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安融资

Ⅰ 略探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的区别

一、我国财务理论中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
关于资本成本,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第47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的融资成本。
而资金成本,属于我国财务理论研究中特有的范畴。“所谓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刘恩禄、汤谷良:《高级财务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
两者的计算方法也完全不同:以普通股为例,资本成本的计算通常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折现现金流量模型以及债券收益加风险报酬法;而在我国财务学界,资金成本=每年的用资费用/(筹资数额-筹资费用)(汤谷良、王化成:《企业财务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从上述我国资金成本的定义出发,还有一种经常被引用、直接以定义计算普通股资金成本的方法,即把股票投资股利(率)和股权融资交易费用(率)简单相加的结果作为普通股资金成本。

二、从定价理论看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根本区别

从定义上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企业发行融资工具的代价,也即决定企业融资决策的价格指标。这一共同点启发我们应该到定价理论中去探讨它们的根本区别。
(一)从是否应考虑风险因素看
在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定价理论一直作为贯彻其中的轴心,推动着整个金融理论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定价理论的轨迹正是沿着商品价格-资金价格(利率)-货币资产价格-资本资产价格这样的路线向前发展。与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资产最大的特点是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资本资产的风险性远远大于货币资产。因此对金融资产定价时,其风险就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其中,货币资产由于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风险,直接以筹集费和占用费来定价。但资本资产的定价就必须考虑其风险的大小。西方公司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相反地,我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在我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从是否体现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看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公司企业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们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这种个人收益最大化却可能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发展冲突。因此,必须设计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投资者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对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约束。一旦公司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其实际支付的资金成本(筹集费与占用费)达不到具有同等经营风险公司的资本成本时,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后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否决该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用脚投票”,撤资转向其他的投资项目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管理者的硬约束。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资决策时必须支付一个最低的风险报酬率。这时股权资金成本将被迫等于股权资本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就会趋于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投资者就无法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资决策。在这种软约束机制下,公司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筹集费与占用费)就会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投资者要求获得的必要收益率),甚至可以为零,从而严重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就会成为完全脱节的两个概念。
鉴于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还很不健全的现实,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资本成本的理念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保护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资金成本则体现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特征。

三、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在我国混淆的原因及其危害

(一)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原因
1.我国设立资本市场时只注重资本市场架构的建设而忽视了相应财务理念的引入。
我们出于为国企解困的目的引进了资本市场架构和投资学体系,但却忽视了与之配套的现代财务管理思想,包括资本成本理念的更新。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建立,实现了低端信用的债权融资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权融资制度的迅速切换。然而,正是这种忽视市场内在发展逻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了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并存与混淆。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失误。
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制的产物,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考虑资本/投资者的必要报酬。
1992年以前,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都是资金平衡表体系,没有资本、净资产等概念。1992—1995年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有企业普遍展开了按照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价的清产核资工作。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资产负债表体系,也就有了第一笔净资产。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第一笔净资产即资本是1992年以后才问世的。我国财务界接触资本概念才不过10余年的历史,对于代表资本所有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由于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考虑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因此存在削弱股东权利和作用的倾向。因此,在这一历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资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迟迟不能正位,资金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二)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所产生的危害
在现代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交汇和依据所在。而资金成本只能反映企业单方面的融资成本。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情况下,如果将资金成本用于企业投融资决策,就会带来严重失误。
1.如果企业在融资决策时使用资金成本,就会出现股权资金成本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的现象。
据《2003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在深沪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实施现金分红的668家公司中,现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现金分红低于0.05元的上市公司就达184家之多。这样,以该年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40倍来计算,流通股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权融资交易费用,流通股的股权资金成本也奇低,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袁国良、郑江淮、胡志乾:《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融资能力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仇彦英:《企业过度偏好股票融资有副作用》,《上海证券报》2001年5月29日)(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2.由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远远小于资本成本,如果将资金成本混同于资本成本,在实践中就有可能误作投资项目决策中的折现率,从而高估项目的净现值,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的后果。我国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资过热现象不能不说与资本成本意识淡漠有密切关系。
3.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还给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本来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经营风险等级,因而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成本。但按资金成本计算,则溢价的流通股资金成本就远远小于非流通股的资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资金成本作为股票定价的折现率,就会高估股票的理论价格,使国有股减持在定价方面迟迟不能取得进展。
再如,由于资金成本并不考虑投资人的回报,国有股股东就缺乏对公司管理者的约束动力。在资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于国有股的产权代表是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国有持股公司,其具体代理人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虽然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不必为资本收益承担任何后果。这也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与国际接轨,摒弃资金成本概念是我国财务理论界的紧迫任务
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而资金成本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财务概念,在其诞生及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企业的价值就不再与历史成本有关,而是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资本成本就应该取代资金成本成为投融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面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昆淆带来的危害,财务理论界也应该尽早摒弃资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资本成本理念。

Ⅱ 企业上市如何保持控制权

简单讲就是控制股权。

控制权利益与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
江伟1肖珉2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研究与发展中心,厦门 361005) 【摘要】本文基于控制权利益的角度，考察了在大股东控制的情况下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控制权稳固的公司负债比率较低，大股东控制权不太稳固的公司负债比率较高，总体上，公司的负债比率与大股东控制权的稳固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当公司需要从外部筹集资金时，大股东控制权稳固的公司偏好权益融资，大股东控制权不太稳固的公司偏好债务融资。这些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并非单一地偏好外部权益融资，上市公司对债务融资或股权融资的选择，是大股东出于控制权利益的考虑，在不同融资方式对保持控制权和控制权价值的大小所造成的影响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关键词】控制权利益；债务融资；股权融资 一、问题的提出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单一地偏好外部股权融资，并认为债务融资必须还本付息的“硬”约束和股权融资可随意发放现金股利的“软”约束所引起的融资成本倒置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袁国良，郑江淮和胡志乾，1999；黄少安和张岗，2001）。但这些学者都忽略了外部股权融资对股权的稀释作用，如袁国良，郑江淮和胡志乾（1999）认为，“企业增发新股会稀释原有股东的股权比重，从而影响股权激励的效应。但这种情况在我国现在基本上不存在”；黄少安和张岗（2001）同样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在现有的股权结构状态下，大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的公司国有股权超过 50%，不会构成对控股地位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在我国现在基本上还不存在”。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中大股东1的总体持股比例的确非常高，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随着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逐步形成，控制权转移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群体的重要行为（李善民和曾昭灶，2003）。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案例中，在大股东非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恶意收购和代理表决权之争等控制权竞争事件屡见不鲜，而且都发生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较低的公司，典型的如早期的“宝延风波”、“君万之争”和近年的方正科技举牌案、胜利股份控制权之争、新疆德隆与北京泰跃对茂化实华的股权争夺以及太太药业与东盛集团对丽珠集团的股权争夺等等。 由于外部股权融资会产生股权稀释的问题2，而债务融资在正常情况下有利于大股东保持控制权，因此，单纯从融资成本的角度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单一地偏好股权融资的做法很可能掩盖了不同股权结构的公司在融资行为上的差异，对公司融资决策动机的解释也因此过于简单化。既然我国上市公司由大股东主导，大股东可以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获取额外的收益，而融资方式的选择又直接关系到其控制权利益，那么，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很可能是与大股东的控制权利益有关的。曾昭武（2004）就明确指出，大股东对控制权额外利益的攫取，是推动我国上市公司再融1本文所称“大股东”即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以下不区分“大股东”和“第一大股东”这两个概念。2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有配股和增发两种方式。配股是向原有股东按比例筹集资金，它原本不影响股权结构，但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会放弃配股，自 2001 年我国发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应当以现金认购方式进行”之后，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同比例配股的现象更是少见。所以，就我国的特殊情况而言，配股也会稀释大股东的股权，为使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剔除了 17 家于样本期内完成了配股，而配股后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或有所上升的样本公司。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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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计教育改革与发展2004 年 10 月 22 日-24 日资的重要动因之一。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基于控制权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在大股东控制的情况下我国上市公司对债务融资或外部股权融资的选择。 本文的后面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样本选取与变量定义；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及建议。 二、文献回顾近来的研究发现，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尤其是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大多数公司存在单个的大股东，公司的所有权相对集中（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9；Claessens，Djankov和Lang，2000；等等）。Holderness和Sheehan（1988）发现，甚至在美国，也存在大量的由大股东所控制的公众公司。这些由大股东所控制的公司不再表现为股权分散公司中所谓的“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状况（马可·J·洛，1999），而是回归到“强所有者—弱管理者”。通过交叉持股、金字塔式的所有权结构以及发行双重股票，大股东对公司掌握了大量的超过现金流权的控制权（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9；Claessens, Djankov和Lang，2000）。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是有价值的1，原因在于大股东能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获取控制权利益。大股东的控制权利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保持控制权，即保持在公司的主导地位，这是控制权利益存在的前提；二是控制权价值，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可以通过转移价格、关联交易等自利性行为谋取的私有利益，它反映了控制权利益的大小。由于不同的融资方式将会影响到控制权利益的这两个方面，因此大股东有动机做出有利于自身控制权利益的融资决策。一方面，外部权益融资会产生股权稀释的问题，从而提高了大股东遭受控制权竞争的可能性，而债务融资却不会导致大股东控制权的稀释。Stulz（1988）以及Harris和Raviv（1988）最早分别建立模型说明在股权分散的公司里外来接管如何影响管理者对资本结构的选择。Dann和DeAngelo（1988）证实管理者会通过股票回购等改变资本结构的手段来抵御外部接管。Garvey和Hanka（1999）也证实恶意收购促使管理者更多地举债以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Mueller（2003）研究了私有公司业主的控制权私利对公司融资决策和成长性的影响，他发现如果因为公司扩张导致业主丧失控制权的可能性较高，则业主会倾向于以债务融资替代外部权益融资，且不惜以减缓成长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发育和完善。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当大股东控制公司时，公司融资决策并未服从公司（或全体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是大股东出于自身控制权利益考虑的结果，因此，如何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限制大股东的自利行为，缩小大股东控制权利益与公司（或全体股东）价值之间的偏差，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dspace.xmu.e.cn/dspace/bitstream/2288/449/1/5-06.pdf

Ⅲ 黄少安的主要论文

1 ，《英国谷物法论争的重新解释及其对中国农业政策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3 期2 、《中国大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3 期
3 、《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4 期；
4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 , 《中国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2 期；
5 、《非正规制度、消费模式与代际交叠模型》，《经济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6 、《交易成本对易货经济的影响》《经济研究》 2004 年第 7 期
7 、《两主体情形下合作剩余的分配》 《经济研究》 2003 年 12 期
8 、《悬赏广告的法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 2002 年第 5 期；
9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 2001 年第 11 期
10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经济研究》， 2000 年第 5 期；
11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及政府在变革进程中的角色》，《经济研究》， 2000 年第 10 期；
12 、《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13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多维分析》《经济研究》 1997 年第 11 期；
14 、《四元主体联合创新中国铁路体制》，《经济研究》， 1997 年第 5 期；
15 、《从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准土地股权”》，《经济研究》， 1995 年第 7 期；
16 、《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研究报告》，《经济研究》， 1995 年第 10 期；
17 、《也谈国有股权的管理范围》，《经济研究》， 1993 年第 11 期；
18 、《论所有制深层结构改革与产权企业制度创新》，《经济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19 、《关于产权理论与产权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 1997 年第 9 期。
20 ，《省属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依据和原则》，《新华文摘》 2005 年第 17 期

Ⅳ 如何区分"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

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融资成本。

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

1 概念不同

表面上看,企业在实际使用资本时都是先将其转化为货币,然后进行投资或购买实物资产,在这一意义上讲,可以用货币统一表示资本与资金,因而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似乎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从深层次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关于资本成本(CostofCapital,COC),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1]。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融资成本。

而资金成本,属于中国财务理论研究中特有的范畴。“所谓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2]。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

资本成本是与资本市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一起引入中国的“舶来品”。而资金成本,则是中国企业改革“拨改贷”后的“产物”,是一个由企业管理者单方面决定的融资成本。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的财务理论界仍然把这二者混为一谈:要么仍用资金成本的名称和定义,根本不提资本成本;要么一方面使用资本成本的名称,另一方面却依旧采用资金成本的定义。

2 定价理论和现实经济的背景不同

从定义上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企业发行融资工具的代价,也即决定企业融资决策的价格指标。受这一共同点启发,下面从定价理论和现实经济的背景中探讨它们的根本区别。

2.1 从是否应考虑风险因素看

与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资产最大的特点是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即风险,而且资本资产的风险性远远大于货币资产。因此对金融资产定价时,其风险就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其中,货币资产由于其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风险,直接以筹集费和占用费来定价,但资本资产的定价就必须考虑其风险的大小。1964年和1965年,美国著名财务管理专家WilliamF.Sharpe和J.Lintner在H.Markowitz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用于确定资本资产的风险价格即资本成本。自此,西方公司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

相反地,中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误以为“资本本身的价格等于构成资本的商品的价格”[3]。直到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市场》编写组的专家们在介绍短期资金市场、长期资本市场时也仅仅是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期限长短的不同,丝毫没有涉及两者的风险大小不同。因此,在中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报酬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2 从是否体现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看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公司企业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们个人收益的最大化,是他们在职支配资源满足个人需要、获得效用的最大化,是他们借助于运作公司,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而这种利益最大化却可能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发生冲突。因此,必须设计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投资者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对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约束。一旦公司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其实际支付的资金成本达不到具有同等经营风险公司的资本成本时,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后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否决该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用脚投票”,撤资转向其他的投资项目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管理者的硬约束。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资决策时必须支付一个最低的风险报酬率。这时股权资金成本将被迫等于股权资本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就会趋于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投资者就无法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资决策。在这种软约束机制下,公司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就会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甚至可以为零,从而严重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就会成为完全脱节的两个概念。

鉴于中国公司治理机制还很不健全的现实,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资本成本的理念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保护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资金成本则体现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特征。

2.3 从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看

自从1938年美国学者JohnB.Williams提出股票定价的未来现金流折现模型后,折现率即资本成本的确定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直到1952年,H.Markowitz在投资组合理论中首次用未来收益的标准差来衡量资本资产的风险,这个问题才柳暗花明。CAPM模型提出后,来自古典经济学静态要素成本之一的资本成本彻底完成了向动态成本的转变。可以说,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模型揭示了资本资产的风险与其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标志着财务理论的飞跃发展,并使得公司财务理论与投资理论融为一体。

与西方财务理论中的资本成本不同,资金成本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变迁中的产物。最早由蒋一苇教授提出了“资金有偿使用”的建议,具体的实施措施就是1984年开始的“拨改贷”改革。事实证明,“拨改贷”后,国有企业开始有资金成本的意识了,其财务经营关系看上去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经营行为有点相似。但仅仅是“有点相似”而已,因为“拨改贷”是试图让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靠贷款来组建和发展。显然,这种情景下的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毫无共同之处。

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筹措、占用资金所以要付出代价,存在资金成本范畴,是因为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基础,这是由资金本身的特征及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而决定的。如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沿着市场化的道路走下去,资金成本很可能转为资本成本。但是,“拨改贷”并未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这是因为提供贷款的银行没有市场化。国有企业肆无忌惮地追逐国有银行资金,对应的资金成本无法约束国有企业管理者对资金的有效需求。

1990年中国深沪证券市场成立,宣告中国开始引进现代资本市场的架构体系。在“拨改贷”后,国家财政实际上向国有企业注资很少,现在让国有企业上市筹资,上市公司也就顺理成章地想当然地把从股市里筹措的资金当作国家无偿补充的资本金看待,使得筹资异化为圈钱,以致股权资金成本的约束力还不如银行贷款的约束力。于是资金成本就一直停留在对经营者的软约束状态,始终无法演变成具有硬约束性的资本成本。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国企的改革路径决定了资金成本不同于资本成本这一结果。

3 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在中国混淆的危害

3.1 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原因虽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从内涵到外延都迥然不同,但在中国财务理论与实践中却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黄少安、张岗发表于《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文认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总资本成本为CS,“其构成包括:股票投资股利PS;股权融资交易费用CT;股权融资的公司控制及负动力成本CP;股票上市广告效应带来的负成本-PA。”“CS=∑(PS,CT,CP,-PA)”。显然这里的CS应该是资金成本而非资本成本。此外,袁国良、郑江淮、胡志乾(1999)、仇彦英(2001)等以及许多教科书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混淆。其混淆程度之深和覆盖面之广均不容忽视。

首先,中国设立资本市场时只注重资本市场架构的建设而忽视了相应财务理念的引入。在现代财务理论中,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但是,出于为国企解困的目的引进了资本市场架构和投资学体系,但却忽视了与之配套的现代财务管理思想包括资本成本理念的更新。在赶超式资本市场制度安排下,中国资本市场得以迅速建立,实现了低端信用的债权融资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权融资制度的迅速切换。然而,正是这种忽视市场内在发展逻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了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并存与混淆。

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失误。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制的产物,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考虑投资者的必要报酬。1992年以前,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都是资金平衡表体系,没有资本、净资产等概念。1992-1995年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有企业普遍展开了按照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价的清产核资工作。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资产负债表体系,也就有了第一笔净资产。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第一笔净资产即资本是1992年以后才问世的。中国财务界接触资本概念才不过10余年的历史,对于代表资本所有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特别是这一时期改革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定失误,资本成本理念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前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一次讲话可为佐证:“由于改革的早期主要是考虑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因此存在一种股东消极主义,即削弱股东权利和作用的倾向”[4]。因此,在这一历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资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迟迟不能正位,资金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3.2 二者混淆在投融资决策中的危害

在现代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交汇和依据所在,堪称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而资金成本只能反映企业单方面的融资成本。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情况下,如果将资金成本用于企业投融资决策,就会带来严重失误。

首先,如果企业在融资决策时使用资金成本,就会出现股权资金成本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的现象。据《2003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在深沪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实施现金分红的668家公司中,现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现金分红低于0.05元的上市公司就达184家之多。这样,以该年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40倍来计算,流通股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权融资交易费用,流通股的股权资金成本也奇低,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相反的股权融资偏好。截至2003年底,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券31只,可转债23只,托管市值分别为367亿、222亿元。再看股票融资,同样截止2003年底,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发行股份总额为6428.46亿股,其中上市股份为2269.92亿股,总计筹资额(包括A股筹资额和A、B股配股筹资额)为人民币10131.72亿元[5]。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超强发挥的直接后果便是扭曲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融资渠道有限、大量企业一窝蜂地争夺上市融资机会的情况下,非市场的行政干预和黑箱操作问题就不可能得以根治,按市场化原则择优配置资源的机制也就很难真正实现。

其次,由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远远小于资本成本,如果将资金成本混同于资本成本,在实践中就有可能误作投资项目决策中的折现率,从而高估项目的净现值,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的后果。中国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资过热现象不能不说与资本成本意识淡漠有密切关系。

再次,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还给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6]。例如,本来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经营风险等级,因而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成本。但按资金成本计算,则溢价的流通股资金成本就远远小于非流通股的资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资金成本作为股票定价的折现率,就会高估股票的理论价格,使国有股减持在定价方面迟迟不能取得进展。

最后,由于资金成本并不考虑投资人的回报,国有股股东就缺乏对公司管理者的约束动力。在资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于国有股的产权代表是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国有持股公司,其具体代理人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虽然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不必为资本收益承担任何后果。这也是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本成本是一个财务学概念,不能混同于会计学中的资金成本概念。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而资金成本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财务概念,在其诞生及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企业的价值就不再与历史成本有关,而是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资本成本就应该取代资金成本成为投融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面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带来的危害,财务理论界也应该尽早摒弃资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与国际接轨的资本成本理念。

Ⅳ 融资成本的动态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资本成本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资本成本包括资本筹集费用和占用费用两部分。资本筹集费用是资金在筹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但资本占用费用包括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者考虑的风险报酬，如股息、利息等。目前国内大多数关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的研究都是从上述角度来定义并测算的。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郑健敏(2001)从社会融资体系的角度探讨了上市公司恶意融资的动因，潘伟荣(2001)探讨了上市公司过度“圈钱”的社会成因，李晓昌(2001)从行为金融理论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圈钱饥渴症”的形成原因，黄少安和张岗(2O01)则从制度和政策因素角度探讨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形成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黄少安和张岗(2001)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总成本定义为股票投资股利、股权融资交易费用、上市公司的控制及负动力成本以及股票上市广告效应带来的负成本4个部分之和。在实际测算时，后两项成本因素内忽略，他们测算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单位成本仅为2.42% ，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期为5.85%，三年期为5.94% ，五年期为6.03% 。他们由此得出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要比债务融资成本低得多，因此说明了所谓“免费资本幻觉” 的存在。我们认为，之所以形成上市公司在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选择上的股权融资偏好越来越演变成一种“圈钱饥渴症”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而言是因为在新股发行长期实行行政审批和额度分配的制度之下。包括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大多数上市公司从IP0时起。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免费资本幻觉”， 即认为股权融资最大的好处是所募集资金永远不用归还，公司效益好时就派送红股或象征性地派点股息。公司效益不好时干脆就”一毛不拔”。事实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以任何方式获得企业资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任何一种形式的融资都存在资金成本或融资成本。因此，黄少安和张岗(2001)提出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总成本的计算公式所计算出来的实际上只是表面意义上的/我们姑且称之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名义资本成本”。而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则是究竟应如何合理计量上市公司的“真实资本成本”或“真实融资成本”这些研究都符合一定的经济规律，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些共同的局限性，即没有能够牢牢抓住融资成本这一主线展开对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实证研究，缺乏对实施了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样本的融资前后的融资成本的变化的具体定量比较研究，缺乏建立在经济计量模型基础上的上市公司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的经验研究和深度分析。

Ⅵ 会计方面的文献综述

一、相关文献介绍 1.1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1952）发表了题为《企业债务与权益资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和问题》的演讲，把当时的融资思想归纳为三种类型：净收入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入理论认为企业增加负债，提高财务杠杆，可降低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增加企业的价值，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债务资本为 100%时的资本结构是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净营业收入理论认为当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进行债务融资时，即使能够维持债务成本，也会带来企业权益资本风险的增加，进而造成权益资本成本上升。因此，企业负债比例的提高不会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企业的总价值固定不变，并不存在最佳的资本结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利用财务杠杆会导致权益成本的上升，但在一定限度内，债务的低成本能与权益成本的上升相抵消，企业就能获得因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降低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一旦超过限度，债务的低成本将无法抵消权益资本的增加，而且债务成本也会随着企业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上升加快。因此，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下降转为上升的转折点上，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该点上的负债比例就是最佳资本结构。 Modigliani和 Miller（1958）在其经典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融资和投资理论》中提出，无企业税 MM 模型，即在不考虑税收的情况下，企业总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即风险相同但资本结构不同的企业，其总价值是相同的。Modigliani和 Miller（1963）在《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项修正》中提出有公司税MM模型，即负债杠杆对企业价值和融资成本确有影响。如果企业负债率达到100%，则企业价值最大，融资成本最小，即最佳资本结构应该全部是债务，不需要发行股票。 米勒（1976）在《债务与税收》一文，为了探讨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同时考虑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模型。米勒均衡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个人所得税的存在，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负债的节税利益，但是在正常税率的情况下，负债的节税利益并不会完全消失。因此，米勒模型认为企业负债率越高，则企业市场价值越大。 在权衡理论、代理理论以及不对称信息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Myers 和Majluf (1984) 在《财务学刊》杂志的《资本结构之谜》一文中提出了“啄食”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公司融资顺序有较明显的先后之分：所需要的资金首先依赖于内源资金；在内源资金不足，需要外部资金注入时，债权融资成为次优选择；而外部股权融资由于成本太高，只是作为一种融资渠道的补充来源形式存在。因此，企业融资通常都遵循所谓的“啄食顺序”，即先内源融资、再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优先考虑债权融资，不足时再考虑股权融资。 1.2 国内的研究状况 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状况的研究。国内学者张人骥、阎达五、黄少安和张岗、方晓霞、刘星等人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状况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与欧美、日本等资本市场发达的上市公司相比，资产负债率明显偏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具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其融资顺序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部融资。上市公司在进行长期融资决策时普遍存在“轻债务重股权”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种融资顺序安排显然不符合西方的优序融资理论。袁国梁，郑江淮，胡志乾对我国股市的股权结构，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及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对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解释中，认为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权融资成本是造成企业融资偏好的主要原因。刘星，魏锋和詹宇对中国的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融资决策时，首选外部融资。而在外部融资中，以股权融资为主，债权融资又以短期债务为主。 近几年，袁卫秋(2004)检验静态权衡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在我国市场的适用性，发现啄食顺序理论不宜用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特征，而静态权衡理论可用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特征。张兆国、宋丽梦、和张庆(2005)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发现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有较显著负相关性；负债融资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股权代理成本有不显著的负相关性；国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均与股权代理成本有较显著的正相关性。张兆国、闫炳乾、和何成风(2006)通过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主营业务利润率、经营费用率、和资产利用率三个指标比公司价值指标能够更好地解释公司绩效；国家股比例对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越来越不显著；法人股比例和负债融资对公司绩效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流通股与公司绩效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股权集中度和经营者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较显著正向影响；留存收益对公司的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 林凡（2007）《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书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在中国特定的政策环境以及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下，股权结构成为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控制人主导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形成机制的主要特征，由此本书以“制衡控制人的权利”为出发点提出了治理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总体思路和规范措施，这对推动中国相关制度、法律环境的完善和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相关综述和评价 美国学者Myers 和Majluf在1984年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较早的对融资偏好问题进行了直接研究。他们探讨了公司如何选择最优融资渠道，即遵循“啄食顺序”，先内源融资、再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优先考虑债权融资，不足时再考虑股权融资。此后，又有很多学者对融资偏好进行了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一般都认为，企业融资应该遵循“内源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的先后顺序。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开始对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与国外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大相径庭，突出表现为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种融资偏好在微观上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不同形式的股权融资方式进行“圈钱”行为。在宏观上表现为资本使用效率不高、资源配置效率未得到充分发挥等。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规范治理，最终将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以及公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制度和市场环境各方面的差异，现有西方财务理论尚不能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进行圆满解释。国内有些学者表示，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低是形成融资偏好的直接原因。资金成本是公司决定融资行为的最根本的因素。公司为融入资本必须给予投资者一定的回报,回报率的高低,基本上反映了融资单位成本的高低。与债权投资者相比,股权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因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证券市场的过小规模与投资者巨大的需求空间存在反差,加之非流通股的大量存在,证券市场市盈率和股价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而与之相比的公司派息水平则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投资者并不指望通过获取公司的派息来得到投资回报,而是希望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中获取资本利得。从公司的角度看,股权资本成本是以配股价或新股发行价为计算基础的,而我国的配股价和新股发行价多以市盈率为计算基础,通常要远远高出每股账面净资产,由此计算的股权资本成本很低。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现象的形成。从公司的角度看,股权资本成本是以配股价或新股发行价为计算基础的,而我国的配股价和新股发行价多以市盈率为计算基础,通常要远远高出每股账面净资产,由此计算的股权资本成本很低。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现象的形成。近十多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高速发展。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壮大，上市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和非上市企业比较而言，中国上市公司经营行为比较规范，管理理念比较科学，很多上市公司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因此，对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针对性治理措施，将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完善证券市场监管，加速证券市场建设，提升公司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1] 林凡.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黄少安,张岗.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J].经济研究，2001(11)． [3] 刘星，魏锋.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顺序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4（6）. [4] 何佶.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D].东南大学,2005. [5] 张霞.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9(11). [6] 郑志波.浅议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现状[J].经营管理,2009. [7] 杨鑫.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9. [8] 谢聪.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分析[J].财会通讯,2008(1).

Ⅶ 我过上市公司为何偏好外源融资 而又为何偏好股权融资

外源融资是指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储蓄，以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纯依靠内源融资已很难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外源融资已逐渐成为企业获得资金的重要方式。
股权融资是指企业的股东愿意让出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企业增资的方式引进新的股东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企业无须还本付息，但新股东将与老股东同样分享企业的赢利与增长。
现如今我国公司还处在结构问题突出的年代，公司结构体系不完全则会直接导致公司做不大做不强。（例如：人才管理，制度管理，产业化管理，市场管理等等问题）
通俗点说外源融资让公司规模从小变大 ；股权融资则让公司由弱到强；

Ⅷ 融资顺序的中美上市公司融资顺序的差异

美国财务学家梅耶斯(Myers)和马基卢夫(Majluf)于1984年提出了融资优序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企业融资首选内源融资，其次为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又首选债券融资，其次才是股权融资。随后，纳拉亚南(Narayanan)等人用不同的方法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尽管布楞南(Brenna1)认为不存在融资优序，即认为企业经理对融资偏好没有一种必然顺序，但他认为内部融资和举债比发行股票融资更优。
近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的大部分企业在融资决策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一融资规律。美国非金融专业公司1965— 1996年第一季度的资金来源充分证明了梅耶斯的理论。
2O世纪8O年代以来，美国企业从股票市场赎回了约6 000亿美元的股票， 同时在债券市场上增加了10 000亿美元的债券，发行债券成为美国大多数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股票市场已成为次要的融资渠道。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体现了与梅耶斯融资优序理论不同的特点，西南财经大学郭复初教授在其领著的《财务专论》一书中指出：“根据梅耶斯等人提出的观点，公司筹资是按自有资金— 负债— 股票的次序进行的，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筹资次序恰好相反。”他认为中国的上市公司都严重依赖外部筹资，内部筹资所占比重平均不超过5% ，在公司的外部筹资中又明显地偏好权益筹资。
阎达五、黄少安、高晓红等分别在《会计研究》、《经济研究》和《投资研究》上发表论文，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即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明显。由于非上市公司缺乏股权融资的条件，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围只涉及上市公司。
1997年以前，我国上市公司除了在发行新股时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外，其他主要是通过配股进行的，当时上市公司配股的条件比较容易达到，致使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比例居高不下。
1997年后，配股受到很大的限制，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大大降低，但上市公司的配股热情丝毫没有减少，凡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都会尽可能地实施配股。2000年沪市符合条件的143家公司中有99家(近70%)公司实施配股，在剩余的30%的公司中有29家(20%)的公司在上年刚刚实施过配股，只有其中15家(10%)的公司3年内没有实施过配股。从证监会的统计资料来看，1999年至2001年上市公司的配股筹资都相当于新股发行筹资的50%以上。
从1999年起，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热情高涨，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一年的时间内有1O家公司进行了增发新股，共融资83.47亿元，但根据一年以后的回访及2001年的中报显示， 这10家公司共有2O.41亿元未使用， 占筹资总额的24.45%。2002年公布拟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达到62家，拟增发股数达44.3亿股，如果按每股10元增发，则共计筹资将达到443亿元，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已受到投资人的责难，迫使管理层提高了增发的门槛。
总之，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体现了与梅耶斯的融资优序理论及西方融资实践完全不同的特点，存在着股权融资的强烈偏好。

Ⅸ 融资成本是指企业为获取资金所支付的利息对吗

融资成本是资金所有权与资金使用权分离的产物，融资成本的实质是资金使用者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由于企业融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有交易就会有交易费用，资金使用者为了能够获得资金使用权，就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如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行股票、债券而支付的注册费和代理费，向银行借款支付的手续费等等。企业融资成本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即融资费用和资金使用费。
融资成本的概述
融资费用是企业在资金筹资 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资金使用费是指企业因使用资金而向其提供者支付的报酬，如股票融资向股东支付股息、红利，发行债券和借款支付的利息，借用资产支付的租金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融资成本的含义仅仅只是企业融资的财务成本，或称显性成本。除了财务成本外，企业融资还存在着机会成本或称隐性成本。机会成本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把某种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中的最高收益。我们在分析企业融资成本时，机会成本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在分析企业自有资金的使用时，机会成本非常关键。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一般是 “无偿”的，它无须实际对外支付融资成本。但是，如果从社会各种投资或资本所取得平均收益的角度看，自有资金也应在使用后取得相应的报酬，这和其他融资方式应该是没有区别的，所不同的只是自由资金不需对外支付，而其他融资方式必需对外支付。
编辑本段融资成本指标及相关成本分析
一般情况下，融资成本指标以融资成本率来表示：融资成本率=资金使用费÷(融资总额-融资费用)。这里的融资成本即是资金成本，是一般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着重分析的对象。但从现代财务管理理念来看，这样的分析和评价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理财的需要，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考虑融资的几个其他相关成本。 首先是企业融资的机会成本。就企业内源融资来说，一般是“无偿”使用的，它无需实际对外支付融资成本(这里主要指财务成本)。但是，如果从社会各种投资或资本所取得平均收益的角度看，内源融资的留存收益也应于使用后取得相应的报酬，这和其他融资方式应该是没有区别的，所不同的只是内源融资不需对外支付，而其他融资方式必须对外支付以留存收益为代表的企业内源融资的融资成本应该是普通股的盈利率，只不过它没有融资费用而已。 其次是风险成本，企业融资的风险成本主要指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企业债务融资的破产风险是企业融资的主要风险，与企业破产相关的企业价值损失就是破产成本，也就是企业融资的风险成本。财务困境成本包括法律、管理和咨询费用。其间接成本包括因财务困境影响到企业经营能力，至少减少对企业产品需求，以及没有债权人许可不能作决策，管理层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 最后，企业融资还必须支付代理成本。资金的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会产生委托一代理关系，这就要求委托人为了约束代理人行为而必须进行监督和激励，如此产生的监督成本和约束成本便是所谓的代理成本。另外，资金的使用者还可能进行偏离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从而产生整体的效率损失。
编辑本段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及特点
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进行了研究，但一些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能够牢牢抓住融资成本这一主线展开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实证研究。而我们认为，无论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上市公司的任何一种融资方式都是有成本的，而评价上市公司外源融资策略合理与否及融资结构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或出发点就是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 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存在“名义成本”和“真实成本”之分。目前国内大多数关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的研究中所提到的或所计算出来的融资成本实际上只是表面意义上的，即应属于“名义资本成本”。而的关键和实质则是究竟应如何合理计量上市公司的“真实资本成本”或“真实融资成本”。对于实施增发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而言，无论是股权融资成本还是融资总成本都要比名义融资成本要高得多。
编辑本段有关融资成本的理论研究动态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资本成本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资本成本包括资本筹集费用和占用费用两部分。资本筹集费用是资金在筹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但资本占用费用包括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者考虑的风险报酬，如股息、利息等。目前国内大多数关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的研究都是从上述角度来定义并测算的。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郑健敏(2001)从社会融资体系的角度探讨了上市公司恶意融资的动因，潘伟荣(2001)探讨了上市公司过度“圈钱”的社会成因，李晓昌(2001)从行为金融理论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圈钱饥渴症”的形成原因，黄少安和张岗(2O01)则从制度和政策因素角度探讨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形成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黄少安和张岗(2001)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总成本定义为股票投资股利、股权融资交易费用、上市公司的控制及负动力成本以及股票上市广告效应带来的负成本4个部分之和。在实际测算时，后两项成本因素内忽略，他们测算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单位成本仅为2.42％ ，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期为5.85％，三年期为5.94％ ，五年期为6.03％ 。他们由此得出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要比债务融资成本低得多，因此说明了所谓“免费资本幻觉” 的存在。我们认为，之所以形成上市公司在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选择上的股权融资偏好越来越演变成一种“圈钱饥渴症”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而言是因为在新股发行长期实行行政审批和额度分配的制度之下。包括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大多数上市公司从IP0时起。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免费资本幻觉”， 即认为股权融资最大的好处是所募集资金永远不用归还，公司效益好时就派送红股或象征性地派点股息。公司效益不好时干脆就”一毛不拔”。事实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以任何方式获得企业资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任何一种形式的融资都存在资金成本或融资成本。因此，黄少安和张岗(2001)提出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总成本的计算公式所计算出来的实际上只是表面意义上的/我们姑且称之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名义资本成本”。而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则是究竟应如何合理计量上市公司的“真实资本成本”或“真实融资成本”这些研究都符合一定的经济规律，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些共同的局限性，即没有能够牢牢抓住融资成本这一主线展开对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实证研究，缺乏对实施了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样本的融资前后的融资成本的变化的具体定量比较研究，缺乏建立在经济计量模型基础上的上市公司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的经验研究和深度分析。
编辑本段融资成本的计量模型
简介
在公司资本成本的计量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司财务研究基本上认可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在确定经过风险调整之后的所有者权益成本中的主流地位。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顾银宽等(2O04)建立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股权融资成本和融资总成本的计量模型或公式。
1、融资资本的计算
融资资本包括债务融资资本和股权融资资本，DK代表债务融资资本，EK代表股权融资资本，则分别有： DK=SD1+SD2+LD 其中：SD1代表短期借款，SD2代表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LD代表长期负债合计。
其中：EK1代表股东权益合计，EK2代表少数股东权益，EK3代表坏账准备，EK4代表存货跌价准备，EK5代表累计税后营业外支出，ER1代表累计税后营业外收入，ER2代表累计税后补贴收入。
2、债务融资成本的计算
对上市公司来说，债务融资应该是一种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长期债券融资，而股权融资则更应属长期融资。根据大多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所投资项目的承诺完成期限为3年左右，因此可以将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评估期限定为3年。以DC代表债务融资成本，则DC可直接按照3年～5年中长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3、股权融资成本的计算
股权融资成本Ec必须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来计算。CAPM模型就是： ri = rf +β(rm − rf) 其中：ri为股票i的收益率，rf为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rm 为市场组合的收益率，βi代表股票i收益率相对于股市大盘的收益率。
4、融资总成本的计算
上市公司的总成本是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加权平均，既有： C=DC*(DK/V)*(1-T)+EC*(EK/V) 其中C代表融资总成本，T代表所得税率，V代表上市公司总价值，并且有： V=E+Ds+DL 其中，E代表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Ds代表上市公司短期债务账面价值，DL代表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账面价值。
5、实际计算中的若干技术性处理
(1)无风险收益率的确定。在我国股市目前的条件下，关于无风险收益率的选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考虑到从上市公司角度，在实际计算中我们采用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期限最长的国债的内部收益率(折成年收益率)。 (2)市场风险溢价的估计。在明确了无风险收益率的计算依据之后，计算市场风险溢价的关键就是如何确定股票市场的市场组合收益率，实际中我们采用自上市公司实施股权融资之后的三年时间内上证综合指数累计收益率(折成年收益率)。 (3)融资总成本中的上市公司总价值V的计算。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市值存在总市值和流通市值之分，而债务资本的账面值的确定也存在不确定因素，因此，直接计算上市公司总价值是有困难的，在实际计算时我们采用了总投入资本即债务融资资本与股权融资资本之和1(=EK+DK)代替上市公司总价值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