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促进工业企业发展有借鉴意义的创新做法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应用,工业加快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迈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建设智能社会,为我们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期间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大发展、大跃升时期,新技术的溢出效应、乘数效应与我国超大规模制造优势、网络优势与市场优势叠加,将为我们创造换道超车、后来居上的历史性机遇。
当前, 我国工业正处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战略性调整阶段, 既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网络, 也遇到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周期性问题, 土地、人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要素日益趋紧,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任务非常紧迫。
2. 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细述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
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
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
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主要意义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
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
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
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
;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
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
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
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
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
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
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
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
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
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
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
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
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
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
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
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
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
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
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
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
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
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
、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
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
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
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
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
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
,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
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
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
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
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
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与成
就
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
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
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
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
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
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
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
。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
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
,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
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
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
。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
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
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
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
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
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
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
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
,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
。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
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
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
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
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
,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
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
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
,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
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
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
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
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
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
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
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
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
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存在什么问题,对此国家采取了什么
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总体运行状况较好,经过努力,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也会如期实现。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社会总供给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发展和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3个方面:
1、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政府行为,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不足
从出口、消费和投资三大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即主要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政府行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充足的国债资金对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着较大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15.1个百分点。其中:一是国债技改投资贴息措施的实施使国有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大幅度增长,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了 26.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4个百分点;二是住房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继续刺激房地产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了 28.2%,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5.8个百分点;三是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增长。上半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了 11.8个百分点,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5.2个百分点;同时,西部地区由于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驱动,上半年投资增长了 28.8%,分别比东部和中部地区高 10.5和 11个百分点。这些状况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上半年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仅增长了 7.5%,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略有回落,比国有及其他投资低 10.4个百分点。如果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政策性投资而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一旦将来国债投资下降,民间投资却未能及时启动,我国经济增长将后劲不足,难以形成高质量持续增长的态势。
2、外贸进出口呈减速趋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从目前我国的贸易状况看,今年出口增幅下降已成定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上半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已减少了 29.5个百分点, 6月份出口继续回落。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出口增势减缓,净出口增加额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是- 0.22。外贸出口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4点:一是受世界经济减速的影响。上半年,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幅已全面回落,从国别和地区看,对香港、美国、日本、东盟、欧盟的出口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了 34.1、 24.4、 20.6、 43.6和 29.1个百分点。尤其是今年 5月份,对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的出口增长为零。二是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减弱。目前我国外贸出口的综合退税率已达 15%,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的空间已经不大,加之国家退税额度不足和退税进度迟缓等问题,导致出口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十分突出,目前出口企业已出现有订单、无资金、出口业务无法正常运作的现象。今年 5月份,全国所办理的出口退税额同比下降了 14.4%,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 3个退税大省的降幅分别达到 81.2%、 94.4%和 100%,严重影响了企业出口积极性。三是加工贸易分类管理办法不完善,深加工结转政策不明朗,对加工贸易出口影响较大。 1- 5月份,加工贸易出口仅增长 0.03%。目前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贸易的 54%,我国外汇结售汇增量的 90%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而外商投资企业 80%是搞加工贸易的。四是我国的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等传统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其主要因素是东南亚、日、韩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大幅贬值,今年 6月与去年同期相比,贬值幅度大多在 15- 30%,使我国的传统出口产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今年下半年的出口增长,而且将成为今后我国出口增长的一大“瓶颈”。
3、通货紧缩的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
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内需增长虽比较平稳,但国内市场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由政策调价和国家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所致,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性作用不明显。目前绝大多数的工业产品仍供过于求,价格继续走低。 1- 5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了 1.1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购进价格的增幅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 2.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社会总供给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预计短期内我国工业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增幅难以止降回升,工业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根本改变。
具体政策措施如下:
1、进一步扩大内需,重点扩大消费。首先应加快出台鼓励消费的政策,加大消费信贷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培育汽车、旅游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其次应加大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尤其是加大国家二次分配的调控力度。通过税收调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加快增加下岗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第三应加速完善社会保障功能,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专项国债,实行社会保障资金国家统筹,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体倾斜,以使国家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产生最大的消费增长效用。
2、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调整投资结构。国家在投资中应坚持总量控制,坚决遏制重复建设,扩大国债刺激需求的作用,增加国债贷款贴息的使用范围;同时应加快调整投资结构和财政资金(国债)的投入使用方向,使投资重点向 8个方面转移:即从基础设施向产业升级转移;从扩大投资向扩大消费转移;从投资城市向投资农村转移;从提高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向提高农民收入转移;从减轻工业负担向减轻农业负担转移;从支持国有大企业向扶持中小企业转移;从政府直接投入向培育市场机制转移;从短期投资效应向长期投资效应转移。
3、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按 WTO的准则扩大市场准入,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尽快开创创业版市场;同时大力启动社会投资,加大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出台实施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政策,对投入到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项目和产品的社会投资资金,应给予全免或减免企业和个人所得税。 4、加大对出口企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促进出口快速增长。应进一步调动出口企业的积极性,采取有力的短期措施刺激出口的增长,尤其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大宗商品的出口应实行特殊的出口鼓励政策,不仅要加大出口退税的额度、加快出口退税的进度,同时应加大对出口信贷的支持。
5、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农村消费增长缓慢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因此,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农产品价格是稳定农村收入的当务之急和权宜之计。从国外经验来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或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政策;而我国目前对农产品价格缺乏保护,加之农民税费负担过多过重,导致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国家在适当时机取消农业税,给农民休养生息的喘息机会,或者将全部农业税的收入设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基金,以确保农副产品收购保护价的实施,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同时应大力扶持农村的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村的相关产业,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以增加农民收入。据统计,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农民打工的收入。因此,加快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未来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出路。
6、加大扶持中小企业的力度。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极度短缺已严重制约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调动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满足中小企业的正常贷款需求。
4. 政府投资方式的政府投资方式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方式由过去政府独家投资转变为由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国有企业多渠道投资,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将国家预算内拨款投资改为用银行信贷方式进行管理,对重大的长期建设投资实行分层次管理,加大地方搞重点建设的责任,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成立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成立政策性银行,实行项目业主制、招标投标制和项目监理制,充分发挥市场和竞争机制的作用。具体说来,在我国的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1.试行拨改贷制度
从1979年开始,国家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制度的改革,先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轻王、纺织等行业选择一批有还款能力的项目试行拨改贷制度。1982年扩大了试行范围,1985年全面推开。1986年又做了一些调整,将国家预算内投资分为国家预算内拨款投资和国家预算内拨改贷两部分,对没有还款能力的科研、学校、行政等非经营性建设项目,恢复无偿拨款的办法。国家预算内拨改贷投资根据不同行业实行2.4—12%的差别利率。在政府投资管理上,计委是主导,负责制定基本建设计划,财政是出纳,要根据国家计委确定的拨改贷投资计划将资金拨给同级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负责调剂和供应资金,并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
对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实行拨贷并存的资金供应方式,是对政府有偿投资方式的肯定和完善。拨改贷有利于投资使用者增强资金周转观念和还本付息观念,克服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但是,由于存在政企不分,贷款决策者不承担任何风险,政府投资贷款由各级计划部门代表政府决策,贷与不贷、贷多贷少、早贷晚贷,既不是由投资者据实申请,也不是完全由贷款银行据实掌握,而是由政府部门决定。这样一来,出现了决策者、投资者、贷款者的责任多元体,谁都对政府投资负有责任,但又没有明确落实,加之法制不健全、产权不明晰,借贷双方的经济权益难以维护,经济责任无法追究,出现了大量决策失误、贷款不能按期偿还、呆账坏账严重的现象,基本建设领域经济效益低下,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差等问题。
2.实行基本建设基金制,成立专业投资公司
实行基本建设基金制,成立专业投资公司,投资方式走出了政企分开的第一步,开始尝试用经济办法对投资进行管理。为了保证国家重要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计委下计划、财政拨资金、政府投资实质上没有风险责任约束、发生失误难以追究责任的状况,从1988年起建立了基本建设基金制,并在中央一级成立了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与轻纺、农业、林业六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负责管理和经营中央投资项目,用经济办法对政府投资进行管理。基本建设基金分为经营性的和非经营性的。对于经营性的投资,由国家计委切块给专业投资公司,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重点建设。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分为软贷款和硬贷款。软贷款用于还款能力较低的、非经营性的投资,主要用于中央各部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科研等建设和大江大河的治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区具体的情况,相应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六大专业投资公司在性质上是从事固定资产投资开发的企业,具有控股公司的职能,担负起对中央投资保值增值的责任,同时又具有政策性投资的职能。但是,国家专业投资公司也存在着政企不分、关系不顺的弊端,国家投资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六家专业投资公司与主管部门的关系不顺,项目的立项审批权在国家计委和主管部门,但投资主要由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安排,对这类建设项目几家都想管,但实际上谁又都管不了。这就造成主管部门和专业投资公司都要管理建设项目,多头管理又无人管理的局面。过去建设项目只对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体粗改革后反而又多了一个婆婆,企业又多了一个紧箍咒。
3.贷改投
为了改变拨改贷的弊端,1996年政府投资实行贷改投。凡是国家投资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国家将拨付给企业和建设单位的投资资金作为资本金,本着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原则,由企业自主经营。对于新投资项目,如果国家投资的资本金不足,企业和建设单位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也可以向社会举债,还可以实行股份经营。贷改投并不意味着简单恢复过去的拨款制度,过去的拨款投资由于体制不完善,用款单位实际上未能真正承担经济责任,现在把国家资本金改为向企业和建设单位投资,用款单位要按资金利润率和占用的资金向所有者交纳收益,这种做法有利于增强项目建设单位的财务自我约束,也有利于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
4.成立政策性银行,完善政府投融资体系
长期以来,基础产业的项目投资主要依赖政策性贷款、专业银行专项贷款、地方“拼盘投资”及各种政府投资债券。由于地方政府“诸侯经济”的扩大、社会“乱集资”的冲击、银行“违章拆借”的泛滥以及上交中央税收的严重流失,使得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重点建设资金来源很不稳定。为了彻底改变这种运作方式杂乱、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局面,1994年国家对政府投资方式又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原来的国家六大投资公司,剥离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将政策性业务划归到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同时又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支柱产业,它们充当政府投资的代理人,把计划、财政、银行的政策性投融资业务捏合起来,形成较有效的政府投资运作方式。这是以保本微利为基本前提、进一步规范政策性投资的有偿使用方式,对保证基础产业的政策性投资来源的长期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政府投资方式上,周转金制度和基本建设拨改贷、贷改投的探索,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以及稍后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基金(专门用来处理国有资产的不良债务),都是使我国政府投融资体系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的探索过程,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取得的成效还是有目共睹的。
5.财政贴息制度——探索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基础产业建设
企业向基础产业项目投资,若得不到平均利润,就会扼制其投资的积极性,政府以财政贴息的方式予以弥补,则提高了企业对基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为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国家财政从1986年起,实行基本建设政策性贷款项目财政贴息政策。19861994年,国家财政用于贴息的资金达70.8亿元,支持了农业、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十几个行业的300多个项目。
6.继续探索吸引、利用外资的BOT投资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基本上是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确定建设项目、直接投资,而且政府还直接参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运营,负担了沉重的价格补贴,强行的低价使得运营收益无法偿还国内外各种债务,严重削弱了政府进一步对基础产业投资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90年代初开始,我国从国外引入了BOT这种新的吸引国外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方式。这一做法的意义已超出了吸引外资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它是政府投资方式转变的重要尝试。政府只需确定、审批和验收建设项目,通过招标确定项目建设经营者,投入少量资金甚至无需投入资金,而在最终还可获得建设项目的所有权,这有利于政企分开,也有利于加快我国基础产业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综观这一时期,政府投资方式开始由单一走向多样化、由集中走向分散投资,出现了无偿投资与有偿投资并用,直接投资、参与投资和间接投资并举,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并重的灵活有效的投资方式。投资方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政府投融资渠道,有意识引导和带动了社会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改变了过去的将投资决策权、资金筹集权、项目选择权、项目投资的管理权集于中央政府机关的老做法,尝试着将资金筹集、项目选择权,项目投资实施权和监督权逐渐向政府的代理人和社会中介机构过渡。但政府投资职能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由于政府投资还没有建立灵活有效的退出机制,政府的职能还没有理顺,积淀的国有资本(部分竞争性资本)如何处理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投资方式改革仍有待深化。
5. 濮阳深化改革应突出哪些重点领域
一、扩大需求,着力稳定经济增长。
(一)是科学谋划包装项目。
(二)是积极申报中央投资项目。
(三)是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四)是强化资金保障。
二、扩量提质,推进工业升级再造。
(一)是做大做优传统优势产业。
(二)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是强化产业载体支撑能力。
(四)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五)是增强创新驱动能力。
(六)是支持企业战略重组。
三、联动发展,培育壮大第三产业。
(一)是强化服务业“两区”承载能力。
(二)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三)是做大做强生活性服务业。
(四)是加快培育服务业新业态。
四、转变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一)是稳定粮食产量。
(二)是发展现代农业。
(三)是完善水利保障能力。
(四)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五)是加快农业服务体系建设。
五、城乡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是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二)是抓好县城和小城镇建设。
(三)抓好新农村建设。
(四)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六、提升品质,加快建设生态城市。
(一)是建设生态水系。
(二)是建设生态绿系。
(三)是打造生态文化。
(四)是构建产业生态。
七、强化基础,提升区域竞争实力。
(一)是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二)是加快建设能源资源保障体系。
八、改革开放,激发赶超发展动力活力。
(一)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二)是加快推进价格改革。
(三)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四)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五)是加快推进其它重要改革事项。一是加强战略合作。二是抓好开放招商。
九、注重统筹,切实保障改善民生。
(一)是实施好重点民生工程。
(二)是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三)是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十、先行先试,推进濮范台试验区建设。
(一)是引导试验区加快建设。
(二)是加大建设项目资金整合力度。
(三)是重点抓好滩区居民迁建。
(四)是加大滩区扶贫开发力度。
十一、强化监管,保持市场价格稳定。
6. 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力工业发展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20世纪末,装机容量超过3亿kW,年发电量达到13685亿kWh,从而使电力供应得到缓和,摆脱了持续多年的严重缺电状况,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在统一控制、垄断下经营,效率低,服务水平差,质量不高,而且形成省、市、地、县各自为政,为本地区、本部门谋利,电价不断提高,国家财政和用户负担加重,影响国民经济竞争力等弊端。原因是项目国家批,电价国家定,而且所定电价是还本付息保利润,所以只要建电厂就能赚钱,形成各行各业都想通过建电厂取得旱涝保收的收益来养活本单位的职工。更有甚者,为了保护省、市、地、县等部门的利益,可以不接受国家提供的电力,而是保护部门的利益,让高能耗的小火电、小油电机组充分发电来赚钱。这样的政策和体制在电力紧缺的情况下,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我国电力工业需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逐步融入国际一体化的大循环中。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我国电力体制需要进行深化改革。
经初步了解,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提高电力工业整体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电价,提高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些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途径是通过电力国有资本实行私有化,出售给股民或外国公司等;打破独家垄断经营,培育市场竞争主体和竞争性电力市场;改变原来长期存在的发输配垂直一体化管理模式,在发电和售电环节引入竞争,输电和配电环节仍实行垄断经营方式。按法定要求,输电、配电经营者向所有发电商和购电者完全平等地开放,提供服务,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和过网费用。这样,政府只对输电价格和配电价格进行管制,而对发电价格通过市场竞争形式确定;而售电价是由发电价加上输电和配电的合理费用(政府规定)确定的。政府对电力管制放松,但对市场监管加强,成立电力市场监管机构,履行对电力市场的监督职责。为了使电力体制改革有序进行,这些改革的工作都要经过论证,按照先立法再改革的基本程序进行。应该指出,电力工业的体制改革,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还处于改革的进行之中,没有成功的经验遵循。
1.1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与国情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对国有利、对民有益,也是为了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提高电力工业的整体效率和电力服务质量,降低电价,提高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搞私有化,可以采用公有制的多种经济的有效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电力国有经济通过股份形式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形成放大的自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由于我国生产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应尽快建立我国电力工业市场化的法律体系,以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使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由于我国能源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和长远的考虑,需要实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能源的合理利用效率和降低电力工业成本。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国家的公益事业,也是各行各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电力工业整体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电价,提高电力服务质量,有利于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总之,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1、实现电力企业制度创新,不断增强国有经济对电力工业的控制力;2、实现电力可持续发展,不断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3、最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4、通过竞争,提高电力工业整体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电价,提高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1.2建立我国竞争性电力市场
我国竞争性电力市场具有二个本质特征,一是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二是市场的竞争性,这是市场的普遍性所决定的。竞争是指有效的竞争,是电力市场的各个主体按照共同的市场规则,无歧视地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即"三公")竞争,也就是有序和开放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要达到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国家的实际国情和国外经验,首先开始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逐步建设我国竞争性电力市场。
首先积极推进"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成立几个发电公司和两个电网公司,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发电市场。
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有独资发电厂和国有资本控股的发电厂,组成几个发电公司,该发电公司的发电厂不能集中在一个地区或一个电网。应明确规定在一个地区的电网内一个电力公司的电力装机容量不得超过20,避免形成网内和地区性电力垄断。而且在电网内也不存在需要特殊照顾的电厂,各电厂要保证安全供电和满足电网调度的要求。
独立电厂,仍保持独立性,参与发电市场竞争。
电网由国家控制,成立国家电网公司,根据政府管制法规,无歧视地为电力市场提供有关服务,收取相应的过网费和其他服务费用。
1.3建立电力市场监管机构和电力市场交易中心,制定市场运作规则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需要组建电力市场监管机构,该机构由政府、发电公司、电网公司、用电大户和有关专家组成,实行中央政府主导,对全国电力市场进行监管。该机构负责制定市场运作规则及其实施监督、电力市场进入许可证审批、市场交易排序以及交易纠纷处理等。电力电量安排和市场主体间财务清算由电力交易中心负责,调度操作由电网经营企业的调度中心实施。
1.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电力管制方式
为了加快投融资体制和电价体制改革,政府对电力工业的管制应侧重在制定法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对电网应进行严格控制。 政府对电网的管制是对输配电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电网可靠性标准;提供无歧视高质量服务。
第一步改革,实行发电环节引入竞争,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电力市场。
在完善竞争性发电市场的同时,适时开始第二步改革,即输、配电和售电分离,成立售电公司,该公司是电量贸易公司,不拥有配电网络,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可以有几个售电公司,用电大户可以直接向发电公司购电,向电网公司交付过网费和有关服务费用。也可以直接进入电力交易市场购买电力,还可以选择售电公司为其供电。
7. 建国以来我过经济体制的发展转变的几个阶段和各个阶段的特点
一、5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中形成的,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使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确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强市场、物价和金融的管理,以及进一步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货币发行,到1952年实现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为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第三步,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后来,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国营企业和部分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并对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等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于是,形成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对于这种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变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把小社并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有的转为或并入国营企业,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力、法归干一律。这都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权,实际上是“大撒手”。针对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下放管理权有必要,但当时不加分析,一放就过了头。
第三,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扩大企业权限也是必要的,但在整个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这无助于增强企业活力。当时规定减少指令性指标,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企业有权调整机构和配置人员,自行处理固定资产。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层层抬高指标,企业失去正常管理,经济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调”,使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掩盖下,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这个方针,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得到了全面贯彻。贯彻这个方针,在缩小投资规模、放慢发展速度、恢复工农业生产并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在经济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管理,搞好综合平衡。为了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经济管理上加强集中统一。
其次,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了纠正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注意了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
再次,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为了制止几年中造成的各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除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外,还先后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和《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四十条》以及计划、财政等各项工作条例。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调整时期的体制演变,针对以调整为主的任务,强调集中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克服了困难,经济很快恢复,效益逐步提高,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如果方便最好找一下高中历史教材(里面有挺简练的阐述)
8. 新工业革命将带来哪些变化它对中国制造业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最近几年,经常可以看到新闻报道上我国的高铁,汽车,大飞机,手机等等产品有多么大的进步。事实上,其中的很多关键零部件都是外包的。外包是一种速成方式,但中国企业的外包跟外企的外包有着本质区别。外企是把自己不屑于干的流程外包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是将自己不会干的流程外包给外企。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30年前就享受过中国当今高速的发展速度,但由于没有及时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至今还在充当发达国家制造基地的角色。
新的工业技术革命,会拉大我国和先进制造业国家的差距。
机遇也有很多。发达国家向更高端升级,留下的不屑于做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市场。
挑战嘛,太多了。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制造业少有人问津,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制造业升级没有人力资源基础,向高端制造业发展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