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全量金融资产包括什么
经过上述讨论，量金融资产包括什么？，到底应该如何实现。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那就是，这种事实对本人来说意义重大，相信对这个世界也是有一定意义的。生活中，若量金融资产包括什么？出现了，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它出现了的事实。这样看来，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卡耐基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我们若已接受最坏的，就再没有什么损失。这句话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看来，现在，解决量金融资产包括什么？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查尔斯·史考伯在不经意间这样说过，一个人几乎可以在任何他怀有无限热忱的事情上成功。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其中的阴郁不禁让人深思。拿破仑·希尔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不要等待，时机永远不会恰到好处。这启发了我。要想清楚，量金融资产包括什么？，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
『贰』 商业银行应该怎样深化改革
商业银行深化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当前中国银行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科技浪潮（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多重冲击下，传统的银行业发展模式难以适应环境的剧变，经营转型已成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国际上看，资产管理将是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据统计，全球最大的20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大部分为银行或银行子公司，德意志银行、瑞银集团、汇丰银行等均位列其中。许多国际先进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表内资产规模，例如纽约梅隆银行，其名下管理的客户资产近1.4万亿美元，而表内资产规模却不足4000亿美元。大资管蕴含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就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所受到的冲击却更加显而易见：
一是负债业务竞争加剧。在大资管背景下，金融产品愈发丰富，与此同时，存款资源却显得越来越稀缺。出于竞争的需要，商业银行普遍对存款执行利率上浮政策，负债成本随之上升。即便如此，商业银行存款增速仍呈现出放缓的趋势。今年前7个月，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增速6.9%，明显低于去年同期9.7%的水平，其中理财产品分流了约1.6万亿元存款。参考发达国家的历史，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未来几年商业银行在低成本资金来源上遭受的冲击还将持续。
二是资产负债表稳定性下降。一方面，存款增速低于资产增速打破了资产负债表的原有平衡。近三年来，银行业各项存款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3%，而总资产年复合增长率却近17%，二者相差4个百分点左右。为此，商业银行不得不依赖同业存款等短期负债来弥补资金缺口，增大了资产负债表的不稳定性。截至2014年6月末，金融机构同业存款余额已超过21万亿，比2011年增加了7.5万亿。另一方面，负债端竞争加剧了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猛增了3.79万亿元，但7月又大幅减少了1.98万亿元，波动性较大（目前，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存款波动性的治理措施，各商业银行都在认真贯彻落实这项要求，严防“冲时点”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随着表外资产管理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开放式产品的增长，表内资产负债项目变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此外，在经济转型期可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表外业务还会分流一部分优质的融资项目或投资标的，使表内资产配置的效率下降。
三是流动性与利率风险管理加大。在大资管背景下，商业银行面对不同期限、不同回报要求的表内外资金，必须在资产端匹配相应的资产，以确保负债端的竞争力以及适当的盈利水平。这一过程可能会加大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集中体现在同业业务上），尤其是在资产证券化、信贷转让平台还不成熟，表外业务的刚性兑付尚未打破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此外，大资管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造成了市场利率基准的多样化与波动性，增加了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
商业银行该如何应对改革？
为了应对大资管背景下的这些挑战，商业银行必须将表外业务纳入资产负债管理的范畴，建立统筹表内外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
一是以资金募集为中心的表内外负债统筹管理。在大资管背景下，客户资金进入银行的渠道逐渐多元化，商业银行应引入并不断完善客户金融资产管理模式，由以存款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覆盖存款、理财及同业存款等表内外负债的统筹管理，建立以成本为导向、以流动性为边界的负债结构优化机制。1、继续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巩固低成本资金来源，充分挖掘渠道、产品和服务的潜力，提高客户粘性与资金稳定性，主动改善被动负债的可控性。2、充分发挥主动负债的作用，量价统筹，建立以资产收益为约束的定价机制，权衡收益空间与规模增长的平衡。重点是吸收稳定性好、成本低的结算性资金满足流动性需要，并通过同业存单、大额存单等创新产品吸收稳定资金以弥补中长期资金缺口。3、加快推动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转型，使其逐步摆脱调剂存款、腾挪资产的功能，回归代客理财本质。
二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表内外资产统筹管理。面对大资管的挑战，资产端应树立表内外资产组合管理的理念，围绕资本约束和价值回报要求，构建资本与资产联动的统筹管理模式。1、强化资本刚性约束，坚持业务发展必须服从于资本约束，规模扩张必须服从于资本支撑能力的经营原则，量入为出，确保全行的风险资产扩张与资本充足水平、市场环境、管理水平、风险控制能力相适应，实现业务和盈利模式的全面转变。2、理顺价值传导机制，把资本回报水平作为表内资产组合管理的依据，并建立基于内部资本充足率（可用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占用）的信贷配置机制，实现目标、过程和结果协调统一。3、实现表内外统筹，以能否节约资本、提高资本回报水平作为判断标准，统一规划和管理表外理财（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处置，增强“盘活存量”的主动性，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三是以价值回报为中心的表内外定价统筹管理。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客户综合贡献评价模型，促进单一业务定价向客户综合回报定价模式的转变。提高资产与负债业务、表内与表外业务、信贷与非信贷业务、管制与市场化业务之间定价的协调性。1、表内业务以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为基础，依照统一定价方法、差异化回报要求的原则进行产品定价，从行业、地区、客户等维度细化贷款定价标准与模型，提高定价管理的精细化水平。2、表外业务定价参考表内同质业务的定价水平，并根据承担风险的不同，合理确定定价点差。3、加强网上、网下负债定价管理的集中度，提高主动负债产品间定价的协调性。
四是强化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的统筹管理。从缩小风险敞口出发，在坚持风险自担的前提下，统一开展表内外业务的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加强对表外业务期限错配的控制，建立风险限额约束机制，提高风险自行平衡的能力。将可计量的银行账户利率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从经营机构充分剥离，体现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中，提高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理念的传导效率，使经营机构能够在统一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内，专注开展业务经营。
『叁』 传统金融体系资金支持结构有哪些弊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金融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整体来说我国金融体系还面临以下问题：
（一）金融发展格局还不合理
我国间接融资比重高，金融发展格局还不合理等问题仍未解决。金融体系仍然由银行主导，银行业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全社会的融资风险仍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仍具有新兴加转轨的基本阶段性特征，证券业业务结构雷同且业务种类单一，资本扩张和市场融资能力有限；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保险密度和深度较低，保险产品不丰富保障功能发挥不够。
（二） 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服务需要加强与完善
从组织体系看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银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开放仍有空间。从服务领域看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强化，截至2009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还有2792个。农村金融产品单一，服务不到位。同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往往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金融体系对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不足。2012年5月26日，中国银监会制定《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2013年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这些举措表明意在完善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
（三）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些金融改革偏重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变动，对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创新不够重视。银行业战略规划比较薄弱、竞争同质化考核机制和经营模式不科学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证券公司业务模式比较传统，创新能力较弱。一些保险公司内控和基础管理较为薄弱，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市场竞争行为仍不规范。
（四） 金融机构潜在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银行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仍然突出，市场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内部控制需要进一步加强。银行巨量信贷增长存在风险隐患，贷款集中度风险日趋突出，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有所加剧。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补充压力，证券保险类机构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控能力需要加强。普遍存在的顺周期行为和监管、会计等制度因素不利于防止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存在缝隙，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和部分金融产品存在风险隐患。
主要金融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化。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不畅，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有管制长期利率定价缺乏有效的外部基准，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较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灵活性不足，市场供求的决定作用有待提高，供求关系不尽合理等问题。
『肆』 中银慧投2021年怎么样
中银慧投2021年很好的
一、 中银慧投
中国银行从事银行业及有关的金融服务，包括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务、直接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基金管理业务和飞机租赁业务等。 报告期业绩: 中国银行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管理，经营业绩稳中有进。上半年，集团实现税后利润1，185.47亿元，同比增长9.96%；实现中国银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1，128.13亿元，同比增长11.79%。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0.93%，净资产收益率(ROE)11.97%。 二、 报告期业务回顾：
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业务 :中国银行紧紧围绕集团战略规划，加快构建以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全球化综合化为两翼的战略发展格局。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业务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把握时代机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业务、重点项目，夯实客户账户基础，强化产品创新驱动，持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半年，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332.18亿元，同比增加162.45亿元，增长7.49%。
拓展资料:公司金融业务:中国银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持续推进公司金融业务转型，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1、普惠金融
重点支持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等关键领域高质量发展，助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拓展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产业核心客群，助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金融力量加快推进京津冀及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简称「自贸港」）等重点区域协同发展，助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担当人民币跨境流通主渠道和服务创新引领者，助力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深入推进产品创新，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努力提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薪酬福利计划及养老保障管理等方面的服务质效，助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半年，中国内地公司金融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15.74亿元，同比减少61.50亿元，下降6.29%。
2、公司存款业务
中国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科学分类，精准施策，努力构建完善的客户分层营销管理体系，持续夯实发展基础。聚焦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提升跨界服务和综合营销意识，增强综合服务能力，做大全量客户金融资产。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打通国内结算与国际结算产品信道，做大收付结算业务流量，提高资金留存能力，推动存款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突出行政事业业务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智慧政务生态圈，助力行政事业客户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更好发挥行政事业业务连接政府源头、辐射产业客户、带动对私客群的平台作用，持续拓宽存款来源。围绕行政事业重点行业和客户群，制定差异化营销策略，聚焦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全产业链、场景化营销，提升重点领域市场竞争力。
『伍』 中国金融体系现状
（一）金融发展格局还不合理
我国间接融资比重高，金融发展格局还不合理等问题仍未解决。金融体系仍然由银行主导，银行业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全社会的融资风险仍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仍具有新兴加转轨的基本阶段性特征，证券业业务结构雷同且业务种类单一，资本扩张和市场融资能力有限；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保险密度和深度较低，保险产品不丰富保障功能发挥不够。
（二） 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服务需要加强与完善
从组织体系看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银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开放仍有空间。从服务领域看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强化，截至2009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还有2792个。农村金融产品单一，服务不到位。同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往往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金融体系对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不足。2012年5月26日，中国银监会制定《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2013年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这些举措表明意在完善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
（三）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些金融改革偏重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变动，对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创新不够重视。银行业战略规划比较薄弱、竞争同质化考核机制和经营模式不科学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证券公司业务模式比较传统，创新能力较弱。一些保险公司内控和基础管理较为薄弱，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市场竞争行为仍不规范。
（四） 金融机构潜在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银行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仍然突出，市场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内部控制需要进一步加强。银行巨量信贷增长存在风险隐患，贷款集中度风险日趋突出，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有所加剧。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补充压力，证券保险类机构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控能力需要加强。普遍存在的顺周期行为和监管、会计等制度因素不利于防止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存在缝隙，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和部分金融产品存在风险隐患。
『陆』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柒』 中银慧投的缺点
他的风险太大所以并不适合我们长期选择。
拓展资料
一、 中银慧投
中国银行从事银行业及有关的金融服务，包括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务、直接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基金管理业务和飞机租赁业务等。 报告期业绩: 中国银行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管理，经营业绩稳中有进。上半年，集团实现税后利润1，185.47亿元，同比增长9.96%；实现中国银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1，128.13亿元，同比增长11.79%。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0.93%，净资产收益率(ROE)11.97%。 二、 报告期业务回顾：
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业务 :中国银行紧紧围绕集团战略规划，加快构建以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全球化综合化为两翼的战略发展格局。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业务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把握时代机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业务、重点项目，夯实客户账户基础，强化产品创新驱动，持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半年，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332.18亿元，同比增加162.45亿元，增长7.49%。
公司金融业务:中国银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持续推进公司金融业务转型，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二、普惠金融
重点支持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等关键领域高质量发展，助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拓展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产业核心客群，助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金融力量加快推进京津冀及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简称「自贸港」）等重点区域协同发展，助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担当人民币跨境流通主渠道和服务创新引领者，助力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深入推进产品创新，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努力提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薪酬福利计划及养老保障管理等方面的服务质效，助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半年，中国内地公司金融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15.74亿元，同比减少61.50亿元，下降6.29%。
三、公司存款业务
中国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科学分类，精准施策，努力构建完善的客户分层营销管理体系，持续夯实发展基础。聚焦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提升跨界服务和综合营销意识，增强综合服务能力，做大全量客户金融资产。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打通国内结算与国际结算产品信道，做大收付结算业务流量，提高资金留存能力，推动存款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突出行政事业业务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智慧政务生态圈，助力行政事业客户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更好发挥行政事业业务连接政府源头、辐射产业客户、带动对私客群的平台作用，持续拓宽存款来源。围绕行政事业重点行业和客户群，制定差异化营销策略，聚焦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全产业链、场景化营销，提升重点领域市场竞争力。
『捌』 中国银行全量金融资产包括哪些
金融资产常见的四类包括现金类、固定收益类证券、股票类、另类资产。其中现金类包括银行存款存单、短期债券、货币基金、债券基金等，固定收益类证券包含美国债券、海外债券、可转换债券、通胀调整债券等；另类资产包含房地产、商品、黄金、艺术品等。
金融资产指单位或个人所拥有的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是一种索取实物资产的无形的权利。是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金融工具的总称。
金融资产可分为现金与现金等价物和其他金融资产两类，现金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现金形式或高流动性资产形式存在的资产；其他金融资产是指个人由于投资行为而形成的资产，如各类股票和债券等。
金融资产从统计的目的出发可以分为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和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包括金融衍生工具）、贷款、股票和其他权益、保险专门准备金、其他应收/应付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