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和界限日益模糊化；另一方面，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的无限扩展导致内容严重不足，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一变化在客观上要求传统文化体制进行变革，从国有单一提供主体向多元、互动提供主体转变，形成全社会创新文化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动活泼局面。同时，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也要求打破传统文化体制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条块分割的窠臼，以便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迅速地“越界”流动，优化组合，从而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新世纪之初，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之机，正是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推广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进展情况的回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目标，提出了文化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文化发展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论断，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分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建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相适应，“党委领导、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事业文化单位依法运行”的新型文化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选择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丽江、重庆、西安、沈阳9个省、市和35家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一些省、市也相继选择了若干地区和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但不享受国家试点地区的政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现将试点的进展情况简要概述如下：

1、在开放文化市场投资准入门槛，发展民营和混合文化市场主体，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非公有制资本开放了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非新闻类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投资领域。2005年3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4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和规范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领域的界限。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同时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同年8月，文化部等五部委发布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范围和持股比例也进行了规范。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据文化部提供的数据，在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中，非公资本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已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三分之二，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拍摄的电影占总产量的80%以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资本和外资广泛参与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

2、按照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指导”的改革方针，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分类改革要求和200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精神，各试点地区积极推动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印刷、广电、广告、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等文化行业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进行产业化运营。到2006年底，全国已有111家出版社、11家国有电影制片厂、23家电影公司、29家省市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同时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普遍推行了岗位责任制、上岗竞争制、效益工资制、资产经营目标制等。其中，一些已经完成转企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还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其部分经营性出版发行业务为主体，吸收相关国有和民营资本，组建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4月成立的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了10%的民营资本投资，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国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探索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了积极进展。按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分类改革要求，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上海画院、重庆红岩连线等文化事业试点单位，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试点地区普遍增加了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投入，深圳、杭州、北京等地还进行了公共文化产品面向社会实行政府采购、政府补贴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5年4月，国务院颁发《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了“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要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并确定2005年为“对农服务年”，基本实现农村边远地区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实施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的两馆建设项目，从2002年到2005年4年间，国家财政投入4.8亿元，对全国1078个有馆无舍或设施落后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解决县级两馆设施空白点和设施落后问题，为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落后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省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地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省、地、县和乡镇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4、文化市场流通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为培育市场流通主体，破除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存在的国有经济垄断、政府管理条块分割的弊端，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公平竞争的统一、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各试点地区在对民营和外资开放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市场流通体系改革，着力发展连锁、物流等新型文化流通组织业态。以新闻出版行业为例，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华书店已基本完成组建企业集团和转企改制的工作。全国性的连锁经营企业已达29家，23个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跨省市连锁经营，全国建成10万平方米以上图书物流中心5个，年赢利水平千万元以上的有10个，全国性的民营连锁经营企业8家，民营发行网点达10万个，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40多家，一批网络发行企业快速成长。与此同时，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等国务院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创办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博览会、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交易博览会，东北、中部、西部三个区域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形成集文化产品交易博览、论坛、版权交易和投融资于一体的大型文化产品流通和要素配置的平台。此外，北京书市、上海国际电影节、杭州国际动漫节、广州国际音像博览会、成都广播影视博览会等大型专业化的文化产品交易平台也各具特色。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文化经济政策不断完善，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化体制改革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实现转企改制，人员身份转换和历史债务、坏帐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付出必要的改革成本；同时，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和传播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的“意义内容的公共性”，因而同样需要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扶持。试点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综合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改革试点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地区转企改制企业给予3年的所得税免税政策，全国新闻出版单位享受所得税免税政策期限延长到2008年，试点地区新开办文化企业给予3年所得税免税的优惠政策，文化产品出口给予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等；二是财政支持政策。国家财政相继出资设立了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出版发展专项资金等，以增量投资的方式强化对公共文化事业和原创精品文化产品的支持力度。通过与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推动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内容建设，同时也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公共化进程和投资机制的转变；三是探索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江苏省以财政增量投资2亿元设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探索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打造混合经济结构的文化市场战略投资者，促进文化产业快速成长的途径和方式。上海市投入财政资金5亿元，对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机制和资助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形成了“政府委托投资、专家管理、管办分离、面向全社会资助”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成为我国第一家比较规范的区域性文化基金会。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在改制中尝试利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49%的国有资产，吸收社会资本投资参股，以1.6亿元的国有净资产实现了3.48亿元转让收入，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2006年，该企业在改制为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买壳上市，在探索文化产业如利用何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6、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开始启动，文化立法工作逐步加强。为适应文化产业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按照中央指示，试点地区尝试将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三个政府主管部门合并办公，综合行使文化管理职能。同时将工商、税务和各文化部门的执法队伍整合为综合执法机构。这两项措施，为解决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条块分割，以及市场监管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国家和省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经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和《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理》等一系列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颁布，推动了我国文化立法工作的进程，使我国文化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F. 如果将适宜的非税收入改由地税部门征收，地税部门有哪些优势，面临哪些挑战

[一]理顺征管职责划分
根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程，结合建立健全地方税费收入体系，厘清国税与地税、地税与其他部门的税费征管职责划分，着力解决国税、地税征管职责交叉以及部分税费征管职责不清等问题。
1.合理划分国税、地税征管职责。中央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税由地税部门征收，共享税的征管职责根据税种属性和方便征管的原则确定。
按照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国税、地税部门可互相委托代征有关税收。
2.明确地税部门对收费基金等的征管职责。发挥税务部门税费统征效率高等优势，按照便利征管、节约行政资源的原则，将依法保留、适宜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项目，改由地税部门统一征收。推进非税收入法治化建设，健全地方税费收入体系。
[二]创新纳税服务机制
按照加快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要求，围绕最大限度便利纳税人、最大限度规范税务人，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着力解决纳税人办税两头跑、纳税成本较高等问题。
3.推行税收规范化建设。实施纳税服务、税收征管规范化管理，推行税收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并向社会进行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税、地税服务一个标准、征管一个流程、执法一把尺子，让纳税人享有更快捷、更经济、更规范的服务。
4.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加快推行办税事项同城通办，2016年基本实现省内通办，2017年基本实现跨区域经营企业全国通办。完善首问责任、限时办结、预约办税、延时服务、“二维码”一次性告知、24小时自助办税、财税库银联网缴税、出口退税分类管理等便民服务机制，缩短纳税人办税时间。合理简并纳税人申报缴税次数。实行审批事项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全面推行网上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推进涉税信息公开，方便纳税人查询缴税信息。规范、简并纳税人报表资料，实行纳税人涉税信息国税、地税一次采集、按户存储、共享共用。能够从信息系统提取的数据信息不得要求纳税人重复报送，加快推行办税无纸化、免填单，让纳税人少跑腿、少费时、少花费。
5.建立服务合作常态化机制。实施国税、地税合作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合作水平。采取国税、地税互设窗口、共建办税服务厅、共驻政务服务中心等方式，2016年实现“前台一家受理、后台分别处理、限时办结反馈”的服务模式。完善全国12366纳税服务平台，2016年全面提供能听、能问、能看、能查、能约、能办的“六能”型服务。制定实施“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建设融合国税、地税业务，标识统一、流程统一、操作统一的电子税务局，2017年基本实现网上办税。推进跨区域国税、地税信息共享、资质互认、征管互助，不断扩大区域税收合作范围，进一步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服务举措，让纳税人享有优质、便捷、统一的纳税服务。
6.建立促进诚信纳税机制。对纳税信用好的纳税人，开通办税绿色通道，在资料报送、发票领用、出口退税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减少税务检查频次或给予一定时期内的免检待遇，开展银税互动助力企业发展。对进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当事人，严格税收管理，与相关部门依法联合实施禁止高消费、限制融资授信、禁止参加政府采购、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和政府性资金支持、阻止出境等惩戒，让诚信守法者畅行无阻，让失信违法者寸步难行。
7.健全纳税服务投诉机制。建立纳税人以及第三方对纳税服务质量定期评价反馈的制度。畅通纳税人投诉渠道，对不依法履行职责、办事效率低、服务态度差等投诉事项，实行限时受理、处置和反馈，有效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

G. 什么叫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30年来主要在三个领域当中进行展开，一个是财政收入方面，也就是税收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04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步推进的改革，现在正在进行。第二个领域是在财政预算支出方面的改革，这个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现在也正在推进。第三个部分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这个方面的改革在1978、1979年的时候已经进行过重大的改革，到1994年又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这个方面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推进，但是推进得相对比较慢。

未来财税体制的核心难点究竟在哪个领域？今后怎么样推进。根据十七大的文件所提到的问题，以及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问题，我们认为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难点是在我上述讲的三大领域当中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是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难点。当然在其他两个领域当中，改革的技术性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包括一系列的税制的进一步的完善，包括预算的体制的改革，支出方面的改革，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预算体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是未来一段时间当中的核心难点，而且是要首先加以推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它涉及到了八个方面的宏观层面的其他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包括财政其他领域的改革。

首先，第一个方面，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激励机制是有关系的，最近这两年经济偏热已经反映出了地方政府投资的动力是比较强的，这个问题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就是现存的体制具有比较强的投资激励，因为简单的一个理由，当你的投资规模越大，你的生产企业越多，地方政府的收入相对也高，这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就是这样设计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财政体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这种体制，我概括为一种比较有激励性的投资体制。这个体制当然它的优点和积极作用是促进了我们中国整个的经济发展，我记得台湾的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讲过这个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这种动力机制是比较强，但是又存在着非常多的弱点。

政府转变与公共服务不足有关系，这种体制地方政府首先要追求经济的增长，然后才能再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我记得上次去年的在海口开的类似这样的一个会议当中我谈过这个问题。第三个领域关于区域间的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是与政府间关系有关联的。第四，关于土地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来讲，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当然有产权方面的问题，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跟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来筹集它的财源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还涉及到我们财政方面很多领域的问题，比如说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管理问题，以及地方税体系的问题，另外我们整个税制的完善也与政府间财政关系直接相关，因为现在省以下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的80%左右是来自于营业税，营业税是增值税的不完善的延伸，要完善增值税就比较涉及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问题。最后在生态与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着与政府间财政关系相关联的问题，所以因为时间关系不展开论述，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现在它的制度的不完善和需要的改革和遇到的难点都涉及到了整个宏观层面，以及财税体制改革问题，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核心难点。

中央的十七大报告中在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当中，对于财税体制的改革一共讲了四句话，我认为都是围绕着政府间财政关系和体制改革来说明的，所以从政府层面上来讲，也可以看作将政府间财政关系作为下一步进一步财税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

既然政府间财政关系这样重要或者说是一个核心难点，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改革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或者说完善94年的分税制这样一个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继续沿着原有的思路和路径去进行改革来实现新的目标，所谓新的目标就是在十七大当中提到的，“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新的目标，因为这句话提到了两个新的提法，一个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个目标94年的时候并没有作为一个制度和调整改革的目标。主体功能区建设是一个新的提法，“十一五”的纲要当中提出来的，十七大当中进一步明确了。围绕这两个新的提法，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要政府间财政关系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如果用94年分税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的办法和原有的路径是否能达到这些目标呢？我个人现在不敢说肯定不行，但是我存在疑问。

为什么？目前政府间财政关系经过了94年分税制改革以及02年的进一步调整，目前政府间财政关系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要达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曾经在研究报告当中提出过，可能至少需要25年左右的时间，就是渐进式的改革。目前的状况，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06年按照我原来讲过的两个口径计算，第一个口径已经占到52.9%，但是也不是非常高，第二个口径，把税收返还删出去，实质性的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41.9%，但是比05年39.2%已经提高了。沿着渐进式的改革来通过局部性的调整，再想一些细致性的办法调整这种政府间财政关系，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在某些难点问题上逐步慢慢突破，我认为可能比较难。是否需要开辟新的路径，我们现在说中国现实的一些问题的讨论当中，我们逐渐探清了一些新的问题的端倪。

一个就是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职能的划分要进行新的框架性的细分和明确，比较典型的是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改革，就是近期的，从06年开始的，实质上对中央和政府的一些职能支出职责进行了细分，这个研究现在或者说这种方法已经开始运用到其他领域，比如说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运用在司法方面的支出。另外一个路径，税收与税源的统一问题，中国东部地区总部经济发展很快，大量的中部和西部创造的税源正在向东部集中，这样就使得现有的中央和地方体制形成了一种新的挑战。税收分配的格局在向东部集中，现有的体制没有办法自动调节它。还有一个路径就是通过地方税体系的改革，对地方税进行全面的改革，中央的一些税种，大税种实行减税性的改革，地方一些小税种实行增税性的改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正在操作过程当中，但是缺乏总体的方案，我们国务院发展中心正在受财政部的委托进行研究。我想通过这样几个新的路径和研究方式方法的改革，可能会完善我们原来旧的路径达到我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8所以也需要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如何明确化、数量化和细化，这些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H. 税收体制中有哪些问题以及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税收制度是我国经济管理的核心部分，它伴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及经济管理制度和方法的变化而变化；税制改革，就是对税收制度进行变革。为了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深化税收体制改革无疑成为最关键的因素。
1 我国税收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1.1 税收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在我国，没有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相关规定，只是在宪法第56条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目前我国各个税种的法律层次来看，我国税种大多是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由立法机关来立法，立法的层次很低。
1.2 税收经济调控的功能比较薄弱 我国现行的税务体制仍然是以1994年税制改革为主要思路的，但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宏观调控中，我国的税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当前，我国的增值税税种还有比较大的欠缺，尤其是对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做出明显的促进作用。
1.3 工薪阶层个税负担较重 税收制度是国家的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但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所得税率，并且个税起点比较低，这样就造成了工薪阶层成为个税负担偏重的群体，他们所缴纳的个税偏高；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者反倒享受着多源扣除优势，相对缴税较少，偷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这样工薪阶层就成为个税的征税主体。个税的调解作用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1.4 民生保障较少 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年增长幅度很快，但是广大民生却得不到保障。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在医疗保障方面，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看病贵，看病难，有病看不起，或者可以说根本就病不起，人民的健康没有一点保证。另外，我国的收入分配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我国贫富差距很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税收在社会保障 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
2 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路
2.1 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2.1.1 实施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收入 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体系中，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外收入同时并存，并且预算外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预算内收入的增长速度。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是不规范的，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另外我国的收费收入缺乏严格约束，既有税收，又有收费，并且还存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现象。导致腐败行为严重滋生和蔓延，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应及时清理政府各部门各种名目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统一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同时将所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和基金取消；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项目纳入税收管理，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
2.1.2 政府增加科研基金的预算和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应对科研增加财政投入力度，财政预算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科研基金的需求，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需从两方面着手：①增加预算内投入。采用逐年决定的办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压缩一些不合理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研预算。②把财政部门管理的一些周转金，向科研方面倾斜。
2.1.3 增加研究开发补贴 现欧美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政府补贴基金，用于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以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我国目前主要有政府补助：财政贴息、研究开发补贴、政策性补贴。应增加研究开发补贴或者单独从财政支出中分出一项政府补贴基金，来分担风险投资的风险，刺激科研人员对于科研技术改革的积极性。
2.1.4 制定国家采购政策 政府公共采购规模是庞大的，它的需求量严重刺激新的高科技产业的产生，就会促进企业搞技术开发。为了保护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把政府采购政策形成法律，成为经常化、制度化的政策，从而确定政府采购的名单和办法。
2.2 促进企业财税制度的创新
2.2.1 财政支持 目前，我国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经营债务很多，国家财政应在严格把关的基础上逐一进行解决。另外，政府还应开辟多种投融资渠道，设立技术创新基金，增大对技术创新补贴的力度。政府应该设立一套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以企业资金投入为基础、技术创新基金为扩充、银行贷款为后盾，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 2.2.2 税收扶持 将税收应该是政府加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政府可以制定各式各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减少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负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2.3 促进人力资源投资的财税制度创新
2.3.1 增加财政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推动着我国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必须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及时制定新的财政政策，加强对人力资源的财政投资力度，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2.3.2 开征教育税，保证教育的稳定支出 教育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对外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受益范围却是全民的，政府应该通过税收形式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开征教育税很有必要，既可以提高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程度，又可以确保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投资。
2.3.3 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保障体系中，税收政策是最重要的政策资源。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应用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应该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税收法律，增强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的税收力度，实现税收优惠向具体的项目和环节转变，并且加大对高科技人才的的优惠力度。
2.4 完善环境税收体系，构建环境友好社会 环境税的征收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发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它拓宽了税收的调节领域，体现了税收的公平性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开征环境税，完善环境税收体系，建立起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税收政策是目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环境友好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2.4.1 改排污收费为征税 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就是排污费，但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征管效率和排污费用的使用效率很低，根本起不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需要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措施，将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利用税收手段来控制环境的污染。
2.4.2 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是矿产资源和盐类，征税范围狭窄，应当适时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将严重短缺的水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对污染程度不同的资源实行差别税率，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完善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2.4.3 设立独立性环境税新方案 由于我国缺少环境税制的制定和征收经验，因此应先于容易征管的对象入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既要考虑从理论上的合理性，又要考虑实践中的可行性。

I. 股权转让涉及的税有哪些

转让股权就是公司的股东把自己的股份给另外一个人，这个是有偿的，要是无偿的也是要缴纳税费的，印花税是肯定有的，要是转让方还是自然人股东的就会缴纳个人所得税。首先是股权转让方和受让方都要按照万分之五缴纳印花税，属于产权转移书据。其次，对于股权转让方，如果是自然人股东，需要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属于平价和低价转让的，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需要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具体参看《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 )。如果股权转让方是法人企业的，需要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居民企业在转让时按规定预交企业所得税;对于未在境内设立机构的非居民企业，需要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0%。

J. 财税改革如何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难题

财政部近期组织开展的干部职工思想状况调查，重点调查内容之一即是对财政发展与改革的认识。应该说，新一届政府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财税改革则是下一轮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思考、理解和把握财税改革的方向、重点和难点，是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开展财政监督工作的需要，对
进一步促进财政监督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政府融资压力和债务潜在风险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仍会持续。目前城市基础建设的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房屋，
水、电、气等配套设施，道路等等，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地方政府依然面临巨大资金压力。
二是，未来地方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支出将大大增加，面对公共服务、基本社会福利等方面事务，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压力巨大。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消化压力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以及新出现的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和非银行融资渠道出现的新增负债，需要在未来几年慢慢消化。
四是，地方政府隐性担保、或有债务风险凸现。地方政府支持的非正式担保的项目违约风险，是一种隐性的预算外开支或责任，这些担保或承诺并未被纳入政府预算收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江西赛维和无锡尚德等光伏企业陷入资金危局而凸显的信用风险事件。赛维等光伏企业既不是地方融资平台，也不是地方国有企业。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些企业在税收、就业、GDP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也同样在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担保范围之内。还有以金融不良资产及其转化形式存在的或有债务风险等。
另外还有因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及企业资产负债率增高引发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目前航空等行业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风险主要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节控制，这一方面的债务尚不在我们分析的范围之内。
二、财税改革的重点
改革分税制，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使财权和事权真正平衡，是财税改革的关键。同时，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也应看到，全年中央财政收入56132亿元，其中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21471亿元，占所有收入的38%左右，相应形成地方财政收入。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方式对于维持地区之间平衡发展、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将税收更多地留给地方，在当前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高企、负债严重、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很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
一是，财政收入结构调整。一方面是税制改革，实现由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去年开始的在部分地区部分服务业推行的营改增的举措是实现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转变的重要一步。接下来，随着营改增的扩围提速，连带的如构建地方税收体系等问题被倒逼。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财产税等改革的推进，也是发挥税收收入再分配功能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是费改税，税费统一。当前财政收入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很多，包括各种行政收费和土地出让收入，税费合一可以提高税收的透明度，为下一步是否应该实行整体性减税提供更客观的参考。
二是，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财政支出相对刚性大，但在结构上仍需调整，包括减少地方政府行政和投资方面的支出，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
除了关注三公经费外，
现有的体制，地方政府仍然直接承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承担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改善公共服务方面（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新增投资，那么无疑财政将面临巨大的缺口。在大部分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改直接投资为间接扶持（如提供税收减免或补贴），是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局的路径之一。
三是，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在改革财政体制，完善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在中央财政公共投资项目、民生以及直接支付授权支付资金等支出方面的监督管理。强化财政监督工作在上述财政支出资金项目申请、立项、审批等各环节的事前、事中的监督，解决项目立项、审批与资金分配环节相脱离的问题，改变地方政府以申请项目作为争取中央财政资金的手段，而不管
相应的地方配套资金
是否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同时，财政监督工作不仅在对中央财政公共投资、社会保障等项目资金量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改变“重投入、轻管理”的现象，构建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和公共财政预算控制制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对中央财政支出资金量和质两方面的监督管理和提升，推进民生保障、民生改善和民生发展的机制。适当增加地方财政部门上述项目资金申请、立项等环节的参与力度，提升地方可支付财力安排、使用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减轻地方政府融资成本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