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信托付越

⑴ 2020年信托公司利润排名

信托业2020年业绩数据披露接近尾声。

截至2021年1月16日，68家信托公司中已有59家在中国货币网披露了财务报表。(需要注意的是，银行间市场披露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与年报数据略有出入。另外，财务报告只披露了资产、负债、利润两张表，所以数据的详细描述、信托资产规模、创新业务都需要在年报中披露)。

与2019年净利润前十的信托公司相比，这10家信托公司的榜单没有变化，其中6家的排名有所调整，较上年9次排名调整和2次新的前十排名变化有所减少。

创新与研发；中融信托d部发文指出，2020年前十名公司净利润合计占全部59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的54%，盈利优势进一步集中在头部，而行业亏损公司数量逐年扩大，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此外，信托业务收入前10名中，较2019年有1家公司跌出榜单。

具体来看，中信信托仍居净利润首位，净利润38.52亿元，增速13.27%；第二名也与2019年持平，为华能信托，净利润37.65亿元，比上年增长19.21%；第三名是平安信托，重回30亿元，增速16.32%，由原来的第五名升至第三名，净利润30.85亿元。

此外，增速超过30%的信托公司有两家，分别是光大信托和五矿信托。

排名第5的光大信托实现净利润27.97亿元，同比增长34.61%。它去年的排名是第八。增速第二快的是五矿信托，净利润27.84亿元，同比增长32.25%，排名由2019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

目前在行业整体委托规模不断压缩的背景下，净利润排位前五的竞争依然激烈，不进则退。华润信托此次下滑幅度最大，由原来的第三位下滑至第七位，净利润27.24亿元，同比下滑5.64%。

排名第9和第10的江苏信托和建信信托在此次排名中拖后腿，净利润增速分别下降22.68%和12.74%。即便如此，建信信托仍保持排名位置，与2019年持平。

作为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前十大信托业务榜单与净利润前十名重合，依次为中信信托、光大信托、平安信托、中融信托、AVIC信托、华能信托、五矿信托、建信信托、长安信托、重庆信托。相比2019年的TOP10榜单，仅兴业信托跌出榜单，重庆信托以新人身份排名第10。

其中，第一名依然是中信信托，信托业务收入61.68亿元，增速也是第一，同比增长28.81%。除中信信托外，其余排名均较2019年有所变化。

光大信托以27.81%的增速从第三位跃升至第二位，实现信托业务收入47.86亿元；平安信托上升两位，以信托业务收入43.35亿元排名第三，增速22.76%。

中兄察融信托和AVIC信托分别下降了2位和1位。五矿信托虽然信托业务规模同比增长6.44%，但排名从第6位下滑至第7位。

根据监管机构此前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余额为20.86万亿元，较年初减少7432.79亿元，同比下降5.16%。

相关：平安信托2020年净利润破30亿，三项监管压降指标超千亿。

江苏信托2020年收入和净利润同比下滑超两成。

11只信托的年度“成绩单”已经公布，4只信托净利润同比下滑(附表)。

四只信托2020年业绩出炉：中粮净利润增速超过140%，中融、五矿营收双双突破50亿。

相关问答：中国信托卖敬公司有几家？

在中国十大信托公司排名报告表里，中信信托、华润深国投、对外贸易信托、平安信托和中诚信托则高居排名的羡配茄前五家；吉林信托、安信信托、华宸信托、新时代信托和华澳国际信托，在兑付能力的总体排名中位列后五名

⑵ 医院ppp模式成功案例

医院ppp模式成功案例

国内医院ppp模式成功案例有哪几个?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医院ppp模式成功案例以及分析，希望能够帮到您!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ppp项目

合作背景：北京儿童医院是国内首批公立儿童医院，同时也是全亚洲最大的专科类儿童医院，日均门诊人流量8000人次，患者人数众多，始终无法满足不同层次的病患的需求，正是基于此，院方决定引入PPP模式，于2006年与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在此情景下，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应运而生。

PPP合作优势：采用PPP合作模式，能够同时为两家医院带来诸多的效益，合作之后最大的改变即是两家医院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不同的患者层次。

PPP模式实施概况：新成立的新世纪儿童医院，经过了详细的企业运营模式数据分析，对于MR、CT这种大型的设备，只有5%的有非常特殊的疾病的病患才会使用到，因此，新世纪儿童医院成立之初便进行资源共享：由新世纪儿童医院购买使用北京儿童医院的设备及服务，同时，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专家到新世纪儿童医院坐诊巡诊，并统一由新世纪儿童医院进行管理。通过这种模式，新世纪儿童医院能够使用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疗设备的服务，避免了在利用率低的大型设备上的过大投入，直接降低了医院的运营成本。相应的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也能借鉴新世纪儿童医院的管理经验，更好的服务患儿。

对于民营医院来说，获取医疗资源，一直是自身的一个瓶颈。民营医院势单力薄，属于弱小群体，在医疗领域发展上会受到诸多限制。通过和北京儿童医院的合作，新世纪儿童医院通过购买服务的这种方式，替代了购买传统的医疗设备。既充分的利用了北京儿童医院闲置的资源，同时又节省了自身的运营成本。

反过来，对于北京儿童医院来说，自身可以提供给本院医生的晋升和学习机会有限，新世纪儿童医院作为美国儿童医院协会唯一的亚洲会员，可以为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和临床医学人员提供比较先进的医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同时可以了解国际上的先进的服务理念，双方实现了优势互补，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从合作效果来看，目前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已经成为我国首家依照国际医疗标准建立运营的儿童专科医院，拥有国际顶尖的医疗专家和护理团队，为0至18岁的新生儿、婴幼儿、学龄儿童及青少年提供现代化、全方位、高品质的综合医疗服务。

凤凰医疗ppp项目

合作背景：凤凰医疗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称“安监总局”)以及中信信托签订合作共建框架协议， 共同成立合营公司“中安康医疗产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安康 )。在前期合作期间，中安康将对安监总局下属的煤炭总医院和石龙医院进行资产改制。另一方面，凤凰医疗于2013年11月份在香港成功上市，2014年下半年开始，便陆续发布了若干合作项目。除了与安监总局的合作外，还包括对门头沟区妇幼保健院的托管、京煤集团总医院的改制以及与河北省保定市达成的合作共建协议。

PPP模式实施概况：ROT模式，即重组-运营-移交。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医院重组重构的模式。通过共同成立新的项目公司(合营或独资)，并通过该公司进行合作共建任务，这是凤凰医疗进入PPP的通用模式。凤凰医疗、安监总局、中信信托这三家共同成立的中安康，在这一模式之中，计划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三方持股比分别为35%、40%和25%。安监总局以煤炭总医院资产值的90%，来完成合营公司的注资;而凤凰医疗和中信信托对合营公司进行现金注资。

凤凰医疗从托管医院之初，就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截止2014年，凤凰医疗旗下拥有健宫医院以及按照IOT模式(投资-营运-移交)运营管理的10家综合医院、1家中医院和28家社区诊所。2014年9月，凤凰医疗又与门头沟区政府达成IOT协议，对该区的妇幼保健院进行托管。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凤凰医疗ROT和IOT模式在实际PPP项目中的运用，医疗托管类的PPP项目的发展势头会越来越好。

昆明市儿童医院PPP项目

合作背景：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是1920年英国教会创立的“惠滇医院”，昆明市政府于1950年开始接管，1958年后，改建命名为昆明市儿童医院。改制前是云南省唯一一家针对儿童的综合性专科医院，医院床位数336张，在职人员522人。

由于床位数量偏少以及医院规模不大。随着病患的日益增多，医院已无力支撑昆明市儿童的就医需求，在2005年初，医院就开始谋划建设新的医院。2008年，昆明市政府将儿童医院南市区新院建设纳入昆明市“十一五”发展规划和重点建设项目，并向社会公开寻求建设合作伙伴，至此，PPP模式合作的大门即向社会资本打开。2012年4月，经过多次的协商和谈判，昆明市卫生局和华润医疗集团签订了昆明市儿童医院股份制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注册成立华润昆明儿童医院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华润昆明儿童医院。

PPP模式实施概况：华润医疗集团于2011年10月成立，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医院投资与运营、医疗器械、融资租赁。华润医疗集团隶属于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其母公司华润集团是一家在香港注册和运营的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2003年归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

PPP合作优势：华润医疗集团参与儿童医院改制的动因主要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通过对医院的长时间的运营来收回自身的投资成本。昆明市儿童医院成功应用了PPP模式之后，完成了经营风险的转移，打破了原有体制的束缚，在特需服务、薪酬分配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PPP模式实施概况：医院在前期设计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医院的病患主要是以儿童为主，因此在理念上就主要按照“以人为本、儿童至上”的设计原则，全院实行现代化建设。其主要包括自动化的程度、数字化的程度和人性化的程度。新院在自动化方面，实现了楼宇的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电梯系统、智能照明系统等建设。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医院完成了HIS系统和PACS系统的融合、建立了LIS系统、医疗一卡通信息收费系统等。在人性化方面，医院楼宇设计充分考虑了儿童的基本特点，设计了许多“儿童化”的基本设施和服务。此外，新院大楼打破了传统医院严肃冰冷的氛围，旨在为儿童营造快乐就医的环境。

在运行行机制方面，新院建立了VIP服务。在未来，医院将通过协同产业，从流通中节省成本，比如医疗设备、药品耗材的采购，公司可以成立单独的财务中心、流通中心，替代现有的供应商。

汕尾市三家医院与中信医疗合作PPP项目

合作背景：汕尾市坐落于广东省东南部，是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口岸之一。然而，从建院以来，汕尾市公立医院就深受医院起点低、基础差及资金短缺等问题的困扰。根据2013年的统计，汕尾市每千人口床位数为2.37张，远落后于全省3.55张的平均水平;聘用的高级职称人数仅有349人，占执业医师7.3%，在全省21个地级市中处于末尾。即使是当地最好的医院，汕尾市人民医院也只有500张开放床位、38个临床科室，净资产仅几千万，规模和总体水平可能还不及该市的县级公立医院，随着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医院的就医环境不能充分满足。加之汕尾市公共财政水平很低，无法对公立医院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因此，汕尾市市政府急切的希望能够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来突破医院发展的瓶颈。

PPP合作优势：汕尾市政府将医院现有资产和医疗资源与中信医疗集团的医疗资源、资金注入等进行合作重组，包括资产重组、业务整合、人员融合等，最重要的一点即保留医院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性质不变，这也是PPP作为新模式最为核心的突破。

PPP模式实施概况：汕尾市政府与中信医疗签订合同，中信医疗将用三到五年时间，通过自身的医疗管理经验和能力，对汕尾市的三家公立医院进行整体改制。预计到2016年前，中信医疗就能将汕尾市人民医院建设管理成为知名的三级综合医院，重点打造的科室有：心血管内外科、神经内科、骨科、外科、肾内科等，使之成为全市优势学科。对于 汕尾市妇幼保健院，中信医疗将按照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标准对其进行配套建设，重点打造妇科、产科、新生儿科等。汕尾市第三人民医院是精神病专科医院，目前为待建状态。

对于所托管的三家医院，中信医疗对它们进行了相应的潜在风险分析，认为风险是可控的。依托中信集团的金融优势，能从产业运作、资本运作层面上，化解资金压力。中信医疗将借助中信集团的金融优势，采取产业运作、资本运作的“双轮驱动”，满足资金需求;同时也对回报周期有所预判。人力方面，中信医疗将把集团掌握的人才资源整合起来，逐步导入医院，尤其要建立专业运营团队，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植入公立医院原有体制中。

目前PPP模式在医疗行业的应用，逐渐步入主流，医改政策也在继续鼓励这种极具挑战性的改革方式。而社会资本，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医疗投资集团，例如中大鼎和，在这一领域展现出了足够的毅力和持续的热情，虽然这些探索在全国医疗卫生的庞大领域内仍显零星琐碎，但在整个医院制度改革领域，特别是进入2015年以来，却正逐渐汇聚成一种强劲的发展新趋势。

医疗PPP典型案例

PPP模式：管理权在公立，民营医院失去了主导权

案例：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是一家经卫生部门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医院，资金方面由香港企业家吴镇明先生为主要资金来源，于2006年2月5日正式营业。该医院是按照三级甲等医院的标准进行配置和设计建设的，病床数量1000张。是潮南、潮阳规模最大、设备较先进、技术实力雄厚的医院。汕头潮南民生医院运营模式是先由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托管。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经过了5年的托管运营，在2011年，双方合作迎来进一步的高潮，引进汕头潮南区政府作为合作的第三方，于是，PPP合作模式正式展开。引入区政府作为合作的第三方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在省市上进行医院等级评审活动和创”三甲“的过程中，突破由于政策导致的政策瓶颈。具体表现在公立医院对民营医院提供人力资源支撑的政策问题，潮南民生医院在医生资源这一块相对比较缺乏，很希望能够引进汕大第一附属医院这类公立医院的医师资源，但是由于政策原因，无法有效的共享这类资源。此外，因为是民营医院的头衔，同时也无法享有公立医院的一些优惠政策和同等待遇。这严重制约了汕头潮南民生医院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医疗PPP模式的试水和区政府作为合作方的引入。作为医院自身来讲，引入政府作为合作的第三方，有利于政策方面给予医院更多的、更强大的力量支持，切实解决医院在发展中的政策瓶颈。作为政府部门来讲，当地医院的良好发展，能够为更多的病患解决医疗问题，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点评：

根据相关报道，汕头潮南民生医院在先托管、后PPP的，先民营、后公立的合作模式下，其医院整体的运营情况更加的平衡，刚进行PPP的头年，便轻松的实现了运营和收支的平衡。从第三年开始，医院的业务量一直排在汕头市卫生系统的第四位(前面三位都是大型的公立医院)。到第五个年头，医院的整体业务量年均增长率近50%，短短的时间，就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家三级医院的规模和实力，单看医院运营方面，对于投资方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经营局面。与同样是在2006年开始营业，同样经过了十年运营的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相比，汕头潮南民生医院已经和它不可同日而语了。十年前的同一个起点，但是十年后，一个已经腾飞，一个似乎还是在原地踏步，安于现状。从民营医院的投资方来看，潮南民生医院在先托管，后PPP的模式下，将管理权拱手转让，自身的运营能力并未进行复制，徒具其表，缺少灵魂性的东西。因此，民营医院想要更好的发展，绝不可轻易的将医院的运营管理权托付给其他机构。

非典型PPP模式

案例：

仁济医疗:上海仁济医疗于2003年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就被誉为是社会资本成功办医并且成功运行的.典型样本，下面已经有投资、托管的二级医院20多家。仁济医疗的核心竞争力，是其股东之一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仁济医院从上海开埠后就开始建立，是当地的第一所西医医院，到现在已经有了170多年的医学历史，在近代医学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长江三角地区的医疗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仁济医疗在其运营的前10年间，主要做的是医院的托管：第一类、绝大部分托管对象，是公立医院;第二类、即是社会资本投资的医院。从2011年开始，仁济医疗就开始进行直接投资的探索，其主要的业务发展方向就是自投自建的产权医院，原来的托管业务被维系在一旁。到了2015年1月，仁济医疗自建了新的医院4家，2家开业，另外2家正在筹建。

医院的自投自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前期需要巨大资金和成本的投入，为了打开出路，仁济医疗开始通过尝试与政府进行深入的合作，即非典型性的PPP合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仁济医疗主要负责投资医院，政府负责给予仁济医疗相应的支持和扶持，政府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支持：比如土地价格的优惠，政策的放宽，政府作担保等等手段把成本降下来;在运营之初，政府把采购所得的订单给予仁济医疗，购买仁济医疗的医院服务;并且将它与管辖内的公立医院同等对待。政府给予的这些支持，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保障仁济医疗能够在社会办医上很快走上正轨。

点评：

仁济医疗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很重要的一点即：选择了投入和风险都比较小的轻资产模式，通过医院托管来介入医疗行业。托管虽然在起步阶段是一个比较好的起步方式，但觉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资本纷纷效仿的模式，毕竟托管只是管家，虽然在管理措施执行的时候会有所优惠，但是作为乙方，很难去改变甲方的固有的东西，并且托管模式也是一种契约式的模式，合同到期之后，是否能够继续的进行续约，这个问题很不确定。从社会资本的长远来看，建立产权明确的产权医院，由前期的轻资产模式，到后期的重资产模式，这是一个民营医院发展的好的态势，也是目前很多社会资本想通过PPP模式来转型的重要途径。

而仁济医疗做的精细和可以学习的地方，其基于托管模式的丰富经验，这是其它想要做托管医院不能比拟的，在自投自建医院的时候，它们会尽力开发政府的有效资源，来减轻初期的投资压力，使得它们的起步不会低于公立医院，仁济医院的非典型的PPP模式，还是值得新建的民营医院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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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中信信托又踩雷！57亿本金疑似无法兑付，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米哈游诉五矿信托”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有游戏玩家对此调侃，“割玩家韭菜的终被信托收割了，看来金融机构才是食物链顶端”“这就是你给我三个大保底（游戏中的抽卡保底机制）原因吗”“难怪给玩家10原石都抠抠搜搜，原来拿着钱去投资了。”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查阅青海网上法院时了解到，除米哈游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哈游”）外，另一家“游戏大厂”上海莉莉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莉莉丝”）同样以“营业信托纠纷”为由起诉了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开庭时间和开庭法院均一致，为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开庭的营业信托纠纷案件。

五矿信托鼎兴系列产品投资方向为房地产融资类产品，属于R3中风险产品。产品起购门槛为100万元和500万元，期限为18个月。该信托用于受让深圳五顺方买断持有的供应商对世茂集团旗下项目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世茂关联公司为债务人的偿还义务提供差额补足。

对于投资者来说，要尽快打破信托刚兑的执念，谨记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经济世界好比大江大海，个人资产投资则像大江大海上的一叶行舟。你能不能很好的研判局势，见风使舵、顺流而行，决定了这艘小船行进的速度和安全度。在当下的市场情况下，地产类信托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稳妥，对比来看，背靠政府信用的政信类项目，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⑷ 中信信托57亿疑似无法兑付，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

中信信托57亿元疑似无法对付，这击溃了许多投资人的心理。按照目前新闻披露的信息来看，中信信托由于项目提前清算而导致投资者的本息没有办法收回，连本金都没有办法兑付。

按照目前记者调查来说，这些本金没有办法兑付的背后是招行代销的项目产品提前清算，在刚刚进行清算的时候，每一期回收本金1,000万还是令人兴奋的，但随着后来资金方直接就没有办法将本金兑付，再加上房地产企业目前确实也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此时大家才如梦初醒，原来风险这么高。按照目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来看，该信托项目的开发建设方式没有办法回收资金的了，这也就意味着投资者的钱很有可能打了水漂。

⑸ 信托公司哪家比较靠谱啊

认为工商银行是比较靠谱的，因为工商银行是最大的一家银行，各种各样的服务也是最周到的，而且还考虑到了安全性

⑹ 中国的土地流转正在步入"信托时代"吗

王东宾 / 河北张家口市金融办

现在，农村土地流转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以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三大信托机构先后于安徽宿州、黑龙江肇东、江苏无锡等地开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标志，中国的土地流转开始步入“信托时代”。

然而，自商业信托机构进入土地流转领域之始，各方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就质疑不断，或疑为商业噱头，或疑为炒作概念，众说纷纭。诚然，短期内迅速土地流转实现盈利性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正由于农业的脆弱性及其经济劣势，商业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转领域这一新趋势才尤为值得重视，需要从农村土地流转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将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重要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意义。

一、土地流转的三种模式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以后，土地流转作为一种调节土地承包和土地经营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机制，不管政策上是否正式认可，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各种模式或经验。本文的模式选取基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就限定了农地流转的两个基本前提：“农地农有”与“农地农用”。这样，本文的讨论将不涉及改变土地使用权拥有状态的“双放弃”(如成都模式)、“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如重庆九龙坡模式)等，也排除了改变“农地农地”状态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如广东南海模式)等，集中讨论农业用地流转模式。

第二，以收益权的实现方式为核心标准。这种选择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信托的制度设计恰恰以委托人财产收益权为核心，从农户的收益权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符合信托思想的本源，也易于在与其他模式的比较中发现其独特优势。二是受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思想启发。亨利·乔治用“外壳”与“核仁”来隐喻土地占有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简单直接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所有权内涵，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土地权利的核心，这对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主旨极有启发意义。最重要的是，保护(并实现)好农民的收益权是土地流转政策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土地流转稳定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并能促进土地流转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稳定器作用。

“地租社会化”提出者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穷》对孙中山的地权思想有重大影响

基于这样两个标准，本文选取“反租倒包”模式(浙江瑞安)和福建沙县模式作为参照系，与以中信信托(以安徽宿州项目为例)为代表的商业信托模式进行比较，重点是各种模式的收益分配与增信机制两个方面。

(一)浙江瑞安：“反租倒包”模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浙江省瑞安市马道村出现一种新的土地流转模式，被称之为“反租倒包”，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很多地方流行推行过。简要地讲，“反租倒包”是指村集体从农户手中以一定价格把已经承包到户的耕地租赁过来(“反租”)，必要时经过一定的土地规划、整理与整治，再转包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倒包”)。之所以称为“反租”，是因为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中的发包方，先期已经将土地发包(“出租”)给农户，因而村集体承租农民土地是一种“反租”行为。这样一来二去，尽管土地又集中于村集体，但权利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其权利转化与转移过程大体如此，通过发包完成土地初始权利分配(承包经营权)，“反租”将经营权集中，“倒包”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有效率的经营主体手中，土地承包权依旧归农户，土地所有者——村集体发挥组织管理职能。可以说，“反租倒包”模式是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因地制宜进行的自主的制度创新，与今天政策所倡导的“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宗旨不谋而合。在“反租倒包”的过程中，村集体、村民与经营者之间通过契约“合作”创造性地实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效率分解与重组，因此这一模式非常适应中国乡村社会，至今在许多地区仍在使用。

显而易见，“反租倒包”是一种村级创新模式(笔者认为，“反租”是相对于“发包”而言的，因此除非拥有发包权，乡镇要么是依托村集体的联合“反租倒包”，要么是“伪反租”)，必然与乡村治理水平高度关联，关键问题看村委会或村集体组织的“反租”过程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或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其有效运转依赖于这样三个条件：第一，村庄的经济结构中，主要劳动力的收入依赖于非农就业。二，村庄治理机制比较完善，村民能够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形成稳定契约。第三，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可以为“反租”的收益兑付提供较强的风险保障。

(二)福建沙县：“双平台”模式

沙县小吃名扬海内，劳动力大量经商，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全县范围内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高，催生出土地流转的“沙县模式”。截至2013年底，沙县全县实现流转土地约13万亩，占全部耕地的65%，是全国土地流转流转率的2.5倍。从沙县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福建沙县的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流转平台

沙县自2006年开展土地流转试点，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推动土地集中连片规模流转。沙县的特点是，在三级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交易场所和信息服务平台，并开发了土地承包管理系统、流转土地视频系统等。土地需求方接入服务平台和系统后，通过待流转土地视频，可以很快了解相关地块的地貌、田间设施等基本信息。2011年信托平台建立后，信托平台承担了收储土地(一次流转)并进行土地整理的任务，将土地地块规模化、标准化，流转平台对接的重点变为经过信托平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后的待流转土地(二次流转)。

信托平台

2011年，沙县又作为福建省第一家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通过设立两家经营权平台公司，建立了县乡两级信托服务体系。

信托平台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信托公司与村委会(代表同意将土地信托的农民)签订信托合同，获得土地后，土地集中连片，统一进行规划、布局、整理与整治，再通过招标、竞拍、租赁等形式流转给农业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

可见，沙县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尽管时序上流转平台建立在前(2006年)，信托平台建立在后(2011年)，但实际运行中信托平台前置，发挥一次流转(土地收储)功能，把经营权集中起来，进行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流转平台的功能升级后置，把经过整理开发后的土地流转给相关经营主体，发挥二次流转功能。这样，后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沙县的信托平台是一种准信托模式，在收益权设计、风险处置措施、增信机制等其他方面与商业信托平台基本相当。

(三)安徽宿州：商业信托模式

至2014年4月初，全国落地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已经有十几单了，其中中信信托6单(安徽宿州、山东青州、贵州开阳、安徽马鞍山、河南济源与湖北黄冈)，北京信托4单(江苏无锡、镇江句容、安徽铜陵和北京密云)，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土地数量已达20万亩以上。

尽管各机构的具体合约计划存在诸多差别，但在核心问题(收益权)的处理上差别不大。本文主要使用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方案设计。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位于宿州市埇桥区朱仙庄镇，信托期限为12年(二轮承包期剩余12年)，首期流转面积5400亩，流转后用于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埇桥区是2010年农业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5400亩土地由朱庙村、塔桥村集中承包经营权后，委托埇桥区人民政府代理，由区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中信信托签订信托计划，中信信托聘请服务商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配套。该项目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初期服务商同时也是整体承租商，支付开发前期的信托收益(关于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详细方案信息，参见蒲坚：《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9-247页)。

中信信托公司目前正走在全国土地信托实践的前沿

二、三种模式之比较

至此，我们初步理清三种模式的基本情况，接下来的比较以收益权为核心，集中在收益分配和增信机制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一)收益分配模式

一般而言，土地流转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基础收益和增值收益。“反租倒包”模式中，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表现为单一的“反租”租金，但在实际情况中，村委会往往会发挥类似于集体谈判机制的作用，推动土地流转(“倒包”)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和经济环境的动态合理调整，“反租”价格随之进行调整，这样农户也能分享到增值收益。在有些地区，“倒包”与“反租”之间会有一定的差价，或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有约定的流转收益分成比例，如“二八开”，农户获得大部分收益。

沙县模式中，基础收益即土地委托给信托公司时支付的约定租金。增值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集中到信托公司以后，通过土地整治、改良后(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增值部分，这部分60%归农户，40%归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发展基金滚动发展;另一部分是土地由信托公司流转给经营方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各级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无偿扶持经营方，其余按信托公司的投入计算，逐年向经营方收回，回收资金返还村集体，由村集体进行二次返还(这实际上相当于本文末提出的农业补贴“部分归农”机制)。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A类计划)中，基本收益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均按国家颁布的中等质量小麦价格兑付等值人民币，以下不再重复说明)，如果低于1000元，则按1000元兑付，即支付给农民的基础地租价格最低为每亩1000元人民币。实际上，当地目前的土地流转价格为每亩每年约600元左右，即该项目的基本地租一次性增值60%以上，项目初期，由当地政府为服务商(初期承租方)提供每年每亩约4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约400元人民币)。

增值收益为A类计划方案中的超额收益。受托人服务商进行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投资(必要时发行B类信托计划，募集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扣除各项本金和费用后形成的超额收益，70%归农户，30%归受托人，作为信托管理费用。北京信托江苏项目也是按这一比例分配浮动收益(即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增值收益“三七开”原则似乎已成为市场共识。当然，增值收益是否能够按方案如期实现，我们实践中密切关注。

(二)增信机制

不论何种模式，流转收益按期兑付是稳定流转关系的基本条件，是承包权与经营权有序、稳定分离的必要条件。而农业本身又是弱势产业，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多重风险，经营端的风险如果传导流转端，引发兑付危机，必然影响流转关系的稳定。因此，在土地流转的各种模式中，收益兑付的增信机制至为关键。

“反租倒包”模式中，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存在一种“信任契约”，并通过村民直选等基层民主途径对村委会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这决定了在很大程度上，村集体经济要为“反租倒包”提供一种隐性担保，构建一种村集体增信机制。

沙县模式中，有两重保障机制。一是由增值收益的40%归入信托公司形成的信托发展基金;二是财政资金增信机制，由沙县财政先行注资150万元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的增信对象为集中连片10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流转土地业主;当经营业主因发生各类风险无法兑付租金，导致信托公司无法向农户兑付收益时，由风险保证金先行兑付。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在方案中为A类基本收益(付给农户的基础地租)设计了双重增信保障。第一重保障来自服务商的合同承诺，在未找到承租方的时候，由服务商承租信托项目下的所有土地，并按期向农户支付基本收益。因此在项目开发初期，服务商即承租商。而且，若后期发生实际获得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收益的情况时，该类资金缺口仍由服务商补足(服务合同中规定服务商的职责范围包括“提供信托计划项下兑付A类基本收益的增信保障”)。第二重保障是如果A类基本收益的兑付仍然出现流动性资金缺口时，即第一重保障出现问题时，由受托方发行T类信托计划，补足信托收益兑付的流动性缺口(T类信托计划也可以用于土地整理投资的B类信托计划基本收益兑付缺口)。

综合来看，“反租倒包”模式采用的是村集体组织隐性增信机制，而沙县模式和信托模式均建立了明确的增信机制，前者采用政府财政增信机制，后者采用市场化增信机制，保障农户的基本收益不受土地流转后与经营相关的风险影响，确保基本收益稳定且可持续。不论是沙县的政府信托机制，还是宿州的市场信托机制，本质上均是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之间建立一道风险防火墙，以稳定收益权的方式(信托收益)更充分地实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经济内涵，促进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有序、稳定分离，有助于同时实现“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双重政策目标，并且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三)土地流转信托与金融创新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缺乏有效抵押、担保品，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各地纷纷试点推动解决这一问题的金融创新，如吉林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重庆的“三权抵押”、河南信阳的“五权抵押”等，其政策主旨均在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权等“三农”物权的金融权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作用，明确激活农村土地担保、抵押权能的政策导向，为农村土地金融创新打开了更宽阔的政策空间。土地流转信托化对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对委托方——普通农户而言。土地流转信托的优势之一是将农户承包土地的收益权结构化、标准化，变为标准的商业合约，这有利于开展以标准化收益权为标的的金融创新。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项目中目前已实现通过信托受益权质押为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年利率在10%-12%之间，沙县的金融机构已经借助当地的信托平台，开展了“预期收益权”、“农户联保+预期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创新。

2013年末发布的“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信托受益权流转”，可以预期未来信托收益权的市场流通性更强，会更好地促进土地流转信托收益抵押、担保权能的实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对当前的“人户分离”城镇化格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对“非户籍城镇化”人群来说，在没有并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离土不离权”，提供一份稳定的基本收入，而且可以借助收益权金融创新申请小额贷款，更好地在城镇中生活与创业。例如，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就提出“赋予土地信托流转金融属性，为农民参与城镇化进程、增强承担城镇社会保险和住房租赁等方面的私人成本的支付能力创造条件”。可以说，土地流转信托将构建的是一种“离乡离土不离权”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信托平台而言。信托平台将原来分散的经营权汇集后，实现土地集中连片，具备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设施等)和布局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从而也就具备了对接财政扶持项目和资金的基础条件。沙县模式中，由信托平台配合政府扶持项目，开展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然后再进行流转;北京信托密云项目所采取的“财产权信托+资金信托”的“双信托模式”，通过资金信托为土地流转信托后的经营开发提供1800万元的融资支持;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则有发行B类信托计划融资进行土地整理的方案。信托平台对接政府项目时，政策上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即在财政补贴资金的引导与支持下，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作用，借助金融创新满足土地整理开发和布局现代农业设施的融资需求。

第三个层面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和经营农户而言。少数土地信托项目中，如北京信托的江苏无锡项目，信托土地仅158亩，项目可以直接对接农民合作社或其他新型经营主体。但其他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一般涉及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土地，需要聘请或组建(现代农业)服务商，按现代农业要求整理、开发土地，布局基础设施，然后自主经营或再次流转给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此时经过现代农业布局后，大棚抵押、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将会更容易地引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42号)等最新文件中所提倡的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农机具抵押等一系列农村金融创新在土地流转信托平台上均可以有效地展开，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将更强。当然，对于刚刚出现半年多的信托模式，目前多数项目仍处于服务商开发整理阶段，相关的金融创新仍在酝酿与衍化当中，不过许多金融创新从沙县的政府信托平台中看已经相当成熟。

土地流转信托推动金融创新的机制在于土地流转信托将承包权和经营权稳定分离后，土地权利束与相关主体清晰对应，既可以有收益权融资，也可以有经营权融资。这种土地权利束的分解与重组过程客观上已经将土地流转的相关主体进行了分层，形成既有大型主体(信托机构、现代农业企业等)、又有中型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还有小型主体(小微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普通经营农户)的多层次主体，并在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上也根据各自优势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结构化设计又与大中小结合的农村金融普惠体系相对应，形成金融创新的推动力。

进一步而言，随着土地信托的实践深入，信托平台将进一步衍化为金融创新平台，通过信托制度设计，土地流转金融创新得以在不同层面、不同主体间展开，根据土地整理、现代农业布局、具体生产与经营等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和融资需求，因地制宜地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促进土地流转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方案中就提出“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四、探索土地流转信托的“混合”模式

自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等信托机构介入土地流转领域以来，因其专业化水平高和结构化的制度设计，商业信托模式备受推崇，由此引起一个争论：以沙县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信托(类信托)模式是否过时?商业信托模式是否就是土地流转信托的不二选择?

从本文的比较中可以初步总结商业信托模式和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劣势。商业信托模式的优势有：第一，商业信托模式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可以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发现价格;第二，全国只有68家信托公司，对接外部资源能力强，可以更好地遴选服务商;第三，信托标准化、结构化水平高，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创新。短板在于：第一，商业信托模式采用的是项目制，使用的是本地优质土地资源，且地方政府需协调足够的土地满足规模经济的需要，是一种非常态的土地流转;第二，土地前期开发依赖于服务商，没有合适的服务商，土地整理等工作亦无法开展;第三，服务商完成现代农业布局后，要承担部分流转平台的职能。

相比之下，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土地收储(一次流转)职能，是一种常态化的土地流转;第二，信托平台可直接开展土地整理开发，不需等待服务商;第三，有专业的土地流转平台，二次流转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更高;第四，信托平台与县域金融机构合作紧密，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普通经营农户的普惠金融创新更有优势。短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服务商的职能，现代农业开发专业能力不足;第二，与外部资源对接能力不足，价格发现能力弱于商业信托机构;第三，标准化、结构化能力不足，限制金融创新的层次，尤其是在大型金融和现代金融工具的引入方面受限。

显而易见，政府信托模式与商业信托模式的互补性很强，很难简单地说孰优孰劣，需要因地制宜、具体分析。随着信托制度向土地流转领域的更深引入，未来综合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将更有优势。“混合”模式可能发挥的优势主要有：第一，结合常态的土地收储(一次流转)和项目制，使得县域内流转土地可以分区域、分层次开发利用;第二，发挥县域信托的“中小”优势和商业信托的“大”优势，相关主体分层对接土地权利束和要素资源，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第三，更好地发挥信托平台的土地整理能力和服务商的现代农业布局能力;第四，发挥信托平台和流转平台的协同作用，提高二次流转经济效率，推动建立二次流转公开市场;第五，发挥商业信托在收益权管理、兑付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优势，使得农民的信托收益权更加稳定。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信托平台，综合利用各方力量和优势。从政策意义上来讲，“混合”模式可以同时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践中的发展表明，不论是政府信托模式，还是商业模式，亦或是今后可能的“混合”模式，信托制度在土地流转领域是有生命力的，有可能成为今后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制度工具。

土地流转信托的制度优势在于它可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稳定分离，而且可以实现合理分工。信托平台进行土地整理与整治，服务商(大型现代农业企业)进行现代农业规划布局与基础设施配套，这相当于农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土地再次流转，实现土地更好地向四个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发挥其劳动技能优势、生产技术优势，这相当于农地的市场开发。通过信息平台，将有可能构建农村土地两级开发体系。显然，前者与后者的“适度规模”是不一样的，而信托制的优势恰恰在于可以稳定有序地集中经营权，又合理有效率地流转分开，使经营权“放活”在不同层级满足“适度规模”的不同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土地流转信托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率。

从公平的维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逐步确立了几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补贴部分归农原则，要么直接归农(如中信宿州项目中基础收益提升60%)，要么以增值收益分成的方式，而且越是初级开发中的补贴，归农的比例越高。第二，基础地租价格应依据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水准确立，而非分散经营和传统农业的水准确立，这是对农民农地发展权的一种认可。若以分散经营的低“市场价格”进行土地长期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但享受不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超额收益，而且基本收益的价值也没有充分体现。第三，“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相结合。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思想的核心是“涨价归公”，在人均只有一两亩承包经营权的较平均的农村土地分配格局下，“涨价归农”实际上是“涨价归公”的一种衍化形式，土地流转信托方案是地租社会化分配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增值收益的70%与30%分配比例，是“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的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并且，公平的制度设计可以使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稳定有序地分离，反过来会促进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率。

邓 小 平认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必须走向集体经济

1990年，邓 小 平提出农业生产“两个飞跃”的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具体论述参见《邓 小 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可以说，信托制度是实现“二次飞跃”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工具。总体上，土地流转信托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它使得全体农民可以共享农业“二次飞跃”的发展成果，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土地制度的制度优势。尽管在超过10万亿的信托资产中，土地流转信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考虑到中国仍在持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土地流转的潜力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且“户籍城镇化率”真正追上人口“城镇化率”尚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消化“人户分离”仍需时日，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土地流转仍将发挥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因此，土地流转信托的大发展值得期待和深入探索。

⑺ 保险业与信托业分业经营的好处

保险金信托：“保险+信托”组合的传承优势

金融界

2016-11-25 21:05 · 金融界网站官方账号

金融界网站讯：现阶段，中国“富一代”退休的脚步渐进，如何让家族基业世代长青，让家族财富福泽子孙后代，正是当下创富者们最关心的问题。而在上市家族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通过家族信托的方式控股。

家族信托的功能已广被认可，但其参与门槛通常也较高，目前在国内需要上千万元。而保险金信托因结合了保险的杠杆作用，大大降低了参与门槛，通常只要百万的保费，便可享受到家族信托在财富管理与传承方面的功能。应时而生的保险金信托，也因此受到国内高净值人群的青睐。

11月25日，由中信信托和信诚人寿联合举办的“落地三载，盛情绽放”—中国保险金信托业务研讨与展望论坛于在北京圆满举行。

中信信托副总经理、保险金信托创始人刘小军在论坛上表示，保险金信托是指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将其在保险合同下的权益（主要是保险理赔金）设立信托；一旦发生保险理赔，中信信托将按照投保人事先对保险理赔金的处分和分配意志，长期且高效地管理这笔资金，实现对投保人意志的延续和忠实履行。作为中信信托在家族信托基础上的延伸，保险金信托是高附加值的“事务管理+资产管理”的单一信托产品，重点是实现委托人在保险理赔后对受益人如何获取财产的管理意志的延续，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富增值。

刘小军还介绍说：“信托业与保险业跨领域融合，不仅为保险产品实现了更高层次的保障，更是为投保人实现长期、个性化诉求和托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使得保险的家庭财富传承效果更加显著，大幅提升了金融机构对终端金融消费者的服务品质。”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重要一年，也是金融行业集体探索、继续前行的关键一年。截至三季度末，信托业资产规模为18.17万亿元，同比增长16.33%。信托公司必须要以全新的思维、观念将创新和信托制度优势融合。

背景资料：什么是保险金信托

保险金信托在我国的实践，首先成功落地的是身故保险金信托，被保险人身故后，身故保险金直接进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进行管理与运作。此后，作为身故保险金信托的升级版，生存金信托继续成功落地，被保险人生存的，生存金和分红进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进行管理和运作；被保险人身故的，身故金继续进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为了受益

⑻ 虎父无犬子，身家1080亿，世茂少帅许世坛扛得住60亿信托债重压

万科郁亮称，房地产进入黑铁时代，背水一战，要么死，要么活，没有中间状态。万科是国内房地产行业龙头，连董事长郁亮都不敢坐头等舱，哪个航班便宜买哪班，可见房企眼下有多难，遑论虎年“虎虎生威”了。

许荣茂、许世坛父子的世茂集团，不光是国内房企20强，也是福建房企之代表，与不少闽系同行一样，也是为债发愁。世茂少帅许世坛能否扛得住近60亿元信托债重压，将是自救成功与否之关键。

近60亿元信托债展期未定，少帅许世坛：债务整体上可控

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许世坛（中）

与父亲许荣茂的稳健相比，初生牛犊不怕虎，世茂二代接班人许世坛冲劲更猛，野心也膨胀更大。

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再到黑铁时代，国内房地产行业龙头的万科，从王石到他的接班人郁亮，一直在为行业发展周期作定义。“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世茂少帅许世坛这几年，一直在“冲冲冲”，也许想做一个敢于穿越周期的勇士；且不说他能否成功，眼下为债所逼的世茂房地产，已处于生死存亡的自救阶段了。

在世茂30岁的2019年，少帅许世坛缴出一份不错成绩单：跨入房企前十、高增长、收并购，而且是TOP10阵营中唯一一家超40%增长的房企。当时，万科在高喊“活下去”，不少房企也在“急刹车”，他无不畏惧，冲冲冲。

2019年-2022年这三年，许世坛逆流而进，“收并购”绝不手软，也令整个行业领略了这位闽系地产少帅“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拓之锋芒，不少人惊叹其“绝非加倍努力，就有翻倍收获！”

父亲许荣茂，已经定下“百年世茂”之长青目标，对于二代许世坛来说，“我们肯定会比其他前20房企快”、“未来三年剑指行业引领者”这种话说出来，是需要有底气的，也要看实力的，更考验耐力，蒙眼狂奔谁不会呢？！

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世茂服务董事局主席许世坛（中）

2月17日，《证券日报》报道了世茂集团60亿元信托债展期待解之消息。在此前一天的上周三下午16时，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许世坛、执行董事吕翼与“中信信托深圳龙岗融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个人投资者，进行了一次线上沟通，而《证券日报》记者从相关人士获得的最新消息是“目前尚未确认展期是否成功”。

在2月16日下午召开的时长16分钟的线上沟通会，世茂执行董事吕翼称，目前该信托计划的余额为59.94亿元，即已于今年2月17日到期的12.94亿元，以及于4月和8月陆续到期的49.46亿元。世茂方面希望，分四期支付陆续到期的借款。

据报道，世茂给出的兑付方案是：今年2月份偿还本息1.82亿元，年内继续偿还本息20.08亿元，剩余的本息，即将于今年4月和8月到期的49.46亿元，展期至2023年至2024年分批还清，且不增加增信也不罚息。

换句话说，世茂给今年8月全部到期余额约60亿元该信托计划，其中约50亿元借款将延长至2024年还清。在往年，数十亿借款对许世坛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眼下房地产寒冬还没有过去，又如现在的天气一样遭遇一场“倒春寒”，60亿元信托债展期如果能成功，许世坛就能喘口气，如何不成，将加大世茂“自救”难度，资金链也会更为困难。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

在2月16日下午的线上沟通会上，许世坛向信托计划投资者表示：“公司的债务整体上是可控的。”他安抚投资者称，公司的资产质量较好，正不遗余力评估经营状况。他还透露，世茂正与一些国企、央企探讨合作方案，与深投控、中建投等国企、几家AMC机构有在洽谈，为深港国际中心项目引入战略投资者；许世坛表示：相信不久后，项目会加大回款速度和力度。

相关报道及资料显示，自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世茂集团已经采取了“自救”行动，处置了近百亿资产项目。

看来，向千亿房企目标“冲冲冲”，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想起2020年8月世茂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当时世茂期内销售、收入、利润均大幅下滑，许世坛除了表示不满意，也称未来会适当加杠杆。

深圳的深港国际中心，与世茂开发的城市标杆如上海世茂中心、厦门“两把刀”、深圳前海世茂大厦等超高层地标建筑一样，都存在资金占用大、周转慢之地产开发软肋；此外，世茂的土地储备多集中于一、二线城市，拿地成本高，而且货值多集中在几个大型综合体项目，一旦资金面遇到困难，扩张风险也会放大。

2021胡润百富榜上，许荣茂在富豪榜排名第40，上榜身家1080亿元。

许世坛不妨向万科郁亮学点焦虑意识

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

从王石的万科，到郁亮的万科，很多人总有这样的感觉，万科老拿焦虑吓唬人，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黑铁时代”，都是他们喊的，不少人也将郁亮称为房地产的焦虑大师。

当郁亮喊出“活下去”时，很多人可能会笑他，是不是太悲观？

网上流传的万科郁亮题为“敢拼才会赢”的2022年会总结发言，除了受人瞩目的“黑铁时代”，他也谈及行业发展两大特征：一是行业进入“缩表出清”阶段，这是一场生死之战。与此前郁亮说及的“去杠杆、去金融化”不同，这次他说“ 要么死、要么活，没有中间状态。能解决过去累积下来的包袱就有开始新征程的机会，包袱甩不掉就活不下去。 ”

二、郁亮提出了行业新发展“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即以解决老百姓居住问题为“一个中心”，房住不炒、租购并举和人-地-房匹配的“三个基本点”。

郁亮还预期，行业将有两大重要变化，即市场分化会越来越明显，行业规模开始萎缩。“靠一招鲜吃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要开发、经营、服务并重，这也是万科新的铁人三项。”

万科，成立于1984年，世茂成立于1989年，客观地说，没有太大的代差。房企头部为王，确实有许世坛说的“强者上、弱者下”之竞争态势，不过，对于世茂少帅许世坛而言，向强者学习、向先进者取经，也是修炼、夯实自己的途径之一。郁亮有焦虑意识，今后，世茂少帅在“冲冲冲”时，也别老想“大鱼吃小鱼时代”了，能不能多想一想“活下去”问题，这才是跑向“百年世茂”最佳姿势。

许世坛

世茂创始人许荣茂，生于1952年，祖籍福建石狮。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均早早走上事业舞台。

“世茂公主”许薇薇，生于1975年，是早年许荣茂进军上海滩的好帮手，堪称“左膀右臂”。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许荣茂创设世茂时，就在取名时将儿子许世坛纳入，故有“世茂”二字。生于1977年的世茂少帅许世坛，1991年跟随父亲去了澳洲，也在那里读书，就读于悉尼 科技 大学。1997年回国后，他一度在外面公司历练，在香港一家地产代理公司做销售员，一年后加入父亲的世茂。

昔日，许荣茂高举“三低一高”大旗，即低负债、低杠杆、低成本、高周转，走轻资产运营模式，一边利用世茂品牌积极拿地，一边也积极引入资本，出手老辣、眼光独具，但行稳致远。行业对许荣茂也有评价：“做得多、说得少、走得稳、藏得深。”

许荣茂于1999年注册了“上海世茂投资”，也就是今天世茂集团之前身，也因为“滨江模式”收获了“豪宅教父”之美誉。世茂二次“借壳上市”，也令业内领教了他运筹资本的能力。

接班是一条荆棘路，入职世茂之初，许世坛也从最基层的楼盘销售助理做起。由于许世坛是在国外读书的，父亲也担心他对中国 历史 、文化了解少，但到了2017年世茂拿下佛山两宗奇槎地块时，不少人称赞他“虎父无犬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世茂国际总裁许薇薇（右）

闽系民企，出现了不少成功的父子、父女“铁三角”传承治理。闽南人有“爱拼才会赢”精神，但与其他区域相比，观念也较传统，不过在现今 社会 ，在家业传承传统上的“男尊女卑”已经淡化了，男女在家产继承上都有份。

像“厦门首富”、恒兴集团创办人柯希平，除了让90后儿子柯佳圻早早独挡一面，且充分授权，“两千万以下的投资项目你自己做主，不用过问我”。对于长女柯岚岚，也没有“厚此薄彼”，她也出任恒大集团董事兼副总裁。

与柯岚岚和弟弟柯佳圻成为二代传承“姐弟配”一样，世茂许荣茂也让女儿许薇薇、儿子许世坛形成了二代接力“姐弟配”，父子、父女、姐弟构成经营管理“铁三角”。

比许世坛大2岁的姐姐许薇薇，34岁就出任公司总裁，很早就成了父亲冲锋的好助手，而且成绩斐然。

许荣茂做事业，有很强的成功欲，在许薇薇、许世坛身上也有这样的基因，关键是走得快也须走得稳，走得远。当年，蔡雪梅从龙湖房地产跳槽到世茂时，老板许荣茂对她说：“ 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做得最好，生不如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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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现在买信托靠谱吗风险大不大中信信托的产品如何，收益稳定吗

信托的现状是仍然没有公司敢于打破刚性兑付。就像最近陕国投拿出了5.8亿进行本息兑付其出问题的信托计划。（关键字：裕丰）。
我们回过来看，现在的信托有一法三规，银监会的监管也越来越严，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风险事件的出现。
刚性兑付，实际上是不合常规的。哪有投资行为，是必须要让投资平台自己去兜底的？
再者，如果整个行业都是依照刚性兑付这个原则来进行推介，那还需要划分各种项目吗？只需要看哪个项目收益高就去买哪个就可以了。信托项目的核心是风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现在的信托仍然是固定收益，但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把自己放在一个真正的信托合格投资者的位置上，依照自己的风险抵御能力，选择合适自己的项目。
打一个不恰当的的比方：一个国内一级城市的政信项目其唯一的抵押物是价值其融资量三倍的土地使用权，100万年收益为9%。
而另外一个项目是国内二级城市的房地产信托项目，其的抵押物是融资方100%的股权质押，其评估价值仅为融资量的2倍，100万年收益也为9%。
很明显，第一个项目更具投资价值，但如果这时第2个项目，变为国内一级城市，抵押物骤增3倍，年收益在增加0.5%，那么这个项目，完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融资事宜。

以上是胡邹，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够明确可再追加提问。

中信信托的产品如何，收益稳定吗？
中信信托的情况我就不详述了。有过出问题的项目，但据了解都已经刚性兑付。
后半个问题真的让人没办法认真回答。你说收益稳定吗？如果中信出一款浮动收益类信托产品，那能稳定吗？固定收益类信托，合同上都是写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信用依然得到保证。这就是从信托公司到银监会都一直在追求的事情。

⑽ 中信信托有没有未兑付的

中信信托一款产品疑似无法正常兑付。

等了147天，投资人还是没有结果。

7月14日，北京投资人沈雨(笔名)向时代财经记者表示，当天有3名投资人在北京总部与中信信托的经理、律师等7人进行了线下沟通，重点是产品支付、解决方案等问题。

上述投资人表示“没有实质性进展，没有承诺，但对方比较开朗。”

此前，7月13日，多名投资者向时代财经表示，中信信托2020年7月认购的深圳龙岗融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深圳龙岗计划”)部分产品无法正常兑付。该计划总规模为87亿元，剩余未缴资本约57亿元。

也有投资者向时代财经记者表示，部分产品的支付指的是5%-18%的不同资本金，但只到今年4月11日，从去年9月开始逐渐，利息一直没有计算。

7月13日，一位接近中信信托的人士回复时代财经称，“现在我正在努力处理这件事。公司一直在和地产公司沟通，也涉及到一些其他因素。方便第一时间向投资者公布信息。”

不过，该人士并未证实前述投资者描述的信息。

同日，中信信托某财富中心主管向时代财经透露，“这个项目(深龙岗项目)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确实是临时违约。大家都开始互相起诉了，可能的结论是等对方把资产退回来，但是现在(房地产公司)因为市场困难没有(资产)。”

参与线下沟通的沈雨告诉时代财经，“今天我问了现场的律师，对方说如果启动诉讼程序，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到两年。”

根据投资人给出的产品合同，时代财经就该产品目前遇到的问题以及涉及的支付问题，向管理该信托计划的两位监管人员发出了采访函，但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回复。

付了1000多万，房贷受影响。

多位投资者对时报记者表示，深圳龙岗计划是他们中信信托财富部认购的家园信托产品。另外，这款产品也是按照中信银行销售的，但是占比不高。

“所有项目有57亿元资金未支付，利息从去年9月开始计算。”7月13日，深圳投资者赵周(笔名)告诉时代财经，他无法在深圳龙岗计划到期后支付他在2020年7月从中信认购的300万元人民币。中信信托没有给出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信信托7月12日公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信息披露报告显示，计划资本余额为56。报告期内已收到借款人还款资产2，987万元，相关信托权益已派发给投资人。

时代财经从投资人给的品牌推广书上了解到，深龙岗计划2020年7月17日出售，期限不超过36个月。募集资金87亿元将投入深港国际中心的开发建设。

如果一切顺利，未来将超越现在的平安金融中心，成为深圳的“新地标”。

信托产品分为五类，ABCDE，期限从12月到24个月不等。根据认购规模的不同，商品A的年化率为6.7%-7.4%，商品B的年化率为6.8%-7.5%，以此类推，产品E最高可达7类。

逾期风险从今年2月底开始逐渐暴露。

今年2月17日，是中信信托和深圳龙岗融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2.94亿元)的部分到期日。

2月16日，中信信托与项目方举行网上投资者见面会，拟于到期日提前支付12元资本9400万元的10%及部分利息，利息合计10%。剩余的82亿元将延至2024年。

实际展期方案为:2022年贷款本金(截至59年2月15日)的25%及部分利息，总利息约20% 08万元；2023年偿还贷款本金的35%及部分利息，利息总额约24% 3200万元；2024年偿还贷款本金的40%和部分利息，利息合计约25.14亿元。

但自2月16日会议后，市场出现动荡，投资者逐渐迷茫。

赵周告诉时代财经，“开会前几天，我的财务经理联系我，说货物可能有问题。”此外，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的投资者也收到了理财总监的提示。赵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么大的项目怎么会爆炸？”

杭州投资人张欣(笔名)告诉《时代财经》，“最初，展览计划是在2月16日的大会上确定的。按照这个数额，我们认为每天支付1000多万元是可以接受的。但3月3日左右，中信信托向投资者表示，这个(付款计划)不算，商品进入验货期，大家都很疑惑。”

鉴于“考察期”，时代财经从中信信托3月3日发布的公告中了解到，2022年2月17日，项目方未按承诺足额支付信托项下到期账款，而是每个工作日逐步将资产支付给信托计划。受托人觉得逐步降低融资敞口有利于促进项目背后的资产重组。因此，根据受益人利润最大化标准和信托合同的相关承诺，受托人公告信托计划并进入检查期，第一次检查期为2022年3月4日至2022年5月31日。在观察期内，受托人根据还款制度和每个工作日的还款目标，督促对方落实还款责任。

但很快，该计划也在“考察期”宣告失败。

4月29日，中信信托发布公告称，3月4日至4月18日，项目方共向信托计划支付资金3800万元。但4月18日起将终止转账，原因是收款少于预估金额。中信信托仍在公示中表示，将尽力再次寻找各种风险解决方案，不排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

但投资者对中信信托“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心理并不认可这种说法。

根据时代财经的采访，投资者的核心诉求是中信信托没有尽到受托人的职责，期待其对各种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

许多投资者告诉时代财经，“这封信和服务都不到位。中信办电话打不通，必须按官网热线转接，信托主管也联系不上。”

投资人段宇(笔名)表明，“前几天和理财经理沟通，问今天涉及的一些借款公司中信信托是否向法院提交了最高限额。对方说没有，从常理上来说，这应该是速战速决的行为，但中信信托至今没有任何动作。”

“主管居然说大家(中信信托)要互相配合，这让我很生气。”段誉说。

7月13日，一位接近中信信托的投资者回复时代财经称，“信托公司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也和房地产公司沟通过，但也涉及到一些其他因素。方便第一时间向投资者公布信息。”

当天，时代财经以咨询的名义致电中诚信托财富中心，一位主管透露，“这个项目(深龙岗项目)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确实是临时违约。大家已经开始互相起诉，可能的结果就是等对方还款，但是由于市场问题(房地产公司)没有(资产)。”

从2月17日部分商品逐渐逾期，到7月14日中信信托与投资者见面，已经过去了147天。

投资者李楠(笔名)共认购约1000万元，影响了她的生活。

“我已经84天没收到一分钱了，但贷款银行不会停，孩子的学费还得交，老人生病的治疗费也不该欠，”李楠说。“本来是按照承诺的时间付利息的，家里也够用了。现在都‘锁’了。”

她还感叹，“疫情期间，大家的收入都受到了影响，压力真的会很大。没想到买了信托想要点利息变成家庭理财了？”

段誉认缴了300万，他告诉时代财经，“现在家里生病了，等着钱做手术，孩子还要上学，所以循环很紧。”

另一种商品是预付货款？

时代财经注意到，虽然深圳龙岗项目已经出现风险，但中信信托涉嫌在今年3月31日提前结清另一个项目——招商大运信托项目(以下简称“招商大运”)。

时代财经了解到，招商大运计划于2020年4月27日成立，中信信托官网于今年3月31日公布了该计划的清算报告。

有投资者告诉时代财经，“他们的疑问是招商局大运会项目和深圳龙岗项目有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个可以早点解决，而我们不行？”

根据时代财经从投资人处获得的录音以及中信信托监事的说法，该监事在沟通中表示，“除了深圳龙岗项目，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为了其他投资人的利益而公布其他(项目)信息。”

据时代财经介绍，深圳龙岗计划的资金投向深圳深港国际中心，深港国际的开发建设方是一家名为新里程实业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新里程实业于2020年向中信信托申请了15亿元三年期贷款。至2020年末，借款金额1亿元，未完成相关担保。

时代财经发现，2017年12月，一家名为福建新里程投资的公司在239的基础上，深港国际中心综合体项目国有建设用地权属43亿元。该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大云新城核心商务区。根据项目，该地块计划建设一座600米高的标志性建筑。福建新里程和新里程实业的大股东是同一家房地产公司。

深港国际和大云城属于同一个项目吗？

一位投资人告诉时代财经，“人人和中信信托首席手机确认，招商大云城项目是招商银行出售的深市大云15亿贷款项目。可以肯定的说，招商局大运信托计划也是由深圳龙岗项目经理和团队运作的。”

换句话说，如果新里程实业的15亿元贷款与中信信托出售的招商大运计划是同一个项目，那么招商大运计划应该在2023年4月到期。中信信托为什么会在今年3月底落定？

由于投资者的上述说法，时代财经无法获得在大云投资的详细项目资料，也无法在公共资源中寻找关联性。同时，中信信托无法回应时代财经的采访要求。

放眼2021年，中信信托收入和利润增速较去年有所放缓。

财务报表显示，中信信托2021年完成收益为85。与2020年的870年相比，分别为875亿元和4500万元，下降1.8%。股东净利润35亿元，比380 2020年下降9.2%。

财务报表显示，截至2021年底，其信托资产余额为9788亿元，跌破1万亿元，同比下降20%。2021年，中信信托新增信托项目225个，实缴信托规模3300亿元。信托资产主动管理信托资产占比73%，包括基础设施、金融体系、文化科技、工业制造等行业。

此外，财务报表还提到，中信系统信托、保险信托、公益信托服务客户超过3600家，委托财产近560亿元，同比增长13%。https://pics5..com/feed/.jpeg?to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