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杜正胜，1990)
换言之，传统中国社会（此“社会”乃广义言之，不同于滕尼斯所言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既
❷ 如何理解秦晖的大共同体本位概念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杜正胜，1990)
换言之，传统中国社会（此“社会”乃广义言之，不同于滕尼斯所言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既?/ca>
❸ 天意什么意思，天意小说，天意什么时候上映
《天意》是由优酷视频、磨铁娱乐与青春你好联合出品，梁振华制片，丁仰国执导，苏蓬编剧，欧豪、海铃、乔振宇、张睿、米露、张丹峰特别出演的东方科幻网剧[1]。
该剧根据钱莉芳同名历史科幻小说《天意》改编，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秦末汉初时代遭遇的科幻时空，秦始皇、刘邦、韩信、张良、项羽等历史人物也加入了科幻想象进行重新塑造的故事[2]。
该剧于2018年5月10日在优酷播出[3]。
中文名
天意
外文名
Hero's Dream
其它译名
天意之秦天宝鉴
出品公司
优酷视频、磨铁娱乐、青春你好
制片地区
中国大陆
拍摄地点
横店
导演
丁仰国
编剧
苏蓬
主演
欧豪，海铃，乔振宇，张睿，米露，张丹峰
集数
57集
类型
科幻、爱情、冒险、悬疑、励志
制片人
梁振华
在线播放平台
优酷
❹ 假如爱有天意的上映时间是哪一年
中文片名
假如爱有天意
外文片名
The Classic
影片类型
爱情
片长
137 分钟
国家/地区
韩国
对白语言
韩语
导演 Director
郭在容 Jae-young Kwak
编剧 Writer
郭在容 Jae-young Kwak
演员 Actor
孙艺珍 Ye-jin Son .....Ji-hae/Ju-hie
曹承佑 Seung-woo Cho .....Jun-ho
赵仁成 In-seong Jo .....Sang-min
李基宇 Ki-woo Lee .....Tae-su
Sang-in Lee .....Su-kyeong
Ye-jin Lim .....Shopkeeper
Hyeon-tae Yang .....Seok-woo
金秉玉 Byeong-ok Kim
徐英姬 Yeong-hie Seo 上映时间：韩国
South Korea
2003年1月30日
（中国）香港
Hong Kong
2003年8月7日
加拿大
Canada
2003年8月30日 ..... (Montréal World Film Festival)
日本
Japan
2004年1月24日 ..... (Tokyo)
美国
USA
2004年4月15日 ..... (Philadelphi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剧情介绍：梓希跟秀景是同校的大学生，她们双双暗恋戏剧学会的尚民。一向较为主动外向的秀景要求梓希代写情书给尚民。梓希便将自己对尚民的情感毫无保留地抒发出来，却被迫要写上秀景的名字。尚民看过那些情书后深受感动，渐渐亦被秀景吸引住。梓希每每遇上他都感到混身不自在甚至内疚，但越是设法逃避他，缘份越是将他们拉得更近。
梓希一天收拾房间，无意中发现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满载着她母亲初恋的回忆……
1968年夏天——
俊河到乡郊居住的伯父家过暑假。他遇见珠喜并对她一见钟情。珠喜出身名门望族，家教甚严。一天珠喜偷偷地要俊河带她看看村里的鬼屋，他们欢渡了难忘的一天，只是突如其来的风暴，把他们的船吹走了，珠喜在途中又把脚弄伤，俊河只能背着珠喜绕着湖步行回去，把珠喜送回家时已经很晚，珠喜闯出这个祸以后便立即被送回汉城，跟俊河没有话别就分开了。俊河怀着沉重的心情渡过余下的暑假。
暑假过后，俊河回汉城上课。班上的泰秀要他写情书给一女孩子，而这女孩正好是珠喜。俊河并未向泰秀表白他暑假的恋爱片段，只是不情愿地顺从朋友的请求。
梓希发觉母亲的初恋故事跟她的遭遇竟巧妙地相似。种种的巧合更令她对尚民的好感日益增加。虽然她因好友的缘故打算彻底忘记尚民，但种种的试验更证实她的感觉是对的。
两个女学生秀景和梓希同时倾慕班中的男同学尚民。秀景因为怕自己辞不达意，于是找了好友梓希代笔，写一封电邮给尚民。往后梓希不断以秀景的身份写电邮，却渐渐发现自己也爱上了尚民。就在此时，梓希偶然地发现了妈妈的保险箱，内里有着一堆情书。而最特别的是，妈妈的爱情故事却跟自己的很类似……
孙艺珍饰演大学生智惠，无意中找到母亲主熙留下的日记，重温她的初恋。二〇〇三年的智惠和一九六八年的主熙，同样清纯可爱同样面对感情难关。富家女主熙和穷学生俊河一见钟情，无奈门户之见令两人陷入了地场苦恋。两人兜兜转转后重遇，却未能再继前缘。那边厢，智惠和话剧导演相民，婉约含蓄，爱在心里口难开。
一对好朋友梓希和秀景双双暗恋同班的尚民，外向的秀景怕自己辞不达意，于是要求梓希代写情书给尚民，梓希便将自己对尚民的情感毫无保留地抒发出来，结尾却只能写上秀景的名字。尚民看过那些情书后深受感动，也渐渐被秀景吸引。梓希每次碰见尚民都觉得不自在，她越是设法逃避，缘分却将他们越拉越近。就在此时，梓希在收拾房间时发现了母亲一个神秘的盒子，里面堆满了情书，记满了母亲在1968年夏天初恋的回忆。梓希发现自己和母亲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种种巧合令他对尚民的好感日益加深……
❺ 美元贬值的奥秘
全面揭露美元贬值的奥秘
美元贬值的奥秘
一、顺差：美国人的吸星大法
二、储备外汇：输掉600个甲午战争
三、结症：央行汇率对民间汇率的僭越
四、热钱：图的就是一毛不拔
五、金融组合：对废纸的进一步稀释
六、次贷危机：侵略中国所得的福利
七、股市与房市：美国人的抽血站
八、通货膨胀：美国人印刷了中国一半的货币
九、用储备换石油
十、中国价值观
一、顺差：美国人的吸星大法
从中国发一个集装箱到美国，要5000美金的运费，从美国发过来，不到300美金，因为集装箱都是空的。很多年了，中远公司的人每次开船回来，只知道找不到东西压舱，却没想到，整个中国，是在给美国人白白奉送。
打赢一场战争，战利品用车子运了三天三夜，那是大胜利！可美国人把我们的东西运走，是用船，昼夜不息，运了三年！还是刚刚开始！
美国人一边美美地享受中国人送过来的免费午餐，一边还要假惺惺的对中国进行“反倾销指控”，说“顺差是政治问题”。
其实，美国人是故意的，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才故意关闭自己的生产能力，故意制造顺差，用免费的中国货。
他们假惺惺“反倾销”，其实是为了吊中国人的胃口，指控，但不绝杀，才能让中国死心塌地给他们提供持续的顺差。
二、储备外汇：输掉600个甲午战争
中国积累顺差，以为挣到了美元。殊不知，美元的购买力控制在美国人手中。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接受美元，但他们都不储备美元，他们拿了美元，立即去美国兑现。美国才是美元购买力的最终实现地。
从货币学的角度来看，美元是美国央行开出的借条，是它的债务。理所当然，这个债务的承担者，只能是美国。
既然如此，那么美国人只要关闭出口，美元就会买不到东西。不管中国积累多少顺差，美国人只要吭一声，把出口关闭，你的美元立马变成废纸，顺差立马变成白干！
美国人早就算好了这一招，美元贬值的核心奥秘，就在这里！
美元贬值就是针对中国，因为只有中国储备美元。其他国家都不储备美元，他们不怕美元贬值。其他国家要去美国买东西，美国人会把好东西拿出来，因为东西不好人家不买。但中国如果要去美国买东西，他们就会拿一些陈芝麻烂谷子出来给你。
8000万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4000元一吨的可口可乐泡泡水，你爱要不要。你不要更好，那你的美元就是废纸。
2004年石油价格从25美元一桶猛涨到70美元一桶，就是针对中国。因为同期用欧元表示的石油价格没有变化。
等美国人巧取豪夺，把中国的外汇储备消耗完了，没有美元了，美元立即又会坚挺。这样可以继续骗人，可以让中国再积累二十年顺差！
美国人持有美元，美元坚挺，能买到东西。中国人持有美元，美元疲软，等同废纸。
这就是买卖。
买卖很残酷。
美国人清楚得很，收发自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东西。不象中国，只想到钱，不想到东西。让中国积累顺差，美国人得到了东西。让美元贬值，让中国买不到东西，美国人还是得到了东西。
美国第一次海湾战争，花费是600亿美元。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5000亿美元，因为美国人控制石油价格上涨，让中国的储备丧失了一半的购买力，相当于遭受4次海湾战争的打击！
现在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还会往上涨。美国人通过关闭出口让美元贬值，将可以让中国遭受40次海湾战争甚至100次海湾战争的打击。
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输掉甲午海战，赔款2亿3千万两白银。可储备1.5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用700吨纸张换走1500亿两白银的财富，足足相当于600个甲午海战的损失！相当于自满清政府垮台以来，我们每两个月就输掉一个甲午海战！
李鸿章割地赔款，我们说他是卖国贼，他老人家从此一病不起。可我们每两个月输掉一个甲午海战，连续输了一百年，倒若无其事！
问题的结症在哪里？中国为什么会积累顺差，储备外汇？
结症在于，中国的汇率制度有缺陷！
三、结症：央行汇率对民间汇率的僭越
挣到了美元，干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
买东西。
南航说，美元给我，我去买飞机。中石油说，美元给我，我去买石油。
那么给谁？
谁出的价高，就给谁。南航出价8元一个美金，先给南航，中石油出价7元一个美金，后给中石油。你们拿了美金以后，赔还是赚，自己负责。
但是，如果，南航，还有中石油，都出不起价钱——8元一个美金，没人要。7元一个美金，还是没有人要。6元一个美金，还是没有人要——怎么办？
那你就5元一个美金，4元一个美金，3元一个美金……让人民币升值！一直到美金有人要为止！
如果1元一个美金，都没有人要，无论人民币怎样升值，都不能从美国买到东西，怎么办？
那出口商就自动关门。别再给美国生产东西。因为你赚到的美金，不能给中国带来福利，你赚的美金没人要。
这就是汇率机制。出口商所赚来的每一分钱外汇，都应该由民间确认其价值，由民间进口商根据外汇的进口购买力，来决定以什么价格（汇率），购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这个交易成功，出口商的再生产才能顺利实现。
在这个汇率机制下，巨额顺差根本就不可能。因为顺差（出口大于进口）会导致出口商赚来的外汇买不到东西，如同废纸。出口商很快就会被憋死，无法再生产。
既然人民币的汇率机制能够自动防止资源流失，自动防止巨额顺差的出现，那这个机制又为什么失效了呢？
是因为央行的介入，开动印钞机强行收购美元进行储备，导致了自动防止资源流失的汇率机制，失去作用。
央行储备美元，人们就无法即时认证、并实现这每一笔外汇的购买力。哪怕美金已经变成了废纸，没有丝毫购买力，人们也无法发现。
央行储备外汇，是对进口商认证、并实现外汇购买力这一权利的僭越。在进口商不要美元的情况下，你开动印钞机强行储备，你就违背了国家利益，形成了吞噬国家资源的黑洞。
央行不介入，汇率就是真正的“民间汇率”。而央行一旦介入，汇率其实就是由央行随便吆喝，我们姑且叫这个汇率为“央行汇率”。因为央行把握着印钞机。他喊高了，外汇供过于求，印刷钞票接受，就变成储备；喊低了，外汇供不应求，收拢钞票购买，就成了外债。
在中国，央行与国有商业银行其实是一体的。巨额储备，直接证明央行介入了外汇交易，而且主导、决定了汇率，剥夺了进口商认证、并实现这些外汇储备购买力的权利。这一点无可申辩。因为储备的本身，就是失误的证据。
四、热钱：图的就是一毛不拔
巨额顺差，是央行开动印钞机，无条件收购美元，进行储备，所造成的。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根本的解决办法，央行及其所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不再开动印钞机政策性接受美元。外汇交易由进口商与出口商直接对接。美元由民间进口商决定是否收购，收购价格（汇率）也由民间决定。
这是最绝的解决办法。进出口商直接对接，进口商买不到东西，出口商的外汇就没人要，顺差一天都不能持续。
现在央行规定的人民币浮动区间，是3‰-5‰，这个浮动区间远远不够。这么小的浮动，大家肯定都直接跟央行交易，而不会自己相互交易。要理顺汇率机制，浮动区间必须扩大100倍！卖出美元，8，买进，6，甚至5。这么大的区间，才足以让进出口商自己直接交易。
第二，如果不触及“央行退出主流外汇交易，让进出口商直接对接”这个根本的汇率机制，那么至少——应该让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从8个人民币换1美金，升值到只需要5个人民币换1美金，那么出口一辆400元的自行车，在美国的标价就从50美金涨到了80美金。这一涨价，就会让中国的出口减少。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品会更便宜，进口会增加。这一减一加，顺差就可以扭转。
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会减少，进口会增加，这对中国是一种福利，三岁小孩都会知道。
但人是经不起忽悠的，美国人一忽悠，说日元升值对日本打击大，怎么怎么的，很多人就迷失了方向。于是，人民币升值这个三岁小孩都搞得清的事情，在大人们那里却久拖不决，以致贻误时机。
本来，如果央行不介入外汇交易，有顺差，会导致外币买不到东西，立即贬值，本币立即升值，这是自动自发的。
但我们的汇率机制，有央行的参与，而且僭越了民间汇率，所以反应就迟钝了。这一迟钝，导致热钱大量涌入！
两年之内，中国的外汇储备从5000亿美元暴涨到15000亿美元。这其中估计有至少有8000亿美元是混进来的热钱，是假出口，不是真出口。
这些钱进来干什么呢？
美国人想，中国面对巨额顺差，如果采取第一种对策，央行不再入市政策性接受美元，那美国人就不能再从中国弄走一分钱东西。
中国如果采取第二种对策，让人民币升值，美国人同样要遭受损失。
怎么办？
赶紧行动，趁着中国人民币汇率还没有升值，趁着中国的央行还在政策性收购美元，
赶紧，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8000亿美元热钱涌入，美国人不再害怕人民币升值了。因为，中国两年的出口收入，都已经被他们提前换成了人民币。升值只能管到两年以后的事情，美国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开动自己的生产机器，摆脱对中国进口的依赖。
相反，美国人甚至要求人民币升值，以便他们迅速回购美元，套走中国的外汇储备。
热钱涌入，即使中国采取第一种应对办法，美国人也不那么害怕了。即使中国的央行不再接受美元，那么已经进入到中国境内的8000亿美元，已经建了一个6万亿的人民币仓。加上在股市和房市的斩获，这个仓可能达到10万亿人民币！占中国居民储蓄的一半！这笔由美国人控制、归美国人所有的钱，可以代替中国央行，入市接收中国出口商所得到的美元。在这10万亿人民币耗尽之前，美国人依然不需要付出一分钱的资源，就可以完全免费接受中国所提供的顺差！等到这笔钱耗尽，美国人同样赢得了2年以上的宝贵时间，来开动自己的生产机器！
而中国央行所储备的1.5万亿美元，只要美国人不卖东西，就可以完全变成废纸！主动权完全由美国控制！热钱的目的，图的就是这个一毛不拔！
热钱进入，轻松化解了中国面对顺差，而可能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
只要中国的汇率制度不改革，只要中国的央行还继续入市接收美元进行储备，热钱对中国的攻击就不会停止。
因为中国拿了美元，变成储备，变成纸。不去验证，更不去实现这些纸张的购买力。而美国人拿了人民币，立即可以换到中国房产、股票等实体财富，并顺利转化为中国的顺差。
中国的决策者，拿到美金，还以为赚到了钱。殊不知，人家拿了人民币，立即换成东西，你拿的美金，变成储备，是纸，铁定贬值。
五、金融组合：对废纸的进一步稀释
美元进入中国，最怕的是中国拿着美元去买东西。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把中国的外汇储备转换成美国国债；第二，忽悠中国投资公司，把外汇储备直接送给美国人去搞“金融组合投资”。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血汗钱。给美国人提供商品，赚得美元；把房地产卖给美国，赚得美元；把股票卖给美国，赚得美元；把中国的银行、优质国有企业和民族品牌卖给美国，赚得美元……美国人拿走1.5万亿，都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中国得到什么？也是1.5万亿，但却是700吨重的纸张！
这700吨纸张的购买力本来就已经被美国人锁定，现在，还要把它送给美国人搞“金融组合投资”！
货也没了，钱也没了！
金融组合投资的目的在于，把中国流动性最高的美元资产，控制在美国人手中，降低对美国实物的购买力。这样，热钱进来就安全了，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这样，热钱就可以持续地进来，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再回购中国出口商所得到的美元，支持中国的顺差。
当把中国的资源全部抽干的时候，中国会积累1万亿亿美元的顺差，得到1万亿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同时，这1万亿亿美元的购买力，也会在美国印钞机的稀释下，在美国关闭出口的情况下，缩水一万亿亿倍！仅仅能买到4斤大米！
中国资源耗尽，亡国灭种。
再缕一下思路：
顺差——靠央行储备美元的支持，而积累——储备美元的汇率制度允许热钱无限进入，导致央行储备暴涨，导致美国人在中国境内持有巨额人民币仓，形成回购美元，支持美元价值和持续顺差的能力——为了降低中国储备对美国的风险，忽悠中投公司搞金融组合投资，降低中国美元的流动性，让热钱可以安全、持续进入，从而支持中国的制度性持续顺差——最后，中国的资源榨干了，中国的极巨额（现在已经是巨额）外汇储备突然贬值，一根鸡毛也买不到，中美关系破裂，中国政权垮台，被彻底宰杀。中国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一样，沦为动乱、贫困、饥饿与艾滋病的天堂。
顺差、储备、金融组合，这就是美国人“用废纸换财富”的战略路线。
六、次贷危机：侵略中国所得的福利
给明显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发放住房贷款，然后变成烂帐，收不回来，这就是“次贷危机”。
格林斯潘这帮人，是老狐狸，老江湖。
花旗银行，几百年历史了，金融掠夺是祖传的手艺，玩了十几代人。他们会冒然给一些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发放住房贷款？
这个事情很蹊跷。
一开始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发给他们贷款并不是冲着住房，美国人的住房问题早就稳定了，沉淀在那儿，搬不走。以住房“抵押”贷款，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人购买免费的中国货。所谓的“抵押”，形式而已。
中国把极其廉价的商品一船一船运往美国，让美国人享受，美国人拿着贷款就可以购买大把的中国货。这种消费性的贷款，一开始就没想着让他们还的。次级贷款是美国政府为享受免费的中国货而发给每一个公民的福利。
次贷危机的含义，就是美国政府给的钱花完了，这些美元都流到了中国人的手中。
怎么办呢？
搞“金融组合投资”，让中国人把得到的美元再发放给美国人，让美国人再拿着这些钱，继续购买免费的中国货！美国人不断欠债，不断花钱；中国人不断干活，又不断把赚来的钱借给美国人去花……
不要以为美国人欠我们很多债，是个好事。美国人在金融掠夺方面有着臭名昭著的信用记录。欠少量的债好办，如果欠多了那就麻烦了，轻则政治讹诈，重则搞垮你的政权，把所有债务一笔勾销。
七、股市与房市：美国人的抽血站
股市与房市暴涨，主要是热钱支撑。
储备1.5万亿美元外汇，等于给美国人发放了10万亿人民币。或者说，美国人以1.5万亿美元作抵押，在中国发行了10万亿人民币的钞票！
中国居民储蓄由2005年的不到10万亿猛增到20万亿，这个增量，基本上是由美国人（及其代理人）印刷持有！
美国人用这些钱抢购中国所有值钱的东西，股市、房市怎么能不暴涨？
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了，中国的股市是热钱构成的，根本上不健康。它的作用就是为热钱建仓，并成为抽取中国居民储蓄的抽血站。
请注意这么一个数字，美国热钱10万亿，占到中国居民储蓄的一半多。即使中国全部居民储蓄都进入股市，也无法与热钱这个主力相抗衡。把10万亿中的1%拿出来，就是1000亿，写一篇文章给你1000万，你干不干？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100家媒体全部搞定，1家媒体可以分到10个亿！10个亿拿到手里，你听不听话？
热钱的力量，完全可以控制股市的涨跌，并控制所有关于涨跌的舆论！庄家要你涨多高你就可以涨多高，要你跌多少你就得跌多少，他比神还厉害，他怎么能不赚？你是散户，你是被控制者，你怎么能不输？
把中国的居民储蓄都抽入股市，转到美国人口袋里，这是操盘者的唯一目的。股市涨得越高，能抽取的中国居民储蓄就越多，热钱的仓就越大。热钱的仓越大，能买的中国货就越多，能收购出口商的顺差美元就越多，能从中国抽走的资源就越多！
八、通货膨胀：美国人印刷了中国一半的货币
通货膨胀是美国人印刷钞票，抢购中国货所造成的。
挽救这场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是中国拿到这1.5万亿美元，去美国进口东西，把被美国人抢购走的东西进口回来。
可美国人早就算好了这一招。第一，中国央行没有进口力，它储备美元的本身，就导致了储备购买力的萎缩；第二，美国人已经把值钱的东西都收好，中国拿了美元买不到东西！
即使去掉这两个限制条件，要靠进口挽回损失，也是难以想象的。你想想，1.5万亿，还是美元，用船从美国运货，只运出来，不运过去，让你免费运三年！需要多大的力量？这可能吗！
美国人就是算好了这些，才拼命往中国输入热钱的！
如果不改革汇率制度，那么两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达到12万亿美元，导致居民储蓄暴涨到100万亿，而其中90万亿归美国人及其代理人持有！股市这个抽血机则会冲到20000点！
在新增货币的刺激下，实体财富的存量会略有增加，但起决定作用的资源总量，如石油、煤、钢铁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总储量，不仅不会有丝毫增加，而且会急剧消耗！在通货膨胀率达到1000%的情况下，美国人通过持有这些通货的90%，就能够占有到中国90%的资源。
造成中国这次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顺差，是这次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央行印票子，收购出口商的美元进行储备，出口商拿到了票子，把货物却给了外国人，而向外国人进口货物的这个债权，却由央行储备持有！但央行却没有进口能力！于是导致了顺差！票子发给了出口商，实物出口给了外国人，进口补给又卡在央行不能实现，当然导致物价上涨。
第二，热钱，是物价上涨的第二个原因。储备美元并放松资本管制，让热钱得以大量输入，美国人用人民币通货抢购中国的商品，导致物价上涨。而中国拿到美元通货，却变成了储备，变成纸，变成“金融组合”，根本无法进口。通货增加，实物没有增加，物价当然上涨。
第三，美国减息，我们加息，这个利息差，让热钱进入稳赚不赔。所以加息不仅没有抑制通胀，反而恰恰促进了热钱进入，加剧了通胀。
顺差与热钱，都是美国人在中国发行货币，运走东西。顺差是已经运走了的东西，热钱是采购到了美国人手中尚未运走的东西。这两项加起来，美国人足足印刷了1.5万亿美元，十多万亿人民币！占整个居民储蓄的一半多！为什么物价上涨？为什么老百姓日子难过？
因为，美国人动了我们的财富！
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是一个硬币的两个反面，但不是同一回事。通货膨胀是掠夺，物价上涨是反掠夺。通货膨胀的操作者，是印钞人；物价上涨的操作者，是买卖人。印钞人是受益者，买卖人是受害者。
九、用储备换石油
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公司成立，我向胡锦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巨额外汇储备，是我们上当的结果。美国人既然让你上当了，绝对不可能把资源还给你，所以“金融组合投资”在理论上就行不通。要解套，唯一的方法，是“用储备换石油”。
中国积累顺差，把资源都献给美国人，变成钞票，是上了大当，倒了血霉！现在唯一的挽救方法，就是用这些钞票换回石油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的，一律不要。
我接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时候，他说，资源不重要，因为有资源的国家，经济成就都不好。
诺斯先生也许没有想到，我就是一个资源学家。在资源学家的眼里，经济系统只不过资源环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学不过是物理学的分支。他糊弄我，差远了。
07年10月17日，我接到电话，说我给胡主席的信被批示给了中投公司。
之后的一个多月内，石油价格猛涨。
面对飙升的油价，美国人慌了。
出于对中国“用储备换石油”的恐惧，热钱拼命撤退。
房市瞬间崩塌。
一万六的房价，转眼跌至五千。
股市崩塌。
瞬间跌落1000点，仓位急剧收缩。
热钱迅速退出，转向银行，准备撤退。
股市崩溃，房市崩溃，美国人虽有斩获，但肯定不是获利最大。美元在7.6的汇率跑进来，7.1跑出去，获利0.5。但如果搞“金融组合投资”，等于中国将得到的美元直接烧掉。而已经进来的美元（纸张）将全部转变成美国人的实体财富被出口运走，获利7.6，与热钱撤退仅获利0.5相比，多出14倍！显然，如果不换石油而搞金融组合，那热钱本来是可以慢慢坐下来，慢慢享用中国资源的。
人民币升值，让热钱获利以后撤退，是无奈之举。热钱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不让他们获利，更麻烦。
十、中国价值观
中国进口石油，惹了很多麻烦。美国人把轰炸机开到了中国家门口，航母要求停靠香港，台湾局势也变得异常敏感。这些政治讹诈的雕虫小技都被他们使了出来。
中国9000亿美元买了美国国债，美国人时时刻刻都在找借口想赖掉这笔钱。面对讹诈，中国需要忍，不能翻脸，但也不能完全任人摆布。
美国人用废纸换财富，有三个关键的环节：
第一，顺差。美国人一开始就是为了顺差，后来热钱进入，房市、股市升温，也还是为了顺差！
第二，储备。是因为中国储备美元，才导致了顺差；也是因为储备，才接受了热钱的进入；为了持续储备，需要降低储备对美国的购买力和流动性，才有了“购买美国国债”和“金融组合投资”！
储备，导致通货发放；顺差，导致货物流失；通货发放与货物流失之后，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才产生物价上涨！
第三，美元贬值。只要中国积累储备和顺差，美国人通过举手之劳，关闭出口，就可以让美元贬值变水，让中国的顺差变成白干！然后在美元贬值到极低的情况下，巧取豪夺回收美元，完成“用废纸换财富”的决定性飞跃。
要扭转危局，有三项决定性措施：
第一，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将汇率浮动区间扩大100倍，买进美元3-5，卖出美元8-10。央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不再入市政策性收购美元，已经收购的也不吐出。外汇交易让进出口商直接对接，汇率也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顺差受阻，热钱亦无法再输入。
第二，对于已经进入到中国境内的热钱，可以通过关闭资源型出口，让其变得无利可图，在所持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忍痛从央行撤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不制造”，这是抵御美国侵略的致命要点！
因为，美国进入到中国的10万亿人民币热钱，控制的都是生产性领域，可以不断增殖，不断吮吸中国人的血汗，这笔钱耗尽，可能不是2年，而是20年！如果不关闭出口，20年内美国人不需要付出任何资源，就可以用印钞机不断从中国获得无偿的资源供应！不逼退他们，怎么行？
如果认为关闭出口会造成经济危机，那么中国需要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来矫正畸形的出口结构，以捍卫国家资源，避免毁灭。
第三，对于已经锁定的美元，全部交给中投公司进口石油。中投公司只能进口石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要。
如果把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都用来补贴进口石油，那么，不管国际石油价格如何上涨，中国的石油价格都可以不涨价，从而抵消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为了避免冲突，中国应该努力向美国输出“中国价值观”，这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哪怕饿死，也不去偷去抢。美国人自己的资源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走下坡路那是天意。侵略和掠夺，太危险，核武器时代，一不小心擦枪走火，就是全人类毁灭，这不好玩。改变生活方式，降低资源消耗，才是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❻ 炒股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技巧
你好，关于炒股的一些技巧，可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明势操作：据数据统计，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指数的下跌中有80%的股票是翻绿的，而在一个升势中则有80%的股票是上涨的。按照这一规律得出在一个下跌势中它的风险与盈利比率可以看成8比2；而在一个上涨行情中风险与盈利比率，那就是2比8。因此，投资者要想回避风险，首先要选势。
二、筹码理论：在证券市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买股票投资”。在实际中我们看到中国的投资群体均以差价获利，这一现实我们也可以从去年全年的印花税和交易手续费的总额基本与上市公司盈利总额相当这一现象中看出。这就是说，在市场中盈利的是主力还是散户，均是以牺牲投资者资本为代价。也由于这一现实，因而形成了庄家市，也就有了人为的价格操纵以及虚假题材的发生，典型的如蓝田股份（相关，行情）和银广夏等。因此，把股票视为筹码，当筹码高度集中时，物极必反，投资者就可抛出；反之，筹码高度集中后不断分散的过程就是股价不断寻底的阶段。投资者根据这一理论防止走入投资理念的误区。
三、波段操作：股市的运动轨迹是以波动的形式进行，第一次沪指从386.85点至1558.95点，第二次是326.92点到1052.98点，较大的一次是518.18点到1510点，近期的一波是1047.83点直到去年的历史新高2254.61点。 在波动中，盈利最大的不是长线投资者也不是短线投资者，而是善于把握波段操作的投资者。既然是波段操作，投资者就不能天天买股票，天天有股票。
四、平常心：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在买入一只股票之前已经定下是盈还是赔了，但是还要等到现实到来。当现实到来时，不管是盈利还是亏损，都会引起投资者的情绪变化。当这种情绪变化不大时，投资者还能理性分析；当这种情绪变化过大时，投资者就会感情用事，就无法按照任何的战略获取利润，这就是散户最大的敌人——不是庄家也不是市场，而是自己。 五、善于总结：常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很多散户在失败中失去理智，怨天尤人，而不能够冷静地总结失败的原因，以力再战。
六、坚决止损：止损对散户而言，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一上涨期望值就提高，而下跌又有高位不卖低位更不舍得卖的心理，一旦被套更难割肉出逃。这也是散户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投资者在选择回避风险的投资策略时就必须有遭遇风险的准备和驾御风险的能力。
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
❼ 成都天意天映数字科技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 公司前身为“成都天意天映数字科技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4日。 2016年4月19日,公司名称由“成都天意天映数字科技传媒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天意天映数字科技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剑
成立时间：2006-04-24
注册资本：15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510109000165122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成都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