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产信托发展现状和问题

『壹』 以日本信托业的发展对我国的信托业有何启示或借鉴

日本引入信托制度之初，也面临信任基础构筑以及投资者保护难题，为此日本对于贷款信托等部分金钱信托采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补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托机构从信托收益中提取相应的准备金，同时还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此类信托产品的风险监管约束，也可达到保障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不过日本并不是所有信托产品都适用于上述规定，除了特定金钱信托产品，其他信托产品是不适用于本金保障的规定。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选择信托产品，信托公司也可以根据不同信托产品制定投资策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刚性兑付作为一个信托公司经营策略，容易导致忽视自身责任承担以及相关监管举措缺位的问题，因而一旦风险问题暴露集中化，信托公司能够使用的应对之策就非常少，损耗投资者信心。就解决信托产品刚性兑付问题而言，信托公司可以采取差异化产品设计，发行保本和非保本信托产品，适应不同投资偏好，而监管部门对于保本信托产品则可以安排更加严格风险监管制度，保障投资者本金安全；而对于非保本信托产品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受托人职责，安排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补偿机制，以此实现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普及信托文化和理念，使投资者能够更加充分认识信托产品投资本质。

日本信托业务发展之初，信托业务主要也是发挥融资功能，尤其是以贷款信托为主的信托产品占比非常高。不过，与我国现阶段信托业的状况不同，自40、50年代开始，日本信托业开始执行长期金融功能，这就避免与银行业务同质化以及恶性竞争，同时日本贷款信托法也对贷款信托资金的投向有着明确的规定，起初要求投向钢铁、矿产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而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贷款信托资金则被要求投向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门。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进一步制定了《贷款信托法》，实现了贷款信托商品化，加之门槛不高，获得大量委托人的青睐，也间接起到了普及信托文化的作用，为发掘更大的信托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贷款信托为代表的融资类信托产品逐步减少，目前贷款信托基本绝迹，逐步被土地信托、有价证券信托等所取代，信托制度的财富管理功能、投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业务融资化与国家经济增长阶段有很大关系，经济增长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强烈，信托业务融资化特征相对显著，这本身是信托制度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表现。但是，我国信托业务融资化主要在于很多业务都是通道业务，而且很多信托资金投向了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房地产、过剩产能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更多发挥信托制度融资优势去支持新兴战略产业，以此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信托融资化问题还在于信托与银行的经营模式近似，同质化严重，虽然信托公司基本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运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托产品同质化严重。目前，我国依然处于相对增长较快的阶段，融资需求依然较为强烈，因为信托业需要进一步优化信托融资功能发挥的路径，实现差异化经营目标。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信托文化的普及，进一步发掘其他信托业务需求，从而有利于提高信托业收入来源以及未来融资信托业务收缩可能带来的冲击。
面对资管市场开放挑战的日本经验：专业化及规模化
我国信托公司曾经是我国唯一能够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实体进行资产配置的金融机构，然而随着我国金融监管的放松以及资产管理市场逐步的开放，这种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险公司都可以跨市场进行资产配置，信托业制度红利严重削弱，信托公司经营发展所面临的竞争挑战更大。目前，我国信托公司在通道业务、上市股权质押、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市场已经被分割。
日本信托业也面临着信托市场逐步开放的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托业也加快了这样的改革开放步伐，1986年允许外资银行以成立现地法人的形式，经营信托业务。1993年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或者是信托合同代理店来参与信托业务，2002年又允许金融机构总公司亲自来从事业务，2004年修订信托业法以后，允许通过新设信托公司或者说新设代理店的形式来从事信托业务。日本信托机构应对之策在于，一方面明确了自身所具有的从事信托业务的专业性，通过聘请或者邀请该领域专家，来提高公司整体专业运营能力。同时，密切跟踪社会经济发展所蕴含的业务机会，及时创新产品服务；综合化服务增强客户粘性，日本信托银行兼营存款业务、证券过户代理、不动产买卖等业务。另一方面，加大规模化经营步伐，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信托业加快了并购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托与排名第六的中央信托合并，2000年4月三菱信托、日本信托和东京三菱银行决定实行联合经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公司发展根本还在于专业化经营，因而我国信托业仍需要加强业务专业性，培育和招聘更多专业人才，深化信托制度的应用空间和范围，加快信托业务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信托公司仍需要加强渠道建设，细化客户管理，通过客户管理系统，细化客户管理策略，分析客户金融服务需求和投资偏好，为客户指定个性化产品推荐和财富管理方案。信托公司需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强各种风险管理工具的应用，诸如评级体系、预警体系等，提高风险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风险文化和报告体系。信托公司需要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向社会和市场传递企业经营理念、发展愿景等，增强经营透明性，强化客户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同时，信托业也需要通过横向兼并收购和纵向兼并收购，实现综合化、规模化经营，提升综合经营实力。
信托业发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经验：制度供给与精心培育
我国政府在引进和促进信托业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然而，面对如何培育和发展信托业，自2001年《信托法》之后才有了明确的思路，不过从当前看，信托业转型发展的相关制度供给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随着资管市场的加速开放，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解决行业发展方向以及分业监管下的制度协调问题。
日本政府在信托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对于培育信托业非常重视。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有效的信托制度供给，从最初的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到后来的贷款信托法、资产流动化法，再到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再修订。信托业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在大陆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进行操作，日本信托制度继承了英美信托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较大先进性。同时，日本又根据信托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制定各类业务特定法律制度，推动信托业的商品化和快速发展。为了适应新时期信托业务的大发展，2004年日本开始着手修订新的信托制度，这赋予日本信托公司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保证信托机构与银行、保险等新进入竞争者保持相同的监管要求，维护行业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而且，日本信托业法律制度与其他不动产、税法等都有很好的衔接，解决了大陆法系下信托业务发展的不兼容问题，有效促进了日本信托业务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战后以及信托市场开放关键时期也给予了日本信托业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战以后由于战争造成的灾难，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资产大量流失，信托公司经营也曾一度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日本政府通过让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业务，成功地打破这了一僵局，日本信托业从此进入了兼营阶段。1953年日本又对信托业确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提出了长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离的方针，要求信托银行发挥长期金融职能，以信托业务为主，而原来兼营信托业务的银行相继不再经营信托业务，这样，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东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托银行手中。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却是无法替代，而政府对于信托制度的供给和发展路径设计，也决定了这个信托业发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国缺少“信托业法”，信托公司的合法权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据，尤其是在资管市场加速开放的当下，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信托公司与其他从事类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虽然我国2001年颁布《信托法》，然而信托财产独立性和产权归属问题、信托财产公示问题等还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信托立法过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条文不清的地方，这对于信托业务实际操作形成较大制约。因而我国应该加快建立和完善信托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合理的信托行业制度供给引导其健康发展，为信托行业提供更大创新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税收、信托公司异地部门建设、业务创新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和支持，帮助信托公司渡过行业转型发展困难时期。

『贰』 我国信托业已经先后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信托是建立在财产转移和财产处分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因此，我国信托制度的再次导入是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这也决定了信托业的演进具有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我国信托业从1979年开始至今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与市场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基本上也就可以理解为三大阶段，即：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整顿阶段(1993—2001)和规范阶段(2002至今)。

目录
一、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
1.1、改革开放前的我国信托业简介
1.2、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
二、我国信托业的整顿阶段(1993—2001)
三、我国信托业的规范阶段(2002 至今)

『叁』 目前信托业发展现状

信托风险项目规模超6000亿

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疫情蔓延冲击和坚定推动转型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个别信托公司前期积累的风险爆发，经营状况持续恶化，信托产品违约风险事件频繁发生，信托行业频频爆雷。总体来看，目前信托行业面临风险持续上升的压力，风险项目规模和数量持续上升。截至2019年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3548.58亿元，增幅159.71%，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547个，较2018年末增加675个。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6431.03亿元，较2019年末增加660.56亿元。

——更多数据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信托行业市场前瞻与转型策略分析报告》。

『肆』 个人信托业务在我国的发展中会面临什么问题

如何有效开展家族信托业务，其实和难点是合一的，克服难点，自然可以有效开展。而在国内开展家族信托的难点主要有几点：1、法制的不健全，虽然信托法明确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存在，实际遇到需要纠纷，都能被追缴，这一点严重制约发展；2、国人对于家族信托不熟悉，不了解、不信任，还有就是财不外露的思想，一般有钱最好是谁都不清楚，设立家族信托，至少还没有这个理念和习惯；3、信托业的核心是契约精神，以信为本，尽责管理，关键是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管理能力达不到，信托责任尽不到，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事情很容易发生，这也是不信任的源头；4、信托目前刚兑的现状导致，实际上，信托公司即使做家族信托做的也是负债，委托人承担责任的实质实现不了。以上是个人浅见，欢迎交流。

『伍』 财产信托是怎么回事

• 财产信托概念简介：

财产信托指委托人将自己的动产、不动产（房产、地产）以及版权、知识产权等非货币形式的财产、财产权，委托给信托公司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 财产信托白话解释：

财产信托又称“相信委托”，是以资财为核心、信任为基础、委托为方式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有财产的人为了自己的或第三者的利益，把自己不能很好管理和运用的财产交给所信任的人去进行管理或处理。受托财产权的人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信托产品一般分为两类：财产信托产品和资金信托产品。

• 财产信托权威定义：

财产信托是指委托人将现存资产或财产性权利，如房产、股权、信贷资产、利得财富、路桥、工业森林、加油站收益等委托给信托公司，再向投资者转让信托权益，属资产证券化的衍生金融产品。其收益来源于信托财产本身。投资者购买财产信托产品时，由于信托财产可见，所以信托财产产生的信托收益也真实可见，从而避免赖以产生信托收益的财产形成过程中的风险。

• 财产信托的特点：

首先财产权必须是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信托者，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之目的、商事信托之目的，主要是实现财产的管理和财产的保值、增值，无法用货币进行衡量的权利内容则不能实现信托产品的此种目的，也就不能作为权利产品的信托财产。

其次委托人必须具有财产权的处分权。信托关系的设立，必将伴随着权利的转移，这就要求委托人必须对作为信托财产的财产权利拥有完整处分权。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委托人必须合法拥有该财产权，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无所有权也就无处分权。委托人不能用属于第三人的财产权设立信托。其二，该财产权必须是可以流通和转让的。具有人身专属性的财产权，如退休金索取权、养老金索取权、抚恤金请求权等特殊性质的权利，依照法律规定不得强制执行，委托人不能任意处分，此类财产权不得作为信托财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财产权也不能作为信托财产。再次权利必须真实存在且特定化。

• 注意事项：

我国《信托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在权利信托中，确定的财产权利才可以作为信托财产，而且设立信托关系时财产权必须特定。

『陆』 如何促进我国遗嘱信托的发展

1、设立遗嘱信托
《信托法》第八条规定了设立信托应采用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遗嘱。第十三条又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
因此，中国大陆可以设置遗嘱信托。
2、受托人资质
《信托法》规定了信托关系，第二十四条又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因此，从信托法的角度，遗嘱信托受托人资质非常广泛，只要具有完全名师行为能力即可，无需特别的审批许可。
后来，银监会发布《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的资质进行了管理，但也没有规定信托业务为信托公司专属经营（作为部门规章，它不能限制上位法《信托法》对受托人资质的规定）。但在传统上，只有信托公司具有经营信托业务的资格，否则很难区分委托和信托两种法律关系，这对于资产隔离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有很大的影响。
这两年，证监会发布一系列文件，试图打破这一传统，通过部门规章，赋予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信托业务资格。最为明显的是在今年资产证券化管理业务征求意见稿中，直接将资产证券化资产定义为信托业务，后来遭到反弹，不得不取消。其实证监会最大的阻力是来自证监会自身，因为它这样的突破违反了证券业法律法规对证监会的授权，以部门规章突破行业监管法律，是严重的违法。
考虑到中国信托业的实际融资人特殊角色，有必要对信托业务资格在立法上进行规范，填补漏洞。
另外，设立遗嘱信托，目前最大的难题还在于信托登记制度没有建立，尚不能对信托财产进行登记公示，在信托财产与委托人个人财产隔离的认定上，隐含一定法律风险。
3、具体产品
2013年1月，平安信托设立了一款名为“平安财富-鸿承世家系列单一万全资金信托”，对外宣称为家族信托。该款产品规模为5000万元，期限50年，这么长的期限显然是奔着遗嘱去的。但因为是单一信托，具体内容尚不清楚。据了解，平安、上国投都在今年计划大力发展家族/遗嘱信托了。

『柒』 信托基金的国内现状

在中国，最接近美国产业投资基金形态的金融产品就是信托公司开发的信托基金（注：本文所称信托基金，是为了反映其实质，并与国外称谓统一而定义，与目前国内业界使用的概念 信托计划、信托产品、信托品种含义一致）。其开发依据是《信托法》，全部采用信托制形式，这是与美国产业投资基金最大的差异。观察2002年7月至今中国信托基金的发展，它弥补了企业不能发行债券、股票的不足，丰富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价值投资的渠道，使得投资者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中国信托基金与美国产业投资基金一样，主要投资于实业领域，但主要投向集中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公用事业三大领域项目，属于传统成熟行业，经营模式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没有高科技含量。对于高科技行业，信托融资案例很少，原因有二：中国自主开发的真正的高科技少；信托公司项目开发人员职业经历局限于金融业内，没有工程技术背景，对工业技术并不熟悉，也未曾从事过实业公司的经营管理。
虽然信托基金的投资对象与美国产业投资基金相同,主要是非上市公司，但融资企业一般属于中型规模企业，缺乏对企业初创阶段的投资。这是因为，一方面小企业经营不稳定，信托基金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又较弱；另一方面，对于大型企业进行股权融资不现实。由于信托贷款过程长，利率并不明显优惠，与银行贷款相比没有优势，且双方实力不对等，故有些大型企业目前还没有兴趣向信托公司融资。
按照有关规定，信托公司的信托基金只能私募。不能公募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监管部门谨慎心态明显，不愿放开；另一方面，中国一些人士受到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影响，认为对信托基金的发行范围应予以限制。该法规定，投资公司（即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股东）人数不得超过100人。这本是针对公司制基金而言，由于中国一些人士对此不求甚解，因此要求中国的信托基金不得公募。而且，在信托基金发行时，信托公司不能进行营销宣传。
银监会不允许信托公司采用受益凭证方式发行，能够证明投资者对信托财产及其收益拥有权利的凭证就是信托合同。目前的规章对信托合同的内容、格式等规定比较原则化，因此信托合同属于非标准的契约，转让手续繁琐，流动性很差。各家信托公司仅负责该公司的信托基金的交易，没有全国性的集中交易场所。目前信托期限短，故流动性需求尚不明显；如果信托期限较长，在信托期间交易需求将变得迫切，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将比较突出。这也是信托公司无法开发长期理财品种的原因之一。
信托基金投入的项目数量较少，一般仅有一个，风险过于集中。受到信托合同数量200份限制，信托融资规模相对有限，一个信托基金的资金量无法投向多个项目。而且，现阶段信托公司在一个信托基金中管理多个项目的能力也有限。
无论发行规模的大小，目前信托公司、信托执行经理很少出资认购信托基金的部分份额。这样对业务人员缺乏制衡机制。业务人员开发信托项目的初衷可能主要是为了获取自己的业绩提成，存在冒险冲动，因此，业务人员、其所在信托公司与投资人三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冲突的可能。
英文参考：mutual fund

『捌』 请问制约我国信托业务发展的因素包括哪些

影响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信托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和缺失造成的，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托规模的制约及单份信托合约金额的限制。按《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基本定位于非公募性质，每项信托计划不得超过200份信托合同，每份信托合同的最低金额不得低于5万元人民币。此项限制导致了资金信托产品的设计和推出与大多数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规模以及巨额的居民储蓄所产生的投资需求产生了巨大差距。信托规模的限制（受投资项目的资金规模制约，实际上每份信托合同要求的最低金额往往高达几十万元），使得相当多的资金信托产品不能顺利发行，投资项目的资金难以按时到位，进一步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2、税收制度的制约。对于财产型信托，由于目前我国税收制度没有针对该类业务出台相应政策，按照《信托法》和现行的税法，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投资时，因伴随产权转移，需要缴纳税金；当信托计划到期，信托公司将资产交还委托人时又需缴纳税金。双重纳税大大提高了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从而压缩了投资者的收益空间，阻碍了信托业务的开展，这也是目前各信托企业均未推出财产型信托业务的一个根本性制度约束（目前部分国内信托企业推出的所谓财产信托产品，其本质上还是资金信托产品）。而对于资金信托产品来说，现行的法律规定中没有明确受益人在取得信托受益时如何纳税，各个地区在此方面的做法不一致。另外，对于信托企业开展公益信托业务等特殊业务，相关法律中也没有税收优惠等方面的规定。

3、信托产品流通机制的滞后。尽管规定信托产品的受益权可以转让，但转让方式、转让价格、转让手续和转让场所等在法律法规中均无明确规定，从而使资金信托产品的流动性，特别是机构委托人大额信托合同的转让严重缺乏操作性。根据现有法律，信托受益权是以信托合同形式存在的，而信托合同不能被分割，只能整体转让。受制于项目融资的规模和信托计划不能超过200份合同的限制，使得单个信托合同的融资规模通常高达几十万元，抬高了未来转让过程中交易对手的门槛，大大增加了寻找交易对手的难度。

4、工商登记制度的缺失。尽管我国《信托法》中对信托财产登记问题有专门条款，但缺乏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例如，信托财产登记需要工商登记机关准许对充当信托财产的股权、设备等进行登记，但实际操作中工商管理部门却往往因政策不明确而拒绝，这使得原本应是信托公司优势业务品种的财产信托难以发展。

5、跨区域展业的限制。按照目前法律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能在异地设置分支机构，从而使其在异地的展业功能受到明显的限制，信托机构的规模偏小，抗风险的能力偏弱，资金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余缺调节受到了制约，造成了资金配置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和浪费。
6、营销宣传方面的制约。按照《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能在报刊、电台、电视和其他公共媒体等新闻媒体上对信托产品做广告营销宣传，这一规定使得信托产品的认知程度和受众面相对较为狭窄，不仅导致信托产品销售渠道不畅，产品信息闭塞，信托产品的诚信度不同程度地也打了折扣，而且进一步制约了信托流通市场的形成。

7、竞争制度的制约。当信托公司被政策所困时，银行、保险、证券业却相继推出了“委托贷款”、“分红保险”、“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开放式投资基金”等一系列产品。借助其网点分布广泛、客户资源丰富的优势，这些业务一度开展得异常红火，而且在税收、规模等政策方面享有更加优惠的政策，如投资于基金所得不必缴纳所得税，《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对证券公司办理的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又没有200份的规模限制等。这些业务虽然名目繁多，但究其实质，正是地地道道的公募信托业务。这些业务都在挤占信托业务的空间，对信托市场的瓜分已经初露端倪。

从上述七个方面来看，因为信托制度的滞后和不配套，使得信托企业在起跑线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再加上各信托企业的内部原因，如法人治理结构严重缺位、内控机制不健全、人才的短缺、关联交易缺乏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原因，使得信托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过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难以成为支撑我国金融业的支柱。

『玖』 信托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特点和出现的问题

信托是英美法系的独特产物，是英国人对世界法律体系作出的重大贡献。英国的法学家梅特兰曾说，“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他还指出之所以是最大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信托的发明，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满足新的需求和解决新问题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信托制度。[1]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的制度功能“长期规划”、“弹性空间”和对“受益人切实保障”[2]使其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法律制度，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如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信托制度的独特功能对于寻求有效财产管理制度的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2001年，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移植信托制度，制定《信托法》。
信托制度的独特功能对于寻求有效财产管理制度的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2001年，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移植信托制度，制定《信托法》。2001年《信托法》实施八年来，我国信托业虽然已经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顿的混乱状态，信托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信托业的财产管理的功能还未能很好地发挥，信托信号还存在一定模糊，以至于在实践中与其他理财制度存在着混淆。本文将就信托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问题进行阐述，以寻求正确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作用。

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亚洲金融危机严酷肆虐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鉴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东国投”）不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从即日起实施行政关闭。
在举世瞩目下，旋即又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球金融市场的事件：进入11月，广东国投在香港的两家子公司因资不抵债分别按香港法律宣告清盘；第二年初的1月16日，广东省高院和广州、深圳中院分别作出裁定，广东国投本部及其在境内的三家子公司共四家企业进入破产程序。
广东国投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广东国投破产的消息犹如石破天惊，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广东国投破产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
“我们如果象以前那样，把广东国投的债全部背起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那样做的后果将是极其危险的。广东国投的债政府背了，广东省其他地方、尤其是全国不少地方的企业外债，政府是不是都能背得起？”回忆往事，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感慨万端。
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 （现任海南省委书记）说：“广东国投的债务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包下来，而是‘谁的孩子谁抱走’，这一决定预示着一个重大变化，哪级政府管的事情由哪级政府解决，国家主权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要逐步分清。”
王岐山把广东国投破产这一重大决策比喻作“揭房顶，开窗户”之举。事实证明，广东国投破产，使得阴云密布、危机四伏的金融界开始出现了松动，为全面化解我国金融风险“杀开了一条血路”。
广东国投关闭直至破产事件，直接触动了全国信托业的“脱缰野马”开始“收缰”。1998年底，根据中央要求，对信托业的全行业整顿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启动了。
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案说明， 2001年《信托法》实施八年来，我国信托业虽然已经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顿的混乱状态，信托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信托业的财产管理的功能还未能很好地发挥，信托信号还存在一定模糊，以至于在实践中与其他理财制度存在着混淆。本文将就信托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问题进行阐述，以寻求正确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作用。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起因在于对当时法律的规避，而后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融资工具。那么，我国要引进的是信托制度的哪个方面，是首先应当明确的。在财产管理制度方面，我国有合同制度、委任代理制度、遗产继承制度等，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存在并发挥作用。作为财产管理的功能，信托制度似乎作用不大。但作为融资工具的功能，信托制度对于促进流通、加快资金使用效率有非常大的空间。另外，我国在信用管理、产权登记、诉讼证据的确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把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功能全盘引进将会造成制度的混乱。实践证明，信托制度在我国财产管理方面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诺斯认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都是贸易收益。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贸易规则的需求是一致的，在贸易和商业领域，信托制度的作用更容易实现。

信托制度不是要置换原来的制度，而应当是补充，同时填补原有制度的空缺。本文所说的本土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