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什么是非法融资_非法融资案例五篇
非法融资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非法融资的励志，来看一下吧
关于非法融资1
一、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指单位或个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或变相吸收资金的行为。
同时具备四个特征即涉嫌非法集资：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二、非法集资主要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从目前案发情况看，大多采用直接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形式，大致可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四大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非法集资方式变化多样。犯罪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等旗号，由传统的 种植 、养殖向工程项目、科技开发、投资入股、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二是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犯罪分子将非法集资与传销、合同诈骗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采用传销手段首先对集资人员进行洗脑，许诺种.种优惠条件和获利模式，然后再引诱集资，层层下套。一般在集资初期，犯罪分子往往积极“兑现”回报承诺，骗取信任，吸引更多的人踊跃加入，集资规模迅速呈几何级放大。三是非法集资宣传不惜血本，利用媒体造势。如聘请明星代言，在一些媒体上刊登专访 文章 ，利用报道宣传不法企业的“业绩”;将部分非法集资款投入公益事业或进行捐赠;雇佣业务员窜入社区散发传单，传播集资信息;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利，让参与人员先尝到甜头，为非法集资活动宣传“现身说法”。
三、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非法集资波及的领域日渐广泛，商品营销、资源开发、种植养殖、投资担保等传统领域案件时有发生，借贷理财、私募股权、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新兴领域已逐步成为非法集资犯罪的重灾区。特别是互联网上非法集资犯罪成为普遍模式，跨界特征更加突出，传染积聚速度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低收入人群、农民群众、退休人员参与其中，有的案件中超过半数参与者为老年人，不少群众把“养老钱”、“救命钱”投入集资，几乎血本无归。
1、承诺高额回报。不法分子为吸引群众上当受骗，往往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利引诱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
2、编造虚假项目。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开展创业创新等幌子，编造各种虚假项目，以签订合同、投资理财、投资入股等名义，承诺高额固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3、以虚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为了骗取社会公众信任，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金，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在大的电视台、广播、报纸上发布 广告 、在著名报刊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进行社会捐赠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骗取社会公众投资。有的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和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虚假信息，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4、利用亲情诱骗。有的不法分子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用高额回报诱惑社会公众参与投资。有些类传销非法集资的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编造自己获得高额回报的谎言，拉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四、非法集资活动的危害。 一是参与非法集资的当事人会遭受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用于非法集资的钱可能是参与人一辈子节衣缩食剩下来的，也可能是养老钱，而非法集资人对这些资金则是任意挥霍、浪费、转移或非法占有，参与人很难收回本金。二是非法集资也严重发干扰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极易引发社会风险。三是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非法集资往往规模大人员多，资金兑付比例低，处置难度大，容易引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如何识别非法集资陷阱
一看融资合法性。合法的融资应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如发行股票要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在股票交易所交易;销售 保险 应当得到中国保监会批准获取代理人资格等。因此，投资时应当查看有无批准文件，帮助识别。二看回报率。要看是否以高收益为诱饵。如果所承诺的收益率大幅超过同期社会平均利率水平的，就可能属于非法集资。判断风险大小的第一步，就看预期收益率。如果收益率为8%-12%，这可以用机构产品解释收益;如果是收益率在12%-15%，这可以理解为民间借贷，但风险很高;如果收益率超过15%，则可信度更低。但是，他的预期收益率在上述区间范围，也不一定就是绝对安全的。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该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超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三看宣传方式。是否通过分公司、门店，以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电话推荐等方式传播理财信息，或者经亲戚朋友同事转发等各种途径，向市民传播投资信息。四看经营模式。具体要看投资回报有哪些，有没有实体项目，为什么不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获取利润的途径是什么。没有项目或虚构项目都蕴含巨大风险，要格外引起警惕。五看范围。要看是不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如果是一对多就有可能属于非法集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私募基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如果是违反这项规定的，就可能属于非法集资。比如，“e租宝”通过一些电视台和杂志大做广告，很明显就违反了这一规定。六看资金流向。要看筹集资金为谁所用，如果是自己占用，就属于非法集资。七看参与投资主体。是否谁都可以参加，金额不论大小都可以投资。如果是的话要引起警觉，不要上当受骗。
如遇以下情形之一的“投资”、“理财”项目，务必警惕：
1.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子的;
2.以投资境外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 3.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为幌子的;
4.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
5.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
6.以“扶贫”、“慈善”、“互助”等为幌子的;
7.在街头、商超发放广告的;
8.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9.“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10.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
关于非法融资2
一.投资的地方永远是在线上!
非法融资的平台基本上是走的线上注册账号，获取你身份信息，转账的平台，要么是公众号，要么是APP，要么是PC端网站!首先骗子会给你讲，电影市场怎么好怎么好，另外说的心动之后，会给你说操作流程，比如先注册账号，而且很多都带有推荐码!
二.投资的影片大多都是上映过的!
比如目前最火的影片，都是上映过的，平台里面全部都有!!~!，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盗的羊头，卖的狗肉，这个是骗子的手段!!
三.15天返利————45天返利，高息诱惑!
马云听完也要吓坏了，比早期的支付宝利润还高。假设投资30万元，45天之后我就会得到445800元，一个月净赚接近15万。如此高的利润显然太不合常理，更像是之前频频暴雷的P2P。
我吓坏了!对此，金融理财的专业人士，他称：“一般银行理财的正常年化收益率是5%—6%，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理财。而且，日化收益就能达到1.08%，周期仅为45天，高收益背后，必然藏着高风险。
四.永远签订的是电子合同!!
说白了，从注册到投资，你永远没有见过这个公司，签订的合同都是电子合同，那么我想说了，平台倒闭，数据清空，你凭什么说，你投资过?
五：公司资质查不出来!!
正规的影视公司，其资质，还有项目拍摄许可证都是公开的，可以在网上随时查询到信息的!
六：侥幸心理
我这几天遇见一个奇葩的人，他给我说，既然这些平台是骗人的，那么在倒闭之前，应该是资金没有筹够，那么我能不能投一笔进去，等这钱赚了，我再收手。我听完这个朋友的想法，我直呼，侥幸心理害死人，你想侥幸一笔，你就想侥幸两笔，往后越来越大，突然平台跑了，你就欲哭无泪吧，就想赌博一样，存在这样的心理，最终还是陷进去!!
所以最后再劝大家一句，影视投资固然好，选对公司很重要!!
关于非法融资3
中金社2017年7月28日消息，近日有消息曝出，近40万名投资者约300亿元人民币“被骗”。据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新发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2017年至今虽然尚未有相关统计数据出台，但是涉案金额高企的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发生，非法集资“毒瘤”长期危害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而非法集资的手段又是花样百出，让人防不胜防。
中国财富网特约北京市炜衡律师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就如何辨析非法集资以及如何防范非法集资等问题，作出一一解析，以帮助投资者辨别真伪，防止上当，减少损失。
杨航远曾辩护的典型非法集资案件有：西北证券涉嫌非法吸存案;海天药业集团某高管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黑龙江焦英霞、杨春孝涉嫌集资诈骗案等。
非法集资的四大特征
杨律师介绍，《刑法》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192条规定了“集资诈骗罪”，这两个罪名所表述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主要行为方式，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犯罪行为有四个特征
第一，常常表现为没有经过有关权力部门的批准，没有经过有关行政部门的批准，或者是经过了批准，但是以合法的形式实施非法的手段。比如说过往案例中，有的是农村信用社，主体本身是有权利吸收公众存款的，但是如果吸收的利率高于国家规定的利率，也会把它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定。
第二，常常表现是一种公开的宣传，比方说，我们日常会收到的一些短信，内容大致为“给你的存款承诺多高回报”或者说是“能够有一个高收益的投资行为”。而投资本身是有风险的，不能保证投资者一定能赚钱，那么这样的承诺也是不合法的。
第三，一般会承诺还本付息。
第四，表现为面对不特定的多数人。但是这里也需要注意，如果是仅限于亲戚朋友范围的，或者仅限于本单位范围内的集资，一般情况下也不属于非法集资。
在此，杨律师特别指出，非法集资初期，无论是约定的高额回报也好，或者是承诺的还本付息也罢，前期一般都是能正常兑现，而越往后，这种非法集资行为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成本越高，后面的参与者得到偿付的概率越低，到了最后，资金链出现断裂，就出现案件的发生。而有些企业，比如一些民营企业贷款比较困难，他们有时会向自己的职工、亲朋好友有一些正常的集资行为，如果企业经营状况好，盈利能够覆盖集资的成本，则不属于非法集资行为。
非法集资的新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非法集资出现了新特点。
首先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规模越来越大，金额越来越触目惊心，造成危害也越来越大。
其次，具有广泛性，一个是行业覆盖的广泛性，一个是地域覆盖的广泛性。以往，非法集资多数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经济越发达，民间融资越活跃。但是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不太发达的三四线城市里，集资行为也数量众多，爆发出来的案件金额也是惊人。
还有从形式上，集资的方式 方法 也是越来越多样化。
杨律师介绍，不管是发生在哪个领域，房地产也好，金融领域也罢，万变不离其宗，抛开形式来说，本质就是一个金融模式，承诺在一定时间、一定期限，给予投资者一个高额的回报或者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回报。
如何避开非法集资陷阱
“看到承诺高收益的时候，投资者就需要谨慎” ，杨律师说，“大家都知道，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有人承诺你高额的回报、固定的回报的时候，你就需要警惕了” 。换句话来说，不要期望“天上掉馅饼”。公众在面对投资项目时，可以计算银行贷款利率和普通金融产品的回报率，多数情况下明显偏高的投资回报很可能就是投资陷阱。
此外，“不熟不做”，投资者对于投资的项目以及项目所在的领域，应该有一定的理解，投资者如果没了解清楚所投资的项目，听到一个 故事 就往前冲，那么也很可能上当受骗。
还有就是对于投资机构主体应该有所审查，公众可以查询政府网站，看看该企业是不是经过国家批准的合法公司，是不是具备法律赋予的发行、销售股票，出售金融产品以及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如果不法分子以“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等为名，推销所谓的产品，可通过政府网站查阅是否已经批准发行等。对于合法的主体，行业口碑比较好的企业，违法犯罪的概率就偏低，非法集资概率也较低。
发现非法集资后如何维权
对于投资者来说，避免风险为第一要务，但是如果风险已经产生，又该如何维权?
杨律师分析，作为投资方，如果投资已经完成，一定要对这个项目进行监管，尽自己所能了解项目公司的运作情况，注意该项目是不是按照正常合规的流程在运作，防患于未然。在资本运作过程中，如果发现可能是不正常的投资，那就要积极跟项目联络人联系，尽可能拿回本金退出该项目。而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对经济信息的捕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可能不是很敏感，如果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时候绝大部分选择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最后，杨律师奉劝投资者“投资者一定要理性投资” 。投资不能光被高额的回报所迷惑，要把风险放在考虑的第一位。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双赢才能持久，如果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谋求不切合实际的利润，那么也不会是一个长久的模式，最终有可能伤害到的是自己。
关于非法融资4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融资日益活跃，非法集资活动也呈上升趋势。非法集资行为严重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侵犯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此类行为还具有涉及区域广、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等特点，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危害极大。
一、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
(一)骗取公众资金，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
非法集资目的是骗取公众的个人资财，非法集资公司表面上虽为实体，但多数与其他企业并没有交易结算关系，即使有部分资金用作投资，也根本不会产生他们承诺的收益。其本质就是靠不断的被集资者的参与来维持。因为其运作手段是用后期吸收的资金兑现前期资金本息，所以有一天必然会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融资活动全面崩盘，非法集资者卷款而逃，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
(二)使弱势群体雪上加霜
非法集资的受害者往往是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很多是老年人和下岗职工。他们渴望致富但又苦于没有 渠道 ，极易受到诱惑和欺骗，成为非法集资活动中底层的主要成员。当他们以参赌心态进行“投资”时，很多人动用了养老金、购房款，甚至孩子的 教育 费用。
(三)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参与非法集资的群众事后反映最强烈的是对政府的问责： 为什么非法集资天长日久才被有关部门发现? 为什么会有政府官员参加非法集资公司的庆典? 为什么集资者会有政府部门颁发的经营执照?为什么集资者会堂而皇之地在新闻媒体做广告?由于参与非法集资的群众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一旦案发造成损失，受害者往往强调非法集资者有以上原因而要求政府赔偿，从而酿成群体事件，造成恶劣影响。
二、非法集资的防范和治理
(一)提高对社会的控制力。充分发挥社区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增强政府部门对“社情”的掌控度，及时发现、掌握非法集资情况。
(二)建立预警机制。由政府牵头，建立工商、金融、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网络，增强信息采集能力，畅通信息传输渠道，整合部门力量，协调配合，提高预防监督的能力，避免或减少打击上的滞后。同时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改变群众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境地，引导群众自觉规范投资和理性理财。
(三)加强相关法制宣传。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积极引导、增强群众理性投资意识，尤其要对投资的风险性、参与投资的责任分担、政府对投资无代偿责任等关键问题进行家喻户晓的宣传。
关于非法融资5
一、国家级专利产品+非零和消费返利营销模式，助力江苏汝康快速发展。
近年来，由陈瑜老师的《消费资本论》一书而引起的关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关系的争论屡有发生。学术界、企业界争论不断，各种新的学术观点和营销实践屡有发生。
江苏汝康公司的掌门人吴红庆就是利用这种消费投资理论，加上自己的长期营销实践，提出了“非零和”合作共赢模式， 即强调生产商与消费者彼此合作、利益均享，创造双赢、多赢、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在汝康公司的“非零和”合作共赢销售模式中，汝康公司与消费者签订《消费回馈协议》，双方约定：消费者在汝康公司购买产品累计达到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的对价时，消费者将享受产品3.3折会员优惠待遇，汝康公司即向消费者赠送市值3万元的同类产品;同时，消费者可以选择将受赠的3万元产品委托汝康公司代为销售，每周享受汝康公司的市场营业利润的35%左右按期的回馈，汝康公司在销售消费者委托销售的三万元产品时，将扣除百分之二十的运营成本，最终向消费者累计回馈满人民币贰万肆仟元整的产品销售款项时，本合同的双方义务履行结束。
在产品选择方面，汝康公司生产经营世界首创的植物氨基酸系列酒(国家发明专利号：ZL201210357981.6)、香草泉神经酸元宝枫系列的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产品(国家发明专利号：ZL201310162977.9、ZL201310162957.1、ZL20131012960.3、ZL201310163089.9、ZL201310162959.0)、香榧酒系列以及果蔬粉系列和三莲系列保健床寝用品等高科技产品。
在公司管理方面吴红庆先后收购并创办了江苏汝康酒业有限公司，江苏丹枫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泸州市汝康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汝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和香榧酒庄等多家企业。
在市场运营方面吴红庆采用建设“汝康非零和直营店”加会员制的管理体系。他先从浙江入手。在丹阳、无锡等在建设直营店，每家店都严格按照工商管理规定办理相应合法的法律手续。和会员之间每笔交易都签订《消费回馈协议》
借助这种营销模式和管理机制，吴红庆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江苏汝康在全国陆续建设了400多家汝康非零和直营店，拥有了20多项食品发明专利技术，和3个酒厂、三个绿色食品种植基地。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浙江省丽水市召开的“2015中国生态休闲养生健康产业大会”上，汝康集团董事长吴红庆以“非零和分享经济带动下的万众创新”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并获誉 “2015中国生态休闲健康产业最具影响力人物”。他所倡导的企业非零和经营模式获得了与会者的肯定与认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向吴红庆颁发了“2015中国生态休闲健康产业最具影响力人物”奖牌。
为了开发自己的专利产权元宝枫，2016年7月，吴红庆代表江苏汝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政府达成协议，在当地的老竹、丽新、黄村建立15000亩元宝枫种植基地、30亩育种基地及旅游养老产业基地，同时，江苏汝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的四川元宝枫、云南玛咖等种植基地也在积极地运行。
二、管理滞后引发的经营混乱
2016年9月，快速发展的汝康公司的销售出现了以下问题：首先，社会上出现一些虽然没有汝康公司的主打商品但是模仿汝康公司的销售模式的公司，这些公司只是拿来其他公司的产品，加价卖给消费者，并向消费者进行高额的返利，显然，以他人的商品加价倒卖必然虚增成本，并且有违法经营之嫌，导致2016年的下半年一些公司纷纷倒闭，很多参与者血本无归，造成销售市场的恐慌心理，该现象被汝康公司的竞争者和利用汝康公司的商品或借用汝康公司的名义、实施违反国家法律禁止的营销行为的人所利用，误导了对汝康公司的商业行为合法性的判断;
其次由于汝康公司在各地的销售门店均为授权代理商，汝康公司对代理商的所谓“店长”监管力度不够，造成个别“店长”为追求佣金，偏离汝康公司的理性消费的理念和游戏规则，对消费者进行所谓高额返利误导宣传，导致了部分消费者不理智的消费，有的甚至处置财产、借高利贷购买汝康公司的优惠产品，以追求返利目的而过渡消费，导致一些非理性消费者发生了债务危机，试图向汝康公司转嫁责任;
第三，个别竞争对手和汝康公司内部持有利己利益动机的人相互配合，乘机制造谣言，串通破坏汝康公司的市场，甚至在自媒体上发布极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文章，使得众多消费者对汝康公司的“非零和”合作共赢模式产生怀疑，致使汝康公司的销售开始下滑。
为此，吴红庆准备对汝康公司的“非零和”合作共赢销售模式进行整改和完善。该改革动议触动了所谓既得利益，为此，有人公开有组织的到汝康公司闹事，并发生了组织社会人员绑架吴红庆、经营效益最好的代理商黄亚萍及公司高管的事件。
三、公安以“非法融资”强行介入导致的企业生存危机
2016年12月24日，江苏丹阳市公安局对汝康 公司法 定代表人吴红庆进行了刑事拘留。
据汝康公司代理律师北京市翔实律师事务所主任郭永昌律师介绍，在处理汝康公司问题上，丹阳公安先以涉嫌集资诈骗为由、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的介入。随着江苏地方公安的介入，其他地域的公安也开始介入，并纷纷对相应被认为的涉案财产采取强制 措施 。
各地公安的迅速行动导致汝康公司的造梦游戏迅速破裂，几百家直营店纷纷关张，许多店长被公安拘押，有的交了巨额保释金后被取保后审。
涉及的的数万消费者更是忐忑不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许多消费者依据消费协议回馈的大量产品被扣押。
四、消费返利还是非法融资?如何执法考量执法部门的执法水平。
关于汝康公司的《消费反馈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北京市翔实律师事务所郭永昌主任介绍：他们在代理过种中发现。苏州地方公安机关在接到对汝康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吴红庆等人的举报后的态度有别于其他公安机关，在看了举报人提交的协议后鲜明的表示，这就是一份消费协议，根本不属于刑事案件。没有介入汝康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去。但是，丹阳、无锡等地方公安纷纷对汝康公司的经营者和代理商采取了强制刑事措施。
是消费返利还是非法融资。汝康公司的造梦游戏就这样草草收场。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却远未结束。
河南郑州某品牌酒业老总研究汝康的资料后认为，汝康公司的经营模式和他们一直在做的买酒送汽油、买酒送车的营销模式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和经营模式。
Ⅱ 典型的融资租赁例子
1、案例一
某融资租赁公司与甲公司于2013年1月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期间甲公司用租赁物重复融资抵押给张三，因甲公司未依约还款，张三起诉甲公司偿还借款并执行查封了甲公司包含租赁物在内的财产，融资租赁公司提起执行异议，最终法院将案件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而非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判断融资租赁公司不具有所有权，裁定驳回异议，融资租赁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1）评析
本案属于售后回租案件，租赁物最先由甲公司向其他公司购买，租赁物原始发票价值五百万，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合同时，租赁物贬值严重，买卖价款定为一百五十万元，由于本案是售后回租案件，在标的物价值、保证金、租金的约定方面偏离设备发票价值较大，导致被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在执行异议审理过程中，曾围绕标的物的价值和买卖合同价款方面争论良久，融资租赁公司认为这是市场价格，由于设备贬值造成，且是与甲公司平等自由商议确定，并没有违法法律约定，并且买卖合同在先，抵押在后，故应当认定有效，最终法院采纳的是不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
2）相关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第二条：
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2、案例二
某融资租赁公司与甲公司于2011年11月签定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期间为三年，租金按月支付，2012年6月，甲公司开始违约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多次催缴欠款，承租人以租赁物质量出现问题为由要求出租人承担维修费用，否则拒不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遂于2012年9月起诉至约定的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了融资租赁公司诉讼请求，甲公司不服判决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评析
按照合同法第24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由于租赁物是由承租人选择，出租人主要是履行出资购买义务，出租人根本目的是融资，租赁物通常带有专用性质，并且由承租人保管和使用，租赁物一直置于承租人控制之下，负有保管责任，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交易原则上看，都理应由承租人负责维修和修缮，这样也能敦促承租人科学合理地使用租赁物，这一点在司法实务中也没有争议。
2）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七条：
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
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
Ⅲ 2020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判决数量
本次推送是转发上海高院首次发布的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的白皮书。
案件概况显示，个别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失范引发纠纷。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经营活动不规范性、风控机制不健全、潜在风险隐患较多。其中，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捆绑搭售保证保险，变相收取高额费用，导致借款人融资成本增加。目前此类保证保险已经沦为各保险公司的负担，都处于追偿阶段，囿于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的矛盾，给保证保险追偿所在的管辖法院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许多案件甚至远无法在诉讼时效内追偿立案，总体给保险行业造成了巨额的亏损。
案件纠纷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金融商事案件类型结构从传统的银行类、保险类案件占据绝对主导，转变为各种金融案件类型并存。
陈禹彦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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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
2020年7月1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根据该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具有金融属性的其他组织。近年来，各类地方金融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对于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满足各类主体融资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地方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引起重视，予以解决。现将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作如下通报。
一、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概况
（一）纠纷案件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并存
近年来，随着上海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获得不同程度发展，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案件数量和标的金额持续增长。2016年至2020年，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数量从4,374件上升至21,229件，增长了3.85倍。
从案件标的金额看，2016年至2020年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标的额从133.97亿元上升至272.06亿元，累计增长了1.03倍。
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总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不同类型案件的增速出现明显差异，导致案件结构持续变化。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型融资方式快速发展，案件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融资租赁合同案件18,241件，比2016年增长了5.13倍；涉商业保理公司案件517件，比2016年增长了1.79倍；涉融资担保公司案件1,298件，比2016年增长了2.14倍。其中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已经成为金融纠纷中数量位居第三的案件类型，仅次于银行卡和金融借款，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融资租赁业务出现了向汽车等消费领域拓展的趋势。
与之相比，小额贷款、典当等传统案件类型相对保持稳定。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小额贷款合同案件912件，比2016年上升69.83%；比2016年上升40.82%；典当案件258件，比2016年上升11.21%；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案件3件，比2016年下降90.32%。
（二）当事人争议较大导致案件调撤难度高
2020年，全市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一审案件调撤率为22.35%，低于同期金融商事案件调撤率（31.37% ）9.02个百分点。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合同约定不合理、客户资信状况不佳等因素，导致双方争议较大，难以消弭分歧达成一致意见。
一是双方对纠纷处理结果预期认识不一致。融资租赁、保理、典当等案件中，债权人通常有租赁物、应收账款、当物以及第三人提供的保证等作为权益保障，一旦涉讼，债权人往往不愿在金额和还款期限上作出让步，而债务人因资金紧张希望降低还款数额、减免违约金、延缓还款期限等。
二是双方对案涉交易的法律性质认识不一致。部分债务人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融资租赁中的租赁物不真实、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虚假、典当中的当物不存在等理由进行抗辩，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争锋相对，导致诉争复杂化，缺乏调解基础。
三是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债务负担是否合理认识不一致。例如，部分案件涉及手续费、服务费等费用，有的系在合同中直接约定，有的则另行签订服务合同。诉讼中，客户常以对方未提供任何服务，费用收取违反法律规定等为由提出抗辩。
四是相对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的资金成本较高。发生纠纷后，地方金融组织在利率、费用、违约金上能够作出的让步空间相对较小。
（三）客户小而分散等原因导致案件程序问题复杂
由于地方金融组织多服务于个人或中小企业，交易结构相对借款而言更为复杂，同时随着近年来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客户普遍呈现小而分散的特点，导致案件送达难度高、公告适用多、审理周期较长。例如，融资担保纠纷中，涉及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反担保人等诸多主体。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往往涉及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保证人、车辆挂靠企业等众多当事人。保理合同纠纷中，可能涉及保理合同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以及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债务人等主体。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吸引大量外地公司将合同履行地或案件的管辖地约定为上海，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运用科技手段开展异地经营，导致大量被告分散在全国各地，相当数量案件无法直接送达，缺席审判适用比例较高。
（四）金融创新导致新型、疑难、复杂问题层出不穷
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交易模式不断变化，而法律规则相对滞后，反映在金融审判中不断出现新型、疑难、复杂问题，金融市场对于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规范引导市场行为的期望和要求也不断提升。例如，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除车辆、医疗器械、教育设施等传统租赁物，还有将城市管网、天然气锅炉等城市基建设施作为租赁物，更出现鸡、猪、奶牛等生物资产以及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等新类型租赁物。融资租赁物的范围如何界定，存在不同认识。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上海法院积极通过组织交流研讨、发布典型案例、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明确司法裁判标准，规范引导市场行为。
（五）个别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失范引发纠纷
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经营活动规范性还有待提升，风控机制尚不健全，潜在风险隐患较多。例如，有的地方金融组织积极运用金融科技，发展普惠金融，开展平台合作，吸引大量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参与交易，但相关领域众多客户违约、投资亏损引发纠纷。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捆绑搭售保证保险，变相收取高额费用，实质上增加借款人融资成本等问题。有的地方金融组织存在对借款人及担保人资信状况审查不严、对公司担保流程未依法审核、对担保物管控不力、通过员工账户发放和回收贷款等风控薄弱环节，影响债权安全。
二、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趋势研判
（一）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
近年来，上海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案件类型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传统的银行类、保险类案件占据绝对主导，转变为各种金融案件类型并存，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例如，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以鼓励融资租赁业的健康发展，融资租赁将在农机、科投、文化教育、卫生及基础设施等诸多公共领域开展业务，并向电子信息、大生命健康、节能环保及新能源等高精尖产业布局。随着保理合同被写入民法典，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为保理行业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随着金融科技不断进步，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相关纠纷案件也将不断出现。
（二）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将更加注重与金融监管的衔接和协调
随着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机构属性进一步明确，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司法裁判中将更多考量金融监管因素，注重司法裁判结论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协调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批复中明确，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评判交易行为法律效力时，法院将依法积极回应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要求，更多关注地方金融组织是否存在违反特许经营等方面金融监管规定，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在认定当事人在交易活动中的过错及责任时，法院需考量地方金融组织是否按照监管要求充分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风险揭示、忠实勤勉等义务，合理分配当事人责任，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司法裁判对于地方金融组织交易活动的规范引导作用将进一步强化
涉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交易持续发展创新，在基本交易结构基础上不断设计出多种更复杂的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问题往往涉及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领域，司法裁判对于界定交易法律关系、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形成交易规则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涉及让与担保、租赁权质押、保单质押、资产收益权回购等非典型担保方式的纠纷中，担保权的成立条件、公示方式以及实现途径等尚存模糊地带，需进一步明确。此类涉及市场交易规则确认的案件将不断出现，司法裁判的示范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三、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集中反映的问题
（一）部分地方金融组织需进一步强化规范经营
由于制度体系尚不健全、行业门槛相对较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原因，部分地方金融组织开展业务的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部分地方金融组织收费名目及收取方式尚需规范，实践中约定的收费名目不尽相同，如手续费、服务费、管理费等，有的地方金融组织则直接以融资利息为名义收取费用，有的地方金融组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和管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未向客户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利用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获取高额利润，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个别地方金融组织在客户违约后，自行收回担保物，且收回担保物后随意处置，损害客户利益。
（二）部分地方金融组织违规从事信贷业务需引起重视
存贷款业务系属需经特别行政许可方能实施的特许经营行为。《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应当依法规范经营，严守风险底线，禁止从事下列活动：（一）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三）非法受托投资、自营或者受托发放贷款。”个别案件中发现，地方金融组织利用虚构租赁物、租赁物“低值高估”、虚构应收账款等方式向不特定融资人放款，从事名为“融资租赁、保理、典当”实为信用贷款的业务，违反了特许经营的规定，案涉合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三）拓展普惠金融需进一步加强合规性审查
部分地方金融组织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金融信息中介机构、线上资产管理机构等合作，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和客户群体，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业务合规风险。例如某商业保理公司与数家金融信息中介机构开展合作，保理融资款系由合作的金融信息中介机构直接发放给融资方，而根据银保监会《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商业保理公司不得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资产管理机构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融入资金。
（四）个别地方金融组织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仍有出现
极个别地方金融组织受利益驱使，不安于从正常经营中获取利益而将目光投向了灰色边缘地带，甚至涉嫌刑事犯罪。例如，涉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案件中个别渠道商借融资租赁模式进行合同诈骗或利用第三方进行虚假宣传诱骗客户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个别地方金融组织采用张贴告示标语、暴力收回担保物等非法手段催债。这些案件往往具有区域性和涉众化特点，需引起高度重视。
（五）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
由于地方金融组织的资金成本较高、债务人违约风险较大等原因，地方金融组织利用优势地位加重债务人负担的情形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需进一步强化。例如，违约责任条款的设置不均衡，合同中针对客户违约责任的条款较多，而债权人的违约责任仅进行了简单罗列。合同订立时，地方金融组织没有就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内容向客户进行必要的告知和说明。合同中针对客户未按约还款的情况约定较高比例的违约金，例如部分违约的情况下以全额计算违约金等，导致案件当事人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产生争议。
四、上海法院支持保障地方金融组织发展的相关举措
（一）统一适法标准规范引导市场行为
近年来，上海法院通过制定法律适用意见、公开出版办案要件指南、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积极推进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法律适用统一，规范引导市场行为。上海高院先后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当合同纠纷、保理合同纠纷等出台了适法意见，就实践中争议较大的租赁物范围、虚假应收账款、服务费收取、利息保护上限、违约金调整等问题作了规定，进一步明确司法裁判尺度，取得良好效果。公开出版《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办案要件指南》，为各法院审理案件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对建立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交易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法院还发布多个典型案例，明确法律适用标准。例如，法院在一起商业保理纠纷案件中明确，商业保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因超越经营范围并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再如，在一起小额贷款合同案件中，法院明确小额贷款作为一种期限短、需求急、频率高的新兴融资方式，具有贷款手续简便、审批手续快捷、担保形式多样的特点。但小额贷款公司在办理贷款业务时，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关于金融贷款的强制性要求，不得预先扣除贷款利息。预先扣除贷款利息的，不受法律保护，法院在判决时按照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贷款本金予以调整。
（二）协同推进地方金融组织相关制度建设
近年来，上海法院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进地方金融组织相关制度建设。例如，为维护涉融资租赁物交易安全，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有序发展，上海高院于2019年8月21日发布《关于审理融资租赁物权属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本市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作为出租人，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中对融资租赁合同中载明的租赁物权属状况予以登记，并明确该登记在一定范围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公示效力。在《上海市地方金融组织监督管理条例》起草过程中，上海法院从司法审判角度积极建言献策，促进相关制度完善。
（三）发送司法建议和白皮书提示风险问题
针对地方金融组织在案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上海各级法院通过向有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以及向社会发布白皮书等方式，提示金融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上海高院、金融法院就融资租赁案件发布专项白皮书，浦东、静安等法院针对涉自贸区保理纠纷、车辆融资租赁纠纷等发布专项白皮书和典型案例，获得良好反响。司法建议的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增强。例如，法院针对个别典当行续当手续不规范以及长期多次续当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有关典当行积极反馈，表示将根据建议内容，严格规范续当手续保留书面凭证，原则上续当不超过三次，且在续当一次后不主动要求对方续当。针对个别小额贷款公司利用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区别收取高额利息的问题，法院在司法建议中指出案涉借款合同的还款计划表中约定每月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本金按年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后按12个月平分后得出，但上述利息的计算方式并未扣除每月借款人已经偿还的借款本金，致使实际计算的利率远高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相关小额贷款公司表示将尽快完善合同条款，明确借款合同的利率约定，避免利率约定与实际计算不一致。
（四）积极推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高效化解
针对大量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被告为外地户籍且存在部分被告逃避送达等情况，上海法院积极采取措施，与相关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开展合作，引导企业在合同模板中增加“司法送达条款”约定及相关法律后果的说明，加强对涉诉当事人在合同、其他诉讼材料中记载信息的查实，提升送达效率。积极推进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动地方金融行业组织建立健全纠纷调解机制，强化调解组织与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对接，通过委托调解、委派调解、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方式，高效化解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
五、相关建议
地方金融组织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方面，其健康发展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公众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们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地方金融组织监管
科学、有效监管是地方金融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监管规则多由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制定，而具体监管工作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落实，各方需在各司其职、分工尽责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互通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需进一步推进完善涉地方金融组织的行业立法，提升法律层级，细化监管规则，明确监管要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需严格落实国家监管要求和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各项规定，根据监管工作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充实队伍力量，明确监管职权，强化监管能力，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监管力度。要在实施机构监管的同时，大力加强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对于各类市场主体实际从事的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活动的，均应加强惩处力度，防止出现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空白地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督促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合规经营，充分关注自身业务模式与借贷业务的界限，回归业务本质，严防信用风险在金融领域的交叉传播。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督促地方金融组织及时整改相关纠纷中发现的问题，更新完善合同文本，平衡地方金融组织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充分履行地方金融组织的适当性管理义务、风险揭示义务、忠实勤勉义务等。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规范地方金融组织的收费内容及名目，合理设定融资成本和费用收取方式，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负担，严禁采用违法违规甚至暴力方式催收债权。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建议监管部门引导地方金融组织对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但仍能维持正常运营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应秉持“放水养鱼”思维，给予一定扶持，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二）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组织内控管理
地方金融组织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加强业务管理，完善风险内控，落实好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主体责任。
一是严格尽职调查。加强客户的资质审查，对客户的经营、财务、涉诉等情况进行了解，审慎判断其资信和偿债能力，有效控制业务风险。做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回访跟踪，防止“重视业务拓展轻后续管理”的倾向，及时发现客户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在客户轻微违约时，力争采取协商等方式解决争议。
二是完善内部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将交易过程的每个环节应当审核的内容明确列举，注重业务开展中各环节信息记录及材料留档保存，防止纠纷发生后因举证不能导致法院难以查清事实或自身面临败诉风险。强化对业务人员的合规培训，从严把关合同签订和履行流程。
三是完善担保物管理。注重明确担保物权属，就物的取得、权属凭证、现状等作有效审查，完善登记和公示程序，防止他人恶意处分担保物造成损失。就各类新类型担保物，可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实施必要的监控。
（三）进一步落实金融风险防范举措
有关政府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协作力度，明确职责分工，在合力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同时，合理引导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健康、良性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涉地方金融组织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强化投资者教育，进一步树立起“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正确投资理念，严格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进一步健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多元化解
为有效化解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建议进一步突出监管部门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支撑作用，抓好已有各项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落实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化解。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作用，扩大行业协会在纠纷调解中的覆盖面，针对当前融资租赁纠纷、商业保理纠纷持续高发的态势，推动建立专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化纠纷解决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吸纳各类社会机构参与纠纷化解，促进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大力推进金融仲裁，鼓励地方金融组织约定采用金融仲裁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坚持将非诉解决挺在前面，加强诉调对接，进一步拓宽调解通道，完善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与各类社会调解组织的互联互通，将更多的金融矛盾纠纷纳入到多元化解机制中，便捷、高效地解决纠纷。
Ⅳ 铜质押担保融资骗局警示 银行风控大旗仅靠信贷员扛
经济观察网 记者 王涵 自2013年铜贸易融资的风口过去6年之久，那时企业利用铜进行低成本融资，在质押过程中出现信息失真、私自出仓和重复质押等行为，倒逼银行收紧铜贸的授信规模，甚至一度叫停铜融资业务。
日前，裁判文书网披露了一起刑事判决案件，揭开同样发生在2013年“铜融资怪圈”背景下，利用铜质押融资的骗局。但与之不同的是，其手法略显“拙劣”，仅依靠着虚报铜抵押物数量、重复提供同一批质押物、伪造购销合同、审计报告等手段，就套取了六家银行2.71亿元的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那么，银行信贷员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骗取银行信贷资金背后银行风控关卡是否存在失守？
重复抵押、伪造材料的骗局
具体回溯来看，被告人朱建华、汪亚英利用三家企业江苏利华铜业有限公司(下简称“利华铜业”）、丹阳利华电子有限公司（下简称“利华电子”）、丹阳市华英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下简称“华英物资”）在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套取江苏银行丹阳支行（1500万元）、工商银行丹阳支行（4000万元）、南京银行（1.2亿元）、农业银行（5600万元）、招商银行（2000万元）、丹阳农商行（2000万元）等六家银行2.71亿元，至案发均未偿还。
事后经过调查，三家公司经营和办公在同一地点，以经营铜杆铜丝、生产销售电线电缆、收购销售废有色金属等为营业方向。朱建华担任法定代表人，汪亚英担任总经理负责三家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人事管理及参与重大事务决策等。
记者梳理发现，其主要的手段在于虚报铜库存、虚假购销合同、公司审计报告、重复质押融资。对此，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江苏利华铜业、利华电子、华英物资公司以欺骗手段骗取银行贷款、票据承兑，均造成银行特别重大损失，行为均已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
不同于上述企业以货物的货权作为抵押在银行获得贷款的质押融资，经济观察报记者在翻阅裁判文书网时，发现上述三家企业早在当时铜贸易融资过热的背景下也参了一脚“融资铜”（铜贸易融资）。即通过银行开出的延期付款（90-180天）美元信用证进口铜至中国，然后在国内市场销售，获得国内人民币信贷资金。
当时的受损银行是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该行根据利华铜业的申请，在2014年1月8日支付进口信用证项下款项619万美元，期限为90天。但在同年的3月19日，利华铜业因其他银行的授信未及时发放，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在各家授信银行均出现欠息情况。虽融资到期日未到，但光大南京分行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及时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一位参与2013年融资铜的银行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当时很多铜企的做法是在短时间内把货卖掉，变现的资金相当于企业获得的短期贷款，然后去投理财、股市、楼市、民间借贷等逐利区域，能否按时归还银行或者信贷资金的安全能否保证成了一大重要隐患。”
“若当信用证快到期时，融资企业继续申请新的合同贷款，借此循环操作，形成更大的融资风险。”上述人士补充道。
显然，与利华铜业相类似的企业层出不穷，一手进行铜贸易融资，另一手将库存铜进行虚报、虚假购销合同、重复质押融资，骗取多家银行信贷资金。“风险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当出现资金链断裂或者一家银行出现欠息情况下，就会出现信贷危机。”
回归利华铜业本身，该公司原财务经理证实，公司自2010年亏损，申请贷款所需购销合同、发票、报表等材料均是通过电脑伪造而成。“按贷款金额除以当时铜价推算来推测大致的虚报数量，三家公司表面上分别做账，实际上原材料、成品、半产品等的堆放并不区分公司，另公司真实报表通不过银行审核，只能用假的申报材料应付银行盘点和监管。”
银行风控仅赖于“信贷员”？
若按照利华铜业原财务的说法，该公司在2010年就出现亏损，相关申报材料均为电脑伪造；主办会计的证词为“2013年公司整体没什么生产，每月铜量不多；多位库管员证明多家银行监管的铜都是各仓库同一批铜料等不难发现的现实中，多家银行依旧踩雷，其风控为何如同虚设？
记者从一审裁定书中发现，都多家银行信贷员（上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分支行）的证言都指向审核不严。分别表明对公司生产状况及审计报告、增值税发票等材料真实性没深入了解；在2013年下半年发现利华铜业生产不景气，经办利华铜业涉案贷款业务时，通过邮件接受储某提交审计报告复印件，没审核真实性；在2013年5、6月时发现利华铜业生产经营不大正常，2014年经办利华铜业相关融资业务，没审核审计报告真实性，授信调查报告隐瞒利华铜业与华英物资关联企业关系。
不禁质疑，银行的风控全然依赖于“信贷员”？
上述的一家受损的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当时监管机制不成熟，银行把质押的材料贴上标签表明是自己的质押物，实际上这个标签形同虚设，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系统来运作，导致信息不透明，在当时很难核实是不是重复融资。而信贷员跑在前线直接接触企业，其提供的材料是放款有力凭证。”
“现在银行内部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产调查询信息、动产质押公示系统可以真实查询，关于铜、木材原材料的质押贷款也做的少多了。”上述人士表示。
同时在此案件中，被告人朱建华、汪亚英上诉提出“涉案银行的工作人员并未受骗，对原审被告单位的经营状况是完全知情的，不应认定上诉人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的辩护意见。
对此，法院判定，经查相关涉案银行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信贷员与企业初步接触、调查后，最终授信、放款均需市行、省行的批准。
法院认为，虽有涉案银行的信贷员是知情，甚至是授意涉案企业的人员去制作了虚假的贷款资料，但授信、放贷的最终决定者并不清楚其所审核资料不实，决策者依然是在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了授信、放贷决定，不影响原审被告单位、原审被告人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故上诉人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Ⅳ 非法融资判刑3年6个月融资600多万,现在只有一套住房也要执行吗
个人非法集资600万元已经构成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5)平凉融资案件扩展阅读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研究制定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这一司法解释出台的有关情况。
此次公布的《解释》分九条。其中，第1条明确了非法集资的界定标准和特征要件；第2条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具体行为方式；第3条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4条明确了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要件的具体认定标准；
第5条明确了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6条明确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具体行为方式；第7条明确了非法擅自募集基金行为的定性处理意见；第8条明确了非法集资活动当中虚假广告行为的性质认定和处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