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行理财三个月负利率
中行理财三个月负利率不要慌
负利率和复利率不是一回事。
负利率是说现在存钱的利率要低于物价的上涨，所以是负利率，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
复利率是一种计算利率的方法，复利就是利息计进本金再计利息，相当于过去的驴打滚。
中国有很多理财产品都是复利的，例如银行销的银保理财产品等等。
“当下，最稳妥的投资还是银行理财产品。”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即便近几个月以来CPI比较高，银行理财产品显得“魅力不足”，但从长期来看，收益率还是相对稳健的，应该是可以跑赢通胀的。
2019年11月12日，在财经年会2020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十年前中国的储蓄率为50％，时至今日，我国的储蓄率虽有下降，但也有45％水平，仍继续保持全球储蓄率最高国家桂冠。中国人爱存钱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看病贵、买房贵、上学贵等，老百姓消费有后顾之忧，让很多普通家庭不得不早早就进行预备性储蓄，不得不“积谷防饥”。但是把钱存在银行利率确实是太低了！所在，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城乡居民投资渠道大大丰富，但从实际投资份额来看，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依然单一，农村居民尤为如此，这与我国宏观分配格局中财产性收入占比非常低的情形相一致。我们在此呼吁，资本市场亟待进一步完善，以推动城乡居民金融资产的多样性，进而提高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Ⅱ 中国城乡居民金融资产构成存在哪些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城市居民有股票，国债，等金融投资产品，农民大概就存款，原因就是城乡发展还是有差距，收入之差
Ⅲ 金融体系的构成
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它是资金流动的工具(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市场)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同时，由于金融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为准公共产品。
因此，政府的管制框架也是金融体系中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拓展资料：
在现实中，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金融体系，很难应用一个相对统一的模式进行概括。一个是德国，几家大银行起支配作用，金融市场很不重要;另一个极端是美国，金融市场作用很大，而银行的集中程度很小。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日本、法国传统上是银行为主的体制，但是近年来金融市场发展很快，而且作用越来越大;加拿大与英国的金融市场比德国发达，但是银行部门的集中程度高于美国。
金融体系(Financial System)
在现实中，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金融体系，很难用一个相对统一的模式进行概括。从直观上看，发达国家金融制度之间一个较为显著的区别体现在不同的国家中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重要性上。这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德国，几家大银行起支配作用，金融市场很不重要;另一个极端是美国，金融市场作用很大，而银行的集中程度很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日本、法国传统上是银行为主的体制，加拿大与英国的金融市场比德国发达，但是银行部门的集中程度高于美国。
从一般性意义上看，
一个金融体系包括几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第一，金融部门(Financial Sector， 各种金融机构、市场，它们为经济中的非金融部门提供金融服务);
第二，融资模式与公司治理(Financing Patte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居民、企业、政府的融资行为以及基本融资工具;协调公司参与者各方利益的组织框架 );
第三，监管体制(Regulation System)。
金融体系不是这些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互适应与协调。
因此，不同金融体系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差别，而且是它们相互关系协调关系的不同。
金融体系包括金融调控体系、金融企业体系(组织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环境体系五个方面。
(1)金融调控体系既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组成部分，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健全传导机制、做好统计监测工作，提高调控水平等;也是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包括利率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支付清算系统、金融市场(货币、资本、保险)的有机结合等。
(2)金融企业体系，既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现代金融企业，也包括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革、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农村信用社等。
(3)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体制)包括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处理好监管与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建立监管协调机制(银行、证券、保险及与央行、财政部门)等。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混业经营统一监管
(4)金融市场体系(资本市场)包括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拓展债券市场、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发展机构投资者，完善交易、登记和结算体系，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5)金融环境体系包括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Ⅳ 我国消费结构有何变化趋势或规律性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五大变化。报告显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元，比2002年增长了52.7%，扣除价格因素，年均递增9.2%。农村居民收入平稳较快增长，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2002年增加1111元，增长44.9%，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年均实际增长6.2%。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显著提高。2006年相对于收入的快速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约8697元，比2002年增长了44.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29元，比2002年增加995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年均实际增长8.0%，过去四年消费支出的年均实际增速比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1.8个百分点。报告称，十六大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全面提升。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2002年的1834元提高到2006年的2829元，增长了54.2%，年均递增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6.1%，年均实际增长8.0%。不同地域比较看，十六大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不同地域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普遍提高。2006年东部10省、中部6省、西部12省和东北3省地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3806元、2560元、2192元和2781元，比2002年分别增长54.0%、54.4%、52.3%和62.7%。报告称，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向发展性和享受性方向变化。中共十六大以来，城乡居民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食品支出比重持续下降。一是恩格尔系数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2年的37.7%下降到2006年的35.8%，下降了1.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2年的46.2%下降到2006年的43.0%，下降了3.2个百分点。二是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比重提高。在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的支出大幅度增加，所占比重稳步提高。随着汽车进入家庭，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交通和通信成为消费新亮点。三是服务性支出比重提高。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家庭服务社会化趋势愈来愈明显，服务性消费的需求不断上升，居民消费支出逐步向服务性消费支出分流。2006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2441元，比2002年增长了47.9%，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27.4%上升到2006年的28.1%。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支出由2002年的人均528元提高到2006年的867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8.8%提高到30.6%，提高了1.8个百分点。四是城镇居民居住支出增加较多。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居民对居住的条件、环境更加关注，追求环保、舒适的家居生活。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904元，比2002年增长了44.9%。五是农村居民货币消费支出比重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由2002年的1468元提高到2006年的2415元，增长了64.6%；现金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80.0%提高到2006年的85.4%，提高了5.4个百分点。
Ⅳ 属于居民金融资产的有
属于居民金融产品的有股票，基金，工资，存款等等，供参考。
Ⅵ 数据调研：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
一、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概况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表1列出了1978、1986、1991、1995年中国主要金融资产分布情况（见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大额存单1796.28亿元（中国证监会，1995）。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1978年为93％，1986年为87％，1991年为84％，1995年为83％。这一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下降缓慢，说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尽人意。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过程。8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较快，进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来。
中国的储蓄主体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变为现在的老百姓。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改革前政府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5％，其中居民储蓄占1.2％，政府储蓄占15.4％，企业储蓄占18.9％。也就是说，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7％来自政府和国营企业。1978年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9％，占当年社会存款总额的16.2％。
改革前，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存款。1978年，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1995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5.4万亿，其中近3万亿是居民储蓄。储蓄者和投资者分离了，最大的储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资者是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了。国家通过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钱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因此，国营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说是在国家银行里存款的老百姓。
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必然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是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从1986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到1995年，共发行企业债1738.3亿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约4500亿，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个人股。国家股大多是靠过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价值折算的，实际现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发行可以使企业筹到现金，但能够被批准发行股票的企业实在是太少了。这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能筹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大多数企业只能靠银行贷款。
在主要金融资产之外，还有其他金融资产，比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和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等。这些金融资产，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所有权、参与权和处理权，并以此获得收益。但目前民间借贷、民间集资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可以概括为：储蓄主体在改革开放中由政府变为老百姓；国家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狭窄；其他不动产市场刚刚起步。这就使老百姓把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
二、中国的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
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里我们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货币化有两种含义：一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国家用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化，即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本文的货币化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
1978到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平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少见的。据笔者保守估计，从1978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估计，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4％。海外经济学家常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实际综合赤字那么高（约占GNP的8－9％），通货膨胀率却不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化带来的铸币收入。
表2给出了中国货币化过程的主要指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M2／GNP）在改革期间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105％，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案例中实属罕见。在1994－1995年间，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度尼西亚为46％，韩国为44％，马来西亚为89％，菲律宾为50％，新加坡为89％，泰国为79％（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报）。中国的这一比重远远超过周边发展中国家，就是和英、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高的，仅次于日本。
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样高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形成的。 表2中货币与广义货币之比（M1/M2）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95年的39％。也就是说，不仅广义货币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义货币中居民储蓄的比重不断升高，反映了居民所持金融资产大都压到银行存款上了。1995年现金净投放600亿，全社会流通现金量只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高达29.5％，比25％的控制目标高出4.5个百分点。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还可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中看出。表3给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周边国家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的后果
1．企业负债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
2．金融运行风险高。首先，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家银行应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家银行1995年底贷款余额为4万亿元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
3．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34.1亿元。亏损企业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刚，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
Ⅶ 如何看待人社部表示将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具体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相比自己存钱，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是有优势的：
1) 能够享受税收优惠
存入官方管理的个人养老金账户，能够享受税收优惠。什么意思呢？就比如我们每个月交公积金的钱，这部分钱是不用交个税的。很大的可能是未来存入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钱，也可以免交个税，工资减掉这部分钱再扣个税。等退休提取的时候，再按收入认定来交个税。
（有业内人士推测，这个养老金账户会借鉴国际通用做法，是一个类似国家支持的、EET类型的商业保险账户。E代表免税，T代表收税，EET就是指的缴纳和投资的时候免税，最终提取的时候交税。）
也就是说鼓励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个月固定给自己存一笔养老钱，这个钱有专业团队帮我们去投资赚取收益，并且把钱存入这个养老金账户还能让我们少交点个税。
2) 实现专款专用
虽然是否参与缴纳个人养老金是自愿原则，但这个账户仍有一定的“强制属性”。存入这个账户里的钱，只有等到退休年纪才能够领取。
相比自己存钱，由于没有这样的强限制，很难保证这笔钱中途不被挪用。而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通过限制领取时间，就能实现专款专用的目的。
3) 帮助个人积累养老财富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65%是房产等非金融资产、仅有35%是金融资产（存款、股票、基金、保险、养老金等）。而在金融资产中，大部分为银行存款，而且绝大部分是低于一年期的银行存款。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推出，可以帮助把这部分银行存款转入到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由官方认可的专业机构进行投资管理，提高收益率。
同时，相对于个人去投资，个人养老金账户一般会提供不同的投资方案，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自主选择投资方案，从而降低投资风险。由于这个养老金账户锁定期非常长（退休时才能提取），里面的资金可以做一些长期投资，一定程度上来说，收益率也会更高。
所以，综合来说，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能够带给我们相对稳健的投资收益，帮助我们积累个人财富，提高养老保障。
这几个优势，是个人投资做不到的。如果你是有心规划自己的养老，那么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个好事。
Ⅷ 分别结合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和财富效应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货币政策是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的各类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占有重要地位，货币政策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处于核心地位。在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到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即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问题。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开始正式形成。在这20多年里，中国人民银行由原来的“政府出纳”角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由原来基本被忽视逐渐被公认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自1984年我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开始，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也随经济体制的转化而逐步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从1984年至今，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及传导机制的变迁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1984～1993年）
这一时期，全国的货币调控主要以央行的直接调控为主，货币调控工具主要为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断加强对信贷规模和再贷款额度的控制。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中，1984～1985年为抑制信用失控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1986年紧缩货币政策起到效果，当年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到0.9%。由于要求放松银根的压力存在，中央银行同年取消了信贷指令性控制做法。1986年银行贷款增加28.5%，农村信用社贷款增长42.1%，经济再度升温。1992年宏观经济政策再度宽松，新一轮经济过热开始。当年信贷规模增长如表1所示，金融秩序出现混乱现象，人民银行开始实施严厉紧缩政策。结合表1的数据分析，从政策的实施结果来看，虽然直接调控缺乏必要的弹性，使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但就政策而言，无论扩张还是收缩行为，都能很快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意图。
（二）直接调控为主、间接调控为辅的货币政策（1994－1997年）
这一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手段主要为信贷计划，其次为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常用的货币调控工具在这一时期较少采用。1994年为了克服总需求受到抑制，而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的局面，选择了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从而开始了长达4年的从紧货币政策。1994－1997年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最大特点是一再贷款和外汇市场的“对冲”操作来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见表2）。
表l：1984～1993年货币政策调控结果 年份 信贷计划数(亿元) 实际信贷额(亿元)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GDP增长率(%) 通胀率(%)
1984 423 1176 49.5 34.3 34.8 16.9 2.8
1985 713 1140 24.4 14 25.4 13.5 8.8
1986 950 1685 23.3 29.4 20.6 8.8 6
1987 1225 1442 19.4 14.4 24 11.6 7.3
1988 1560 1519 46.7 21 21.2 11.3 18.5
1989 1600 1858 9.8 6.6 18.3 4.1 17.8
1990 1700 2757 12.8 19.2 28 3.8 2.1
1991 2100 2877 20.2 23 26.5 9.2 2.9
1992 2800 3526 36.5 25.2 31.2 14.2 5.4
1993 3800 4846 3513 38.3 37.3 13.5 13.2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网站。
表2：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结构变动 年份\增加额比例\基础货币工业主要渠道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增加额 比重 增加额 比重 增加额 比重
外汇占款 2302 64 2765 45 3072 87
对国有银行再贷款 2832 -79 1317 21 -2059 -54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01－1998.01）。
（三）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1998－2003年）
这一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采用资产负债比例取代贷款规模限额，在调控工具上，注重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等，以强化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1998－1999年为货币适度扩张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为了克服商业银行“借贷”行为，采取了有利措施放松银根。2000－2002年8月货币政策为稳中偏松时期。此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为0.6%，通货紧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2002年9月～2003年末16个月间为通货适度紧缩时期。
（四）间接调控政策的确立阶段（2004～2007年）
2004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措施，对信贷资金的过快增长进行了“微调”，当时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主要以信贷传导为主，汇率、利率等传导途径为辅的间接货币调控政策基本确立。
（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至今）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以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我国经济受冲击加大，人民银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4.14%下调至2.25%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7.47%下调至5.31%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见表3），货币政策使用密度较为频繁。到了2009年下半年，已实现经济快速恢复增长，这时央行开始考虑宽松货币政策适时逐渐退出的问题。
表3：存款准备金率调整 时间 存款准备金调整
2008.9.16 17.5%调至16.5%
2008.10.9 16.5%调至16%
2008.12.5 16%调至15%
2008.12.23 15%调至14.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10年，货币供给平稳回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进入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0年1月18日、2月25日和5月10日，三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以对冲银行体系部分过剩流动性，控制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同时又兼顾到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发展。
2010年上半年，我国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宽松力度有所减弱。中国人民银行三次上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给逐渐平稳回落；引导银行把握信贷总量、节奏和结构，加强金融风险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适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也出现了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实际利率水平为负值、股票市场整体走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集聚的情况。
2010年公开市场操作在流动性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流动性变化，灵活、适时、适度地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中央银行此次汇率改革的直接目标是缓解国际压力。无论从5月外贸形势、国际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向和国内CPI超过3%等国内因素来看，还是从全球汇率结构性变动看，此时人民币重启汇率改革的成本都是比较低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意味着我国将容许一定程度的人民币缓慢升值，因此也意味着收紧国内总需求，减小了年内加息可能性。在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召开前夕重启汇率改革，较好地把握了时机。今后，将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从上述各阶段货币政策的实证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仍执行着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机制，但是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率传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也逐步凸显出来。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发展沿革以及各种渠道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的分析，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利率传导渠道
在我国，由于利率市场化并未完成，利率形成机制不尽合理，使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和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受到制约，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扭曲了利率的形成体系。在利率市场化国家，基准利率一般指央行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然后以此为基准通过货币市场利率中介等短期利率形成对应存贷款利率等长期利率的调节。由于我国存贷款等长期利率是受管制的，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难以通过市场化的利率期限结构来影响长期利率；存贷款利率作为一种政策利率反而会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产生不小影响。如此一来，虽然短期利率已市场化，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长期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最终导致一方面投资、消费等经济变量对市场化短期利率的反应不灵敏，另一方面非市场化的长期利率失去了对经济资源市场均衡优化配置的功能。
第二，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市场化的利率体现了社会投资报酬和资金成本，对于企业，市场化利率是其投资决策与内涵报酬率相比较的基准，而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非市场化利率，不能真实反应企业的资金成本，这就造成了投资对官方公布的贷款利率不敏感。而从居民层面看，利率管制使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波动幅度小且频率低，这使得财富收益的变化范围较小，即使利率有些微调，人们也不会因此认为财富收益有大的改变；同时，利率非完全市场化限制了市场的流动性，并产生了对居民消费的抵减作用，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利率变化对财富价值的影响程度，这从本质上制约了利率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力度。
第三，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具有调节经济的内在平衡机制，而利率非完全市场化破坏了这种平衡机制，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形成制约。
第四，利率非完全市场化制约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制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较大损害，这些低的或负的实际利率造成了金融的非中介化，利率不能有效发挥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杠杆作用。就我国现实而言，以金融机构存贷差作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考查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存贷差一直在增加，长期沉淀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最终一部分会成为金融机构弥补不良贷款和亏损的资金，对货币政策形成传导障碍。
第五，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扭曲了股市价格。利率作为股票市场的一个敏感指标，中央银行的每一次利率调整，甚至投资者对利率走势的预测或市场对利率变动的谣言都极易造成股价的波动，可以说，利率在某种程度上是股价变动的参照基准。在利率非完全市场化背景下，由于利率实质上充当了再分配的一种手段，而无法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关系，由此，实际利率的变动必然导致股票价格的非正常反应，这也是造成我国近年来股市泡沫、风险累积，最终导致股市传导机制不畅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信贷传导渠道
第一，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在中国人民银行阶段传导不畅主要是由于利率弹性不足，利率的变化不能有效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进而影响其可贷资金规模。
第二，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在商业银行阶段传导不畅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存在多重经营目标，银行信贷供给不完全受可贷资金规模的影响。通过对银行信贷渠道各时期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主导时期”的传导非常有效；“中央银行主导时期”和“商业银行主导时期”的传导是弱有效的。
第三，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企业主导时期”传导有效是由于企业所获得的贷款及时用于了生产性投资。正因为如此，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企业主导时期”这一传导过程中，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银行贷款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三）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第一，股票资产在居民个人资产中的比重不高，财富效应不明显。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股民只占总人口不到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已达40%。而且，在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中，各类有价证券（债券、股票、保单）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不足30%，主要还是现金和银行存款。此外，我国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氛围较浓，股市波动较大，居民对股票收益和风险的认识较为谨慎，整个社会的股票持有率较低。这样，股价的变动对居民的实际资产额影响较小，因此股票价格变动对整个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
第二，股票市场不完善，使“托宾Q效应”难以发挥。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股票市场中还存在一些制度性和体制性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阻碍了股票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传导作用。
（四）汇率传导渠道
根据国际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在存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是无效的，即汇率传导渠道的影响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完全相反。因而，面对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与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为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或重新选择是必要的，扩大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应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同时应该看到在我国还存在一些实施灵活性汇率制度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还是一个比较“薄”的市场，每日外汇交易量十分有限，外汇市场的规模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这样一个薄的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扩大汇率变化的灵活性，就可能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不仅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会成为新的冲击源，对贸易和投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我国的外汇市场如同其他各类金融市场一样，在发展早期存在市场规则不健全、监管不力、投资者行为不规范不理性等问题，而外汇市场本来就是存在着多重均衡的较为不稳定的市场，这些现象的存在可能进一步加剧汇率的波动性。
第三，我国的外汇市场还缺乏规避风险的交易工具，如果汇率的灵活性扩大，将加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面临的汇率风险。
第四，我国的汇率制度安排还不能完全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实现一些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可能会在短期内扭曲市场，降低市场效率，但这种代价从长期看是值得的。
第五，东欧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采取逐步加大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渐进方式，实效要优于“休克疗法”的转变方式。
四、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这种多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并存的局面，我国应在进一步完善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作用的同时，兼顾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的发展。
（一）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利率弹性
1.逐步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
目前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以及外汇存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为加强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应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并逐步扩大其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使市场利率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发挥利率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支持经济发展。
2.适度调整利率结构
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是利率市场化的基础。合理的利率结构应包括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资金利率结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利率结构；利率与其他资产负债业务间的利率结构。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才能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
3.加强对利率渠道运行的监管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应加强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监管，以便于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同时，应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测体系，增强金融政策的透明度，来减少利率形成机制的偏差，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有效性。
4.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利率敏感性
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使其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竞争获得资金，使利率发挥对投资的调节和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必须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出资人到位，避免“出资人缺位”现象的出现，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理性的市场竞争主体，增强成本约束，增强企业对投资成本和风险变化的敏感度和应对能力，提高对货币政策变动作出反应的敏感性。
5.完善非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提高个体、私营企业的素质
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股份制改造，改变家族式管理模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要加强和改进对非国有企业的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从而扩大货币政策传导的覆盖面。
6.改善居民资产负债结构
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个人委托贷款、集合信托、集合理财、保险等投资工具，促进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进一步发展个人消费信贷，规范发展个人经营性贷款，增加个人信用消费和投资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
（二）改革商业银行内部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
1.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资金融通中介的主导作用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优化产权结构、明晰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和改善产权关系，优化产权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先进的管理方式和金融产品，树立盈利目标和所有者权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增强国有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2.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按照《巴塞尔新协议》的要求，该协议将于今年在全球银行业全面实施。为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强《巴塞尔新协议》的研究，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和内部控制强化银行内部权力的约束与监管，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加强银行衍生交易工具的信息披露，增强银行信息的透明度，以保证银行稳健，安全运营。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实现内部稽核管理体制的独立性。
3.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强货币政策的覆盖面
加快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上市和兼并重组，吸收民间资金建立规范的地方中小金融组织，为当地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将货币政策的效力带到地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些分散在地方的金融组织对当地的中小企业情况比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较低，运作比较灵活。中小银行的发展壮大，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通过非国有银行与非国有经济的相匹配发展，使货币政策的效力传导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使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加全面有效。
（三）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提高资产价格渠道的有效性
1.疏通股票市场渠道
第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股票发行手续，严格实行退市制度以抑制投机性泡沫。众多绩优公司是增强投资者长期投资信心和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一部分上市公司经营效益低下甚至亏损，失去了投资的价值，往往就成为投机炒作的对象。
第二，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切实提高市场透明度。庄家操纵市场、噪音交易者非理性行为等的发生，主要源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信息披露要体现有效性、及时性和充分性的原则；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标准要统一化和规范化，以便投资者进行比较和分析。
第三，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机制。我国要在加强金融中介风险管理、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基础上，“开明流，堵暗流”，进一步沟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要建立规范的证券融资渠道，有条件地使银行与证券业、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资金互相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资金供求量；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数量，完善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对质押率、平仓线等予以弹性控制；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更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在参与企业的兼并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重组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2.疏通房产市场渠道
第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平抑房地产的周期波动，防止供求关系过大波动。供给方面，应尽力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放在调节商品住房的供求关系，改善住房供应结构，扩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比重上。要严格土地转让管理，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要严格禁止转让，依法制止“炒买炒卖”土地行为。需求方面，以引导需求来调控房地产市场。一是要运用税收政策，对短期投机行为进行打击；二是金融政策不能“一刀切”，应区分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三是控制土地的重点应是控制土地炒作，而不是控制土地供应，可以通过对闲置的土地进行征税，增加土地的持有成本；四是对商品房预售进行严格监管，加强网上备案和销售合同管理，防止虚拟交易、炒卖楼花、加价出售、拒售房屋等炒作行为；五是完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培育正确的住房消费观念，引导人们理性购房，避免百姓盲目跟风搭车，成为最后的买单者，引起房市和社会动荡；六是对投机需求宜“疏”，不宜“堵”。
第二，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房地产融资渠道多元化。一是要加大房地产企业上市的规模，同时鼓励一些实力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房地产建设债券。二是大力发展以具体项目融资为主要特征的私募型房地产信托产品，积极鼓励一些具备良好资质的房地产企业与证券公司合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逐步推动以购买和长期持有成熟物业为目的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发展。三是尽快在中国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试点的基础上扩大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实施范围，改善房地产贷款结构，增加房地产贷款的流动性，同时缓解资本充足性指标对银行资产扩张的压力。四是吸引外资投入房地产市场，鼓励境外投资银行来华建立以房地产业为投资方向的合作项目和项目投资。五是建立房地产金融资产的流通市场体系，借助资产证券化、指数化、基金化等金融手段，实现房地产金融资产的流通和交易。
（四）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也在加快，汇率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和地位将逐步提高。从实践来看，这项制度基本符合我国国情。但是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是在强制结售汇及外汇周转限额的约束下形成的。这种汇率形成机制一定程度上会使央行在综合运用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干预外汇市场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疏通汇率传导渠道，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要对外汇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逐步推行企业意愿结售汇和外汇周转限额弹性制度，改变外汇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充分发挥银行“蓄水池”的功能，扩大企业在经常项目下保留现汇的比例，降低企业的汇率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强在国际市场在的竞争能力。
第二，为保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公开业务的顺利开展，应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前提下，根据国际市场情况调整汇率，放宽汇率波动幅度，增强名义汇率的灵活性，使由于外资流入形成的外汇供过于求的局面，由本币汇率的适度上浮而得以缓解，从而减少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压力。
第三，要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适当增加其他类型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扩大交易主体的数量，逐渐弱化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刺激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增大市场交易的规模，为浮动汇率制的真正实施准备一个良好的外汇市场。
第四，建立合理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逐步将国家外汇储备与其他外汇分开。我国净外汇资产与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管理有很大关系，近年来，人民银行一直难以摆脱随外汇占款增减而被动投放或收缩基础货币的局面，主要是没有把国家外汇储备与其他外汇分开。实际上，中央银行应只对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负责。逐步实现中央银行外汇资产的证券化，按照安全、流动、微利的原则将外汇储备用好。
第五，实现中央银行调控手段的多样化，应创造条件改变目前调控手段单一的状况，采用多种手段调控汇市，包括银行间市场公开业务、远期外汇市场干预、利率调整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等。
Ⅸ 家庭金融资产与有价证券总资产有什么区别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主要由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组成，其中人民币金融资产又由储蓄存款、国库券、股票（含基金按现价计）、其它有价证券、储蓄性保险（累计交款额）、借出款、手存现金、住房公积金余额和其它人民币金融资产组成；外币金融资产由外币储蓄存款、外币手存现金和B股票（折成美元）等组成。
而家庭有价证券通常包括股票、国库券、各种债券等。
因此，家庭金融资产包括有价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