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本乡本土融资

『壹』 新沂市中小企业管理局怎么样

新沂市中小企业管理局暂时未挂牌，实际是新沂市乡镇企业局，机构改革时同新沂市发展改革与经济贸易委员会合并（对外挂乡镇企业局牌子），但是单独办公，主要从事全市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跟踪考核、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经济规划、运行统计、指导服务以及中小企业扶持项目申请等工作。其中的事业编制单位是新沂市乡镇企业服务中心（设立单位为发改委批准单位时市编办），近年来人员待遇不好，财政只给每人每月800元生活费（三年前还仅500元/人），其余所差部分，局里并没有给予补足，人财物权不独立，由局里说了算。今后也许会有所改观。

『贰』 全域旅游怎么做如何规划设计如何落地实施

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结合城镇发展体系，城镇职能定位，构建符合城乡总体发展目标的产城发展路径是全域旅游科学性的重要一环；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联动，是全域旅游发展活力的支点；统筹农业农村发展是全域旅游体系建设的支撑（中农富通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观点）。在总体发展战略中应明确全域旅游资源的差异化发展，注重持续运营的产业体系构建，注重创新旅游+的实现区域发展活力路径的建设。

结合不同区域和资源禀赋，发挥本土资源优势，综合确定全域旅游品牌战略和主题品牌定位；遵循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符合城乡总体发展目标，重点梳理城乡旅游资源，统筹确定旅游发展战略、运营模式、综合确定全域旅游品牌战略、分区建设主题定位，重点项目发展路径；中农富通城乡规划设计案例中，站位全域农业农村统筹建设，统筹区域经济圈层，构建全域生态产城路径的全域旅游规划体系，综合确定全域旅游发展定位，确定分区发展重点和主题定位，创新旅游运营体系建设。具体规划设计要点：
1、区域资源的再生挖掘。统筹资源优势，综合评定旅游资源的发展潜力，提出现状旅游资源的重组与再生关系，创新提出发展方向与旅游体系构建。
2、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发展方向，综合评定旅游体系的业态关联，产城（镇、村）的发展单元，提出符合城镇发展需求，符合新城镇化路径的旅游体系建设；综合确定全域旅游发展总体定位及总体形象定位。
3、统筹旅游产业发展体系的建设，提出发展战略和不同功能片区的具体发展策略。并站位全域提出重点项目体系。
4、结合主题片区的发展重点，提出旅游功能产品，确定不同主题旅游方式和项目。综合分析重点项目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和支撑体系，包括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5、综合确定全域运营体制保障体系建设，区域旅游品牌运营策略，投资与运营管理策略。

『叁』 未来中国在农村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主要举措有

从“三个适应”入手加强组织领导
全国政协常委刘福连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关键，应从“三个适应”入手，加强对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
适应农民的文化需求，切实增强抓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广大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对文化的需求明显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积极适应这些需求和变化，不断加强对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选配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把手”要注重衡量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考核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抓思想文化建设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要把农村基层文化专干配备到位，并适时提高文化专干经费补助标准。
适应农村的发展现状，切实增强抓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充分挖掘弘扬乡土文化，释放乡土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让群众自觉参与文化、欣赏文化，大力激发农村的生机和活力。
适应文化的特点规律，切实增强抓文化建设的持续性。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端正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任接着一任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宣传宣讲要更接地气
全国政协委员田进
我们对农村宣传宣讲文化道德，需要更接地气。建议：
进一步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使其成为农村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基层阵地和凝聚共识的精神家园。省市两级宣传部门应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县级融媒体中心倾斜，在内容扶持、资金保障、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投入。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应集中力量开办面向当地农村的文化道德建设专栏节目。
进一步把面向农村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知识和科学放在宣传宣讲的重要位置。各类宣传宣讲要更多从老百姓角度出发，更加注重结合当地群众的社会生活，减少硬性灌输，努力讲好故事。
继续发挥好农村大喇叭的作用。基层相关部门统一制定农村大喇叭定时播放新闻、乡土文化等节目的制度规定，报道好人好事，传播正能量。重视开发移动端的“三农”场景新应用，指导相关机构开发免费公益的APP，主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这些APP还可以对接商业平台，为农民特别是农村年轻人开辟创业新渠道。
发挥文化力量促进产业兴旺
全国政协委员余留芬
在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实践中，对发挥文化力量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有两点深切的感受。
一是要学懂弄通党的好政策。党支部把强化党员干部思想武装、提升政策水平摆在首要位置。村“两委”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机制并坚决落实，使党支部始终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党的政策在乡村这“最后一公里”得以落地。
二是要转变群众落后的思想观念。党支部把宣介党的政策、开展文化教育当成长期任务。以乡亲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让党的政策入脑入心，推动干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为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议：一是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宣传文化和农业农村部门在组织教育培训时，应重点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跟党走、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能力。二是对各地开发利用特色资源给予政策倾斜和技术支持，注重宣介推广开发利用特色资源的成功范例。
农村文化产业需走融合路
全国政协委员谭跃
今年到安徽、湖南调研，收获良多。在农村文化产业方面，发现两省存在五种产业类型，包括：城市近郊型、古建村落型、文化创意型、生态景区型和特色观光型。五种类型体现了五个融合特点：政府、企业、个体融合，其中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一二三产业融合，立足“三农”，又促进了工业化、商业化；文化、旅游、生态融合，文化激活了生态资源和旅游要素；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意融合，科技、网络、创意助推了农村面貌改变、农业升级和农民转型；城乡融合，城市的智力、资本盘活了农村的资源资产。
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建议实施农村文化产业“五纳入”：纳入“十四五”各级城乡发展规划，纳入“新基建”投资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安排，纳入各类文化投资基金的投资，纳入税费减免和扶持的范围，纳入城市文化产业集团的发展战略。
发展古村落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李修松
古村落保存了较多的古民居类文物，承载着文化传统，值得深入研究、妥善保护。可以利用古村落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安徽省黄山市利用古村落古民居密集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黟县为例，2018年该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19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98亿元，30%的居民不同程度从中获益。古村落的生态修复、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村容村貌美化优化，公共服务水平大大提升，村民素质大为提高。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保护经费缺乏、文化内涵发掘利用不够、某些法规需要调整、乡村旅游缺乏特色等。为此建议：分析其保护利用的好经验好做法予以推广，加大项目支持力度。借鉴其他国家利用社会力量保护古民居的做法，就古民居产权转让中有关限制性法规予以修订。组织力量研究，帮助解决古村落旅游同质化问题。
以民族文化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马邦河
民族文化凝聚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乡土之美，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文化宝库，可以从中找到促进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中，应发挥民族文化力量。建议：
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上做文章。近些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建设了许多民族特色村寨和美丽乡村示范村。游客到这里旅游，可以体验生活，品尝美食，感受特色文化。村民增收了，民族文化也得到传承。利用特色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建议国家加强对民族地区特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建设地方性文化公园、文化长廊或地质公园，探索以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提倡各民族群众团结友爱、互帮互助，齐心协力建设共同的美好家园，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主流媒体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吕焕斌
充分发挥乡村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主流媒体责无旁贷。建议：
主流媒体应当以文化自觉主动承担起文化使命，创新推出“文化走基层”活动，不断增强宣传工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以好的传播方式、好的传播内容、好的文化创意，寓教于乐，将文化送进百姓的心里，做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者与建设者。
以主流媒体为载体，大力发展“互联网 ”的乡村文化建设模式。主流媒体应当大胆创新数字文化服务的传播渠道，利用智能手机等新兴传播渠道，推动乡村振兴和互联网发展的深度融合，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民俗节庆中
全国政协委员陈际瓦
民俗节庆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地大力打造民俗节庆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对乡村振兴的自豪感、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感，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建议：
深入挖掘民俗节庆中的深层思想，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以民俗节庆为背景，创作一批深情讴歌民族英雄、时代楷模、优秀乡贤事迹的文艺影视作品。在乡村建设中，推动乡史、村史文化展馆(室)建设，保护和利用好乡村宗族祠堂、名人故居等，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有效整合民俗节庆中的人文资源，增进公民人文素养。及时抢救记录口口相传的山歌、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等，利用节庆加以保护和传承。
打造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张妹芝
非遗扶贫，一头连着党中央的民生政策，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文脉赓续。建议：
强化政策扶持，完善顶层设计。将发展非遗工坊纳入乡村振兴目标任务，制定非遗工坊总体建设指导方案，建立非遗工坊效能评估、数据统计和工作考核机制，为非遗工坊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强化人才培养，提升发展能力。帮助乡村群众在掌握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学习电子商务、产品设计、市场销售等技艺技能；培育扶持学得好、留得住、干得强的非遗工坊带头人，加强宣传，培树典型，鼓励劳动致富，提高传承人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强化品牌价值，增强市场活力。扶持非遗工坊进行产品创意创新设计，提升整体品质，推出符合时代特征、融入当代生活和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扶持非遗工坊与各互联网电商平台、商贸平台建立合作对接机制，线上线下结合，延长产业链。
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阮诗玮
新乡贤可以说是赓续文化传统、完善乡村治理的有益力量。建议：
政府引领，搭建乡贤回归与干事的平台。建立相关部门、村两委、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明确新乡贤的基本标准，确保其公信力。
培根铸魂，挖掘新乡贤文化内涵。结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有关培育、弘扬乡贤精神的教育活动。建立荣誉激励机制，营造“知乡贤、敬乡贤、学乡贤”的氛围。
创新机制，打造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新模式。要立足乡村实际，创优体制机制，培育带着乡土味的新模式。搭建新乡贤议事平台，鼓励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公共事业建设，促进乡村公共服务提升与公序良俗形成。
发挥青年服务在繁荣乡村文化中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丁元竹
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一代参与。在2020年6月的实地调研中看到，安徽省潜山市招募来的青年志愿者作为文化辅导员，活跃在全市16个乡镇文化广播站和164个行政村，在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农村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服务活动得到了普遍认同。
由此建议，把应届毕业生和其他青年一起组织起来，到乡村从事一段时间的青年服务活动。既可以服务乡村社会，繁荣乡村文化，也可以受到锻炼磨砺。发挥青年服务在繁荣乡村文化中的作用，要设计符合乡村振兴的文化服务项目。帮助农民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加强乡村文化机构建设，补足乡村文化机构人才短板，充分发挥大学生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建设一支“能创新、用得上、会干事”的乡村文化人才队伍。
农村文化建设应走好群众路线
全国政协机关驻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青墩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李章程
驻村工作一年多，我深深感受到：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持续改善，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今年青墩村举办了多场文化活动，其中7月1日晚举办的群众联欢活动，活动由村里主办，演员都是群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通过举办活动，我对农村文化建设收获了三点体会：探索建立文化指导员制度，既加大政府投入，又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借鉴扶贫专干的做法在每个村设一名文化专干，负责文化建设；提高文化供给的质量，实现更加有效的思想文化引领。
加强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宣传文化工作者只有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才能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期盼，创作出受农民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也才能更好发挥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总的要求是实现“四有”：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有标准”是第一位的要求，它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尺度。新一轮标准目录调整应重点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是农村公共阅读。农家书屋纳入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或者是纳入县级新华书店基层流通体系，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路子。二是农村电影放映。应加大力度在乡镇文化站特别是中西部乡镇文化站配建数字影厅，提升农民看电影的环境品质。三是送地方戏。加大政府购买力度，把更多的高水平地方戏曲演出送到农村，也要加大对乡村本土创作和演出的扶持力度，增强农民文化生活的参与性。四是提升服务能力。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管理运营，以社会化、专业化、连锁式服务供给丰富内容、提升品质、增强效能。
提高科学素养和法律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王爱琴
长期以来，科学素养匮乏、法律意识淡薄成为制约乡村文化振兴的瓶颈。为此建议：
持续推进“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建立完善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健全科技、卫生、教育等专业领域从业人员开展农村基层科普的绩效考核机制。重点加强和完善农村公共卫生科普工作。突出宣传预防接种、传染病监测和预警、卫生消毒、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治等与农村相关的科学知识和法律法规。结合各地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把佩戴口罩、分餐制、垃圾分类等文明新风尚在农村地区推广开来。增强农村法制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结合地方戏曲等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宣传法律服务的主要内容和获取途径，促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贵在精准
湖南省政协常委、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近年来，农村文化环境持续向好，不过也存在供需错位等问题，有待解决。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存在与农村实际文化需求脱节情况，文化设施使用效率普遍偏低，供不适需。
实现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精准供给，要配置专兼职人员，更要着力破解过去单纯由政府提供的“自上而下”的刚性模式，建立“上下互动”的柔性供给机制，充分对接农民的实际需求。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布局规划，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大投入，建立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同时，要把保护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纳入农村文化建设。只有让文化基础设施精准对接农村实际需求，才能缩小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的差距，化解“供需错位”矛盾。
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
全国政协委员吴尚之
传统村落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乡土文明的地标。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是更好发挥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必然要求，是记得住乡愁、留得住记忆、保留住乡村风貌的基础工作。为此，建议：
坚持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防止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开发，合理控制商业开发。保护村落特色，保留乡村风貌，做到“一村一品”。加强规划引领，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列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十四五”规划，纳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协调机制。深入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组织有关专家和乡贤，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建设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村史馆、乡贤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农民保护利用的积极性。解决资金缺口大的问题，一方面呼吁各级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政策，积极引入社会资本。
在乡村建筑的传承创新中弘扬乡村文化
全国政协委员郑大发
在农村搞大拆大建容易对农村现有生态和历史文脉造成破坏。应当从“大拆大建”向“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转变，使村居空间仍葆有时间的色彩、人情的温度。
重塑观念，扭转“新旧”对立的乡村建设观。应当努力将乡村现代化功能的提升与历史文化保护有机结合，为社区邻里的记忆留下文化载体。村落的形成是农民经过世世代代选择与创造的结果，农村城镇化也应当是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进程。珍惜每个村庄的个性和特色、传统，聆听农民自己的需要，给予乡村社会以充分的话语权和自主权。
找准策略，在乡村建筑的传承创新中弘扬乡村文化。一是修旧如旧，实现保护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二是积极引导，将乡村建筑纳入规划管理范畴。三是强化保护，确保农村用地的规范化。
加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安置点的文化建设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陈国芳
文化建设承担着促进搬迁群众融入城镇生活的使命，是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关键一招。培养新市民，树立新文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文化引领、综合施策、合力共建。为此，建议：
强化规划引领。把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特别是安置点文化建设纳入“十四五”规划，实行差异化政策，在资金和项目上给予倾斜支持，衔接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好脱贫成果。强化资金支持。加大对民族地区安置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按照建制镇的规模配套建设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民族乡村文化精品工程。强化政策保障。研究出台支持安置点传承民族文化的保障措施，提高传承人补助标准。
文艺创作要着力扶志
全国政协委员刘家成
脱贫攻坚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问题和重要任务，“三农”题材文艺创作，必然绕不过脱贫话题。今年，我有幸参与了广电总局重点电视剧项目《脱贫十难》的拍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茶香飘飘》，讲的是扶贫干部在位于秦巴山区的陕西安康带领村民卖茶脱贫的故事。拍摄这部剧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扶贫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些贫困群众缺乏通过辛勤劳动脱贫的意愿。
自助方能人助，扶贫先要扶志。文艺作品在激励人心、移风易俗、凝聚共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文艺创作在扶贫扶志工作中大有可为。以扶志实现扶贫目标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给我们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素材。文艺工作者要大力发掘利用这些素材，努力创作更多反映农民思想实际的优秀文艺作品，带动农民转变观念，激励农民奋发向上、努力脱贫。
挖掘利用乡村红色文化资源
全国政协委员王建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需要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也需要精神文化的引领。我在陕西绥德郝家桥村调研时，看到他们修建了一个内容鲜活生动的革命史陈列馆，虽然只是一个村级小型陈列馆，却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很多村民看完展览，都非常激动，表示很受教育。由此建议：
加大对乡村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力度。不但要搜集整理文件、文献，保护革命旧址，还要征集更多散落在民间的红色家书、立功受奖喜报、奖状、烈士证书、光荣牌匾、革命历史照片、革命标语、革命歌曲民谣和口口相传的革命故事等，留住更多的红色记忆。
充分利用本乡本土的红色文化资源，教育干部群众。本乡本土甚至本家族先辈的革命事迹易于激发当地干部群众的深度认同，从而激励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为共同推进乡村振兴而不懈奋斗。
激活历史文化基因筑牢振兴基石
全国政协委员张昌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乡村振兴培根铸魂。
秉承天人和谐理念，着力提升乡村规划水平。整合相关力量，充分听取文化、生态界人士意见，对村庄规划建设如何汲取历史文化的和谐生态观等作出指导。
弘扬传统德治文化，着力优化乡村治理格局。充分挖掘传统德治文化的现代价值，发挥新乡贤群体的道德示范、先进带动作用，就传统德治文化在乡村的传承与创新拿出办法，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更好融合，促进乡村治理格局更加完善。
依托地域文化资源，着力打造乡村文旅产业。历史文化也是富民宝藏，是村民同步实现“富口袋”与“富脑袋”的重要抓手。建议出台优惠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培养文创人才，更好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9日 07 版)

『肆』 高波的公开发表论文

正规期刊上公开发行的文章，一般都是发在期刊上的

『伍』 如何融资

在寻求外部资金来之前，先看看内自部的资金资源有没有充分利用：
■ 企业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现金流预测系统；
■ 向顾客提供足够的激励条件鼓励他们及时付款；
■ 对客户要有严格的信用评估程序；
■ 做好给供应商付款的计划；
■ 尽全力保证销售收入；
■ 控制库存量；
■ 完善质量控制体系，降低废品率；
■ 变现闲置资产。

寻求外部资金资源

如果内部资源都已经充分利用，那么再看有什么外部资源：
■ 你自己或你的合伙人的资金
■ 家人或朋友的资金
■ 企业的往来帐户银行透支或贷款的可能
■ 代理商应付款或票据的贴现
■ 出售反租（出售给租赁公司再租用该项资产）
■ 商业银行贷款
■ 政府或公共机构的无偿资助或贴息贷款
■ 最后才是VC投资基金

『陆』 论文：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探讨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与对策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至今，民营中小企业经过长足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组织细胞, 在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社会就业、提供社会服务、增加财政收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缺陷和外部环境多种因素，产生了融资难的问题，这已成为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中小企业在获得发展所需资金的来源上很难与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相匹配。因此，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成为政府、企业和研究学者所共同关注的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目前必须从政府引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中介服务体系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对策

ABSTRACT

Since the adoption of China’s opening and reform policies, China’s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have experienced a long-term growth and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a main force to support its rapid and continuous growth.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sources from which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an get the capital for development can not match with the important role they played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so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it’s difficult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o finance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issue which is concerned by the government, corporations and the scholars.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must guid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intermediary services and other aspects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inancing problem; countermeasures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及环境特点

1.1中小企业的界定及其特点
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定义并没有达成共识，但基本上都是以雇员的数量和行业为划分基准。如美国，把“小企业”定义为“雇员数量不超过99人的企业”，“中型企业”为“雇员数量介于100人到999人之间的企业”，并根据行业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而欧盟最新修订的有关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为:职工人数在250人以下，或营业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或资产总额不超过4300万欧元为“中型企业”:职工人数在50人以下，或营业额不超过1000万欧元，或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欧元的为“小型企业”。
中国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按照法律规定，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于2003年研究制订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称，工业领域内，中小企业标准为: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收入3亿元人民币以下，或资产总额4亿元人民币以下。其中，中型企业须同时满足职工人数300人以上，销售额3000万元以上，资产总额4000万元以上，其余为小型企业。
1.2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少，筹资能力低。大企业在资金紧张时常常得到政府和金融部门的支持，此外，大企业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形式从社会筹集所需资金。而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贷款风险高，经营管理水平低，信用程度低，担保抵押难，使之在间接融资市场，或是直接融资市场，都很难筹得所需资金。尤其在遇到通货紧缩时，银行的“惜贷”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更大，另外，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不多，民间的集资又视为非法。因此，融资困难是当前中小企业最突出的问题。
在目前我国政策法律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对自身产权角色转换和经营方式的转变适应不良。各商业银行追捧大型企业，对大企业“争贷”。与此同时，僵化的信贷体制和滞后的业务创新，使得缺失诚信的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逐渐扭曲。另外，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尽完善、股票市场的门槛过高，使得经营规模偏小、营运时间较短、市场前景不稳定的中小企业望而却步。债券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在本质上给债券融资带来一系列扭曲。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恶化、融资渠道不畅，并且普遍面临着资金匮乏的问题，导致融资难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①。
1.3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及其特点
总体上，我国企业外源融资的结构中，主要以间接贷款为主，其余按顺序排列分别是民间融资、股票融资、企业债融资、私募股权融资。
1.银行贷款。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不够完善的背景下，银行贷款是企业最常用的融资渠道。银行贷款以风险控制为原则，这是由银行的业务性质决定的。我国的融资结构基本上偏于间接融资，有80%左右的资金来自银行，资本市场占的比例非常小，风险基本集中在银行。2003 年我国非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总额29936亿美元的最高值，近两年来有所下降。
2.股市融资。根据企业选择上市的地点不同，我国企业股票融资的结构变化呈现如下特点: (1)B 股融资额在1998年之前占比较大，之后占比几乎可以忽略。（2）大部分时间里，国内股票融资占据主导。近几年，国内掀起了海外上市的热潮。海外融资占比也不断上升，2005年达到82.04%。这与中国经济的持续走强、中国民营企业融资的迫切需求、海外上市相对于境内A股上市的简单程序等因素不无相关。
3.发行债券。我国债券市场中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债券品种结构失衡问题严重。在我国债券市场中，国债和金融债占据了大部分，二者票面总额占比一直在90%以上，截至2007年10月仍维持在80%以上的高位。其他多种债券占比很小甚至为零，结构严重失衡。二是主要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三是企业融资虽然有所增长，但仍处于低水平。近几年，我国企业债发行规模快速增长，其在债券总规模中的占比也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短期融资券的产生，将可能在未来改变我国债券结构失衡的问题。
4．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是指外资参股本土企业的比例超过20%甚至50%以上，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影响力和控制权。对于本国企业而言，吸收外资参股或者被外资并购，是一种融资途径。由于A股市场尚未充分开放，B股市场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外资的渠道还非常有限。一些没有上市的企业通过合营和参股的方式吸收的外资金额并没有超过外商独资或者外商在中国本土购置房地产等资产的总额。随着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围绕上市公司的并购将会取得突破性发展。最近几年，我国每年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500亿美元以上，成为我国许多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
5．民间融资。民间融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和农村广泛存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相对区位优势、行业优势地区的民间融资也相当活跃。融资主体呈现多元的特点，不仅有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融资，且出资人有工人、干部、工商个体户、企业等，涉及面较广。《报告》首次正式承认了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并且将其定位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力量。
6．私募股权融资。我国的风险投资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1986年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联合几家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的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公司为标志。9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1992年成立国内第一家外资风险投资公司 ———美国太平洋风险投资公司。其中，2006 年风险投资资金额达到143164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增加22117%。目前在国内活跃的股权私募投资机构，绝大部分是国外的私募股权基金。相比较，中资和中外合资的私募股权基金数量较少、规模较小，主要以如下四种形式存在: (1)风险投资公司；(2)投资管理公司；(3)中外合资基金；(4) 产业投资基金。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2.1外部因素分析
(1) 银行贷款的所有制歧视阻碍了银行的授信行为。目前，我国在立法以及在政府制订政策时，为保持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保全国有财产，无可避免地歧视非国有经济。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属于非国有经济，故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直接融资的范围和数量都在不断地扩大，但是以银行特别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仍然是资本配置的主要方式。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份额占全部的75%以上。而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锁定在国有经济和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办理信贷业务时，则会过分谨慎地选择与甄别信贷对象，采取种种限制条款与防范措施，“惜贷”、“畏贷”现象严重造成中小企业难以从此渠道获得资金。
(2)国家财政、货币、税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的信贷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大中型企业为重点的信贷倾斜政策之间关系仍然密不可分。而且中小企业税负过重、上缴比例过高、折旧率过低，这些因素客观上制约了中小企业的留利水平和自有资金积累能力的提高，导致企业难以形成自我积累的融资机制和抵抗融资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利率机制僵化、利率体系不完善。根据利率风险期限结构理论，风险越大，收益越高，其目的之一就是刺激贷款人的积极性。但是，我国目前尚未推行利率市场化。

『柒』 何广文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教育状况
1995-1998，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金融方向，农学博士
1994.4-1994.8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银行与证券投资管理专业进修
1993.1-1994.3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企业管理系进修
1985-1988，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专业，经济学硕士
1981-1985，西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农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08-2011 世界银行中国微型金融师资培训教师组组长
2008.8-9 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访问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er）
2006.10-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金融学科组组长
2002.12-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2001.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6.12-2001.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1994.11－1995.10 北京新源城市信用社（现北京银行新源支行）信贷部经理、办公室主任
1999.09-2000.08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经济系访问教授（Guest professor）
1997.9-2001.6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4.11-1997.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
1988.7-1996.12 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教、讲师 主要著作与教材
2011 何广文、刘勇主编，《小额信贷运作与管理指南》（上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5
2011 何广文主编，《农村金融专题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1.1
2009 何广文主编,张正平、李莉莉、杨菁、赵岩青副主编，《农村金融知识读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6
2008 李树生、何广文等著，《中国农村金融创新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2
2008 何广文、李树生等编著，《农村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2
2008 何广文主编，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6
2006 冯兴元、何广文、杜志雄等著.《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11。
2005 何广文、郭沛主编，李莉莉、杨菁副主编，《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案例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
2005 何广文、李莉莉著，《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
2005 何广文、冯兴元、郭沛等著，《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
2005 何广文、冯兴元、林万龙等著，《农户信贷、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与农村金融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
2004 何广文、郭沛主编，《现代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2
2004 何广文主编，《农村信用社改革操作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1
2002 何广文主编：《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与风险管理知识读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10
2001 何广文著，《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9
2001 何广文主编，《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8
2000 何广文著，《国金融制度研究》,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9
2000 甘立平主编、何广文副主编，《财政与税收》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6
1999 何广文、蒋先玲、甘立平编著，《货币银行学概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 2011 何广文，围绕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大有可为，《中国农村金融》2011（10）
2011 何广文，构建县域本土金融服务机制，《中国金融》2011（11）P43-45
2011 何广文，构建化解县域经济微观主体融资困境的金融机制，《中国农村金融》2011（8）
2011 何广文、李莉莉，大型商业银行的小额信贷之路——兼析与新型农村金融机间的合作机制，《农村金融研究》2011（5）P21-26
2011 何广文、杨虎锋、张群、谢昊男、宋冀宏，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怎么实现对于农户和微小企业的服务？——基于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案例的分析，《中小企业融资》2011（1）P78-7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何广文、李莉莉，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与县域金融服务的完善，《银行家》2011（3）P39-41
2011 何广文，构建农村本土金融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可缺位，《中国合作经济》2011（1）P34-35
2011 何广文：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金融对策，《中国金融》2011（4）P60-61
2010陈丹、何广文：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的风险及其模糊综合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9）
2010何广文，基于社区本土力量的农村金融普惠金融模式，《中国金融》2010（8）P86-87
2010何广文，解决农村弱势群体贷款融资难问题的逻辑思路，《中国农村金融》2010（1）
2009何广文，资金互助——合作金融又一模式，《中国金融家》2009（12）
2009 张正平、何广文，农户信贷约束研究进展，《河南社会科学》2009（2）P44-49
2009 何广文,农贷解难,《新理财》2009（5）P25-26
2009 张林、何广文，我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实证分析及运行评价，《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4）P9-12
2009 何广文，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模式探析，《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9（3）
2009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困境与路径选择，《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P50-54
2008 何广文，2009年农村金融主旋律：改革开放与创新，《中国城乡金融报》2008-12-31
2008 何广文，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效及深化改革的取向，《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0）
2008 高纹、何广文，“小额信贷与金融原则——孟加拉格莱明银行经营模式的再思考”，《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8（9）
2008 王玮、何广文，“社区规范与农村资金互助社运行机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8（9）
2008 何广文，“小额信贷成功的基本要素何在”，《中国金融》2008（7）
2008 何广文，中国的小额信贷需求分析，《西南金融》2008（4）P12-14
2008 何广文，市场开放成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词，《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3）
2008 何广文、张正平，“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进展述评”，《河南社会科学》2008（3）38-41
2008 杨菁、何广文，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金融交易中的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省榆社县个案的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3），P21-24。
2008 何广文，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机制创新的探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
2008 杨菁、何广文，利率市场化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1）
2008 赵岩青、何广文，声誉机制、信任机制与小额信贷，《金融论坛》2008(1) P33-40
2008 何广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全面推进，《银行家》2008（1）
2007 赵岩青、王玮、何广文：信用激励机制在小额信贷中的有效性研究，《金融与经济》2007(12)P47-52
2007 王玮、何广文、于丽先：信用担保作用机制与政府支持农信担保的路径选择，《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P74-79
2007 何广文、王伊乔：莫以市场化行为看待小额农贷，《银行家》2007(11)P109-110
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供销社的机遇，《中国合作经济》2007(9)
2007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路径探讨，《金融与经济》2007(8)P11-16
2007 何广文：从三个层次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时报》2007.7.19
2007 何广文、张林、韩星：传统农区金融需求与机构布局调研报告，《银行家》2007(7)P100-115
2007 赵岩青、何广文：农户联保贷款有效性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7(7)
2007 杨菁、何广文：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深化，《银行家》2007（6）P104-107
2007 何广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需要全方位推进，《中国国情国力》2007(5)P15-18
2007 何广文：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机制及其绩效阐释，《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P3-8
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的路径选择，《中国改革》2007（3）P34
2007 张群、何广文：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7（2）P183-192
2007 张正平、何广文：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变迁研究——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成本-收益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07（1）P61-67
2007 何广文：构建社区导向型新农村建设金融服务机制，《西南金融》2007（1）P8-10
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路径，《银行家》2007(1)P98-101
2007 何广文：农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及其绩效诠释，《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P31-39
2006 何广文：提高西部地区金融创新能力，《银行家》2006(11)P118-119
2006 张林、何广文：银行间债券市场7天回购利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6（3）P334-348
2006 何广文、张群：农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一贵州铜仁地区为例，《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6（2）P167-176
2006 何广文：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运作特征及其制度创新。《银行家》2006(8)P118-121
2006 何广文：小额贷款公司运作特征及其制度安排。《小额信贷通讯》2006(2)P29-32
2006 何广文：建设新农村，金融缺位怎么办？《银行家》2006(7)P112-115
2006 刘进宝、何广文：制度及制度变迁中农村信用社的风险问题研究。《调研世界》2006（5）P25-27
2006 何广文：金融支农：责无旁贷，现状堪忧《中国经济报告》2006（2）P91-95
2006 张正平 何广文：存款保险定价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经济评论》2006（2）P104-112
2006 何广文：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投入困境及其政策选择《小城镇建设》2006（3）P52-56
2006 何广文：农信社制度变异及其动因《银行家》2006(2)P116-119
2005 张正平 何广文：隐性保险、市场约束与我国银行业改革,《中国软科学》2005（12）P38-43
2005 潘建成、何广文：金融支持与构建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调研世界》2005(11)P10-12、16
2005 何广文、李莉莉：农村小额信贷的市场空间分析,《银行家》2005(11)P108-111
2005 张正平 何广文：改革后邮政储蓄资金流向何方,《调研世界》2005(10)P38-40
2005 何广文：农村金融改革及创新路径探讨,《金融时报》2005-5-19
2005 何广文：没有完成的农信社改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5）P28
2005 何广文：传统农区农信社改革与创新《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3）P10-13
2005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股权设置与治理结构的冲突《银行家》2005（1）P112-115
2004 何广文、李莉莉：用系统论视角审视农村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家》2004(12)P60-61
2004 何广文、李莉莉：从系统论视角看农村金融改革，《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专刊）
2004 何广文：农信社改革问题及出路探讨,《银行家》2004（10）P38-39
2004 冯兴元、何梦笔（德）、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一种局部知识范式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5期，P17-29
2004 冯兴元、何梦笔、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载《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4》, 第80-105页
2004 何广文、张丽、李莉莉、杨菁：京郊农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4（3）P124-130
2004 何广文、冯兴元：农村金融体制缺陷及弥补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4（8）P23-25
2004 何广文、冯兴元、潘建成：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困境与改革路径的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5），P55-58
2004 何广文、冯兴元：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亟待深化《中国乡镇企业》2004年第4期
2004 何广文、冯兴元：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的路径思考《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4年4月15日第1版
2004 何广文：对农村政策金融改革的理性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3期
2004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P12-20
2004 何广文、冯兴元：六招破解农村金融体制创新《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17日
2004 何广文、冯兴元：修建农村资本旱地的水渠《经济》2004年第3期，P71
2003 何广文：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五大不对称《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63期
2003 何广文：深化农信社改革的再思考《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11月11日、11月18日
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评析《中国农村经济》2003（10），P37-43
2003 冯兴元、何广文：农村金融为何不姓农《中国改革》2003（8）P69-71
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论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和路径选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8）
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教育融资问题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5），P75-79
2003 何广文、欧阳海洪：把握农村金融需求特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国金融》2003（11）, P14-16.
2003 何广文：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战略《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6）
2003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模式《金融时报》2003年6月9日
2003 何梦笔（德）、冯兴元、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宜多样化《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2月14日
2003 何广文、王鲁保、李莉莉：拓展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的路径思考《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2）
2003 何广文：改善小额信贷与优化农户贷款环境，《农民日报》2003年1月4日第三版
2002 何广文：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制度绩效、问题及对策《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2（11）,P11-13.
2001 何广文、赵大晖，“培育农业资本市场 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经济问题》2001（11）
2001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供求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1（10）
1999 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中国农村经济》1999（10）,P42-48
1999 何广文：谈现代合作金融组织的激励机制，《中国金融学院学报》1999（1）,P43-45.
1999 何广文：合作金融组织的制度性绩效探析，《中国农村经济》1999（2）P36-41.
1997 何广文：合作金融改革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的述评，《浙江金融》1997（6）
1995 吴强、何广文：德国信用合作业发展的十大特点《金融时报》1995-2-10 以有力的财政金融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金融时报》2009-7-22
小额贷款下一站未必是村镇银行 《投资家》2009年第6期
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教授谈如何破解农村金融困局，更好地支持“三农”发展 中国金融网，2009年6月
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模式 《金融时报》2009-03-02
为微型金融扶贫“诊脉开方” 《中华合作时报》2009-02-27
小额贷款公司“东风破” 《21世纪经济报道》2009-2-9
保障稳产增收三农保险探索新路径 《金融时报》2009-02-04
新竞争格局下的农村信用社 《中国金融》2008（24）P78-82
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七大基本经验与共识 《金融时报》2008-12-22
农业保险面临又一个重要发展机遇 《金融时报》2008-11-28
推进农村改革 金融制度怎样跟进 《中国邮政报》2008-10-25
农村金融：一汪期待动力的活水 《新京报》2008-10-29
构筑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商业原则 创新思维 《上海证券报》2008-10-27
宏观调控背景下的金融支农 《中国金融》2008（17）P80-81
创新活力如何激发 《金融时报》2008.4.24
汇丰下乡：外资银行带来了什么？ 《中国金融》2007（19）P80-81
关注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 《中国金融》2007（11）P74-80
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应走多元化之路 《农村工作通讯》2007(2)P11-12
准入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配套措施——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访谈 《金融时报》2007.2.15
小额信贷：激活农村金融的催化剂 《辽宁日报》06-12-18
关注弱势群体，深化我国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 《金融时报》2006-10-26
增加西部地区金融竞争路径——访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6-10-12
新农村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何去何从 《资本市场》2006-6
建设新农村：“建市场”重于“建村庄” 《金融时报》2006.05.17
一号文件勾画全盘远景 新农村金融投石问路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3月10日
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经济日报》2006/02/15
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前景可期 《经济日报》2006/02/14
中国农村信合改革应自下而上——专访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 《凤凰周刊》2005年12月25日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农信社，拿什么激励你？ 《金融时报》2005年12月8日
民间借贷：阳光化意味着什么？民间借贷现状与启示系列报道之三 《金融时报》2005年10月20日
农信社改革需要启动内在推动力
——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5年9月1日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的风险分担机制
——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5年3月3日
农发行出路何在？ 《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3期
“扶贫”之惑
——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 《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11月4日
农信社改革应探索多种模式
——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的对话 《金融时报》2003年9月30日
新建民营银行的困惑 《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8月19日
农信社改革的三大模式 《中国财经报》2003年7月1日
基金为农业增效铺路 《农民日报》2003年5月20日
农发行的四种命运 《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月16日 2009.11-2010 主持：“北京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2009-2011 首席专家: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对策研究”（08&ZD02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08 主持：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研究，美国CATO研究所
2008.6-12 主持：中国小额信贷行业评估，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2008.5-10 主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问题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
2007.7-2008.6 主持：农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模式与案例，香港乐施会（Oxfam）
2007.3-2008.4 主持：农村金融需求调研分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2006.5－2007.12 主持：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农户金融需求与收入，美国福特基金会
2006.1-2008.12 主持：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风险度量及其管理研究（2005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050019008）
2005.1-2007.12 主持：利率市场化对农业信贷供求主体的影响及其政策选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70473089）
2004.6-9 主持：山西长治城区农村信用社能力素质建设综合规划研究(长治城区农村信用社联社)
2004.11-2005.3 主持：NGO小额信贷与农信社小额信用贷款比较研究，中国扶贫基金会
2004.5-12 主要参加：中国诚信评价体系研究（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2003.8-2004.9 主持：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融资体制研究（德国经济合作部资助）
2003.4－2005.12 主持：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农民收入及缓解农村贫困(美国福特基金会)
2003.4-12 主持：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期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研究(农业部软科学基金课题)
2002.8-2004 主持：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竞争力动态评价及其跟踪研究(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
2002 主持：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农办政【2002】41号(农业部“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专题)
2002 主持：金融机构经营机制转轨对农户融资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7015)
2001 主持：中国农村小额贷款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
2001 主持：现阶段农户融资中的担保行为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01016-2)
2001-2003 主持：京郊农户融资行为实证研究(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01BJBJG070)
1998-1999 主持：不同地区农户借贷行为及借入资金来源结构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98017)
1997-1999 主持：德国金融制度研究(浙江大学1997年公开招标课题)
1997-1998 主持：合作金融理论与实践――中外比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1995-1996 主持：德国农村信贷及德国银行对农村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管理(德国诺曼基金会，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农村发展所合作) 2010-2013 主持：泰华农民银行中国湖南、云南小额贷款试验
2010-2012 KfW Development Bank，China Zhaowuda Wom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CZWSDA), PR of China, Local Microfinance Expert
2010.4-6 主持：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绩效评估研究
2009.12-2010.2 主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地震灾区小额信贷项目绩效评估
2009.10 冯兴元、何广文主持，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社区发展基金项目评估
2009.6-12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技术支持项目，“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监管”，农村金融专家，执行单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9.5-6 IFAD宁夏、山西扶贫项目小额信贷年度检查，农村金融专家
2008.6-7 IFAD河南大别山区农村扶贫项目最终设计，农村金融专家
2008.5-6 IFAD宁夏、山西扶贫项目小额信贷中期评估，农村金融专家
2007.10-2008.3 财政部国际司农村金融项目专家，“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农村金融项目转贷模式研究”，组织贵州、广西IFAD基金项目小额信贷的调查与评价分析。
2006.8-10 世界银行短期农村小额信贷咨询专家.“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案例研究”，负责调研四川广元全力小额贷款公司、江苏洪泽县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湖北邮政储蓄小额定期存单质押贷款案例。
2005.8-2006.1 香港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发展模式及其绩效评估”，评审专家。负责香港乐施会（Oxfam HK）云南禄劝、澜沧、广西大化农村综合发展项目社区发展基金评估。
2005.4-12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技术援助项目TA PRC 4430“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研究——贵州铜仁案例”，农村金融市场与环境分析专家、培训专家。组织了对贵州铜仁地区10个县30个农村信用社、1220个农户的入户调研。
2004.1-10 主持：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亚洲开发银行）
2004.5 “陕西国际农发基金农村金融能力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被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聘为农村金融专家
2004.6 “重庆国际农发基金农村金融能力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 被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聘为农村金融专家
2003.8 甘肃南部扶贫项目预评估，被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聘为农村金融与经济分析咨询专家
2002 “中德合作江西山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终期评估小额信贷专家，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
2001 世界银行第四期中国扶贫贷款项目调研专题：西部农村企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FID农村金融咨询专家
2001 “促进贵州湖南农村金融系统能力建设” 农村金融咨询与财务培训专家,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
1998 IFAD资金贷款在中国的转贷渠道和转贷效率研究, 农村金融专家,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WFP/IFAD

『捌』 晋商的用人之处有那些

1、避亲用乡；

2、从乡人中择优保荐；

3、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晋商规定财东的子弟就业，也不得进入本号；

4、托以重任，用人不疑，无论是独资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财东（投资人）决定投资某项商业时，先物色一位有经验、可信赖的人做掌柜，并向掌柜授予全权，包括资金运用权、职工调动权、业务经营权，并签有契约合同，规定资本若干，由掌柜自主经营，财东不加干预。

(8)江苏本乡本土融资扩展阅读：

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晋商具有开放经营的历史渊源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至明末清初，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的票号生意兴隆，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得益于其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使晋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晋商开放经营的具体体现。

为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机制和观念。

因为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

在“经理制”下，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令其放手经营。“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

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为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

晋商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自身资本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

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企业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的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晋商具有不断创新的组织形态

晋商不仅密切了发达商埠与偏远边疆的联系，还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商号和票号的多元化经营和跨地区经营，催生出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

据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1893年的记载，归化城的大盛魁商号同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年约900万—1000万两白银，每年有1500峰骆驼往来于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

倘若从寻找交易伙伴、价格谈判、合同订立、执行交易到后期监督等全部活动交由市场完成，商号将面临巨额的交易费用。通过“联号经营”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有利于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

正是开放意识造就了晋商发展的“大格局观”，才使晋商能够突破区域限制，建立起“联号经营”的组织结构形态。尽管商号、票号在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也产生一些问题，但是“联号经营”不失为创新企业组织形态的一种有益探索。

『玖』 作者：赵先信 题目 ： 商业银行事业部该怎么搞

商业银行事业部该怎么搞？
时间：2014-11-25 18:42:00 点击：7次 【字体：大 中 小】 收藏

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信贷客户的分群、分类、分层趋势明显，事业部制开始成为国内银行界的热门话题。个别股份制银行先行先试，在事业部方面开展了大胆实践，也引发了更多的探索和争议。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实行事业部制，而在于实行何种形式的事业部制。鉴于银行业的风险文化是控制优先而非激励优先，业务模式属于客户关系驱动而非金融产品驱动，银行的事业部制只能是现有总分行框架下的有限事业部制，或准事业部制。准事业部的功能定位应聚焦于组织营销和客户服务，而非真正市场化的利润中心。其风险控制应严格置于总行统一的管理之下。要彻底解决利率市场化之下的客户经营问题，最终还需要通过推进银行集团化来实现。

控制优先还是激励优先
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事业部制起源于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用以处理拥有多个产品部门的企业内部的集权和分权问题。事业部是完全独立的利润中心，不是内部模拟利润中心。除不具有对外融资和投资权外，事业部拥有日常经营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总部通常只保留人事、预算和监督权。不同事业部之间的业务往来完全市场化。实践表明，事业部模式有利于促进企业管理的扁平化，有利于提高决策和运营效率，推动跨行业兼并重组，提高市场竞争力。一些大的企业如美国通用汽车和日本松下电器等，都有成功经验。
但将事业部制推广应用到商业银行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尝试。与非金融企业相比，商业银行从事的是地地道道的风险生意。理论上非金融企业同样具有风险性，小到一个养猪农户，大到波音公司推出一款新机型，事前谁都无法确知到时候投资能不能收回来，这一系列不确定性就是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但比较起来，金融业的风险性更高。其一，金融业的风险归根结底来自非金融业，换言之，非金融业的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最终都要传递给金融业。其二，金融业并非只被动地接受非金融业传递过来的风险，也会放大这些风险。在乐观预期、投机动机以及道德风险的驱使下，非金融企业往往会出现过度融资，形成金融泡沫。当大量的融资合约以及与之对应的资源配置被证明为错误，市场启动纠错机制，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来临，风险随之爆发。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分析的就是金融的风险放大特征。其三，当风险积聚在金融业并最终爆发时，会通过反向的信贷紧缩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形成系统性风险。实践中很容易观察到，当发生金融危机时，金融业超额制造的这些风险往往不可能通过自身来自行吸收掉，而是会外溢出去，通过政府救助和政府干预来买单，形成风险损失的社会化。这其实也就是金融业高风险特征的直观体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美联储的一系列宽松政策无非是在变着花样实施救助，而随后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直接展现了民意对这一系列救助政策的愤怒。
除外部因素外，金融业的高风险性还同时体现为风险的内部治理难题。银行虽然从事的是风险生意，但风险生意也是生意。既然是生意，就免不了要赚钱创新，要开工资发奖金搞激励，其利润动机与非金融企业没有太大差异。问题在于利润与利润不同，银行的利润其实质是风险收益。风险收益的最大特点就是成本实现的滞后性和成本与收益非对称性。前者是指收益在先，成本在后；后者是说一旦发生违约，风险成本将远大与收益。这显著有别于非金融企业或实体企业的“成本在先，收益在后”。以一笔简单的信贷合约为例，这里的风险收益是利息收入，风险成本是贷款本金。贷款违约，对应实际的风险成本支出，通常发生在合约到期的最后时刻，在此之前递交的只是利息收益。利息收益先期到账，而风险成本尚属未知，此即成本实现的滞后性。另外就规模而言，利息收益要远远小于贷款本金，上海话管这叫毛毛雨，一笔贷款违约带来的本金损失可能吃掉上百笔甚至上千笔正常贷款的利息收益，此即收益与成本的非对称性。由此带来的治理难题是：如何防止或抑制具体人员以长期风险成本为代价盲目追求短期利益？这里的具体人员既包括客户经理，也包括各级分支行的行长，以至于整个银行。以巴林银行为例，这家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英国老牌银行之所以在1995年轰然倒塌，无非也是起源于自身一名时年28岁的交易员对账面利润和巨额奖金的贪婪追求。
金融业的高风险特征对企业组织形态和治理架构给出了启示：控制优先。对于银行法人，通过严格的资本监管控制银行的风险承担规模，防止超能力承担风险。在银行内部，对于分支机构，通过严格的授权和转授权管理控制各个层级的风险权限，通过严格的审贷分离控制道德风险。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经营“三性”原则的表述之所以采用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这一顺序，所体现的也是控制优先导向。这与非金融企业通过事业部制所主张的激励优先原则显然不同。
鉴于此，传统上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一直采取总分行制，而非事业部制。在总分行架构下，分行是经营中心和利润中心，也是最主要的核算单位。但这里的利润中心主要还是内部模拟利润中心，经营中心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经营窗口。总行在人事、风控、财务、预算、资源配置以及运营保障支持等方面保持绝对的控制力。国内恢复商业银行的历史不长，但监管和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加强总行的控制力。尤其是1999年人民银行实施大区行制以后，各家银行着手加强总行垂直管理，强化了总行业务条线职能，上收了部分审批权，强化了对不同层级分行的授权和转授权管理，从多个条线加强对分行的管理和指导。以总分行为主架构的组织形式没有改变，总行在施行全面风险管理方面的职能一直在加强而不是在削弱。

关系驱动还是产品驱动
判断金融机构能不能实行事业部制，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其业务模式是关系驱动型还是产品驱动型（relationship driven or proct driven）。如果业务严重仰赖于特定的客户关系，尤其是本乡本土的客户关系，则属于关系驱动型。反之，如果业务集中于销售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尤其是各类证券化产品等，就属于产品驱动型。
关系驱动型必得采取总分行制，以更好发挥分行作用。对关系驱动型业务来说，金融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关系，维护关系和控制关系。如果客户关系带有很强的本地化色彩，信息对称程度很低，只在一定的地理半径内才能获取，要成功经营该关系，就必得尽可能地贴近这些客户。例如，要营销当地政府和企业客户，尤其是那些缺少公开信息披露的客户，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当地设立和运营机构，且不能超过合理的地理半径。另外就是管理客户。以银行为例，银行的贷后管理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覆盖整个生命周期。贷款最后会不会出问题，不只取决于准入时候的风险，而更多取决于过程中的各种变数。要及时掌握这些信息并随机应变，不贴近客户是无法想象的。还有一点就是控制客户。一旦出了风险，银行必须有措施及时有效处置，有能力对客户账户，抵质押物，甚至于客户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等进行有效管控。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依赖当地机构，靠总行肯定鞭长莫及。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简称KYC），管理你的客户（Manage Your Customer，简称MYC），控制你的客户（Control Your Customer，简称CYC）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从这个角度看，商业银行无疑更适合采用总分行制。
相比之下，产品驱动型业务模式更适合采取事业部制，甚至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制。原因在于，对于标准化程度高的金融产品，只要预期收益有竞争力，产品销售就有竞争力，不存在客户是否当地化的问题。世界是平的，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市场更是平的。“次贷”危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机构把“有毒资产”销售到了全世界。各类资产支持证券（ABS），抵押债务（CDO），抵押债务的抵押债务（CDO2），以及信用违约互换（CDS）等，都是较为标准的证券合约，卖给谁都一样。由此不难理解，在投行领域，包括证券基金行业，事业部制，甚至独立法人制都应用得比较广泛。事实上，事业部制之所以起源并广泛应用于加工制造业，背后依托的其实就是标准化的产品线。
上述区别也造成了两种差异明显的风险文化。比如商业银行，其风险文化之所以强调稳健和长期，就是因为关系粘性。对于好的信贷客户，银行希望他能一直贷下去，长期保持借贷关系。对于“坏”客户，维持这种关系更需加倍小心。简单地停贷、收贷、缓贷、压贷只能导致不良暴露得更加迅速。银行经营的，其实是关系。投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文化就截然相反，更激进，也更短期。产品卖掉了，风险也就随之卖掉。因为经营的是产品，一锤子买卖的色彩更重些。

实践中的“准”事业部
尽管理论上的分析不支持商业银行采用事业部制，这并不影响商业银行对事业部的热情。个别银行先行一步，当真在组织架构上引入了事业部制，以期捕捉特定领域涌现的市场机会，引领业绩增长，并正式使用事业部之类的称谓。从实际效果看，事业部制也确乎在推动利润增长方面发挥出了预期作用。接下来又吸引更多的银行效仿，事业部制似乎已经成为银行组织创新的热点方向。
但这可能只是表象。综合相关信息判断，国内商业银行所谓的事业部尚不是真正的事业部，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准”事业部。这里的“准”字，主要是由外部环境，目的功能及风险治理机制决定的。
首先，设立总行事业部的主要目的在于顺应新形势下的客户营销管理需要。针对某些特定的大客户群，确实有必要在总行层面采用某种“准事业部”模式，开展总对总的客户营销和关系维护。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酶、融资脱贷、互联网经济大行其道的大背景下，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融资需求正从传统信贷演变为多种资本工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正从传统的融资和结算服务转变为并购重组等综合服务。针对这些客户，分行多半不具备对应的服务能力，由总行端接过来做效果更好。另外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下的企业客户，如各种集团客户，各种供应链融资等，指望分行一家做全国不仅力有不逮，风险隐患大，也是在浪费客户资源。反之，由总行端接过来，效果同样可观。再者就是那些需要重点进入、志在必得领域的客户，分行之所以迟迟难以打入，很大原因是由于营销层面不对等。如果改由总对总模式，往往事半功倍。
其次，经济长期处于上行期为设立这一类所谓的事业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事业部有利于抓住市场机会，实现专业化经营。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信贷需求旺盛，在快速反应、精准营销以及动员资源方面，专业化的事业部相当于金融业里的特种部队，确实有比较竞争优势。针对重点景气行业设立事业部，诸如房地产、煤炭、钢铁等，实行总行直营，有利于聚焦行业里的领头或领先企业，迅速做大业务。在贸易融资领域，针对产业链和供应链设立事业部，也有利于及时抓住商机，利用好潮头效应。至少在短期，这一点已经为有关银行的经验所证明。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功能定位上，总行事业部主要定位为营销组织窗口，而非独立的风险管理职能，全面风险管理仍然牢牢掌握在总行风险管理部门。总行风险部门对事业部实施风险派驻，直接从事事业部的风险监控，对事业部仿照分行实施信贷审批授权管理，甚至不授予其信贷审批权，最终的信贷审批仍然由总行信贷审批中心统一批复。在风险政策和授信标准的把握上，事业部并不具有自由裁量权，其权限甚至远低于分行。
以上特点决定了准事业部制的合理性，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其一，不是长久生意。伴随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直接融资比例上升，间接融资比例下降。各个行业的领头和领先企业信息公开程度高，将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不仅融资快捷，且成本相对低廉。服务他们的，是投行这类真正的特种部队。银行成立的行业性事业部以提供传统信贷为主要服务内容，尚不是真正的特种部队。随着传统信贷的式微，除非转型为更加资本市场化的业务模式，事业部在服务这类客户上有很大局限，发展潜力有限。而业务组织模式的彻底转型有赖于银行在其集团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其二，风险治理难度大。作为利润中心，事业部自然不缺少风险激励。但在风险管控上，除非能像分行那样贴近当地市场和客户，否则事业部不可能具备像分行那样的信息优势和管控条件，管控效果将很难保证。一旦满大街地洒贷款，风险必然失控。本次发端于上海的钢贸贷款风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三，退出成本高。行业和市场形势千变万化，客户的信贷需求也随之变化，以专业经营为特色的银行事业部适应起来并不容易。实践中为规避风险户捕捉机会，很可能需要及时关闭一些事业部，同时再成立新的事业部。频繁的调整不仅可能遭到内部的阻力，也不利于人才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另外更重要的，人员和机构的剧烈变动与商业银行以稳健为底色的企业文化相冲突。
由此可见，“准事业部”毕竟不是事业部，名称可以串用，但定位则应力求准确，合理把握边界和力度非常重要。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在客户的定位上应选择与分行互补而不是竞争，更不可取而代之。另外在管理机制上，“准事业部”的定位应该是辅助营销，而非真正的利润中心。在这，本着控制优先原则，确保总行的统一风控尤其重要。

关注银行集团化
就银行业产业组织结构的演进趋势看，主流方向肯定不是银行窠臼下的事业部，而是银行之上的银行持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简称BHC）或金融持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简称FHC），是银行的集团化。随着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新的业务机会和盈利空间主要来自两种效应：一是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来自银行业本身的兼并重组；二是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源于金融混业和跨界经营，尤其是传统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的混合，包括证券、保险和承销托管等。体现在产业组织上，前者会促使银行持股公司大量涌现，后者则会推动金融持股公司的长足发展。
美国1956年的银行持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奠定了BHC法律和监管框架。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在美国，目前约有84%的商业银行属于银行控股公司架构。资产1亿美元及以下的小银行，75%为银行控股公司所有。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大银行，100%为银行控股公司持有。换言之，美国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已经被装进了BHC的框架里。1999年的GLB法案（The Gramm-Leach-Bliley Act）对BHC法案加以修订，允许BHC成为FHC，开展混业经营。自那以来，银行又被装进了FHC这只更大的口袋。
从中国的情况看，随着银行业市场、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以及利率自由化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持续推进，传统银行业整合的大幕即将拉开，综合化经营业已成为必然，中国金融业已经站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机遇入口处，BHC、FHC将成为引领新一轮发展的旗帜。新一轮的金融国资整合，将会在银行下面摆布更多东西，加快推动银行集团的崛起。在这一轮豪华盛宴里，事业部制不过是一道餐前的开胃菜。围绕事业部的讨论也将被证明为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作者 赵先信）

来源：央行观察

『拾』 一段有关经济学的英文论文的翻译，麻烦各位高人了！能快点吗我今天急用。谢谢！

我们现在证实的是我们对于依赖性的计算的确是可信的。我们采取两种方式完成这项工作。首先我们发现，一个国家过去的金融与其工业的对外依赖程度息息相关。其次，我们检验所得的结果对于不同的相关性的测算是否有效。全部资本总额是一个基于一国过去其财政收入的增加额的（粗略）估计。如果外部依赖性可以表现出为了美国本土之外的源融资的工业技术需求，那么那些在外部依赖性较大的工业国家应该有更高的资本额。我们通过利用“产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乘以“1980年工业贡献度比制造业的增加值的分数”测算到每个国家的加权平均数，之后我们再在模型中倒推41个国家的对于资本总额的加权平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