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超预期的股票都是涨还是跌
近期股市出现超预期下跌其一，下跌速度超预期。元旦之后仅仅一个月时间，指数就下跌近10%，在最近两年里是少见的。2019年1月，上证综合指数从2440点起步，股市以慢牛节奏运行了整整三年，期间最大的一次调整发生在2019年中，上涨指数从当年4月8日的3288点跌到8月5日的2821点，下跌15%，但调整时间持续了近4个月。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疫情突发，之后股市一度遭到严重冲击，但指数只是下跌了8%，持续的时间仅一天。
其二，股市下跌与基本面相背离。更准确地说，股市是在利好频出的背景下出现了大幅度下跌的。2021年12月初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公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从这个会议基调看，2022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稳增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大方向是放松的。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当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宽松状态，股市运行趋势都是上涨的。但此次信息公布之后，上证综指只上涨了2%，便出现调整。
其三，机构投资者损失超预期。从统计数据看，截至2022年2月10日，104家披露业绩的百亿私募今年的净值回撤为7.57%，只有11%的基金获得正收益。截至1月底，有1259只股票型私募基金净值跌破0.8元，有500多只基金净值跌至0.7元以下，大多数股票型基金都设置了止损线，净值跌至0.8元或以下意味着基金要被动清盘。
机构投资者亏损超预期的事实反过来可以佐证市场下跌的超预期。
原因分析
我认为近期股市的下跌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趋势性变化。自2020年初至2021年10月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就业及经济增长，一直处在扩表状态，但2021年底开始，美联储开始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物价上，美国12月份的CPI高达7%，刚刚公布的美国2022年1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达到了7.5%，创40年高位。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是超市场预期的，因为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会议均不认为通胀是一个问题，相反，“现代货币理论”一度成为市场和政策分析关注的热点。“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物价没有上涨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大胆地运用财政货币化的手段来扩张信用。2008年之后美国也曾经使用过类似的政策，物价似乎一直很稳定；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的日本政府也一直采取类似政策达30年之久，物价也一直没有上涨。这些成功的案例让很多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也不例外，因此，2021年下半年美国出现通胀是超市场预期的。
2021年第四季度，美联储开始承认美国出现了通胀，2022年1月份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鹰”派色彩更加强烈，并采取收紧货币的措施，受此影响，美元指数节节攀升，而非美货币出现快速下跌，全球股市均出现下跌震荡走势。这个时点与A股下跌基本同步。
二是信贷扩张受阻。尽管人民银行释放扩张的货币政策信号，但市场认为信贷扩张难以实现。从社会融资总量看，2020年和2021年均为30万亿元左右，其中信贷融资为20万亿元，房地产融资大约为8万亿元，占信贷融资比例为40%左右，信贷融资之外的10万亿元社融里估计也至少四成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另外，融资需求中来自地方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类公司占据相当比例，这些融资其实是以土地收益作为担保的，它们同样直接或间接与房地产行业相关。
假如房地产行业出现坍塌，信贷增长将出现梗阻，社会融资总量扩张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所说的“信贷塌方”并非无的放矢。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截至2022年1月底，年度销售排名前50强房地产开发企业已经有20余家出现了债务违约。为什么会出现流动性危机？短期触发因素是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的房地产金融紧缩，深层次原因是房地产行业的“三高经营模式”（即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当所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奉行“三高经营模式”，行业必然累积系统性风险。
尽管我们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但类似房地产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如何化解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可以对冲房地产投资减速对经济的冲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在房地产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的背景下，土地出让已经受到严重影响，2021年底进行的土地集中供应中，有些城市的城投公司成为土地的主要购买者，民营控股的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缓解流动性风险，主动放缓了购置土地的节奏。在房地产流动性风险不能缓解的假设下，2022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应该会减少。另外，中央一直强调遏制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在土地收入减少和债务不能增加的背景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只能靠专项债的增加，财政部已经开始发力，但力度还不够。
2月10日，人民银行公布了2022年1月份的社会融资统计数据。社会融资增量6.17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3.98万亿元。公布这些超预期数据之后股市并没有出现上涨，因为投资者最关注的居民贷款仍然大幅度减少，居民短贷同比少增2272亿元，居民中长贷同比少增2024亿元。居民贷款直接对应的是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居民贷款降幅扩大说明房地产市场仍在继续恶化。
三是公募基金“抱团式”投资受阻，高估值的基金重仓股进入估值回归之旅。2019年至2020年，沪深300指数连续两年上涨30%左右，基金的平均收益颇丰，形成资金与股价之间的正反馈，公募基金发行快速增加，2020年权益类和混合型基金发行了3万亿份，创历史新高。新募集资金继续买入基金重仓股，导致这些股票价格节节攀升。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贵州茅台，其股价在2019年初只有500多元，在资金推动下连续两年大幅度上涨，至2021年初股价上涨至2600元，市值第一。
贵州茅台股价的大幅度上涨并没有伴随企业盈利的同比例增加，其股价上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估值的提高，当茅台股价上涨到2500元时，市盈率超过60倍。如果是一个中小市值的公司，有较好的成长潜力，出现这样的高估值有可能是合理的，作为市场市值最大的公司，这一高估值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基金“抱团式”投资的风险曾经在2007年出现过，当后续资金难以为继时，股价便走上了慢慢回归的熊途，2008年股价大幅度下跌，结果是基金投资者损失惨重，基金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
2021年基金重仓股均大幅度回落，基金的平均收益也沦为负数，基金的发行快速降温。这是对2019年和2020年基金重仓股估值持续上升的修正，尽管有些股票的估值已经向下修正了不少，但依然处在高位，最近的股价下跌也正是该趋势的延续。
四是新股发行加速，原始股东套现压力渐显。2021年新股IPO数量创历史新高，全年有500多只股票发行，尽管新股募集资金只有5000亿元左右，但原始股东套现压力开始逐渐加大。
从2021年股价走势看，受到基金重仓股出现回落的影响，中小市值的股票活跃度持续增加，尤其是2021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市值小于50亿元的小市值股票均上涨幅度超过30%，这些股票在2022年将面临下跌风险。其下跌风险主要来自2021年新股发行的原始股东套现。
股市维稳首先要稳定房地产市场
在影响当前股市的众多因素中，房地产市场预期是最重要的，要稳定股票市场，首先应该稳定房地产市场。当务之急是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尤其是要关注大型龙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要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2. 中国债券发展有什么建议
很多人对于企业债券筹资可能不是很理解，债卷用通俗一点的叫法就是“发票”，其实所谓的企业债卷筹资就是单位通过发放这种“发票”向市面上的民众来集中资金。这种发放“发票”来向民众集中资金是很多企业通用也是最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好的地方就是成本低，还有就是更好的使持有者对单位的掌控力度。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种方法的限制要求条件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在资金上面的风险相对来说会比其他的高一点。另外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这种方式有一定的最低额度，就是金额累计的总和不能超过这家企业单位的净资产百分之四十。另外呢就是这种“发票”一定要符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才可以使它在市面上更好的流通使用。
企业债卷筹资发展的建议：
第一步：目前来说我国对于这种“发票”发行的管理体制有些许的不足，首先在管理上应该成立出一套对于这种“发票”的管理体制，在发放这种“发票”的审核过程中中应该严中之严，而对于违法发放的企业单位应该给予一定的惩罚。
第二部：政府应该加强对“发票”的扶持力度。大方向延展出出企业债卷的类型。之后呢可以向海外大力度的推行这种债卷，接着呢就是上市。
第三步：成立出一套合理合法有规范的评估体制。首先，就是要加强对部分单位的信用评估，使其可以独立的拥有这份财产并对它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弄虚作假的则要给予大力度的惩罚，让弃对那些持有“发票”的人进行赔偿。这样才能让那些企业单位秉着诚信，对人负责的态度去做事。另外就是要有国企或者机构进行担保。
3. 2014中国gdp和日本gdp是多少亿美元
全年GDP维持在7.7%增长是个合理水平，这一增长速度与就业之间并没形成突出矛盾，这有利于今年继续维持这个的增速来调结构，从长期看来，中国经济维持在6.5%～8%之间的增长会成为常态，中国将从经济“热增长”变成“稳增长”。
经济学家马光远：2013年GDP达到568845万亿，按照汇率，差不多等于9.39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GDP的50%，2014年超10万亿美金几乎也成为定局。届时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GDP总量超10万亿美金的经济大国。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宗良：达到预期目标，与较早我们预期的数据一致。
亚太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7.7%增速符合市场预期。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2013年GDP增速为7.7% 符合市场预期，经济的稳定回稳保证了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去年上市公司增长超10%，经济回稳对股市的基本支持作用渐渐显现，而蓝筹股的估值仅仅是8倍左右，已经进入投资区域，市场最悲观最恐慌的局面已经过去。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我们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仍将持续，而国内改革将全面推进。预计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动力相比上年不会有明显波动，经济增速将维持在合理的区间。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去年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增加了债务，社会融资规模也比较大，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很快，企业债务增长也很快，但投资没有带来现金流，市场的流动性还是很紧张。
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本次公布统计数据存在水分，部分数据或是虚假的，应该引起重视。
森林狼咨询杜振辉：2013年度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人民币，按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为6.1932计算，折合美元为9.18万亿美元， 2013年度美国GDP初步统计约为16.56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GDP总值的55%。
4. 2021年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2021年10月15日，人民银行举行2021年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罗延枫主持新闻发布会。以下为文字实录：
罗延枫：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
10月13日人民银行在官网、官微发布了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数据发布之后社会各界非常关心第三季度经济形势、下阶段货币政策趋势等问题，希望得到来自央行的解读。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女士、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先生、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先生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下面请大家开始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济之声）：三季度的数据发布以后，想请问一下目前金融运行整体的特征是什么？
阮健弘：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稳字当头，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平稳性。从三季度的数据看，当前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总量平稳增长，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
一是金融总量平稳增长，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体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金融总量平稳增长，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9月末，M2的余额是234.28万亿元，同比增长8.3%，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的余额是308.05万亿元，同比增长10%，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二是信贷总量稳定增长。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前三季度，新增的人民币贷款是16.72万亿元，同比多增4624亿元。9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89.46万亿元，同比增长11.9%，比上月末低0.2个百分点，保持基本平稳。
三是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今年以来，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延续恢复的态势，金融总量平稳增长，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是274.9%，比上年末低4.5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的杠杆率分别回落3.1个、1个和0.4个百分点，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三季度的经济恢复和债务增长情况看，预计三季度宏观杠杆率还将保持基本平稳。
上海证券报：请问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有哪些结构性特征？
阮健弘：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24.7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4.87万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4.14万亿元，总体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分结构看：
一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减。前三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新增16.8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400亿元。
二是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融资回归常态，股票融资同比多增。前三季度政府债券的净融资是4.4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32万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4276亿元。前三季度企业债的净融资是2.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66万亿元，与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前三季度非金融企业境内的股票融资是8142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043亿元。
三是表外融资减少较多。前三季度，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三项表外融资净减少1.56万亿元，同比多减1.4万亿元。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随着美联储缩减的进程日益明显，我想问一下中国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谢谢。
孙国峰：我们注意到近期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的表态，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启动缩减购债。从我国来看，2020年应对疫情以来，我们实施正常货币政策，2020年5月以后货币政策力度逐步恢复正常，今年已基本回到疫情前常态。今年以来，考虑到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主要经济体可能的货币政策调整，人民银行作了前瞻性的政策安排，降低了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外溢冲击。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95%附近，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跨境资本流动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49元，较2020年末升值0.6%。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较2020年末升值5%。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做好跨周期调节，统筹考虑今明两年政策衔接。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持续释放LPR改革效能，稳定银行负债成本，推动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引导市场主体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日本经济新闻：今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强调“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已经进入常态化实施阶段”。最近很多城市的楼市降温了。经济增速也在放缓。请问如果今后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央行有可能对房地产信贷管理暂时放松吗？
邹澜：十九大以来，中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在防范化解房地产“灰犀牛”风险、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降低了整体金融风险水平。中央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战略和方针，是我们做好房地产金融工作的长期遵循。
从数据上看，今年前三季度，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金额保持平稳，与同期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基本匹配。其中，少数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个人住房贷款投放受到一些约束，房价上涨速度得到抑制。房价回稳后，这些城市房贷供需关系也将回归正常。近期，个别大型房企风险暴露，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出现了一致性的收缩行为，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这种短期过激反应是正常的市场现象，2019年包商银行出险、去年永煤和华晨债务违约后，在同业市场和信用债券市场也发生过类似现象。
此外，部分金融机构对于30家试点房企“三线四档”融资管理规则也存在一些误解，将要求“红档”企业有息负债余额不得新增，误解为银行不得新发放开发贷款，企业销售回款偿还贷款后，原本应该合理支持的新开工项目得不到贷款，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企业资金链紧绷。
针对这些情况，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已于9月底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指导主要银行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保持房地产信贷平稳有序投放，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证券时报：四季度有大规模的MLF到期，想问一下央行将会如何应对这种到期压力？以及央行是如何预判四季度的流动性是否会面临较大的波动？包括随着近期美联储的缩减购债计划可能会落地，目前有没有观察到中国是否会出现资金流出的压力？
孙国峰：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市场利率运行平稳。今年前9个月，DR007就是银行间市场的存款类金融机构回购利率平均值为2.18%，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7天期逆回购利率2.2%非常接近。
四季度，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将继续保持基本平衡，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对于政府债券发行和税收缴款以及中期借贷便利到期等阶段性影响因素，人民银行将综合考虑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需求等情况，灵活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时适度投放不同期限流动性，熨平短期波动，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资金需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在增加流动性总量方面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近期，人民银行还推动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方式改革，有序实现全流程电子化，这有利于提高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效率，稳定市场预期，增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性，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近年来，人民银行完善流动性和市场利率调控框架，提高操作透明度，通过言行一致的货币政策操作和预期管理稳定市场预期，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预防性流动性需求，使得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所需要的流动性总量和超额准备金率持续下降。后续，人民银行将继续密切关注影响流动性供求的多种因素，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运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流动性环境。
彭博新闻社：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引起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我们想问中国央行怎么看房地产的企业面临的信用风险？是否担心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
邹澜：恒大集团资产总规模超过2万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项目约占60%，涉及到1000多家作为独立法人的项目子公司。近年来，这家公司经营管理不善，未能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审慎经营，反而盲目多元化扩张，造成经营和财务指标严重恶化，最终爆发风险。
恒大集团总负债中，金融负债不到三分之一。债权人也比较分散，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敞口不大。总体上看，其风险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可控。
目前，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依法依规开展风险处置化解工作，督促恒大集团加大资产处置力度，加快恢复项目建设，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此过程中，金融部门将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地方政府，做好项目复工的金融支持。
恒大集团的问题在房地产行业是个别现象。经过近几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后，国内房地产市场地价、房价、预期保持平稳，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经营稳健，财务指标良好，房地产行业总体是健康的。
财新：我想问一下碳减排的支持工具目前的创设进展如何？预计何时以何种形式落地？
孙国峰：碳减排支持工具大家都很关心，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目前人民银行正抓紧推进碳减排支持工具设立工作。碳减排支持工具是为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而创设的一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为保证精准性，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个重点领域；为保证直达性，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向碳减排重点领域的企业发放贷款，之后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资金支持，并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公开披露碳减排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人民银行将以稳步有序的方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注重发挥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
需要强调的是，碳减排支持工具对碳减排重点领域的支持是“做加法”，支持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从而增加能源总体供给能力，不是“做减法”。金融机构仍要按市场化、法治化和商业化原则，对煤电、煤炭企业和项目等予以合理的信贷支持，不盲目抽贷断贷，更好发挥金融对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作用。
新华社：请问一下三季度的信贷结构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有什么新的亮点？
阮健弘：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从贷款的实际投向看，9月末，全部产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是67.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这个增速比同期全部本外币贷款增速高3.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业和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分别增长37.8%、16.4%和17.2%，分别比上年末高2.6、2.2和0.3个百分点，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从普惠小微企业融资情况看，普惠小微的贷款维持较高的增长态势，继续保持了“量增、面扩、价降、结构优化”的特点。量增方面，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4%，比各项贷款的增速高15.5个百分点。面扩方面，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了4092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0.8%。刚才孙司长也提到了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从数据方面看，9月份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是4.89%，比上年12月下降了0.19个百分点。结构优化方面，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是17.4%，比上年末高两个百分点。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三季度信贷结构方面又有了新亮点，金融在支持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金融资源向国家的“专精特新”企业倾斜，“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势头增长良好。一是“专精特新”企业的获贷率比较高。9月末，“专精特新”企业的获贷率是71.9%，户均贷款余额7582万元。二是贷款余额稳定增长，成本持续下降。9月末，“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比全部贷款的增速高6.3个百分点，贷款合同平均利率是4.52%，分别比上年末和上年同期低0.15和0.25个百分点。
当前金融体系在不断加强对重点行业和普惠小微支持的同时，也在增强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将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香港经济导报：我们注意到近期不少房地产企业海外美元债券价格出现下跌，请问央行对此持什么态度？
邹澜：近期，受个别房地产企业债券违约等风险事件的影响，境外房地产企业美元债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这是市场在违约事件出现后的自然反应，历史上也有很多案例。比如说，前段时间华融集团出现风险后，市场避险情绪急剧上升，连带其他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价、债券价格也都出现下跌，再融资困难，随着8月华融成功引入战投，境外债券折价快速收窄，市场情绪得以恢复。
目前，相关部门已关注到境外房企美元债市场的变化，将敦促发债企业及其股东，严格遵守市场纪律和规则，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妥善处理好自身的债务问题，积极履行法定偿债义务。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中资房地产企业已经开始回购境外债券，这体现了企业对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预计对于缓解市场紧张情绪、恢复市场信心将起到积极作用。
CNBC：我的问题是关于最近的一些限电情况，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展望和预测，这些情况对经济的影响请问央行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孙国峰：最近我们也注意到拉闸限电的有关情况，包括近期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们认为中国的PPI涨幅在今年年底至明年会趋于回落。对于我国CPI的影响来看，CPI可能有所上行，但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总的来看，我国的通胀总体可控，所以下一阶段人民银行还将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稳定社会预期。
中国经营报：我注意到昨天出的9月份的CPI、PPI的数据，显示CPI、PPI的剪刀差达到了10个百分点，再上历史新高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同时我也注意到PPI内部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比也增高，这些对中小企业造成生产成本的压力，市场预期四季度是不是可能央行会再次降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想问一下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四季度还存在降准的空间吗？
孙国峰：关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PPI上行，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我们认为PPI可能在近期维持高位，但是考虑到我国是全球主要生产国，经济自给能力较强，企业大部分能源品供应有长期协议保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各国通胀上行的输入性影响可控，所以PPI维持高位还是一个阶段性的。随着全球供给恢复、运输效率提升和高基数效应显现，PPI有望于今年底至明年趋于回落。
CPI刚才也讲到，我们预计CPI有所上行，但会继续处在年初的预期目标区间之内。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对一些下游的中小微企业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各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挑战。从人民银行角度来说我们也出台了很多措施，包括前期出台的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也包括7月初的降准，都是对中小微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从流动性角度来说，人民银行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从整个四季度来看，流动性供求的形势应当说是基本平衡的，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邹澜：我补充一下。因为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往往受压力最大的就是小微企业。刚才这位媒体朋友也提到了小微企业的情况，孙司长也作了回答。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多介绍一些情况。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继续深化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实施好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和金融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两个专项活动，优化地方融资环境，引导金融资源更多的流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效果上来看，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还在进一步的发挥，小微企业融资继续保持“量增、面扩、价降”的良好态势，三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8.6万亿元，同比增长27.4%。支持小微经营主体超过4000万户，同比增长超过30%。9月份新发放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为4.89%，和上年末相比又下降了0.19个百分点。从去年一直到今年的9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对13.5万亿元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其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11.1万亿元，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8.6万亿元。
针对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增加，疫情灾情影响等小微企业面临的这些困难，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加大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工作。9月7日潘功胜副行长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也介绍了金融工作的具体安排，人民银行将加强各项惠企政策实施力度，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融资的获得感。
这里主要包括几项：
一是抓紧推动新增三千亿支小再贷款政策落实落地，刚才孙司长已经介绍了。二是继续发挥好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效力，运用好再贷款资金引导银行更多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统筹做好政策接续。三是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支持中小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拓宽支小信贷资金的来源。引导银行继续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考核激励机制，强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运用，推广主动授信、随借随还贷款模式。进一步健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四是要支持小微企业供应链的融资。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账款清欠工作的基础上，推动大型企业使用商业汇票替代其他形式的账款，指导金融机构扩大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通过再贴现等工具来支持缓解小微企业因为占款所面临的压力。
罗延枫：感谢今天的三位发布嘉宾，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谢谢大家。
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为什么承诺人名币不贬值 其意义在于急求，谢谢
一是，中国与遭遇危机国家不同，中国的资本帐户有严格管制，外部的游资很难实施对人民币的恶意炒作攻击。当时中国实行谨慎的对外金融政策，严格限制外债的规模，1997年中国的外债只占GDP的20%，大部分外汇敞口不是短期贷款，而是长期外国直接投资。
二是，中国在危机中扮演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就避免了遭遇危机国家的新一轮货币贬值。要知道，人民币如果大幅度贬值，必然会引起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引发亚洲经济漰盘，对谁都没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才使得危机没有进一步地恶化，最后大家都不同程度上从中得利。当然，有人会问，为了防止货币贬值比赛的出现，如果确实需要有一个国家来做“牺牲”，那么为什么不是别的国家，而总是中国？！里面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做“牺牲”的国家必须是个地区经济大国，否则就起不到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阵脚的作用。在亚洲目前只有两个经济大国，即日本和中国。而日本由于其经济早已是奄奄一息了，不可能有能力和勇气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别无选择地这个重担只能由我们来挑了。另外，从经济结构来看，亚洲地区也只有我们可以仅凭借国内需求做支撑，就可以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对其他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如果出口下降过快几乎就会要了他们的小命。所以，他们纷纷进行贬值，以促出口，实在也是为了活命，不得已而为之。
三是，即便人民币采取小幅度贬值的方式也是得不偿失。长期以来，我们产品能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价格低廉优势，由于这种优势始终非常明显，小幅度的贬值只可能起到一点“锦上添花”的点缀作用，而不会对出口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更何况，我国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国际市场需求具有较大的刚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小幅度贬值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将变得更为弱小。所谓的“失”则是指政治上将失分。如果人民币贬值，将导致我国地区大国地位明显下降，既不利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非常不利于吸引外资流入。退一步说，如果有人实在认为，人民币还是有小幅度贬值必要的话，我们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做在明处，进行名义上的货币贬值。我们完全可以做在暗处，比如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对出口企业提供低利率的贷款等，其效果应该比小幅度贬值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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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处在什么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第三季度的GDP增长数据——
名义增长率7.6%，实际增长率6.0%。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2019年过去的3个季度的GDP增长速度，是中国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没有这么低过（见下图红线）。
而且，这个数据也是中国经济在2017年底以来连续下降的第7个季度。
1992年，中国开始公布季度GDP数据，此后一直到现在，每个季度都公布数据，2009年1季度是此前中国GDP增长的最低值，当时是6.6%。
数据看起来很糟糕，历史对比也的确很糟糕，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有两个：
1）中国经济短期内已经触底了么？
2）中国经济现在整体到了什么状态？
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虽然数据很糟糕，但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基本已经触底——也就是说，1-2年之内，中国GDP增长最差的阶段已经过去，不会更糟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曾经告诉大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个经济领先指标（Composite Leading Indicator，CLI）。一个经济体的CLI指标，与6个月之后该经济体的GDP季度增长率，存在着0.99以上的相关性——接近100%了。
下面就是2017年1月份到最新的2019年8月份，中国和美国CLI数据的对比。
中国上一轮的CLI数据在2017年7月到达顶点，然后就进入了为期一年半的下降期，一直下降到2019年4月份开始回升；而美国上一轮的CLI数据顶点则一直延续到2018年6月份，然后才开始进入下降周期，目前美国仍然处于下降周期。
最新的中国8月份CLI数据回升到了99的水平，这确认了中国的CLI数据已经在持续回升，中国的CLI最糟糕的阶段是2018.12-2019.4，按照其领先GDP增长6个月的情况，这预示着中国GDP增长最糟糕的阶段，应该是出现在2019年第三季度。
国内投资界最喜欢用的经济领先指标，是广义信贷增速（一般采用广义的社融增速，即人民银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加政府债减财政存款），这个指标，与国际上通用的信贷脉冲（credit impulse）指标接近，这两个指标均于2018年底和2019年初见底。
信贷脉冲，是德银经济学家 Michael Biggs 在2008 年提出的概念，是指新增信贷占GDP比例的变动。其含义也非常明确：经济中的支出（尤其是投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增借贷，因此和 GDP 变动相关的，应该是债务（信贷）增量的变动，实证数据均表明，欧美信贷脉冲对GDP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而且是一个非常显著的领先指标（大约领先经济2-3个月）。
中国的信贷脉冲与GDP的相关性没有信贷增速好，而且信贷脉冲领先GDP的时间偏长，原因可能是欧美经济中的私人部门比重大，一旦私人部门信贷脉冲起来之后，也就意味着支出活动增强和经济上行，而中国的广义政府部门（含国有企业）获取信贷的能力更强，在很大程度上肩负着稳定经济发展（即对冲经济波动）的职能，因此往往是在经济面临显著下滑压力的时候才增加信贷投放和扩大支出，但这个投放不足以立刻令整个经济回暖，仍需要一定的时间传导到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层面，这导致了更长的时滞。
其实，还有一个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的数据，更是可以验证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那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中国经济敏感区域的发电量。这两个区域的发电量同比增速，均在2019年第二季度以来持续上升并于第三季度离开负增长区间。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第二个问题嘛，需要跳出当前时期来观察。
我刚才说，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触底，那长期看呢？
答案是，长期看没那么乐观。
原因是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实在太高。
在“2019，中国的债务水平到底怎么样？”和“20年前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有多像？”两篇文章中，我曾经详细对比了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发达国家整体、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整体的债务/GDP数据，结论是：
从2008年到2017年，短短的10年时间，中国的整体债务/GDP比例迅速从一个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跨入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目前的中国，虽然债务分项结构上，还类似于一个新兴国家（企业债务占比最高），但实质上总债务之高，已经与其他发达经济体达到同一个水平。
接下来，中国经济要走的路，就是债务结构逐渐向发达国家演化（特别是日本）。看看过去20年的日本经济，你就知道，即便是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触底，但接下来最好的情况，GDP也不过是在5-7%这样的增速范围内波动——中国的GDP，再也回不到2013年之前那些动辄10%、8%的增速的年代。
当然，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在纯粹的信用货币体系之下，如果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一个国家的负债水平越高，说明这个国家内部的信用利用越充足，也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阶段越高级。
对比下面的数据，除了中国之外，是不是只有那些发达经济体，才有资格负担这么高的债务，像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俄罗斯等，你想负担这么高的债务还做不到呢！
不过，债务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在债务负担很低的时候，如果有能力增加负债，那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但一旦债务水平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反过来会拖累经济发展——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听说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GDP出现过5%以上的增长？
所以，对第二个问题更好的回答就是：
中国经济已经换挡，以后，5-7%的增长速度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
鉴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庞大，如果接下来真的能一直保持5-7%这样的速度持续个10-20年，那依然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意味着10年后、20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越美国，占到世界总量的1/4左右。
7. 中国债务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到底是多少？这些债务的风险有多高，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系统性风险或者区域性风险，应对这些债务和风险有哪些应对举措？基于此，日前，国务院信息公开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举办第25次文津圆桌闭门研讨会进行研讨。
债务总量持续增长但整体可控
数据显示，以广义信贷总量的指标，到2016年一季度末，广义信贷为134万亿，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个百分点。以各项贷款比GDP的指标，到2015年底这个指标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些年我国债务总量在持续增长。
不过，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国锋称，相对债务总量增长，债务结构的问题更加需要引起关注。
何国锋强调，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整个融资体系结构不合理，长期依赖银行体系。他说，近年来，直接融资尤其债券融资这块发展比较快，但股票融资占比比较低。2015年末债券和股票融资总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14%左右，这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压力和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银行业承担了大量本来应该由资本市场解决的一些金融服务，像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兼并重组这些应该由股权融资来做更好一些。
就整个银行体系来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仍较低。何国锋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同时整个贷款损失准备也比较充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拨备有2.4万亿，今年以来还在增长，拨备覆盖率175%，贷款拨备率3.06%，对于不良贷款仍有充足的拨备。
此外，企业债市场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4.17万亿元，占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财政处处长关鹏表示，发改委管理的企业债券最大的特色是与投资项目直接挂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政策，资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是债券还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债券在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各品种中违约数量最少，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另外，财政部预算司债务处处长尹李峰也提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尹李峰说，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9.4%，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从地方政府债务来看，目前债务风险也总体可控，以国际通用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与一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加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有所下降、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违法或变相举债担保情况仍有发生、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不规范的PPP模式等新情况和问题，尹李峰称，有关部门正在督促地方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从居民负债来讲，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提到，2013年中国达到55.5%，美国为113%(2007年为143%)，日本是130%。相对来讲，中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曹红辉说，消费的贷款在中国是两倍于经营性负债的，占到整个居民负债的32%，其中居民负债中，80%是用于购买房产，其次就是汽车和信用卡的贷款。另外，中国的居民人口结构中，40岁以下占53.71%，这说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并非是造成中国居民负债增长的一个显著制约因素，今后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人口结构没有成为一个约束。按照美国15%的居民负债的边界来看，大概我们可以新增40.69万亿的居民负债空间。综合举措解决结构性债务问题
在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表示，全球债务同样在增长不能光拿中国说事。他说，从全球来看，2000年开始全球债务87万亿，2007年是142万亿，2014年是200多万亿。在2007年到2014年债务危机债务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对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上升。到现在为止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总体负债水平上升，但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负债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水平。
曹红辉说，2001年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达到49.7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为14.2万亿美元。从全球来看，数量众多的边缘化国家的负债率在下降，少数重要的经济体的负债率却在快速上升，这其中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美国2001到2014年负债率从53%上升到100%，日本从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美英两国效果最为显著，但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债务水平不减反增，比如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债务持续膨胀，荷兰、丹麦、挪威的杠杆率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说，中国的债务状况总的来看有三点，一是赤字总体比较小，二是经济增速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政府掌握了很多生产性资源，不大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整体来说，债务水平和状况应该是可控的。但问题是，既然债务实际可控，为什么坊间、尤其外围对中国的债务问题会有这么大的恐慌呢？
她说，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债务总体不透明，除了过去不愿意主动公开债务情况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直接显性的债务，有一些直接隐性和间接的债务没有谈到，隐性债务如何清算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政策的不连续，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转向特别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层后出现异化，再有可能一些可执行的程度不是那么高，这容易招致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也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总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负债水平较高。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愿意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希望地方多花钱，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并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第二，企业负债很高，跟依靠贷款的粗放增长方式，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都有关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资超过了自己的需求，钱到手之后转手倒给中小企业，自己还能赚一笔钱，导致负债率越来越高。如果看这些指标，只能说中国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没有到了马上就要出现危机的地步。
何帆预测，如果真的出现危机，肯定反映在流动性方面。政府债务的腾挪空间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业的负债，企业到最后还不上钱了。只是目前来看，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体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另外，企业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尚未出现企业资金大量被占用还旧债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还债挤占了投资的情况。
何帆认为，债务问题是必须尽快解决的。不过，中国还远远没有到了马上就要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有时候，债务危机是自己吓出来的。
何帆建议，应该密切关注债务指标，同时尽快做好预案准备。各种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措施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鸡尾酒疗法”，各种药效需要配合，剂量需要斟酌，对潜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虑。
何国锋也表示，要实现经济有序去杠杆，把债务尽可能的降下来，还是应区别对待，分类施策。从银行信贷角度，总的思路还是应该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措施。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企业负债整体较高，同时企业债务风险已经有所暴露。当前，主要以央企作为突破口来研究怎样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债务链，缓解企业相互拖欠资金的问题，同时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的信贷风险。对僵尸企业，现在主要还是尽量推动其进行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尽量少实施破产清算，对于必须要破产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贷怎么退出来，包括信贷退出的方式、节奏，包括影响，尽量不搞大规模一刀切退出。
8. 二季度增速保持稳定的可能性大不大
首先，从投资来看，受以下因素驱动，有望保持小幅回升的态势。去年以来中央政府稳增长的措施及今年各地掀起的新一轮城镇化发展已经激发了地方基建投资的热情，今年一季度增速同比增长26.9%，比去年末增速提高13.6个百分点，一季度无论是社会融资总量还是中长期贷款增速都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基建投资增速仍有望在二季度维持高位；虽然受多种条件制约，地方投资增长的动力有所减弱，但在今年3月地方完成政府换届后，且又面临“十二五”中期规划落实检验时期，仍会有较强的投资冲动，而这也会推动投资项目的增加，如1-3月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为14%，比1-2月提高3.9个百分点；虽然以国五条为代表的调控政策使得未来几个月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将下滑，但房地产投资增速一旦企稳后具有较强的惯性，且目前开发商的资金面也比较充裕，如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速为29.3%，远超过投资增速，因此二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仍有望稳定保持在20%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