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各类金融资产的比重

❶ 2005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资产存量核算资料测算，截至2005年底，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余额首次突破20万亿元大关，达到206564亿元

05年GDP为183217亿元

比重自己算吧

❷ 中国居民资产户均能达到多少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中国居民均资产已经达到了134.4万元；中国居民财富规模仅次于美国 。

❸ 央行这份报告火了：4成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 你被平均了吗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资产分布分化明显;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产。
第二，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为56.5%，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负债最高20%家庭承担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75.9%。
第三，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38.6%，我国为17.1%)。
第四，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9.1%，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0.93);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偿债收入比为18.4%，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第五，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资产分化明显，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
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居民家庭资产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将家庭总资产由低到高分为六组，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其中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5%。
二是区域间的家庭资产分布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家庭资产水平高。分经济区域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461.0万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仅占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三分之一左右。
分省份看，家庭资产最高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北京、上海和江苏，最低的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新疆、吉林和甘肃。其中，北京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约为新疆居民家庭的7倍。
三是户主的年龄、学历水平及职业均影响家庭资产分布。户主年龄为56～64岁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户主的学历水平越高，家庭户均总资产越多。户主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明显高于均值。
从资产形态看，住房是家庭实物资产的重要构成，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相对均衡。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和美国相比，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比重偏高，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分点。
居民的住房拥有情况相对均衡。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相比于住房等实物资产，我国居民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分化明显，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产，户均金融资产64.9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20.4%。金融资产最高1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所有样本家庭的58.3%，而实物资产最高10%家庭拥有的资产占比为47.1%。可见，金融资产的不均衡程度更显著。
此外，高资产、高学历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金融资产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随着户主学历水平的提高，家庭持有活期与定期存款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持有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及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高学历群体通常更了解相关的金融知识和信息，加之其往往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资产，因而在满足了预防性需求后更愿意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居民家庭负债集中于中青年和高学历家庭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运用杠杆现象较为普遍。受调查家庭中，有负债的家庭占比为56.5%。但负债结构相对单一，房贷是主要构成部分，户均家庭总负债为51.2万元。
有意思的是，富裕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更高，且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低资产家庭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高，为63.3%，且负债中97.1%为银行贷款。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来源中，89.4%来源于银行贷款，远低于其他家庭;9.0%来自于民间借贷，远高于其他家庭。这主要是因为低资产家庭往往收入较低，或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相对困难，因而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从学历和年龄看，居民家庭负债集中于中青年和高学历家庭。户主年龄为26～35岁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高，家庭负债参与率与户主的学历成正比，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负债参与率越高。
报告称，我国居民家庭偿债能力总体较强，但低收入家庭、实体经营家庭和工薪阶层偿债压力相对较大。其中，调查样本中，没有经营性债务家庭的偿债收入比为16.1%，有经营性债务家庭的偿债收入比为30.1%，高于前者14个百分点。
分职业看，户主为企业一般员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家庭月偿债收入比相对高，分别为22.5%和19.9%，均高于平均偿债收入比。
三类群体金融风险值得关注
将居民家庭的资产扣除负债，得到的净资产更能真实地反映居民家庭的财富水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家庭净资产中位数为141.0万元。
不过，居民家庭净资产分化程度高于家庭总资产。净资产最低20%家庭的净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2.3%，而最高20%家庭的净资产占64.5%。
与美国相比，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全国最高1%的家庭所拥有的净资产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38.6%，略高于随后9%家庭的38.5%，而其余90%的家庭仅占22.8%，不到三分之一，说明美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向最富裕家庭集中的特征明显。
报告称，我国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居民资产负债率虽整体稳健，但是资产流动性较差，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特别是有三类群体的金融风险值得注意：
一是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较大，债务风险相对较高。户主年龄在26～35岁的居民家庭债务参与率、户均债务规模、资产负债率、债务收入比都要高于其他家庭。中青年家庭由于面临购房、成家生子、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支出压力，负债现象更为普遍，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二是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调查显示，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居民家庭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产品的均值为23.9万元，是总体平均水平的1.4倍，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水平。
调研发现，尽管资管新规出台后理财产品不再保本，部分银行代理销售的第三方投资理财产品风险较高，但仍有不少居民认为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本金不会损失，实际投资风险与居民投资安全性预期存在较大差距。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处于收入来源减少的人生阶段，将大量资金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增加了投资及养老的不确定因素。
三是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受调查家庭中，43.4%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有房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金融资产负债率和月偿债收入比分别为16.5%、101.5%和29.0%，债务风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尤其突出，这三项指标分别为24.2%、151.3%和33.0%，均为所有群体中的最高值。相比之下，投资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要小得多，其三项指标仅略高于平均水平。

❹ 金融资产占比怎么算

占比例计算：即为所求占比例数值/总数值。
比例，表示两个比相等的式子叫做比例，组成比例的四个数，叫做比例的项，两端的两项叫做比例的外项，中间的两项叫做比例的内项。比例还是技术制图中的一般规定术语，是指图中图形与其实物相应要素的线性尺寸之比。在数学中，比例是一个总体中各个部分的数量占总体数量的比重，用于反映总体的构成或者结构。
拓展资料：
分数计算方法：
1、当几个乘积相加减，而这些乘积中又有相同的因数时，我们可以采用提取公因数的方法进行巧算。如果乘积中另外几个因数相加减的结果正好凑成整十、整百、整千、整万的数，或是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数，那么计算就更为简便。这种方法叫“提取公因数法”。
2、一组分数混合运算时，为了能够“凑整”或凑成比较简单的数，常常需要先把分数中分子或分母进行拆分，再来进行分组运算。这种巧算方法叫“拆分法”，也叫“分解分组法”。
3、在相同数字较多的分数式中，用字母表示式子中的一部分，使运算更加方便。这就是分数式中的代数法。
在金融投机的世界里，亏损就如同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对每一个交易者如影随形，对交易的两个结果盈利和亏损而言，盈利的时候总是会让人心情愉悦，但是如何妥善解决亏损的问题，往往决定了一个交易员的最终交易结果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
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当发生账面亏损的时候很多交易员会选择死扛着不止损，这单就某一次交易来说不一定是错的，因为的确很多时候可以扛回来甚至由亏转盈，但是就某个时间周期内总得交易结果来看，这确是造成普通交易者资金亏损的主要原因。
对人性的高估是交易中亏损的根源，金融投机市场最容易给人产生一种错觉，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心态控制能力，过高的估计自己的执行力，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空旷的高速公路上，有几个人能一直坚持100迈的速度行驶?大多数人都会越开越快，很多时候往往都是不自觉的就越开越快，因为你的感觉是开的越来越慢，脚会不由自主的踩油门，这就是一种自我认同的错觉。

❺ 任泽平宣布中国居民财富户均134.4万，这其中是否包括不动产

结构层面，金融资产占比较低，实物资产占近七成。2021年中国实物资产占总财富比重高达69.3%，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全国住房市值达到476万亿元；金融资产占比30.7%，金融资产中现金和存款占比达53%，权益资产和公募基金占比约19%。

❻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于2019年10月中下旬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开展了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从当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是国内关于城镇居民资产负债情况最为完整、详实的调查之一。

调查显示：
1、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资产分布分化明显；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拥有率达到96.0%；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20.4%，居民家庭更偏好无风险金融资产；

2、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为56.5%，负债集中化现象明显，负债最高20%家庭承担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75.9%；

3、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均值为289.0万元，分化程度高于资产的分化程度。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38.6%，我国为17.1%）；

4、第四，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9.1%，总体稳健，少数家庭资不抵债；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02，略高于美国居民水平（0.93）；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偿债收入比为18.4%，居民家庭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5、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二是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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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中国居民户均资产约134.4万元，这一数据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中国居民的存款日益上涨，懂得未雨绸缪和理财，资产已经赶超发达国家，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老百姓已经开始实现财富自由。

❽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发布显示房产占比居高不下，是什么原因

2018年我国家庭人均财产为208883元，比2017年的194332元增长了7.49%，增长速度高于人均GDP增速（6.1%）。

城镇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1.35%，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52.28%。93.03%的居民家庭拥有1套住房。

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单一，依然集中于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接近九成。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预防性需求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因素。超过六成受访者属于风险厌恶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同时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资产配置成为家庭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作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收入和财产差距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涉及住户成员信息、家庭收入支出和财产、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生活态度4个板块，着重从城乡差异、资产配置、投资者特征和投资渠道等角度对居民家庭财富开展深入调查。

资产配置、财富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密切联系。房产占比偏高、金融资产结构单一、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等都与扩大内需背道而驰，导致国内需求增长乏力。单一的资产结构更加难以抵御资产风险，不利于居民财产稳定增长。较大的财富差距对劳动供给、生产投资也有不利影响。鉴于此，需要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切实改变资产配置不合理、财富差距加大的现状，转变居民的投资预期、缩小财富差距。

城乡家庭财产差距较大

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家庭人均财产为208883元，比2017年的194332元增长了7.49%，增长速度高于人均GDP增速（6.1%）。城乡家庭财产差距较大，2018年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财产分别为292920元和87744元，城镇家庭人均财产是农村的3.34倍，且城镇家庭人均财产增长速度快于农村。

城乡居民在财产构成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从我国居民家庭财产结构来看，房产占七成，城镇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1.35%，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比为52.28%。人均财富增长的来源表明，房产净值增长是全国家庭人均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房产净值增长额占家庭人均财富增长额的91%。因此，房产净值较高的城镇居民家庭将从房产净值大幅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

城乡居民住房构成也具有明显差异。农村居民家庭以自建住房为主，自建住房占比达53.18%，购买新建商品房仅占21.81%，购买二手房占比为6.73%。城镇居民家庭以购买新建商品房为主，占比达36.26%，自建住房仅占24.43%，自建住房占比是农村居民家庭的一半，购买二手房比例为10.97%。在我国农村居民宅基地交易尚未完全放开的背景下，与自建住房相比，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具有更高的价值。同时，我国房产净值增长也主要体现在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上。因此，城乡居民房产净值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居民在住房构成上的差异。

金融投资结构持续单一

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城乡居民投资渠道大大丰富，但从实际投资份额来看，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依然单一，农村居民尤为如此，这与我国宏观分配格局中财产性收入占比非常低的情形相一致。资本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推动城乡居民金融资产的多样性，进而提高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分布依然集中于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高达88%，接近九成。在有数据可查的35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仅有8个国家的存款和现金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超过了50%，这一比重超过60%的国家只有3个国家；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比较广的北欧国家中，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所占家庭金融资产比重分别为19.34%、19.95%、31.14%和38.75%，均处于较低水平。单一的金融资产结构不利于居民家庭平衡资产风险，而且难以实现保值增值。

从风险态度自评和风险承受能力来看，持风险厌恶态度的居民占多数。在居民家庭以风险厌恶为主、具有较强风险规避动机的情况下，不难理解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呈现单一化特征。

本轮家庭财富调查中，被访者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我评分，0分表示风险承受能力最小，10分表示风险承受能力最大。统计结果表明，风险态度自评为0分的被访者达到32.81%，是所有评分值中比重最高的，表明几乎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群体占比最大；风险态度自评为6分及以上的被访者仅占6.78%；风险自评为3分及以下的风险厌恶者比重高达70.33%。

根据家庭所能承受投资本金损失程度来衡量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同样体现出多数家庭是风险厌恶型。5.57%的家庭能够承受投资本金50%以上的亏损，8.66%的家庭能够承受本金20%至50%的亏损，21.01%的家庭能够承受本金10%以内的亏损，多达64.76%的家庭不能承受本金亏损，这说明超过六成家庭投资行为属于极度风险厌恶型。同时，人均财富较高的城镇居民多数也属于风险厌恶型，不能承受本金亏损的城市家庭比例超过五成，达到了55.2%；农村家庭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3.88%。

较高的预防性需求，推高了储蓄比例，降低了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份额。从调查结果来看，全国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应付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占48.19%，“为养老做准备”占36.78%，“为子女教育做准备”占23.97%，“其他原因”占20.57%，“不愿承担投资风险”占13.82%。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先后位次基本一致。为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预防性储蓄成为储蓄的主要动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以降低居民对预防性储蓄的需求。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导致金融资产结构单一化，同时也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房产形成“挤出”效应

由于家庭用于投资的资金是有限的，一般而言，家庭投资具有一定的次序，在一项投资达到一定水平或者条件后，再开展下一项投资。我国房产的拥有率、增值幅度都使房产投资成为家庭投资资金的首选，从而减少了可用于金融资产投资的份额。

我国居民家庭具有较高的住房拥有率。从居民财富角度出发，家庭财富调查所关注的是被访家庭是否拥有住房，而非是否在现居住地拥有住房。调查数据显示，93.03%的居民家庭拥有1套住房，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占比为3.82%，没有住房的家庭仅占3.14%。全国家庭平均自有住房套数为1.02套，即每个家庭平均拥有1套住房。

房产净值增速较快，助推了家庭房产投资热情。从家庭财富结构来看，家庭财产结构变化不大，房产净值占比居高不下；不仅如此，家庭财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房产净值增长导致的。从报告可以看出，家庭人均财产增长中的91%来自房产净值增长。此外，相对于全国人均家庭财产7.49%的增速而言，房产净值增速接近10.3%，房产净值占家庭总财产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住房价格处于持续增长态势，从调查数据来看，房产净值也在不断增长，这使得居民家庭形成了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尽管这种预期具有一定盲目性，但居民家庭的投资决策仍主要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上。与房地产市场相反，金融市场具有较强波动性，这影响了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选择，使其更倾向于房产投资。

金融投资存在群体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较低的家庭更可能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因而选择远离金融投资。高收入、高学历群体通常具有较高金融素养，更为了解相关的金融知识、信息，加之其拥有较高收入和资产，可以在满足房产和预防性需求基础上投资金融资产，因而资产内容更加丰富，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作出投资决策，并从中获取收益。

随着可支配收入提高，家庭拥有的人均房产净值也逐渐上升。如果将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10个等分组，进而考察人均房产价值在不同收入等分组的差异，可以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等分组居民的家庭人均房产净值仅为41406.34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等分组居民的家庭人均房产净值则达到441735.8元，是最低等分组的10.66倍。人均房产原值和人均房产现值也基本呈现随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房产债务余额和负债率也随着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近年来，人们对未来房价形成了上涨预期，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配置在房产上的资产都在增加。由于高收入家庭对房产购买能力和融资能力更强，因而房产负债率和杠杆率也较高。

随着收入水平和学历提高，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规模和结构呈现不同特征。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家庭人均现金、活期与定期存款有所增长，且增幅越来越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等分组家庭的人均现金、活期与定期存款分别是最低等分组家庭的4.64倍、3.86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活期与定期存款投资份额持续下降，而在储蓄型保险、国债、股票、基金、期货、借出款、其他金融资产、外币金融资产余额方面投资比重逐渐提高；随着学历水平提高，家庭持有活期与定期存款的比重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互联网金融“城乡有别”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模式的典型代表，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刺激用户的金融需求，这对传统金融造成了巨大冲击。

调查报告显示，互联网金融最主要功能是消费支付。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分城乡统计，使用过互联网消费支付功能的消费者远超通过互联网投融资的人群；其中，使用过互联网金融投资功能的群体又明显多于通过互联网融资的群体。在消费支付中，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使用随着家庭财富增长逐渐增加，使用互联网金融投资手段远不如互联网消费支付手段普遍。目前，普通群众对互联网金融投资安全性仍存在一定疑虑，互联网金融投资功能有待进一步发掘。

相对而言，人们对互联网融资平台的熟悉程度较低。随着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发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互联网融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再加上快捷的还贷款手续以及灵活便利的还贷款期限，近年来互联网融资功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目前互联网融资缺乏像支付宝、微信支付、余额宝等消费支付和金融投资领域的标志性产品，各种产品知名度还不够高，使用率也相对较低。

此外，发达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工具使用率更高。在城镇，超过70%的被访者使用互联网支付；在农村这一比例仅不到30%。数据显示，东部地区使用互联网支付手段的居民占比接近全部城镇居民，且使用3种及以上互联网支付手段的群体占比明显高于其他，使用两种互联网支付手段的群体占比也超过仅使用一种互联网支付手段的群体。中西部地区使用互联网支付的比例则与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金融素养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从互联网金融中获得了更多便利。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❾ 中国居民户均资产高达134.4万，实物资产占比有多少

2021年中国实物资产占总资产占总财富比重高达69.3%，房子占了70%，金融资产占了30%。中国居民财富规模仅次于美国。

❿ 中国金融保险资产占比

一、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概况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表1列出了1978、1986、1991、1995年中国主要金融资产分布情况（见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大额存单1796.28亿元（中国证监会，1995）。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1978年为93％，1986年为87％，1991年为84％，1995年为83％。这一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下降缓慢，说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尽人意。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过程。8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较快，进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来。
中国的储蓄主体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变为现在的老百姓。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改革前政府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5％，其中居民储蓄占1.2％，政府储蓄占15.4％，企业储蓄占18.9％。也就是说，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7％来自政府和国营企业。1978年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9％，占当年社会存款总额的16.2％。
改革前，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存款。1978年，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1995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5.4万亿，其中近3万亿是居民储蓄。储蓄者和投资者分离了，最大的储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资者是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了。国家通过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钱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因此，国营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说是在国家银行里存款的老百姓。
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必然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是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从1986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到1995年，共发行企业债1738.3亿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约4500亿，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个人股。国家股大多是靠过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价值折算的，实际现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发行可以使企业筹到现金，但能够被批准发行股票的企业实在是太少了。这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能筹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大多数企业只能靠银行贷款。
在主要金融资产之外，还有其他金融资产，比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和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等。这些金融资产，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所有权、参与权和处理权，并以此获得收益。但目前民间借贷、民间集资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可以概括为：储蓄主体在改革开放中由政府变为老百姓；国家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狭窄；其他不动产市场刚刚起步。这就使老百姓把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
二、中国的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
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里我们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货币化有两种含义：一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国家用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化，即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本文的货币化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
1978到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平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少见的。据笔者保守估计，从1978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估计，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4％。海外经济学家常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实际综合赤字那么高（约占GNP的8－9％），通货膨胀率却不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化带来的铸币收入。
表2给出了中国货币化过程的主要指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M2／GNP）在改革期间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105％，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案例中实属罕见。在1994－1995年间，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度尼西亚为46％，韩国为44％，马来西亚为89％，菲律宾为50％，新加坡为89％，泰国为79％（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报）。中国的这一比重远远超过周边发展中国家，就是和英、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高的，仅次于日本。
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样高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形成的。表2中货币与广义货币之比（M1/M2）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95年的39％。也就是说，不仅广义货币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义货币中居民储蓄的比重不断升高，反映了居民所持金融资产大都压到银行存款上了。1995年现金净投放600亿，全社会流通现金量只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高达29.5％，比25％的控制目标高出4.5个百分点。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还可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中看出。表3给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周边国家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的后果
1．企业负债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
2．金融运行风险高。首先，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家银行应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家银行1995年底贷款余额为4万亿元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
3．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34.1亿元。亏损企业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刚，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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