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Ⅰ 我国现行的的农村金融政策是什么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扶持主要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部分政策存在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数额有限

如财政部关于呆账核销和贷款自主核销政策，仅对金融机构(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放并认定为不良的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有效，而此时间段内的新增贷款在近期形成呆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导致短期内该政策“优而不惠”的结果；银行业监管收费政策实行的是三年一定的收费政策，现行政策2010年到期；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也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执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税收减免政策则分试点地区和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区，分别执行至2008年底和2009年底。

(二)部分政策尚在试点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

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仅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南、新疆、云南省等6个省(区)试点，2010年则扩大将江苏、安徽、内蒙古3省(区)纳入政策试点范围。又如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显然对服务农村且服务时间更长、遗留历史问题更多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不公平。

(三)部分政策缺乏细则与整合，影响了具体执行效果

一是对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科学的界定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如关于涉农贷款，在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统计的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但在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涉农贷款特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规定为准。根据银发[2007]246号文件，涉农贷款除了农村贷款(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外，还包括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二是现行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有些兑付、奖励条件设置有些笼统；有些程序性规定不甚明了，犹欠细则与整合，特别是缺乏源于基层贷款主体的民主监督及汇总申报考核确认的制度建设；有些则审查、审批程序复杂，各级各部门理解不一致，反复较多，执行成本较高。以上这些都影响到农村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部分政策设置门槛太高，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如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都强调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设置了一系列的条件，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仅“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这两个政策同时设计了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挂钩两个门槛，显然由于农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特点，对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水平吸引不大，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四)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由于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信贷资产质量和统计数据不实，根据2002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报表而计算的资不抵债金额并不是真实的损失数量；另一方面，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一半损失，短期内靠地方和信用社自身显然是无法弥补的。二是资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与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家以账面价格收购和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以及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的方式不同，国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在资金扶持上采取了“花钱买机制”的方式，力求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于资金扶持条件的有限性和转制期限的仓促性，致使“花钱买机制”短期内唯以实现预期的理论效果。

二、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实践及经验

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农村金融扶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考察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实线及经验，对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利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服务进行强制和引导

一是政府扶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美国、法国、日本都由政府出资设立了专为“三农”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市场地位。印度出台了《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印度储备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否则将不予审批。二是对金融机构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责任进行强制或引导。如印度中央银行规定要求所有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要有18%的贷款投入到优先领域，即主要与农业有关的领域。《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规定所有的金融机构要把贷款的15%投放到社区，政府对达到法律要求比例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

(二)利用财税优惠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鼓励和引导

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各国普遍采取在财政、税收、监管等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一是财政补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农业改良资金补贴计划，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低息农业贷款可以得到政府的利息补贴，因特殊呆账而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美国则以财政补贴为保障撬动涉农贷款，农场主可用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9个月期限的“无追索权贷款”，当市场价格不利时，农场主以农产品现货归还贷款，贷款公司从政府取得损失补贴。二是税收减免。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优惠政策。泰国、荷兰等国家对主要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长期的免税政策。美国的税法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三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拨款，扩大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低利贷款和认购低息贷款，为涉农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联邦土地银行可向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票据筹集资金。

(三)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加以重点扶持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如美国国会于1937年决定对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并不包括储蓄性股份，所以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其收益也即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日本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扎根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村发挥着信贷主渠道的作用。

(四)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

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强制、鼓励和引导加大农村金融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保险、担保、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的建立和健全，以便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一是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美国于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正以对所有农作物进行保险。日本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法国政府于1960年7月通过法律规定实行农业保险，1964年建立了农业损害保障制度，拓展了保险范围，并由国家农业灾害委员会负责补偿受灾农民的损失。1982年又通过法律强制实行自然灾害保险。法国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二是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法国通过地方农业局对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向农业合作社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进行担保；日本政府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则共同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信用基金(日本政府占83%)，对农林中央金库体系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其发放涉农贷款。三是改善公共信息服务。德国建立了面向农村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信用体系、土地抵押品登记制度等为农村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三、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给予农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应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情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三农”有效配置。

(一)遵循“普惠制”原则，进一步提高财税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和力度

应遵循“普惠制”原则，“加快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在政策支持方向、力度和政策结合方式、时机等方面形成合力。一是适当的税收优惠。遵循“普惠制”原则，对达到一定支农要求的金融机构都给予相应的所得税和营业税优惠。二是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补贴范围。对凡是在农村设立网点的金融机构都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补偿农村金融机构运营成本。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确实需要但又达不到规模效益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财政弥补力度。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县域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奖励。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财政部在黑龙江等9省(市)开展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奖励试点经验，并不断提高奖励标准。建议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涉农贷款的内涵、外延及特征进行科学界定，解决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涉农贷款不同的解释；其次剖析在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的操作障碍及其根源，进而规范各类金融机构有关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申报、确认制度；再次要提高奖励标准，对县域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量超过上年的，15%以内部分给予1%奖励，15%以上部分给予2%奖励。四是结合“进一步完善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政策”要求，将财政、公共性资金存款优先向支农力度大的金融机构倾斜。建议市、县两级财政部门按“存贷同比”原则，即按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占比调配相应的财政性存款份额，调动各金融机构支农的积极性。五是建立涉农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涉农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涉农贷款项目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六是实行涉农贷款利息补贴和储蓄存款免缴利息税制度，使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遵循“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原则，在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同时突出抓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

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在采取“普惠制”优惠的同时，应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制定一些单独的扶持政策。一是对只要是按照服务“三农”原则设立、改制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都纳入合作制体系，享受统一的政策优惠和行业监管。因为现行的许多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扶持、存款准备金、银行业监管收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仅局限于农村信用社和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成的农村合作银行享受，而同是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村商业银行却无法享受。目前，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总体方向是按照市场原则，坚持股份制方向，“力争用5到10年时间把农村信用社分期分批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无法和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享受一样的优惠政策，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变身农村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事实上，即使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和自身实际，仍然主要承担着服务“三农”的职能，理应获得与合作金融机构同样的优惠待遇。二是逐步取消各种制约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障碍。如近年来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而农村信用社却由于政策障碍无缘代理“新农保”基金账户，从而影响了“新农保”业务在农村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三是继续延长税收优惠政策。2009年末，农信社所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的正常好转。应结合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支农实力受限等特点，继续对农村信用社实行税收优惠。四是支持农村信用社消化历史包袱，下决心解决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

(三)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殊情况，实行差别的货币、监管政策

总的来说，对农村金融机构应主要采用扶持性、鼓励性的货币和监管政策。一是实行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对涉农贷款占比高的县域金融机构，继续适度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鼓励其增加涉农贷款投放。二是在贷款规模和再贷款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在信贷总量调控过程中，对涉农贷款规模给予一定倾斜，特别是对农户贷款规模实行单列。完善支农再贷款政策，有效发挥支农再贷款引导增加涉农信贷投放的作用。三是实行差别的信贷监管政策。针对“三农”客户贷款“短、小、频、急”的特点，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管理、产品创新、流程改进、风险控制上进行探索创新。尽快将人民银行、银监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经验全面铺开，在新产品审批、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四是实行差别的风险问责、呆账核销等监管政策。对涉农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单独考核。简化核销程序，适当扩大农村金融机构核销呆账优惠政策的贷款时间范围，并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等更大的权限。五是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机构支农服务在网点、服务、贷款等方面覆盖程度监管考核与评价体系。出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的考核机制，确保持续稳定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设立适应“三农”业务特点的考核监管指标，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绩效考核时，应区别涉农业务和城市业务考核指标，充分考虑涉农业务收益较低的特点，避免在考核上挫伤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的积极性。

(四)针对农业天然弱质性特点，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

必须通过加快农业保险、担保发展，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予以解决。一是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建设。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制度安排，全面发展财政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对开展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减免涉农保险营业税。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的合作机制，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二是完善“三农”担保机制，切实解决“三农”客户融资担保难的“瓶颈”问题。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政策性、商业性、行业性、互助性等多元化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合理分散和转移农村金融业务风险。探索建立符合“三农”特点的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发展林权、大型农机设备、土地经营权等抵押和推动动产担保。

(五)针对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设

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提升，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来给予支持和保障。一是加强农村金融立法、执法工作。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关于农业金融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只有《商业银行法》，没有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应考虑制定专门的农村金融促进法和监管法，就农村金融性质、金融机构支农责任和各项农村金融支持、促进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加大对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改善农村金融法治环境，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保护农村金融机构的利益。二是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建立和农户信用评价工作，抓紧建立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企业、个人征信系统，完善失信惩戒制度，提高违约成本。三是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有力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

Ⅱ 如何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就是金融的“平民化”；农村普惠金融，就是要将金融普及到农村所有群体，特别是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以及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普惠金融”前面加上“农村”二字，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发展的普惠金融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普惠金融。

一、如何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

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范围覆盖全部县域支行，加大“三农”信贷投放和资源配置力度。强化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功能定位，明确政策性业务范围，加大对农业开发和水利、贫困地区公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力度，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

国家开发银行要创新服务“三农”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建设的中长期信贷投放。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提高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牢牢坚持立足县域、服务“三农”的定位，更好发挥支农服务主力军作用。

强化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服务功能，推动省联社加快职能转换，优化协调指导，整合放大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服务“三农”的能力。引导邮政储蓄银行稳步发展小额涉农贷款业务，逐步扩大涉农业务范围，持续拓展农村金融业务，促进农村资金回流。支持其他商业银行下沉机构网点，优化农村地区网点布局，适度扩大农村地区网点覆盖面。

二、如何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稳步培育发展村镇银行，鼓励按照规模化组建、集约化管理和专业化服务的原则集中连片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对设立村镇银行超过一定数量的发起行，允许设立村镇银行管理服务子公司。允许评级良好、管控能力强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到西部地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重点布局老少边穷地区、农业主产区和小微企业聚集地区，不断提升村镇银行在农村的覆盖面。

加强融资担保公司管理，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鼓励其开展涉农融资担保业务，完善银担合作和风险分担机制。协调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完善管理政策，健全管理制度，强化自律管理，引导发挥支农服务作用。

Ⅲ 四川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的“十二五” 金融业发展主要任务

围绕金融总部商务区、西部金融机构中心、西部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西部金融服务中心等四个方面，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分工协作， 基本建成西部金融中心。
——加快建设金融总部商务区。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建设、集聚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完善金融总部商务区空间布局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和提高配套功能，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国内外金融资源向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集聚，完善金融总部商务区管理体制和招商机制，加快聚集发展，加强品牌宣传， 提升金融总部商务区形象， 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金融集聚区。
——加快建设西部金融机构中心。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鼓励国内外各类知名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在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设立区域性总部、法人机构或分支机构。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不断壮大实力。加快省级银行、保险、金融租赁和信托公司建立和重组。积极支持证券、期货法人机构壮大资本实力，整合资源，扩大业务范围。支持和推进有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到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和跨省、跨区域发展， 增强在西部和全国的辐射力。
——加快建设西部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利用全国性金融市场， 开发创新产品， 增强服务功能，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优势产业、重点优势企业和一大批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融资服务。 积极争取和开展国家各类金融创新试点，努力使成都成为国家在西部地区的金融创新试验区， 结合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特色， 设立新的市场， 引进新的产品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交易规模。加快推进各类区域性要素交易市场建设。建立金融资产交易所、酒类交易所、大宗商品交易所。积极稳妥推进场外交易市场建设。积极探索建立保险交易平台。积极推进林权、矿权、水权、排污权、碳交易等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依托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 加强统一、 集中、 规模化的产权市场建设。 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进场交易和涉讼资产进场交易步伐。力争将成都建设成为既有西部地区特色和优势、 又有全国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
——加快建设西部金融服务中心。积极推动金融后台服务业集聚区建设， 规划建设第二金融后台服务集聚区，加快完善各种配套功能， 全力引进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数据中心、 资金清算中心、银行卡中心、 研发中心、 呼叫中心、 灾备中心等后台服务机构，使成都金融后台服务业集聚区成为全国金融后台服务机构最多、配套服务功能最完善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链， 大力引进和培育金融客户服务、现金押运服务、呼叫服务、数据处理、软件设计等服务现代金融企业的相关企业，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支持。加大金融软硬件的研发和制造，搭建金融机构与相关服务外包企业的沟通协作平台，加快发展金融软硬件配套产业，把成都建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外包中心之一。
（二）大力引进和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组织。
——积极引进和发展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引进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基金、资产管理等各类内外资金融机构以及与金融业密切相关的中介机构在川设立区域性总部、法人机构或分支机构。 引导金融机构到省内二级城市或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外来金融机构与本地金融机构开展股权和业务合作， 壮大市场主体，增强市场活力。积极支持在川金融分支机构发展成为区域总部和管理总部。发展和壮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增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竞争力， 打造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品 牌。 积极支持民间资本根据国家政策参股或发起设立金融机构。
——大力发展和引进各类股权投资基金。研究出台鼓励股权投资基金的扶持政策， 积极搭建基金与企业的对接平台、建立进入通道、完善退出机制， 支持在川投资基金的运作和发展。吸引国内外业绩突出、管理经验成熟的投资机构设立风险投资、产业投资等各类投资基金，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行股权投资。 探索和完善政府出资的引 导基金的运作机制， 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作用。支持四川产业振兴发展基金等重点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有利于股权投资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和制度环境，规范股权投资行为。 努力建设以 成都为中心，以德阳、 绵阳等二级城市为依托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西部股权投资基金基地。
——大力引进和培育金融中介服务机构。 积极引进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投资咨询、会计审计和法律服务等与金融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来川设立法人机构、区域总部和分支机构，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和执业监督， 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的执业行为，增强行业自 律， 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 完善中介机构执业标准体系， 促进金融中介服务行业规范化管理。 ——发展壮大地方商业银行。按照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的原则， 整合城市商业银行资源，组建区域性地方法人银行， 通过吸收合并、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等方式，打造西部资本实力最强、辐射能力最大的现代商业银行。支持地方商业银行引进民间资本和境内外合格战略投资者，增强资本实力。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强化内控机制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增强盈利能力。支持地方商业银行稳步跨区域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商业银行上市。
——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农村信用社股权改造和产权改革。 全面取消资格股，循序推进股权结构优化， 提高法人股比重。 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市）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 积极向国务院争取在部分城乡 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探索以市为单位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完成“三州” 农村信用社以州为单位的统一法人改革； 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信用社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暂不具备农村商业银
行组建条件的农村信用社进行股权改造，组建股份制的农村信用社， 适时逐步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支持农村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商业银行上市。
——大力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坚持“四 个优先支持” 原则， 即优先支持有明晰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发起人、优先支持批量化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起人、优先支持已经成功探索出农村金融商业运作模式的发起人、 优先支持自愿到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的发起人。在有条件的市（州）组建市级总分行制村镇银行。探索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壮大。支持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 提升管理水平和经营业绩；通过资产重组整合和增资扩股，做大做强。 支持省内信托公司立足四 川、 面向 全国，逐步转型为提供特色理财和长期融资服务的现代信托企业，支持省外信托公司来川展业。加快推进遗留问题信托公司重组登记、金融租赁公司破产重组。支持和鼓励大型企业集团在川设立财务公司，增强优势产业发展的融资能力。引导财务公司依托企业集团所在产业开展多种业务。支持消费金融公司探索业务拓展有效路径。鼓励本地大型投资控股集团积极开展兼并收购，整合地方金融资源， 发展成为全国一流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规范发展地方准金融机构。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深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 加强全省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非金融机构支付组织， 增强地方准金融机构的发展实力，全面提升对中小企业、“三农” 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日常监管，建立健全现场、非现场监管体系以及分类监管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 为地方准金融机构发展创新良好的环境。 鼓励符合条件的公司通过增资扩股、上市融资， 做大做强。 结合四川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按照先行先试的原则，鼓励金融机构引进、 开发、 推广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符合国家金融监管要求的各种金融产品和业务。
——加快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一是加快信贷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 引导银行业机构结合四川实际，探索信贷管理模式创新，优化信贷管理流程，简化贷款审批手续，建立科学的风险防范机制， 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扩大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积极推广动产抵押、商标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新型信贷产品。探索产业供应链生产模式下的供应链金融。二是推动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和信贷模式创新。 鼓励银行业机构建立中小企业支行、科技支行等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营机构。探索开展依托行业协会、 农村专业经济组织、社会中介等适合中小企业需求特点的信贷模式创新。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和再担保机制。三是积极拓展个人金融业务。 鼓励银行设立个人金融服务专门机构，加强产品研发，利用新型服务手段，满足多元化的个人金融服务需求。加大消费信贷产品创新力度，鼓励发展消费品小额贷款公司。 改进住房抵押贷款和大宗消费贷款服务方式，鼓励银行与信用担保公司和零售企业合作开展信用销售业务。
——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创新。一是积极推动股权投资、信托、租赁、保险直投、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方式创新。 支持境内外金融机构在川开展各类投资银行创新业务，支持有条件的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鼓励有序开发跨机构、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业务，推广贷款转让、 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信贷资产二级市场业务。二是稳步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 依托全国性市场， 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稳步开展股指期货、利率互换、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等金融市场创新业务。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开发设计风险转移和对冲工具， 合理配置风险。积极稳妥发展期货市场， 引导更多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利用期货及其他衍生金融工具套期保值、规避风险。支持国内外金融机构研发部门落户四川，提升本地金融衍生品创新能力。
——加快保险服务创新。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发展新型机构。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大力拓展保险新业务领域，不断拓宽保险覆盖面。扩大农业保险覆盖区域和试点品种， 加快建立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大力推进健康养老保险发展，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探索保险公司特别是人寿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管理的可行路径和方式。进一步推广和完善全省商业健康保险服务平台建设， 实现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式发展。 积极发展各种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责任保险。积极推动出口 信用保险发展。积极发展专业性健康保险公司，积极争取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试点。积极争取国家各类金融创新试点工作在四川先行先试。争取成为国家科技金融合作创新试点省份、有条件的市（州）及高新园区成为创新试点区。积极参与和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积极推进财政支持金融服务“三农” 机制创新试点工作。 探索以市（州）或重点工业园区为对象建立金融创新示范区。鼓励外资银行和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国际通行准则开展离岸金融业务。 利用城乡统筹综合试点相关政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创新融资担保模式，扩大农村动产和不动产有效担保物范围， 开发符合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的产品和服务。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拓宽政策性银行支农功能，扩大政策性业务范围。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到县域、乡镇，到农村和落后地区、偏远地区、革命老区设立分支机构，加大对“三农” 的金融支持力度。稳步推进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 积极探索有利于发挥县域金融活力的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农信社支农主力军作用。积极落实各项扶持政策，支持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 制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适合“三农” 特点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机构新设、延伸服务和流动服务等方式，全面解决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服务问题。以实施四川省农村支付结算“迅通工程” 为抓手，切实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
——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方式。支持银行业机构创新工作方式， 增大授信审批权限，简化授信程序和审批手续。推进涉农银行机构拓展中间业务范围，及时开发适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金融服务需求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 鼓励银行业机构为藏区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彝区三房改造行动计划和农业产业化提供有效信贷支持。鼓励银行业机构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制订和完善农村微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资支持“三农” 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政策性农保、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养老和健康保险等各项保险发展。探索农业灾害风险分散机制和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融资机制。 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电子化、信息化建设。
——拓宽农村可利用 金融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市（州）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资产合理流动。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用设备、林权、四荒地使用 权等抵押贷款。扩大农村动产抵押担保物范围。在有效保护农民基本权利基础上， 探索开展农村房屋产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村产权直接抵押贷款。
——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扶持。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涉农业务。充分利用政策性资金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对金融机构开展涉农业务实行财政和税收政策扶持。鼓励银行对涉农贷款实行有区别的信贷管理和考核政策。支持全省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有关政策投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断增强其支农能力。搭建农村融资平台，促进银行业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 、 保险公司、农业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合作。加强农村金融人才培养，建设一支
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的农村金融队伍。 ——做大信贷规模， 优化信贷结构。 严格控制对“两高” 和产能过剩行业的 信贷投放， 鼓励围 绕四 川“ 7 + 3 ” 产业发展规划和“八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行动计划”，加大对电子信息、 汽车制造、 油气化工等优势产业以及新一代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加大信贷资金对产业园区建设、产业转移的支持。 加强对经济薄弱环节和民生领域的信贷服务。增加对中小企业和涉农信贷的投入，确保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加大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培育力度，建立省、市（州）、 县三级培育体系和服务网络， 培育重点企业，使1000家企业通过上市或其他渠道直接融资。深化与上交所、深交所和香港交易所的全面合作， 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快上市进程， 支持企业到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 支持有条件的境外上市公司在 A 股市场上市融资。强化各级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通力合作的综合监管体系， 建立上市公司指导机制，完善上市公司重大风险沟通机制、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增发、 配股以及发行公司债、可转债等多种方式再融资。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方式整合资源，促进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
——大力发展债券融资。 大力推动企业利用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公司债等在银行间市场及资本市场融资。建立企业债务融资培育机制， 提升企业信用等级，尽快达到发行条件。积极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集合发债。鼓励金融机构依托金融市场创新融资产品。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次级债券、混合资本债券、普通金融债券。 探索发行项目收益债券筹措重点项目建设资金。积极推动票据业务创新， 扩大票据交易规模。
——积极拓展其他融资渠道。积极利用信托融资、金融租赁、保险直投、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直接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鼓励保险资金投资我省交通、能源和水利等城乡 基础设施项目。鼓励有条件的重点项目 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加强政府融资平台运作管理， 有效发挥平台公司融资功能。大力扶持有限合伙等新型民营投资企业，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支持地方商业银行和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借用国际短期商业贷款。

Ⅳ 农产品特色保险模式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以下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一、总体要求：1、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2、基本原则。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探索不同地区、不同产业融合模式。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强化利益联结，保障农民获得合理的产业链增值收益。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坚持改革创新，打破要素瓶颈制约和体制机制障碍，激发融合发展活力。坚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相衔接，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引导农村产业集聚发展。3、主要目标。到2020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总体水平明显提升，产业链条完整、功能多样、业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产城融合更加协调的新格局基本形成，农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活力显著增强。二、发展多类型农村产业融合方式：1、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农村二三产业向县城、重点乡镇及产业园区等集中。加强规划引导和市场开发，培育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等专业特色小城镇。强化产业支撑，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稳定吸纳农业转移人口。2、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以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调整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推广优质饲草料种植，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大力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合理布局规模化养殖场。加强海洋牧场建设。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推进农林复合经营。推广适合精深加工、休闲采摘的作物新品种。加强农业标准体系建设，严格生产全过程管理。3、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开展代耕代种代收、大田托管、统防统治、烘干储藏等市场化和专业化服务。完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扩大实施区域和品种范围，初加工用电享受农用电政策。加强政策引导，支持农产品深加工发展，促进其向优势产区和关键物流节点集中，加快消化粮棉油库存。支持农村特色加工业发展。加快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支持优势产区产地批发市场建设，推进市场流通体系与储运加工布局有机衔接。在各省（区、市）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单列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产地批发市场等辅助设施建设。健全农产品产地营销体系，推广农超、农企等形式的产销对接，鼓励在城市社区设立鲜活农产品直销网点。4、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加强统筹规划，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家乐，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点的特色旅游村镇和乡村旅游示范村，有序发展新型乡村旅游休闲产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智慧乡村游，提高在线营销能力。加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合理开发农业文化遗产，大力推进农耕文化教育进校园，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建设农业教育和社会实践基地，引导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参与农业科普和农事体验。（农业部、旅游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林业局等负责）5、大力发展农业新型业态。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鼓励对大田种植、畜禽养殖、渔业生产等进行物联网改造。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改进监测统计、分析预警、信息发布等手段，健全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完善配送及综合服务网络。推动科技、人文等元素融入农业，发展农田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鼓励在大城市郊区发展工厂化、立体化等高科技农业，提高本地鲜活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租赁业务，积极探索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业众筹等新型业态。6、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效衔接，完善县域产业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整理、土地整治等新增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形成农产品集散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展销中心。扶持发展一乡（县）一业、一村一品，加快培育乡村手工艺品和农村土特产品品牌，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研院校和“星创天地”，培育农业科技创新应用企业集群。三、培育多元化农村产业融合主体：1、强化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基础作用。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拓展合作领域和服务内容。鼓励家庭农场开展农产品直销。引导大中专毕业生、新型职业农民、务工经商返乡人员领办农民合作社、兴办家庭农场、开展乡村旅游等经营活动。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优先承担政府涉农项目，落实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农民合作社、形成资产转交合作社成员持有和管护政策。开展农民合作社创新试点，引导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引导土地流向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2、支持龙头企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引导其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电子商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并通过直接投资、参股经营、签订长期合同等方式，建设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带动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龙头企业要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强产业链建设和供应链管理，提高产品附加值。鼓励龙头企业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健全农产品营销网络。充分发挥农垦企业资金、技术、品牌和管理优势，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推进垦地合作共建，示范带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3、发挥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优势。推动供销合作社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对接，培育大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健全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络，支持流通方式和业态创新，搭建全国性和区域性电子商务平台。拓展供销合作社经营领域，由主要从事流通服务向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在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重点领域和环节为农民提供便利实惠、安全优质的服务。4、积极发展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教育培训和品牌营销作用，开展标准制订、商业模式推介等工作。在质量检测、信用评估等领域，将适合行业协会承担的职能移交行业协会。鼓励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涉农院校和科研院所成立产业联盟，支持联盟成员通过共同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融资拆借、共有品牌、统一营销等方式，实现信息互通、优势互补。5、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优化农村市场环境，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利用农村“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开展农业环境治理、农田水利建设和生态修复。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对各类社会资本投资项目同等对待。对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连片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高标准农田、生态公益林等，允许在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利用一定比例的土地开展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加工流通等经营活动。能够商业化运营的农村服务业，要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四、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1、创新发展订单农业。引导龙头企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合理确定收购价格，形成稳定购销关系。支持龙头企业为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资助订单农户参加农业保险。鼓励农产品产销合作，建立技术开发、生产标准和质量追溯体系，设立共同营销基金，打造联合品牌，实现利益共享。2、鼓励发展股份合作。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户。地方人民政府可探索制订发布本行政区域内农用地基准地价，为农户土地入股或流转提供参考依据。以土地、林地为基础的各种形式合作，凡是享受财政投入或政策支持的承包经营者均应成为股东方，并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形式，让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探索形成以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股份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利润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土地经营权入股部分的收益。3、强化工商企业社会责任。鼓励从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工商企业优先聘用流转出土地的农民，为其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引导工商企业发挥自身优势，辐射带动农户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完善龙头企业认定监测制度，实行动态管理，逐步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强化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激励机制，国家相关扶持政策与利益联结机制相挂钩。4、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稳定土地流转关系，推广实物计租货币结算、租金动态调整等计价方式。规范工商资本租赁农地行为，建立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分级备案制度。引导各地建立土地流转、订单农业等风险保障金制度，并探索与农业保险、担保相结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契约意识，鼓励制定适合农村特点的信用评级方法体系。制定和推行涉农合同示范文本，依法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违法行为。加强土地流转、订单等合同履约监督，建立健全纠纷调解仲裁体系，保护双方合法权益。五、完善多渠道农村产业融合服务：1、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以县（市、区）为基础，搭建农村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提供电子商务、乡村旅游、农业物联网、价格信息、公共营销等服务。优化农村创业孵化平台，建立在线技术支持体系，提供设计、创意、技术、市场、融资等定制化解决方案及其他创业服务。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引导其健康发展。采取政府购买、资助、奖励等形式，引导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2、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综合运用奖励、补助、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信贷支持。推进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稳妥有序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坚持社员制、封闭性、民主管理原则，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鼓励发展政府支持的“三农”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担保服务。鼓励开展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融资租赁业务。积极推动涉农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融资。加强涉农信贷与保险合作，拓宽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范围。3、强化人才和科技支撑。加快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各类科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到农村创业，实施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和现代青年农场主计划，开展百万乡村旅游创客行动。鼓励科研人员到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任职兼职，完善知识产权入股、参与分红等激励机制。支持农业企业、科研机构等开展产业融合发展的科技创新，积极开发农产品加工贮藏、分级包装等新技术。4、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统筹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继续加强农村土地整治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中低产田。加快完善农村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建设持续健康和环境友好的新农村。统筹规划建设农村物流设施，逐步健全以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为支撑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完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道路、供电、供水、停车场、观景台、游客接待中心等配套设施。5、支持贫困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支持贫困地区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农村服务业，实施符合当地条件、适应市场需求的农村产业融合项目，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关扶持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开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合作，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贫困地区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六、健全农村产业融合推进机制：1、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支持地方扩大农产品加工企业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完善农产品初加工所得税优惠目录。落实小微企业税收扶持政策，积极支持“互联网+现代农业”等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发展。统筹安排财政涉农资金，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投入，中央财政在现有资金渠道内安排一部分资金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中央预算内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倾斜。创新政府涉农资金使用和管理方式，研究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基金、贷款贴息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产业融合领域。2、开展试点示范。围绕产业融合模式、主体培育、政策创新和投融资机制，开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积极探索和总结成功的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加快发展。3、落实地方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要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探索融合发展模式。县级人民政府要强化主体责任，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产业融合集聚。4、强化部门协作。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关规划、政策措施，密切协作配合，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Ⅳ 国家给予“三农”贷款的优惠政策具体有什么加分！！！

转载：
“三农”政策普及调查报告

[摘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三农”政策的普及与落实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本文将结合在豫西部分农村地区所作的实地调查研究和对党中央“三农”政策的理解，为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侦测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三农 税费改革 农资产品 义务教育 外出务工 合作医疗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支持保护的条件和能力。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建设新农村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建设和谐村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

为很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自2003年，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三农”政策，以此来振兴农业，发展农村，提高农民收入。几年过去了，落实情况如何呢？就此笔者对洛阳市嵩县库区乡、纸房乡及周边地区就三农政策普及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采取问卷和走访两种形式进行。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关“三农”政策的普及，喜忧参半。比如：国家良种补贴政策落实较好，而农业贷款问题日渐突出，亟待解决；税费改革颇得民心，而农资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使广大农民又陷入了忧愁；义务教育虽基本实现，但高中教育负担太重；民主选举虽实施，但形式过重，等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究竟原因何在？对此，我们进行了分析。

一、良种补贴效果明显，农业贷款状况令人担忧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恢复发展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国家近年加大了投入力度，补贴作物范围扩大到大豆、小麦、玉米、水稻四大粮食作物。制定良种补贴政策的目的，一是为了推广良种，增加单产，增加粮食产量，促进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二是为了改善粮食品质，提高粮食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三是满足国内对优质粮食品种的需要。调查发现，有65%的农民享受到良种补贴的优惠政策，而仅有8%的农民不知道良种补贴政策。这说明良种补贴政策落实较好，但仍须进一步加强，因为它必然为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当前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农业贷款难、农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调查发现，有近70%的农民不知道详细的贷款流程，有的即使知道，由于农业贷款机制还有待完善，贷款门槛过高，出现了想贷想发展致富，却贷不来的尴尬境界。据分析，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两大原因：一是农业贷款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银行策略偏向，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农户面临“贷款难”；二是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有效抵押物，农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滞后，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农户贷款面临“担保难”。笔者认为，农业贷款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点措施给予部分解决。①构建以信用社、分社为中心，以客户经理为重点，以村两委为依托，以支农信息员及联保互助小组为支点，以文明信用户为落脚点的完整支农营销网络。②打造“文明信用评定+农户联保”的贷款发放管理模式。③完善文明信用户档案系统。④充分发挥信贷杠杆作用，把住贷款的入口关和出口关。

二、税费改革深得民心，农资产品问题严重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就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减少税费负担所省下来的钱又可用于发展生产，改进农业生产设备，改良作物品种，发展农副业，这不仅使农民个体收入增加，也使农业总收入逐年增长。与此同时， 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等税费负担后， 很多抛荒土地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又回家安心地种起了土地，这对发展农业经济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调查发现有97%的农民对近几年来的农村税费改革满意。但由于当地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人均不足两分，所以在这方面的增收并不是很明显。尽管如此，农村税费改革还是使广大农民认识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另外，税费改革彻底取消所有不合理的收费与乱摊派，乱罚款。并从源头上堵住随需而征，随意加重农民负担

的口子" 代表和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另外，在 “一号文件”政策精神的刺激下出现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农民开始

还乡要地。大量“争地”矛盾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不断高涨，但同时也隐藏着诸多风险。首先“争地”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种粮大户数量锐减

前几年好不容易出现的较好的土地流转势头被遏住。其次是大量农民返乡务农不利于土地产生规模效益，不利于农民增收。 明显有悖于 “一号文件”精神。破解农民 “争地”矛盾，一方面要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切实落实二轮土地延包政策；另一方面，还应给外出务工农民创造更好的环境，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只有更多的农民不再是农民，农业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民也才能真正增收。

在农民回答完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后，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您对农资产品价格的看法”立即使他们有了强烈的反响，基本上都反映价格过高，不稳定。虽然近年来由于农资原材料成本增加、原油价格上涨、电力供应紧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农资产品生产成本有一定的上升，但农资产品价格调控措施不力、定价方法缺少科学性、区域性保护影响价格政策的落实、经营秩序混乱流通渠道不畅是农资价格过高的四大硬伤。更有甚者，农民反映还有很多的假冒伪劣的农资产品充斥农村市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用工业和第三产业支持和补贴农业的水平，国家应加大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和对农民购买农资产品的补贴，使农民切实体会到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好处。

三、九年义务教育落实较好，高中教育负担过重

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促进中国发展的有利决策。1986年7月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曾铺就了我国义务教育的辉煌。2002年，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90％，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3％。但由于我国农村人口较多，农村子女也较多，同时农民收入较少，这就导致一些农民无法履行“九年义务教育”的义务。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政府逐步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部分或全部免费。现已在农村实行学杂费全免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这使农村的教育得到很大的改善。

从调查结果可看出，被调查地区确实实施了免费教育，当地农民相当满意。但在教育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有些农民反应，学校虽实行学杂费全免的九年义务教育，但存在少数另立名目的乱收费。当然，这些情况校方也说有一定的困难，为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素质，学校有时不得不购买些学习资料，这不属于免费之列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是可以通过与家长沟通予以解决的，毕竟双方都是一个目的，培养孩子成才。第二，也是反应很强烈的，九年以后的教育，特别是高中的教育，收费太高，远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又加上没有像大学教育中完善的贷款制度，给农民的受教育信心打击很大。导致很多家长打算让子女完成“义务”就算了，使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的效果大减。

四、外出务工保障仍需加强，法律意识急待提高

国家在提出“三农”问题时，有人就提出应该再加上一“农”——农民工问题。在我们调查的地区人多地少，人均不足两分，遇上涨水还可能颗粒无收，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所以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据了解，当地几乎每户都有外出务工人员，外出务工的收入也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调查中发现，外出务工中，能按时拿到工资的只有37.5％，有44％的没有按时拿到工资，这不得不为他们鸣不平。令人兴奋的是，2004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农民工的工资和权益的措施。但这些都需要法律的保护。在调查中，我们发现67％外出务工人员并不知道相关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政策，很少签订佣工合同等法律文件。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在农村进行普法宣传，让农民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一般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由于多数地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费用完全靠个人支付，农民负担较重，因而出现部分农民看病难、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这些情况表明，疾病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贫困又使疾病难以医治。2006年卫生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减轻农民患大病的经济负担，逐步减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许多农民并不了解或不清楚农村合作医疗，甚至有51％从没有享受过乡镇卫生院的合作医疗待遇。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种结果一部分是由于对合作医疗的实施不了解所致，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对农村合作医疗不信任所致。这就提醒我们在建立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时，应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取信于民，服务于民。

六、民主选举形式过重，村务透明度需提高

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的地方官员特别是农村的村官都是采取的任命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义务教育的普及，社会发展了，人民素质提高了，民主意识也增强了。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农村“父母官”也实行了民主选举。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7％的被调查者参加了村里的民主选举，只有不到2％被调查者反映对选举不关心。这也证实，当地确实进行了村官的民主选举，农民的民主意识也有所增强。但令人担忧的是，笔者在访谈中发现， “民主选举”中有贿选、威胁等拉选票现象。这说明，当地民主选举并未完全落实，形式过重。

在被问及“村务（主要是财务）是否公开”时，有67％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公开。这说明，当地的村务特别时财务的公开程度很低，很多农民并不满意。这也为选举中拉选票现象埋下了毒根。

把上面反映的问题和政府“三农”政策比较，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政府的政策是好的，也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认同，但落实的时候出了较多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协调沟通不够，政府政策在具体的条件和地区的实施可行性有一定的偏差，各级政府部门在这一点上协调沟通不够，使有些政策流于形式；基层部门与农民的沟通不够，使农民产生了一定误解，没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很难使“三农”政策落到实处。第二，基层监督体制薄弱，这就使农村中许多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农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从而导致农民不能相信不配合政府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相关措施，这也从根本上制约了“三农”政策效果的表现。笔者相信只能在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后，“三农”问题将能得到进一步解决，而使“三农”政策将得到更好的落实。

Ⅵ 求三农问题概论相关知识汇总

银行法律风险主要是银行因其经营活动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我们把这种法律风险称为运营法律风险。银行因运营法律风险而承担的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也可能是行政或者刑事责任。此外，银行法律风险还包括外部法律环境的变化带来的风险。如法律的变化、法律的空白、法律冲突、法律模糊也可能给银行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这种情形就属于环境法律风险。

而在银行“三农”业务领域，由于现有外部法律环境本身固有的缺陷，也为银行经营带来了潜在的障碍和风险。

若干法律障碍

一是法律滞后。在“三农”金融领域，“三农”产品的推广和适用上欠缺有效担保方式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这致使银行的部分贷款背离担保实质而流于形式。而在当前法律环境中，银行传统的几种担保方式真正较普遍用于“三农”信贷产品的唯有保证担保。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物权法》对农村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仍然采取了限制抵押的立法态度。《物权法》(第133条)仅针对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四荒”地的土地使用权规定了“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仅有“四荒”土地使用权和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所占土地可用于抵押，而对于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禁止抵押(第184条)。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仅明确了荒地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予以抵押(第180条)，因此，农村及农户拥有的多数具有融资价值的土地权益在现有法律环境中不能用于抵押。

第二，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属于《物权法》的规制范围，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创设物权的标的、方式、种类、期限等都必须由法律设定，也就是说，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对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对其进行修改和解释。故即使是经过调研论证认为可行的创新模式试点也可能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要负担较大的违法成本。

而就动产质押而言，一般农户并不能提供与贷款价值相当的非低值易耗品用于质押，即便有这样的财产，农户也不会因转移占有而牺牲对其使用收益的权利，而银行也会增加对质押品的保管成本和损坏风险;就权利质押而言，就调研范围内的农户来说，一般均拥有存折或定期存单等债权凭证，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生产经营或消费需求时才具有融资借款的需求，因此，存单等权利质押也不能成为一般农户以及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县域区域“三农”信贷业务的主流担保准入方式之一。

二是法律模糊。在此列举几个具体例子。第一，关于农房抵押的效力问题。《物权法》规定，建筑物及其地上附着物可以抵押(第180条)，农房属于建筑物，但同时该法又规定宅基地(第184条)等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而农房建于宅基地之上。《物权法》规定，乡镇企业厂房与其占用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作“地随房走”一体抵押，而针对农房抵押的情形未作类似规定。因此，对农房和宅基地抵押关系的法律规定并不明确，接受农房抵押仍然潜在一定的法律风险。第二，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按《物权法》第184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禁止抵押的财产范畴，依照《物权法》第180条“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的规定，似乎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但因法律模糊，操作起来风险很大。

三是法律漏洞。现有法律对可予以抵押的农村资产、资源缺乏相应操作规定。虽然一些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就某些资源、资产的抵押登记机关、登记事项以及确权方式自行确立了一套规则。但《物权法》明确了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等登记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确定的原则。因而，部门规章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文件所作的规定，非经法律或行政法规追认其效力待定，可能导致相应抵押登记效力待定的法律风险。

对策与建议

第一，建议国务院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一方面是建立商业运作型的担保公司，并由政府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形成风险补偿机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股份合作制的农贷担保公司，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运作和管理;另一方面，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建立互助性质担保基金，为成员贷款提供担保;此外，还应由政府出资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因自然灾害引发的担保代偿实行补偿机制，支持各类担保机构开办农业贷款担保业务。

第二，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能够为从事三农金融服务的主体提供更为宽松的外部法律环境。呼吁立法部门加强法律保障措施的研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住房的产权登记及流转制度进一步完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房地产登记制度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明确只对房屋或土地办理了抵押登记的，与房屋相应的土地或与土地相对应的房屋应当作为抵押财产;财政、工商、国土等行政部门也应为金融服务提供便利，尽快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关部门应依法主动承担登记责任。改善金融环境，尤其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完善农户、农村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降低农村金融交易成本。

第三，建议开拓新的担保方式。产品的创新首先应着眼解决有效担保稀缺的问题，银行涉农贷款担保方式是制约服务“三农”工作的瓶颈，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涉农贷款担保制度，减少贷款风险，建议协调国务院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建立农村产权登记制度，扩大抵押物范围;建立健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住房、宅基地、林地等的产权登记,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证书,增强农民在融资过程中法律效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生产要素;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通过多种形式的担保体系，解决农户融资担保难的问题，使面向“三农”，服务“三农”工作的有序开展得到法律支持。

第四，建议银行健全法律风险防范体制。首先应完善授权管理制度，适当下放权力，完善“三农”信贷业务流程，坚持“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的原则，将一定比例和品种的 “三农”信贷业务审批权授予县域机构，以提高“三农”业务的运作效率和评审质量。同时，要在风险可控、需求真实的前提下，下达业务任务目标，以实现“三农”业务保质保量的发展，确保涉农信贷业务“办得快”、“管得住”、“收得回”。其次，应健全完善法律咨询和审查制度，对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等事项进行法律风险、法律隐患和法律漏洞等方面审查并加以揭示，提出防范措施和建议，保障经营活动和业务事项的合法合规。第三，应加强预警报告制度。将信贷管理系统的在线监测和现场检查相结合，加强监管，及时发现借款人出现的偿债能力问题，及时研究制定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措施和办法，最大限度的保障银行贷款的安全。第四，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提升全体员工依法经营的理念，增加员工合规经营、合规操作意识，预防法律风险的发生。

Ⅶ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什么意义

3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推动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融资难题。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由中央财政发起、联合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首期募资不低于600亿元。

就融资担保行业而言，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缺失，一直以来是一块明显的行业短板。虽然目前我国有不少地方性的政府担保基金，但发展状况实际上参差不齐，和地方性的政府担保基金相比，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优势首先是规范性高，而且资金量大。此外，还能发挥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的资本参与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系的建设和行业的发展。

Ⅷ 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的通知

财金〔2010〕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融资性担保体系的健康发展对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担保难问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更好地履行财政职能，支持和促进融资性担保业务规范发展，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支持，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明确目标和任务，积极推动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
（一）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主要目标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国办发〔2009〕7号）、《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等7部委令2010年第3号）等文件精神，推动建立功能完善、服务全面、运作规范、监管有效的融资性担保服务体系。
（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地方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监督，提高财务管理规范性，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完善融资性担保行业监管制度体系；加强对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管理，确保国有资产高效运作等。
（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密切联系实际，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支持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结合，依法经营与加强监管相结合，开展担保与提升信用相结合，业务创新与规范经营相结合的原则，着力解决制约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
二、履行宏观经济管理职责，积极参与地方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
（四）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因地制宜制定促进本辖区融资性担保业务健康发展、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难的财政支持政策。
（五）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等财税优惠政策。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考核奖励等多种方式，提高和改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服务能力。
（六）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着力提高财税扶持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建立以业务为导向的政策扶持体系，注重政策的公平、公开、公正性，重点扶持财务健全、运作规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建立扶优劣汰的良性发展机制。
三、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监督，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七）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督促融资性担保公司认真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42号）、《担保机构会计核算办法》（财会〔2005〕17号）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运作的合规性。
（八）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指导督促融资性担保公司建立完善的业务运行机制、财务管理制度和财务风险控制体系。研究制定符合本辖区实际情况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监督实施办法。监督融资性担保公司接受社会审计和资产评估。
（九）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信息管理体系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指导并监督融资性担保公司定期向财政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资产重组状况、偿付能力状况、资产质量状况、盈利状况和社会贡献等进行评价。
四、完善融资性担保行业监管制度体系，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
（十）承担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职责的地方财政部门（以下简称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和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要求，认真执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做好本辖区内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各项监管工作。
（十一）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基础信息管理体系和风险监管制度，对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测。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应急机制，制定突发事件处理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
（十二）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协助省级人民政府制定促进本辖区融资性担保业务健康发展、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的政策措施，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探索建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规律的商业经营模式。
（十三）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支持建立健全本地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信用评级和征信管理体系，推动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鼓励融资性担保公司相互开展分保、联保和再担保等业务合作。
（十四）地方财政监管部门要分清政府与企业责任，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监管考核机制，清晰界定监管责任，防止和控制融资性担保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
五、加强对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业务指导，确保国有资产高效运作
（十五）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区域经济、布局合理、突出重点的原则，对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适度整合，带动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鼓励有条件的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再担保业务。
（十六）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产管理。严格执行相关产权登记转让制度。建立健全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绩效考核机制。加强企业年金和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提高政府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效益。
（十七）财政部门直接出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原则，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六、加强沟通协调，营造良好的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环境
（十八）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融资性担保业务其他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推进抵（质）押物登记、处置登记的标准化和电子化，降低融资性担保公司运营成本。鼓励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按照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进行合作。
（十九）省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管理工作。加大经费保障和队伍建设力度，配备足够人员，做好培训工作，切实提高财政干部的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工作主动性，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工作规划，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
财政部
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Ⅸ 我国现有哪些关于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关于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中国农村金融法正在酝酿讨论中，还没制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