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原则是什么
社会融资规模的基本统计原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居民原则、金融原则、合并原则、增量和计值原则和可得性原则。
1、居民原则。社会融资规模的持有部门和发行部门均为居民部门。社会融资规模的持有部门(即借款人或债务人)，是指通过自身的负债活动获得资金的实体经济部门，即住户和非金融性公司；社会融资规模的发行部门(即贷款人或债权人)，是指实体经济所获资金的境内提供者，除境内金融性公司外，还包括住户和非金融性公司。
2、金融原则。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3、合并原则。社会融资规模涵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通过间接或直接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因此在统计社会融资规模时，不仅要将金融机构间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合并处理，并且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与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也要避免重复统计。
4、增量和计值原则。社会融资规模是增量概念，为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或当期发行或发生额扣除当期兑付或偿还额的差额。
5、可得性原则。是指计入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应是可统计和计量的，并且其数量较大，对经济有较明显影响。
B. 社会融资规模中，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余额有什么区别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所有活动的最初成果即基本成果。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余额是活动履行结束后的所剩下的余额［即收入后又履约再支出后的剩余］。
C. 全国社会融资存量及增速 英文 怎么说
全国社会融资存量及增速
National social financing stocks and growth
英 [stɔk] 美 [stɑk]
n. 股份，股票; 库存; 树干; 家畜;
adj. 常备的，存货的; 陈旧的;
vt. 提供货物; 备有;
vi. 出新芽; 囤积;
D. 社融余额是什么意思
就是社会融资余额，是指通过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配置资金后依然留在账面上的那部分金额。
E. 社会融资规模 包括哪些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内量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容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是增量概念。
这里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
具体看，社会融资规模主要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和其他金融工具融资十项指标。
F. 社会融资总量是如何计算的
社会融资总量统计数据完整可得，采集及时准确。社会融资总量是增量概念，为期末在数据汇总方面，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和所有权关系相互轧差，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
G. 央行行长易纲专访释放六大信号！提到了数字人民币、货币政策
5月26日，央行官网发布央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就重点问题接受《金融时报》《中国金融》记者采访全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采访内容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经济数据转好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安排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待加大。
易纲认为，目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常态，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4月份制造业PMI为50.8，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易纲称。
易纲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根据央行数据，去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6个百分点；同期社融增速为10.7%。业界有时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考虑到今年名义GDP增速低于去年，而M2和GDP增速目标高于去年，宏观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
五方面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市场高度关注这一工具的具体内容。
易纲解读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包括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信用债融资方面，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公司信用债净融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PPN）净融资规模2.2万亿，今年增加1万亿的目标意味着净融资规模将达到3.2万亿。今年市场利率下行，债券发行利率也走低，增加信用债融资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全年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048亿，其发行主体主要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易纲提出的目标相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
金融风险关注银行风险，疫情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19）》披露了时间表：2018年边制订攻坚战行动方案，边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已实现良好开局；2019年承上启下，全面、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2020年是攻坚战收官之年，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易纲认为，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在各类风险中，易纲重点关注银行风险。易纲表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具体来看，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态势，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弱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第一季度，城商行利润同比下降1.2%，农商行利润同比仅增长1.9%，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7%和9.4%。
资本充足率方面，第一季度，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仅上升0.01个百分点，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更是同比下降0.16个百分点，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则分别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和0.6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同比分别上升0.57个百分点和0.0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下降0.0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下降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同比分别下降29.37个百分点和6.7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则上升了7.71个百分点。
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19年8月，央行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LPR参考MLF，贷款利率则锚定LPR——央行的政策利率能直接传导至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于2020年3月1日如期启动，并将于今年8月完成。
目前来看，货币政策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明显增强。央行数据显示，4月的1年期LPR品种报3.85%，相比改革前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46BP；5年期以上LPR品种报4.65%，相比改革前下降了25BP。企业贷款利率降幅更大，2020年3月，一般贷款利率为5.48%，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下降了62BP。
易纲认为，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
易纲指出，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数字人民币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易纲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他表示，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
易纲表示，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这一目标增速相比去年提高10个百分点。不过，去年普惠小微贷款任务超额完成。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五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6万亿元，相比上年末增长53.1%。
一直以来，大量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结就在于缺乏足够的抵质押物。而信用贷款不需要企业提供完全担保，银行凭着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信誉的了解发放贷款，能够帮助诚信经营的企业快速获得融资支持。
2020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其中，信用贷款占15.4%，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信用贷款业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以下为央行网站披露的专访全文：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您怎么看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
易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人数超过540万，并仍在扩散。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失业人数大幅增长。特别是二季度，各国抗疫采取的“大停摆”措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集中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认为，二季度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经济收缩强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的大萧条。全球金融市场在前期巨幅震荡后有所缓和，但基本面因素持续严峻，风险并未消除。
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重大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记者：为应对疫情冲击，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了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在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看效果如何？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易纲：为对冲疫情影响，2月1日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迅速出台了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加大总量逆周期调节，创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疫情暴发以来实施的对冲政策累计达5.9万亿元，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总量上，我们通过3次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超预期投放流动性，坚定支持我国金融市场在春节后2月3日如期开市，坚决稳定金融市场信心。
价格上，我们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行，并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结构上，我们根据疫情形势，精准施策，积极运用3000亿元专项优惠再贷款、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6000亿元新增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优先支持疫情防控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等。
政策配合上，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对于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期限，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这些综合举措，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在大部分经济指标下滑的情况下，货币信贷逆势增长。1-4月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1.1%和12%，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体现了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今年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量增、价降、面扩”。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1%，增速比上年末高2个百分点。4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24%，比上年12月下降0.77个百分点。4月末在金融机构有贷款余额的中小微企业超过2800万户。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记者：当前，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凸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请问央行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有哪些举措？
易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一是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防疫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也就是支持保供。截至5月23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支持银行向7000多家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款近2800亿元，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5%。专项再贷款是特事特办、特事快办，在抗疫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放之前有严格流程，发放之中有台账制度，发放之后有审计部门的核查，对违规发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了专款专用。
二是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融资支持。截至5月21日，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支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含贴现）共4720亿元，共支持企业（含农户）57万户。专用额度政策设计是市场化的普惠金融机制，兼顾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中小银行的保本运营，对银企双方都是可持续的。
三是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4月30日，金融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了延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即对于2020年底前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2020年底前存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应付利息，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实行应延尽延。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小微企业应急转贷、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业链恢复运转。推动及时支付条例加快落地，加大核心企业账款清欠。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督促核心企业账款确权，推动应收账款更多使用权责清晰的商业汇票。
记者：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哪些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加大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有哪些防范措施？
易纲：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金融委具体要求，金融部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平稳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有效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但是，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同时，若国际疫情形势长期化，全球经济增长受损日益严重，境外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仍会蔓延，对我国市场造成冲击，并给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带来不确定性。
下一步，我们会在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中，人民银行将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处理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突出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一旦出现重大金融风险，相关股东和债权人应依法承担相应损失，严厉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违法违规、失职渎职等行为。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一步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人民银行已经分别于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人民银行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LPR与市场资金供求相关性明显增强。比如，2020年5月发布的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85%和4.65%，自去年8月改革以来分别累计下降0.4个和0.2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市场资金供求变化。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增强。2020年5月中旬，新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贷款基准利率0.9倍的占比为35.3%，是LPR改革前的近4倍，贷款利率的隐性下限已被打破。
三是有效促进了贷款实际利率的降低。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
四是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记者：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近年来金融部门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开放举措的落地情况如何？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今年在金融开放领域还有哪些新举措？
易纲：近年来，金融部门集中宣布了40多条对内对外自主开放措施。目前，这些措施落地进展良好，绝大多数措施已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落地。
一是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限制不断放宽。
二是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三是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近期，万事达卡进入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筹备申请已获批，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贝莱德、路博迈等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这些开放措施着眼于提供开放、包容、充分竞争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部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风险防范，推动金融监管的能力、强度与金融对外开放相互适应、齐头并进。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内对外自主开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全部切实落地，吸引更多外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
三是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尊重契约，保护产权，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机制，将更多的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强化竞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记者：中国央行很早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并且已经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大意义是什么？目前测试工作进展如何？预计何时能够正式发行？
易纲：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人民银行较早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2014年，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经批准，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记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央行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做好“三农”方面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易纲：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金融支持与风险防范相结合，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组织、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抓好金融扶贫政策落实落细，强化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大“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
二是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和发展扶贫产业，推动金融支持与产业扶贫融合发展，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金融支持。
三是促进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加强贫困地区信贷资产质量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的监测，及时提示预警，防止出现“因贷致贫”。
四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支付、征信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五是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能力，系统总结宣传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开展2020年后续政策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H. 保监会34创新体制
银行支持科技创新有哪些“拦路虎”
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第一要务。在此过程中，金融的功用尤为重要。作为经济活动的血脉，金融对推动科技创新、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有导向、支撑与促进作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消除金融服务“拦路虎”，促进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金融业有许多工作要做。
——亚夫
■我国高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关金融约束已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在当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下，充分挖掘和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推动相关机制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需跨越的重要关坎。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李若愚
加快推进银行体系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200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开启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期，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明显加快。就银行体系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1．科技支行加快建立
2007年，全国工商联向“两会”提交设立科技银行的提案，并建议在有条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进行试点。科技银行是指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其业务主要为高科技企业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新产品试验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业务提供产品服务。美国的“硅谷银行”是科技银行成功的典型模式。我国科技银行的成立在参考美国“硅谷银行”模式基础上，结合了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的客观实际，采取了成立“科技支行”的方式。
2008年，在科技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共同推动下，省市地方科技部门积极与地方银监会和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国内商业银行设立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支行。自2009年1月成都设立全国首批两家科技支行以来，科技支行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主流商业银行均已设立了科技支行。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成立科技支行60多家，江苏省是全国设立科技支行最多的省份。2011年11月，中美合资浦发硅谷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技银行。
为更好地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科技支行通常享受“一行两制”的特殊政策。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科技支行进行了多种金融创新。主要有：建立专门的银行贷款评审指标体系；引入科技专家进入银行贷款评审委员会；开办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主的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了大量“弱担保、弱抵押”信贷产品；与风投机构、担保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创新经营模式；探索建立单独的贷款风险容忍度和风险补偿机制。
2．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
自2008年银监会、人民银行启动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以来，全国部分地区相继开启科技小额贷款工作。2009年全国首家专门服务于科技型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天津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江苏开展科技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天津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只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目标客户的小额贷款公司，不管是制度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十分有限。而江苏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采取了“投贷结合”的新模式，突破了传统。
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以不得高于公司资本净额30%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业务。自试点以来，截至2013年，江苏省共成立了50多家科技小贷公司，主要分布在国家级和省级的高新园区、省级以上的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等。此外，北京、浙江、广东、河北等地区也积极开展科技小贷公司试点，或推动当地小贷公司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3．开展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试点工作
2011年1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关于确定首批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通知》，确定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杭温湖甬”地区、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武汉市、长沙高新区、广东省“广佛莞”地区、重庆市、成都高新区、绵阳市、关中-天水经济区（陕西）、大连市、青岛市、深圳市等16个地区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开展了各种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例如江苏省设立科技信贷增长风险补偿奖励专项基金、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成都高新区探索出由政府引导、民间基金积极参与，以及以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为主体的新型融资模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地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武汉市打造“科技创业投资+银行专项贷款”服务模式，上海市创新银保合作产品，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贷款”等等。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16个试点地区共出台342项科技金融政策，上海、浙江等11个地区设立的科技金融专项资金总金额达32亿元，建立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2014年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工作，将更多地区纳入试点范围。
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面临哪些问题
1．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存在“先天不足”
理论与经验均表明，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效率远高于信贷市场，这也是美国得以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和工业革命领袖的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银行体系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主体，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相比肩”仍需假以时日。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银行信贷仍是社会融资的主体。
存量来看，截至201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9%；流量来看，2014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达61.6%。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广大科技型企业的外部融资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信贷的形式予以解决。
但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原则与科技创新所存在的高风险特征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成为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性障碍。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吸收储户存款与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追求无风险、低收益的存款人的储蓄资金，因此在把这些无风险的储蓄资金，运用到具有鲜明“四高”特征（即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时，银行会非常谨慎。
实际上，各国监管机构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银行对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比其他金融机构更低的社会容忍度，必须具备更审慎的经营策略，强调稳健经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一般不愿意向高风险项目或高风险企业发放贷款。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在严格的分业经营要求下，长期的经营惯性及制度缺陷使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动力更为不足。一是按照“分业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除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一些中间业务外，不得进入投资银行业务经营领域。商业银行也因而无法承担科技投资的高风险，不具备相关专业人才。二是现有商业银行一直局限于成熟的传统产业运作，局限于传统产业领域客户的营销维护，对科技型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往往缺乏了解。三是现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通常需要通过有形物质的抵押和企业担保来实现。但广大科技型企业的特征不符合银行对信贷服务对象的要求，例如，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多、固定资产等传统实物抵押品少；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专业性强，不确定因素多等。银行传统的“贷大、贷集中”的客户授信主导发展模式并不适应科技型企业“小、散、专”的特点。
2．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银行体系的服务“盲点”
在我国现行银行体系中，提供科技贷款的金融机构有三类：科技银行以及正规银行体系中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目前国内科技银行的实现形式为科技支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资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及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从现实情况看，科技贷款仍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中小高科技企业贷款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自身专业性不够、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原因，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贷款方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政策性银行由于金融资源和现有功能定位的限制以及经营上存在的固有缺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支持也相当有限。大型商业银行虽拥有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源，但由于其规模上的不适应和风险控制要求，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供给也极其有限。作为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营机构，科技银行由于规模小、实力弱，难以弥补科技贷款的缺口。
3．政策性银行对创新支持力度不足
我国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各有侧重，或多或少都提供一些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但都没有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定位，政策性银行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长期缺位。从职责和定位看，这三家银行服务科技创新属于顺带开展的“副业”，其业务中心、工作重心并不在此。
从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看，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1年末科技贷款余额1416亿元，仅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2.6%，科技贷款中，科技中小企业贷款仅占比11.7%。截至2011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科技贷款余额为714.24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仅为5.2%，科技贷款中，中小型科技企业贷款占比仅为6.9%。
4.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科技支行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支行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无法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缺乏经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二是科技支行进行金融交易的信用基础完全源于母行，虽然有“一行两制”的政策，但科技支行在开展业务时仍然受到总行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意愿和业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三是科技支行的风险控制机制与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并无太大差异，过度依赖有形抵押物和质押物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无形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往往流于形式。四是科技支行提供的科技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科技贷款仍是最主要的经营模式，而且没能更好地迎合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五是当前科技支行存在行政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重等制约科技银行发展的异化问题。六是科技支行的员工是从现有员工中进行抽调，往往对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缺乏了解，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作为唯一一家独立法人的科技银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浦发硅谷银行规模小，注册资本仅10亿人民币，且业务受限，目前只能开展针对企业的在岸美元业务。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用于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本和同业拆借，放贷能力不强。
另外，受制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我国目前发起的科技银行基本是债权型的经营模式，由于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科技支行无法实现硅谷银行的“债权+股权”的盈利模式。而且我国目前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科技银行同风险投资缺乏联系。
5.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单一缺乏对创新支持的针对性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当下，国内各家主流商业银行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设计了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质押、出口退税质押、存货抵押、发票融资、应收租金保理、合同能源管理等一系列“弱担保”措施或金融产品。然而，由于银行内部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到位，客户经理营销积极性不高，决策层也不愿承担更大风险。科技企业实际准入门槛并未降低，“强担保”仍然是各家银行对该类客户的主流担保方式。多数商业银行还是采用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开展专利权凭证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创新型业务的银行并不多。
6.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薄弱
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问题，可通过抵押和担保等信用增进方式来解决。目前银行对科技企业发放贷款时，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库存商品抵押贷款等抵质押方式由于抵押物的流动性限制，其发放规模有限。据报道，在我国拥有的163万项专利中，近十年来只有682项获得了银行质押融资，不到总数的0.05%，融资总额不到50亿元人民币。
从国际经验看，信用担保机制通常由政府设立而不采用商业性担保机制。因为政府信用远高于商业性担保公司，以政府为主设立的信用担保机制不仅可以与银行共担风险，还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我国以商业性担保为主流，截至2013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中国有控股占比23.5%，民营及外资控股分别占比23.5%和76.5%。商业性担保公司要求的3%至5%的担保费率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为规避风险，商业性担保公司通常还会提出反担保要求，并要求贷款客户缴纳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从体制机制着手推动银行体系服务科技创新
1.引导商业银行推进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大科技贷款投放力度
在当前信贷规模总体偏紧、银行风险防控和责任压力较大的监管环境下，可借鉴国家对于“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政策，对科技贷款投放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给予贴息、要求“两个不低于”，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宽拨备政策、优先实现科技信贷证券化等。
鼓励商业银行丰富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合作，创新交叉性金融产品。全面推动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逐步扩大仓单、订单、应收账款、产业链融资以及股权质押贷款的规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还款方式创新，开发和完善适合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授信模式。积极向科技企业提供开户、结算、融资、理财、咨询、现金管理、国际业务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
放开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模式上的限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模式还停留在较为粗糙的业务合作关系上，即银行与创投公司或私募机构的合作模式是“财务咨询+多方位的融资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中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财务顾问、项目推荐的代理人和资产的托管人等。如果放开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在合作模式上的限制，允许银行向风险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或贷款，有利于二者实现有机融合。
发展支持科技活动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例如，由商业银行参股设立参与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在规避“分业经营”原则的情况下，以多种创造性方式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产业提供资金，发挥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可以适当放松银行设立或参股服务于新兴产业的新金融组织，如对商业银行设立专门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金融租赁公司，如符合现有准入标准，可加快审批进度，实现优先准入，甚至可在现有准入标准基础上适当放宽条件。
2.探索建立专业政策性银行的可行性与发展模式
由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需要有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风险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机构出现，这正是政策性金融的题中之意。韩国在60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前十的产业大国，这与政策性金融扶持到位密切相关。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探索设立专门支持创新的政策性银行。该政策性银行直接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可为其提供信用担保和贴息，也可为创业风险投资提供贷款，以产生示范效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专门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建立科技银行，既可以为完全商业化、产业化的科技资源提供有针对性、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又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还可以为政府财政投入以及完全市场化的民间资本投入找到衔接平台。从长远看，我国未来建立独立性科技银行的目标模式是美国硅谷银行模式。为此，应当认真借鉴和学习美国硅谷银行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培育和建立市场化、专业化、本地化、互动性、独立性的科技银行，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经营环境的改善，逐步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
专业化的科技银行应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有三种设立途径。
一是由商业银行牵头发起，其他投资者参与的方式新发组建股份制科技银行。相关立法部门、银行监管部门应及时制定专门的《科技银行法》、《科技银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来规范科技银行的运营。国家应出台政策，对设立科技银行在注册资本、资金来源、业务范围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尤其是允许科技银行从事股权投资等创新性金融业务。为使科技银行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要鼓励社会资本参股科技银行，如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参与科技银行的创建等，以完善科技银行的组织构架。
二是商业银行科技支行转型为独立的科技银行。随着现有的科技支行科技贷款业务的不断扩大，风险控制能力提高，并逐渐开发出了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科技支行可从原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设立科技银行，即由科技支行转化为独立的科技银行。可考虑将全国范围内的具有科技银行属性的中小商业银行或科技支行合并重组。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牌照申请、机构设置、资本要求等方面给予扶持。
三是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业化科技银行。目前国家已逐步放开民营资本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的限制，未来应积极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设立专业化程度高的中小型科技银行，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社会资本在科技信贷管理、资产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创新活力。
4.积极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组织
金融租赁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主要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开展资产证券化、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区域适应性，逐步推进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将该模式向经济金融发达区域进行推广。加强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作交流，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合理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增加资金供应能力。政府应出台关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优惠政策，设立风险准备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5.以政府为主体，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与信用担保机制
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方面：一是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通过科技贷款贴息，完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二是建立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政策性保险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吸引其他资金的参股，保险的对象是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
构建国家层面的信用担保框架，引导省市政府尽快建立政府主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可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或出资设立担保基金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通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信用担保机制，使信用担保回归政策性使命。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担保体系实际上主要以地方出资为主，存在担保层级低、覆盖面窄、担保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与市场体制对高新技术担保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担保体系，还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担保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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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有哪些主要特点
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的三大特点：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呈现逐季下降态势。
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贷款两个渠道的融资增长有所下降。
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升，直接融资占比则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