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对冲融资

㈠ “辱母杀人案”暴露的真问题是什么

最近，山东聊城一起高利贷暴力催债引发的“激情杀人案”成为中国舆论焦点。此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原因不只在命案本身，而在其背后汹涌如潮的地下融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影子银行”的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最大变化之一。“影子银行”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在缓解部分企业融资难的同时，其过高的利率（聊城一案融资月息高达10％）进一步加剧了这些企业的资金困局；二是在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违约，很容易引发暴力催债。聊城于欢案只是一个极端的体现而已。
根据法国外贸银行的一项研究，EBITDA（息税前利润）小于利息支出的中国企业占比，已从2010年7％左右激增至17％左右，且增势不减。这一现象非常符合“明斯基金融周期”中第三阶段“庞氏融资”的特征，即企业不断借新债还旧债，以推迟危机的爆发。
因此，如果不着力解决“影子银行”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与“影子银行”相关的悲剧还会持续上演。我们有必要追问：谁是聊城于欢杀人案的“真凶”？
“真凶”一：破产文化的缺位。市场竞争本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破产是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自然法则。在成熟金融市场，投资者、金融机构、员工对企业破产都具有合理预期和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一旦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相关各方都会遵从法院判决，接受损失。而且，在破产中，企业信用与企业家个人信用是区隔的，一个企业的破产不等于企业家个人信用的破产，因为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举例而言，一个身价百亿的富豪旗下拥有众多公司，他完全可以对旗下个别公司的破产“坐视不救”而不会引发社会谴责，即便他完全有能力救。
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道：“有限公司是人类一项精巧无比的发明……假设在13世纪，店倒了，他（店主）还得要卖掉自己的财产以偿还贷款。甚至孩子都可能被卖去当奴隶……如果活在那个时代，创业前可能都得思考再三。”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很大程度是源于“有限公司”概念使创业者摆脱了无限责任。
中国房地产企业
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债严重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正面临资金紧张，它们正进入3年来首次低迷。一些机构预测，今年房价将出现一位数下跌。

中国则不然。虽然《破产法》已于2007年施行，但在现实中，破产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家经营失败的企业破产，会面临重重障碍。第一，企业家个人会被视为信用破产，甚至面临牢狱之灾，东山再起几无可能（考虑到企业家数不清的原罪，企业家更是恐惧破产引发的“秋后算账”风险）。第二，政府阻力：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去阻止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破产，因为政府担心破产引发群体性事件，导致坏账激增（进而影响银行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影响GDP。例如，在赛维LDK 陷入困境后，江西新余政府出台了诸多救助措施，甚至成立了派驻赛维公司的政府帮扶小组，全力帮助企业协调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父爱”之情跃跃然。但在折腾两年后，赛维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导致230亿银行贷款损失。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家对破产是想破、不敢破、不能破。
“真凶”二：法治思维的缺失。企业家在选择地下融资时，往往是自愿的，这样的合同应该是有法理基础的，所以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不超过36％的年化利息是认可的。但一旦出现违约，放贷者显然不愿诉诸法院，因为超过36％的部分是不受保护的。放贷者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于是就“理直气壮”暴力催债。从法律角度看，欠债是民事纠纷，而暴力催债则是侵犯借款人公民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催债人”往往是法盲，就连很多执法机构也存在不少观念上的“法律盲区”。于欢行凶，某种程度上是对司法与执法体系缺乏信心后的无奈自卫。
“真凶”三：不合理的金融制度。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具有显著的信贷密集型增长特征，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M2/GDP比重从不到150％猛增至200％。显然，中国不仅不缺钱，反而“钱太多”，所以才有了惊人的房地产泡沫。但问题是，为何大家的感受总是融资难、融资贵？这与金融体制高度相关。
中国金融体制具有两个关键要素：银行主导、在银行中国有银行占绝对优势。因此，这一金融体制的受益者主要是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而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则往往被排斥。国企只创造了25％的GDP，但却借了55％的债务，这是多么令人心惊的景象啊。在IPO审批制下，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资本市场融资也是不敢奢望的。至于最近几年日趋活跃的风险投资和PE，往往青睐于那些在商业模式、技术方面非常创新的企业。可见，对于众多的中小型民企而言，“影子银行”是无奈的选择。
于欢行凶是表象，真正值得谴责的是破产文化的缺位、法治思维的缺失和不合理的金融制度。面对聊城这起悲剧，我们需要反思的太多太多。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坚定落实依法治国，才能避免更多类似悲剧。

㈡ 明斯基拐点是什么

局内局外 身后身先
有人把这种资产价值急速减缩的恶性爆发称之为“明斯基拐点”。从去年的流动性泛滥到今天的流动性霎间枯竭，这场危机充分演示了明斯基拐点
这场金融危机的损失至为浩大，不但美国道指年下挫幅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全世界的股市价值也被腰斩，人们纷纷查找罪因。被指责最多的，如华尔街的忽悠、格林斯潘长年的积极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和风险意识颓废等等，都不足以解释。于是众口一辞又指责起人性贪婪来，这实在太过于搪塞。人类的进取之心——经济发展甚至文明发煌的引擎——如不加以约束，肯定会堕入贪婪，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格林斯潘检讨，美国整个“智性大厦”已崩塌于去年夏天，他显然认为，以往主流的观念理论无力诠译时下的困境。本专栏显然不合适探讨繁琐理论而不冒犯读者，因此笔者只想介绍美国的一种非主流理论，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导致的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逻辑。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Minsky）对此早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精准预测（人们熟知的投资家索罗斯所谓的“反射性理论”，其实也根源于明斯基的理论）。
明斯基是一个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他早年研读过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当今的经济秩序也持批判态度。明斯基由衷地赞赏凯恩斯的国家积极干预理论，他撰写的《凯恩斯传》相当深刻，堪称经典。对明斯基的理论起决定性影响的则是著名的货币理论学者费雪。费雪对金融系统内的货币周转加速会造成人们的“钱财幻觉”，导致投机欲念炙热，有着深邃的洞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他对经济波动的分析和诠释，建立在“过度负债终将导致急剧的通货紧缩”这样一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幻觉既然可以越来越膨胀，就难保不越来越收缩，这个道理被明斯基牢牢抓住了。
把对费雪的关键理解结合到凯恩斯的框架里，明斯基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他指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不仅仅是实体经济的毛病，更是金融系统的问题，事实上金融部门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最不稳定的。从源头来讲这种不稳定性是内生的，无法根除，而金融业的内在不稳定性必定会演化为金融危机，进而把整体经济拖垮。
在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内在的不稳定性被经济增长的乐观期待所掩盖。人们在风险行为屡屡得逞的刺激下，不断拔高举债杠杆率，而信用的扩张也提供了额外支付手段。经营不断冒进，交易不断扩张，扩张到非借新债难还旧债利息的地步。市场的表现则是资产价格节节上扬，泡沫化加剧。但是经济一旦步入停滞甚至下降期，累积起来的矛盾便迅速被激化。到了某个临界点，盛宴突然垮台。当投资者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偿付债务，不但本金，连当期利息也无法偿付时，投机性资产的损失恐惧会迫使放贷者急速收回贷款，流动性顿告枯竭。清偿债务的压力迫使债务人大幅降价求售资产（不管是投机性的还是生产性的资产），导致资产价格的整体崩溃。此时违约背信的行为泛滥，信心丧失殆尽，而恐慌和猜忌的情绪也在到处弥漫。
有人把这种资产价值急速减缩的恶性爆发称为“明斯基拐点”（Minsky Moment）。从去年的流动性浮滥到今天的流动性霎间枯竭，这场危机充分演示了明斯基拐点。明斯基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深刻洞察和对经济周期的诠释和预测，应该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惜，他已于1996年死于癌症。
在他的名著、1986年出版的《如何稳定不稳定的经济秩序》（“Stabilizing an UnstableEconomy”）里，明斯基对金融系统内在的不稳定带来的经济周期震荡的动态过程有很好的刻画。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资本主义经济从一个由“对冲保值项目”占主导地位的融资结构逐渐演变成为日益充斥着“投机项目”和“庞滋项目”的融资结构。
在“对冲保值阶段”，主要的融资对象是通过正常经营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按期偿还债务的利息和本金的企业及项目。此时金融服务是必要而积极的一环，在配置资源和调解风险等方面有正当和健康的贡献；然而到了“投机阶段”，融资的方向逐渐偏向投机性的企业和项目，它们的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仅够付息但未必能按期偿还本金，需要不断借新还旧的债务滚动才能维持；当融资继续扩张到了“庞滋阶段”，主要投向高杠杆高风险的企业和项目，它们的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连付息都有困难，唯有依赖不断举新债才能应付旧息。在外界相信债务人的资本亏空只是暂时性的，尚能得过且过，还能寄希望于未来会朝良性发展时,债务危机还不至于立即暴发。在投机性和庞滋型融资充斥的阶段，也就是当企业的债务，即高杠杆率的借贷资本，越来越难以用经营的利润来偿付的时候，危机已然四伏，“明斯基拐点”随时会降临。
人们或许以为，庞滋型融资（俗称 “非法集资”、“老鼠会”）只是一百年前的历史陈迹，在监管不到位的欠发达国家才会发生，那是天大的自欺。按照明斯基的理论，让许多江湖高手都折戟其中的麦道夫骗局，将来还一定会在美国发生（虽然可能是在新名目下以新面目出现）。
明斯基生前被主流经济学派排拒，饱受杯葛。毕竟，明斯基理论也附带揭示出资本家们的赚钱博弈的不正当和荒谬性，导致他们在良知上不能怡然自得。不过，他也有追随者。MIT的名教授金德尔伯格，对经济周期波动和人类投机行为的历史素有研究，就赞扬明斯基的模型“有效地说明了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历史”，认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充分描绘了外部冲击、信用扩张、过度负债、资产泡沫化、市场骤然逆转、信用霎时枯竭以及通货急剧紧缩等金融危机的基本模式，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内涵。
至于业界，识货的人也颇有人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格罗斯（BillGross）及其同事就非常倚重明斯基的学说。但他们的着眼点是找准时机来进行逆势操作：在大众贪婪时放空，而在大众恐惧之际吃进，通过判断“明斯基拐点”，进行大博弈。
明斯基拐点出现后如何收场？金德尔伯格在《金融危机史》里说，政府如果不关闭市场限制交易的话，那么就只由中央银行强行注入流动性，力挺大金融机构，为信贷市场解冻，缓解人们的资金需求。至于能否重建市场信心，则要看民众能否缓过劲来，重新试图购买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相信它们的价格已经跌到不能再跌了。

㈢ 庞氏融资的概念与特征

1、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的庞氏融资
金融不稳定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Minsky)提出。明斯基是现代金融理论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斯基被公认为当代研究和解释金融危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因为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明斯基就提出了“金融不稳定性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并先知先觉地预见了几乎整整一代人都无法理解的经济转型和金融危机。如今，金融不稳定理论已成为金融领域的经典理论，并被人们不断完善和讨论，成为政府加强金融监管和实行金融管制的理论依据。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首先从金融体系内部入手，从债务人的类型结构进行分析，结合经济周期理论来探索金融危机的根源。明斯基认为，为投资而进行融资活动是经济运行中不稳定性的重要来源。明斯基根据收入-债务关系，将市场中的融资行为分为三种类型：
(1)对冲性融资(hedge finance)，即债务人期望从融资合同中所获得的现金流能覆盖利息和本金，这是最安全的融资行为;
(2)投机性融资(speculative finance)，即债务人预期从融资合同中获得的现金流只能覆盖利息，这是一种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头寸进行融资的行为;
如果通俗一点讲那就是，在第一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稳健保守，因为负担少量债务，所以由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足够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在第二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开始增强，由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仅仅能够偿还债务利息，而债务的本金还要继续滚动下去;而在第三种融资行为中，债务人只能靠融资所形成的资产升值、变现后带来财富的增加来维持自己对银行的承诺，如果资产不能升值那么只能将债务继续维持下去，这势必呈现出很高的财务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债务无法偿还，而且借款所形成的资产价格也会出现暴跌，从而引发金融动荡和危机。现实中，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庞氏融资一个生动展现。次贷危机发生前，人们依靠银行的信贷购进了房产并以此作为抵押，如果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抵押品就越来越值钱，银行的业务就会越做越大，信贷就会放松;一旦地产价格急转直下，抵押品价值严重缩水，众多的购买者丧失了分期付款的能力，即使银行收回了房产，也无法抵偿银行贷款，危机由此产生。
金融不稳定理论还认为，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投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在经济景气时期，人们承担风险的偏好加大，高收益使投资者在承担风险方面变得越来越不谨慎，公司和个人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增加并超过偿还债务部分，自然就会产生投机的陶醉感。但是，由于市场是波动的，任何投资收益都存在不确定性，当债务超过了债务人收入所能偿还的金额时，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所制造的借贷泡沫随之破裂。此时，银行和债权人必然会收紧信用借贷，作为结果，金融危机同样会殃及到那些能够负担借款的公司，于是，经济全面紧缩。
有必要说明的是，庞氏融资是明斯基在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经过严格定义了的专门术语，它和人们通常所说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并不是一回事，庞氏骗局必定是一种欺诈融资行为，而庞氏融资却不一定包含欺诈行为。在著名的《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一书中，明斯基对庞氏融资做了进一步解释：庞氏融资通常与边缘性和欺诈性的融资活动联系在一起，虽然其最初的意图并不一定是要进行欺诈。
2、中国的民间借贷已成为庞氏融资
7月25日，据《羊城晚报》记者调查，近来民间借贷利率已普遍涨至月息6分到8分，换算成年息高达72%~96%，个别民间借贷公司年息甚至上升到120%。当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65%，广州民间借贷利率最高已达银行贷款利率的18倍。报告提到，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而野村国际(香港)曾对中国内地的“影子银行”作过调研，按照其公布的数据，2010年“影子银行”贷款余额为8.5万亿元，相当于全年GDP的21%。
8月1日，招商证券(11.88,-0.03,-0.25%)行业研究员罗毅、肖立强推出金融行业深度研究报告——“流动性不平均下的民间融资盛宴”，报告估计，全国民间融资规模为6~7万亿元，约占人民币存款总额8%，几乎接近7~8万亿元的年度信贷规模!
8月10日，国内主要财经媒体报道，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三季度形式分析会上明确警示信贷风险，并指出有3万亿元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一季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027家，其中400多家是今年新开业的;分布在全国的各类担保公司、典当公司数量高达上万家;在我国东南沿海和江浙一带，地下钱庄和标会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各类机构参与民间借贷市场?为什么大量的资金没有进入银行体系而是选择了民间借贷市场?答案只有一个——追求高额利息!也就是说，目前的民间借贷市场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利贷市场!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高利贷是旧中国的社会毒瘤，事实上，在任何经济社会里我们都不难找到高利贷这种经济鸦片的踪迹。最近，媒体不断报道一些民营企业家因逃避巨额债务而自杀的消息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果仅仅从定义上理解，高利贷包括了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两种情况，但如果从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所显示的融资成本数据上看，目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上的绝大多数融资行为已经演变成为典型的庞氏融资。耐人寻味的是，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从逻辑上包括了三层含义：庞氏融资、金融不稳定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么，中国式庞氏融资又说明和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还是看看明斯基是怎么说的吧：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所占的比重越大，经济中总的安全边际就越低，同时，融资结构的脆弱性就越严重。

㈣ 什么是金融脆弱性是什么 ，怎么解释

我想你把下面的短文看明白了就理解了。 从银行角度解读金融脆弱性。 为了更好的解释Minsky的金融内在脆弱性理论，Kregel引用了“安全边界说”（Margins of Safety）。Graham和Dodd认为，利息承诺的收益保障是安全边界的最全面衡量手段。安全边界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保护，以防不测事件使得未来不能有良好记录。对于贷款人和借款人来说，认真的研究预期现金收入说明书和计划投资项目承诺书，是确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安全边界的关键一环。与借款企业比较，商业银行对整体市场环境和潜在竞争对手更为熟悉。虽然商业银行不缺乏理性，但对未来市场状况的把握仍是不确定的，贷款风险仍然存在。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决定还主要是遵守所谓的摩根规则（JP Morgan Rule），即是否贷款主要看借款人过去的信贷记录，而不用太关注未来预期。但Keynes认为人们极其缺乏决定长期投资项目收益的知识，因此借款人过去的信用记录没有太大意义。他认为商业银行的贷与不贷偏好依照惯例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普遍看法，以及参照其他银行正在贷什么项目。经济扩张、安全边界与信用记录权重的相互配合，使他们都变得很自信，没有发现信用风险敞口正在扩大，于是产生了金融脆弱性。 借款人与商业银行的经历类似，只是有个假设条件，即企业所投资的项目将会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在向银行借款时，企业的这个假设条件并没有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验证甚至超过预期，使借款人对自己当初的投资充满信心。但这种实际情况有时并不是真实的，正如Keynes指出的，这种繁荣并非是企业的真实能力，仅仅是由于投资在一个扩张的环境中而已。Minsky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当前对未来的看法影响着资本性资产的价格，所以融资条件的形成机制常常是由正的、失衡的回馈所控制。由于扩张期的投资预测错误很难被发现，借款人和银行都变得非常有信心，安全边界就不断的被降低。对于这种自信心，Keynes认为是非理性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称为“非理性亢奋”。 金融脆弱性正是建立在安全边界的变化上，即那些缓慢的、不易察觉的行为对安全边界进行侵蚀，由此产生金融脆弱性。当安全边界减弱到最低程度时，即使经济现实略微偏离预期时，借款企业为了兑现固定现金收入流量承诺，也不得不改变已经计划好了的投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拖延支付，或另找贷款，若不能实现，就只能推迟投资计划，或变卖投资资产。随之，将开始经历Fisher提出的债务——紧缩过程。Keynes认为在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情形下，假定未来会重复过去，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注重以前信贷记录的摩根规则有其合理性，也可认为金融脆弱性具有内在性。Kregel指出，即使银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这种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对于金融脆弱性也无能为力，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运作的自然结果。 Diamond和Dybvig在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D-D模型，并论述在金融市场上有可能存在多重平衡。他们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资产流动性的缺乏。在此研究基础上，Jacklin 和Bhattacharya研究了由于生产回报不确定性带来的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明确提出了可能引起挤兑的因素，并认为挤兑是由经济上相关指标的变动引起的“系统性事件”。Greenaway和David等人指出，一个安全和健全的银行体系是实质经济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银行储备资产比率的变化对货币供应有着重要的影响。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国家出面提供存款保险以减少挤兑的发生，但这又会恶化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因此，对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关键是要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定性。这些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脆弱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Frankel和Rose, Sachs, Tornell和velasco以及Honohan等的研究强调了对外借款尤其是外币面值的短期债务，对测量通货膨胀和货币风险程度起着重要作用。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银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Mckinnon和Pill的研究强调了过度借债的作用，特别是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Corsetti, Pesenti和Roubini则认为投资者意识到银行与公司债务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才会引发金融危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Stiglitz)认为金融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本身蕴藏着的引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就比一般工商企业多得多。尽管经济政策能够影响波动幅度和持续时间，经济波动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 Koskela and Stenback所构造的银行信贷市场结构与风险关系的模型表明，通过贷款市场的竞争来降低贷款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不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而且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使社会净福利增加。

㈤ 谁能介绍一下经济学里的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80年代，其政策主张兴盛于90年代。其代表人物多为美国经济学家，如Q．A．阿克罗夫、J．耶伦、G．曼奎、B．伯纳克等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但是，却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的观点和“预期到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粘性，这样，在短期仍然会出现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现象，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新凯恩斯主义并不仅仅是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张，他们还特别强调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调节经济的思路，主张从长期着手、从供给方面着手来考虑经济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还强调巩固性的财政政策，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是有害的，它会引起投资的减少(基础效应)和贸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还研究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机制，如提出了在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方面，不应只考虑利息率，还应该考虑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机制。新凯恩斯主义同传统凯恩斯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他们所主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虑需求方面，也考虑供给方面；既考虑长期，又考虑短期；既注重微调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视结构性 政策在长期的效果。可以说，新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既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合理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又在吸取80年代以来一些宏观经济实践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㈥ 一将功成万骨枯，下联怎么对

后赵军队直指棘城，慕容皝看见城外漫天的旌旗、营帐，寒意从心底升起，他不是神，他也会恐惧、会害怕，所以他的打算是：逃跑。

部将慕舆根拦住了他，说：“赵强我若，如果大王离开，您这么多年的积累都会被他们抢走，赵国会更加强盛，到时候您用什么复国？我们棘城粮草充足，完全可以坚守，怎么可以望风而逃，这不是要亡国吗？”

封奕也说：“石虎残暴至极，人神共愤，他现在倾全国之力而来，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国内必生变故，我军只需要坚守以等待击败石虎的机会。”

在众臣的鼓励下，慕容皝信心大增，决心死守棘城。十几天过去了，石虎没有攻破棘城，反而从国内传来了儿子们争权夺势的消息，石虎于是决定撤军回国。慕容皝的第四子，十八岁的慕容恪，十六国时期的十大名将之一，第一次闪亮登场，他申请率领二千精兵追杀赵军。赵军毫无防备，被打得丢盔卸甲，慕容恪一路狂追，斩杀赵军三万余人，俘虏无数，大获全胜。

此战中，赵军中只有石虎的养子石闵（也就是冉闵）率领的军队完好无损，在棘城反击战中，慕容恪和冉闵一战成名，也是这两位名将第一次在战场相遇，他们注定了成为一生的对手。

此时潜伏在密云山的段辽在山里待不下去了，他决定出山投降，他先是派人联系石虎投降，信使都出发了，他后悔了，决定向燕国投降，又派人联系慕容皝，还准备联合燕军伏击后赵军队，这人也是没节操没底线到极点了，连投降这样的事都首鼠两端，也难怪段氏鲜卑的基业会毁在段辽的手上了。

石虎派了麻秋率领三万人马去接收段辽的部队，慕容皝的天才儿子慕容恪受命率领七千人伏击。果然，赵军大败，副帅被俘，可段辽的结局也不怎么样，慕容皝并不放心他，打败赵军后，找了个段辽密谋叛乱的借口，将其诛杀，段氏鲜卑从此成了慕容氏的附庸。

坐稳了王位的慕容皝决定继续扩张，消灭宇文氏和高句丽，他想起了他的长兄慕容翰。当初段兰和慕容翰投奔宇文部后，段兰被宇文逸豆归砍了脑袋当礼物送给石虎。而慕容翰虽然留了下来，但宇文逸豆归很不放心他，周围的人也不停地劝说杀掉慕容翰。慕容翰为了保住性命，学习孙膑装疯卖傻、沿街乞讨，宇文部的人都看不起他，对他便不再防范。

慕容翰早年曾多次与高句丽交战，又在宇文部潜伏多年，深知高句丽和宇文部的情况，慕容皝现在准备攻打这两个地方，有了慕容翰肯定事半功倍，于是慕容皝派人偷偷地去了宇文部将慕容翰接了回来。此时，离慕容翰当初出走，已经整整过了七年，所以，人还是要有文化有价值，你的人生才有可能迎来转机。

公元341年，慕容皝亲帅大军攻打高句丽，派王寓率领一万五千人，大张旗鼓地从平坦的北道进攻，然后派慕容翰和第五子慕容垂率四万人从险恶的南道偷袭。结果，慕容翰大败高句丽，攻入了都城丸都，放火烧了王宫，抢走五万多人和无数珍宝，高句丽从此向慕容氏称臣纳贡。当初的夫余国被慕容廆灭了，还有西晋为他们主持公道，今天的高句丽哀嚎声响彻云霄，又有谁能拯救他们呢？

现在慕容皝的后顾之忧只剩下宇文部了，慕容皝倾巢而出，以大哥慕容翰为先锋，弟弟慕容军，四子慕容恪、五子慕容垂，世子慕容儁加上慕容皝自己全部出动。宇文逸豆归派出了宇文部的第一勇士涉夜干率兵迎击，涉夜干一见慕容翰顿时破口大骂，当初宇文部收留了慕容翰，结果反而把自己的底细都给暴露了，两人混战在一起，慕容翰不敌涉夜干，关键时刻，大英雄慕容垂潇洒亮相，一刀将涉夜干斩于马下。主帅一死，宇文部大败。不得不说，慕容家优秀的子孙实在是太多了，个个都闪亮耀眼，这也使得慕容家族的历史像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再优秀的作家也编不出这样跌宕起伏的故事。

在和宇文部的战争中，慕容翰身受重伤，幸亏身体素质好，回家休养了大半年后，总算能够下床了。他知道装疯卖傻躲过宇文部的杀身之祸，却忘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的老话。慕容皝压根不信任他，找了个借口用酒毒死了他。他老爸慕容廆最欣赏的四个儿子：慕容翰、慕容皝、慕容仁、慕容昭，至此三个兄弟皆亡，内部再无人争夺王位，慕容皝成为慕容氏至高无上的王。

消除了内忧外患的慕容皝开始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新政，燕国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富足、军事强大、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公元348年，慕容皝带领着随从游猎，往来驰骋，拈弓放箭，追逐野兽，兴致正浓，不留意马失前蹄摔成重伤，不久病逝，世子慕容儁继位。

㈦ 通货紧缩关系到那一种经济学思想

简单地说，通货紧缩(deflation)是指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下滑。我国当前正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好地分析和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措施?本文简要地回顾并评论自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国外经济学家关于通货紧缩的研究成果，以便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某种有益的启示。

一、凯恩斯的通货紧缩理论及其发展

对通货紧缩研究的回顾首先要回到凯恩斯经济学。因为作为大萧条时代的产物，凯恩斯经济学是以分析和解决通货紧缩为宗旨的。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是IS—LM—AD模型，“IS”表示商品市场均衡，“LM”表示货币市场均衡。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中可以推导出总需求(AD)函数。联立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即能求出均衡的物价总水平和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投资需求不足所引起的。

因此，要解决总需求不足就需要改变这一框架中的一些外生变量，以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使总需求发生“再膨胀(reflation)”。这些外生变量中可以内政府控制的一般包括政府支出、税率和货币供应量等，根据不同的政策内容，可以把政府的政策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从几何图形上看，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引起IS曲线或LM曲线向右方移动，由此AD曲线会向总供给和总需求平面图的右上方平移，结果导致了均衡物价水平和均衡国民收入的同时提高。这样，通货紧缩问题使得到了解决。

凯恩斯理论是一个静态均衡模型，为了使这一理论更加精细，它的很多追随者试图把“时间”引入其中，从而出现了一些动态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加速—乘数模型。

加速—乘数模型描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它指出，经济周期是经济系统内生的，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样看来，通货紧缩只不过是经济周期运行到“谷底”时的一种状态，所以加速—乘数模型隐含了通货紧缩的原因和变化发展的规律。

但是这种动态化并没有解决凯恩斯模型里的很多重大缺陷.就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一缺陷主要体现在，由于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把现代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金融市场的作用--给抽象掉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该理论把金融市场完全抽象掉了，凯恩斯经济学中有两个地方涉及到金融市场，一个是模型，另一个是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来影响货币流通量的“公开市场”。但是金融市场在这两个地方只充当信号传递或“操作平台”的作用，其自身结构成发展状况对实际经济不产生任何影响(参见MM定理)。

当70年代由于“滞胀”的打击而使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受到挑战时，人们就开始批判这种周期理论，这种没有金融市场作用的经济周期理论再也不能被人们所容忍了。事实上，正是把金融市场引入到宏观经济模型，才使人们真正认识到通货紧缩形成和发展的机理。

二、费雪的通货紧缩理论及其发展

除“滞胀”之外，70年代后西方经济波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例如波动开始变得频繁， 一些大的经济波动事实上始于一些小的外生变量的冲击等等，用明斯基(H．Minsky， 1977)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变得脆弱起来。例如，1973—1975的经济危机是一场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石油 价格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所以又被称作是“石油危机”。当时，很多经济学家把原因完全归结到OPEC头上，还由此发展出了一个所谓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模型。

后来的实证分析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其实对当时厂商和居民的石油费用的支出影响很小(Bemanke et a1.，1996)，因此，石油涨价充其量只是导火索，需要重新对经济危机的机理进行认识。 由于凯恩斯理论显得束手无策，所以这个事件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的很多努力。在这些努 力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所谓的“债务—通货紧缩学派”(参见，Delli Gatti et al.，1992， p134)。这一学派强调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另一个是明斯基。

例如明斯基指出(1977)，传统的理论之所以显得软弱无力，主要是没有一 恰当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传统的研究 方法是一种“乡村集市(Village fair)范式”， 即从物物交换中抽象出有关的经济规律，忽 视了很多重要的变量。

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的图景与这种集市贸易完全不同，因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资金、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运动．然后才看到货物的流动，所以应该先分析金融市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他把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 称作为“华尔街(WallStreer)范式”，并由此 提出了著名的“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假说”，强调金融市场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并抛弃了所 谓的MM定理：他认为，正是因为金融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才使得这一经济变得越来越脆弱。

在研究金融市场 作用问题时，金德尔伯格和明斯基发现，另一位剖析大萧条的经济学大师欧文·费雪(I． Fisher)早在40年前(1933年)在其“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中就把他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提出来了。

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不同的是，费雪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解读大萧条的，他认为大萧条是企业的过度负债所致。费雪指出，在1929年之前，由于受经济繁荣前景的鼓励，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其债务比率急剧增长。在危机爆发前，大多数企业已经负债累累，并出现了一些企业由于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被迫破产重组的现象。

当这种债务重组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时，“债务—通货紧缩”的故事就开始了。该故事的具体“情节”是这样的：企业的遗性债务重组会破坏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从而导致企业销售量的全面下降，企业销售量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存款货币增长速度和整个货币流通速度的下滑，这种双重下滑引致了物价总水平的下跃(回想“费雪方程式”所揭示的有关原理)，物价的下跌降低了企业的净值和利润率，净值和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企业资信水平的降低，从而导致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的收缩，货币流通速度和物价总水平又因此而下降(即通货紧缩越来越严重)。

在名义利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货紧缩会提高债务的真实利率，真实利率的上升则意味着企业真实负债的扩大(根据费雪的计算，到1933年3月，由于价格和收入的下降，整个社会企业的平均真实负债已经比1929年初—上升大约40％)。这样，上述逻辑过程又再一次重现。从上述故事“情节”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通货紧缩所具有自我循环和自我加速的特点。

尽管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为大萧条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但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原因及人们对古典理论的逆反， 使凯恩斯的观点流行开来，费雪的这一思想却被不适当地忽视了(格特勒，1988)。

所以，当金德尔伯格和明斯基在70年代重新就费雪的上述思想进行表述时，人们才认识到它的深刻性和金融市场在宏观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由于费雪、金德尔伯格和明斯基的理论没有形式化，因而金融市场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来。这种情况到了80年代便有了很大的改观。 从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运用数学的语言试图把“金融市场”写进主流宏观经济模型，以增强传统模型的解释能力或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新方法。由于对通货紧缩的研究始终是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理论新动向也标志着通货紧缩研究的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发展趋势始终遵循了费雪1933年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Bemanke et al.，1998)。

所以，尽管宏观经济学有很多发展方向，但只有把金融市场引入宏观模型这条脉络才真正体现通货紧缩理论研究的发展。综合有关文献可以发现，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下列两条途径“进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之中。

1．扩大凯恩斯IS—LM分析框架中金融商品的种类，或把金融资产的差异性引入模型。在IS—LM模型中，金融市场有货币和债券两种商品，而真正进入到这一模型中的则只有货币(因为瓦尔拉斯定律的缘故)，其作用被浓缩于I如曲线中。因此，要把金融市场的作用引入则必须至少存在三种金融产品。伯南科和布林德(Binder)1988年的CC—LM模型是这一发展方向的典型代表j在这一模型里，伯南科和布林德用CC曲线来取代传统的IS曲线：“CC”是“信贷(credit)”和“商品(commodity)”第一个字母的合称，代表着信贷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同时均衡；在原来的IS曲线中，投资只是利率的函数，而在这里投资却由无风险债券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共同决定，而且银行贷款和债券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的关系(否则就会变成IS曲线)。

这样，该模型涉及到了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等三种金融资产。这时的“债券”则被定义为除货币和银行贷款之外其它所有金融资产的一个组合(portblio)。CC曲线和LM曲线决定了均衡的债券利率和均衡的国民收入。当货币当局减少对货币的供给时，它不仅使I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而且也使CC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从效果上看，它比IS—LM下的物价总水平和国民收入所减少的数量要大。这就是说，IS—LM模型里的通货紧缩要比模型里的通货紧缩严重。 尽管伯南科和布林德的上述做法被后来很多经济学家所模仿，但由于这一理论缺乏微观基础，所以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则沿着下列路径把金融市场引人宏观模型。

2．放松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的假设条件。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严生了很多新进展，其中对后来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有两项，一项是不对称信息研究的突破(Alkerof，1970)，它迎合了宏观经济学对微观基础的需求；另一项是卢卡斯在1972年所发展出来的随机增长模型，该模型所强调的信息结构的作用、动态均衡分析和系统的外生冲击现在已成为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时所遵循的范式。

在卢卡斯(1972)之后最有影响的是真实周期模型(RBC)，它是克地南(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在1932年正式提出来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现在已成为西方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的一个重要章节(如Romer，1995)。对于这一理论而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实证检验，因为它提供的是一套基于理论基础的计量经济模型和方法。真实周期模型考虑的是一个代表性的经济代理人，该代理人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生产者。从优化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中可以知道最佳的劳动和资本使用量，以及出清的工资和资本价格水平。

市场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均衡的。一个外生的冲击(真实周期模型研究的是实际冲击，例如技术进步、政府购买)可以使经济暂时偏离市场均衡水平，但通过一个收敛式波动很快又会恢复均衡。在 RBC模型里，金融市场仍然是一个没有任何摩擦的场所，即假定MM定理成立，因而金融市场是不会对实际经济产生任何影响的； 显然，这与我们实际所见到的情况有很大的距离。放宽上述那种对金融市场的假定就成为一种比较接近于现实的努力方向。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金融市场是通过投资而进入到宏观经济模型的。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金融市场在这里的作用就象是在真实经济周期中“安装”了一个“加速器“：这就是说，那些影响该经济系统的噪音经过该加速器后会被放大，使得繁荣的经济会愈加繁荣，萧条的经济会愈加萧条。因此，这种基于不完全金融市场的模型又被称作是“金融加速器(FinancialAccelerator)模型”(Bernake et al.，1996)。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金融加速器模型的具体理论发展。 对金融加速器模型最有影响的研究要首推伯南科(B．Bemanke)和格特勒(M．Gertler)于1989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已经成了该领域的经典文献，后来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文章都要提到它。

在这篇文章里，伯南科和格特勒对从戴蒙德1965年的世代交替模型(OLG)中发展出的RBC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改，并以此来说明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在他们的模型里，每一代的经济行为人都只能生存两期，即年轻和年老两期(假定初始时存在一批上一代的老年人)。

每个人只在年轻时提供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然后把一部分行动收入(储蓄)用于投资，以便从投资收入中获取老年生活的来源；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从事直接投资的人被称作是企业家，他们在人群中的比例是固定的，假定每个企业家都有一个投资项日(project)，但每个企业家的投资技术不是同质的(该技术是一种禀赋．正是这种禀贼才把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区分开来)，而且对项目的整个投资而言，企业家通过其年轻时的劳动所积累起来的自有资金是不足的，所以他必须向外进行融资。这样，企业家在金融市场中就扮演了一个借款人的角色。除了企业家之外的其他人的投资被称为间接投资，他们在金融市场中充当的是贷款人角色。

由于商场中存在不对称信息，即关于投资项目的收益是企业家的私人情息，而贷款人需要耗费成本才能观测到(即汤森1979年所说的状态识别成本(CSV))，所以贷款人为了避免企业家的道德风险而给自己所带来的损失，就把贷款合约建立在借款人的净值之上。借款人的净值越高，代理成本就越低，因而贷款人愿意提供的贷款数量就越多，反之则反是。

通过上述条件，可以求出市场的均衡解，得到存在代理成本时均衡的借款量和企业个数。显然，此时的均衡相对于无信贷约束时的均衡来说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接下来所要分析的是，当经济系统遭受一个负向的外生冲击时，该系统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假定该冲击减少了企业的净值，净值的减少意味着企业家借款数量和自有投资的下降，从而减少下一期企业家的投资项目，而投资项目的减少则会减少下一代年轻人的就业和社会储蓄水平。

这样，在没有其它外生力量的影响下，这种负向、冲击会在该经济系统中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或者说，基于不完全信息基础之上的金融市场中是可以放大外生冲击的影响并使之持续下去的。这种理论解释了通货紧缩形成的机理和所具有的恶性循环特点。

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方向的后来所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对伯南科和格特勒上述模型的扩展或精细化。

三、一个简单评价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外主要的通货紧缩模型都是和30年代经历过大萧条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和费雪的思想分不开的。80年代前的通货紧缩模型侧重于从总需求的角度来分析通货紧缩，80年代后的模型则主要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通货紧缩。

从通货紧缩所具有的自我加速和自我循环的特点中，我们可以发现通货紧缩的危害和如果不及时治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尽管 我们可以象评价一切西方经济学那样指责它 的一些假定不真实。但不可否认，从它的发展 中我们可以看到该理论向现实经济的逐渐逼 近的趋势。 就金融加速器模型本身来说，由于它所考虑的金融市场只是信贷市场，因此，我们会感觉到它过分地强调了某些因素的重要性， 而忽视当前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及新的融资手段不断出现的现实。

比如，这种理论强调企业净值或自有资本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继而对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冲击。而在现实中，一 些企业总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改变其自有 资本存量的，例如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债券转股权的方式、资本重组的方式等等。所以 在美英这样有着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大企业的融资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上述那种很强的相关关系：格特勒等人1995年的实证分析也只是证明了净值对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在一个间接融资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里，上述通货紧缩理论特别是金融加速器模型就显得很有解释能力，例如对于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就是如此。在亚洲经济里，“过度银行化”是其一个重要特征(胡祖六，1998)，企业主要依靠信贷市场进行融资。

如果我们以国内信贷占GDP的比率来衡量银行在一个地方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996年日本的这一比率是 207%，泰国是157％，韩国是134％；而在欧美地区，除了英国外的其它国家的这一比率都没有超过100%，例如美国是58%，法国是 82%，意大利是52％。信贷市场的这种核心作用对亚洲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学者都指出，这种过度银行化是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萧条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目前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本也主要来自于银行。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加快，银行的行为逐渐趋于内生化，例如在决定是否给予企业贷款时，越来越从贷款的风险和收益考虑问题。

由于银行的这种变化及企业的真实负债率不断提高，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宋国青，1998)，我国经济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费雪1933年所描述的“债务—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论这种判断是否准确，不可否认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对国外的通货紧缩理论产生关注，并尝试着去运用该理论来分析我国所存在的问题。
http://fol.math.s.e.cn/mjdj/content/content.php?tb=mjdp&id=65

㈧ 美国的债务规模为何越来越高

美国经济有一个矛盾的现象：一边大规模减税，另一边财政赤字又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足够的税收，财政赤字如何填补？美国目前的财政赤字主要通过国债融资来弥补。但是，通常政府发行债券又要以这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作为基础，若税收不足，国债又怎么能够融得到资金呢？但实际上，美债依然是全球最稳定的资产之一。

后来，伴随着美联储政策的转向，一种复兴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MMT）也出现了。

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雷（师从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等人综合了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科纳普的国家货币理论、英尼斯的内生货币理论、勒纳的功能财政理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和戈德利的三部门均衡理论，开创了这个理论。

兰德尔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货币起源学说，他们认为，货币只是一个记账工具，可以理解为欠条。国家发行货币，实际上是帮助市场解决交易问题，促进市场交易便利。

兰德尔认为，政府发行债券与货币是一样的。货币是欠条，债券也是欠条，都只是记账工具。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发行债券不是为了借钱，而是与发行货币一样，都是为了市场交易便利。

所以，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不需要关注债务，只要维持利率稳定，发行货币即可融资。换言之，只要利率稳定，就可以不断地发行货币，支持政府大规模的借债融资。政府可以依靠发行货币获得收入，而不是依靠税收。

这套理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在这套逻辑中，税收似乎被边缘化了。现代货币理论只将税收视为启动货币的一种工具。这个意思就是，联邦政府要求以美元征税，相当于给美元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应用场景，从而启动了美元。

实际上，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它让财政赤字货币化扩展到了最大化。目前，这一理论备受美国各界痛斥。

如今，虽然美联储系统并不承认现代货币理论，但是其实谁都清楚，最近20多年，尤其是2008年之后，美国正按着现代货币理论的套路走。只要美元信用能够维持，那就发币，政府大举借钱。于是，最近十多年，美元发行量与美债总量都同时大幅度增加。其中，美债更是突破了历史最高值，超过了23.2万亿美元。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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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为了自己的钱不贬值，未来几年时间，怎么样做才能保值或增值

要使得自己的钱不贬值，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钱去购买能够跟随物价上涨的商品，或者劳务。

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会出现“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这种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货币流动性的增加，导致同等币值购买力的下降，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通货膨胀。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100块钱过去可以买20斤苹果，但是，现在只能够买15斤，或者说，虽然现在的100块钱可以买20斤苹果，但是，可以预期到，未来一段时间之后，就只能够买15斤了。

这就是通货膨胀。

出现这种情况，最普遍存在的一个大环境是经济面临下滑的危险，或者已经出现了精进下滑的迹象，需要向市场注入资金来刺激经济的活力，主要是限定在投资和生产领域之内。

通货膨胀有一个大的前提是，别的物价在涨，但是自己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增长，或者说，自己工资的增长水平远远不如商品，劳务服务等价格的增长水平，导致虽然自己的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减少，但是已经相对的减少了。

那么，可以跟随超发的货币流动性一起上涨的商品劳务通常有哪些？用自己手中的钱去买点什么才能够使得自己的钱保值，甚至是增值呢？

尽管房地产在国家的政策调控之下，投资房地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目前房价的年涨幅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涨幅巨大，但是，从自住和资产保值的角度出发，房地产仍然是不错的一个投资品种。

另外一个方面，现在投资房地产也不是随便闭着眼买买的时代了，而是应该通过它的位置，以及背后所承载的资源进行有目的的选择。

铝，铜等大宗商品的涨幅也很明显

目前，国内可以投资大宗商品的渠道主要有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两种。

一方面，大宗商品现货市场是要是实体企业在参与，交易金额大，流动性比较差，相当于设定了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对个人投资者不怎么友好，尤其是对大宗商品行业完全不懂的投资者来说。

另一方面，尽管国内期货市场的投资门槛比较低，实行的标准化合约的场内交易，流动性非常强，

但是，因为期货市场实行的是保证金交易和强制平仓的制度，导致合约风险性比较大，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问题，很多投资者因为对期货投资风险的忽视，而导致了与投资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

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在周期性的发展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没有办法避免，因此，如何更有效果的投资也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但是，投资收益永远都对应着应该承担的风险。

对于缺乏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力低的投资者来说，保证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要遵循的一个最大的前提是：保证自己本金的安全。

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考虑资金怎么增值的问题。

如果，自己资金的安全性都保证不了去考虑增值多少，就跟水中看花一样，甚至在很多极端的情形下，成了一种赌。

㈩ 急!求一篇演讲稿.学生会高三的欢送会:与高二就职大会;

在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提出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框架上，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在货币—信用经济的框架内发展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是“特殊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时间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5页）。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和历史的时间中，决策是事先作出的，结果是事后得到的。正是资本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反应造成了货币的特殊属性:

货币的第一个特性是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它来自于利息率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

货币的第二个特性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功能。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歧，可以从对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加以区分的做法上反映出来。不动产不具有流动性，不能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也不存在很高的替代弹性。因此，货币和准货币的这种特性，才使得货币供给的收入流通速度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通过金融创新，使得“一般流动性”状况，而非狭义的货币供给概念，成为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货币供给，不管怎样下定义，必定成为内生的了。

货币的第三个特性是它使货币债务成为可能。金融合同不同于涉及产品和投入价格的远期合同，它把债权人与债务人联系在一起。明斯基（1982）将企业、家庭和政府对融资的态度分成三种类型：套头交易（hedge）、投机(speculative)和负债(ponzi)融资。简言之，债权人放弃了以货币形式的潜在购买力以换取或许能（或不能）在将来实现的收入流量。这样产生的债务的信用状况，取决于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保证金融承诺的有效性。每一种借款人都有一种主要的现金来源，对家庭来说是工资收入，对政府来说是税收，对非金融公司，是预期总利润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而对金融公司，则“是从所拥有的合同中得到的现金”。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货币经济的稳定性，决定于这三种融资类型的混合状况和融资方法沿这一融资“光谱”移动的状况。例如，为了抑制物价的普遍上涨，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目标由控制利率（联邦基金）转向控制货币基础（非借入准备金），这就可能导致各种利率的大幅度上涨，进而导致套头交易融资转入投机融资，投机融资转入负债融资。或者如果来自体系外部的重大冲击（如石油危机）诱发了严重的衰退，即使利率不变，预期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由于总的支付义务超过了预期的总的现金流量，经济的整个债务结构是难以支持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由债务导致的经济紧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现象的大量涌现。据此，“货币不仅仅是使需要的双重吻合（在新古典主义的物物交换经济中），不再是成交的必要条件的一种通用的配给凭证，而且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为资本资产的地位融资的一种特殊债券”（明斯基，1982）。

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经济。如果有货币的话，货币也是事后引进的，就象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哪”，或者象弗里德曼所喜欢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下来的，或者，它以作为计价物的某种商品或以金属货币的形式出现。对于货币商品来说，存在着一个货币生产函数，它对需求增长的反应取决于它的以产品计的供给弹性的性质。新古典理论并没有提出一个与经济的真实部门相互作用的货币体系。货币的引入往往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理论中，货币供应量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的。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被认为仅仅能够影响物价水平，而对实际产出和就业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它们是静止的。而在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不具有生产意义上的供给函数。存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的净额。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在不确定条件下运行的经济中情况尤为如此。不仅如此，企业家和家庭是根据以货币标名的契约承担义务的。因此，货币制度在信用经济的运行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理解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是关键性的。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分析框架是由明斯基（1975、1978）、戴维森（1978）和罗西姆（1981）建立的。它强调货币—信贷流量从银行体系向经济中的企业部门的流动；或者同传统教科书的表述相反，因果关系是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指向负债方，即银行首先发放信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便在资产负债表的右端自动创造了活期存款。罗斯艾斯（1986）认为，“这种观点同凯恩斯的《货币论》而不是《通论》中阐述流动偏好理论的证券—资产法更为一致。”（同上）。实际上，这种货币的“内生性”观点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反金块本位主义者和银行学派（见奥布赖恩，1975），他们强调“真实票据原则”（最近此观点由戴维森复兴，1989）及与数量论相反的因果关系。

米尔达尔1932年出版的《货币均衡》（1939）中清楚地复活了银行的“银行学派原则”并明确改变因果关系箭头方向。其贡献主要是认为 V是变化的，因果关系由P（或Y）指向M； 处于时间中的信贷合同是任何物价水平理论的中心，因为“信贷构成了支付手段总量的主要部分，或至少决定了流通速度”； 明确提出货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相互依赖性并进而否认后者的外生性。

50年代末期起，拉德克利夫报告中“一般流动性”命题（1959）的提出、格利和肖（1960）和托宾的“新观点”（1967）被认为是内生货币思想复兴的开始（参见宁咏，1999）。拉德克利夫委员会（1959）和卡尔多在英国议会的证词表明，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能获得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格利和肖（1960）[64]、托宾（1967）则从反面提供材料，力图证明政府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

格利和肖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格利和肖认为，战后经济情况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金融当局直接统治之外的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的急速成长，无论货币机构或非货币的金融中介机构，都能创造金融债权，它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由于货币当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从而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格利，1960；格利和肖1979）。

托宾（1967）继承和发展了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格利和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使单纯的货币数量变动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可能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变动的主要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因素，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货币的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全部资产的供求上；同时，人们也从单纯重视商业银行的作用转向所有金融机构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托宾认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同时满足两类个人或厂商的资产偏好，一类是借入方，他们不受其净财富数量限制地扩展包括存款、房地产、机器和设备在内的实物资产的规模；另一类是借出方，他们希望能够将其财富以货币价值稳定、拖欠风险小的资产形式保存起来”。对于公众来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从而货币的供求不仅取决于货币的成本和收益，还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对任何资产（包括对货币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一种利息率，而取决于多种利息率及其比较，也就是取决于相对利息率，即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托宾认为，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从中央银行角度研究货币数量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货币的需求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要对利息率的变动发生影响，那么不能仅仅着眼于对货币数量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单纯是银行机构的任务。重要的是，应当把货币问题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进而研究资本理论，研究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把货币理论的研究扩展为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托宾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货币乘数理论，认为这种存款创造过程描述为一个拘泥于银行准备金的机械的乘数过程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反映银行与其他私人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内生过程。托宾考察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情况，指出这两个比率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 ，从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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