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接融资总额

Ⅰ 数据调研：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

一、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概况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表1列出了1978、1986、1991、1995年中国主要金融资产分布情况（见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大额存单1796.28亿元（中国证监会，1995）。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1978年为93％，1986年为87％，1991年为84％，1995年为83％。这一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下降缓慢，说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尽人意。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过程。8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较快，进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来。

中国的储蓄主体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变为现在的老百姓。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改革前政府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5％，其中居民储蓄占1.2％，政府储蓄占15.4％，企业储蓄占18.9％。也就是说，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7％来自政府和国营企业。1978年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9％，占当年社会存款总额的16.2％。

改革前，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存款。1978年，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1995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5.4万亿，其中近3万亿是居民储蓄。储蓄者和投资者分离了，最大的储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资者是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了。国家通过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钱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因此，国营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说是在国家银行里存款的老百姓。

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必然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是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从1986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到1995年，共发行企业债1738.3亿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约4500亿，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个人股。国家股大多是靠过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价值折算的，实际现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发行可以使企业筹到现金，但能够被批准发行股票的企业实在是太少了。这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能筹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大多数企业只能靠银行贷款。

在主要金融资产之外，还有其他金融资产，比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和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等。这些金融资产，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所有权、参与权和处理权，并以此获得收益。但目前民间借贷、民间集资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可以概括为：储蓄主体在改革开放中由政府变为老百姓；国家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狭窄；其他不动产市场刚刚起步。这就使老百姓把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

二、中国的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

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里我们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货币化有两种含义：一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国家用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化，即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本文的货币化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

1978到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平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少见的。据笔者保守估计，从1978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估计，1986－1993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4％。海外经济学家常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实际综合赤字那么高（约占GNP的8－9％），通货膨胀率却不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化带来的铸币收入。

表2给出了中国货币化过程的主要指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M2／GNP）在改革期间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105％，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案例中实属罕见。在1994－1995年间，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度尼西亚为46％，韩国为44％，马来西亚为89％，菲律宾为50％，新加坡为89％，泰国为79％（国际货币基金1996年报）。中国的这一比重远远超过周边发展中国家，就是和英、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高的，仅次于日本。

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中国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样高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形成的。 表2中货币与广义货币之比（M1/M2）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1995年的39％。也就是说，不仅广义货币增长快，而且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义货币中居民储蓄的比重不断升高，反映了居民所持金融资产大都压到银行存款上了。1995年现金净投放600亿，全社会流通现金量只比上年增长8.3％；M1增长16.8％；M2增长高达29.5％，比25％的控制目标高出4.5个百分点。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还可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中看出。表3给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结构的比较。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周边国家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的后果

1．企业负债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

2．金融运行风险高。首先，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家银行应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家银行1995年底贷款余额为4万亿元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

3．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34.1亿元。亏损企业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刚，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

Ⅱ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哪些优势

1. 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2. 地理位置优越，临近大海，交通便利，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上海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和远东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

3. 基础条件好， 上海已建立起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票据业务中心等在内的类型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人才、环境与管理，从国内城市目前的现状来看，上海最有条件。

4. 上海是我国综合城市实力最强的市，是我国第一大城市，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是我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是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5. 上海是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全球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

Ⅲ 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性

央行使用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新的指标，这个指标成了记者追问的一个热点。因为央行表示，这个数据是综合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央行一行三会的数据，给出的一个更全面的衡量指标。记者们对这个指标的定义、这个指标的衡量、以及这个指标如何调控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央行是每个季度发布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数据。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19万亿元，同比少增3225亿元。去年全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4.27万亿元，估计今年这个指标可能会与去年持平，其中新增贷款比重会下降，委托贷款、企业债券净融资、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可能会有所增加。
社会融资规模将成为未来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从长期来看，随着金融深化和发展，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将发生变化，直接融资规模及所占比重会逐渐增加。而“十二五”期间，推动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创新等举措的出台，也将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因此从调控银行信贷总量到控制社会融资总量是一种发展趋势。

Ⅳ 什么是社会融资规模

社会融资规模(又称社会融资总量或社会融资总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社会融资总量，就是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年度新增融资总量，既包括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又包括资本市场的债券、股票等市场的直接融资。
社会融资规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
社会融资规模反映的是我国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机构获得的融资总量，而外汇占款、外商直接投资属于外部资金流入，因此不应计算在内。
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是增量概念。这里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具体看，社会融资规模主要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和其他金融工具融资十项指标。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深化，实体经济还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如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未来条件成熟，可会将其计入社会融资规模。

Ⅳ 未来中国证券交易所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以管理资本流动和就业

具体得看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规划与安排。
理解资本市场的实质，要从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开始。资本市场是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从微观层面看，市场经济主体要开展经济活动就必然涉及到投融资，而金融服务就是要满足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资本市场最核心的作用就是通过直接的交易机制来满足各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必然涉及到资源配置，而金融本质上就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通过动员和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形成资本，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资本市场就是动员和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最终形成资本的最直接工具。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从微观上看影响着市场主体的价值创造，从宏观上看影响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位居世界前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类微观经济主体蓬勃发展，为国家和居民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应该说，这些都离不开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的强有力支持。正确理解资本市场的实质，特别是资本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认清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及其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充分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在正确认识和理解资本市场实质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把握资本市场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了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发展表现在金融功能的扩大、增强与提升。金融功能可划分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结算、提供信息六大核心功能。国内有学者则将金融功能归纳为基础、核心、扩展和衍生功能四个层次，表现出依次递进的关系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是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与中介功能只是便利价值运动相比，资源配置功能是中介功能的复杂化和主动化，表现为直接引导价值运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风险定价功能是指对资本市场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本质上是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预估并转化为可接受的经济价值或成本，是资源配置功能的共生功能。由于资本市场承担资源配置功能的各项金融活动普遍存在跨期性和竞争性的特点，这些活动的预期结果会呈现概率性分布，即出现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被看成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活动的风险。风险定价，在微观层面，所反映的是资本市场上每一种个体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与风险的函数关系，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资本资产价格的决定机制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资本市场的衍生功能是市场为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功能衍生，其中微观层面的衍生功能表现为风险管理，主要包括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等，宏观层面的衍生功能则主要涉及财富再分配、消费引导、区域协调等。资本市场两大核心功能发挥的好坏会同时从效率和风险两个层面影响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除了满足其基本的运行规律外，还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内涵特点。首先，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对象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我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从而造成资本市场的运行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我国资本市场服务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资本市场要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支持经济发展从相对传统的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平稳切换，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代表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创新，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次，中国资本市场承担着完善金融体系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重要责任。最后，在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是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国有资本是社会公共财富的“压舱石”。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主要由企业承担。国有上市公司是企业的杰出代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不断积累成为财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分配极易出现分化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而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组成的集合投资有望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压舱石”。我国直接融资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纵观中国金融发展与变革的历程可知，实体经济需求与金融制度供给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金融体系组成简单，金融功能单一，为了集中资源高速发展经济，我国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增长和产业升级加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于金融功能的升级需求，以及解决传统金融体系长期运行中不断堆积的问题。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功能逐步优化，全社会金融资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我国直接融资的规模在不断增长，但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存量上看，2020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代表直接融资的企业债、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三项余额相加为81.93万亿元，占比约为28.8%。如果只计算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两项余额，占比12.6%。从增量上看，我国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企业债占比约为12.8%，政府债占比约为23.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约为2.6%。由此可见，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上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各类贷款占比仍是大头，直接融资占比偏小。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大，股权融资占比很低。2019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资产集中在房地产上，与成熟市场相比，金融资产占比偏低。再从金融资产本身的配置来看，居民家庭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比率明显高于持有风险资产的比率。然而随着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本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家庭快速扩张的财富管理需求，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管理需求。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功能的优化，促成金融结构的升级，推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从金融功能发挥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推演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但当前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投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他衍生功能不足等问题，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发展需求、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不适配。特别是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较快，风险不断沉淀和积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亟待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形成合理有效的定价，加速对无效资产的出清及低效率机构的淘汰，实现金融资产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最终达到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充分发挥财富管理的基本功能，不断提升金融反映风险、分散和管理风险的作用，并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完成金融功能的升级。从国际发展比较来看，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表现得更为平稳顺畅。在满足同样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资本市场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比较各国金融体系可以发现，以银行为导向的金融体系通常具有更加强烈的政府干预倾向，而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前者通常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全球领先国家的根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时期，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封闭金融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资源配置机制有了更高的要求。从企业角度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互联网行业等在经济中的占比提升，企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项目风险高、投入周期长，对于资本市场的要求和需求正在改变，从居民角度看，我国居民对于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提升，倒逼金融市场提供更多不同风险类型的金融投资工具，从政府角度看，政府转型提效，不再扮演单一的国有企业背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基于对多元金融市场的需求，中国需要建设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以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放”，即是同时开放对内对外的金融业准入限制，逐步开放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引入境外资金，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市场导向”，即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存在更多收益与风险更为匹配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各类投资者需求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需要在发展好债券融资的同时扩大股权融资规模。虽然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目前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宏观政策环境、营商环境不断向好，同时还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投资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资本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要看到，由于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在很强的发展惯性，资本市场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尤其在行业主体的总体实力、专业能力、层次分布、资本文化等还存在短板时。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需要向改革要动力，要不断“过市场关”。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就是引导市场主体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实现资源向更高质量和创新驱动的方向进行有效配置。这一建设目标既遵循资本市场运行的普遍规律，又符合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内涵特征，这与以往简单和机械地理解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所不同。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按照市场竞争的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合理定价，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主体参与投融资交易从而完成资源配置和风险配置，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中既包含有盈利回报的信息，也包含有风险大小的信息。投融资双方按照风险-回报对等原则进行交易，资本市场最终要实现的是在资源有效配置条件下的风险和回报合理匹配的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不断推进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不断提升，风险定价和管理能力也不断提升，基本实现了四十多年无危机增长。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仍然存在粗放经营、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较低、配置不平衡、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同时还出现了杠杆率不断升高、风险积聚加大、监管套利和金融乱象频发、资本无序扩张、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等情况。就目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言，首先，从金融资源存量上看，2001年至2019年我国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率从1.43上升到2.01，在2016年达到2.08的最高值。广义货币M2占GDP比率高，单位GDP增长所投入的货币量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资源产出率低。其次，从金融资源增量上也可以看出单位社会融资规模（贷款增量）的GDP产出水平不高，2002年至2019年，我国GDP占社会融资规模比值由6.05降至3.84，在2009年达到2.51的最小值，表明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存在下滑趋势。最后，从融资结构看，贷款融资占据绝对比重，债券融资受到青睐，股票、信托等融资方式的比重下滑。自2017年至2020年，贷款融资比重一直高于57%，贷款融资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来源。政府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从2019年的18.5%提升至2020年的23.9%，2018年至2020年，企业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维持在12.7%到12.9%之间，没有太多变化。非金融境内企业股票融资占比则从2017年的4.5%下降到了2020年的2.6%，表明资本市场在社会融资中发挥的功能有限。从对上述金融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当前金融资源的配置不仅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合理的资源分布问题。而不断推高的杠杆率及风险事件和出现的金融乱象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的脱序与失范。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相契合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强化资本市场的服务功能，坚持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资本市场的服务重点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把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作为调整和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的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把资本市场的建设作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市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服务，构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支持服务体系，调动更多资源向国家战略产业、科技产业、新兴产业集中，最终实现产融结合，满足资本市场推动实体经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功能需求，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实现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较大提升，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第一，要继续加强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2020年3月1日，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资本市场正常运行有了最基本规范。新证券法明确了资本市场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得以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改变了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和发展生态。同时，新证券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全面注册制改革拉开帷幕，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变革。新证券法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对证券发行制度做了系统的修改完善，充分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为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使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了较好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注册制下科创板的设立与运行、注册制在创业板市场的推进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树立了标杆，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股权融资支持以及对科创企业包容支持的时代。随着注册制改革由点及面推进，在发行、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个环节进行制度优化和创新已成为注册制改革全面实施的坚实基础，接下来要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增强市场功能建设为重点，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发行、上市、交易、并购、信息披露、持续监管、退市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改革，特别是要夯实信用基础，按照更高要求、更严标准，补齐信用体系制度的短板，营造公平诚信、法治的市场环境。在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成功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之下，科学总结评估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情况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为更多优质企业融资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机制。第二，要通过进一步整合完善场内、场外各层次、各板块的功能，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效率有较大提升。我国已经初步建成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各子市场之间层次分明、定位清晰，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错位发展的格局，为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均衡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机制框架。下一步要在如何进一步提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效率、突出服务的重点和激发体系的活力方面进行改革完善。首先，要继续深化沪深交易所主板市场、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增强其包容性、适应性和创新性，激发市场主体依法公平竞争的活力，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北京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改革，同时规范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发展，再次，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丰富融资渠道、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赋能科技创新，最后，要发展配套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与此同时，需要畅通规范资本市场体系各层次、各板块之间的转板机制，形成既能发挥各自功能特点，又能相互支持补充的有机体系，既有利于各类资本的快速形成，又便于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和风险的均衡配置。深化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之间基础设施相互贯通和统一，加快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进一步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丰富债券产品，拓展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扩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覆盖范围。打破债券刚性兑付，强化信息披露和行业自律，完善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风险化解机制。第三，要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推动投资者保护机制体制创新。按照最新统计，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达到17777.49万，其中自然人17735.77万，非自然人41.72万，中小投资者占比接近99.8%，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规模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同时，随着居民家庭财富增加和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居民投向资本市场尤其是理财、信托、股票、基金等资产的规模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案件增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这显示出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一直在推进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经过多年建设，多渠道、全方位投资者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是在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证券法中新增“投资者保护”专章，专门强化投资者保护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的连接。在包括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先行赔付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创新，进一步拓展投资者维权渠道和降低维权成本。进入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建设不能仅仅只考虑单边融资功能，而是应该从发挥整个资本市场总体功能的视角、从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要从细节处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通过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完善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推动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均衡、精细和务实，同时又要通过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完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投资者保护体系，为投资者打造放心投资、舒心投资、满意投资的投资者保护新格局，更好的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第四，要不断扩大专业性机构投资者和管理机构队伍，提升投资者的专业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选择更具专业能力的投资管理机构帮助其管理财富，产生了大量财富管理的需求，这些财富管理需求又反过来推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保险机构、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往往更加注重上市公司基本面，会从长期的视角进行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以实现各自特定的预期投资目标。这些专业机构的投资时限相对要更长，投资规模更大，可以起到维护市场稳定的“压舱石”作用。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倾斜力度，不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鼓励现有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继续发挥专业投资主力军作用，放宽公募基金的投资选择权和考核周期，进一步丰富私募基金体系层次，畅通募、投、管、退、监等各环节，扩大各类追求长期业绩导向的专业性机构投资者范围，积极推动社保基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企业年金等资金入市，促进提升权益投资比例并实施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化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提升外资参与便利度，以开放促改革，创新完善对个人投资者中长线投资者的鼓励政策，在会计、审计、财税、信用考核、声誉激励等方面，优化制度设计，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价值投资激励机制，鼓励不同规模、不同管理模式、不同投资偏好、不同投资周期的投资主体依法经营，加快形成资本进出有序、畅通循环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新投资格局。进一步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力量，更好地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鼓励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帮助个人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鼓励优秀外资证券基金机构来华展业，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第五，要进一步健全法治保障和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加大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为市场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因为违法成本低而备受诟病。由于违法成本低，资本市场各种违法违规的案件频发，极大地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和投资者的利益。有鉴于此，修订后的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欺诈发行行为的处罚为例，从原来最高可处以募集资金5%的罚款，提高至募集资金的一倍，同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也从原来最高可处以60万元罚款，提高至1000万元。处罚力度的大幅度提高显著增加了违法违规综合成本，对证券犯罪行为形成更加严厉的震慑，市场环境得以进一步净化。在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的同时，监管部门还提出了“零容忍”要求，对一切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证券执法部门集中力量查办康得新、康美药业等一批市场高度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证监会共办理案件740起，其中新启动调查353件（含立案调查282件），办理重大案件84件，同比增长34%，全年向公安机关移送及通报案件线索116件，同比增长一倍。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最近几年，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稽查执法水平不断提升，初步推动形成了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证券监管执法的有效性、威慑力不断增强。有鉴于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党和国家对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11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意味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加快健全有利于全面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司法体系、健全证券执法体制、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将是下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新证券法实施以来已给资本市场带来了诸多新气象，资本市场的法治化不断迈上新台阶。2022年，相信在新证券法的保驾护航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定会行稳致远。

Ⅵ 2013年，我国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是多少请提供答案来源

占11.7%。
直接融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即非金融企业境内债券和股票融资。
2013年这两项合计2.02万亿元，比上一年少4819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1.7%，比上一年低4.2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1.80万亿元，为年度历史次高水平，最高是2012年，2012年债券融资达到了2.2万亿元以上，所以2013年比2012年少4530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219亿元，比上一年略少289亿元。
来源：中国行业研究网 www.chinairn.com

Ⅶ 中国光谷内的A股上市公司有哪些

中国光谷内的A股上市公司如下：
ST道博
武汉凡谷
烽火通讯
华工科技内
江钻股份容
大恒科技
A股的正式名称是人民币普通股票。它是由中国境内的公司发行，供境内机构、组织或个人（不含台、港、澳投资者）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A股不是实物股票，以无纸化电子记账，实行“T+1”交割制度，有涨跌幅（10%）限制，参与投资者为中国大陆机构或个人。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有A股、B股、H股、N股和S股等的区分。这一区分主要依据股票的上市地点和所面对的投资者而定。

Ⅷ 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滞后性吗

一、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负面效应(千金难买牛回头 我不需再犹豫)

1、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存款总量的影响

资本市场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资金分流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等证券的大量发行对银行存款的影响。资本市场上股票，债券发行和交易量的快速增长迅速唤起了公众的投资热情。而居民和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其在商业银行等银行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截至 2001年8月末，我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已达48055亿元，相当于GDP的50％， 在证券公司开立股票账户达6529万户。虽然从理论上说，从商业银行取出的存款无论是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还是购买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都有相当一部分最终将以财政存款或企业存款的形式又回流到商业银行，但事实上，其余部分之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由于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而被社会再生产过程所吸收，另一部分以流通形式继续在资本市场上周转，还有一部分则以持币观望的形式沉淀在居民手中。因此，资本市场证券发行、交易量的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会引起商业银行现有存款的减少及存款增长速度的下降。据有关专家统计，1991年我国证券存量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为3.6％，到2000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51％，10 年之间便增长了13.2倍。这对商业银行的冲击有多么大是可想而知的。资本市场上投资基金的发展削弱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基础。投资基金是一种机构投资者，其特点是将居民的小储蓄汇集起来，交由专家理财，通过证券和其他资产的有效组合，以较小的投资风险获取较为稳定的投资回报。由于购买基金的投资风险比较小，而获取的收益比银行储蓄高出不少，当人们在权衡资产收益与资产风险的博奕中偏向于前者时，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将会受到强烈的冲击。我国从1998年第一批5家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开始到2001年9月，全国证券投资基金已有43只，基金总额已超过600亿元。从目前国家政策性倾向来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创业投资都会获准加快发展，这无疑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存款分流。(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保险业及保险基金的发展也会分流一部分银行存款。保险业是资本市场上一支不可忽略的劲旅。西方国家保险业十分发达，人们投保意识很强，特别是人寿保险业从保障型为主发展到储蓄型为主，进而又发展到投资型为主以后，保险市场的投资异常活跃。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我国居民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市场风险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逐渐将储蓄或存款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各类保险，这也相应地抽走了一部分银行存款，截至2000年底，我国各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入达1598亿元，是1985年的 62倍多，占当年金融资产总额的0.7％。保险业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 对商业银行存款的影响将逐渐增大。

从总体上来看，以上几个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存款业务发展的负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据统计，自199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系统的储蓄存款连年创出新高，1992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1994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1995年达到3万亿元，其间月均增长约1000亿元。然而，到了1996 年下半年，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启动，储蓄存款增长的势头逆转直下，增幅逐月下降， 1997年储蓄存款增长继续回落，比上年同期少增加1306.3亿元，到2000年底，储蓄存款虽然高达64322亿元，但同比增长速度和增加量却是逐年下降的。

2、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存款结构的影响

当国家或企业发行证券(国债、公司债和股票等)筹集资金时，发行者筹集的是股本金或金库存款，而购买者(居民或机构投资者)动用的则是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且这些存款多为定期存款。在证券交易结束后，证券发行者将发行收入相当一部分存入商业银行，从表面上看，这一出一进对商业银行存款似乎影响不大，但事实上银行流入资本市场的数量与再回流到银行的数量差别很大(其原因已在上面分析过)。不仅如此，这种资金运动也大大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从商业银行流出的是定期存款等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而流回商业银行的则是股本金存款或财政金库存款(基本上是随时都有可能动用的活期存款或短期存款)。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银行存款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定期存款活期化，长期存款短期化，信贷资金的平均偿还期大大缩短，资金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大。

3、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贷款总量的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存款的影响会直接波及到银行贷款业务。存款是银行信贷业务的基础，资本市场发展所抽走的银行存款，相应地使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在实行存贷款比例管理的条件下，贷款只能按存款的一定比例发放，存款增长减缓，贷款也会按比例相应地减缓。

直接投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银行贷款的增长。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直接投资的比重，而直接投资与银行贷款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此长彼消关系。因此，在社会储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必然会影响以间接融资为特征的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资料， 1990年我国直接融资(只计股票和国债)和间接融资(指商业银行贷款)合计为15366. 64亿元，其中直接融资为199.84亿元，占融资总额的1.31％，间接融资为15166.80 亿元，占融资总额的98.69％；到2000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总额增长到105654 .3亿元，其中直接融资为6283.2亿元，占融资总额的6％，间接融资为99371.1亿元，占融资总额的94％。从数字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相比较，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额的比重虽然较小，然而从发展的势头来看，它正在快速地取代一部分间接融资。

4、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贷款结构的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存款结构的影响会传导到贷款结构上。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与贷款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长期贷款必须与长期存款保持一定的匹配关系。资本市场发展造成的长期存款短期化，定期存款活期化，其结果必然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结构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因而银行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比重有所增加，而长期固定资产贷款的比重则有所下降。

商业银行要设法避开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工具的正面竞争，需要调整贷款的期限结构和客户结构。在资本市场发展的条件下，商业银行要有意识地将贷款期限结构的设计适当与公司债券的期限结构保持一定的差异，以便突出个性并避免同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发生正面竞争。例如，公司债券的期限一般为3—7年，则商业银行的贷款就要尽可能少安排在相同的期限。又如原先一些信誉好的贷款大客户，现在成为上市公司后对银行的依赖度减小了，银行就不一定再把它们当作贷款大客户，贷款的客户结构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

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商业银行加快资产多元化的步伐，使贷款占银行资产总额的比重下降和贷款本身的结构发生变化。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新的金融产品的不断涌现，银行为了争取获得更多的利润，分散资产风险并保持资产一定的流动性，会在传统贷款业务相对萎缩的同时，增加证券投资特别是短期国债的投资，进而实现银行资产的多元化。银行资产结构的这种调整，自然会引起贷款结构的变化。

5、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上述影响归根结蒂都会体现在银行获利能力的变化上。首先，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商业银行面临的外部竞争更加激烈，从而促使银行的高额利润逐步向社会平均利润转化。银行为了争取客户，一方面要尽量压低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又要尽量抬高存款利率，这种利用利率杠杆竞争的手段不仅要在与同业比较中体现出优势，还要在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各类金融工具的比较中吸引客户，因此存贷款利差日益缩小。其次，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和居民的金融意识逐渐增强，投资者在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中慢慢学会利用各种市场或渠道之间的差价来套利，银行为了吸引客户，也不得不主动向客户让利。可见，，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商业银行在传统业务上的获利能力普遍下降。

二、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正面效应

1、资本市场的发展为银行实施多元化筹资战略提供广阔的渠道

银行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以多种形式筹措长期资金。在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可以较为自由地从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目前还有一定的难度，其关键问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尚未实施，还不具有直接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融资的基本条件。但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的外力推动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即将提上议事日程，在不久的将来，国有商业银行将成为资本市场融通长期资本的主力机构。资本市场流通和沉淀的资金量将越来越大，商业银行可借势发展与投资银行和上市公司相关的筹资业务。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量会越来越多，动员出来的社会闲散资金也不断增大。在资本市场流动的资金量增大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暂时沉淀下来。商业银行可以此为契机，大力开展与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相关的筹资业务，如网上发行股票的收款业务，证券交易机构的证券资金清算业务，等等。

2、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银行通过参与资本市场交易而改善资产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

资本市场的发展便于银行突破资产结构单一的局限，实现多元化资产的有效组合。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购买和持有各种有价证券来优化其资产结构，多元化的资产组合使商业银行便于在充分兼顾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争取最大限度的盈利。

资本市场的发展拉动了相对落后的货币市场发展，从而为商业银行发展信贷业务和改善资产流动性提供更多的便利。我国货币市场相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大滞后，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拉动下，货币市场将出现“补涨”式的发展，由此而形成的活跃的短期国债市场及国债回购市场，为商业银行利用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扩大信贷投放和流动性创造了有利条件。1998年5月央行恢复公开市场业务以来， 公开市场业务品种不断丰富。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为商业银行增加可用资金提供了新的渠道，便于商业银行以较低的成本融入短期信贷资金，扩大短期信贷投放。

货币市场的发展也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提供了便利。从1998年开始，我国加大了货币市场的建设力度，撤销了融资中心和二级同业拆借网络，扩大一级市场交易主体，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并调整国债的品种和结构，面向商业银行共发行了记账式国债4303亿元。然而上述措施并未带来货币市场的活跃，银行间现券交易有行无市，其原因是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的资金普遍宽松，在货币市场上主要是作为资金供给者而非需求者。在货币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发展作出适当调整的情况下，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进一步扩大，将大大提高商业银行债券资产特别是短期国债的变现能力。同时，参与公开市场融资具有不仅利率较低而且供给充足的特点，因而是商业银行兼顾盈利性和流动性的理想融资渠道。

3、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解决国有企业高比例负债问题， 进而为改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找到了良好契机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助于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降低企业对银行的负债率，并提高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偿还能力。国有企业对银行负债率畸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一直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加上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也是产权关系不清晰的性质特殊的国家垄断企业，因而它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债权约束也硬不起来。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和偿还能力恶化给国有商业银行埋下了巨大隐患，只不过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增长还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水平，加上信用创造功能的放大效应，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低下的风险尚未完全暴露出来。由于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以及“催收”(贷款)“清欠”(利息)成效十分微弱，几乎所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都采取“惜贷”方式以消极防范风险，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消化巨额不良贷款。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既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资本性资金的匮乏问题，又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淘汰一批劣势企业，培育一批优势企业，使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和偿还能力不断下降的矛盾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进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得以改善。

资本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可正确引导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资本市场是通过产权流动来实现资源(资本)的有效配置的。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形成的证券市场比价结构，能引致社会资金向资金收益率高的产业部门和企业流动。第二，证券市场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杠杆，推动股份制企业不断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同时，证券市场使得企业效率表现完全市场化并使企业的经营业绩与其股票价格相对称，从而形成企业的市场公众选择机制，这种公众选择机制与法人治理的内部约束机制相统一，促使企业把不断寻求市场获得机会和不断降低内部经营成本统一起来。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已往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经济效益好于全国国有企业平均水平，股份有限公司各项经济指标在总体上大大好于其他企业。第三，证券市场的动态运行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结构转换，未上市公司关注证券市场的变化，以寻找自身产品结构与市场要求的差距，上市公司更关注证券市场的行情，以保持竞争的强势地位和免除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危险。同时，证券市场也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换，最近几年沪深股市发生的数百起资产重组均集中地体现了产业结构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技术、高收益的产业转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最近100多家上市公司纷纷涉足信息产业更说明这一问题。 另外，我国证券市场本身也越来越重视培育高新科技企业上市。到2000年底为止，沪深股市共有100多家高科技企业上市，约占目前A股总股本的8％。 最近国家还积极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开设专门的高新板块或国内创业板市场。第四，证券市场对促进企业扩张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作用非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总股本5亿股以上，流通股超过1亿股的大盘股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0％左右， 据有关专家的定量分析，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0.1％。 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可将资本市场上证券价格波动，证券交易量的增减等信号，作为安排信贷投向、投量计划和调整信贷资金结构的重要参照系。例如，商业银行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将其贷款总量的90％以上贷给国有企业，而1993年以来，每年投向三资企业和其他所有制成分企业的贷款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设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支行对这类企业贷款的递增幅度还要大。这充分说明资本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在正确引导着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这为逐步改善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创造了条件。

Ⅸ 中国存在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主要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金融体制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实体经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最终必将影响到实体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以其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高效的市场营销机制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等优势，与中资银行全方位的竞争。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问题第一，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前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可从两个方面得出初步判断。首先是储蓄—投资转化率。社会资金转化为投资通常有三个途径：一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以信贷资产形式发放给资金需求者；二是通过财政资金如国债的形式转为投资；三是通过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等形式转为投资。在财政融资方面，尽管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03年已接近20%，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指标30%—40%相比，仍相距甚远，更何况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且大部分支出为非生产性支出。在证券融资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的不规范，近年来其占比更有明显下降。由于上述两个融资渠道相对较弱，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途径。从2000—2003年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情况可以佐证以上的分析。2000年，贷款占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总量的比例为69.7%，国债占比17.8%，企业债占比0.6%，股票占比12%；到2003年，贷款占比升至85.1%，企业债占比微升至1%，国债占比降至10%，股票占比降至3.9%。根据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课题组的统计分析数据显示，自1995年我国商业银行首次出现存差约0.3万亿元以来，到2003年末存差已经扩大至4.9万亿元，大量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另外，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的现象存在，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反映了储蓄无法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其二是M2/GDP指标。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M2/GDP指标过高，通常反映出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2003年末中国M2/GDP比率已经达到189%，2004年6月末上升到200%，远远超过一般国家100—150%的正常水平，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这里面有货币化进程的因素，但M2/GDP这一指标的持续上升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推动特征，而且信贷资产的运用效率趋于下降，不能不说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问题。另外，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和绩效可以说代表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绩效。但是，按照英国《银行家》杂志2004年第7期公布的全球性1000家最大商业银行最新排名和主要财务数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按资产排名分别为第20位、第28位、第33位、第41位；按绩效排名则分别为第85位、第83位、第69位、第81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2006年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之时，外资银行将于中资银行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全面竞争，我国金融业所面临的形势是何等之严峻。第二，融资结构扭曲，金融体系内风险向银行集中。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我国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从国内金融市场整体融资结构来看，2003年国内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85%，而同期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5340亿元，只占融资总量的15%。再进一步具体化，从2001年、2002年到2003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比例分别为75.9%、80.2%和85.1%，2004年第一季度上升到93.8%。可以看到间接融资占有绝对比重，融资结构严重失衡。按照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短期资金需求主要靠银行贷款，即间接融资的法予以解决；长期资金的需求主要靠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可以避免用短期资金来源解决长期资金需求的种种弊端和风险。然而，目前我国的现状却是，90%的长期资金需求都是通过商业银行以间接融资渠道解决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资产来源又是以短期资金为主，从而产生了短存长贷引发的流动性问题，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第三，直接融资体系内结构失调。一是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发展不平衡。在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额的数十倍。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2年末，中国GDP总值为10万亿元，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的未清偿余额为35000亿元，相当于GDP的35%。其中，企业债券的地位更是微不足道：它的未清偿额不到1000亿，占GDP总额的比重不足1%。与债券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自1991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市价总值、交易规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3年底，我国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4万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6%。股票市场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在调整中也逐步上升，2004年第三季度这一比重达到了4.8%。二是在债券市场中，企业债的发展严重滞后。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品种主要有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特种金融债和企业债四大类。从1994年开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呈现跳跃式增长，2004年中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已近7000亿元人民币。同时，政策性金融债发行总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04年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总额已达到4298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中发行规模仅次于国债的券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10余年来，在多数年份中，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都不超过500亿元。从2004年的情况看，截至2004年11月底，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筹资1273亿元，通过债券融资245亿元，企业债券融资仅为股票融资规模的五分之一。二、对策建议第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供良好的实体经济背景。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但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仅依赖于金融体系，它还地依赖于金融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承担的过重的政策性负担，使之在愈来愈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举步维艰，但无论如何，融入市场，加快自身的市场化步伐是国有企业的唯一选择。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攻坚战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是站在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患难与共，祸福同享。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必须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攻坚战步伐，以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为条件和前提。第二，以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进程为核心，进一步完善金融产权制度。完善我国的金融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要加快金融产权的多元化进程，允许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实现金融主体成分的多元化。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产权主体控制金融，都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负责，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经营失败成本转嫁，即真正实现金融产权的完整化。只有把金融机构转嫁失败成本的路堵死了，金融机构的成本才是真正内在化的完全成本，预算约束才是真正的完全硬约束。目前的一个着力点是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力度。核心是股权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相互制衡、有效约束的内部治理机制，将国有商业银行还原为真正的金融企业，使其逐步建立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真正以利润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同时，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强化外部监督，促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第三，加快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目前，加快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关键，是尽快出台2000年以来一直加紧修订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放松一级市场管制。一是改审批制为核准制，并逐渐进步到注册制。二是打破对发债主体的限制。三是放宽所募资金使用限制。四是实行企业债券利率市场化。五是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应该大力培育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市场风险

Ⅹ 三安光电拟募95亿提升竞争力 借壳上市14年直接融资177亿促产业升级

行业龙头三安光电（600703.SH）正在筹划再次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完善产业布局。

十一长假前夕，三安光电抛出两个重要的直接融资方案。其一是，拟通过定增募资不超过79亿元，用于湖北三安光电有限公司Mini/Micro显示产业化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二是员工持股，拟募资16亿元。

两项募资合计将达95亿元，这将加快三安光电产业布局节奏。LED芯片市场竞争激烈，优质资源向龙头企业聚集，业内呈现强者恒强的发展局面。三安光电的本次产业布局，预计会提升公司竞争力。

三安光电的前身是活力28，后更名为天颐 科技 。2007年，厦门三安完成借壳上市，公司更名为三安光电，主营业务变更为LED外延片及芯片。

今年上半年，三安光电盈利8.84亿元，同比增长近四成。

拟募资79亿推结构升级转型

三安光电再次筹划大规模融资计划，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据披露，三安光电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6.72亿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除了1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余的69亿元用于湖北三安光电有限公司（简称湖北三安）Mini/Micro显示产业化项目建设。

湖北三安Mini/Micro显示产业化项目总投资12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02.57亿元，铺底流动资金17.43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69亿元，其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61亿元。工程建设期5年，达产期为8年，预计内部收益率为13.67%（税后），投资回收期为4.11年。项目建成后生产Mini/MicroLED氮化镓芯片、Mini/MicroLED砷化镓芯片、4K显示屏用封装三大产品系列，为三安光电在高端LED领域的核心战略规划之一。LED行业作为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相关的战略新兴行业，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规划，鼓励支持LED行业高质量发展。三安光电表示，LED行业经历了2012年-2018年的快速发展后，目前正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市场集中度提升和结构升级转型成为主题。Mini/MicroLED作为最核心的新一代显示技术，将会成为下一轮LED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此同时，下游应用商业化落地驱动行业增长，Mini/MicroLED产业化进程加速。

目前，多品牌加快布局Mini/MicroLED，相关产品陆续推出。今年9月，创维推出新一代大尺寸高端MiniLED电视Q72，集成了20736颗MiniLED灯珠。华为于今年7月发布首款MiniLED智慧屏产品“华为智慧屏V75Super”，带有46080颗SuperMiniLED。苹果、三星、飞利浦、TCL、联想、小米、康佳、海信、LG均推出MiniLED背光系列产品。随着商业化落地加速，Mini/MicroLED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根据LEDinside预测，Mini/MicroLED将成为未来五年LED应用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在此背景下，LED行业企业亦加速对Mini/MicroLED芯片产业的布局。根据LEDinside统计，2020年Mini/MicroLED显示技术相关项目总规划投资约252亿元，较2019年实现数倍增长。随着产业链制程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良率的提升，Mini/MicroLED的成本有望持续下降，进一步推动Mini/MicroLED产业化进程加速。

三安光电表示，公司推进本次募投项目的目的是公司积极推进产品结构升级转型，持续巩固化合物半导体龙头企业优势地位，加速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是公司推进产品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举措。

已完成多次定增布局产业

顺应市场形势，借助资本市场融资进行产业布局，三安光电一直在路上。

2007年10月，同比参与司法重整，厦门三安成功天颐 科技 ，顺利登陆A股市场。

上市之初，三安光电表现并不出色，从2013年开始，公司大举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出资3.25亿成立三安集成，开拓碳化硅、砷化镓、氮化镓、蓝宝石等半导体新材料业务，布局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三安光电也从“卖LED的”转型成“第三代半导体代工”企业。

借壳上市后，三安光电直接融资力度较大。

2008年，公司通过定增收购三安电子其全部LED类经营性资产，这次是收购资产，并未募集资金。此后的2009年、2010年、2014年、2015年、2020年的五个年度，公司相继实施了定增，分别募资8.19亿元、30.30亿元、33亿元、35.10亿元、70亿元，募资力度逐次加大，合计募资约176.58亿元。这些募资大部分用于产业布局。

2009年，公司募资用于天津三安光电有限公司LED产业化项目。2014年募资用于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LED产业化项目，2020年募资用于半导体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一期）建设。

如果本次定增募资完成，借壳上市14年来，三安光电将通过定增募资金额达到255.58亿元。

此外，目前，公司正在筹划推进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预计将募资16亿元。如果顺利，加上上述累计募资金额，公司累计直接融资将达到271.58亿元。再加上前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初步预计，公司累计融资将达到300亿元。

2012年至2018年，是LED行业快速发展期，三安光电的经营业绩也属于不错。2012年，其实现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称净利润）分别为33.63亿元、8.10亿元。经过不间断增长，到2017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达到83.94亿元、31.64亿元，分别较2012年增长约1.5倍、2.91倍。

近几年，是行业产品升级转型期，三安光电的经营业绩有所承压。2018年至2020年，其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3.64亿元、74.60亿元、84.54亿元，有所波动。对应的净利润为28.30亿元、12.98亿元、10.16亿元，接连下滑。

但是，在今年上半年，三安光电扭转了下滑势头。其实现营业收入61.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1.38%，净利润为8.84亿元，同比增长39.18%。

与之对应的是，今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0.20亿元，去年同期为4.62亿元，同比增长120.78%。

市场分析认为，随着三安光电完成产品结构升级转型，行业集中度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盈利能力可能有所提升。

责编：ZB

本文源自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