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

⑴ 问一下哈；振兴实 体经 济的方式有哪些

1、深化结构改革，提高供给质量

一是进一步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建立公平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秩序，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标准，淘汰一批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创造条件支持企业间兼并重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效益、市场竞争力和行业集中度。二是利用“互联网+”，结合“中国制造2025”，加快发展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三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2、扩大有效需求

一是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加快补短板项目建设，支持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重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建设等，立足长远实现投资综合效益提升。二是在加快传统消费扩容升级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向往需要的高品质物质和精神消费产品，促进消费在结构升级中释放增长潜力。三是在增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培育智能制造、新能源设备等领域新的出口增长点，推动服务贸易业态创新，促进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融合发展，拓展出口增长空间。

3、完善金融服务

一是增加市场流动性供给和优化银行信贷配置结构，提高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放贷能力，严密监测资金流向，促进模稿雹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二是加快发展敬瞎各种自担风险的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村镇银行等合规合法的金融主体，服务广大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发展，健全金融市场机制，引导资金从低附加值、高风险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转移。三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发展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和通道，推进股票注册制改革和市场扩容，拓展实体企业融资空间，提高融资便利性，化解实体经济被银行资金边缘化的困局。

4、加强财税支持

虽然近年来国家实施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但由于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本身的约束以及一些地方的行政性收费、银行服务收费和部分行业协会收费过多过高，企业宏观税负水平依然居高，加上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如资金、土地、能源、交通物流等不断攀升，企业负担沉重。要通过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率，免除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大财税信贷等优惠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抵旦帆扣、贷款贴息、加速折旧等多种支持方式，支持实体企业特定生产制造与研发活动，增强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5、优化发展环境，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管

政府要加强和改进对实体经济企业的服务，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切实为企业立项、审批、建设、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提供便利。从国家宏观层面，加强对网络营销的严格管理、规范管理也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对网络销售的“假冒伪劣”、贴牌产品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坚决打击，构建公平公正、多元化、竞争性的经营环境。近几年来，大量网店以低价恶意销售劣质商品或无名商品，是对实体经济的致命打击，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也不利于我国的企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大力整顿。

6、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实体经济创新能力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是狠抓前瞻性、引领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应用型基础研究，支持企业布局前沿技术。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加快创建一批国家级企业创新载体。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机制，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三是营造创新氛围。进一步强化政策落实，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优质平台，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⑵ 天津出台绿色金融支持31项措施，绿色金融是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天津出台绿色金融支持31项措施，可以加快实体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变，让实体经济更加的健康活跃。比如天津发展的绿色租赁、绿色产业基金以及绿色直接融资，可以让这一系列的金融活动更加的有保障，让甲方与乙方更加的信任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可以抓住转型升级的机会加大对于节能环保以及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的建设，在后续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就会更加的符合环保政策。

只有先立后破，才可以让企业与绿色金融进行接轨，也能让企业的创新更有活力。

⑶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日前，国务院批准了由一行三会编制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是个老话题。直接融资主要包括股票和债券 ，本文重点探讨与股市的关系。 对此，悲观者认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意味着新股和再融资还将扩大规模；乐观者认为，为了完成更多融资任务，监管部门会“放水养鱼”，呵护股市。君不见，近期的股市低迷下， IPO审核过会已实际暂停。 监管部门有意提振股市，并不是秘密；目前为止，成效不彰。对于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意图，则需从更大的视角来观察。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较早由央行于1996年提出。彼时， 商业银行从计划经济下转制未久，风控机制不健全，不良资产率较高。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2004年的说法，不良贷款相当一部分是各级政府干预所导致。 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都是中国经济宏观层面最大的风险之一。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意在转移银行体系风险。 自那以后，尽管直接融资比重一直有所提升，由“十五”时期的2002~2005年年平均5.03%，到“十一五”时期年平均的11.08%。但总体而言，中国金融市场仍高度依赖银行信贷 ，且出现了商业银行借助资本市场融入资本金，杠杆放大信贷规模，反而导致间接融资规模不断增加的局面。 这里面有多种原因。监管的分业模式、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债券发行的门槛过高等问题都需要改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基本出自银行体系。不唯央行和银监会 ，证监会和保监会的领导也大多来自银行系统；四大行的负责人往往是中央候补委员；在十八大代表名单中，银行系统的人数远远超过证券系统。这与美国形成对比，作为直接融资大国，美国屡次从高盛这样的投行中选拔财政部长。 在经济转型之际，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有了另一重大意义，那就是服务实体经济，助推新兴产业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引领科技互联网产业，其直接融资占比长期在80%~90%的水平；德国、日本作为制造业大国，都是直接融资为主，其比重都在50%以上。 如果说中国过去发展制造业主要依赖间接融资的话，经济转型就要求更多的直接融资了。 新兴产业往往孕育于中小企业当中。新兴中小企业往往是轻资产，波动大，与银行信贷重抵押、求稳定的要求不匹配。而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融资方式，显然更为适合。 如若着眼于转移银行体系的风险，则股市无非延续了其作为国企圈钱解困政策工具的使命；如若着眼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服务经济转型，则股市将成为新兴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助推器。从这个角度来看，究竟是传统蓝筹还是新兴科网企业更有投资价值，股市已经给出了答案。

⑷ 红酒先生：破除经济金融化，走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下的人类 社会 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场大疫面前，应该重新思考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特别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问题。

金融，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处在现代经济 社会 网络的枢纽位置，其发展模式与状态关系到经济 社会 资源配置的效率、安全，以及经济 社会 能否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近几十年来，我国金融界一些人士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当作现代金融的样板，并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而美国在这场大疫中的混乱表现，让全世界吃惊，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说：“美国过去一直沿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前行……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一直在做这项实验，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实验失败了。”也许这些已经发生并在继续的变化，能够帮助国内部分金融界人士破除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迷信。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员克里·布朗认为，西方 社会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思维定式，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需要解放思想，立足中国国情，立足 社会 主义的价值观去思考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破除金融发展路径上的“洋迷信”“洋八股”。

经济金融化难以为继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美国，一反罗斯福新政下长达四十年的金融抑制政策，放任金融业背离为实体经济担任融资中介的产业服务模式，以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疯狂追逐利润，逐渐转变为赤裸裸的金融交易模式。至2008年，该模式“登峰造极”，随即爆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并影响至今。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刻分析和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前因后果，仅稍作停顿之后，就加快了仿效美国金融的步伐，开始了经济金融化。

人们对投资金融、投身金融趋之若鹜，大量新设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不断涌现。美国金融海啸前的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计238家。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增加至447家，13年里增加了88%。其中，保险公司增加更多，增加了120%。

以赌上市、投机套利为宗旨的私募基金更如雨后春笋，除此之外，还有数十万家未登记的类似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壳”“炒壳”等泛滥成灾，房地产、大宗商品金融化。

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创新为名，甚至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从场内蔓延到风险更大的场外，从金融期货蔓延到商品期货，风险不断叠加，结构愈发复杂。杠杆交易、高频交易等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算法交易四处流行，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危机四伏。

近年来，无论央行怎么放水，资金都很难流入实体产业干涸的田地里。这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有问题，而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来钱快、赚钱多的示范效应产生的巨大虹吸作用。

这些被虹吸的资金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空转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正如前几年一位银行行长所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渐渐收缩，慢慢吹大了金融泡沫。近年来，中国经济动力减弱，逐渐下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金融化。

这里，我想用一组数据来简单描述一下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我还是以美国金融海啸前的2006年为例来进行比较。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8784亿元，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1996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3倍。

2006年，我国金融企业利润总额3950.10亿元，2019年，我国金融企业利润总额29612.74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6.49倍，该增长幅度为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幅度的282%。

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金融企业利润的比值为4.8:1；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金融企业利润比值为2:1.短短十三年，工业企业利润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权重的迅速萎缩和金融企业利润比例的大幅提升，说明了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已经十分显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受挫下滑6.8%，中国上市银行净利润却同比增长5.62%，这种现象匪夷所思。金融化的经济从 历史 规律和现实样板两方面来看都将难以为继，让人忧虑。

制造业才是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影响力不断增加、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大国。不同于靠自然禀赋吃饭，可以被动或主动接受国际分工，偏安一隅的小国，无论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发展来看，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来看，中国都必须建立相对完整、自成体系、 健康 均衡的产业系统与经济生态。

我们不能过度考虑比较优势，幻想国际分工，否则将“不能呼吸”，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还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中国经济系统的基础动力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前工业时代(手工业)、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

制造业和给人们提供食粮的农业一样重要，是真正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动力，其他行业与其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没有制造业的支持，其他行业将难以为继，所有虚拟经济、所有服务业的基础都是制造业，包括风光无限的互联网经济都概莫能外。

制造业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基础，处在一个最为重要的位置。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与否，成熟程度如何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我们必须心无旁骛，以举国之力全力以赴。

为了维护中国制造这个国之根本，还必须澄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主次关系。多年来，有些人看见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要建立服务业大国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首先，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增加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 社会 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也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可能，间接支持了服务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服务业的发展是因为经济技术进步、 社会 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应该是人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不该本末倒置，盲目推动其发展。

其次，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单单发展服务业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

我们既要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又要引导发展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为制造业提供配套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上，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引导产业优化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提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有正确的方向，不要逆库兹涅茨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向而动。

最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盲目发展服务业、金融业，推行“去工业化”政策是失败的。实施“去工业化”政策，不仅导致美国产业失衡、产业软化，严重影响整体经济体系正常循环，而且造成大片“铁锈地带”，贫富差距加大，出现 社会 分裂。这次新冠肺炎大疫来临之际，因制造业的缺失，号称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安全也无法保障，一片混乱。

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切忌盲目模仿美国，坚定而踏踏实实地建设制造业大国、强国。

放任金融盲目发展可产生重大风险

若放任金融越位发展，不仅不可能使其安于服务实体经济本职，而且会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侵蚀中国制造，造成工业与金融此消彼长的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中之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为此，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重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二是出现这种重大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 社会 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吗？

换句话说，现代经济 社会 发展是否必须采取充满风险的金融自我服务模式，只能一路沿着伴随风险的独木桥小心前行，别无他途？难道必须像美国一样，一次次遭受金融风暴的蹂躏吗？要防范化解这些如影随形的金融风险，只能是加强监管，小心防范，这就是现代经济的宿命，果真如此吗？

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看。

第一，重大金融风险可能会在哪里出现？

金融风险有多种类型，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而重大金融风险往往发生在金融交易市场。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第二，为什么要有金融交易市场？

金融交易市场也有多种类型，这里以最为典型的股票市场为例。为了给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我们需要发行股票的一级市场；为了给持有股票的股东提供配置资源、转让股份的便利，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成正比，息息相关。因此，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必须有一个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交易市场。

第三，股票等交易市场一定会有重大风险吗？

毫无疑问，任何交易都存在不确定性，都会有风险，金融交易也不能例外，但却不一定会有重大风险。从 历史 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

第四，为什么会有杠杆交易和金融衍生品？

杠杆交易与衍生品“创新”的理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抑制市场波幅和管理对冲风险。

第五，杠杆交易与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真相。

融资融券是杠杆交易的主要形式。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在市场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股票市场，投资者或者投机者是否积极入市，要看大市氛围。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在市场需要流动性时不可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当市场进入牛市热闹起来，问题不再是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是防止市场过热流动性过剩时，投机者却会利用融资杠杆大举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缩短牛市周期，加大股市风险。

当股市泡沫破裂、市场进入下跌通道时，投机者不仅不会继续融资增持股票，主动或被动平仓抛售股票，还会反向操作利用融券工具与其他衍生工具做空股市，反方向套利，助推股市暴跌。

在市场实践中，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权，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不少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设立的。这种名义在微观状态下可以成立，但放在宏观层面来看，它却是错误的。金融衍生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甚至是在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将会发生无法估量也无法控制的核裂变，非但不能控制风险，还会造成金融危机。

正如一位在1984年被邀请开始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并被认为是他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他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不能仅仅依靠被动监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里，用制度限制金融业以“创新”为名为所欲为，自我服务。对于擅长衍生品交易、专事投机套利的海外金融机构，我们也应保持清醒。应该鼓励直接投资，限制金融衍生品投资。

资本主义的周期不是 社会 主义的规律

历史 是一面明镜，面对当今如火如荼的经济金融化，我们应该回顾 历史 ，特别是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后500年以来的 历史 ，看看 历史 中的兴替周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先后造就了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和热那亚城邦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以及美国周期四个不同的“百年周期”，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早期的兴起和壮大阶段，这些霸主无一不是依靠实业起家和发展壮大，而当其所倚重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就会转向似乎更加轻松快捷、利润更高的金融业。在产业资本大规模进入金融领域之际，一定是这个百年周期最繁荣、财富最充盈的阶段。

然而，盛极而衰。随着产业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实业开始萎缩，物质财富开始枯竭，经济逐渐失去动能，金融泡沫逐渐增大，加之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挤压，周期性的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爆发，霸主终究被不可避免地取代。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是 社会 主义事业，是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包括与我们共存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继承，是扬弃中的创造，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新的伟大 历史 的开创。我们不是在因袭，而是在遵循 历史 、传统、国情和 社会 实践创造新的 历史 与规律。因此，“百年周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另辟坦途。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不能放任不管。而要避免被金融误导陷入资本主义周期命运，最重要的是要有 社会 主义制度自觉和自信。

1、用 社会 主义制度重塑金融。

社会 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即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也就是 社会 利益最大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最大化，它要求金融为全 社会 的利益服务，为实体产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允许金融以创新为幌子效仿美国，以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名，行自我服务之实。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在 社会 主义发展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优势。我们可以在 社会 主义的价值观指导下，制定在资本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的，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新型金融制度，规范金融服务，抑制金融放任发展，抑弊兴利，使金融有所为，有所不能为。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就是我们能避免资本主义“百年周期”的理由、底气与法宝。但是，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制度自觉。

2、在金融领域倡导简单哲学。

在金融问题上，我们目前有复杂化倾向。本来金融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的。要提高服务水平，搞金融创新当然可以，但创新的前提是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我们必须急流勇退，坚决反对金融复杂化，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决策者和监管者应坚持 社会 主义金融价值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底线原则，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对金融机构的“创新”申请时，要谨慎评估，实证分析所谓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坚决抵制借服务实体经济之名、创新之名搞金融复杂化，自我服务。

3、在金融市场谨慎对待外资。

鉴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严重的经济金融化，金融交易投机套利泛滥成灾。因此，在对待外资的政策上我们应该鼓励直接实业投资，慎重金融投资、金融交易。在允许外资投资金融市场的政策存续期间，除应该策略性限制外资对冲基金入市外，当务之急应该是建立外资特别是短期游资进出的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制定不同情况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实战应对处置方案，防范市场大幅波动和金融攻击。

当今世界，网络化的金融高度复杂并不总能为人所透彻了解或观察至清，加之又具有病毒传染般的传播能量，所以十分难测。因此，监管者要有清晰的“防疫抗病毒”意识，要有定力，要能顶得住套利者的游说，抵制住金融中心之间竞争带来的诱惑和压力，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坚守金融服务初心，坚持简单哲学。

来源 | 摘编自《本原与初心》，该书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

文 | 张云东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⑸ 如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
1、加快我国金融业发展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也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优化金融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金融市场效率是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目标。
2、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信贷，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不利于银行业降低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直接融资，主要还是去银行中介作用，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直接对接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3、一方面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实施注册制，鼓励更多的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切实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创新债券品种，从而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4、“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到的降低杠杆率，更多地是指降低全社会杠杆率。由于银行贷款具有派生作用，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会放大整个社会信用。近年来，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获得了大量的信贷资金，杠杆率快速上升，既导致负债成本增加，也提高了潜在的信用风险。
5、对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对银行业在“十三五”期间发展思路的影响，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需要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银行机构体系，并形成银行差异化经营格局，发挥各自优势，在区域、行业和客户上各有侧重，更大限度地满足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同时，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工具和手段，提升风险管理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并进一步强化综合化经营，提高金融服务的综合能力和服务效率。

⑹ 政府投融资模式

一、直接融资
这类融资主要以地方政府为融资主体而获得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具体表现为：
1、财政资本金投入而获得的股权收益。
2、由财政投入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而带动外资和民营资本的投入。
3、获得中央转贷的由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内外政府债券。
4、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贷款。
5、获得中央转贷的由中央政府向外国政府的贷款。
6、外国政府援助赠款。
二、间接融资
这类融资主要通过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而获得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和资金。目前地方政府主要采取此种方式进行大规模融资。具体表现：
1、政府授权一些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投资公司，向银行贷款，财政实施担保并进行贴息。
2、政府授权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实施担保并承担债券利息。
三、项目融资
这类融资主要利用政府各种特定资源，为达到政府特定目的，采用各种市场手段而获得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的资金。

法律依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
第一条全面组织开展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清理整改工作
各省级政府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国办函〔2016〕88号）要求，抓紧设立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指导督促本级各部门和市县政府进一步完善风险防范机制，结合2016年开展的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等统计情况，尽快组织一次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融资担保行为摸底排查，督促相关部门、市县政府加强与社会资本方的平等协商，依法完善合同条款，分类妥善处置，全面改正地方政府不规范的融资担保行为。上述工作应当于2017年7月31日前清理整改到位，对逾期不改正或改正不到位的相关部门、市县政府，省级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应当提请省级政府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要密切跟踪地方工作进展，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第二条切实加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管理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规范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管理，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尽快转型为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干预融资平台公司日常运营和市场化融资。地方政府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不得利用政府性资源干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行为。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合规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机制，融资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并明确自2015年1月1日起其新增债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金融机构应当严格规范融资管理，切实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落实企业举债准入条件，按商业化原则履行相关程序，审慎评估举债人财务能力和还款来源。金融机构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担保。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形成的债务，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分类处置指南〉的通知》（财预〔2016〕152号）依法妥善处理。
第三条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
地方政府应当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允许地方政府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方式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依法实行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政府可适当让利。地方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参与PPP项目、设立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损失，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不得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等任何股权投资方式额外附加条款变相举债。
第四条进一步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战略，严格执行预算法和国发〔2014〕43号文件规定，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地方政府举债一律采取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允许地方政府结合财力可能设立或参股担保公司（含各类融资担保基金公司），构建市场化运作的融资担保体系，鼓励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依法依规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地方政府依法在出资范围内对担保公司承担责任。除外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转贷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不得承诺为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融资承担偿债责任。地方政府应当科学制定债券发行计划，根据实际需求合理控制节奏和规模，提高债券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⑺ 光大永明资产总经理张辉：产融结合 促进险资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作蠢罩为金融市场中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保险资金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潜力巨大。伴随经济结构深化调整，保险资管业务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近日，光大永明资产总经理张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光大永明资产服务实体经济以产融结合模式为主，其核心在于“新”，即探索为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新模式。对于险资参与科创板，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保险资管公司参与的方式或有三种：直接参与新发行股票的机构配售；在二级市场上直接交易；认购专注科创板的基金产品。

险资助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证券报：在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方面，你认为保险资管机构可以有哪些作为？

张辉：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诸多领域进入重科技的攀升和升级换代的关键时刻，新旧动能转换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的重要内容。

险资作为长线资金正在逐步介入到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战略中。截至2018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已经超过17万亿元，其中约30%直接投资于重大工程、基础设施等。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给险资投资方式带来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比如，保险机构如今正在探索为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新模式，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的特点和需求，推动产融结合，支持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等。

对于光大永并银明资产来说，根据光大集团提出的产融结合的战略，在拓展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打造有价值、有特色的精品项目上，特点比较突出。其中，光大永明-紫光长江存储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获得中国财经峰会冬季论坛“年度金融创新奖”；光大永明-比亚迪动力电池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开辟保险资金新能源领域布局；远兴能源债转股项目，是光大集团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首单以主动式“入股还债”方式实施的民营企业债转股项目，也是保险资管公司作为实施机构自主操盘的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以关注生物、健康、信息、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行业投资为主的前海母基金股权投资计划也已于2019年初通过注册。

科创板促进资本市场良性改革

中国证券报：科创板即将推出，你认为科创板的建立为资本市场带来哪些积极意义？

张辉：科创板的推出意义重大，科创板是鼓励通过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战术上积极布局。我们认为，股票发行注册制试点取得成功后，在将来可带蔽闹能进一步扩展到创业板和主板市场，带来资本市场整体的良性化改革。在科创板推出的第一个阶段，创业板应该会随着科创板的上市，整体的风险偏好一起提高；第二阶段，科创板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会加速，市场会越来越偏爱优质龙头公司。

当前，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效率还有待提升，尤其是我国金融业态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展水平不足。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破除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股权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引导长线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来看，科创板推出将在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改善市场结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险资或以三种方式参与科创板

中国证券报：科创板即将推出，贵公司在科创板业务方面布局如何？

张辉：科创板建立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制度的市场，对保险资金来说，在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收益的稳定性的情况下，未来可以尝试三种方式参与：一是根据保险资金投资的特点，未来直接参与科创板二级市场投资；二是部分科创板企业比较符合保险资金的投资属性要求，可以在较早期参与进去；三是在满足保险资金投资属性的前提下，借助有关工具实施参与指数化投资。

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方面，从投资的角度，保险资管公司参与的方式有：直接参与新发行股票的机构配售；在二级市场上直接交易；认购专注科创板的基金产品。

为了迎接科创板，我们公司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公司对科创板的发行规则、估值定价体系等进行系统性学习研究；对内部系统进行改造，以便适应、配合科创板投资的需求，包括不限于对交易系统、风控系统、估值系统等进行改造；公司权益投资部成立科创板研究小组，对已受理的拟上科创板公司进行持续跟踪和研究；从投资的角度进行多次培训，研究科创板投资策略，储备适合公司的投资方式。

对于保险资金等机构投资者来说，科创板对参与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将促使我们加强自身的专业能力建设。科创板由于其多项制度设置的特殊性，风险偏好在现有资本市场体系下是偏高的，包括涨跌幅的制度规定、相关上市公司技术成熟度、研发等经营风险等因素。在一定阶段内，科创板股票有可能呈现较大程度的波动，对参与的投资者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包括定价、上市公司基本面跟踪以及股票交易方面等。对于科创板上市企业的研究，还需要投资部门与投行业务部门加强沟通，用一二级联动的思维方式去研判。

“一视同仁”优化民企负债结构

中国证券报：光大集团李晓鹏董事长此前曾提出，支持民营经济要做到四个“一视同仁”，即信贷政策上一视同仁，不提高准入门槛；服务效率上一视同仁，不优柔寡断；激励约束上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产品创新上一视同仁，不左顾右盼。对应到保险资管方面，是否也有类似的举措？

张辉：四个“一视同仁”，是光大集团认真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要求，只要民营企业“股权清晰、治理健全、产业健康、信誉优良”，就应该得到和国有企业一样的金融服务。集团旗下的旅游、环保、健康、新科技等实业板块，可以通过和同业、产业链上下游民营企业在股权、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来化解民营企业金融风险，帮助企业做大做强。这其中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参与，保险资管机构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参与债转股基金、民营企业发展基金，通过资本注入、并购重组等方式，撬动更多资金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优化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结构。

光大永明资产按照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的指示，重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成立公司企业融资委员会，强化内部管理，提高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客户提供服务能力；二是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公司投研能力，在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债转股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以类永续债、股权计划、并购基金、夹层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解决民营企业多种融资需求；三是用好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鼓励市场化债转股、保险资管业协会绿色通道等政策，提高服务效率，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我们已经落地的一些项目也是积极响应了中央和集团的要求。光大永明-比亚迪动力电池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项目，总规模16亿元，投资期限4年，引导保险资金支持我国民营新能源产业发展。该债权计划获得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表扬，也是协会注册的绿色通道项目，做到了在“服务效率上一视同仁”。

光大永明资产和光大集团内企业一道，积极推进远兴能源债转股项目成功落地，通过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有效优化了远兴能源的资本结构，降低了负债水平，支持民营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发展成为行业龙头。该项目创造了三个“首单”：光大集团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首单以主动式“入股还债”方式实施的民营企业债转股项目，也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实施机构自主操盘的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项目在交易安排上实现了诸多创新：一是转股对象结合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二是退出通道多样且选择权大；三是风险保障措施全面。这充分体现了我司“在产品创新上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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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什么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在服务业内外开放方面，在文化产业方面，在医疗卫生领域。
【拓展资料】一、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25日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二、在服务业内外开放方面，朱民表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三、在文化产业方面，朱民强调，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四、在医疗卫生领域，朱民表示，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五、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明年经济金融工作十分重要。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入推进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开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实现“十四五”开好局提供有力支撑，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六、会议要求，要认真领悟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根本”规律性认识，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结合银行业保险业实际抓好细化落实。
七、一是全力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助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推进更高水平金融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助力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能。持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支持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消费潜在活力，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加大金融扶贫力度。三是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前瞻应对不良资产反弹，精准防控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压实各方责任，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化解风险。坚决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四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加快推动理财、信托转型发展，培育壮大机构投资者。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五是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提高金融法治化水平，对各类金融活动和行为依法实施全面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发展监管科技，大力提升监管效能。

⑼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方面有何差异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运用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行为。 间接融资是指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通过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实现融资的行为。

⑽ 央行等三部委发文统一信用债信息披露管理，解决哪些难点

信息披露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市场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近期，债券市场个别违约事件也侧面反映出目前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2月28日，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制定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发布，首次统一了公司信用类债券各环节的信息披露要求。

首次对债券违约等特殊情形信息披露进行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首次对企业被托管或接管、转移债券清偿义务、债券违约等特殊情形下的信息披露进行了规范，保障信息披露连贯性。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下称“会议纪要”）首次明确企业进入破产环节后，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由破产管理人承担。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表示，为与会议纪要做好衔接，《办法》专门增加了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的具体信息披露安排。

《办法》第24条规定，债券发生违约的，企业应当及时披露债券本息未能兑付的公告。企业、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企业财务信息、违约事项、涉诉事项、违约处置方案、处置进展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第25条规定，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或破产管理人应当持续披露破产进展，包括但不限于破产申请受理情况、破产管理人任命情况、破产债权申报安排、债权人会议安排、人民法院裁定情况及其他破产程序实施进展等。

《办法》第十二条、十三条要求：企业发行债券时应当披露治理结构、组织机构设置及运行情况、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企业应当披露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

“对企业的独立性提出要求，可以解决目前信息披露领域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要高度警惕违约企业发生虚假信息披露，或者是欺诈发行甚至是恶意“逃废债”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些行为对 社会 环境、对金融市场的信用质量都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人民银行下一步将会同发改委、证监会等相关部门，落实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的法治建设，强化市场纪律，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强化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要求，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和信用评级体系，推动债券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更加 健康 发展。

解决信息披露领域诸多难点

当前，我国公司信用类债券主要包括企业债、公司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这三种债券的信息披露要求并不完全相同。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办法》有利于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优化信息披露流程和要求、增强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度,对于完善债券市场基础制度、推动债券市场持续 健康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内容上来看，《办法》解决了目前信息披露领域的诸多痛点、难点。可总结为“四个统一、三个明确、两个提高和一个监督”。

四个统一，即统一信息披露基本原则；统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统一企业、中介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统一存续期重大事项认定标准及披露要求。

针对此前不同券种对重大事项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结合新《证券法》有关规定，《办法》第十八条明确了22项可能影响企业偿债能力或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例如，企业转移债券清偿义务、企业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等，企业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等。

三个明确是指，明确公司信用类债券的范围；明确特殊状态下的信息披露要求；明确市场自律组织及相关基础设施机构的要求。两个提高则是指，一是提高募集说明书和定期报告的规范性；二是提高投资者保护力度。

“募集说明书、定期报告作为投资者分析债券投资价值的重要信息来源，为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说明书作为债券基础性文件的法律约束力，《办法》首次从格式、内容、投资者类型等维度统一了募集说明书、定期报告的编制要求，在降低因规则不一致而带来的披露成本的同时，提升债券跨市场发行便利性，提高投资者保护力度。”上述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一个监督是指，《办法》以债券市场统一执法为基础，建立“行政手段+自律措施”的惩罚体系。《办法》明确，在跨市场统一执法的基础上，公司信用类债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违反《办法》规定的机构和人员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等监管措施，市场自律组织可以按照自律规则对企业、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违反自律规则或相关约定、承诺的行为采取自律措施。

统一监管

近年来，我国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快速发展，市场参与主体和产品不断丰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在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防范化解风险、推动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在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框架下，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共同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发展、推动规则统一的有效举措。

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会议纪要，针对三类债券的发行和交易活动所引发的三类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统一裁判尺度，完善统一的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债券处置机制。

此后，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第7号）》，同意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办法》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资本市场 健康 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又一重要工作成果。

公司信用类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在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