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信托法律体系

① 以日本信托业的发展对我国的信托业有何启示或借鉴

日本引入信托制度之初，也面临信任基础构筑以及投资者保护难题，为此日本对于贷款信托等部分金钱信托采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补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托机构从信托收益中提取相应的准备金，同时还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此类信托产品的风险监管约束，也可达到保障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不过日本并不是所有信托产品都适用于上述规定，除了特定金钱信托产品，其他信托产品是不适用于本金保障的规定。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选择信托产品，信托公司也可以根据不同信托产品制定投资策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刚性兑付作为一个信托公司经营策略，容易导致忽视自身责任承担以及相关监管举措缺位的问题，因而一旦风险问题暴露集中化，信托公司能够使用的应对之策就非常少，损耗投资者信心。就解决信托产品刚性兑付问题而言，信托公司可以采取差异化产品设计，发行保本和非保本信托产品，适应不同投资偏好，而监管部门对于保本信托产品则可以安排更加严格风险监管制度，保障投资者本金安全；而对于非保本信托产品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受托人职责，安排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补偿机制，以此实现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普及信托文化和理念，使投资者能够更加充分认识信托产品投资本质。

日本信托业务发展之初，信托业务主要也是发挥融资功能，尤其是以贷款信托为主的信托产品占比非常高。不过，与我国现阶段信托业的状况不同，自40、50年代开始，日本信托业开始执行长期金融功能，这就避免与银行业务同质化以及恶性竞争，同时日本贷款信托法也对贷款信托资金的投向有着明确的规定，起初要求投向钢铁、矿产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而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贷款信托资金则被要求投向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门。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进一步制定了《贷款信托法》，实现了贷款信托商品化，加之门槛不高，获得大量委托人的青睐，也间接起到了普及信托文化的作用，为发掘更大的信托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贷款信托为代表的融资类信托产品逐步减少，目前贷款信托基本绝迹，逐步被土地信托、有价证券信托等所取代，信托制度的财富管理功能、投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业务融资化与国家经济增长阶段有很大关系，经济增长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强烈，信托业务融资化特征相对显著，这本身是信托制度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表现。但是，我国信托业务融资化主要在于很多业务都是通道业务，而且很多信托资金投向了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房地产、过剩产能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更多发挥信托制度融资优势去支持新兴战略产业，以此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信托融资化问题还在于信托与银行的经营模式近似，同质化严重，虽然信托公司基本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运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托产品同质化严重。目前，我国依然处于相对增长较快的阶段，融资需求依然较为强烈，因为信托业需要进一步优化信托融资功能发挥的路径，实现差异化经营目标。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信托文化的普及，进一步发掘其他信托业务需求，从而有利于提高信托业收入来源以及未来融资信托业务收缩可能带来的冲击。
面对资管市场开放挑战的日本经验：专业化及规模化
我国信托公司曾经是我国唯一能够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实体进行资产配置的金融机构，然而随着我国金融监管的放松以及资产管理市场逐步的开放，这种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险公司都可以跨市场进行资产配置，信托业制度红利严重削弱，信托公司经营发展所面临的竞争挑战更大。目前，我国信托公司在通道业务、上市股权质押、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市场已经被分割。
日本信托业也面临着信托市场逐步开放的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托业也加快了这样的改革开放步伐，1986年允许外资银行以成立现地法人的形式，经营信托业务。1993年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或者是信托合同代理店来参与信托业务，2002年又允许金融机构总公司亲自来从事业务，2004年修订信托业法以后，允许通过新设信托公司或者说新设代理店的形式来从事信托业务。日本信托机构应对之策在于，一方面明确了自身所具有的从事信托业务的专业性，通过聘请或者邀请该领域专家，来提高公司整体专业运营能力。同时，密切跟踪社会经济发展所蕴含的业务机会，及时创新产品服务；综合化服务增强客户粘性，日本信托银行兼营存款业务、证券过户代理、不动产买卖等业务。另一方面，加大规模化经营步伐，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信托业加快了并购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托与排名第六的中央信托合并，2000年4月三菱信托、日本信托和东京三菱银行决定实行联合经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公司发展根本还在于专业化经营，因而我国信托业仍需要加强业务专业性，培育和招聘更多专业人才，深化信托制度的应用空间和范围，加快信托业务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信托公司仍需要加强渠道建设，细化客户管理，通过客户管理系统，细化客户管理策略，分析客户金融服务需求和投资偏好，为客户指定个性化产品推荐和财富管理方案。信托公司需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强各种风险管理工具的应用，诸如评级体系、预警体系等，提高风险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风险文化和报告体系。信托公司需要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向社会和市场传递企业经营理念、发展愿景等，增强经营透明性，强化客户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同时，信托业也需要通过横向兼并收购和纵向兼并收购，实现综合化、规模化经营，提升综合经营实力。
信托业发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经验：制度供给与精心培育
我国政府在引进和促进信托业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然而，面对如何培育和发展信托业，自2001年《信托法》之后才有了明确的思路，不过从当前看，信托业转型发展的相关制度供给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随着资管市场的加速开放，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解决行业发展方向以及分业监管下的制度协调问题。
日本政府在信托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对于培育信托业非常重视。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有效的信托制度供给，从最初的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到后来的贷款信托法、资产流动化法，再到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再修订。信托业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在大陆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进行操作，日本信托制度继承了英美信托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较大先进性。同时，日本又根据信托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制定各类业务特定法律制度，推动信托业的商品化和快速发展。为了适应新时期信托业务的大发展，2004年日本开始着手修订新的信托制度，这赋予日本信托公司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保证信托机构与银行、保险等新进入竞争者保持相同的监管要求，维护行业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而且，日本信托业法律制度与其他不动产、税法等都有很好的衔接，解决了大陆法系下信托业务发展的不兼容问题，有效促进了日本信托业务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战后以及信托市场开放关键时期也给予了日本信托业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战以后由于战争造成的灾难，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资产大量流失，信托公司经营也曾一度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日本政府通过让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业务，成功地打破这了一僵局，日本信托业从此进入了兼营阶段。1953年日本又对信托业确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提出了长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离的方针，要求信托银行发挥长期金融职能，以信托业务为主，而原来兼营信托业务的银行相继不再经营信托业务，这样，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东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托银行手中。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却是无法替代，而政府对于信托制度的供给和发展路径设计，也决定了这个信托业发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国缺少“信托业法”，信托公司的合法权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据，尤其是在资管市场加速开放的当下，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信托公司与其他从事类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虽然我国2001年颁布《信托法》，然而信托财产独立性和产权归属问题、信托财产公示问题等还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信托立法过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条文不清的地方，这对于信托业务实际操作形成较大制约。因而我国应该加快建立和完善信托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合理的信托行业制度供给引导其健康发展，为信托行业提供更大创新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税收、信托公司异地部门建设、业务创新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和支持，帮助信托公司渡过行业转型发展困难时期。

② 国内信托与西方国家信托的区别

国内信托与西方国家信托的区别，从以下三点进行说明：

(一)政策、法则、法规方面对比海外信托和本乡信托

在政策、法则法规方面，由于国内《信托法》是根据英美法则系统树立而成的，对于家族信托，国内《信托法》在法理层面与海外信托并未有很大不一样。

我国《信托法》规矩了信托联络中，托付人、受托人、获益人各自的责任，而且规矩了信托工业是指托付人通过信托行动，转移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按照必定的信托目的进行处理或处置的工业，以及通过处理、运用或处置后取得的工业收益。

但是在实践操作傍边，虽然《信托法》第十五条规矩了在托付人不是信托仅有获益人的状况时，托付人去世或撤消、破产，信托能够存续，信托工业不作 为其遗产或许清算工业。但是信托工业是不是能够实在结束隔绝，《信托法》是不是能够敌对其他法则如《合同法》等，这一点由于没有有实践判例，所以存在很大不确 定性。

其他，在信托工业转移方面，不动产、股权等资产，由于等级制度等，难以结束完全转移到信托方案名下，所以在操作层面也存在难度。

(二)从信托公司方面对比海外信托和本乡信托

信托公司方面，海外信托公司多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出面，按照托付人实践状况与需求，供应信托方案，税务方案，方案信托构造，仅一套方案便可收取高 额的咨询费用。待托付人附和后，信托公司再帮助托付人树立海外信托，而且供应长期的处理/处臵、咨询顾问效劳，这样又会长年收取处理费用直至信托结束。

在信托树立上，海外信托多会在离岸岛屿开设子公司，然后将托付人资产转移至离岸公司，而且在公司树立董事进行处理。在托付人生前，离岸公司的董 事多由托付人自己，或其指定的人进行处理，托付人死后则会由其指定的顾问或许由信托公司聘任的第三方出资顾问进行出资，已保证信托资产的保值增值，信托公司自身由于自身为信托联络的当事人，会采纳逃避，只对信托获益按照托付人自愿进行处臵。这一点与国内信托公司担托信托工业出资顾问的惯例有所不一样。

终究在对于信托公司的信托上，由于自己信托多会长期存续，这需求托付人对于信托公司的极大信托。国外的信托公司多以树立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有 长期出色的信用度和处理阅历。与之对比，国内的信托公司多在建国往后才树立起来，不行安稳，而且长期以来国内信托事务多以为资金需求方供应资金为导向，而并非从高净值客户需求方面出发为其供应财富处理方案，所以在此方面的阅历也显缺少。

(三)从客户需求方面对比海外信托和本乡信托

在客户需求上，欧美富豪树立海外信托的目的多为以下几种：

1. 财富传承。树立信托将家族公司或许遗产信托，将工业传承给子孙或孙子孙，这样能够敌对第三方等胶葛。即使在托付人身故今后，其资产依然可按 照自己自愿进行分配和处臵，通过信托，托付人在身故后既能够抵达育婴获益人的目的，还能够操控获益人不至于将得到的财富挥霍一空。除此之外，还能够躲避高 额的遗产税等税负。当时欧美、包括东亚、东南亚等发达国家多会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最高甚至抵达70%之多，这是很多富豪设臵海外信托的首要原因之一。

2. 资产隔绝。托付人将其名下股份等一系列资产转移至离岸公司，资产所有权发生了转移，这样即使今后托付人发生债务或破产清算等，其信托资产能够保证安全。一同还能够通过此办法隐蔽其自己工业信息。其他树立婚前工业信托也能够保证婚前工业与婚后工业的隔绝。

3. 公益信托。同传承信托类似，通过树立信托，将获益人设定为慈悲机构或许自己，抵达托付人慈悲的目的。

在我国，近年家庭财富敏捷堆集，财富分配、处理方面的需求将给自己信托市场带来或许。一同老龄化呈加速开展趋势，养老保证以及财富传承，对自己信托产品也提出了火燎的市场需求。

除以上与外国一样的需求外，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特征。

海外信托和本乡信托一样，都是出资者进行理财出资的一种首要选择。但是，对比于本乡其他信托品种，海外信托更能促进财富处理和传承，因此，很简单就受到了大家族的喜爱和追捧，变成一种转移财富的首要方式。

首先，在遗产税方面，虽然《遗产税暂行条例》出台已久，但至今未初步实施征收，国内富豪将资产传承给下一代并没有很大阻碍，这减少了有些国内对于传承信托需求。

但是由于国内富人家族在死后分配遗产时多会出现各种胶葛，甚至致使将家人亲属诉诸法庭，若国内传承信托能够实在抵达工业隔绝的效果，这对于国内自己信托将会有很大市场。

其次是对于资产转移的需求。如吴亚军爱人、潘石屹爱人将自己即将上市的公司股权树立信托，能够抵达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需求，一同有利于公司海外 上市。类似的需求还有很多，新的移民潮闪现国内富豪对于我国将来开展有着不一样的区分。若国内信托公司能够帮忙富豪们在树立信托，将资产转移至海外，则将会 带来很大的前景。

其实不管是海外信托仍是本乡信托，对于出资者来说，能够帮忙自己结束出资目的，增加财富的信托产品便是好信托。因此，在海外信托和本乡信托面前徜徉不定的投资者们，不要犹疑那么多，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信托产品就行了。

③ 海牙公约的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引入的公约

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的引入——《海牙公约》
列支敦士登和日本均为纯粹的大陆法系国家，但它们均在较早期引入了信托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国外的资金。日本在1922年同时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在法律起草过程中，不仅参考了英美的判例法，还参考了1882年印度《信托法》和1872年加利福尼亚《民法典》，避免直接继受英国的法律体系，力图保证与民法典的原则的统一性。
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中野正俊在论坛上发言
但正因为如此，日本法对信托关系的实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种债权说的观点将受益人权利视为债权，但如果对受益人仅仅给予债的救济，将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信托法因此通过特别的条款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但这些特别规定显然与民法原则不相容，如果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债的关系，那么受托人仅应负损害赔偿之责，问题是信托法不仅规定了损失填补的责任，而且还规定了一种干预体制，如受托人的分别的管理义务以及受益人对违反信托受让财产的相对人撤销权，单纯将信托视为一种债的关系，很难解释信托体制。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应用于商业信托，在家庭领域中的应用极其罕见。《海牙公约》。非信托国家对于信托首先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是信托的基本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比较法上的难题，包括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力、信托财产的法律性质、信托财产上不同当事人的利益以及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关系等；二是由于不存在信托的分类而导致的适用冲突法规则的困难，包括非信托国家如何将信托分类、土地信托的特殊难题以及承认信托的冲突的解决方法。这一系列难题是非信托国家在解决信托问题时普遍采用在功能和效果上进行比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将信托肢解为不同的类似制度，不仅会产生冲突法规则的适用问题，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真实意图，因此有必要建议一种单一的法律选择的方法，从而诞生了《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海牙公约》），但其目的是将信托的概念引入没有信托的国家的国内法，而并不是规定法律冲突时的规则适用。
《海牙公约》关于信托的定义仅仅是描述性的，未能给出信托的准确定义。根据公约第三条的规定，信托关系仅限于自愿设立的书面的信托。因此，公约适用于基于书面明示信托无效时的结果信托，但对于由法院推定的结果信托则必须受到“书面”条件的限制。
公约第六条规定，信托应依财产委托人所选择的法律为准据法，该法律是指实体法的规则，该准据法将一直有效，除非委托人在信托协议中明示授权予以变更或默示被另一法律所替换。
海内外专家出席信托国际论坛
根据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在没有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法院有裁量权决定是否承认信托。意大利是第一个批准公约的民法传统国家，在将信托引入国内法的过程中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但同时，民法传统国家的法律学者们也在试图寻找民法体系中类似于信托的制度。荷兰也是民法体系国家，荷兰法不承认直接等同于普通法信托的法律制度，荷兰通行的观点是：普通法的信托导致了所有权的分割，或者以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创设了物权，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荷兰法承认所有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割，因此，即使双方当事人有约定，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管理协议也不能减损受托人的所有权，受益人仅仅是取得对受托人的债权，不存在衡平法上的受益人的所有权。而在荷兰法中存在的信托（Bewind）中，受益人是财产的所有人，但是限制受益人的处分财产的权利，管理人作为受益人的代理人管理财产，由于该财产在法律上没有被管理人所拥有，财产不受管理人破产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民法传统国家都继受了信托制度，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都没有接受信托。

④ 境外信托 需要办理37号文登记吗 相关法律法规

需要办理。
根据37号文，境内居民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前回，应向外汇答局申请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本通知所称“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内居民(含境内机构和境内居民个人)以投融资为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本通知所称“控制”，是指境内居民通过收购、信托、代持、投票权、回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取得特殊目的公司的经营权、收益权或者决策权。
所以通过信托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的出资前，应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⑤ 什么是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的法律问题

“家族信托”在中国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就字面意思上看，”家族信托”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它是一种以家族内部人为受益人的信托；第二，它是有一定规模的信托，一般适用在家族企业上。
我国在信托发展的现阶段当然没有《家族信托法》，规范家族信托关系的主要还是《信托法》。《信托法》15条关于“委托人死亡后，信托存续，信托财产不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的规定，对家族信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家族信托承担财富传承功能的基础。有了《信托法》特别是其15条，理论上在中国可以设定家族信托，信托合同中可以约定家人照料和保护信托的条款(如果受托人同意，并有可能执行的话)。
家族信托的受托人实质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为家族信托的时限很长(会超出自然人终生范围)，受托人如果是自然人执行信托事务可能有困难，并且自然人的财产管理能力也比较有限，所以，家族信托最有可能的受托人是信托公司。所以，有关信托公司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也是重要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7条第2款规定，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公司”字样。第2条第2款又规定，本办法所称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经营行为。因为没有自然人或非信托公司从事受托行为的司法解释，民事信托的范围受到了“以信托为业”这个模糊边界的挤压。再加之家族信托本身的原因，家族信托的受托人在很长时间内都将主要是信托公司。
家族信托的信托财产也受到限制。最主要的限制是不动产信托。因为《信托法》10条规定，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加之，相关配套登记制度没有健全，所以在我国目前不动产信托的登记是很困难的。类似的，其他需要登记的财产信托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家族信托受到限制还来自于税制安排。
虽然，《信托法》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但是，关于信托财产的归属，史尚宽先生说，受托人受财产权之移转处分，该财产权归属于受托人。因为受托人之管理处分财产，非管理处分他人之财产，乃自己管理处分属于自己之财产。但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非为自己利益而管理处分自己之财产，乃系依一定目的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处分该财产。[18]还说，不动产所有权之信托，委托人不能不将该不动产之所有权移转于委托人。[19]虽然，江平先生接受了“委托给”这种让步的立法方案，但也对日本和韩国信托法中“信托财产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观念，一直深信不疑。[20]
如果我国税法不对信托做出特殊安排，所有权转移的信托可能会带来很多税务上的问题o比如，房产的转移要缴纳印花税、契税，还可能要缴纳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并且，这种缴纳是双向的，即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向受托人转移要缴纳一次，信托终止时，受托人按约定向委托人、受益人或其他人转移时还要缴纳一次。在信托受益缴税的问题上，公司作为受益人时，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认为，“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人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若企业认购的信托产品属于金融商品的范围，对外转让信托产品时，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申报缴纳营业税。”而对于个人来说，国税函[2005]424号指出，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精神，个人取得信托产品收益，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虽然，当前并没有信托公司执行代收代缴的义务，但并不否认以后有按受益缴纳的可能性。而信托受益在信托计划的执行中，都已经依法纳税。这就又涉及双重征税的问题。

⑥ 日本信托银行与中国信托银行的差别是什么你怎么看待中国信托银行呢

信托产品都是信托公司发行的， 也只有信托公司才有资格发行信托产品；
但信版托产品的销售有权很多歌渠道，银行渠道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银行应该不缺信托产品，但我的建议是；买信托产品还是要信托公司去认购比较好。
希望采纳

⑦ 试述信托的基本法观念

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

1、民事信托。我国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事信托的构想。与《信托法》（如第三条）确立的“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托（含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制度架构，他认为我国的民事信托应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 ]，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这无疑是对信托制度本源和社会基础的回归——民间财产转移与管理，对于满足民众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和从根本上推动信托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日本无民事信托”的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难道我国当前的民事信托活动就仅限于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初级形式吗？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随着信托思想的普及和信托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富裕的国人必定会逐渐认识并充分运用民事信托的财产保护和增值功能。由此，受托人在“职业受托” 的基础上也会产生“非职业受托”，不断积聚的公民生活资料会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料。不论这样的民事信托是否还保有在英国起源时的“原汁原味”，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动作用将是非常可观的。

2、公益信托。我国当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出现。江平教授认为，目前基金会的设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且程序较繁琐，与公益信托相比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却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学界普遍呼吁，积极引入灵活、便捷的公益信托，以扭转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之下，发展公益信托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是动力不足，即各项鼓励措施（如税收等）还未出台，影响了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的积极性；二是机制不健全，即由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未真正明确到位，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资格难以核定，有效管理无法落实。值得期待的是，有关部门已将公益信托列入议事日程，相信不久将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政部门等相关国家机关应积极推动公益信托的开展，鼓励和保障社会捐助，实现信托业和公益事业的“双赢”效应。

3、信托法学说。目前，学界的目光多集中于信托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对信托理论学说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滞后。中野正俊教授基于当前信托和信托法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信托法学界已有的“债权说”、“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和“相对性权利转移说”之外，提出了颇具创意的“限制性权利转移说”，即认为信托财产并未完整地转移财产权，而是根据信托目的限制性地转移财产权。[ ]该学说对信托目的的重视值得赞赏，在当前的信托理论与实务中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韩国的洪裕硕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托法理论各流派的基础上，赞成把信托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之后再展开解释的“新债权说”。一直以来，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信托立法和司法，我国信托法学界至今没有影响较大的理论学说，因此借鉴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既必要又可行。同时，信托法学界应加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托理论交流，并紧密结合信托实务操作和信托发展动向，及早提出我国自己的信托法学说。随着我国信托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民商法与信托法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突出，法学界可以考虑将信托法学提升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针对其独特性展开全方位研究。

4、信托观念。虽然信托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但国人对信托的认识却相当滞后。我国本身没有信托传统，而“一物两权”的英美式信托与大陆法系国家“一物一权”的传统所有权概念和法律体系相去甚远，加之当前转轨过程中市场信用机制严重缺乏，使得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继受和发展面临诸多困扰。江平教授认为，信托的观念与运用在我国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洪裕硕教授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的确，由于人们对信托的普遍陌生和信托公司屡屡被整顿，社会上对信托的质疑与排挤在长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解，这对于信托观念的培育和普及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根源，仍旧是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誉严重缺失是制约我国发展信托制度和普及信托观念的系统性障碍。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日趋发达，国民理财的需求与人们对信托的认识将会同步增长，尤其在信托理论和立法的不断推动下，信托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必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⑧ 日本有信托类的公司么

信托产品都是信托公司发行的， 也只有信托公司才有资格发行信托产品；
但信托产品的回销售有很多答歌渠道，银行渠道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银行应该不缺信托产品，但我的建议是；买信托产品还是要信托公司去认购比较好。
希望采纳
希望采纳

⑨ 日本信托法的修订对于信托是不是倒退

法律的修改，更多的是解决之前法律没办法处理的事情。所以修改法律不可能意味着倒退。反而意味着进步。

⑩ 信托法法律

英美法系认为信托法属于广义的民法范畴内，而我国的信托法是归于金融法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